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审视：新自由主义下的效率与公平.pdf

MODERN EDUCATION REVIEW2024 年第 2 期总第 256 期No.2，2024Vol.25679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审视：新自由主义下的效率与公平陈衍柯雨婷（浙江工业大学 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浙江杭州 310023）摘要:对于新加坡来说，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经济原则，而且是一种隐藏在其政治体制下与政府所秉持的实用主义相耦合的治理模式。这样的政治经济制度促使新加坡教育追求效率，采用竞争性的教育分流制度。同时，精英主义下的教育分流制度也利用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使其被普罗大众所接受、信任和遵循。新自由主义下竞争激烈的教育分流制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其提高了教育效率、释放了个人的自由与能力，因此被认为能够最大化社会效能；如果形成良性循环，社会将整体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把所有控制权抛给自由市场，则会导致教育不平等和社会分化。虽然新加坡一贯重视教育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强调精英教育的重要性，但是从近年来对分流制度大刀阔斧的改革可以看出，新加坡政府越来越重视分流制度带来的教育公平问题，致力于将追求效率的精英教育与追求公平的包容性教育相结合，促进教育的良性发展。关键词:新加坡；新自由主义；教育分流；社会分化；教育公平中图分类号:G5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762（2024）02-0079-12引用格式:陈衍,柯雨婷.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审视：新自由主义下的效率与公平 J.现代教育论丛，2024（2）:79-90.收稿日期：2023-11-07作者简介：基金项目：陈衍，男，宁夏彭阳人，浙江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政策、评价和比较教育，电子邮箱：；柯雨婷，女，安徽合肥人，浙江工业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比较。2023 年度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温州民营经济与职业教育融合发展研究”（23WSKZD06）在新加坡，教育追求效率的历史由来已久。这一方面缘于新自由主义下的教育市场化趋向，另一方面缘于精英主义的制度考量。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使得新加坡的教育系统趋向竞争，追求效率。同时，精英主义主张任人唯贤，意图通过分流的方式筛选出最优秀的人才。而在这一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构建了社会对高度竞争的教育分流制度的信任和认同。在 2004 年实行学制并轨的分流改革之前，新加坡当时的二八分流制度呈现出高度分化的特点：经过层层分流后，只有 20%左右2024 年第 2 期现代教育论丛80的学生升入初级学院，获取上大学的机会，其余学生基本被分流到理工学院和工艺教育学院。这种激烈的教育分流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来教育公平和社会分化的难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坡意识到追求效率的精英教育需要与追求公平的包容性教育相结合，注重教育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对此，新加坡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比如，政府试图通过实行学制并轨和科目编班，来弱化竞争压力，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和降低分化程度。再比如，政府打破了仅以学术成绩为依据的选拔方式，转而采用多元化的能力评估方法，以确保更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的潜力和能力。本研究基于新自由主义视角，对新加坡追求效率的教育分流制度及其所带来的教育公平问题进行剖析，并就新加坡为平衡效率与公平所实施的教育改革举措进行分析和评判，以期为我国的教育分流制度改革提供参考。一、新加坡教育追求效率的缘由及其合法化（一）追求效率：新自由主义下的教育市场化趋向（一）追求效率：新自由主义下的教育市场化趋向新加坡是一个“发展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相交融的国家。1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型”国家，新加坡的民族性展现出强烈的崛起欲望，经济发展问题始终摆在政府议程的首位。在新加坡独立之初，由于面对内部矛盾和外部威胁的双重夹击，人民行动党建立了“基于国家生存问题”的治理体系。2将经济发展与国家生存问题画上等号，便成为发展主义最好的挡箭牌。政府决策往往是基于功利主义的原则做出的，人权和民主权利等非经济原则则被忽视了。例如在教育方面，新加坡政府在 1984 年推出了颇受争议的“研究生母亲计划”，让拥有学士及其以上学位妇女的子女优先进入优质小学。与此同时，政府针对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妇女实施了各种限制生育的措施。3这种工具理性在经济、政治、教育等舞台上无处不在。259并且，新加坡政府长期以来对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意识形态领导，强调对纪律、规章的服从。相对专制和家长制是新加坡的重要特征，这体现了一定的“软威权主义”（Soft Authoritarianism）。4人民行动党敦促新加坡民众认同国家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被其认为是以理性和科学为原则。故而，任何对这些政策的批评都可能被打上“非理性”的烙印。由此可见，新加坡政府利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合理化其采取的各项政策。而另一方面，当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世界潮流后，新加坡考虑到其国内市场有限，必须高度融入全球经济。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新加坡通过开放经济，接受国际资本流动，深化新加坡经济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融合，努力将新加坡打造成区域金融和商业中心。相对于新加坡自独立以来主张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政治理性显然更容易被接纳，新加坡政府认为新自由主义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佳手段。人民行动党政客在许多演讲中，都主张政策要具备经济上的合理性；也就是说，政策的制定和实行要有利于市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对于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惠及普通民众则是其次了。根据福柯的观点，在“理念”层面，新自由主义是“商业社会”的巩固5245-246；在“制度”层面，新自由主义主强调效率、经济竞争的优点、市场的首要地位、商品化等等，而不是其他理想的社会目标。6并且，不同于经典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的根本原则不在于交换机制，而在于竞争机制。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性注入进了各种各样的实践，也将市场价值渗透到各个机构和社会行动中。新自由主义81政治理性渗透到新加坡国家本身，将国家合法性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根据其维持和培育市场的能力来衡量国家的成功。7也就是说，国家不仅是要关心市场，而且要像市场参与者一样思考和行动。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国家角色被重新定义：作为社会正义捍卫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政府功能被弱化，更加强调经济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性。8由于新加坡其他资源的缺乏，人力资源从过去到现在都被视为国家最宝贵的资产9269，新加坡政府从一开始就把教育视为为经济增长提供人力资本的引擎。在新自由主义和国际竞争力话语的影响下，教育功能已被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任务中。这也驱动政府利用市场化逻辑进行教育改革，使得新加坡教育具有务实、强调竞争、追求效率的特点，呈现出教育市场化趋向。新加坡采用以教育分流为基础的竞争性学术体系正是教育市场化的表现，其通过教育的层层分流，高效筛选人才，保证教育的成效，利用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弥补有限的自然资源。10345-348新加坡教育分流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从宏观上控制人力资源的结构。充分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源需要有计划、有目的的为国家发展培养相应的人才。按照这一理念，各层次教育数量及比例都需要按照计划严格控制，例如综合性大学的学生比例控制在 25%，理工学院为 40%，工艺教育学院为 25%11，避免过度教育和人才资源的浪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了新加坡的教育体系。12在这种体系中，以市场为基础话语框架的教育，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来实现最大幅度的经济增长，进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这种市场化的教育体系成效颇为显著：早在 2007 年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指数中，新加坡的教育体系就被评为最能满足竞争性经济需求。2020年 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 也显示，新加坡在全球人才竞争力排名中，位列世界第三。13（二）任人唯贤：精英主义下的教育分流制度考量（二）任人唯贤：精英主义下的教育分流制度考量新加坡政府由一小群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官僚精英组成9267-270，他们在治理国家、制定政策、确定社会优先事项和筑牢价值观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明确地将新加坡定义为一个“精英主义”国家，加之其受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的影响，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政客们一直以来都保持着强有力的反福利主义意识形态特点。14新加坡对其公民并不提供无差别的福利，相对于社会福利这张安全网，新加坡更注重培养公民自食其力的自我责任感。自新加坡独立以来，任人唯贤的精英主义一直是新加坡的基本组织原则，也是新加坡政府以及教育系统长期以来的意识形态基础。精英主义下的教育分流制度被界定为专注于人才和充满激烈竞争的教育制度，其试图让任何有才能和努力的人都能取得教育和人生的成功。它还被认为是一种较为公平、高效的方式，用以分配资源、奖励有才能和勤奋努力的个人，并且一定程度上防止裙带关系的滋生。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以学术成果为衡量标准，选择“最值得褒奖的人”来担任最具政治领导力和经济效益的高级职位。15可以说，新加坡的精英教育体制是培养未来政府领导和各领域精英的体制。与此同时，社会也支持、鼓励和同情被自由市场体系抛在后面的弱势群体。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旨在通过不同的教育机会和教育分流来推进平等的价值观，为那些“落后”的人保留所谓的“仁慈”。从政治层面考虑，新加坡通过教育分流制度强化国家共同价值观和精英政治；从个人层面来说，其为了满足不同学生各异的能力和兴趣。然而，从最根本的经济层面上来说，教育分流是关于人力资源的管理。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曾指出，在新加坡，无论种族、宗教或语言背景如何，都必须确保拥有天赋才能的年轻一代接受到最高品质的教育。其背后的理念是，由于教育资源的有限性，应优先满足那些具备良好学术潜力的学生，以实现教育效率的最大化。16288-310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新加坡推行的分流陈衍，柯雨婷：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审视：新自由主义下的效率与公平2024 年第 2 期现代教育论丛82制度通过高风险的考试来评估学生的才能和努力因为得分最高的学生被假定为是“更有纪律性、更努力追求卓越和更值得奖赏”的。16290-313在新加坡，学生从小学读到大学要经过四次分流，而能够顺利升入大学的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将成为未来各个领域的精英或者政治领袖人才。例如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以及前任总理吴作栋等领导人，都是该精英教育体制下产出的人才。总的来说，竞争、多样化、人力资本发展这些概念遍布新加坡的教育系统。然而，尽管教育分流制度推行所谓的非歧视原则看似体现了强烈而普遍的机会均等的论调，但以学校为基础的分流往往会导致学校内部和学校之间的隔离，造成机会的不平等。新加坡人民也逐渐认识到教育分流所带来的“隔离效应”以及收入差距对教育机会和社会流动性的影响。17（三）信任建构：新自由主义治理在教育中的运作（三）信任建构：新自由主义治理在教育中的运作教育分流制度的合法化是基于社会大众的认可和信任，而这种信任是其主体性（subjectivity）被改造的结果。因此本部分想要解开这样一个谜团：国家的精英统治法则如何利用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创造出一种信赖环境，使得新加坡民众认可精英教育，从而促使与精英统治教条相呼应的高度分化的教育分流制度合法化。如上文所述，新加坡作为一个“新自由主义与发展主义相交融”的国家18，其新自由主义运作逻辑不仅表现在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纳入发展型国家，还表现在运用新自由主义治理理念建构社会成员的主体性19，通过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市场价值观和原则，使主体能够根据市场原则进行自我调节，创造出具有自主性和责任感的新自由主义主体。可以说，新加坡的统治逻辑不仅包括依靠国家自身的“发展”逻辑，而且还结合了将责任下放给公民个人的“新自由主义”逻辑。正如福柯学派认为，新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政策，还可以看作一种治理技术（a technology of governing）。在现代社会，政府对社会的控制不再适用直接的压制和约束，而是通过更微妙的规范化方式进行它是通过精神理性对个体产生影响的。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蕴含了这样一种理念，即个人福祉的责任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其话语体系尤其注重将个人塑造成自我的“企业家”。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术旨在塑造社会成员的理性思维，使他们自觉地表现出自我规范和理性的行为特质。新自由主义主张减少政府干预，认为积极倡导市场自由，就能保障社会有效运作。20这种权力的运作是通过具有强制力的治理技术和个人自我修正或自我建构的过程之间的平衡来进行的，而不仅仅通过强迫人们服从治理者的意志来运作。正如福柯所认为的，现代权力制度的运作，使得主体既是权力客体又是权力载体。从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可以看出，它将统治方式从政府权威转向提倡个人自由和选择权，并将责任下放给民众个人，从而改变了新加坡国家参与社会塑造的方式。新加坡通过主要由政府监管的媒体渠道的话语体系建构，让新加坡的家长和学生认为新加坡的政治领导人有效地塑造了高度专业和有效的教育体系。此外，人们可以从朋友及亲属等周围人的生活中，借鉴精英机制成功运作的经验，加深这种认知，进而更加确信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在这种精英制度中攀升。政府通过一系列话语体系的建构塑造了人们对教育的信念、期望和选择，同时也让人们认为这些是他们自己的认知，加深人们对教育的自我责任感。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治理技术极具隐匿性。其通过采用包容性、修饰性的政治话语体系激发群众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进而达到规劝的目的；并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取代那些表现在权力行使者身上的显著权力，形成了关于个体的一套知识体系。5247在一个强烈重视学业成就的价值取向的背景下，教育被视为抵御生活危险的保护伞。此外，正是因为国家慷慨地提供教育和与教育相关的活动，例如通过公立学83校以及通过福利机构提供免费或具有高额补贴的入学机会，使其公民深信国家，认同精英管理。从学生家长的角度来看，国家已尽到责任，接下来应由其子女努力学习。即使子女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失败，责任也应由子女本身及其家庭负担。家长对于因教育压力产生的负面情绪，以及对这种自我责任的接受，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新加坡国家能力的尊重和信任来调节的。他们遵循精英管理游戏的规则：精英主义奖励天赋和努力，而通过努力获得成绩被认为是社会向上流动的关键。新加坡家长们相信这种方法能帮助他们的孩子获得未来的成功，并在这种精英制度中攀升。由于对一个人的奖励是以功绩为基础的，所以精英管理阶层往往会驳回任何关于性别、种族和阶级歧视的说法或指控。于是，争论的焦点往往围绕是否努力而展开，人们普遍认为努力工作的人理应得到回报，而那些没有获得回报的人则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这样的教育体系中不存在不平等，只是用一种不同的修辞来混淆性别、阶级和种族等其他决定因素对教育的影响。相比于西方社会政府所采取的全面撤退政策，新加坡更强调政府的角色转变，其隐藏在新自由主义的面具之下，重新塑造甚至扩大了它原本的机制5246，以让新加坡政府的种种教育措施合理合法化。二、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下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一）改革前高度分化的教育分流制度概况（一）改革前高度分化的教育分流制度概况在 1991 年至 2003 年期间，新加坡在小学四年级末引入了分流考试制度。这一制度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将他们划分为三个不同的源流，即 EM1、EM2 和 EM3。EM1 源流是为那些取得优秀成绩的学生设立的，他们被认为具备出色的学习能力和潜力。而 EM3 源流则是为成绩较差的学生设计的，他们可能需要额外的支持和资源来提高其学业水平。大部分成绩居中的学生则进入 EM2 源流。通过这种分流考试制度，新加坡教育系统试图针对不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需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和支持。由于新加坡小学过早的分流制度颇受争议，自 2004 年以来，政府已将 EM1 和 EM2 源流合并。在新加坡小学的六年级期末，所有的小学生都需要参加所谓的“小学离校考试”（Primary School Leaving Examination,PSLE）。根据该成绩，学生被划分到高度分化的学术轨道和职业轨道。可见，小学的离校考试不仅对学生进入重点中学的机会有影响，而且也影响了他们进入特定教育轨道的机会。根据全国考试成绩的排名，学生被划分到不同的中学课程班级，包括特选课程班、快捷课程班和普通课程班。首先，只有成绩优异的学生才能进入特选班。新加坡 11 所精英中学开设特选班，为特选班学生提供连续 6 年的课程。特选班学生免考新加坡剑桥“O”水准考试（The Singapore-Cambridg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Ordinary Level Examination，以下简称 GCE“O”水准考试），他们可以直接进入初级学院。这就是所谓的“直通车计划”（Integrated Program，IP）。此外，这些精英学校还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设计自己的课程。因此，“直通车计划”的学生有更多机会接触一系列更高层次的课程，例如哲学和科学研究等。通过“直通车计划”，可以让学生把原本用来准备会考的时间，用来进行更深层次、更广泛的学习，进而确保这批精英学生的全面发展。其次，大约 50%的学生进入快捷班。在初中四年级结束时，快捷班学生需要参加 GCE“O”水准考试，之后可选择理工学院（Polytechnic）或者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与特选班的学生相比，快捷班学生陈衍，柯雨婷：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审视：新自由主义下的效率与公平2024 年第 2 期现代教育论丛84的学习内容相对单一，不像特选班学生那样有大量的课外补充学习机会和资料。最后，那些不能进入快捷班的学生则进入普通课程班。普通班课程被分为两种：普通学术课程（Normal Academic Course）和普通技术课程（Normal Technical Course）。初中四年级结束时，普通学术课程班的学生有机会参加新加坡剑桥“N”水准考试（The Singapore-Cambridge 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Normal Level Examination，以下简称 GCE“N”水准考试）。通过这个考试是继续学习一年并参加 GCE“O”水准考试的前提条件，部分成绩优秀的学生可以进入初级学院读高中。在课程改革前，普通技术课程班的学生没有机会接受初级中学教育。但在课程改革后，他们有机会进入初中，并加强英语和数学的学习，同时接受职业技术教育。初中四年级结束时，普通技术课程班的学生也可以参加 GCE“N”水准考试，通过后可以继续学习一年，然后参加 GCE“O”水准考试，但通过的人数往往寥寥无几。上述的这种分流并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快捷班和普通课程班可以根据学生的成绩进行调整调换。综上，除了少部分特选班的学生无需参加 GCE“O”水准考试外，大部分学生经过学习后都有参加 GCE“O”水准考试的机会。经过考试后，成绩前 10%的学生升入初级学院学习，获取进入大学的机会，而其他学生则会进入工艺教育学院或理工学院。成绩排名靠后的学生被分流到普通技术轨道（Normal Technical track，以下简称 NT 轨道）之后，其课程就并不完全是为了普通中等教育水平考试做准备。四年制课程结束后，NT 轨道的学生往往继续在工艺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Technical Education,ITE）接受职业培训。与直通车计划计划（IP）、快捷班以及普通班的学生不同的是，NT 轨道的学生其课程只限于学术范围较窄的科目。因此，除了职业学校外，NT 轨道的学生选择很少。虽然这些学生可以继续进入理工学院学习，表现优异的情况下还可以从理工学院进入大学，但在新加坡全国范围内，平均每年只有 15%的学生继续进入理工学院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学习。（二）效率导向下的教育分流制度的公平问题（二）效率导向下的教育分流制度的公平问题新加坡教育部认为最优秀的学生是国家未来的精英人才，需要对他们进行重点投资。精英教育的拥护者认为择优选拔的分流制度提高了教育效率，帮助每个学生施展出自己最大能力。通过竞争激烈的教育分流，不仅能筛选出优秀的人才、培养精英领袖，也能为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选择，减少辍学率。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这种高度分化的分流制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由于学生的人格发展和学习能力尚未完全成熟，过早的分流往往会牺牲很多大器晚成的人才；另外，职业轨道的学生往往会被认为不够努力、或者缺乏天赋而遭到父母或者社会的指责和鄙弃，对职业轨道的学生的“污名化”也会使其对自身产生否定。因为学校控制技能、知识和文化资本的获取，通过明示或暗示地灌输社会期望、规则和准则来塑造学生的社会、经济机会和发展前景，因此学校有转变学生的社会角色的能力。教育发挥的作用巨大，再加上高度分化的教育分流，导致出现一种新加坡人称之为“怕输”的文化现象。21 教育分流在将公民分为精英和大众两类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不可避免地引发教育公平和社会分化问题。这种选拔精英人才的方式，往往会导致优质教育资源向占有优势地位的家庭和种族倾斜。2018 年经合组织的一项研究发现，新加坡 46%的社会经济弱势学生就读于学生贫困程度集中的学校。22新加坡政策制定者一度将责任归咎于家长，认为改变这种现象重在“重新定义新加坡人心目中的好学校”，而不是均衡各个学校的教育质量。10346-349类似地，2013 年，时任教育部部长王瑞杰（Heng Swee Keat）发表演讲，辩称道：“如果家长的心态不改变，我们为改善学校所做的任何改变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2385而实际上，相关研究表明，与普通学生相比，那些在早期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学生更容易在分流考试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因为优质教育资源不成比例地向精英学校倾斜，那些学校的学生更容易被名牌大学录取。由此可见，是否在精英学校学习对学生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精英学校受到越来越多新加坡中产阶级的追捧，那些富裕家庭的父母甚至购买更靠近名牌学校的房产，以增加他们的孩子进入名校学习的机会。新加坡的媒体报道显示，家长是大学毕业生的精英学校的学生比例不低于 50%。而相比之下，在社区学校，家长是大学毕业生的比例只有 10%左右。24精英主义所造就的先行精英逐渐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仅人数可观，也掌握了不对等的社会资源。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比起其他弱势阶层掌握更多的人脉，有更丰富的经济资源和更优越的家庭环境，因此也能给其子女强大的支持。正如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一样，新加坡的富人变得更加富有，而穷人则在缓慢前进，能够升到社会顶层的低收入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少。精英主义下精英阶层的优势是教育分流制度分歧和争论的根源因为竞技场的起点就是不平等的。此外，在任人唯贤的精英意识形态下，人们很容易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能力，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家庭（或者是因为他们可以支付得起特殊辅导费用，亦或是因为他们有能力购买精英学校附近的学区房并且受惠于政府各种精英政策）。尽管这些学生是根据“成绩”被精英学校录取的，但却逐渐形成了一个排他性的群体，一个与普通学校学生不同的阶层。虽然新加坡民众遵循精英教育制度，但是普通民众不愿意看到的是那些利用额外文化资本成功的人被认为是基于成绩的“人才”，由此而来的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一直是争论的焦点。（三）新自由主义视域下的效率与公平（三）新自由主义视域下的效率与公平新自由主义追求效率，因而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把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教育领域，主张教育的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其自由选择体现在对于是否进行教育投资以及多大程度上进行教育投资，需要社会成员自己依据其未来发展的需求自行判断。教育部将父母描述为新加坡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这种从教育权到消费品权利的转变改变了父母、学校和国家之间的关系。父母作为子女教育的主要选择者，帮助子女建构有利的学习环境，进行教育经济资本的投入，并采取相应的教育行动。从表面上看，学生上什么样的学校，或者说被分流到什么学校，是“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的结果，父母和学生都应当为自己负责，承担相应的责任。这看似公平，然而实际上就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来说，经济条件富裕的家庭在学校选择方面更具优势，这也提高了他们竞争成功的可能性。25相比之下，资源较少的家庭只会陷入“选择的陷阱”，即“被选择”而不是“选择”，在自由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26就政府所强调的公民自我责任感而言，实际上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治理技巧。其通过将责任下放给公民个人并且着重强调自我责任，在公民中建立一种“道德能动性”和“反身性主体性”，让公民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自我责任”这一概念的推出为国家减少其在教育服务中的作用做辩护并使之合法化。虽然这种责任和信任的共存可能使家庭以乐观的态度积极主动地为其子女争取更好的教育和社会经济机会。然而，如果完全生活在“信任架构”中，会使精英主义和自我责任的严酷性正常化。因为这种信任架构限制了批判性质疑的可能性，可能会加剧教育不平等，使中上层家庭继续占有大量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本，并利用他们的比较优势，获得价值形式的“功绩”。一些研究表明，在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中，某种程度的不信任其实是健康的。27一些学者指出，陈衍，柯雨婷：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审视：新自由主义下的效率与公平2024 年第 2 期现代教育论丛86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治理技巧是以一种抽象理想市场作为理论前提的。28将公民界定为能够自由选择的消费者而忽视其社会属性和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来说是以追求效率的市场竞争为名义来掩盖教育不公平的事实。越来越多的新加坡民众逐渐意识到教育分流和学校选择不仅由个人意愿和能力的决定，而且也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包括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等因素。新自由主义下竞争激烈的教育分流好比一把双刃剑。其优越之处是放大了个人源于生存和自利的动能性，开发学生的竞争意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能够充分激发和挖掘其潜力，培养出更优秀的人才。此外，通过分流，将特定领域的专业师资和教育设施集中投放在相关学校或课程中，为特定的精英人才提供更专业和高水平的教育，可以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避免资源的浪费。如果这种竞争激烈的教育分流能够形成良性循环，社会将整体受益。但是，由于教育分流制度作为一个挑选人才的分拣制度，那些被认定为“人才”的人往往会形成一个体制精心挑选的排他性群体。加之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是个人主义，就意味着每个人首先是利己的，其次才是利他的。这就导致这些精英们往往会占据大量优质教育资源，进而加剧阶层的固化。在新加坡 2018 年的议会辩论中，总理李显龙就谈到了精英学校有可能成为“自我永存的封闭圈”，这种封闭导致精英群体“只照顾自己的利益，而不履行领导和照顾社会其他人的职责”29。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在追求个体生存和自利动机的驱动下，往往存在结构性缺陷，容易导致教育分流制度偏离社会公共利益而异化为纯粹的个人利益。这扭曲了教育服务于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本质，而利益争夺恐将使社会冲突成为常态。如果不处理好这一结构缺陷，新加坡的教育分歧有可能扩大、发展成为更广泛的社会分裂。新加坡政府越来越认识到，比经济发展更重要且更难解决的，是越来越迫切的社会公平及正义问题。三、新加坡针对效率和公平问题的教育分流制度改革（一）弱化竞争：实行学制并轨与科目编班（一）弱化竞争：实行学制并轨与科目编班如上文所述，新加坡竞争激烈的教育分流释放了个人的自由与能力，因而被认为最大化了教育效率。但在另一方面，把所有控制权抛给自由市场会导致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造成社会上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30因此，对于新加坡的教育改革来说，最重要的策略便是改变高度分化和高度竞争的分流制度。从 2004 年小学的教育改革把 EM1 和 EM2 的生源合并，到 2008 年小学分流全面取消，再到2021 年改革小六会考的评价方式，可以发现，用各科总分来评价学生的方式已经逐渐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采取积分等级制度（Achievement Level，简称 AL）对学生在各个科目的学习表现进行评估，通过积分等级制度降低其竞争性。对于人们密切关注的中学的分流，新加坡公布了一项教育改革计划，预计将在 2024 年全面取消中学Express、NA、NT三种分流，全面推行科目编班（Full Subject-Based Banding，SBB），采用“学科分级计划”的评价制度。也就是说，新的评价不是按学习分数来分类，而是根据学生不同学科的学习表现来分级，即不同 PSLE 成绩的学生将混合编成一班，但在一些学科上可以选择三个能力等级（G1、G2、G3）的课程分班上课。例如：像数学这样的科目将分为 G1、G2 和 G3 三个等级进行教授。进一步讲，在全面科目编班（Full SBB）安排下，将不再有单独的 Express、NA 和 NT 课程，学生将进入混合形式的班级根据自87己的优势选择较高或较低水平的科目，并且可以与不同优势和兴趣的同龄人互动，减少不同背景学生之间的隔阂，进而避免因为成绩分流而在学生中形成排他性群体。从 2027 年毕业的中学生开始，学生将参加新的新加坡剑桥中学教育证书（Secondary Education Certificate，SEC）考试。SEC 教育将为学生提供不同的科目和科目等级，就读的年限也将统一为 4 年，以便实行统一的“中学教育，多元的学科分级”。部分当地民众认为改革后的教育评价方式弱化了成绩和排名，让家长更难以评估子女的学习进度，不利于提高教育效率。对此，新加坡时任教育部长陈振声认为应当改变对考试成绩的看法：如果将考试视为一种找出每名学生强项与弱项的手段，以便给予正确的辅助资源帮助他们实现最大的潜能，那么考试成绩的作用就是确定学生们走上正确的学习道路以及需要哪些合适的资源，而不只是用来考入一所公认最受欢迎或最成功的学校。31由此可见，此次教育分流改革虽仍保留了一定的竞争性用以保证教育的效率，但它不再局限于个人利益，而是围绕着集体公平的目标。这项政策改革刷新了对“考试”的定义，用“成绩”来筛选精英的论调逐渐被摒弃。通过科目编班和统一考试的方式，可以更细致地评估学生的能力，践行因材施教的原则。平等意味着每个人都获得社会资源的平等机会，而公平则强调在考虑到个体之间差异的基础上，以最合适的方式分配教育资源，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其所需的支持，此分流改革正是体现了这一点。（二）扩大机会：打破学术成绩限制与多元化能力评估（二）扩大机会：打破学术成绩限制与多元化能力评估新加坡分流制度改革的第二个方面在于，提高非学术成绩在总体评估中的比重，全面评价学生的能力。为此，新加坡对中小学课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注重开展素质教育。改革前，新加坡的中小学在十二点到一点半之间放学，实行半天上课制。也就是说，下午之后的时间留给学生参与课外活动。半天上课制的安排旨在让学生从课堂中解放出来，拥有自行参与丰富多样的课外活动的时间。但是，新加坡的家长往往会利用下午充裕的时间让子女参加各种学术课程的补习班。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学校在下午放学以后和假期为学生提供了上百个免费的文艺活动和实践活动，例如音乐类、美术类以及体育类的各种兴趣社，要求每个学生至少参加一项课外兴趣活动。为了提高民众对课外活动的参与度，这些课外活动都是由国家财政买单，并且纳入学生的毕业成绩。从改革效果来看，新加坡学校的课外活动和实践活动在塑造学生的自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超过了学术课程。与此同时，新加坡在高等教育阶段也更加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为了更全面多元地评估学生的潜力和优势，新加坡自 2020 年开始推行基于才能的招生计划（Aptitude-Based Admissions，ABAS），将录取权力下放至学院层面。32 ABAS 计划的目的是更好地挖掘学生多方面的潜力和才能，让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长。此外，这种招生计划为那些在学术方面表现不佳但在其他领域表现出色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从而使大学更具有包容性和多样性。近期，新加坡还致力于扩大理工预科课程（Polytechnic Foundation Programme，PFP）。目前，PFP 的课程为期 1 年，为符合条件的普通学术课程生提供进入理工学院的机会。此次改革，新加坡将扩大 PFP，允许更广泛的学习者进入 PFP，为学习者提供不同组合的不同科目级别。从 2026 学年开始，PFP的招生将基于集群的方法进行重构，学生可以进入以下集群之一（1.科学；2.设计、工程和技术；3.人文、艺术、媒体和商业）学习。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课程表现，PFP 设置特定的文凭课程。从 2028 学年开始，PFP 将允许 G3 科目或混合 G2 和 G3 科目的学生进入学习。此项教育改革推行之后，每年多达 2600 名学生有望符合 PFP 资格。33陈衍，柯雨婷：新加坡教育分流制度审视：新自由主义下的效率与公平2024 年第 2 期现代教育论丛88这类改革举措使得学生的综合素质和个人潜力得到更好的发展和认可，不再被学术成绩所限制。在此之前，新加坡的分流制度主要以学术成绩为主要依据，导致一些学生由于家庭背景或其他因素的限制，无法在学术领域获得出色表现，从而失去了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改革后的评估通过提高非学术成绩的比重，关注到那些在学术方面表现不突出但在其他领域具有优势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公平的选择机会。这一系列改革举措为新加坡的教育体系注入了更多的活力，创新了人才培养方式，让所有具备优势和特长的学生都有平等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这为新加坡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同类型的高素质人才，在促进教育公平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教育的经济效率。（三）现实意义：对我国的教育分流制度的启迪（三）现实意义：对我国的教育分流制度的启迪新加坡受其国情的影响，依然强调精英教育的必要性，注重教育效率和人力资源的高效利用。但就其近年来针对分流制度的改革来看，该国意识到追求效率的精英教育必须与追求公平的包容性教育相结合。新加坡越来越注重教育的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平衡。这种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新加坡不断通过教育改革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求，确保教育制度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和学生的发展。新加坡近年来大胆创新的分流制度改革，对我国的教育分流制度重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从新加坡的改革举措可以看出，政府不再只强调个人的责任。为了让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学生获取平等的教育机会，政府有意识地根据低收入家庭的具体情况向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为不同背景的新加坡人提供多样化的学习途径和因材施教的教育，确保所有年轻人都有机会接受适合的教育。34现阶段我国教育分流仍然以成绩为标准，应试现象突出，考试成绩在我国的教育分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以应试为导向的教学和学习方式的普遍存在。这种情况存在一系列的问题。首先，过于依赖考试成绩会造成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优秀的学生通常会倾向于选择竞争激烈的重点高中或大学，获得更好的学习资源。而那些成绩相对较差的学生则面临着较少的机会和资源。其次，过度应试化的教育容易忽视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在片面追求高分数的过程中，学生的兴趣、创造力、批判思维等非认知能力往往被忽视，这不利于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我国可以参考新加坡的积分等级制以及科目编班的方式，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化的分流方式，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等综合素质，考虑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和发展潜力。在注重学术教育的同时，大力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层次，增强职业教育的社会适应力、吸引力和综合竞争力 35，使得分流后的人才种类更加全面。促进教育机会的公平、提高教育的效率，不能仅局限于培养学术型人才，而且要为广大技能型人才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需要重新诠释“成绩”的概念，不再将其简单定义为学生在学科知识和应试技能上的表现，而是将其扩展为学生各方面能力的考核结果，使其超越狭隘的知识测试层面。我国应注重其他因素对学生各个阶段分流考试成绩的影响，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帮扶弱势学生，以此弱化社会经济中的不平等因素对教育公平的负面影响。总之，新加坡在教育分流制度改革中的经验告诉我们，追求教育效率和精英培养的同时，也要注重教育公平和包容性。这需要在动态平衡中不断调整和改进，以适应我国社会环境和需求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多元和适应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