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论档案——作为一种思想史研究的档案研究_杨光.pdf

年第期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福柯论档案 作为一种思想史研究的档案研究杨光（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上海 ）福柯对档案的沉思不仅贯穿于学术生涯始末，而且涉及其核心理论。在福柯庞杂的思想体系中，档案扮演过三种截然不同的角色：一是作为统摄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二是作为批判现代微观权力运作的技术对象；三是作为聆听已逝去的卑微个体其微弱声音的历史媒介。福柯式的档案研究有别于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和管理学，根本上是一种激进的哲学反思，隶属于“我们自身的历史的本体论”（）。他开创性地将档案引入对于现代性经验和现代性话语的历史批判之中，借助档案来重新评估西方文化的结构及限度。福柯：“一位新型的档案保管员”放眼西方哲学史上，福柯是第一位，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异常迷恋档案，并给予浓墨重彩论述的思想家，远不止档案学反复提及的 知识考古学（）。从知识考古学中的 古典时代疯狂史（），到权力谱系学中的 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和 性史（），再到 我，里维耶，杀害了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世纪的一桩弑亲案（）、无名者的生平（）、双性人巴尔班（）、家庭的失序 巴士底监狱档案中盖有国王印的匿名信（），以及一系列讲座：惩罚的社会（）、精神病学的权力（）、不正常的人（）、真理与司法形式（），等等，都是以档案为基础的严肃的实证性研究，呈现出严谨细密的考据与细致入微的资料引述。此外，他生平中诸多夭折的写作计划，也与档案密切相关。同时，从 世纪下半叶至今，在整个前沿文化研究领域，福柯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思想坐标。他对历史的批判性分析冲击了几乎西方近现代的所有主流思潮，暴露了西方曾经绝对自足的文化根基的脆弱性。对福柯进行征引无疑是介入后现代文化情境最直接的方式。然而，目前中西方档案学并没有在福柯档案思想研究领域占据主动性。西方档案学也并没有因语言的便利，而比中国档案学更加理解福柯。两者基本都停留于断章取义地反复摘引 知识考古学中的只言片语以作援证，存在诸多误读讹传与牵强附会，以致在前沿文化研究的参与中显得乏力。因此，无论从福柯与“档案”之间天然的内容联系来看，还是从介入前沿文化研究的进度和弥补经典阐释的深度来看，对福柯档案思想的解读无疑具有可行的空间和必要的动力。而福柯无人不知的学术地位和经久不衰的思想影响力，则进一步增加了本研究的厚度。修辞的转义与话语的遗迹：知识考古学中的“档案”概念解码 知识考古学中的“档案”是福柯出于方法论的周延性，以及回应结构主义和超验主义的批评，借助“修辞的转义”而创造性凝练出的一个统摄话语理论的哲学概念形式，旨在替换 词与物中的“知识领域”（，也译为知识型、认识型）这一术语，从而作为对特定时代文化模式的重新概括。“档案”是一种抽象且匿名的先验认知结构，定义了认知领域的整体结构及其自我运转的秩序，决定了每一个生存于特定时空的人对于世界的理解。所以，福柯借用康德的术语将“档案”喻为“历史先验”（）。DOI:10.16113/ki.daxtx.2023.02.006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年第期 福柯借助“档案”定义了一种以“差异性”为基础的经验形态的真理，矛头直指通过“连续性”凝聚所有纷繁杂乱事实的历史主义，以及将主体确立为历史之源的人类学本体论，从而对长久以来统治西方文化的知识理性和历史理性发起挑战。作为一种史学方法论，知识考古与传统史学最突出的对立在于将“时间空间化”。福柯反对传统历史研究者以“时间”为中轴所建构的连续性历史，而是认为历史是置于空间坐标中逐层累积的物质性复合体。诚如考古遗迹一样，时间的尘埃层层叠加，但不同时刻留下的印迹却深浅不一，乃至断裂破碎，借此说明历史实际始终处于分散紊乱的状态。在传统史学中，分崩离析的事物之所以能被重新凝聚于“连续性”（）的框架中，是因为历史分析是由一种将主体确立为历史之源的渴望所驱动。这种内在的渴望，或者说信仰中的预设，它确保所有被错过的事件、所有分叉的歧路不仅始于且都能再次回归至主体的意识之中，从而证明各种形式的历史运动都尽在“人”的掌控中。“连续性”只是维持这种主体中心地位的一种历史分析形式和策略。所以在他看来，历史主义本质上是主体中心主义，历史学只不过是人类学（）的一种延伸。基于前期研究所展现出的历史运动的离心特征，福柯定义了一种以“断裂”（）为楔子，超脱这种自文艺复兴以来所高倡的理性主义和传统人文学科思想的历史分析方法，即知识考古，借此揭露思想史（）领域中“一个自我衍生的转变原则和结果”。即特定时代各种领域的专门知识（）实际由一种无意识的知识（）所支配。这一支配人类认知的隐性知识被他喻为“档案”，它是某种使知识及科学成为可能的共同知识。在福柯的字典中，“话语”（）接近库恩的“范式”，它代表一套在特定时空范围内有效的文化秩序。而“档案”定义了话语的秩序，它是某个时代所有话语实践规则的集合，是陈述出现和分配的根本体系。话语类型的转变只是“档案”体系更迭的表征。所以，一部有关话语的历史，实质就是研究其“档案”的体系，从而分析话语之所以可能的条件，继而揭露意识文化的规律。这个抽象“档案”的揭示必须借助对各种形式“知识”的再研究。并且，研究方法是模仿考古学的理念客观地“描述”其状态，而非像传统史学一样借助“阐释”主观赋予其意义。这便是所谓的“考古”。福柯之所以选择 重新统摄话语理论，一是因为相较“知识型”，本身固有的物质特征更好地满足了对话语特征的概括需求。一方面，取档案集合形式的组织方式指涉对各种话语实践关系的汇集。另一方面，法语 也代表相关的保管场所。福柯取“档案库房档案馆”这种建筑，其“叠床架屋”的空间形象来描绘话语实践关系虽复杂庞大但却错落有致的形象。当研究话语时，如同身处档案架间，虽满眼望不见尽头，却有迹可循 这便是福柯取 的修辞用意。二是因为知识考古“反历史主义”的基本立场。希腊词源的渊源决定了法语，乃至整个日耳曼语族、拉丁语族中的所有表示“档案”的 词 语 及 相 关 词，均 隐 含 着 一 种“本 原”（）的意义，这是任何其他词都不具备的。但福柯却借助这个象征本原的词语，定义了知识考古这种坚决反对追本溯源企图的方法。在一种隐晦的反讽中，福柯宣告了知识考古与传统史学，乃至形而上学最深刻的决裂。从档案学角度而言，知识考古学中的“档案”不仅“无档案”，而且“反档案”。福柯曾多次提醒，此书中的“档案”并不是解释学中表征证据的文本，也不是操纵记忆生产的文化机制，更不是为组织机构服务的管理制度，而是对意识文化自我衍生的规律系统的一种抽象概括。毫无疑问，它除了语词表面形式的一致以外，与档案学的定义并无任何关联。并且，福柯历史哲学矛头所指的一系列形而上学，正是包括档案学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文社科传统核心理论和学术史建构所依赖的思想基础。不理解这两点，不可能进入福柯。规训技术：规训与惩罚对近代法国档案改革的政治解剖在 规训与惩罚中，“档案”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术语，而是回归至它的现实含义。福柯通过对近代法国档案实践“权力知识”关系的历史性分析，细致地解剖了西方现代社会规训统治模式的诞生和“人的科学”的历史起源，从而对“人的存在”这一永恒的哲学命题做了重新回答，深刻地批判了西方的政治理性和科学理性。法国档案工作改革不仅是世界档案事业史中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更是西方思想史上一个隐微的里程碑。之所以从 世纪末起，“规训”（）这种源于古典时期的改造教养方法能够悄然地普遍化为一般的统治模式，得益于它以“档案”这种强制性且普遍化的书写网络作为扩散的媒介。而档案机制的这种历史性变化恰恰源于法国档案工作改革。“将人 归 档”是 一 种 围 绕 着“权 力知 识”（）关系运作的高度客体化的仪式。这一客体化的过程既是“人”被科学纳入真理领域的过程，也是他被权力所征服的过程。在 世纪末，档案规训技术的诞生标志着一个不可泯灭，但被世人 年第期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遗忘的双重历史进程。一方面，它赋予了一种新的实证真理体系的历史可能性，即“人的科学”（，在此书中，不能译为“人文科学”）的诞生。在 世纪末，文档技术的革新不仅在于它对管理效率的优化，更重要的是它在对个体的检查过程中，悄然移植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理念和数理统计方法，促使有关人的认识跨越了一个历史性的门槛 “人”开始和自然万物一样高度客体化，成为一个可供观察、描述、分析和计算的对象，从而催生了一个独立的知识领域和崭新的真理体系。这便是临床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一系列以研究“人”为目标的领域，在 世纪相继建制化的一个前提。另一方面，它正是通过将“人”变成一种专门的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生命。文档借助知识的指涉关系，将“人”分解为一系列分析领域：心理、思维、人格、行为规范，等等。“人”的特征被具化为各种定 性 和 定 量 的 科 学 概 念，成 为“可 知 的 人”（）。围绕这些科学话语，不仅使研究人的领域相继出现，还以此为依据形成了一系列规范人的纪律，从各方面规定着“人应该是什么样子”，从而实现了通过关于人的知识驯服人的权力效应。福柯对档案技术的权力谱系学分析，不仅是对现代社会统治模式的一个解剖，也是对人的主体性界限的反思，以及对人文主义政治乌托邦的破解。近代形而上学所确立的“人”的“主体”形象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性的知识发明，它伴随着个人的档案化和人的科学的形成才出世。正是在档案技术对人客体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有关人的观念与知识，才生产出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概念。所以，“人”的现代形象，即由启蒙运动所确立的所谓独立自主、无处不在的普遍形式的主体实际并不存在。权力也不是主体的附属物，相反，主体完全被档案的网络监视、被知识的褶皱覆盖、被权力的铁笼束缚。主体经由权力的干预才获得自身的意义。人文主义也并没有一个悠远和崇高的历史起源，它和人的主体形象一样，都诞生于档案技术对人强制性的监视中，是支配肉体的权力技术学的一种效应。正是在档案对人的客体化过程中，将人建构成一种知识对象，所有人文主义的伦理主题才得以发展。所以，人文主义的一系列道德主张必须置于“权力知识”关系的谱系中审视。“让档案自己说话”：福柯的档案史料观福柯的诸多作品不仅是拷问普遍真理限度的思辨性研究，也是以档案史料为基础的考据性研究。对档案史料的异常迷恋与旁征博引是福柯作为一名哲学家独具一格的研究风格。为了避免自己的档案研究陷入解释学和人类学的循环中，沦为建立在遗忘和沉默基础之上的理性史的复述，福柯摆脱了经典史学的文献观，将档案引入考古学的语境，视为一种非意向性的“遗迹”，以便实现“让档案自己说话”的效果。传统史学中的“文献”概念暗含了一种以解释学为指导的历史观察方式。并且，主体的意向是文献内容客体化的意义源泉。一种隐晦的人类学思想主导着历史生产。但福柯认为，档案自身就隶属于历史结构的一部分，是一种具有物质性的历史事件。因此，是档案在历史中，不是历史在档案中。这种事件化的档案观引领福柯以档案的“存在”本身为出发点，视为历史发生后所残留的一种“遗迹”（），而非对历史进行间接转录的“文献”（）。对档案进行考古学式的研究意味着站在文化中立的立场，以他者的身份对其话语实存的状态进行准客观主义地“描述”（），从而让档案为自身所代表的那部分已逝去但被遮蔽的历史发声，而非借助语言的“阐释”（）主观将其置于某种意义脉络中。“让档案自己说话”是福柯档案史料研究的核心原则，也是他所反复强调的。目标是客观地展现“不正常的人”（）和“无名之辈”（）这两类卑微个体处于沉默状态的苦难历史。福柯认为，传统的历史叙事是理性的独白，必须掀开正史的反面，聆听其背后被压抑到近乎沉默的细语。这就将福柯引入到对身处社会政治空间边缘的异类和底层的贱民的关注中。因为他们正是被权力（知识）关系隔绝在历史之外的匿名者，其微乎其微的声音只残存在四散零落的档案中。由此，福柯建立了一种所谓的“沉默的考古学”（），并先后采用“档案话语分析”和“档案汇编”两种档案研究方法。在 疯狂史中，福柯的目标是追溯“疯狂”在获得科学化的形式前，即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还未出现时，疯人是在怎样的机构和实践网络中被隔离和识别的，疯狂又是如何被研究者捕获而被逐渐发展成一种概念的。为了避免成为科学话语的同义反复中，一方面，他拒绝在统治社会文化的经书典籍中寻找答案，而是转向无人问津的原始档案自身；另一方面，他不诉诸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等所谓科学、知识、真理的解释，而是通过独创的话语分析方法研究有关疯狂的档案。对档案进行话语分析，不考虑档案作者的身份，也不是解释档案生成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更不是讨论档案的具体内容，而是从认知结构层博士学位论文摘要 年第期 面描述档案文本所表达的意义何以可能的条件。福柯通过对档案中有关“疯狂”的话语史的考古，反过来拷问这些科学、知识以及真理合理性的限度，暴露了理性文明得以形成的专断性结构和卑微的历史起源。西方近现代的理性史正是建立在一种秘而不宣的排斥和遗忘的基础之上，正是让疯人这类所谓“不正常的人”销声匿迹，自身的统治性地位才得以确立。然而，到了 里维耶 无名者的生平 巴尔班 家庭的失序，为了不破坏档案文本本身的美学贯穿力，同时，也是深感理性秩序的贫乏，以及出于对逝者悲惨命运的敬畏，福柯放弃了包括话语分析在内的任何理论化解释的尝试，彻底以“档案汇编”的朴素形式让这些蒙尘染垢的生命遗迹原原本本地公开于世，从而来让读者自己去体验历史中的无名者碎片化的经验。无论是档案话语分析，还是档案汇编，福柯的历史价值取向在于以卑微个体的档案为基础，提出一种由局部叙事构成的小写历史。因为正是在无数微不足道的痕迹、记述中，才保留了“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命片段。福柯迷恋档案的原因福柯之所以长期痴迷于档案史料，首先是因为他坚持将所有的批判性分析都建立在具体的经验证据之上，而非纯粹的思辨。他习惯性的研究路径是对某种知识的现代科学起源，或是一种专门机构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诞生进行挖掘。这种融合了谱系学主题和考古学方法的思想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将他引入对故纸堆的搜剔爬梳中。其次，是因为档案文本自身所固有的原始性和叙事性。在前期的 疯狂史中，福柯认为，所谓“非理性”是由认知结构确立的观念性产物。正是因为有一整套精准和连贯的知识加诸疯人身上，才定义了他们的身份属性。相较经书典籍，档案凭借其原始性保留了在科学话语干预之前卑微个体在前科学时本来的面目。在后期的 里维耶 无名者的生平 巴尔班 家庭的失序一系列作品中，福柯所挑选的均是具有明显叙事结构的特殊档案。相较文学小说，这些出自卑不足道个体之手的档案以一种无以比拟的美学张力展现了生命的崇高，彻底征服了福柯。这种纯粹主观的阅读体验是福柯筛选档案的首要标准。一方面，由只言片语组成的简短档案体现了一种古典主义文学的凝练之美，只消寥寥数语就展现了一个悲剧故事；另一方面，这些零散琐碎的司法档案不仅是无名者匆匆逝去一生所残存的唯一痕迹，也是卑微生命与权力抗争的纪念碑。这些寄居在最底层的无名之辈注定一生黯淡无光，但却在被司法定性为“臭名昭著”的案件中，出乎意外地以一种砺石般顽固，甚至是混杂着粗鄙与凶恶的意志，挑战了君主至高无上的荣耀。同时，这些档案都是以生命为代价所书写，叙事的真实感强度远胜任何文学。再次，福柯对西方文化的历史性批判，不只出于对普遍真理的追寻，还源于对于边缘人群和底层阶级苦难人生的深刻体恤。这促使他致力埋头于无人问津的档案中，通过挖掘西方文明讳莫如深的专断性结构，聆听历史无名者的呢喃细语。福柯以他特有的方式，在理性的批判形式中，赞美并悼念这些逝去的卑微生命。最后，福柯所专注的档案其中记录的故事与他个人的经验具有高度的文化重合性。他对生活在黑暗中的个体所经历的权力和知识对生命的暴力，具有强烈的共鸣。福柯档案思想的限度与价值福柯的档案思想不能称为周密的体系，前后存在矛盾和疏漏之处，且内含的价值立场受到地缘政治和文化传统的限定。但福柯超越了“历史书写”（）和“科学管理”（）两种传统档案研究范式，开创性地将档案引入对于现代性（）的“权力话语（知识）”关系的历史性批判分析之中，包括对人类学本体论、历史主义、本原主义、理性主义、人文主义、主体性的批判，等等，直击人所赖以生存的思想与社会基础。这之于档案学，具有观念上、方法上、理论上和思想上并存的意义。尤其对于档案学思考如何介入思想史的研究，如何以“档案”为楔子，深刻地理解西方现代性精神的历史，以及我们当下自身文化的谱系和限度，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指导教师：胡鸿杰教授）（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级博士研究生杨光的博士学位论文摘要，全文约 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