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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读书笔记

《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C.诺思的经典力作，作者以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为核心，在对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修正的基础上，运用交易成本、公共产品、相对价格等分析工具，建立了以经济史的经验性材料为论据的制度变迁理论，从而构筑起包括所有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新经济史学理论体系。
本书中，作者诺思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总结规律，从而提出一个假说，即制度对于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甚至推出制度重于制度重于技术的推论。如诺斯在书中举得例子：在1600年——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业中比呢没有发生用轮船代替帆船之类的重大技术及步，但这期间海洋运输的生产率确有了很大提高，这又作何解释？诺思教授通过《1600——1850年海洋运输生产率变化的原因》一文，明确指出尽管这一时期海洋运输技术没有大的变化，但由于海洋运输变得更安全和市场经济变得更完全，因此，船运制度和市场制度发生了变化，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有提高。通过对经济史和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通过对人类经济史尤其是产业革命的再认识，诺思教授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结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而非技术因素。因为诺思把制度看成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可以在其中相互作用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关系得以确定，从而构成了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一种经济秩序。换言之，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的，制度在指导和决定经济活动时起到激励或抑制的作用，决定这一个社会基本的福利和收入分配。所以在诺思看来，一个可以提供适当的个人刺激的有效的制度是促使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诺思认为，由于人类受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随着人口的增长将导致资源的稀缺，加剧资源利用的竞争，从而要求明确所有权，所有权的建立即激励机制的形成可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现有技术和组织制约下，所有权的界定、裁决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于是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所有权保护和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国家规定着所有权的结构并为最终所有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此外，由于意识形态提供了一种价值和信念，可以节约个人与社会达成协议的费用，以及约束个人行为的衡量费用，所以成功的意识形态更能有效的克服“搭便车”行为。诺思认为制度变迁的原因、动力都源于经济人对收益与成本的比较，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与其成本的时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但是，当用这一理论解释另一些历史的时候却陷入了困境，因为历史事实证明即使是在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制度变迁并不一定发生。于是诺思用意识形态理论解释这一缺陷，以使其制度变迁理论能合理。至此，诺思教授已成功的构造了一个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的制度变迁理论框架。
本书的结构分为三篇。第一篇为理论部分，也是全书的基础和精华部分，在这一篇，诺斯系统阐述了他的国家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并运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历史中的经济组织进行了分析；第二篇为历史部分，用制度变迁的理论来分析历史，进而以历史的发展演变来验证理论，本篇分析了两次经济革命及其结果、古代世界经济的变迁与衰落、封建主义的兴衰、近代欧洲的结构与变迁、产业革命和1789-1914年美国经济的结构与变迁；第三篇是理论与历史的结合部分，也是全书的总结部分。

一、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
1.产权理论
诺思认为，由于人类受自身生产能力和生存环境的约束，随着人口的增长将导致资源的稀缺，加剧资源利用的竞争，从而要求明确所有权，所有权的建立即激励机制的形成可促进经济增长，但在现有技术和组织制约下，所有权的界定、裁决和行使代价极为高昂，于是国家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提供所有权保护和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应运而生。但诺思在制度变迁理论中对产权理论并没有多大的发展，可诺思教授处理问题的独到之处则是将产权理论与国家理论结合起来。下面具体讲了国家和产权相结合时的理论。
2.国家理论
国家的起源有两种理论，即契约理论和掠夺理论。契约理论认为，国家是选民达成契约的结果，他要为选民服务，并且由于契约限定着每个选民相对他人的活动，因而契约对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作用。掠夺理论则认为，国家是某一特定集团或阶级的代理者，国家的作用是代表该集团或阶级的利益向其他集团或阶级的成员榨取收入，掠夺性国家通过界定一套产权，以使权利集团收益最大化。但是，历史表明，现实中的国家往往居于这二者之间。如书中所说，契约论未说明不同利益成员其后的最大化行为，而掠夺论忽略了契约最初签订的得利而着眼于掌握国家控制权的人从其选民中榨取租金。由此诺思提出了“暴力潜能”分配论的观点，即如果暴力潜能在选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国家，如果这种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掠夺性国家。接着诺思提出了他的国家模型，一个具有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统治者的国家具有三个基本特性，其一是，国家为了获取收入，常常以提供一组服务，如保护产权和维持社会公正作为与公民的交换条件，获取选民提供的税收。以维持国家正常运行。由于国家提供这些服务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因而作为一个专门从事这些服务的组织，国家由此得到的社会总收入要高于每一个社会个体自己保护自己拥有的产权所得到的收入。其二是，国家为了使自身收入达到最大化，它将选民分为各个集团，并为每一个集团设计产权，在这里，国家实际上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垄断者”。其三是，国家在实际运行中，面临着潜在的竞争对手，这一潜在竞争来源于其他国家以及在“现存政治——经济单位中可能成为潜在统治者的个人”，正是潜在竞争对手的存在，促使国家在行使其职能时不得不做多方面的利益权衡，并防止被潜在竞争对手所替代的可能性的发生。国家还有两个目的，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和使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但在这两个目的之间往往存在着持久的冲突，这种基本的矛盾是使社会不能实现持续经济增长的根源。又由于技术的变化、更有效率的市场的拓展等等，改变了相对价格与选民的机会成本，最终导致与产权的基本所有权结构的矛盾。即导致了国家内部的不稳定性。
3.意识形态理论
意识形态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不断形成，并不断变化着的。这种变化的来源有很多，诺思教授就相对价格变化所引起的意识形态的改变做了一些说明。意识形态理论是诺斯教授在解释历史陷入困境时引入的，由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引入，使得制度变迁的理论框架也更加接近真实，他成功地说明了历史上的搭便车行为，与此同时也论证了意识形态是寻求社会稳定性的灵丹妙药。例如：虽然人们对投票和匿名献血并没有什么好感，但事实上，人们也确实去投票，确实去匿名献血。而诸如此类的现象在新古典的行为假定中是难以得到有效地说明的。但是这样的现象又确实普遍存在着。因此，诺斯教授就想到了要发展一套意识形态理论来克服搭便车问题。但是意识形态本身又特别的复杂，在一个社会里，既有一些意识形态是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的，与此同时，每个人由于自身经历的不同，又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并且对于这种世界观，我们是无权告诉他们那究竟是对还是错的。如诺思在论述时曾指出“家庭和教育会灌输给人们一种价值观念，使每个人的个人行为受一整套习惯、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协调。”另外，意识形态又“努力使个人和团体的行为方式理性化”。还有人们对于公正的看法，我们不难发现在一个社会中既存在“证明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的合理、公正”的意识形态，也存在“抨击现存的结构不公”的意识形态。以上这些都恰恰是说明了意识形态本身的复杂性。
在论述到意识形态的起源是，诺思指出“不同的意识形态起源于地理位置和职业专门化”。但是具体到现阶段，在我们认识意识形态的时候还决不能仅仅限于此。比如说，华北平原千百年来就一直在那里，千百年来也一直就有人在那里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但是人们的意识形态显然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关于意识形态的本质陈郁教授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是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同时它不可避免地与人们有关世界是否公平的道德和伦理方面的评判交织在一起，一旦人们发现其经验与他不服，人们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
对意识形态分析的最后，作者指出意识形态在解释大量的现实变化方面也有根本性意义。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对推进交易费用分析具有根本意义；通过政治和司法程序进行资源配置为意识形态决定决策过程提供了大量的契机；意识形态占主导作用的最明显例证是独立的司法活动；运用意识形态的实证理论来解释长期变迁的需要同样是迫切的。

二、制度变迁的一般框架
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这样几个步骤：1.由于相对价格或意识形态的变化，引起了制度的不均衡，从而使得一部分人有了改变现有制度的倾向，暂且把它们称为第一行动集团；2.由第一行动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3.当这一制度提出以后，其他人则分成了两大阵营：支持者和反对者（不考虑不属于这两者的）4.接下来则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与新制的倡导者这两大集团博弈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分为渐进式的比较缓和的过程和突变式的暴力过程，两种过程所付出的代价的差距是巨大的；5.最后制度变迁的完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也可以被理解为众多利益集团博弈的最终的均衡点。
这里谈到的制度变迁更倾向于是诱致型的制度变迁。它具有盈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等显著特点。因此它也是一种比较好的制度变迁的方式。与此相对的，强制型的制度变迁并不需要按照上述过程完成。强制型制度变迁的主体是国家，国家的基本功能是提供法律和秩序，并保护产权以换取税收。国家在进行制度变迁的时候，能以最短的时间和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而它的资本就是自己的强制力和“暴力潜能”等方面的优势，并因此可以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是国家并不是中立的，更何况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效果常常要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因此它并不是一种好的主要的制度变迁的方式。但由于制度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职能之一，并且单纯依靠诱致型制度变迁，往往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所以一些特定的制度必须要有特定的团体来实施。制度就由国家来制定。所以国家对于制度发展，以及经济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
有效的制度至少应当有如下两个基本特征：第一，能够最大限度的消除人们搭便车的可能性，从而使个人收益率尽可能的等于其社会收益率；第二，给每个社会成员已发挥自己才能的最充分的自由，从而使整个社会的生产率得到最充分的发挥。

三、与历史相结合
后边两篇本书集中考察西方经济的长期结构变迁，将历史与理论结合起来。分析了第一次经济革命，第二次经济革命，罗马帝国消亡、西欧逐渐形成，产业革命。
与历史的结合可以从中得到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追求主体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个人行为的特征构成了制度的约束。行为约束包括禁忌、规则和戒律，某些约束对所有的社会有共同的制约作用，而其他一些约束则是为利益主体在不同的环境下所设定的。宪法是基本法则，与执行法相比，它更难已修改。规则的设计要考虑可见的服从成本。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是构成制度约束的一个主要方面，它得之于对现实的理解（意识形态）。正是宪法与相互关联的道德伦理的行为规范的结合，构成了制度稳定的基础并使其变迁缓慢。
第一次经济革命产生了国家，建立其经济秩序的政治约束以及专业化扩张与劳动分工。在职业分工大量形成以后，国家仍然具有个人交换的特征，它的局限是由技术存量的局限性决定的。军事技术的重大发展导致了国家规模的增长，随着国家规模的增长而来的是代理费用增长以及制度创新费用的增长。意识形态的差异构成现存国家内部和国家间财富与收入分配中的冲突的另一个基础。
第二次经济革命带来的专业化的收益造就了20世纪西方世界社会前所未有的高水平生活。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不稳定结果来源于新环境中各个不同团体机会成本的改变。从职业分工中所表现出来的意识形态变化强化了从民族差异中产生的各异的意识形态。在分工收益与分工成本间不断发生的冲突，不仅是经济史中制度结构与制度变迁的根源，而且也是现代政治、经济实绩问题的核心。
对历史变迁问题的解释，诺斯通过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存在的缺陷分析，指出个人在试图推动社会变化时所承受的净成本是由他们感到的不公正和异化来度量的。当个人深信一个制度是非正义的时候，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他们有可能忽略这种对个人利益的斤斤计较，当个人深信习俗、规则和法律是正当的时候，他们也会服从它们。所以变迁与稳定需要一个意识形态理论，来解释新古典理论的个人主义理性计算所产生的偏差。
至此，诺思从制度创新和制度变革的角度提出了一套经济史理论，并用这套理论来考察自史前人类的经济生活至现代经济增长的漫长历史，即人口增长导致制度创新，从而产生激励作用，进而推动知识、技术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