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doc

(完整版)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汉乐府《饮马长城窟行》
【教学要求】
1。了解汉乐府的基本概况及艺术特色。
2。了解汉乐府在中国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作用。
3。通过《饮马长城窟行》的学习,掌握汉乐府诗歌的审美特点。

【题 解】
《饮马长城窟行》为汉代乐府古题，属《相和歌辞·瑟调曲》。相传古长城边有水窟，可供饮马,曲名即由此而来。秦、汉时人以远戍长城为苦，后随之成为艰苦行役生活的象征.本诗用女子第一人称口吻抒写思妇思念征夫的情愫。
这首歌辞，《玉台新咏》署蔡邕作，而《文选》只载作“古辞”,不署蔡邕。

【专书介绍】
汉乐府，原是汉初采诗制乐的官署，后来又专指汉代的乐府诗.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官,可能当时已设有乐府.武帝时乐府规模扩大，成为一个专设的官署，掌管郊祀、巡行、朝会、宴飨时的音乐,兼管采集民间歌谣，以供统治者观风察俗,了解民情厚薄。这些采集来的歌谣和其他经乐府配曲入乐的诗歌即被后人称为乐府诗。东汉仍设有乐府.
辑录乐府诗，最早见于南朝梁时沈约的《宋书·乐志》,而后有南朝陈时徐陵的《玉台新咏》、隋代王僧虔的《伎录》、智匠的《古今乐录》，唐代吴兢的《乐府古题要解》,宋代郑樵的《通志·乐略》等。但保存乐府诗最完备的总集还是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辑录了从不尽可靠的陶唐氏之作到五代的歌谣与乐府，共计100卷，又将自汉到唐的乐府诗分为12类，主要保存于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之中。其中《郊庙歌辞》中首列的《汉郊祀歌》是西汉文人为宗庙祭祀作的乐歌；《鼓吹曲辞》、《相和歌辞》和《杂曲歌辞》中题下标明“古辞”的作品，基本上都是西汉民歌。《杂曲歌辞》收录的文人作品中有一些出自东汉。
汉乐府深受«诗经»、楚辞的影响，“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艺术上,以叙事为主，标志着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成熟。语言朴实，表现手法丰富。形式上，汉乐府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特别是五言诗为汉代民间首创,后来经过文人加工，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
《汉书·艺文志》载，两汉乐府民歌有138首。现存40余首,多为东汉时期作品，主要保存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近人黄节编著的《汉魏乐府风笺》和今人曹道衡的《乐府诗集》都是较好的选注本.
【课文分析】
1。层次内容：这是一首汉乐府民歌，抒写怀人情愫。诗歌的笔法委曲多致，完全随着抒情主人公飘忽不定的思绪而曲折回旋。比如诗的开头，由青草绵绵而“思远道”之人;紧接着却说“远道不可思”，要在梦中相见更为真切；“梦见在身边”，却又忽然感到梦境是虚的，于是又回到相思难见上。八句之中，几个转折，情思恍惚，意象迷离，亦喜亦悲，变化难测，充分写出了她怀人之情的缠绵殷切.
  诗中所写思妇种种意想，似梦非梦，似真非真。如诗中所写她家有人归来和自已接到“双鲤鱼”“中有尺素书"的情节,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一种极度思念时产生的臆象。剖鱼见书,有着浓厚的传奇色彩，而游子投书,又是极合情理的事。作者把二者糅合在一起，以虚写实,虚实难辨，更富神韵。
  最令人感动的是结尾。好不容易收到来信，“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却偏偏没有一个字提到归期。归家无期，信中的语气又近于永诀，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大概是寄信人不忍明言，读信人也不敢揣想的。如此作结，余味无尽.
2.艺术特色
（1）。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
比兴手法的巧妙运用。“兴之为义，是诗家大半得力处。"（清李重华《贞一斋诗说》)那么,何谓“兴”？杨万里云：“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答徐达书》）在以无思无虑的自然心态与物自由交往之时，忽而出现的心与物的自然契合，就是“兴”. “青青河畔草” 以“草"起兴,表达对远方伊人的思念。
(2).通过人物动作、心理描写塑造思妇形象。
（3）.双关、顶针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诗作回环往复，感情真挚。

【思考与练习提示】
1.这首诗的艺术构思有何特点？
答:随着抒情主人公飘忽不定的思绪而曲折回旋，由现实到梦境，又由梦境回到相思难见的现实，亦虚亦实，以虚写实，其构思极富神韵。
2.“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两句对全诗的叙事抒情有何作用？
答：“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因为看见河畔的青草引起来她对远人的怀念.“绵绵”上承“河畔草”，下启远道之思,一语双关，既形容“草”，又形容“思”，把兴与赋紧紧地联系起来，虽然意象跳跃很大，读起来却令人感到自然流畅。
3.分析本诗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对塑造思妇形象的作用。
答：景物描写：由“青青河畔草”引出思妇的思念和忧虑之情。
心理描写：“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 通过这些心理描写来创造一种悲凉的气氛，进一步深化主题。
4.体会本诗深情而朴素的语言风格.
答:略。

【相关参考资料】
（一）乐府
1。秦﹑汉间的乐府建置： 乐府建置始于秦代，与“太乐"并立﹐分属内廷掌管﹐根据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及1977年始皇陵出土的错银“乐府”钟.梁刘勰﹑唐颜师古﹑宋郭茂倩及郑樵﹐皆据《汉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之说﹐把“乃立乐府”解释为始创乐府的建置。宋王应麟﹑清何焯等曾据汉惠帝二年的史料提出异议.实则《史记·乐书》与贾谊《新书》亦早有武帝以前的有关乐府记述。今人以为乐府始创于秦﹐汉初因袭之；汉武帝立乐府﹐应解释为乐府机构的大规模扩建.
　　哀帝罢乐府与晋﹑隋间的太乐乐府： 公元前7年﹐汉哀帝裁撤乐府官﹐下诏：“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对于这一史实﹐有“罢(停办）”﹑“省（精简机构）”两种解释。《汉书·礼乐志》明确记述:当时的乐府员工﹐经过裁减﹐余下47%﹐并入太乐机构。晋﹑隋间﹐有“太乐乐府”之名﹔《隋书·音乐志》郑译乐议讨论“三声并戾”﹑“三声乖应"问题﹐前称乐府﹐复称太乐﹐可见这一时期乐府与太乐仍为同一机构。唐代在太乐署之外﹐无乐府之名﹐另设教坊与梨园。此后就不再有乐府机构的设施。
　　乐府与雅﹑俗乐的关系： 汉初乐府令夏侯宽为《安世乐》“备其箫管"﹐属雅乐的礼仪活动﹐其乐实为当时民间俗乐的“楚声"。武帝时﹐李延年更用大量的民间俗乐从事郊祀礼仪活动。晋﹑隋间太乐乐府用“清商音律”。至唐代﹐太乐署仍然兼管雅﹑俗乐。这些史实说明中古以前﹐太乐或乐府作为音乐机构与它们所管理的音乐之间﹐并无严格的雅﹑俗界限。太乐或乐府作为宫廷机构﹐所掌音乐的种属往往与君主的好恶有关。君主中有为的创业者如汉高祖﹑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思想豁达﹐不拘泥于雅﹑俗之见的﹔隋文帝有所偏颇﹐但他所提倡的“华夏正声"﹐实为南朝“清商乐”﹐不过是以前代俗乐为雅乐罢了。王运熙《乐府诗论丛》以为太乐掌雅乐而乐府掌俗乐的分立二署之说﹐是宋代以后雅﹑俗异流思想的反映﹐实以后代制度推论前事。
　　乐府与乐府诗词: 音乐文学的史料中以乐府借称乐府诗词﹐已成通例﹐最是出现这种用法的是梁刘勰的《文心雕龙·乐府第七》。至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用乐府二字来概括入乐的诗歌。再晚﹐某些文人将套用歌词体式的不入乐的诗﹑词﹑曲亦皆名之为“乐府”﹐则是名词的混用了。
（二）、乐府诗的分类
宋代郭茂倩编【乐府诗集】一百卷,这是一部对唐五代以前的乐府诗带有集大成性质的总集,它将历代乐府诗分为十二类:
1.【郊庙歌辞】是朝廷祭祀用的乐章。古代皇帝立郊祭祭天地,於宗庙祭祖先，郊庙歌辞便是郊祭,庙祭时歌颂天地,祖宗的乐章.
2.【燕射歌辞】是帝王宴请宗族，亲友，宾客和大射时所奏的乐曲。
3。【鼓吹歌辞】起初是一种军乐，后来一度与俗乐结合,但汉以后又转为雅乐，用於朝会,田猎，道路，游行等场合。歌词今存【饶歌】十八篇，其中有若干首是民歌.
4。【横吹曲辞】也是一种军乐,来自西域。汉曲多已不存,【乐府诗集】中所收的【梁鼓角横吹曲】是从北朝传来的，其中保留了一些北方民族的民歌。
5。【相和歌辞】原是汉代的民间歌曲，包含不少民歌，后来产生了大量受民歌影响的文人作品.相和歌中的平调,清调，瑟调三部类，称清商三调,曹魏开始特别发展，成为相和歌的主要部份.
6。【清商曲辞】是南朝入乐的歌曲，郭茂倩将这些歌曲分为【吴声歌】和【西曲歌】,晋,宋，齐时代江南一带的【子夜歌】就收在吴声歌曲中。
7。【舞曲歌辞】现是配合吴踊而作的，郭茂倩分为雅舞,杂舞两大类,前者用於「郊庙朝餐」,后者用於宴会游乐。
8.【琴曲歌辞】是由琴伴奏而作的歌辞。
9。【杂曲歌辞】这类歌辞所收曲调，在唐宋时代配乐情况已不清楚,有的只是文人案头之作，根本没有配乐.因其数量甚多,内容复杂,故称为杂曲歌辞.察其风格，多数与相和歌辞,清商曲辞相近。
10.【近代曲辞】这一部分是收编的隋唐两代的乐府作品。这一部分收罗较庞杂，且都是文人作品.
11。【杂谣歌辞】包括一些历代民间谣谚和一些短歌，其中还有不少童谣，收罗是较为庞杂的.
12。【新乐府辞】指的是唐代诗人所写的「即事名篇，不复倚傍」的一种歌行体的乐府.由杜甫肇始,而元稹,白居易发扬光大。新乐府辞连古乐府的曲名都不沿用了，也就与音乐无关,所以这应该说是由乐府生发出来的一种新的诗篇,新的体裁.
上述十二类中,郊庙,燕射，鼓吹，横吹，舞曲，属於「官乐」，主要是庙堂文学；相和，清商,琴曲,杂曲,属於「常乐」,主要是一般流传在民间无名氏的作品.这两者都是入乐的。其中近代曲，新乐府,杂谣歌辞，就不一定都是入乐的作品了。就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所作的分类和所收的作品看,其中鼓吹,横吹，杂曲，相和,清商和杂谣歌辞,都有些民间优秀的作品，可以说是乐府诗的精华所在。
（三）、乐府诗的特质:
可以先由古诗与乐府诗的异同说起。
就作者而言:乐府为民间作品，古诗多系士大夫阶层之作.
就诗乐关系而言：乐府可歌，古诗不可歌，只能吟诵.
就形式句法而言:乐府多长短句，古诗多形式整齐之五言诗或七言诗.
就题材内容而言：乐府以纪功叙事居多,古诗则任意所之.
就作品风格而言：乐府贵遒劲,古诗尚温雅；乐府较显露，古诗较含蓄.
具体而言,乐府诗的特质盖有三端:
1.题材内容富有写实精神:乐府诗来自民间,感於哀乐,缘事而发富有写实精神，广泛地反映了社会各阶层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情感。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汉代的诗歌】曾比较乐府民歌和词赋的内容：
一种是上层社会的装饰品，带著浓厚的贵族色彩和典丽的气息;另一种是社会民生的表现,在质朴的文字里，蕴藏丰富的情感与真实的内容。有的描写战争，有的表现饥寒,有的歌咏孤儿病妇的悲哀，有的描写家庭男女的悲剧。这一切都具有活跃的生命,表现了民间歌辞的艺术价值。
2.表达形式具有民歌特色
乐府诗文字朴实,语言活泼，情感热烈， 在表达形式上自由变化，充分显现民歌的特色.就其最具体而言,有三项特色:
(1）。多用问答的形式.
（2）。字句自由变化，长短不拘，从一二字到八九字,参差不齐.如《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何用问遗君？ 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
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
摧烧之,当风扬其灰.
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
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
妃呼狶！秋风肃肃晨风颸,东方须臾高知之.
再如《上邪》: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这两首都是和乐府中的情歌,前一首以女子的口吻，叙她听到情人变心的消息,下定决心要一刀两断,但回想起当初的两情相悦，内心又难以割舍,究竟绝与不绝呢只好无奈地说：算了，甭再想他了，等天亮了,天日自会照亮我的心!后一首也是出自女子口吻,指天发誓，永远相亲相爱,显示爱情的坚固永久,无以复加。两首诗的句法参差，自由变化,适足以流露炽热的挚情。
（3)。常有长篇的叙事诗.如汉末的《孔雀东南飞》:
《木兰辞》与《孔雀东南飞》并列为南北民间叙事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属家庭悲剧,《木兰辞》属社会喜剧,分别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自从此诗流传之后,木兰从军的故事不但在历代的诗歌,戏剧中不断出现,更活在广大的中国人心目中。
乐府诗在表达形式上,除了以上三点以外,常用譬喻，双关的修辞方式,语言通俗,保存口语等，也是十分显著的特色。
3.诗乐合一呈现乐教的意义
最早的文学形式，往往是诗歌,音乐，舞蹈三者合一.《礼记.乐记》云：“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接本於心.”(周礼.地官.司徒）:“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五礼防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之和.”中国在传统温柔敦厚的诗教之外,尚有致中和的乐教。因为乐本人心,声有哀乐，性情相通,灵气相契,能在无形中陶冶性灵，变化气质。
（四）、汉代乐府诗的艺术成就
在艺术上，汉乐府最突出的特点是叙事性。明代徐桢卿在《谈艺录》中说:“乐府往往叙事，故与诗殊。”《诗经》中绝大部分作品是抒情诗，很少带有故事情节.汉乐府歌诗中则出现了较为完整的情节和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其中有《孔雀东南飞》那样的长篇叙事诗，也有《陌上桑》等情节生动，富于戏剧性的作品。即使那些不以叙述故事为目的的短诗，也往往有一些具体的生活片断和细节描写。如《十五从军征》中，重点描写了那个老兵到家前后的经历，通过他的遭遇和感触，以小见大，揭露了汉代的兵役制度。又如这首《艳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
       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  。
       夫婿从门来，斜倚西北眄。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全诗除了前两句的起兴和后两句的抒情,中间叙述了一件主人公流浪途中见到的小事，写出了飘泊之苦；夫婿“斜倚西北眄"的动作，逼真传神,很有戏剧性。这种写法与《诗经》中那种直抒胸臆、重章叠唱的作品有显著不同。在汉乐府歌诗中，作者或以第三人称的方式铺叙故事；或通过主人公的自诉表现生活场面和细节;或在人物对话中展示一定的情节，表现方式灵活多样。作者特别善于在矛盾冲突中，通过人物的行动和语言，表现其性情;注意从不同角度刻划人物形象。如《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喜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
    “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置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
      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
      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
      为人洁白晰,鬓鬓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
      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诗中生动塑造了一个劳动妇女罗敷的形象。她勤劳美丽、忠于爱情,同时又勇敢、机智,不仅敢于反抗,而且善于斗争。面对太守的调戏，她镇定从容,一面轻蔑地斥责对方:“太守一何愚”，一面采用夸夫的手段从气势上压倒太守,终于使太害狼狈而归。这一形象从外貌到精神都是光彩照人的。诗中采用虚实结合和侧面烘托的手法，写罗敷的美貌,先从她的生活环境写起，一直写到她的妆饰。然后避开对她的容貌的正面描写,又写旁人对她的美貌的反应,引起读者的联想,起到了正面描写所起不到的作用；然后又通过她回答太守时的轻蔑、夸赞夫婿时的自豪,表现了她的坚贞和机智，使一个光彩照人的劳动妇女的形象呼之欲出。这样生动的人物描写是以前的诗歌中罕见的。
    汉乐府民歌的语言质朴自然，生动活泼，富于生活气息.作者具有深切的生活体验，叙事抒情皆如信口而出，不假文饰，但又情景逼真，很能感人。如《孤儿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
        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
        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
        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
        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
        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 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
        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
      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
        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啗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
        独且急归，当兴校记。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
        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主人公用如泣如诉的语言,把自己的生活琐事一一道来，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状。清代沈德潜在《方诗源》中评此诗说:“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泪痕血点，结掇而成。”其成功奥秘就在于它是作者心声的自然流露.很多作品用日常习见的事物作比兴，如《白头吟》中用“竹竿何袅袅，鱼尾何漇漇”来比喻恋人间的幸福和谐；《艳歌行》中主人公用“水清石自见”比喻自己行为磊落，真相终会大白；《古歌》中用“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形容思乡的苦况，都写得浅显生动,韵味悠长。另外,《饮马长城窟行》中不仅用了出色的比兴，而且采用顶真句式,造成步步转折、蝉联往复的抒情效果，民歌色彩非常浓厚。因此，明代胡应麟在《诗薮》中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
       汉代乐府诗中的有些作品带有浪漫主义色彩。如《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
         江水为竭，冬雷阵阵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中用火山爆发般的激情和高度夸张的比喻表达对爱情的坚贞；《战城南》、《乌生》、《枯鱼过河泣》中展开了奇特的想象，或让死者与乌鸦对话，或让乌鸦自诉遭遇,或假托枯鱼告戒同伴，令人拍案惊奇;《陌上桑》中则把女主人公做了理想化的表现，其情节幽默风趣,带有喜剧性。这些浪漫主义的表现正是民歌的突出特点。
       汉代乐府诗的形式灵活自由，篇章句式变化多样。它们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创造了包括四言、杂言和五言的丰富的诗歌体裁,便于容纳更多的内容，更为自由地叙事抒情.其中的《陌上桑》、《饮马长城窟行》、《孔雀东南飞》等已经是成熟的五言诗；《战城南》、《妇病行》、《孤儿行》等是参差多变的杂言诗；有的作品还带有一些七言句式。汉乐府民歌是由《诗经》的四言体向五、七言诗过度的重要阶段。自此以后，五言诗就在诗坛占据了重要地位，七言诗也逐渐走向成熟，杂言诗则作为一种别具一格的诗体，受到了历代作家的喜爱。
       汉代乐府诗中成就最高的作品是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此诗又名《焦仲卿妻》,最早见于梁代徐陵的《玉台新咏》。诗前有序云：“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可知此诗取材于真人真事，约成于汉末建安年间.全诗共340多句，1700多字，是汉文学史上最长的叙事诗之一。它通过刘兰芝，焦仲卿两人的婚姻悲剧，暴露了家长制和封建礼教的罪恶,表达了青年男女争取爱情和婚姻美满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汉代的风习礼俗。
       诗中叙述了一个完整的爱情悲剧,情节曲折动人，矛盾冲突尖锐复杂。兰芝被遣展开了主人公同封建家长的矛盾冲突，是故事的开端。刘、焦分手,兰芝回家后受兄长逼迫，违心地应允了太守家的婚事,是故事的发展，至此,人物关系更为复杂，矛盾冲突愈加尖锐。到了仲卿闻讯，前来责难兰芝，二人产生误会,后来相约殉情，故事便发展到高潮,各种矛盾充分展开了。刘、焦二人双双自尽，矛盾得到解决，是故事的结局。最后，二人合葬，墓旁生出松柏梧桐，令人嗟叹不已,是饶有余味的尾声.全诗围绕刘、焦的爱情悲剧描写了各种矛盾冲突，情节紧凑集中，剪裁精当，引人入胜。
诗中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刘兰芝勤劳善良、美丽温顺，但又柔中有刚，敢于反抗。焦仲卿同样善良温厚，忠于爱情，但性格懦弱，守礼尽孝，对母亲抱有幻想。焦母和刘兄是两个典型的封建家长,前者专横顽固,后者庸俗事例。他们的压迫促成了刘、焦二人的悲剧。刘、焦两人不向封建势力屈服，用生命去追求爱情和自由，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人民的美好理想。作者通过富于个性的对话和行动、细节描写,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对次要人物，也能用简要的笔墨使其神情毕肖。如焦母面对仲卿“捶床便大怒”的动作和“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的喝骂,生动表现了她的专横无理；而刘兄对兰芝的一番劝诱,又活画出一幅市侩小人的嘴脸。
      《孔雀东南飞》在叙事中带有浓郁的抒情性。作者运用了很多铺叙、烘托和渲染，以造成感人的艺术效果。“严妆"一节详细叙写刘兰芝被遣时着意梳妆打扮，即刻划了他的美丽和坚贞，也表现了其复杂心情。太守迎亲一节，极力铺陈其豪华，反衬出兰芝的悲凉心境及不慕荣利。景物描写也起到了很好的烘托渲染作用。如用“其日牛马嘶”来渲染太守迎亲的热闹场面，用“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来造成一种悲剧氛围，都从不同方面衬托出人物内心的悲哀,此外,诗中还出现了一些抒情性的穿插,也有助于对艺术氛围的渲染。
       另外,此诗在写实的基础上带有浪漫主义色彩。诗的末尾写仲卿夫妇合葬华山，墓旁松柏、梧桐枝叶相交，鸳鸯相向，日夕合鸣，以象征他们爱情的不朽,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是浪漫主义的。
     《孔雀东南飞》是汉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叙事诗。千百年来，它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近代以来，又被改编成戏剧，流传甚广。
       汉代乐府诗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优良传统,它的大胆反映现实的精神在诗歌史上影响深远。后代凡是反映民生疾苦、暴露黑暗现实的诗作往往采用乐府的形式，以至于批判现实成了乐府诗的一个基本特点.
       汉代乐府诗大大发展了我国的叙事诗，它的以事成篇、即事见义的表现方式和叙事写人的技巧都被后代作家继承和借鉴，成为乐府诗的共同特征。
       汉代乐府诗的诗体形式也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的五言诗直接影响了文人五言诗的产生,杂言诗也成为诗歌史上的一种重要体裁,长期被后代诗人所运用。(文章源自《中国文学史》上卷第一编第五章,北师大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编）
（五)汉乐府民歌对后世的影响：
1。首先就表现在它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上。这种精神象一根红线似的贯串在从建安到唐代的诗歌史上，俨然形成一条以乐府为系统的现实主义传统。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如此明晰,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线条作出如下的表述:
"缘事而发"(汉乐府民歌）—”借古题写时事"(建安曹操诸人的古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杜甫创作的新题乐府）—”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所倡导的新乐府运动）.
2。汉乐府民歌的影响还表现在对新的诗歌形式的创造上.汉乐府民歌的主要形式是杂言体与五言体.杂言体在当时尚未引起文人们的注意,但自建安后，它的影响已日趋显著.例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等,便都是杂言,至鲍照《行路难》,尤其是李白的《蜀道难》，
《将进酒》，《战城南》等歌行更是极杂言之奇观，也莫不导源于汉乐府.五言体的影响，比之杂言更早也更大.据现有文献，可以肯定，文人拟作五言诗是从东汉初就开始了的。到汉末建
安,更出现了一个"五言腾踊”的局面,自此以后，五言一体遂取《诗经》的四言,《楚辞》的骚体而代之,一直成为我国诗史上一种重要的传统形式.
3.在艺术手法上，特别是在叙事诗的写作技巧上,汉乐府民歌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诸如人物对话或独白的运用，人物心理描写和细节刻划，语言的朴素生动等,都成为后代一切反映社会现实的诗人的学习榜样.
（六）集评：
1。按乐府者，乐官肄习之乐章也.盖自《钧天九奏》、葛天《八阕》,乐之来尚矣。《咸池》以降,代有作者，故六代之乐,周人兼用之；时世虽更，而玄音不废,乃知周公制礼之功，于是为大也。秦有《寿人》之乐、《五行》之舞，大率准周制而为之。汉兴,乐家有制氏，世世在太乐官，虽曰但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然古乐犹有存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其后过沛，自制《风起》之诗,令童儿歌之,是为《三侯》之章。而《房中乐》则命唐山夫人造辞，传至于今。孝惠时，以夏侯宽为乐府令。迄于文景，习常肄旧，无所增改.至武帝立乐府，乃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可谓盛矣。然延年以曼声协律，司马以骚体制歌,《桂华》杂曲,丽而不经；《赤雁》群篇，靡而非典。时有河间献王(名德）奏雅乐而不用，惜哉！哀帝恶其声而罢之，良有以也.东汉明帝分乐为四品: 一曰《大予乐》，郊庙上陵用之.二曰《雅颂乐》，辟雍飨射用之。三曰《黄门鼓吹乐》，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箫铙歌乐》，军中用之.其说虽具，而制亦不传。魏氏所作,音靡节平，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逮及晋世，则有傅玄张华之徒，晓畅音律,故其所作，多有可观。然荀勖改杜夔之调,声节哀急，见讥阮咸，不足多也。梁陈及隋，新声日繁;唐宋以来，制作甚富.然较诸古辞，则相去远矣.（〔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
2。王夫之曰：“‘青青河畔草'与‘绵绵思远道'何以相因依、相吞吐？神理凑合时，自然恰得.”.（《姜斋诗话》卷上)
3.纵横使韵，无曲不圆，即此一端，已足衿带千古。或兴或比,一远一近，谓止而流，谓流而止。神龙之兴云雾，以人情准之,徒有浩叹而已。神理略从《东山》来，而以《东山》为鹄,关弓向之，则其差千里.此以天遇，非以意中者.熟吟“入门各自媚”,一荡或侥幸得之。(〔清〕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
4。此诗只作闺怨解。首八句，先叙我之思彼而不得见。首句比兴兼有。以草况思，比也；即草引思，兴也。旋即撇思入梦，由梦转觉,既觉复思,八句四转,就不可见顿住,惝恍迷离，极其曲折。“枯桑"四句,顶上“各异县"来，言独居之苦，惟独居者知之，收上我之思彼，即为下彼之思我引端。却不用正说，突插“枯桑"、“海水”二喻，凭空指点,更以有耦者之入门各媚，不肯相慰以言，显出莫可告诉神理，即反挑下文彼边寄书.后八句，顶上“相为言”来，将己欲寄书慰彼之意,在彼寄书慰我中显出。然后客来遗鱼,烹鱼有书，闲闲叙入，是急脉缓受法。“长跪”两语，写出郑重警疑，竟括彼书怀己之意,阕然而止。而我思彼愈不能已之意，不缀一辞，已可想见,又是意到笔不到之妙境。一诗中能开无数法门，斯为杰构。(〔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六)
(七）文体修辞知识：
顶针:上句的结尾作为下句的开头，使邻接的句子首尾蝉连的修辞法,叫做“顶针” 。作用：文句经由巧妙的刻意连接，具有回环跌宕的旋律美,和谐紧凑的结构美。如: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梦见在我旁，忽觉在他乡。他乡各异县，展转不可见。
比兴:青青河边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借代：遗我双鲤鱼 双鲤鱼指代书信双鲤.如李商隐《寄令狐郎中》： “ 蒿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 ”
   比喻：烹鲤鱼 烹鲤鱼比喻打开书信
（八）、比较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言一何鄙”！“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秦王朝驱使千万名役卒修筑万里长城,残酷而无节制，使无数民众被折磨至死。这段历史,曾激起后代许多诗人的愤怒和感伤.而直接摹写长城造成民间痛苦的诗篇,陈琳这一首，就现存的作品来说，要算是最早的.
郦道元《水经注》说“余至长城,其下有泉窟，可饮马，古诗《饮马长城窟行》，信不虚也。"诗的首句着题，也可以说点出环境特征，第二句以“水寒伤马骨”，渲染边地苦寒,则难以久留的思归之心已在言外。这个开头既简捷又含蓄。下文便是蕴含之意的坦露,一位役卒终于忍无可忍地对监管修筑长城的官吏说：到了服役期满，请千万不要延误我们太原役卒的归期.从这个请求中，可以看出其归心之切，也透露了“稽留”乃往日常有之事，甚至眼前已经看到又将“稽留”的迹象，若不如此,岂敢凭空道来。所以钟惺“怨甚”（《古诗归》二字评这句话,是很能发掘这话中之话的。。官吏回答说：官府的事自有期限，举起手中的夯和着号子快干吧！一派官腔,也是话中有话。只此两句,气焰、嘴脸，如在眼前.那役卒看此情景，听此言语,也愤愤地回敬了两句：男子汉宁可刀来剑去战死疆场，怎能这样窝窝囊囊，遥遥无期地做苦役呢！以上“三层往复之辞，第一层用明点，下二层皆用暗递，为久筑难归立案，文势一顿"（张荫嘉《古诗赏析》）。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如此“官作”，何时竣工？再加上如此官吏,更是归期无望。也正因这样，才造成“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古时凡妇人独居者,皆可称“寡妇”.两个“多”字，强调地概括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境遇。这四句诗，不脱不粘，似是剧中的“旁白”，巧妙地将希望转至绝望，由个别推向一般，由“健少"而连及“内舍”,从而大大地开拓了作品反映的生活面。这对于了解人物的思想活动,乃其所产生的现实基础，对于勾连上下内容，都是很重要的。
“作书与内舍"，便是上述思想的延伸。“便嫁"三句，是那位役卒的寄书之辞.首先劝其“嫁”，而后交代她好好侍奉新的公婆，这无疑是希望她能得到新的融洽的家庭生活,最后还恳求她能常常念起往日丈夫(即役卒自己）.第一句，明确果断;二三两句,又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其善良的心地，与难忘的情爱。这矛盾的语言藏着归期无日、必死边地的绝望.藏而不露，亦是为了体贴对方。“书"中三句，第一句为主，后两句则是以此为前提而生发出来的.所以妻子"报书往边地“，便抓住主旨，直指丈夫出言粗俗无理，“今”字暗示往日不曾如此.语嗔情坚，其心自见，一语道尽，余皆无须赘言。“身在”六句，上役卒再次寄书，就自己的“出语”，与妻子的指责，作进一步解释。头两句说自己身在祸难之中，为什么还要留住别人家的子女（指其妻）受苦呢？接着四句是化用秦时民歌――“生男慎勿举(养育），生女哺（喂食）用脯（干肉）。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其用意是以群体的命运，暗示自己的“祸难”，自己的结局.因此，前言虽“鄙”，亦出无奈，其情之苦,其心之善，郭不可察,何况其妻呢！妻子也确实理解了，感动了，这从再次报书中可以看出。她说:我自从与你成婚，随后你就服役边地,这种日子当然令人失望怨恨,但是，情愿相连,两地一心，这始终不变的。如今明知你在边地受苦，我又岂能久于人间！虽己以死相许，但对丈夫的结局终不忍直言，只以“苦”字代之，既回肠九曲,又言辞得体.
本诗采取了点面结合、以点为主的手法,诗中既有广阔的图景，更有具体细腻的描绘，两者相互引发,概括而深刻地反映了“筑怨兴徭九千里”，所酿成的社会的和家庭的悲剧，显示了作者驾御题材的能力.诗中人物的思想活动，均以对话的手法逐步展开，而对话的形式又巧于变化，这一点是深得前人称赞的。谭元春说：“问答时藏时露，渡关不觉为妙”（《古诗归》）.沈德潜说：“无问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古诗源》)。不仅如此，语言也很有特色,役卒对差吏的刚毅、愤慨之词，和对妻子那种恩爱难断、又不得不断的寄语，都表现了感情的复杂性，和性格的丰富性；妻子那一番委婉缠绵而又斩钉截铁的话语，则写出了她纯洁坚贞的深情;就是那差吏不多的两句话，也活画出其可憎的面目。如此“奇作”的出现，除了作者的才华与技巧之外,似乎还应该指出，它与诗人对当时连年战乱、“人民死丧略尽"的现实的了解，对人民命运的同情与关注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那么本诗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可忽略的。 （赵其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