金末河南地区人口的迁入与外流_郝素娟.pdf

基金项目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移民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编号:2 0 2 1 N D B 1 4 1);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金代移民研究”(编号:2 2 F Z S B 0 2 7)。收稿日期2 0 2 2-1 1-1 3 作者简介 郝素娟,女,内蒙古民族大学法学与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2 0 2 3年3月内 蒙 古 社 会 科 学M a r.2 0 2 3第4 4卷 第2期I NN E R MON GO L I AS O C I A LS C I E N C E SV o l.4 4.2D O I:1 0.1 4 1 3 7/j.c n k i.i s s n 1 0 0 3-5 2 8 1.2 0 2 3.0 2.0 1 0金末河南地区人口的迁入与外流郝素娟(内蒙古民族大学 法学与历史学院,内蒙古 通辽 0 2 8 0 0 0)摘要 历史上,同一地区在短时间内出现人口大量迁入与外流的现象并不多见。金末因蒙古军不断南下,金宣宗迁都汴京(今河南省开封市),黄河以北数百万人口跟随宣宗迁入河南地区,成为河南地区人口的主体。金亡前后,河南地区人口又大量外流至河北、山东等地。人口的迁入虽对河南地区经济发展起到了快速推动作用,但加重了河南地区民户的负担,造成了严重社会问题,对金朝国运产生了消极影响。而人口的外流不仅破坏了河南地区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也影响了河南地区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直到元中期,河南地区经济才呈现生机。关键词 金末;河南地区;人口;迁入;外流 中图分类号K 2 4 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 0 0 3-5 2 8 1(2 0 2 3)0 2-0 0 7 3-0 8 金代河南地区即今河南省黄河以南地区,属于金南京 路。金 太 宗 天 会 五 年(1 1 2 7,宋 靖 康 二年),金军攻下北宋都城开封(今河南省开封市),北宋灭亡。金军将大量河南地区人口强制迁移北上,使得河南地区人口骤减,一直到金中期仍然人烟稀少。金宣宗贞祐南渡,数百万人口随之迁入河南地区;至金亡前后,河南地区人口又大量外流。在短短二十余年里,河南地区人口起伏变化巨大,这在古代移民史中是不常见的。遗憾的是,目前学界对此问题讨论甚少。鉴于此,本文勾稽金元时期相关史料,力图对金末河南地区人口从入迁到外流的历史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对金代移民史研究有所补益。一、贞祐南渡:河南地区人口的迁入贞祐二年(1 2 1 4),为避开蒙古军南下兵锋,金宣宗迁都汴京,史称“贞祐南渡”。宣宗迁都不仅是重大政治举动,更是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活动,大量宗室、官员、军人等跟随宣宗南迁,黄河以北的普通民众也渡河进入河南地区。(一)宗室、官员及其家属的南迁宣宗迁都时,金朝宗室基本全部南迁,其中迁往汴京的宗室大约就有五百多人。贞祐二年,宣宗37金代南京路,治今河南省开封市。金初改开封为汴京,海陵时号南京(参见 金史 卷2 5 地理中,中华书局,1 9 7 5年,第5 8 7页)。为行文方便,文中统一使用汴京之称。吴松弟对金末人口迁徙问题有所涉及,但未深入讨论。参见吴松弟 中国移民史 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 9 9 7年,第1 5 41 6 2页。本文主要讨论金朝境内河南地区人口的流动,因受史料和文章主旨所限,对河南地区人口流入南宋的问题暂不涉及。诏“迁卫绍、镐厉王家属于郑州”1(卷1 4 P.3 0 4),贞祐四年(1 2 1 6),“徙 卫 绍 及 镐 厉 王 家 属 于 京师”1(卷1 4 P.3 2 0),此 处 的 京 师 即 指 汴 京。天 兴 二年(1 2 3 3)正月,蒙古将领速不台进至汴京,四月,汴京留守之一、元帅崔立出降,“以梁王从恪、荆王守纯 及 诸 宗 室 男 女 五 百 余 人 至 青 城,皆 及 于难”1(卷1 8 P.3 9 8)。在青城(今河南省开封市封 丘门外)遇难的五百余人中就有卫绍王和镐厉王的家属。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宗室成员迁居河南其他地方。如宗室完颜思孝,磁州(治今河北省磁县)人,南渡后“居开之濮 阳,乃易姓王 氏,子孙至 今因之”2(P.5 1 6)。跟随宣宗南渡的还有朝中官员及其家属,“百官家属、亲王宗属皆行”3(卷2 4 P.3 3 1)。如右丞相僕散端,中 都 路(治 今 北 京 市)火 鲁 虎 必 剌 猛 安人1(卷1 0 1 P.2 2 3 0)。蒲察元衡,真定(治今河北省正定县)人,“贞 祐 初,从 狩 汴 都,拜 监 察 御史”4(卷9 7 P.1 4 0 8)。女真人高嗣荣,沃州宁晋(治今河北省宁晋 县)人,南 迁后,其父 任汴京左警 巡院使5(卷1 8 P P.3 1 13 1 2)。一些原籍在长城以北的女真官员和家 属 也 随 同 宣 宗 南 渡。如 夹 古 土 剌,合 赖路(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吉州)人,“贞祐初,大驾南巡,公以省掾扈行”4(卷9 7 P.1 4 1 0)。术甲脱鲁灰,北京路(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大明城)宋阿答阿猛安人,“贞祐二年,宣宗迁汴,率本部兵赴中都扈从”1(卷1 2 4 P.2 6 9 8)。这些官员及其家属都跟从宣宗迁往了汴京。同时朝中汉、契丹等族官员也随宣宗迁往汴京。如南渡后任户部侍郎的中山永平(治今河北省顺平县)人王括,尚书省右承、沃州(治今河北省赵县)人贾益谦,参知政事、应州(治今山西省应县)人高汝砺,东北路(治今吉林省洮安县四家子古城)契丹族官员移剌福僧、移剌塔不也等。1(P P.2 2 9 42 3 5 1)汉人、契丹人在朝中为官的数量不算少,他们基本都跟随宣宗南迁,因篇幅所限,此处不再详举。除朝中官员外,河北地区的地方官吏为求自保也纷纷携家南来,“金将亡,国势蹙愤,日挈都南徙,达官重族,弃播不自保”6(卷2 9 P.1 3 7 2)。尤其河北地区战乱不断,金朝统治秩序被严重破坏,吏治多苟且,“河北州县官吏多求河南差占以避难”,尽管金政府诏谕“河北州县官,令文武五品以上辟举,不听以它事差占,仍勒终任。有劳绩者但升遥领之职,应降罚者亦止本处居住”1(卷1 4 P.3 0 7),但诏令多成空文,官员及其家属仍不断南来。(二)军人和军户的南迁宣宗迁都,军人扈卫南来,驻守在汴京周围及其他要地。宣宗南迁汴京后,初以“河朔战兵三十万分隶河南行枢密及帅府”1(卷4 4 P.9 9 9),可见来自黄河以北 的3 0万 军 人 进 入 了 河 南 地 区。贞 祐 三年(1 2 1 5)八月,又“增步军万人,戍京以西,四万人戍京 以 东”,同 时 选“陕 西 骑 兵 二 千,增 京 畿 之卫”1(卷1 4 P.3 1 1),又在汴京附近的黄陵冈屯兵“二十万”7(卷1 1 9 P.2 9 3 3)。贞祐五年(1 2 1 7),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鲁奏称:“京南、东、西三路,屯军老幼四十万口。”1(卷4 7 P.1 0 5 5)可见,金宣宗南渡后,金朝驻守在汴京及京南、京东、京西路的军队就有9 5万左右。其中,虽然包括原来就驻守汴京及其附近地区的军人,但其数量不会很多,主要还是南迁军人。河南其他地区也有军队迁入驻守。元光元年(1 2 2 3)二月,宣宗诏徙中京(治今河南省洛阳市)、唐(治今河南省泌阳县)、邓(治今河南省邓州市)、商(治今陕西省商州区)、虢(治今河南省灵宝市)、许(治今河南省许州市)、陕(治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等州屯军及诸军家属赴京兆(治今陕西省西安市)、同(治今陕西省大荔县)、华(治今陕西省华县)就粮屯。1(卷1 6 P.3 6 1)据此可知,中京、唐、邓、商、虢、许等地均驻有重兵。此外,随着金朝领土不断丧失,陕西、山西、河北等地军人相继进入河南地区。如完颜陈 和 尚,原 驻 守 在 山 西、陕 西 一 带,正 大 六年(1 2 2 9),哀宗令陈和尚率“陕西归顺马军屯钧、许”1(卷1 7 P.3 8 2),进入河南地区。需要说明的是,金末军人南迁是一个持续过程,由于流动性强,加上战争中不断死亡、被俘等消耗,能够较长时间生活在移住地的军人数量不会太多。但其总体数量很大,因而对河南地区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军人南迁后,金宣宗开始谋议军人家属即女真军户南来。军户主要指列入军籍的女真军人家庭。宣宗出于“共图保守”1(卷4 7 P.1 0 5 2)的目的,不顾高汝砺等汉族大臣的反对,力主女真军户南迁。贞祐三年七月,女真军户开始南迁河南地区,此次迁徙行动相当迅速。八月,山东西路女真军户被安置在归德府(治今河南省商丘市南)及徐(治今江苏省徐州47兴定三年(1 2 1 9),金政权以汴京为核心,置京东、京西、京南三路行三司,东路治归德,南路治许州,西路治中京。参见 金史 卷1 0 0 李復亨传,第2 2 1 7页。兴定元年(1 2 1 7),洛阳升为中京,府曰金昌。参见 金史 卷2 5 地理中,第5 9 3页。市)、亳(治今安徽省亳州市)二州。1(卷1 4 P.3 1 1)九月,金政府安置河北东路女真军户于原武(治今河南省原阳县西南原武镇)、阳武(治今河南省原阳县)、封丘(治今河南省封丘县)、陈留(治今河南省开封东南陈留镇)、延津(治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北延州村)、通许(治今河南省通许县)、杞(治今河南省杞县)诸县。1(卷1 4 P.3 1 2)大 名 府 路 女 真 军 户 则 安 置 于 柘 城县(治今河南省柘城县北)。1(卷1 4 P.3 1 3)相比于其他各路军户,山东东路军户南迁时间较晚。兴定四年(1 2 2 0),山东东路军户“徙许州,命行东平总管府治之”1(卷1 6 P.3 5 5)。在以上军户安置中,未见河北西路和中都路军户的安置情况,这两路军户可能都迁往了汴京。如前文提到的丞相僕散端为中都路火鲁虎必剌猛安人,蒲察元衡和高嗣荣均为河北西路人。从贞祐三年开始至兴定四年,历经五年,女真军户迁徙安置完毕。金末南迁女真军户的人口数量史籍无载,准确数字难以知晓,但从部分官员的上疏中仍可窥知一二。贞祐四年,宰臣奏疏中称“今军户当给粮者四十四万八千余口”1(卷4 7 P.1 0 5 3)。同年,监察御史陈规的奏疏中也说:“比者徙河北军户百万余口于河南,虽革去冗滥而所存犹四十二万有奇,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1(卷1 0 9 P.2 4 0 6)据此来看,南迁女真军户约4 0多万。(三)女真民户的南迁金末南迁女真人中还有未入军籍的女真民户。如夹古之奇,跟随舅舅从滕州(治今山东省滕州市)迁往河南地区7(卷1 7 4 P.4 0 6 1);夹谷 思齐,“当金 之季年,奋 迹 行 阵,靡 有 定 居,由 大 同 徙 南 阳 之 郏县”2(P.5 1 4);孛术鲁翀,隆安(治今吉林省农安市)人,金末徙邓州顺阳(治今河南省邓州市西三十里)。8(P.1 9 3)金末南迁女真民户的数量可能要多于军户,这从官员上书中可以窥知。由于南渡后粮食供应不足,贞祐三年,金政府对南迁军户进行了整顿和淘汰。宣宗命翰林修撰冯璧“摄检察御史,汰逐之。公与同官立式:军户侨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伪代,主客同坐。总领撒各门冒劵四百余口。刻案以闻,诏杖杀之。故使节所至,争自首,减几及于半”9(卷1 9 P.5 1 9)。前引陈规所言于南迁军户中革去的冗滥之户当是冒充军户的女真民户,在南迁百万余口军户中,革去冗滥后尚存4 2万人,可知冒充军户者多达5 8万人。这些冒充军户者绝大部分都是女真民户。在南迁女真民户中,还有一定数量未冒充军户的人员,如果再加上这部分女真民户,则女真民户南迁的数量相当可观。(四)汉人民众的南渡政治中心的转移必然引发民众的迁徙浪潮。宣宗迁都,大量民众跟随南渡,“宣宗播汴,河朔逃兵之民,皆扶携妇子,从之而南”1 0(卷2 0 P.3 1 0)。鉴于民众不断南来,贞祐二年十二月,宣宗下诏“听民南渡”1(卷1 4 P.3 0 6),于是广大民众纷纷南下。当时民众多被困堵在黄河,“流民南渡,为北兵所挤阨于河,孟津渡尤为要塞积流民数十万,蹈籍以死”。孟州都统苟士忠上书朝廷,宣宗下诏“不拘常例,命曰海放流民,济以全活”1 1(卷3 5 P.4 1 3)。同时宣宗令公私船只昼夜放渡,故“河朔之民全活者众”1 1(卷3 6 P.4 1 7)。此后宣宗多次“谕有司,勿拒河北避兵之民,所至加存恤”1(卷1 4 P.3 0 9)。贞祐三年,金政府又谕山西流民“欲趣河南者听”1(卷1 4 P.3 0 9)。驻守中山的将领田琢“招集西京荡析百姓,得万余人”1(卷1 0 2 P.2 2 4 9),全部徙往了河南地区。随着黄河以北地区的相继失守,“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1(卷1 0 8 P.2 3 7 8)。兴定五年(1 2 2 1),宣宗“又谕枢密,河北艰食,民欲南来者日益多,速令渡之,毋致殍死”1(卷1 6 P.3 5 8)。正大年间,民众仍不断南来。正大五年(1 2 2 8),“时关中游骑充斥,老幼扣关者,无虑数十万独以关东为生路”,参 佐 张 汝 冀“即 命 开 关,西 民 由 是 免祸”4(卷9 6 P.1 4 0 0),这些人口主要流亡到河南地区。正大八 年(1 2 3 1),金 政 权“弃 京 兆,迁 居 民 于 河南”1(卷1 7 P.3 8 3),“京兆官民避兵在南山(今嵩山)者多至百万”1(卷1 6 P.3 6 4)。可见,陕西地区大量人口都迁入了河南地区。南迁民众主要集中在京师汴京,此外洛阳等地也有民众迁入,“凡襄、邓、唐、申、裕,在太宗世所残汉上诸州之民,避荒汴、洛间”1 0(卷1 3 P.1 8 9)。归德也有民众入迁,将领王均徙泗州(治今江苏省盱眙县西北)民四万于归德。1 0(卷2 1 P.3 3 1)金末民众迁往河南地区的人口数量史籍无载,而且大量民众在战乱中被俘或丧生,实际上也难以有准确的数字。这里依据几条史料,通过估算金末汴京人口的数量来推算金末汉人民众迁入河南地区的数量。元文类 卷5 7 耶律公神道碑 记载,“避兵在汴者,户一百四十七万”1 2(卷5 7 P.8 3 3)。战乱时期,按照每户5口计算,1 4 7万户则有7 3 5万人。如果57吴松弟认为金代每户5.9 66.7 1人。参见吴松弟 中国人口史 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 0 0 0年,第2 0 2页。再加上军人等,总体数量将超过7 5 0万人,以当时汴京城的规模很难容纳这么多人口,故1 4 7万户的记载似有误。元史 记载,“时避兵居汴者得百四十七万人”7(卷1 4 6 P.3 4 5 9),这里的1 4 7万人之数又似乎偏低。天兴元年正月,金政府“起近京诸色军家属五十万口入京”1(卷1 7 P.3 8 4);三月,蒙古军围攻汴京,四五月间,“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1(卷1 7 P.3 8 7)。由此可知当时汴京城内仅病死人口已超过百万。当时汴京城中除原有居民外,还有南迁宗室、官员和军人及其家属等,保 守 估 计 汴 京 城 内 避 兵 人 口 至 少 有2 5 0万。这2 5 0万人口中,包含汉人、女真人和契丹人等各族移民,其中汉人居多。汴京作为都城,移民迁入数量是最多的,河南其他地方也有数量不等的移民迁入,依此估算,金末入迁河南地区的汉人数量至少在三四百万左右。由上可知,金末迁入河南地区的女真军户和民户约1 0 0万,军人约1 0 0万,汉人有三四百万,加上宗室、官员及家属和少量契丹人,总计大约有五六百万人口。泰和年间,河南归德府有7 6 3 8 9户,河南府有5 5 6 3 5户1(卷2 5 P.5 9 0,5 9 3),开封府户数虽有疑误1(卷2 5 P.6 1 8),但开封府人口数要远多于其他两府应无疑问。宣宗南迁前,河南地区人口稀疏,故估算开封府(汴京)大致有1 5万户,这样河南地区3府1 5州,计有户7 0余万,如以每户6口计算,约有人口4 0 0余万1(卷2 5 P P.5 9 05 9 8),可见金末河南地区各族移民的数量超过了原住民,移民已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二、壬辰北渡:河南地区人口的外流金末,河南地区一方面作为战略要地和新都所在地,受战争破坏相对较晚,成为人口的主要入迁地。另一方面,由于灾荒不断,赋役繁重,人口在入迁的同时,也在不断外流。及至金亡,河南地区人口流失殆尽。(一)金亡前夕的人口外流宣宗南迁后,金政权动用民力维修宫殿,“工艺大兴,河南之民皆以为苦,又使朝官监役,分督方面,少不前,辄杖之”1 3(卷7 P.6 8)。徭役虽大大增多,但移民无需承担,全部徭役仍由土著民户承担,导致“随处土民久困徭役,客户贩鬻坐获厚利,官无所敛”1(卷1 6 P.3 5 9)。南迁后,金政权一切军国所需皆责之河南,使得河南地区人民赋税极重。超负荷的徭役加上繁重赋税,致使民众不断外流。同时由于河南地区自然灾害严重,民众饱受饥荒,被迫逃生。如兴定四年,“河南水灾,逋户太半”1(卷4 7 P.1 0 5 5)。金政府虽积极招抚流民复业,规定“复业之户免本租及一切差发,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违制论,阙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贷”,但“民恐既复之后生计未定而赋敛随之,往往匿而不出”。1(卷4 7 P.1 0 5 5)可以说滥用民力、赋役过重和自然灾害是金亡前夕河南地区人口外流的重要原因。(二)金亡之际的人口外流河南地区人口的大量外流始于京城汴京的失守。天兴元年(1 2 3 2)正月,蒙古军“大破金兵钧之三峰山,不能国矣”1 0(卷1 6 P.2 5 4)。三峰山之败,使汴京屏障丧失,三月,蒙古军围攻汴京,“百姓食尽,无以自生朝官士庶往往相结携妻子突出北归,众谓不久当大溃”1 3(卷1 1 P P.1 2 61 2 7)。五月,哀宗允许民众出京,民众纷纷北渡,“南中大夫士归河朔者,在所有之”1 2(卷3 7 P.4 8 9)。十二月,蒙古军攻下汴京,“时汴梁受兵日久,岁饥人相食”,蒙古将领速不台下令“纵其民北渡以就食”7(卷1 2 1 P.2 9 7 7)。这就是元人文集中所称的“壬辰北渡”。相对于贞祐南渡,壬辰北渡中的人口迁徙形式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北渡中诸多家庭结伴而行,相互照应。如 田 文 鼎“护 二 亲 北 渡,时 同 发 者 数 百家”1 4(卷4 9 P.2 3 3 5);僕散浩(僕散端之孙)“举家私属五百余口”1 5(卷6 P.3 3 9)与尼庞古醜的家族自汴京徙居长安(治今陕西省西安市)1 5(卷6 P.3 3 6)。许多贞祐年间南渡的家庭再次北渡,如前述夹谷之奇被舅舅带到东平(治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南)生活7(卷1 7 4 P.4 0 6 1);夹古思齐金亡徙居真定(治今河北省正定县),占籍赵州(治今河北省赵县)2(P.5 1 4)。辽东丹王的八世孙耶律履之子耶律辩才之前跟随宣宗南渡,北归后流寓 真 定。4(卷1 0 3 P.1 4 9 9)元 初 名 臣 张 德 辉,冀 宁 交城(治今山西省古交市)人,北渡后居住成安(治今河北省成安县)。1 6(卷1 0 P.2 1 3)67曹树基、李玉尚认为,战争之前汴京人口在2 5 0万左右(参见曹树基、李玉 尚 鼠 疫:战 争 与 和 平 中 国 的 环 境 与 社 会 变迁(1 2 3 01 9 6 0),山东画报出版社,2 0 0 6年,第8 0页);李忠琳、符奎认为有3 5 0万(参见李忠琳、符奎1 2 3 2年金末汴京大疫探析,载 医学与哲学2 0 0 8年第6期);吴松弟认为有2 0 0万(参见吴松弟 中国移民史 第四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 9 9 7年,第1 5 6页)。金代南京路共有1 9州,其中寿州、颍州、宿州和亳州在今安徽省境内,故此处计1 5州。其次,大量民众跟随颇有声望的原金朝将领北迁。如谢天吉在河南地区为官时“素有宽仁之度”,当时来投附的流民有数千人,“岁值凶荒,人皆相食,公廉于自奉,以余粮活其众,命皆保全”;北渡中,谢 天 吉 带 领 民 户“归 河 朔,悉 令 籍 为 编民”。1 7(P.2 7 7 8)李瑞先世为潞州上党(治今山西省长治市)人,金末南迁汴京,“京城疫作,纵饥民出。公倡率流播,救死扶羸,归那延撒吉似,悉编为氓者千七百余口”1 4(卷5 9 P.2 6 1 4)。那延撒 吉 似 的 封 地 在 东平,这1 7 0 0余人应迁往了东平。完颜从政,“天兴壬辰,河南破,从政率老幼千人归行台特进公(严实)于东平”4(卷1 0 4 P.1 5 0 7)。从这几条史料可知,跟随金朝将领北渡的人口数量不会太少。最后,大量民众被俘北上。这里仅举几例以见其详。窦继祖,京兆人,“正大末,京兆浩穰,迫徙洛阳,居岁余。京城不守乃徇众出降,渠帅尽驱以北”1 8(卷5 P.6 9 6),被蒙古军将领镇海“散之河北,使自食其力”,其 中 号 称“种 田 户”的 就 有“两 千 余家”1 9(卷1 9 P.2 6 4)。田雄,北京路人,大安末投靠蒙古军,“河南遂平,被旨诏城邑之未下者,不逾月,下十三城,获生口一十三万七千户有奇,及北徙渡河,悉纵遣之”1 5(卷6 P.3 3 9)。保守估计1 3.7万户约有五六十万人口。王世明,云中(治今山西大同市)人,跟随蒙古军南下,“国初从兵破汴,俘匠千人”,后被任命 为 匠 人 头 领,“擢 知 中 山 府 事,因 留 家焉”2 0(卷1 0 P.1 5 6),显然千余匠人也留在了中山(治今河北省定州市)。契丹贵族萧君弼,西京桓州(治今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北四郎城)人,汴京被攻陷后,萧君弼带“俘户几四百抵相州北方地寒,众必难保,独取状健者五十户以北至应州,择沃土居之,今名萧家寨云,是徙居应者”2 1(卷1 6 P.1 3 8)。除去徙居应州(治今山西省应县)的5 0户,其余3 5 0户可能留在了相州(治今河南省安阳市)。弘州(治今河北省 阳 原 县)也 有“汴 京 织 毛 褐 工 三 百户”7(卷1 2 0 P.2 9 6 4)。奥屯世英,金末任征行都统,在庆阳之战中归降蒙古军,后来奥屯世英“挈河南俘民老幼九千口”来到河中(治今山西省永济市蒲州镇)。1 5(卷7 P.3 4 3)总之,在蒙古军攻城拔寨中,河南地区大量民众被强制北迁。由上可知,金亡前后河南地区人口主要外流至河北、山东、山西等地。河北、山东为汉人世侯控制地,社会秩序相对稳定,且汉人世侯为增强实力、扩大声望,在主动招抚民众的同时,又实施文教政策,招揽士人。“壬辰北渡后,诸侯各有分邑开府。忠武史公之于真定,鲁国武惠严公之于东平,蔡国武康张公之于保定,地方二三千里,胜兵合数万。如异时齐晋燕赵吴楚之国,竟收纳贤俊,以系民望,以为雄夸。”2 2(卷5 P.7 6 8)对此,刘祁诗中有过生动描述:“方今河朔藩镇雄,衣冠往往罗其中。”1 3(卷1 4 P.1 8 1)上引史文中所称三公分别是指史天泽、严实和张柔,三人是蒙古政权分封在河北地区的汉人世侯。可以说汉人世侯积极招抚是移民流入其地的拉力,而北渡寻食和蒙古军驱赶是移民北上的推力。三、金末河南地区人口入迁与外流的影响贞祐南渡,数百万人口入迁河南地区,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也加重了当地民户的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金亡前后,人口外流和大疫中百万人口的丧生,使河南地区经济迅速凋敝。直至元朝大德年间,河南地区经济才出现生机。(一)人口入迁的影响金初,河南地区遭受宋金战争的破坏,经济凋敝,人烟稀少,已无北宋时期的繁华盛景。金宋皇统协议签订后,河南成为金防御宋的重要军事区,军事成为首要任务,经济发展次之,因此河南地区经济恢复发展相当缓慢,尤其是河南南部“人烟极凋残”。即使在号称“小尧舜”的金世宗大定时期,河南地区仍是“极目荒芜”2 3(P.3 7 1),“屡经兵革,人稀地广,蒿菜满野”2 4(卷1 1 P.1 2 3)。金末大量人口的南迁给河南地区带来了劳动力和农业技术,而汴京成为都城后,金政权高度重视河南地区经济发展,积极鼓励民众开垦,使河南地区农业获得了较大发展。兴定三年(1 2 1 9),尚书右承侯挚说河南地区“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1(卷4 7 P.1 0 5 4)。这里上、中、下田应该说的是旱田,每亩平均产粮一石,可见鼓励开垦的成效是非常明显的。政府还通过奖赏地方官吏的办法来推动农田开垦。兴定五年,南阳令李国瑞“创开水田四百余顷,诏升职二等”1(卷5 0 P.1 1 2 3)。官府积极的募民开垦使南阳田亩数增加明显,每亩产量也大大提高,“田凡五百余顷,亩可收五石,都得二十77推拉理论最早由英国学者拉文斯坦(R a v e n s t e i nE.G.)提出,后经不断补充、完善,成为国际学界比较流行的有关人口迁徙规律的阐释理论。参见R a v e n s t e i nE.G.,B i r t h p l a c ea n dm i g r a-t i o n,G e o g r a p h i c a lM a g a z i n e,1 8 7 6(3)。五万余石”1(卷1 0 0 P.2 2 1 8)。叶县县令刘从益招归流民数千垦田,“岁入七万余石”2 4(卷1 2 P.1 3 7)。宣宗还“敕令分治户部按行州郡,有可开者诱民赴功,其租止依陆田,不复添征,仍以官赏激之”1(卷5 0 P.1 1 2 3),使河南 郡 县 所 开 水 田 甚 多,“收 获 多 于 陆 地 数倍”1(卷5 0 P.1 1 2 3)。史载“河南自车驾巡幸以来,百姓凑 集。凡 有 闲 田 及 逃 户 所 弃,耕 垦 殆遍”1(卷1 0 7 P.2 3 5 6),充分说明河南地区农业获得了较快发展。人口的迁入虽促进了河南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加重了当地民户负担,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宣宗南迁后,金政权在河南地区驻守着至少百万军队,“今诸帅分兵不啻百万,一充军伍咸仰于官”1(卷4 7 P.1 0 5 4)。京南、京东、京西三路屯军4 0万口,“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1(卷4 7 P.1 0 5 5)。以4 0万屯军每年所需粮食1 4 0万石计算,百万军队所需粮食大约3 5 0万石。河南地区民户的负担大大加重,“用兵以来,调度百出,常赋所输皆创痍之民,经岁勤 勤 不 得 以 养 其 父 母 妻 子,而 以 之 佐 军 兴者”9(卷3 3 P.7 4 4)。金政权“坐食民租”之策,加剧了阶级矛盾。河南地区的民户除供养军队外,还需供养女真军户。据 金史 相关记载,金宣宗欲继续采用括地政策来解决南迁女真军户的生存问题,但在大臣们分析利害加以劝阻下作罢。贞祐三年(1 2 1 5)八月,反对括地的参知政事高汝砺针对“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夺之,何以自活”的实际情况,提出“倍益官租,以给军食”的建议,即主张用官租(国家所收的租赋)来解决女真军户生计问题,最终宣宗采纳了高汝砺的建议,于是实施“半给粮、半给实直”的政策。1(卷4 7 P P.1 0 5 21 0 5 3)当时“河南租地 计 二 十 四 万 顷,岁 租 总 一 百 五 十 六万”1(卷4 7 P.1 0 5 2)。整顿后的军户即使“半给粮”仍需要“岁支粟三百八十余万斛”1(卷1 0 9 P.2 4 0 6),远远超出了实收官租。故金政权采取了增加民户田租的办法,致使民户税租“率常三倍于旧”1(卷1 0 7 P.2 3 5 8),出现了“民 之 赋 役 三 倍 平 时,飞 挽 转 输,日 不 暇给”1(卷4 7 P.1 0 5 3)的情况。正如许古上书宣宗时所说,南迁女真军户“既弃其恒产无以自生,土居之民复被其扰”1(卷1 0 9 P.2 4 1 2),从而加剧了民族矛盾。总之,由于南迁后“军国调度,百色所须悉取办民间”1 4(卷5 2 P.2 4 0 4),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致使金末民众不断反抗。金末元初人元好问记载:“贞祐之乱,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为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一顾盼之顷,皆狼狈于锋镝之下,虽赤子不能免。”4(卷9 2 P.1 3 4 4)所谓“盗贼满野”说的就是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口大量迁入及金政府对南迁人口安置政策的失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二)人口外流的影响首先,金亡前后人口的外流破坏了河南地区一度取得的经济成果,打断了该地经济发展的正常进程。宣宗时期的人口外流已使河南地区出现“田野荒芜”的现象。1(卷4 7 P.1 0 5 5)哀宗时期,河南地区仅剩数州,人口或逃或亡,原有的经济发展成果几被破坏。蒙古军围汴京时,“汴京内外不通,米升银二两,百姓粮尽,殍者相望,缙绅士女多行乞於市,至有自食其妻子者,至于诸皮器物皆煮食之,贵家第宅、市 楼 肆 馆 皆 撤 以 爨”1(卷1 1 5 P.2 5 2 4)。天 兴 元年(1 2 3 2),汴京城破,“京畿诸邑,所至残毁”,“城中触 目 皆 瓦 砾 废 区,无 复 向 来 繁 侈矣”1 3(卷1 1 P P.1 2 21 2 6)。河南地区因金末迁都和人口南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犹如昙花一现。在汴京被围期间,城内大量人口因饥饿和瘟疫死去。金史后妃下 记载:“壬辰、癸巳岁,河南饥馑。大元兵围汴,加以大疫,汴城之民,死者百余万,后皆目睹焉。”1(卷6 4 P.1 5 3 3)金代著名医家李杲称:“往者,遭壬辰之变,五六十日之间,为饮食劳倦所伤而殁者,将百万人。”2 5(P.1 3)战乱、大疫造成百万人口丧生,这是金末河南地区民众遭受的一场重大灾难,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加速了金朝的灭亡。其次,人口的外流使河南地区在数十年中人口增长极其缓慢,阻碍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外流导致金亡后河南地区千里萧条,不复人烟。天兴二年(1 2 3 3),蒙古统治者“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元太宗八年(1 2 3 6),“复括中州户口,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7(卷2 P P.3 23 4)中州一般指河北和河南地区,而“河南兵荒之后,遗民无几”2 6(P.2 5 6),显然续增人口主要来自河北地区,且是河南地区流入河北的移民。除在战乱和大疫中丧生外,河南地区人口在金亡后基本外流。从金亡到元灭南宋近半个世纪中,河南地区人口增 长 与 经 济 发 展 都 极 为 缓 慢。元 宪 宗 二年(1 2 5 2),汴梁路(辖二十州、一府)“户三万一十87至元二十五年(1 2 8 8),改南京路为汴梁路。参见 元史 卷5 9 地理二,中华书局,1 9 7 6年,第1 4 0 1页。八,口一十八万四千三百六十七”7(卷5 9 P.1 4 0 1),河南府路(辖九县)(河南府即金中京金昌府),“户九千五百二,口六万五千七百五十一”7(卷5 9 P.1 4 0 3)。两路共有3 9 5 3 8户,此时距金亡已有近二十年。可见该时期河南地区人口数与金末相比少了很多,人口稀少自然不利于其经济发展。南下中原后,蒙古政权开始实行屯田,但河南地区屯田开展较晚。宪宗二年,蒙古政权设立“河南道经略司于汴梁”,任用杨惟中为使,在唐、邓、申(治今河南省南阳市)、裕(治今河南省方城县)、嵩(治今河南省嵩县)、汝(治今河南省汝州市)、蔡(治今河南省汝南县)、息(治今河南省息县)、亳(治今安徽省亳州市)、颍(治今安徽省阜阳市)诸州开展屯田。7(卷1 4 6 P.3 4 6 7)河南地区是蒙古政权南下攻打宋朝的重要基地之一,故屯田多为军屯。中统四年(1 2 6 3),河南统军司奏报:“屯田民为保甲丁壮射生军,凡三千四百人,分戍沿边州郡。”7(卷5 P.9 3)至元二年(1 2 6 5),元世祖下诏:“孟州之东,黄河之北,南至八柳树、枯河、徐州等处,凡荒闲地土,可令阿术、阿剌罕等所领士卒,立屯耕种,并摘各万户所管汉军屯田。”7(卷1 0 0 P.2 5 6 6)蒙古政权在河南地区“立屯耕种”的直接目的是解决攻打南宋所需的军饷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为促进河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其时因襄阳久攻不下和军饷不足,蒙古政权常命屯田 户 充 军,再 发 民 众 进 行 军 屯。如 至 元 五年(1 2 6 8),以陈(治今河南省淮阳县)、毫、颍、蔡等处屯田户充军。7(卷6 P.1 1 7)第二年,“以攻襄樊军饷不足,发南京、河南、归德诸路编民二万余户,于唐、邓、申、裕等处立屯”7(卷1 0 0 P.2 5 6 6)。姚燧曾很好道出蒙古政权在河南地区屯田的目的:“戍兵积谷,与襄掎角凡十五年,乃大集天下之兵,又长围六年而下之”1 0(卷7 P.1 0 9)。攻下襄阳后,河南地区在很长时间内仍是蒙古政权供给军队、防御南宋的要地。虽然河 南 地 区 屯 田 规 模 很 大,“总 兵 十 万,屯 田 千里”1 0(卷7 P.1 0 5),但并没有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另外,南宋一直对河南地区进行争夺,也影响了金亡后河南地区人口的迁入。元世祖初期,对宋战争尚未取得明显优势,因而未将归附的南宋人口安置在临近南宋的河南地区,而是将其大部分迁居黄河以北地区,因而河南地区人口恢复相当缓慢。如中统二年(1 2 6 1),忽必烈命“渡江新附民留屯蔡州者,徙居怀孟,贷其种食”7(卷4 P.7 2)。加之蒙古贵族侵占耕地为牧场,自然灾害较为频繁等,严重影响了河南地区经济的复苏发展。直到元成宗大德年间,河南地区经济才展露生机,“河南先民疏土旷,田价至弱逮今民日生集,从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1 2(卷1 7 P.2 2 1)。从“民疏土旷”到“民日生集”,从“田价至弱”到“价倍十百”,反映出人口增加、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土地价格也迅猛增长的情况,说明 河南地区人 口和经济有 了明显上升 和发展。综上所述,金末贞祐南渡和壬辰北渡使河南地区人口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变化。虽然历史上因战乱而发生人口迁徙是常见现象,但伴随政权的转移,同一地区短期内发生人口入迁与外流的现象并不常见。人口迁移作为一种社会与经济现象,其迁入与迁出对迁入地和迁出地均会产生重要影响。金末各族民众及军人五六百万人口南迁,对河南地区经济发展暂时起到推动作用,取得了金初以来的最好发展成果。但“军兴以来,调度繁夥,民不聊生,逋 窜 者 十 七 八,吏 因 缘 为 奸,户 口 日耗”1 5(卷6 P.3 3 7)。连哀宗亦承认:“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脑以养军。”1(卷1 7 P.3 8 4)土著民户负担加重,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对金朝国运产生了消极影响。金亡后,河南地区人口基本流散或死亡,“贞祐南渡”以来的人口移民成果全部付之东流2 7(P.1 5 7),河南由金末人口密集地区再次变为人烟稀少地区。人口外流对河南地区政治、经济、社会造成严重破坏,深刻影响了其历史发展进程。此后几十年中,河南地区成为蒙古政权防御、进攻南宋的重要军事基地,其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相对缓慢。直到元代中期,河南地区经济才发展起来,成为元朝国家税收的重要输送地区之一。从入迁到外流,金末河南地区移民问题不但可以作为认识金政权移民政策及国家治理等问题的一个极好案例,亦为研究移民史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参考文献1 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5.2 黄溍全集(下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 0 0 8.3 宇文懋昭.大金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6.4 张金吾.金文最M.北京:中华书局,1 9 9 0.5 胡祗遹.紫山大全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1 9 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 9 8 6.6 袁桷集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2.7 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 9 7 6.978 顾嗣立.元诗选(第二集)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7.9 元好问全集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 9 9 0.1 0 姚燧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 0 1 1.1 1 郝经.陵川集M.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 1 9 2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 9 8 6.1 2 苏天爵.元文类 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 9 5 8.1 3 刘祁.归潜志M.北京:中华书局,1 9 8 3.1 4 王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3.1 5 李庭.寓庵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3.1 6 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M.北京:中华书局,2 0 1 9.1 7 阎凤梧.全辽金文(第三册)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 9 9 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