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的想象：基于“出版方式”沿革的路径.pdf

66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青年学者论坛青年学者论坛引 言美国新闻传播学者芭比泽利泽（Barbie Zelizer）近年来倡导“想象新闻业”的理念，这是一种“为适应变化”而采取的思维训练，通过“不断延伸它的触角，穿过它曾经停留的角落，超越它原本的局限”，可以更好地应对新闻业因深刻变革而带来的极度不确定性。作为与新闻业存在诸多关联和共性的实践领域，出版业同样值得借鉴“想象”的思维策略，发扬一种“想象出版业”的理念，这是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出版的环境和面貌同样因数字技术的兴起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数字出版的想象：基于“出版方式”沿革的路径李唯梁 李天骄内容摘要：人类出版实践的历史中有三种不同的“出版方式”类型：作为表演的出版、作为赞助/题献的出版、作为机械复制的出版，它们依托不同的信息传播技术和社会公众形态，形成了具有各自特征的结构性体系。数字出版将存在于史上的不同出版方式的出版要素释放出来，并在新的技术和社会背景下将它们整合到一起，形成一种具有混合性质的新型出版方式。关键词：数字出版；出版方式；公共领域；媒介定律课题：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信息社会视阈下的自出版研究”（编号：SWU1809729）DOI：10.3969/j.issn.2095-0330.2024.03.007数字出版的想象：基于“出版方式”沿革的路径化，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直接将其描述为一场“图书战争”。数字革命给出版实践带来了什么变化？如何评估这场“战争”的性质？怎样预测出版业的未来？对这些重要问题的回答，亟待打破既有的认知惯性，以具有“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意义的方式展开探索和反思，而“想象”则为此提供了可贵的动力。正如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所说，想象是“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它使“原来思维活动只局限于狭小范围的人们突然对所置身的狭小空间产生新奇的感受他们好奇的能力重又焕发。他们获得了新的思维方式，经历了价值的青年学者论坛2024.3 67数字出版的想象：基于“出版方式”沿革的路径再评估：总之，通过他们的反思和感受力，他们理解了社会科学的文化含义”。本文旨在对数字出版展开一番“想象”，尝试以“新奇的感受”“好奇的能力”对认识数字出版提供一孔之见。至于想象的方法，笔者借助“出版方式”（the mode of publication）这一概念工具。“出版方式”借自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提出的“信息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而“信息方式”又是受到马克思“生产方式”（the mode of production）理论的启发。本文从生产方式信息方式出版方式的概念谱系切入，原因有两个：其一，无论生产方式还是信息方式，都从时间维度对人类社会的过去（乃至当下和未来）进行了分期。例如，马克思将“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看作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波斯特将“信息方式的诸阶段”划分为：面对面的口头媒介的交换、印刷的书写媒介的交换、电子媒介的交换。其二，虽然生产方式和信息方式的理论着眼点不同，前者关心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组合，后者聚焦“历史中的符号交换情形”，但二者均致力于挖掘研究对象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并由此展开对某一历史阶段的界定和阐释。例如，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雇佣劳动、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标组织生产等结构特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其他生产方式区分开来；马克波斯特将信息方式三阶段的特点分别概括为：符号的互应（symbolic correspondences）、意符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igns）、信息的模拟（informational simulations）。“出版方式”概念吸取了生产方式和信息方式固有的历史主义意涵和结构分析思路，有助于本文考察历史上出现的不同出版形态及其演变规律。然而，历史主义也好，结构分析也罢，只是这一分析工具的形式方面，其实质方面的构成是什么呢？具体而言，如果说生产方式围绕生产的物质结构展开，信息方式围绕符号的交换结构展开，那么出版方式应该围绕什么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a）或中轴原理（axial principle）展开呢？这取决于塑造出版实践、建构出版方式的主导性力量和因素。出版作为一种象征内容（symbolic contents）的生产和传播活动，须建立在一定的技术（特别是信息和媒介技术）基础设施之上，因而不可避免地属于一种技术实践和技术现象。无论语言、文字，还是机器、软件，都是广义上的技术。所以，技术条件和技术安排是出版方式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然而，出版又不仅是一种技术实践和技术现象，它还深深地根植于社会语境之中，尤其是与公众的形态密切相关。一方面，从构词法来看，“出版”与“公众”可谓“家族相似”，如英语中的publish与public，德语中的verffentlichen与ffentlich，法语中的publier与public。二词在汉语中的关系虽不像西方语言那样一目了然，但也隐含此意。另一方面，公众形态与社会制度、社会系统高度同构，也就是说，公众的性质、状况、组成往往与社会的一般结构相一致，通过分析公众形态，可以从一个侧面集中呈现出版方式所处的宏观社会背景。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 rgen Habermas）所说，通过把握公共领域的结构，可以“用它的某个核心范畴对我们所处的社会系统地加以理解”。技术和公众两种力量各自以相对独立、不可数字出版的想象：基于“出版方式”沿革的路径68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青年学者论坛青年学者论坛化约的方式塑造着出版实践（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受到出版实践的反作用）。有时，技术条件的变革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极大地催生了某种出版方式；有时，技术条件的变化隐而不彰，公众形态反而发生了剧变，同样可能带来出版方式的根本转变；有时，技术条件和公众形态同步变化、力量叠加，更是预示着新型出版方式的产生。综上所述，出版方式概念围绕技术安排（特别是信息和媒介技术）和公众形态（包括公共生活的性质、公共领域的结构、公共交往的模式、公共性的含义等）两个“中轴”展开，尝试对人类历史上出现的不同出版方式类型进行界定和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数字出版的未来想象。一、“作为表演的出版”：口语文化中的聆听公众1.麦克卢汉的“马赛克”片断因善于制造警句、隽语而颇具先知风格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在其成名作谷登堡星汉璀璨中曾提到“作为表演的出版”（the form of publication as performance）这一饶有深意的表述。他认为，在印刷术兴起之前，由于人们仍然处于感官体验的“听觉的巫术世界”中，所以“贯穿整个古典时代和中世纪世界，阅读对于读者意味着高声朗读古罗马人将当众高声朗读作为书籍出版的一种重要形式（a principal form of book publication）”。麦克卢汉还进一步引用摩西哈达斯（Moses Hodas）的论述指出：“在古希腊世界之中，书籍常见的出版方法（the regular method of publication）是当众朗读，首先由作者本人，然后是由专业朗诵者或演员，甚至在书籍和书面艺术已经普及之后，当众朗诵仍然作为常见的出版方式。可以说，所有古典文学的构思都是作为一位听众之间的对话或教谕。在整个古典时代时期，以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读者们哪怕独自阅读也常常大声读出书中的文字，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作为表演的出版”乍看之下令人匪夷所思，因为它与今天人们习以为常的认知大相径庭。然而，该表述有可能为我们创造新的想象空间。从引文可以看出，“作为表演的出版”依托的是口头媒介（人体发音器官），出版过程的实现有赖于作者或“出版者”（专业朗诵者、演员）在众人面前直接将内容“说”出来。一方面，由于口语传播技术水平的限制，“作为表演的出版”难以克服时间和空间的拘束，只能是一种共同在场（co-presence）情境下的面对面互动；另一方面，出版者和受众置身于“同步事件和全面意识的听觉世界”中，使出版行为呈现出即时交流、以言语为主、多感官协调运作、具身传播等鲜明的口语文化特征。在口语文化中，“学习或认知的意思是贴近认识对象、达到与其共鸣或产生认同的境界，是与之共处”。基于这种出版方式与表演行为的本质相似之处，麦克卢汉提出“作为表演的出版”在逻辑上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2.古代城邦的公共空间与这种出版方式相对应的公众形态是怎样的呢？哈贝马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等思想家对古典公共领域的阐述为此提供了大量说明。哈贝马斯指出：“在高度发达的希腊城邦里，自由民所共有的公共领域和每个人所特有的私人领域之间泾渭分明。公共生活（政治生活）在广2024.3 69数字出版的想象：基于“出版方式”沿革的路径场上进行，但并不固定；公共领域既建立在对谈之上对谈可以分别采取讨论和诉讼的形式，又建立在共同活动之上这种实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竞技活动。”汉娜阿伦特也强调了古典公共空间的言说特征：“存在于人类共同体中并为人类共同体所必需的活动中，只有两种被看作政治的并构成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政治生活，即行动（praxis）和言说（lexis），从这两者中产生出了人类事务的领域，而一切仅仅是必需的和有用的事情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归诸私人领域引者注）”；“城邦之外的任何人奴隶和野蛮人都是无言的，他们不是丧失了言说的机能，而是丧失了一种生活方式。在其中，言说具有了意义，并且唯有言说有意义，所有公民主要关心的是彼此交谈。”在希腊城邦中，公众由具备公民权的全体自由民组成（奴隶、妇女、儿童、外邦人、野蛮人被排除在外）。他们以平等的政治身份参与城邦的公共事务，每个成员都可以当众发表意见，并交由在场听众进行公共评判（critical judge），最终作出集体决策。在这个范围（无论是地理范围还是公民权范围）有限的城市空间中，交往密切、互动频繁、平等且独特（uniqueness）的公民聚集在遍布城邦的公共场所，依靠演讲、对话、讨论、争辩等言说方式开展政治生活，从而形成一种聆听公众（hearing public）的群体形态。与无形的言说性公共空间相对应，有形的公共建筑虽饱经两千多年岁月的侵蚀至今仍清晰可见。根据考古学家的挖掘，希腊城邦的公共建筑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宗教性公共建筑如神庙、圣地、祭坛和公共墓地；二是城邦的市政建筑如市政广场、议事大厅、公民大会会场、法庭、公共食堂等；三是城邦社会与文化活动的场所如体育馆、运动场、摔跤场、露天剧场等”。这些公共建筑既诠释着古希腊人生动、活跃、多样、卓越的公共生活，也是“作为表演的出版”的实施场所。对于城邦公民而言，公共事务和政治参与具有积极自由的特点，与其说是一种可选择行使的权利，毋宁说是公民资格的义务和生存意义之所系，具有超越世俗的神圣价值。哈贝马斯指出：“在古希腊人看来，公共领域是自由王国和永恒世界，因而和必然王国、瞬间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只有公共领域中出现的一切，才能让所有人看得真真切切。公民相互之间进行对谈，从而把事务表达出来，并使之形象化；彼此差不多的人通过争论，才能把最好的衬托出来，使之个性鲜明这就是名誉的永恒性。”汉娜阿伦特更是基于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理念热忱地写道：“每一个公开展示的活动都能获得它在私人场合下无法企及的一种卓越；因为按照定义，一个人的卓越总是需要他人的在场，而他人的在场又需要形成一个由他的同侪所组成的公共领域，而不能是一些他的同等者或地位低下者的偶然或随便到场。城邦之于希腊人，如同共和国之于罗马人，首要在于提供了一个空间，以抵御个人生活的空虚，并为有死之人保留了相对的持久性，如果不是不朽的话。”3.小结总而言之，城邦（polis）不单纯是空间和地理上的单位，更是政治乃至“在世存在”意义上的显现空间（space of appearance），“是一种从人们的共同言说和行动中产生出来的人类组织，其真正的空间存在于为了这个目的而共同生活的人们之间”。行动、言说、自由人、公众、公共空间、数字出版的想象：基于“出版方式”沿革的路径70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青年学者论坛青年学者论坛积极生活等要素，共同构成一个总体性的社会系统。正是在城邦的政治结构中，面向口语文化中的聆听公众，借助口语媒介的符号交换手段，“作为表演的出版”形成了自己的特征，成为早期的一种“出版方式”类型。二、作为赞助/题献的出版：代表型公共领域中的共同体成员在麦克卢汉看来，即使语音字母表（phonetic alphabet）的发明作为一种视觉延伸的工具，使书面文化开始兴起，进而带来了全新的社会尺度，但“古希腊人所体验的书面文化的程度和种类还不够强大到使他们可以将其听觉触觉遗产转化成封闭的或形象的空间。只有在印刷术诞生之后，这种封闭的或形象的空间才得到广泛的应用”。因而，从古希腊罗马开始，贯穿整个中世纪，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手抄本和早期的书籍是被用来高声诵读的。诗歌被用来吟咏和歌唱。演讲、音乐、文学和绘画是紧密联系的。”也就是说，初期的文字媒介仍然处于口语文化的优势支配之下，“文本”（text）被视为“作者即时的声音，而在口头方面体现其权威性”。尽管从媒介技术条件和符号互动方式角度看，公元5世纪到16世纪的出版实践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作为表演的出版”的口语特征，但整体的出版方式具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和性质，这是因为中世纪的社会制度迥异于古典城邦政制，并产生了独特的群体形态。1.哈贝马斯论“代表型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在分析欧洲中世纪的公共性时，提到了一种“代表型公共领域”（reprsentative ffentlichkeit/representative publicness）。这部分内容篇幅不大，既容易让人忽视，也容易引发误解。例如，哈贝马斯认为，由于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将代表型公共领域的特征加到了古典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头上”，因而“错误地分析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瓦解过程”，事实上，“非个人的、仪式性的自我描述所具有的美学作用形式”，仍然属于“高度成熟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在笔者看来，哈贝马斯对代表型公共领域的阐释与古典马克思主义对封建生产方式的分析是一致的，因而我们不妨从相关论述出发，以便更准确地理解“代表型公共领域”。马克思往往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背景下论及封建社会的特征，例如他在资本论中写道：“在这里（指欧洲的中世纪引者注），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恩格斯同样指出：“中世纪的商人绝不是个人主义者；他像他的所有同时代人一样，本质上是共同体的成员。”据马克思、恩格斯分析，与现代社会“独立的人”“个人主义者”相对照，封建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突出地表现为人的依赖性和人身依附。进一步言之，这种依赖性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附庸对封建主的依赖（如农奴对领主、陪臣对诸侯、俗人对牧师）；第二，所有人对共同体的依赖（需注意：马恩说的是“相互依赖”和“所有同时代人”）。前一种依赖主要指封建等级特权下领主向自己的附庸施加的各种“超经济强制”；后一种依赖说明封建主自己也不是独立的，他在束缚附庸的2024.3 71数字出版的想象：基于“出版方式”沿革的路径同时，还要代表共同体向附庸提供“保护”，因而所有人（无论是封建主还是附庸）都是“共同体的成员”，表现出人对共同体的依赖和人类的共同体存在状态。在现实中，后一种抽象依赖往往因前一种具体依赖而呈现出人身依附的色彩在这里，形形色色的封建主或天然“首领”成为共同体的人格化身。总而言之，实质上是所有人对共同体的依赖、表面上是附庸对封建主的人际依赖，构成了封建关系的主要特征。正是在这种社会关系的基础上，产生了哈贝马斯描述的“代表型公共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古典意义上的公共/私人（public/private）对比演变为中世纪条件下的共同/特殊（common/particular）对比。共同/特殊保留了一部分古代日耳曼法和罗马法中公私之分的含义，哈贝马斯将其称为“合作社的构成因素”（elements of communal organization）。例如，公地、井水、道路、集市为公共（common）所有，特殊（particular）利益指一种私人意义上的个体利益。然而，这并不是中世纪公共性的本质内涵。在“采邑权威”（manorial authority）基础上形成的封建社会结构中，particular更多与豁免权、特恩权诸等级特权相关，只适用于封建领主，意指与众不同的“特殊的那个”；与之相对，common指默默无闻、没有等级特权的普通人（ordinary）。由于在封建社会中，领主也只是共同体的人格化身，所以指代他们的particular就具有了“公共”（即共同体）的含义：“特殊性和豁免权才是封建领主所有制的真正核心，同时也是其公共性的核心。在中世纪的文献中，领主的（lordly）和公共的（publicus）是一个意思；公有意味着领主占有。”更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公有意味着领主（代表的共同体）占有。一方面，正因为封建制下的“公共”意味着未分化的、非个人的、共同体所有的状态，所以哈贝马斯反复强调，“封建社会里不存在古典（或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模式”，“私人占有（dominium）和公共主权（imperium）这一对矛盾，封建制度并不具备”，“领主权力不是古典民法或现代民法意义上的私有权”，“如果把古典民法或现代民法中的范畴用于根本不存在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基础的社会关系，就会出现很多麻烦”，“作为制度范畴，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因为共同体所有在外观上呈现为封建主占有，并且这种占有需要不断诉诸人格化身因“与众不同”（particular）而享有的等级特权合法性，因而要求“一种公开的代表形式”，还是产生出一种“可见”（visible）意义上的公共性/公开性（public/publicness），这就是“代表型公共领域”。然而，它“不是一个社会领域（social realm）或一个公共领域，它毋宁说是一种地位的标志。占有这一地位的人把它公开化，使之成为某种特权的体现。这种公共领域依附于现实中的领主，从而赋予其权威以一种神光灵气（aura）”。换言之，代表型公共领域不具备、也不允许古典公共领域中的两种基本活动形式言说和行动，不是一个可供人们在其中平等交流的“空间”，而是共同体的人格化身对其所有权的“宣示”，类似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B.Veblen）提到的“炫耀式消费”（conspicuous 72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青年学者论坛青年学者论坛consumption）。其“公共性”仅仅体现在这种“宣示”或“炫耀”需要且必须面向附庸公开进行，目的是渲染共同体人格化身的“卡里斯玛”神秘光环，因而具有鲜明的仪式特征和象征色彩。“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出现和发展与个人的一些特殊标志是密切相关的，如权力象征物（徽章、武器）、生活习性（衣着、发型）、行为举止（问候形式、手势）以及修辞方式（称呼形式、整个正规用语），一言以蔽之，一整套关于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肉体（embodied）在所有这些德行中并没有失去其意义因为德行必须体现出来，必须能够公开表现出来。”在代表型公共领域中，普通人（ordinary，即附庸）也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只能作为展示的“背景”（surroundings），因为他们不具有等级特权、无特殊社会地位、不散发“神光灵气”，“民众构成了衬托统治阶级、贵族、教会显贵以及国王等展示自身及其地位的背景。属于建构这一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前提条件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普通人又被排除在代表型公共领域之外，只能作为烘托领主神圣的消极观看对象而存在，“表现还是离不开观众，只有面对他们，表现才能进行”。从代表型公共领域的运作机制也可以看出封建社会条件下领主与附庸的相互依赖关系。对于封建领主而言，他们不得不通过繁文缛节公开表现自己的“高贵仪表”，“不论何时何地，只要表现其领主权力，他们就必须遵守”；对于附庸而言，他们没有“公开表现”的权利，只能依附于领主，满足于一种烘托领主“特殊”（particular）的背景地位。这既是领主面对附庸行使等级特权的表现，更是狭隘共同体对所有成员压抑的表现。到了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民族国家的形成、领土主权的确立、王权与市民的联盟，散漫的封建状态逐渐结束，较小较弱的社会单位被整合进更大的政治结构之中，代表型公共领域的形态发生了变化，“封建领主所有制之下所形成的独立的封建贵族失去了其代表力量；封建君主的宫廷成了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核心”，其典型代表是法王路易十四的宫廷。正是在宫廷代表型公共领域下，新的出版方式获得了成熟形态。2.赞助与题献的一体两面当时的出版活动中最突出的特点是赞助（patronage）与题献（dedication）行为。马克罗斯（Mark Rose）从文学财产权的角度详细分析了这一机制：“在17世纪晚期及18世纪人类进入成熟的商品社会之前，对于作者而言，最主要的交换关系出现在传统的奖励制度（a traditional patronage system）之中，在这种关系中，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象征性的、实体的交易，资助者因其资助的创作者所从事的创作活动而获得荣誉和地位，而作为回报，他们为创作者提供了各种物质或非物质的报酬。正如图书销售商对作品享有财产权的观念并不十分适合公会制度和出版商的版权制度那样，作者对作品享有所有权的观念也不怎么适合传统奖励制度之下的文学创作环境。甚至，有时既授予公会成员也授予作者以印刷出版特权，最好被看成是资助的形式（versions of patronage）而不是所有权（ownership）的形式。共和国和国王的这些行为也许最好被理解为荣誉（honor）或报酬（reward），而不是财产权（property）。在做出这些授权的过程中，共和国和国王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那些值得获得奖2024.3 73数字出版的想象：基于“出版方式”沿革的路径励的人的资助者。”与自上而下的“赞助”相对的，是自下而上的“题献”，二者同生共存，恰似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对题献行为描述道：“在传统画中，跪地捐献者呈上的是一个教堂或祭台模型，因为他为了荣耀上帝，请人建造了一个教堂或祭台。而在表现君王与作家的关系图中，书代替了神圣建筑，作者代替了修建者，国王代替了上帝。”不仅作者，即使制书者和售书者也有题献行为，“出版商、书商将自己视为作者，尽管文章不是出自他们之手。他们将出版之书献给君主，赠予王室图书馆，以求得其庇护”。当然，即使题献的是书面文本，也仍然具有鲜明的口语色彩，“为国王诵读即将进入王家图书馆的上呈著作，这一行为说明，即使在印刷时代，人们仍然在按发表（publication）之古义行事，即面对接受题献者，国王、领主或某机构，大声诵读其作品”。罗伯特鲁特（Robert Root）通过分析薄伽丘和彼得拉克的信件，从微观角度详细还原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出版流程，他最后总结道：作者向赞助人正式提交手稿，构成了最终和明确的出版（final and definite publication）。彼得伯克（Peter Burke）将文艺复兴时期赞助人的动机划分为三种类型：虔诚、名望和快乐。无论彰显宗教上的虔诚，还是追求世俗上的名望、快乐，都是封建领主借助代表型公共领域给自己增添“神光灵气”的举动。同样，对图书的赞助也是上述“赋魅”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成为王公贵族们的优先考量，“要在民众中获得巨大声望，没有哪种方式比建藏书丰富的漂亮图书馆更保险更显诚心了事实上，这项事业从未欺骗或辜负过那些善于经营它的人；其结果屡试不爽，一个个个体因图书馆的成功而获益匪浅”。3.小结综上所述，在代表型公共领域中，“公共”意味着领主代表共同体所有，因此作品的公开无法绕开领主单独实现。这样一来，不具备封建特权的作者、制书商等普通人（ordinary），只能以“题献”“礼赞”“祝福”“歌颂”“赞美”的方式，依托恩主的庇护（赞助），借助人格化身对共同体的代表，达成作品的公开即“出版”。这种出版方式，既不同于之前以共同在场、当众言说、公共参与为特点的“作为表演的出版”，也不同于今天人们熟悉的形式，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作为赞助/题献的出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赞助/题献的出版”都是一种主要的出版方式。直到17世纪，“宫廷贵族实际上并未能塑造出一个阅读群体来。他们尽管供养着一大批文人和仆人，但是，这是一种受人资助（patronage）的生产，它需要的与其说是严格意义上出于兴趣的阅读，毋宁说是一种出于标新立异的消费。这种阅读群体直到18世纪初叶才出现，其前提是，出版者作为作家的委托人代替了资助人，承担了向市场发行作品的义务”。与此同时，新的因素正在旧体制内部悄然孕育。“作为赞助/题献的出版”的赠受双方都在有意无意间充当了代表型公共领域的掘墓人。赞助方通过接受人文主义教育，成为爱好文艺、教养良好的城市贵族，取代了不通文墨的基督教骑士；题献方日益突破教会的文化垄断和封建特权的等级束缚，成为具备新型身份的“文人”（men of letters）。二者集结在以咖啡馆、沙龙、宴会、文74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青年学者论坛青年学者论坛艺批评杂志、道德周刊等为载体的“文学公共领域”（literarische ffentlichkeit/public sphere in the world of letters）之中，共同推动一种新型公共领域的兴起，“在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相遇的过程中，那种充满人文色彩的贵族社交遗产通过很快就会发展成为公开批评的愉快交谈而成为没落的宫廷公共领域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过渡的桥梁”。一种新的出版方式，即将伴随社会结构的变迁而逐渐形成。三、作为机械复制的出版：印刷文化下的阅读公众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麦克卢汉和哈贝马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这一解体过程。1.“谷登堡星汉”的出现麦克卢汉将印刷术的发明形容为“进入我们现代世界崭新空间的起飞（take-off）时刻”。因为在他看来，印刷术作为一种“热媒介”所具有的分裂感官、连续均质、抽象重复、视觉统一的力量，强有力地瓦解了人类的共同体生存状态，“印刷是字母文字发展的一个极端阶段。但字母文化在最初便开始促使人们去部落化（detribalize）和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e）。印刷将字母文化的视觉文化发挥到所定义的最高强度”。进而言之，去部落化和去集体化带来了双重社会后果：一方面，原子化的个人诞生了。“与抄本文化相比，印刷文化所承载的表音字母的个体化力量要大得多。印刷是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技术”。沃尔特翁（Walter Ong）也认为印刷术是导致共同体瓦解、独立个体出现的重要力量之一：“（印刷术）造成个人拥有词语的新鲜感觉把词语变成了商品。古代社群共享的口语世界分裂成为个人终身拥有的私有财产。印刷术为人类向个人主义漂移的意识推波助澜。”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取代形形色色的共同体（如采邑、庄园、行会、村社、宗族、教会等）成为人类群集性的新表现形式。麦克卢汉将印刷词（printed word）比喻为“民族主义的建筑师”，他认为“印刷术的操作和效果导致了个人内心体验的输出或表达与大众的国家集体意识之间的密切联系”，“印刷技术不仅分离了个性，同时也通过本土语言的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手段构建了庞大的集体”。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更是详细阐述了印刷语言（print-languages）如何为民族意识的出现和民族主义的兴起奠定了基础。2.现代公共领域的起源与麦克卢汉侧重媒介技术革新不同，哈贝马斯关注的是公众形态和公共领域的变化。他认为，从13世纪开始，直到18世纪，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换逐渐使西欧各国“代表型公共领域所依赖的封建势力、教会、诸侯领地和贵族阶层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对立的两级；它们最终分裂成为公私截然对立的因素”。具体而言，这个裂变过程包含三个层面的历史叙事。第一个层面的叙事是“国家政权建设”，即安东尼吉登斯（Anthong Giddens）总结的“监2024.3 75数字出版的想象：基于“出版方式”沿革的路径督”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两个现代性维度。“随着封建领主掌控的等级权威的消失，代表型公共领域萎缩了，这就为另一个领域腾出了空间，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即公共权力领域（the sphere of public authority）。公共权力具体表现为常设的管理机构和常备的军队；商品交换和信息交流中的永恒关系是一种具有连续性的国家行为。这样一种狭义的公共和国家是同义词；其特征不再涉及靠权威建立起来、具有代表性质的宫廷，而是和用合法的垄断统治武装起来的国家机器的运转潜能有着联系。”公共权力机构的发展在欧陆表现得尤为完善，“如果说17世纪的法国君主代表了绝对制宫廷的最高典范，霍亨佐伦王朝统治下的普鲁士则提供了大臣原型的最佳范例，这些原型加强了国家对当时前所未有的多样化活动的促进和管理”。第二个层面的叙事是“市民社会的建立”，也是汉娜阿伦特所描述的“社会的兴起”过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交换的扩大，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性质的家计经济（household economy）日益解体，私有的个体经济成为物质生产的主要方式，“市场代替了家庭；现代经济成了商业经济（commercial economics）”，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由私人经济关系组成的市民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讲，商品所有者可以认为自己是独立的，由于他们从国家指令和控制当中解脱了出来，因此，他们可以根据赢利原则自由抉择，而无须听从任何人，只需遵守似乎隐藏在市场内部，发挥经济合理性的无名规律。”此外，在婚姻家庭（conjugalfamily）内部的亲密范围内，人际交往的经验培养出一种主体性（subjectivity）和“纯粹人性”（pure humanity）的观念。私人经济关系和个人亲密关系共同组成了私人领域。第三个层面的叙事是“具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兴起”。一方面，建立在市场交换基础上的社会劳动超出了家庭的范围，因而市民社会的私人领域天然地具有公共意义；另一方面，公共权力的治理政策对于私人部门的运行也发挥着重大影响。于是，在政府当局和广大民众、公共管理和私人自律的结合地带产生出一个新的空间，“由于社会是作为国家的对立面而出现的，它一方面明确划定一片私人领域不受公共权力管辖，另一方面在生活过程中又跨越个人家庭的局限，关注公共事务，因此，那个永远受契约支配的领域将成为一个批判领域，这也就是说它要求公众对它进行合理批判”。对于上述三者的关系，哈贝马斯总结道：“国家和社会的分离是一条基本路线，它同样也使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区别了开来。公共领域只限于公共权力机关。私人领域当中同样包含着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因为它是由私人组成的公共领域。所以，对于私人所有的天地，我们可以区分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包括狭义上的市民社会，亦即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以及其中的私生活也包括在其中。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现代公共领域与古典公共领域的核心区别在于它是以个人为本位、由“私众”（private people）所组成的，其结构及特征首先与“个人”在私人领域中获得的主体地位密不可分。用C.B.麦克弗森（Crawford Brough Macpherson）的话说，这是一种“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这种意义上的个人具有双重角色：“将商品所有者与一家之主、物主与人的76 MODERN PUBLISHING 现代出版青年学者论坛青年学者论坛角色完全结合起来。私人领域在更高内在层面上的扩张构成了上述双重角色在个人这个共同名义下趋同的基础；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政治层面上的自我理解最终也要追溯到其中。成熟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永远都是建立在组成公众的私人所具有的双重角色，即作为物主和人的虚构统一性基础之上。”如果说在古典城邦条件下，一个人因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无缘公共生活而丧失“人性”的因素，那么在现代社会条件下，一个人则因在私人领域缺少“物主”（有产者）身份而丧失“人性”的因素，因为“真正属于人性活动场所的正是家庭私有天地，而非像其希腊蓝本所说的那样是公共领域本身”。19世纪下半叶英国现实主义作家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借小说人物之口陈述了这一事实：“贫困的灾祸对于现代世界一如奴隶制度对于古代社会。富人和穷人彼此的对立就像自由民和奴隶的关系。你记得我经常引用荷马关于奴役使道德败坏的那句话吧。贫穷以同样的方式使得道德堕落。”3.小结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指出，机械复制（mechanical reproduction）技术的世俗化、大众化、规模化效应增强了“事情的普遍平等感”，有效祛除了艺术作品的“灵晕”（aura）。同样，伴随着新媒介工具（印刷术）和新公共领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出现，以营造“灵晕”为目的的“作为赞助/题献的出版”日渐式微。其一，写作成为个人之事，不再以必须向共同体的人格化身题献为归宿，“作者”（author）的身份获得承认，“作者拥有文本”的观念诞生，这得益于印刷术是“培养私人产权、隐私和许多封闭形态的手段为个人作者在时空维度的延伸上提供了物理手段”，并“产生了原创性和创造性之类的富有浪漫色彩的概念”。其二，出版商（publisher，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取代旧式的赞助人成为出版活动事实上的把控者，他主要依靠市场手段和商品交换聚集起各类生产要素，监督出版过程的实现，并从中承担风险、获取收益，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出版体制。其三，阅读也成为受众私人领域之事，印刷文本通过公共机制将散布在市民社会中的、有读书识字能力的个体结合成阅读公众（reading public）。哈贝马斯特意提到了以书报刊为代表的印刷媒介在“制造公众”或曰“公众化”过程中的作用：“杂志，首先是手抄通讯，接着是印刷的月刊和周刊成了公众的批判工具。艺术和文化批评杂志成为机制化的艺术批评工具，乃是18世纪的杰出创举。”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以英国为例追溯了阅读公众的形成过程：17世纪中叶开始起步，18世纪中期在伦敦等比较大的城市已具有相当规模，19世纪中期“可称之为识字大众的人群和更广泛的读者大众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的变化”，到1900年具有现代特征的阅读公众已经固定下来。技术和公众两方面的种种结构性变化强烈暗示：一种新的出版方式已然形成。这便是我们今天赋予“出版”的标准定义：“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现在使用出版一词，通常是指用印刷或其他复制办法将作品制成出版物在社会上传播。”对此，我们不妨借用本雅明的术语，将其概括为“作为机械复制的出版”。2024.3 77数字出版的想象：基于“出版方式”沿革的路径经过数个世纪的沉淀，作为机械复制的出版已经深深“内化”了印刷媒介的感官偏向，潜藏在人们的无意识层面（直到目前的数字革命才开始让人们反思），以至于我们似乎遗忘了其他出版方式也曾经在人类历史上留下过印迹。麦克卢汉曾说：“凭借分割和可重复单位拼版和印刷的谷登堡技术，是了解一切后续的社会、教育和政治机构机械化的提示。由于各种技术都继承了印刷术，所以印刷术越来越成为原型的故乡”。同样，印刷术也成为“出版原型的故乡”。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