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经验与民主化——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的认识论研究.pdf

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267 期-86-SHANXI ARCHIVES技术、经验与民主化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的认识论研究*洪佳惠（上海大学档案馆 上海 200444）摘 要：知识图谱是一种以知识为实体来进行建模的技术，用以认识和理解真实世界的实体和实体之间的关联。海量的档案资源及成熟的数字环境为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创造了实践条件；对实践层面的充分探讨，为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认识论研究基础。认识论研究从“去情景化”和“再情景化”两个方面展开，并揭示出技术的民主化特征。关键词：知识图谱；档案资源；去情景化；再情景化中图分类号：G274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码：1005-9652（2023）01-0086-0070 引言知识图谱是一种以知识为实体来进行建模的技术，用以认识和理解真实世界的实体和实体之间的关联。任职于谷歌的互联网技术专家阿密特辛格哈尔(Amit Singhal)在Introducing the Knowledge Graph:things,not strings1一文中宣称，“检索在很大程度上与作为人类学习模式和扩展视域的发现相关，但检索需要花费利用者大量的精力。知识图谱能够帮助人们更快速和方便地发现新的信息。”作为档案利用和档案资源开发的基本手段和必要条件，档案检索恰恰面临着“需要花费大量精力”的困境，利用者和档案管理人员往往需要在卷帙浩繁的馆藏中以极低的效率找寻目标信息，而知识图谱作为一种检索和发现的技术，正好补足了档案信息检索的短板，成为开发海量档案资源的一柄利器。而在认识论层面，将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的开发，也意味着个体对于知识获得方式和认知方式的改变，这种改变以知识图谱技术为媒介，使得结构化的技术理性与多样化的日常经验之沟通和融合成为可能，并进入一种共同建构的状态，令得更多的民众可在档案资源宝库受益，令更多种经验在档案中可得以保存和呈现，从而导向一种“技术的民主”。1 综述1.1 技术前提知识图谱的原初设计目的是为了改善检索结果。2012 年，谷歌在 Freebase 的基础上构建了Knowledge Graph，旨在提高检索的效率和准确性。到目前为止，智能检索依旧是知识图谱主要的用途之一。知识图谱目前已经在多种生活场景中得到应用。最为常见的是知识图谱在 Siri、小度助手、小爱语*【作者简介】洪佳惠（1980-），女，硕士，上海大学档案馆副研究馆员、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档案基础理论、数字人文、校史等。档案与哲学ARCHIVES AND PHILOSOPHY-87-音等语音助手上的应用。在硬件支持的前提下，语音助手运用智能问答技术，将所积累的无序语料结构化、逻辑化，建立基于知识的分类模型和图谱，靶向定位用户提问中的需求，以提供准确、高效的生活服务。基于知识图谱的智能语音助手具备跨场景适用的特性，在各个日常生活场景中都颇为常见。另外，在电商、生活服务、医疗、金融等多个场景中，知识图谱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1.2 应用前提档案资源的存在是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的内部前提，此处的“内部”主指档案行业内部。在海量数据中进行定位、抽取、推理是知识图谱发挥作用的主要支撑，而庞大的档案资源库为此提供了条件。可应用知识图谱的档案资源分为两种：其一为数字环境下产生的电子档案。随着计算机使用的大规模普及、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日益成熟，电子文件逐渐成为增量档案的主要形式。数字环境下产生的电子档案本身就是以数据的形态存在，由于其结构化的特性，可直接作为知识图谱的数据支撑。其二为其他载体形式档案的数字化，其他载体形式包括纸质、实物、磁性材料等。就目前而言，大多数地区，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各级各类档案管理机构都基本实现了档案目录中心的建设，这也就是说，大部分档案馆的非电子形态的档案都至少按照档案著录标准的要求，经过了初步的结构化，案卷号、题名、归档单位、归档时间等都可作为知识图谱的命名实体。当然，为更深入地对这部分档案资源进行挖掘，保存于档案文本中的信息需经过进一步细粒度的命名实体识别，为知识图谱发挥作用提供更为详细、精确的数据信息。成熟的数字环境是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的外部前提。成熟的数字环境主要表现在其“原生”的特点上。Marc Prensky 在数字土著 数字移民2，将诞生于数字时代、每日被电脑等数字时代工具和互联网通讯技术包围的人们称为“数字土著”，这个群体的人数日益庞大，原生于数字环境中的“数字土著”本能地习惯于在网络上工作和生活，在网络上迅速接收信息来作为自己日常经验累积的主要方式。对于这个群体来说，知识图谱所构建的各种生活场景都是与身俱来的，甚至无须刻意学习的，在这个数字环境中，人们具备了一种“数字素质”，数字土著们天然就具备了数字理解力，并且能毫不费力地使用各种基于计算机或移动终端的APP。除此以外，众多开源的数据库软件也为数字土著们构建个人（或特定群体）专属的知识图谱创造了条件，如以嵌入式、高性能、轻量级为特点的 Neo4j 就受到了众多数字土著的青睐。1.3 研究前提在中国知网上以“档案”和“知识图谱”为主题词检索得到与档案资源开发密切相关的学术论文119篇。主要主题分布于知识图谱、档案学、可视化分析、数字人文、研究特点、Cite Space、档案数据、数字档案馆、知识服务、图谱构建、文献计算、电子档案、模型构建、档案知识等方面；次要主题分布于知识图谱、档案数据、数字档案馆、档案馆、档案服务、研究前沿、文献计量等方面；研究层次分布于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管理研究等方面。将主要主题“档案学”细化来看，论文的关注主题主要为发展现状、技术应用等。其中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将知识图谱理论应用于档案知识的基础研究，如对象、结构与价值：档案知识工程的基础问题探究3等，二是将知识图谱理论应用于档案学学科分析，如基于 CSSCI 的近十年我国档案学研究知识图谱分析4等，三是将知识图谱理论应用于特定分类或主题的档案研究，如领域知识图谱在非遗档案资源知识组织中的应用探索5数字人文视域下口述历史档案资源知识发现模型构建6中国联通电子档案数据挖掘与智能利用的研究7等，第三类主题已经累积了一定量的研究成果。总体来看，目前学界对于知识图谱的关注和探讨主要关注点集中在应用层面。对实践层面的充分探讨，为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提供了良好的认识论研究基础，在积累一定量的实践探索后，进行认识论讨论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通过认识论的探讨，隐匿于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实践表象之下的规律性问题将得到示，并以一种超前于实践的认识论立场反作用于应用实践，推动实践中的良性发展，进一步发挥知识图谱在档案资源开发中的作用。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267 期-88-SHANXI ARCHIVES2 技术对经验的去情境化2.1 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一般来说，知识图谱的构建包括命名实体、命名实体识别、命名实体关系、知识推理等内容。命名实体是对文本中具有特定意义或指代性强的实体的标注，如人名、组织机构、地名、日期、时间等，在档案资源中，一般有全宗号、实体分类号、档号、题名、文号、责任者、归档单位、文件日期等。命名实体识别是根据标注的命名实体，对文本进行自动识别和分类的过程，命名实体识别一般以基于知识库的专家系统为背景，融合深度多任务、深度迁移、深度主动、深度强化等学习模型，令知识图谱可在极少人工干预的前提下自动将文本内容与标注自动匹配和归类，自动匹配和归类的前提是大量的背景知识和细粒度的标注，以其强大的非线性映射能力，构建更为立体的知识模型，这个立体不仅是空间上的概念，甚至可以映射到更高层级、更抽象的表达。这也就是说，命名实体识别可根据档案资源的不同情况进行自动标引，借助开放数据库，这种标引可以是细粒度的，将档案文本中的信息对应至不同的标签下，以挖掘出更多的信息关联。同时，知识图谱还将基于深度学习进行命名实体关系的抽取，在对档案资源进行关系抽取时，知识图谱可采取开放的模式对特定档案文本进行关系抽取，借助大型的开放数据库和互联网开放语料，来环节特定档案文本标注实体不足的问题。另外，知识图谱还具备知识推理功能。知识推理以既有的知识图谱为基础，推断出新的事实，识别新的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系及既有知识图谱实体之间的错误，主要功能为知识图谱补全和去噪。在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这里，知识推理即是将结构化的档案数据与其他通用知识图谱资源，如Freebase、OpenKG、ownthink等进行匹配。尽管知识推理并非去情境化的过程，但其所能利用的数据必须是去情境化的、结构化的。2.2 经验的与逻辑的语言表面看来，知识图谱的应用与档案资源的开发完全契合，知识图谱可以庞大的档案资源作为语料，档案资源也可利用知识图谱达到信息挖掘的目的，但实际上，两者对于世界的呈现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在知识图谱构建过程中，无论是命名实体、命名实体识别还是命名实体关系，目的都是将本文结构化，将可被机器识别的实体清洗出来，由此才能在“头”和“尾”之间建立联系。在结构化过程中，大量无法被标注的经验类信息被清除了，这个清除过程在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中也无法避免。究其原因，这来自于两种哲学意义上的“语言”之间的差异。档案资源是由自然语言构成的。自然语言是“人类语言集团在一定条件下自然形成和使用的口头和书面语言”8，是人类在日常世界中学习、工作、生活时的主要沟通媒介，自然语言是某种特定文化的凝结，会随着文化的演变而演变，具有显著的价值和经验特征。档案资源尽管有全宗号、实体分类号、档号、题名、文号、责任者、归档单位、文件日期等规范性字段，但无法被规范所包含的信息是更为庞大的资源，即便在数字时代，数据化了的档案资源依旧以自然语言进行记录，其中附着的意向性经验信息无法从规范骨架上完全剥离。经验具有一种无法被彻底细粒度化的、延宕的特征。进一步来说，这种剥离也是有违历史真实的，档案毕竟是一定历史文化阶段的产物。而知识图谱使用的是一种人工语言。人工语言是“被赋予了意义的形式语言”9，是人们为实现一定的目的所改造过的语言。在知识图谱这里，人工改造的目的就是使得自然语言的结构得以凸显，这与作为分析哲学一个流派的人工语言学派之研究目的不谋而合，“哲学的任务在于揭露自然语言的表层语法掩盖了深层逻辑结构这一事实”10。相较于自然语言的经验特性，人工语言需是逻辑自洽的，由此，经验的丰富性、复杂性，甚至其中存在的矛盾和抵牾，就在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中被大量清洗，留下可为计算机所理解的结构化的、逻辑的“命名实体”。2.3 去情景化 从档案资源的自然语言到知识图谱的人工语言实质上就是一个去情景化的过程。知识图谱只能在逻档案与哲学ARCHIVES AND PHILOSOPHY-89-辑上发挥作用，为了把档案资源中的各种日常经验转换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语言，这种去情景化是必然也是必要的，是知识图谱能够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的前提之一。去情景化将妨碍知识图谱发挥作用的现实要素清除出去，将可用性要素从其原初的情景中割裂出来。与此同时，去情景化将档案资源置入了一种技术关系中，在这里，实体与实体的关系不再是经验的，而是以因果为主要形式的逻辑的。用诺拉的话来说，档案资源由此再次成为了“记忆之场”。这个“记忆之场”有着双重的含义其一，档案本身就是记忆之场诞生的一个标志物，“记忆已经完全转化为最细致入微的重构，这是一种被记录的记忆，它让档案去为它铭记，并删减承载着记忆的符号的数量”11，这也就是说，在诺拉这样的历史学家眼中，留存于档案中的历史已经不是记忆本身，而是经过重构和删减的“记忆之场”。其二，经过知识图谱结构化了之后的档案资源进一步成为了技术化的历史的“记忆之场”。由此，日常经验被再次删减，在历史和技术的双重规约下，档案资源只剩下可被机器识别的记忆的痕迹，或者如诺拉所言的“有组织的分泌物”12。在此，以一个档案实务中遇到的实例将这个问题具象化。一位阎姓利用者至档案馆办理个人相关业务，档案管理机构经系统检索及实体调卷发现，馆藏中有内容大致相符的档案，但其标注姓氏为“闫”，并非“阎”，按照现行汉字使用规范，这是两个不同的姓氏，也就是说该件档案记录的信息与利用者是不相符合的。但事实上，在 1977 年 12 月 20 日由国务院正式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使用了同音字代替的简化方法，“阎”字被简化为“闫”字，二字可以通用，这个方案于 1986 年 6 月 24 日被废止。也就是说，在 1977 年底至 1986 年中，这两个字确实是交替使用的，而这位阎姓利用者所需的这份材料恰巧产生于这个时间段，由此，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结合其他信息比对，基本可以认定该件档案即是利用者所需用的。在这个案例中，当文件形成时，填写姓名信息的人员（无论是本人，还是办事人员）受到了当时二简字文化背景的影响，这是一种“记忆”。当其作为一份“档案”进入档案馆后，其中记载的信息就被固定了下来，二简字的文化背景被隔离在档案保存机构大门之外，成为了保留有规范化内容和古早载体形式（这里指的是泛黄的纸张和陈旧的文件格式对利用者记忆的唤醒作用）的“记忆之场”。当其作为档案资源的一部分经过知识图谱的再次清洗后，只留下了经过双重规范的信息遗存，这种信息遗存以一种格式的形式存在，信息的内容是单一的，古早的形式也同时失去了。3 经验对技术的再情景化3.1 技术的意向性知识图谱对于档案资源的去情景化并不意味着以纯粹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日常经验。这里所说的纯粹科学的方法指的是源初意义上的、以归纳和演绎的方法研究必然性的、旨在起到预测作用的一种人类认知活动。如果以纯粹科学的方法来解释知识图谱在档案资源开发中的应用，则陷入了技术决定论，即认为技术具有脱离具体情境就能够自洽的。这是一种辉格史观，将当下当作一切发展的立足点和评判标准。但事实上，技术只有通过它所存在的情境才能自我实现。知识图谱作为一门多学科融合的现代理论，既是对纯粹科学方法的应用，又需以经验世界作为背景。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的知识图谱，处于档案资源、自身应用目的和因果逻辑的三岔路口，因果逻辑即上文所论述的档案资源去情境化之后留存的可以用于及其处理的逻辑语言，而档案资源与知识图谱自身的应用目的则关涉到现象学的核心概念“意向性”。意向性“标志着所有意识的本己特性，即所有意识都是关于某物的意识”13。当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时，技术便具备了具象的形式，这种档案资源与人工语言的混合物就成为了“关于某物”中的“某物”，即为这种理论的应用提供了主题和边界。而以逻辑语言描述经验世界的知识图谱则成为了一种体现了价值取向的“被选择的技术”：“引导选择过程的是社会规范,而社会规范是通过定义文化视野技术受到这种视野的影响的文化斗争和政治斗争建立起来的”14，这就是说，何种技术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267 期-90-SHANXI ARCHIVES能留存并发展依靠的并不单纯是理性的考量，其中的文化政治乃至整个时代背景都在其中以一种综合的方式起到作用，这里的“被选择”又使得技术在经验环境中再次被情景化了。事实上，任何一种技术都非凭空产生，“去情景化”的数据清洗只是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时的临时策略，特定技术出现本身就已经带上了这种技术所经历过的文化和经验的印迹。“技术发展不会明确地指向任一特定的路径。相反,它呈现了不同的分支,而对正确分支的最终确定超出了工程的能力范围,因为它根本不是技术的内在本质”15。这里的“工程的能力范围”指的是技术本身的功用，这也就是说，在众多技术进路中决定哪项可以留存并得到发展的并不是技术的功能本身，“选择”并不是技术的内在本质，它来自于技术所附着的“意向性”。具体到知识图谱，其产生于互联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带来信息的爆炸式增长，信息冗余、信息重复使得人们对信息和知识的精确获得日益艰难，由此，从计量学发端而来的知识图谱在众多技术理论可能性中被保留下来，这当中蕴含着整个由现代至当代科技文化发展的背景在其中。进而言之，知识图谱之所以在当下成为智能检索、智能问答等场景的主要技术支撑理论，也是由于其广泛的适应性，且已经基本覆盖到人类日常经验的各个方面。这也就是说，知识图谱之所以能应用于档案资源的开发，与其社会意义和应用功能是密不可分的，这是两个无法截然区分的维度，都必须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这样的具体情境中才能被揭示出来。3.2 开发和利用的解释性既然知识图谱作为一种带有“意向性”的技术是具有经验性质的，那么它就和其他任何经验性的事物一样需要解释，“技术资源根本不是先在的,它们的意义是通过解释过程获得的”16。在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这里，这种解释具有三重来源：其一，来源于构建知识图谱主体的“意向性”，即某个人或团体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隐藏在知识图谱应用于某类档案资源开发的目的和人工进行数据挖掘的过程中。在这个开发目的和人工数据标注过程中，即包含有主体对资源利用的“前理解”。其二，来源于“技术经验”，在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中，无论是实体命名识别、实体关系的抽取，还是知识推理，都依托于背后庞大的知识库，这个知识库即可看作与人类经验相似的、结构化了的“技术经验”，依靠技术经验和技术手段，知识图谱对档案资源的命名、关系的抽取、新实体的推测都是基于技术经验所给出的解释。其三，来源于“利用者经验”，将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的开发，其目的是提供更为高效、准确的检索，而利用者总是带着一定的目的来提出需求的，这种需求亦可被看作一种“前理解”，检索结果可能纠正，也可能印证利用需求，凭借知识图谱的扩展性，利用需求可能被进一步延宕，并且 Web2.0技术使得利用者对于知识图谱的解释进入知识库得以实现。第二、第三个来源是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解释性的主要组成部分，两者的解释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仍旧以闫姓利用者对档案的利用为例，“在 1977 年 12 月 20 日由国务院正式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使用了同音字代替的简化方法，阎字被简化为闫字，二字可以通用，这个方案于 1986 年 6 月 24 日被废止”这个和利用需求相关的时代背景，既有可能是技术经验通过关系抽取和推理得到的，也可能是利用者通过个人知识背景所得到的，更有可能是两种经验叠加、化合而成的。在第一种情况下，知识图谱在发挥智能检索功能的同时，对人的经验进行了补充；在第二种情况下，人的经验通过互联网的交互功能，可对知识库进行补充，丰富知识库的命名实体，进一步提高智能检索的准确率；在第三种情况下，人类经验可能借助技术进行更大范围内的积累，在对知识库进行扩容的前提下，又借助知识图谱，对人类的经验世界进行扩充。第三种情况是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再情景化”的真正体现。3.3 再情景化技术的再情景化首先表现出了“解释学循环”的特征。解释学循环由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提出，档案与哲学ARCHIVES AND PHILOSOPHY-91-原本用于文本的解释中，狄尔泰将其扩展到解释活动中理解与经验的关系上。当下更多的是在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框架中使用这个概念，即“理解就是不断地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到整体的过程”17。伽达默尔以此来描述传统和理解之间的循环关系，人们在进行理解时，必定会收到传统的影响（即“前理解”），在理解活动发生后，这种新的解释又进入了传统中。在此，传统是作为整体、理解是属于个人而存在的。在上文所述的解释性第三种情况中，“技术经验”和“利用者经验”共同进入了这个“解释学循环”。无论是“技术经验”，还是“利用者经验”，本身就是情景化的解释学循环的一部分，皆是作为一种知识和文化背景的“传统”参与到档案资源利用中的，在运用知识图谱技术进行档案利用时，技术经验与利用经验又互相补充互相融合。在这种解释学循环式的再情景化中，技术经验与利用者经验是共同建构的。一方面技术经验的演化和改进依赖于利用者的解释性实践和经验；另一方面，利用者经验也受到技术经验的塑形，其本身就是这种塑形的解释者。尽管在本文的论述中，技术经验和利用者经验是作为两个部分展开的，但实际上，二者在经验世界中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在涉及经验世界的认识中，任何一种割裂的分而述之，都将导致一种形而上学的危险。技术经验与利用者经验在实践中被统合在一起，尽管在这种实践中也能区分出关涉技术开发的技术实践和关涉利用者文化背景的利用实践，但本质上它们被更高层级的实践，也就是生活世界的实践一起囊括了。技术经验与日常经验（在档案资源开发这里表达为利用者经验）共同参与构成的生活世界的实践可能导向福柯所说的“总体历史”。在知识考古学18中，福柯区分了“全面历史”和“总体历史”。“全面历史”指的是从形式到观念上都存在逻辑联系的历史形式，类似于本文所言的去情境化后的世界样式，而“总体历史”意指的是一个范围，它不对世界样式做出任何规范性的匡限，着眼于事件本身，而非之间的逻辑线索。将被知识图谱去情景化的档案资源再情景化之后，由于技术经验和利用者经验的参与，命名实体所指代的事件被凸显了出来，尽管关系抽取是知识图谱的重要功能之一，但该功能的目的仍旧是瞄准事件的呈现。由此，在解释学循环中，一个容纳生活世界方方面面的“总体历史”浮现出来，由于基于深度学习的命名实体识别方法具有强大的非线性映射能力，知识图谱作为一种技术经验，可映射到更高级、更抽象的表达层面，就创造出了将形而上世界一同纳入总体历史的可能。4 结语：技术的民主化总体历史对生活世界的展现是全面性的、个性化的，乃至个体化的，在这中间，一种结合了日常经验的技术的民主化体现了出来。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技术专家治国”的观念在西方世界有着广泛的影响力，这种可追溯到圣西门的治国观念认为，“在先进社会中，专家统治将取代政治”19，这与流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档案鉴定理论“文件双重价值论”类似，“文件双重价值论”将档案第一价值的鉴定赋予行政官员，第二价值的鉴定赋予档案工作人员。在“技术专家治国”和“文件双重价值论”的观点中，专家的作用被凸显到了显著的位置，而忽略了更为广大的民众对于技术和档案资源构成的重要性和基础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应归咎于“去情境化”，“去情景化”导致了一种理想化的思维模式，少数专家对于经验领域的思考结果成为了决定生活世界的基础。而技术的再情景化则对应上了档案的“宏观决定理论”。这种方法以宏观和综合的经验背景作为档案鉴定的知识依据，以期能相对准确地在档案中反映出社会发展的面貌与趋势。再情景化使得经验世界中个人声音的传播成为可能，包含着技术经验和利用者经验的总体历史不仅包含被清洗后的知识，还包括着半结构化的信息，甚至贴近具备多样性的经验的、非结构化的数据。将知识图谱应用于档案资源开发所体现出的民主化趋向将催化档案社会范式的成熟。在四个范式：欧洲档案学的观念和战略的变化中，特里库克描述了档案社会范式萌芽的状态：“利用网络，每个人都能够成为他或她自己的出版人、作者、摄影师、电影制作人、音乐录制艺术家，以及档案工作者。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267 期-92-SHANXI ARCHIVES每个人都在建立在线档案”20。如何对这部分每个人都在建立的档案真正档案化，库克给出的方案是“职业档案工作者应该成为辅导员、宣传员、教练员，鼓励作为社会参与过程的建档工作”21。而在当下，可能有了更优的选择方向（这本身也是技术“被选择”的一种体现），即在知识图谱技术框架中，利用Web2.0 的交互功能，实现个人数字建档对总体历史的融入，在这个以数字技术构建的总体历史中，尽可能多地容纳个人的声音，发挥技术的民主功能，令在数字世界实现“全过程民主”成为可能。注释与参考文献1SINGHAL A.Introducing the knowledge graph：things，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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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s of policy tools application proportion uneven distribution,internal tool structure configuration imbalance situation is put forward.Therefore,three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future formulation of archives opening policy: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archives opening policy tools,strengthening th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policy makers,introducing specialized archives opening policy to improve China s archives opening policy system.Keywords:Keywords:Archives opening;Policy instrument;Text analysis;Nvivo(上接 92 页)Technology,Experience and DemocratizationTechnology,Experience and DemocratizationAn Epistemological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Graph to the Development An Epistemological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Graph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al Resourcesof Archival ResourcesHong Jiahui(Archives of 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Abstract:Abstract:Knowledge graph is a modeling technology that takes knowledge as the entity，it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real world entity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ities.The massive archive resources and mature digital environment create practical condition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graph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e resources.The full discussion on the practice provides a good epistemological research basis for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graph to the development of archives resources.Epistemological research is carried out from two aspects of de-contextualization and re-contextualization,and reveals the democratic features of technology.Key words:Key words:Knowledge graph;Archival resources;De-contextualization;re-contextu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