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在生产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pdf

中经智库 40无论是从欧洲部分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前20年平均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看，还是从巩固减贫成就顺次开展缓解相对贫困工作需要看，继续发展生产力、保持适度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第一要务。共同富裕包括“共同”和“富裕”两部分。其中，“富裕”是“做大蛋糕”，是生产力范畴；“共同”是“分配蛋糕”，是生产关系范畴。合在一起，就是要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正确认识“富裕”与“共同”矛盾运动规律。那就是，“富裕”决定“共同”，“共同”反作用于“富裕”。两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具体来说，合理“分配蛋糕”对“做大蛋糕”起推动作用，不合理“分配蛋糕”（差距过大或绝对平均）都会阻碍“做大蛋糕”。但共富以先富为前提，而“无生产力不富”，从生产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富裕的唯一途径。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动力，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和必由之路。在生产端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是动力和方向、战术路径和战略目标的关系。一、共同富裕的实践历程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基本理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描述过“大同”社会，但中国对共同富裕的实践要从共产党成立时算起。从党史分期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实践追寻可分为五个阶段：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共同富裕 创 造 了 根 本 的 政 治 条 件；19501978年，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所有制基础和最基本的制度保证；19792012年，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 国 减 贫 进 程 加 快 推 进；20132020年，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迈入脱贫攻坚新阶段；2021年至今，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进入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路线图的历史阶段。其中，后四个阶段对应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历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既是政策对共同富裕直接发挥作用的阶段，也是根据不同时期共同富裕不同的问题导向，承前启后针对性开展不平等政策治理的阶段。党的文件首次出现“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是在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中，是作为改造农业的工具提出来，后来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此，中国废除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而且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由于从张月友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志彪丨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教授坚持在生产端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新发展理念虽然强调“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但前提是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要求在发展中推动共享。41分配端对共同富裕的过度与激进追求，使得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向前推进。我国基尼系数虽然在这一时期低于0.2的绝对平均水平，但人民追求普遍温饱的初级诉求没有解决，而且在19601978年间，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几乎是逐年下降、逐年下台阶，如19601967年，由4.33%下降到3.18%；19681978年，由2.87%下降到1.74%。这一时期，中国总体上处于共同贫穷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前一阶段出现的普遍贫穷问题，邓小平同志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两个大局”的“共同富裕”思想框架，实施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践行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目标和路径，针对发展中出现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在突出强调效率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市场化改革获得重大突破，对外开放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方向转变。其结果表现在共同富裕上是，我国私人财富大幅增长带来了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同时沿海有条件的地方快速发展起来，使得东西部发展的差距逐步拉开，中国进入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期。这一时期，我国基本解决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经济的世界比重在1991年至2000年期间开始逐年上升。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提出了“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新思路。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时期虽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仍然在生产端。比如，虽然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但在具体路径和措施上，走的是大力推进如产业扶贫和劳动力培训转移，积极开展易地搬迁扶贫和生态移民等从生产端提高落后地区生产力的路子。更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也包含了包容性增长的含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加大了土地城市化力度，大力发展省级开发区，撤县并区也如火如荼。中国城镇化的加速，极大地改善了居民住房难题，推动了农村城市化进程，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中国劳动者报酬比重有所上升，收入差距扩大虽然有所缓解，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有所下降，房地产也一跃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01年至2005年，我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由4.02%上升到4.82%，2006年至2012年，这个比重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率加速上升，比重数据逐年分别为5.35%、6.12%、7.23%、8.46%、9.21%、10.31%，11.41%。但同时，我国共同富裕出现新的难题：城市和农村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房地产市场化扩大了财富不平等，中国进入了财富不平等急剧扩大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经智库 42思想的主要内容，强调“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关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期叠加、新常态与高质量发展：2013年上半年政治局讨论经济形势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我国当前经济正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的重要判断；2013年12月10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讲话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2017年12月18日至20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于共享，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新性提出精准扶贫，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创新性提出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创新性提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成渝都市圈发展战略等；创新性提出大力推进革命老区边疆地区加快发展，解决区域间协调发展难题；创新性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强内外联动，解决国内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新发展理念虽然强调“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但前提是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要求在发展中推动共享。2021年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将发展与共享结合，提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第一，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2021年3月12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首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也即“十四五 时期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和“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共同富裕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在2021年5月20日出台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第二，共同富裕目标成为党的经济路线。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专题研究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问题，明确了促进共同富裕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中，初次分配和三次分配本质上是关于生产端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差别只是，前者是在生产端发展物质文明，后者是在生产端发展精神文明。实质是进一步把共同富裕目标上升到经济路线高度。这意味着，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发展的不平衡现状必须得到改善，我国各项工作特别是经济工作须以共同富裕的目标为根本遵循。第三，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022年10月16日，二十大报告深入系统地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完整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指出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五大特征。其中，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三大特征与共同富裕有关。并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求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新性提出规范财富积累机制和调节“过高”收入。这些任务的完成都只有靠在生产端高质量发展才能完成。经过近10年的接续奋斗，202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经济的世界比重也由2012年的11.41%稳步提升到2021年的18%，达到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比重基本持平的新高度。综上，历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共同富裕的探索实践表明，凡是从生产端促进共同富裕，中国经济就是健康的，而且，虽然“收入增长越快，分配越多”的分配模式与欧美国家一致，但我国底部收入群体的贫困率大为改善。反之，不重视在生产端推进高质量发展，而一味地追求平均分配，则会带来灾难和共同贫穷。二、继续发展生产力、保持适度经济增长仍是第一要务从全球范围来看，除了少数实现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富裕国家的财富差距普遍小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贫穷国家。这一现象在不同国家之间和在一国内部同样存在。譬如，相对富裕的北欧国家平均的基尼系数小于相对贫穷的东欧国家。而在中国国内，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收入差距高于城市地区。过去，在增量创造时代，我国国民财富增长扣除掉总人口增长之后还有大量剩余，GDP增长能够保障人均财富增速继续上升。也即，微观主体经济活动是正和博弈，有利于共同富裕。如今，中国经济发展步入“L形”新常态，如果任由这一趋势继续，不能有效阻遏“L形”逐级下台阶，中国经济将进入存量分配时代，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将是零和博弈。零和博弈意味着，一些人跑得更快的同时，另一些人必须跑得更慢，也即一些人如想保持过去的财富增速，必须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财富增速为代价，在时间周期上即表现为经济分化和财富的马太效应，从而与共同富裕的宗旨背道而驰。我国虽然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欧洲国家20世纪40年代中期左右水平，仍然是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有两组数据需要引起重视：第一，根据分组调查数据，我国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在2019年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第二，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现价计算标准，以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测算，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折算成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每天2.2美元。而2022年9月，世界银行更新了全球贫困线。基于2017年物价并按购买力调整，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三条全球贫困线分别更新为每天2.15美元、3.65美元和6.85美元。中国目前的贫困线还低于中低收入国家贫困线。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欧洲部分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前20年平均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看，还是从巩固减贫成就顺次开展缓解相对贫困工作需要看，继续发展生产力、保持适度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第一要务。2021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44万美元，距离世界银行按照2022年7月标准划定的高收入国家13205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门槛值仅一步之遥，不出意外，今年就将达到这一水平。但一些南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也表明，人均国民收入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并不意味着都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像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经济都曾达到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但随后几年又退回到中等收入水平。要想持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目前基础上，继续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是基础，具体说就是要经历长达1215年左右5%7%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才能确保我国将高收入国家门槛值远远地“抛在身后”。当然，我国在“十四五”期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远景目标的基本前提。分配端对共同富裕的过度与激进追求，使得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向前推进。我国基尼系数虽然在这一时期低于0.2的绝对平均水平，但人民追求普遍温饱的初级诉求没有解决，而且在19601978年间，中国经济占世界比重几乎是逐年下降、逐年下台阶，如19601967年，由4.33%下降到3.18%；19681978年，由2.87%下降到1.74%。这一时期，中国总体上处于共同贫穷之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前一阶段出现的普遍贫穷问题，邓小平同志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两个大局”的“共同富裕”思想框架，实施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生产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践行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先富”目标和路径，针对发展中出现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为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在突出强调效率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市场化改革获得重大突破，对外开放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方向转变。其结果表现在共同富裕上是，我国私人财富大幅增长带来了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同时沿海有条件的地方快速发展起来，使得东西部发展的差距逐步拉开，中国进入收入不平等急剧扩大期。这一时期，我国基本解决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中国经济的世界比重在1991年至2000年期间开始逐年上升。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科学发展观”重要思想，提出了“妥善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新思路。在此思想指导下，中央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时期虽然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解决问题的侧重点仍然在生产端。比如，虽然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但在具体路径和措施上，走的是大力推进如产业扶贫和劳动力培训转移，积极开展易地搬迁扶贫和生态移民等从生产端提高落后地区生产力的路子。更重要的是，科学发展观本身也包含了包容性增长的含义。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加大了土地城市化力度，大力发展省级开发区，撤县并区也如火如荼。中国城镇化的加速，极大地改善了居民住房难题，推动了农村城市化进程，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中国劳动者报酬比重有所上升，收入差距扩大虽然有所缓解，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有所下降，房地产也一跃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2001年至2005年，我国经济占世界比重由4.02%上升到4.82%，2006年至2012年，这个比重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率加速上升，比重数据逐年分别为5.35%、6.12%、7.23%、8.46%、9.21%、10.31%，11.41%。但同时，我国共同富裕出现新的难题：城市和农村地区内部的贫富差距一直在扩大；房地产市场化扩大了财富不平等，中国进入了财富不平等急剧扩大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包括“共同”和“富裕”两部分。其中，“富裕”是“做大蛋糕”，是生产力范畴；“共同”是“分配蛋糕”，是生产关系范畴。合在一起，就是要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关系原理，正确认识“富裕”与“共同”矛盾运动规律。那就是，“富裕”决定“共同”，“共同”反作用于“富裕”。两者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具体来说，合理“分配蛋糕”对“做大蛋糕”起推动作用，不合理“分配蛋糕”（差距过大或绝对平均）都会阻碍“做大蛋糕”。但共富以先富为前提，而“无生产力不富”，从生产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富裕的唯一途径。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既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动力，也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先决条件和必由之路。在生产端促进高质量发展与实现共同富裕是动力和方向、战术路径和战略目标的关系。一、共同富裕的实践历程共同富裕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的基本理想，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描述过“大同”社会，但中国对共同富裕的实践要从共产党成立时算起。从党史分期的视角看，中国共产党对共同富裕的实践追寻可分为五个阶段：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共同富裕 创 造 了 根 本 的 政 治 条 件；19501978年，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所有制基础和最基本的制度保证；19792012年，改革开放极大促进了中国发展，中 国 减 贫 进 程 加 快 推 进；20132020年，中国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国减贫迈入脱贫攻坚新阶段；2021年至今，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进入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路线图的历史阶段。其中，后四个阶段对应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历代领导集体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既是政策对共同富裕直接发挥作用的阶段，也是根据不同时期共同富裕不同的问题导向，承前启后针对性开展不平等政策治理的阶段。党的文件首次出现“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是在1953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的 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 中，是作为改造农业的工具提出来，后来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此，中国废除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而且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由于从我国在“十四五”期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远景目标的基本前提。43富差距普遍小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贫穷国家。这一现象在不同国家之间和在一国内部同样存在。譬如，相对富裕的北欧国家平均的基尼系数小于相对贫穷的东欧国家。而在中国国内，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收入差距高于城市地区。过去，在增量创造时代，我国国民财富增长扣除掉总人口增长之后还有大量剩余，GDP增长能够保障人均财富增速继续上升。也即，微观主体经济活动是正和博弈，有利于共同富裕。如今，中国经济发展步入“L形”新常态，如果任由这一趋势继续，不能有效阻遏“L形”逐级下台阶，中国经济将进入存量分配时代，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将是零和博弈。零和博弈意味着，一些人跑得更快的同时，另一些人必须跑得更慢，也即一些人如想保持过去的财富增速，必须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财富增速为代价，在时间周期上即表现为经济分化和财富的马太效应，从而与共同富裕的宗旨背道而驰。我国虽然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相当于欧洲国家20世纪40年代中期左右水平，仍然是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有两组数据需要引起重视：第一，根据分组调查数据，我国低收入组和中间偏下收入组共40%家庭户对应的人口为6.1亿人，年人均收入在2019年为11485元，月人均收入只有1000元。第二，我国现行脱贫标准是农民年人均纯收入按2010年不变价计算为2300元。综合考虑物价水平和其他因素，逐年更新按现价计算标准，以每年6%的增长率调整测算，2020年全国脱贫标准约为人均纯收入4000元，折算成人均可支配收入10000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每天2.2美元。而2022年9月，世界银行更新了全球贫困线。基于2017年物价并按购买力调整，低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中高收入国家三条全球贫困线分别更新为每天2.15美元、3.65美元和6.85美元。中国目前的贫困线还低于中低收入国家贫困线。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欧洲部分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前20年平均接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看，还是从巩固减贫成就顺次开展缓解相对贫困工作需要看，继续发展生产力、保持适度经济增长仍然是我国第一要务。2021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1.244万美元，距离世界银行按照2022年7月标准划定的高收入国家13205美元的人均国民收入门槛值仅一步之遥，不出意外，今年就将达到这一水平。但一些南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也表明，人均国民收入达到高收入国家门槛值，并不意味着都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像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经济都曾达到过高收入国家门槛值，但随后几年又退回到中等收入水平。要想持久摆脱中等收入陷阱，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目前基础上，继续保持一个较长时间的中高速增长是基础，具体说就是要经历长达1215年左右5%7%的中高速增长阶段，才能确保我国将高收入国家门槛值远远地“抛在身后”。当然，我国在“十四五”期间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是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一远景目标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