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报人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pdf

新闻论坛 2024年第2期民国时期报人的职业流动及其影响李时新徐 婷职业流动是指劳动者在职业分层体系中层级间和类属间的变动，与此相伴的是劳动者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工作性质以及职业地位的变更。1参照相关理论，本文将报人的职业流动分为两种：一是个人职业流动前后，职业保持不变，但是职务发生变化，如由外勤记者调任采访主任；二是从一种职业到另一种职业的角色转换，其职业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位等发生实质性变化，如由报人出任政府官员。据统计，以上海为例，1912年以前新闻从业者仅300人，到1927年 为3000人，增长10倍；至1933年已达1.5万至1.7万人，较前增加6倍。2本文着意于这些常常被忽略的、从事新闻采访、编辑、撰述、校对等工作的报人群体，试图探求这些报人如何看待他们的职业，他们的职业流动情况如何，职业流动对他们和新闻行业造成了什么影响。一、报人职业流动动因的微观考察不同的职业拥有的工作条件、工资待遇、晋升机会等社会资源不同，从而使得不同的职业具有高低不同的职业地位或职业声望。3报人的职业流动也不外乎此。撇开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等宏观因素，从微观层面看，报人职业流动的动因包括报人基于自身境遇、人际关系、价值观念、个人性格和文化资本等发出的主动追求，以及报馆组织构架、管理方式、政策制度对报人的制约等客观因素。（一）收入和待遇微薄报人要保障每日吃穿住行的基本生活，就要通过劳动获取相当的报酬。实际上，报人职业收入低是一个长期而普遍的现象，“报馆给予记者的酬劳实在不够个人的生活，更不要奢谈仰事俯畜。因此原有的好人才多迫着改行或兼职，而新的人才却看到这样清苦的生涯而却步。”4有人作对联自嘲报人职业的窘迫：“三十年老记者，一辈子穷光蛋。”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落后，报馆盈利能力较弱，财力有限。如1937年全国有大小报纸一千余家，经济独立和受党政部门稳定资助者不及5%。在此境况之下，“从业于各报社者除极少数之人尚能终身其职业外，其余完全无所保障”5。另一方面，是一些报馆即使获得丰足的收益，但都尽量按照行业通行的工资标准的下限支薪，记者所得有限。当然，也有些记者本身收入丰厚，但平日挥霍无度，致使经济窘迫。这些都导致不少报人因工资和待遇问题而发生流动。（二）报馆人际关系不调地域上的靠近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空间投影。社会个体常常以地缘决定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的远近。上海报界素有“无松不成报”之说，意指报人多来自附近的松江府（县），“拔茅连茹，吸引者每多同乡中人”6。在报馆内，来自同一地域的报人容易形成内部封闭，排斥非本籍同人，造成人际关系紧张，迫使这些人避而远走。另外，私人恩怨也影响报人流动。金雄白于1925年入 时报，初为校对、助理编辑，后任记者、采访部主任。“金雄白往昔服役时报馆，为一干练之记者。沪京两埠曾有报馆欲网罗之，金辞焉。”1929年春节，金雄白从其叔父原 时报 总编辑金剑花处得到一封书信，“以告冷公（陈冷血）之不满于雄白”，金雄白遂不赴馆。7陈冷血为 申报 总编辑，在 时报 未担任任何职务，但馆主黄伯惠无论馆中大小事务都向他请命，同人称之为“太上老板”。陈冷血因不待见金雄白，决定了其去留。（三）个人权益受到损害每个记者和编辑都有自己的工作职责和权限，以此行使自主工作的权力；当其权力或权益受到干扰甚至侵害【内容提要】作为知识阶层，民国报人的职业流动相对自由，渠道较宽，其流动多因收入和待遇、人际关系、个人权益、价值观念、报馆组织和他馆罗致等因素而引发。报人除了在本报馆、不同报馆之间流动外，多流向政界、商界和文化教育界等行业，流动率高，其职业地位也不稳定。报人的职业流动改善了个人境遇，充实了流入报馆的业务技能，但对流出报馆和地方新闻业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骨干人员流失导致报馆人才结构失衡；报人整体素质下降，滞碍本地新闻业的成长；迫于可能的人才缺失，报馆被迫调整立场和编辑方针。报人的高流动率表明其较低的职业认同。【关键词】民国报人 职业流动 职业地位新闻史海60时，就可能不能忍受拂袖而去。1930年11月，中国公学发生风潮，学校董事会深恐事态扩大，调于右任接替马君武担任校长。在此当口，该校一名学生持“马去于来”的消息送至 新闻报 教育栏编辑潘竞民处，并附上 申报 记者朱应鹏的名刺，要求刊载。潘竞民碍于情面，将消息刊出，并加按语说明为朱应鹏介绍。负责新闻检查的工作人员认为新闻刊载与否其权操诸主笔，不必加按语以致引起外界误解，因而将按语删除，并诘责总主笔李浩然。李浩然遂对潘竞民略加责问，潘竞民不以为然，反唇相讥。汪伯奇以错在潘竞民，拟撤其职。潘竞民次日即不莅馆。此事发生后，编辑部同人召开会议，为潘竞民抱不平，“以有功若潘，乃因细故，竟遭革职”，则此后其职业亦将毫无保障可言，请求汪伯奇撤销前议，“汪亦无表示”8。（四）与报馆价值理念不合价值理念影响个体对职业流动的需要和态度，不同的价值理念引导个体追求不同的社会目标，并指导其行为。报人拥有自己的专业理念和基本的政治立场，一旦在日常工作中与报馆产生冲突，或者报馆的编辑方针发生转向，一些报人宁愿离职，也不愿苟且敷衍。1937年12月，日军以上海新闻检查所的名义向各报发出通知，命令各报将稿件小样送至该所检查，凡未送检或送检但未获许可的稿件一概不准登载。鉴于此，申报 和 大公报 宣布停刊。新闻报 同人极力主张同时休刊，但馆方坚持照常出版，谓如有人辞职，馆方定予挽留；挽留不获，唯有听其自便。编辑郭步陶见状，愤然而起：“吾报如一日受检查，吾即携行李而去。”即刻整理行装，离开上海；不久，担任 申报 香港版总编辑。9当然，郭步陶的离职也与其刚正不阿、不愿降心相从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五）报馆组织结构变动报馆是有目的地建构的社会单位，它有明确的发展目标，馆主或管理层通过掌握的权力对馆员进行劳动分工和权利分配，使之以集体的形式完成个体力所不能的目标。为完成阶段性目标，报馆会调整组织构架，增减科室，从而牵涉人员的内部流动，有人升职，有人降职甚至解职。1928年，新闻报 除对编辑部人员略加调整外，又成立了一个主笔团，主笔团被赋予极高的权限，统握一切编辑事务，凡各种稿件均须由它校阅。由于主笔团责任重大，其组成人员也是慎加遴选。最终，李浩然、严独鹤、文公达和陈达哉四人进入主笔团，李浩然任首席主笔。报馆规模的大小也会影响记者职务的升迁。一个报馆规模小、用人少，比较能干的编辑或记者容易脱颖而出，升任主笔或经理。但在一个规模较大的报馆，由于用人比较严，工作标准高，组织层级多，除非有特殊的能力，很难升职。这样，许多有能力的记者工作多年，仍旧是“跑新闻”，没能实现他们期望的流动。（六）为其他报馆罗致我国近代初为记者之人多为斗方名士或官场失意、科举失利者，新闻知识和技能贫乏。至1930年代，报馆从业人员“除了极少数曾经受到新闻教育或有新闻学素养的，此外大都是靠着个人的文才和经验从业的了”10。及至1940年代，这一状况并未有明显改观。新闻专业人才不足一直是困扰报馆的问题。因此，稍有条件的报馆都会竞相延揽业务能力超群的编辑和记者甚至不惜“挖人”。叶如音1925年入 时事新报，为外勤记者。叶如音的采访能力和机警干练素为同业所推许。由于长年在外奔走，劳顿过甚，1928年初叶如音患病，9月辞职养疴。11月初，叶如音来沪办事，邂逅张竹平。张竹平求贤若渴，欲聘叶如音为 申报驻京记者。叶如音以病虽未痊愈，固辞不就。张竹平苦心相劝，叶如音已知无可推托，始允。这样，叶如音离开 时事新报 不久便转而投身 申报。二、报人的职业流动率、流向与职业地位报人流动，期望在职业分层体系中达到理想的职业地位，其流动范围主要是在本报馆、不同报馆之间以及跨行业即流向其他可以发挥知识特长的部门。当然，由于种种原因，报人又常常回流，或者再次流出。由于受过新式教育，有相当的知识文化水准，报人拥有较多的自由流动的机会。（一）高流动率报人倾其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同一家报馆劳碌、升职直至退休，并非普通现象，这与报馆的企业文化、盈利能力以及薪津福利制度等有着密切的关系。比较而言，申报新闻报 和 大公报 等少数报馆报人的流动率相对较低，而全国其他报馆则较高。1935年，报学季刊 发布了一篇调查报告 全国新闻从业员调查表，介绍南京、上海、汉口、北平、天津、青岛和广州共7市以及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和湖北共5省，在报馆和通讯社工作的新闻从业人员的姓名、年龄、籍贯、工作地点、服务机构、所任职务、服务年期等基本情况，共计1998人，其中在报馆从事新闻采编等内容生产、明确标注服务年期的人员，如总编辑、编辑主任、总主笔、主笔、撰述、编辑、编撰、译电、采访、校对等有645人。以此为依据进行统计，最短服务年期为0.25年，最长为30年，平均服务年期为2.9年。大多数从业人员的工作年期为13年；其中，1年者占20.8%，2年者占20%，3年者占21.9%，年限越长，占比越低（见表1）。虽然这个调查报告并不全面和完整，比61新闻论坛 2024年第2期服务年期人数百分比服务年期人数百分比备 注0.2540.66.510.2总共645人，服务总年期为1871年，平均服务年期为2.9年。0.5517.9791.3113420.88253.81.5253.9910.2212920.01040.62.5172.61410.2314121.91610.23.520.31810.24324.92030.45406.22510.26223.43010.2表1全国新闻记者本馆服务年期（截至1935年）如，并非如其所言的为全国性调查，有不少从业人员的服务年期等项目缺失，统计时间截至1935年尚在岗且还将继续服务者大有人在，但也大体上反映了报人职业流动的特点，即：报人在本馆的服务年期很短，或者说向外流动较为频繁。以 申报 为例，截至1947年3月，在210名职员（以编辑和记者为主体）中，服务20年以上者为30人，这在一般报馆中是不多见的。假若不考虑时间因素进行粗略的比较，可以发现其各项指标都较1935年的全国水平高出许多（见表2）。从平均服务年期来看，至1947年9月 申报 编辑部人员为4.3年，比1935年全国平均水平2.9年多出1.4年；如果将言论部人员计算在内，也要多出1.2年。可见，申报 报人的流动率是偏低的。究其原因，在于 申报（新闻报亦同）除了制订严格的工作纪律、工作标准和奖惩制度，还制订了较为完备的薪酬制度，包括工资、奖金、津贴、升工等，为员工提供了相对丰厚稳定的薪津待遇。也因此，“像申报馆这种作风，自然职工们要认为有保障的终身职业了”11。大公报 亦如是，“在生活待遇上，大公报 并非优厚，在上海就远较 申新 两报为低，但略优于一般报纸，使工作人员少后顾之忧，而努力于工作。”12（二）流向政界和商界事实上，报业是一个苦行当，并非人们趋之若鹜的“铁饭碗”和“金边饭碗”。13在局势不定的社会环境下，报人多以追求安适的生活环境或者实现人生目标为鹄的。因此，不少报人根据自身的学历、能力、阅历等条件主动寻求或因机缘巧合，厕身以知识为支撑、社会地位相对高出的政界、商界、文化教育界等行业。1.流向政界报人从政在民国时期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1927年7月，有人撰文指出，在国民政府中担任重要职位者不少是上海的记者，如吴稚辉、邵力子等；此外，“各地方的新闻记者而升为官的，其数难以缕指计”。在作者看来，记者出任政府官员值得弹冠相庆，反映了社会和报界崇尚仕途的普遍心理。即使在许多年之后，有记者依旧为昔日的同行投身政海引以为傲：“潘公展、程沧波、严慎予、胡朴安、陶百川等学优而仕，为厅长，为监察使，腾达一时，他们更是道地的望平街出身，足为我辈煮字疗饥的寒士扬眉吐气。”14个体的流动往往受个体自身拥有的社会资源及其运作这些资源的能力的制约。15实际上，缘于采访的密切接触和广泛交际，记者也较易步入仕途：“有若干算是高明的记者，大都因为跟大人物接触，夤缘爬了上去，做了官。”16近水楼台效应也体现在前述任职于国民政府部门的记者身上。他们长期身居政治宣传一线，因而顺势而为，实现职业转换。而对于政府部门来说，受过教育乃是进入其政治权力圈的必要条件，重要的职位也大多留给有成就的自由职业者，如新闻记者。17因此，报人知识信息生产所要求的文化程度成为其跨入政界的天然优势。做记者可谓做官的终南捷径。2.流向商界从商也是报人寻求生存和达成理想生活的一种职业选择。这些报人依凭自己出色的商业才能和良好的社会声望，实行职业过渡。1935年，迫于政治压力，张竹平退出“四社”，心灰意懒的他从此告别报界，此后专心致志于商业活动，在一个新的领域释放其经营天赋。他整顿惠民奶粉公司，到南京附近的下蜀镇接办一家煤矿公司，同时在湖南开采锑矿。有人称“张先生的事务才是我们公认佩服的”18。抗战时期，张竹平远赴香港，以开酒楼和出租房屋营生。3.在报界与其他行业之间流动报人在报界与其他行业之间不时变换职业角色，其实是一种基于现实计算、趋利避害的行为选择。时人解析不少报人纯粹以实用主义的眼光看待报馆，把报馆当作晋阶服务年期不足1年1459101415192024252930年以上合 计职员人数76641012181686210百分比36.130.54.85.78.67.63.82.9100表2 申报 职员服务年期（截至1947年3月）资料来源：全国新闻从业员调查表，报学季刊 1935年第3期，第185-216页；全国新闻从业员调查表（二），报学季刊 1935年第4期，第129-151页。本表根据以上材料制作。资料来源：本馆职工服务年期表，申报馆内通讯 1947年第1卷第3期，第31页。本表依据原表重新制作。新闻史海62求进的通道和“进可攻，退可守”的靠山：“（一些人）有机会则出去做官就事，落职后则退为报人，以报人面目再作奔进之途径。及出路已生，又将新闻界重行抛弃。若辈之立意，早非忠于职业者。质言之，吃饭问题耳！报人什九即如上述。”19潘公弼原为 时事新报 总主笔，与 商报 总主笔陈布雷可称新闻界之瑜亮。国民革命军砥定江浙，潘公弼辞去职务，就任中央银行总务科科长。1927年8月 时事新报 易主，由张竹平主持。不久，潘公弼应张竹平之邀，回归时事新报，“重返故乡”。（三）起伏的职业地位报人在职业流动的过程中会发生地位或职务向上或向下的变动。尽管报人在流动时满怀憧憬，但从长期来看，由于各种自身不能控制的因素，如岗位裁撤、报馆财力不支、个人健康问题等，其职业生涯常常升降交错、起伏不定，并非总是得偿所愿。与一些记者在同一家报馆流动不同，记者造名在几家报馆之间跳跃，最终攀升到职业的顶峰，享受职业带来的荣耀和快慰，但晚年却体味了职业跌宕带来的痛楚。1926 年，造名从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到某报任校对，1928年任编辑，1931年任总编辑。仅仅5年时间，从校对升任总编辑。在造名看来，这是对其多年苦工的酬报。自此之后，他先后在汉口、南京、杭州、上海、广州和新加坡等地报馆任职，担任总主笔、总编辑、撰述主任、社论委员和副刊主编等。然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昼伏夜行的工作也成为他巩固职业地位的障碍：一是与社会不同步的夜生活制约了他的社会交往，整年困在报馆里；二是长年不健康的夜生活导致他两眼昏花，白发盈头，而社会新陈代谢，人才辈出。为了留在这个熟悉、尚能养家的新闻圈，造名退而求其次，以五旬的年纪戴着老花眼镜干起校对工作。由于通货膨胀，月薪仅够一家维持最低程度的生活水准。可以说，多数报人都过着波澜不惊的平凡的职业生活，从一种职务转换到另一种职务，在一家报馆与另一家报馆之间辗转迁徙，按部就班，有工作可做，维持基本稳定的收入。三、报人职业流动对个体、报馆和地方新闻业的影响对于个体而言，职业流动可以改善生活境遇和社会关系，提升社会地位，实现人生理想。这也意味着社会对自己的价值和努力的肯定，为自己未来发展创造条件。20事实上，报人择枝而栖，大多缘于待遇问题，而流动恰又如愿以偿。如1923年顾执中从 时报 离职转任 新闻报 采访主任，后于1934年出国旅行，次年归国后仍然留在 新闻报，主要原因是工作和生活比较安定：每月约有一百六七十元的工资，年终又有三个月的分红、一个月的双薪和半个月的特酬，“足以养家活小”21。客观上，报人流动也充实了报纸的业务实力。赵超构本来在南京 朝报 任国际新闻版编辑，后来主持 小评 专栏，以“沙”为署名发表文章，针砭时弊，激浊扬清，在报刊舆论界引人注目。1938年赵超构入重庆 新民报 编辑国际新闻，旋即升任主笔。他在 新民报 晚刊主持 今日论语专栏，仍以“沙”为笔名撰写短评，文笔犀利，朴实无华，又不失幽默感，深得同事和读者的赞誉。22然而，对于本馆来说，报人的流出不单单损失了一位不可多得的业务骨干，抑且打破了原有的组织结构，迫使报馆临时调配人员。1928年 时事新报 即遭遇此棘手问题，3月，记者张明炜离职，采访报道政治新闻的工作就交由记者朱雨轩接任。4月，副刊 学灯 编辑潘光旦和外勤记者沈增宽辞职。报馆只好安排陈中行代编 学灯，又另聘张某继任沈增宽之职。报人流动也会对报馆的立场和编辑方针形成压力。报人王新命回忆，1920年代北京的报馆有所不同，“编辑部主持人的意见，都和老板的意见一样重要”；如果老板命令编辑完全按照自己意见处理新闻，编辑必然提出“散伙”，辞职他就。在人才紧缺的报业市场，一位业务扎实的编辑“找职业总比报社、通信社老板找编辑更容易十、廿倍”23。在此境况下，明智的老板就会主动让步，与编辑协商，达成妥协来保持合作关系。从宏观上来看，报人流动到其他行业对地方新闻业会造成较大的损失。如有人批评民国初年一大批闻名遐迩、才学卓著的报人离开新闻界导致本地新闻业人才断层：“自国民政府成立，戴季陶、叶楚伧、邵力子，固妇孺皆知其为新闻记者出身。其余服务中央者，十九皆曾经新闻记者生活，一旦投笔从政，新闻记者之可羡可慕在此，然而新闻记者之青黄不接亦在此。”24郭步陶也指出新闻界“人存政举，人已政息”的后果：“民元以后，革命有功的新闻记者，都去做了官，报纸的精神便一天不如一天，岂不是一个显然的证据？”25报人流动产生的另一个后果是报人群体整体素质下降。如1920年代的广州报馆，由于收入很难维持个人的交际费用和家庭支出，一些优秀记者遇有待遇优厚的工作就中途改业。这样，专业记者流失，无聊文人乘机渗入，鱼目混珠，稀释了新闻记者的整体水准，也拉低了其社会地位。“广州现时差强人意的知名记者，实在是寥寥可数；如果要聘一个一般理想中的优秀记者，无论报酬怎样的丰厚，还是一件很难办的事。”2663新闻论坛 2024年第2期四、结语民国报人出于不同的需求和动机，或经人引介，或毛遂自荐，或参加招考，进入新闻行业。职业流动是他们在职业生涯中应对个人际遇和追求人生目标的行为方式。具体言之，其流动多因收入和待遇微薄、报馆人际关系不调、个人权益受损、与报馆价值观念不符、报馆组织和政策变动以及为他馆罗致等因素而引起。由于其知识优势，报人职业流动的空间相对宽余。报人除了在本报馆、不同报馆之间流动，多流向政界、商界和文化教育界等知识服务型行业，流动率高。起伏的职业地位和庸常的职业生涯是多数报人的生活状态。报人的职业流动改善了个人境遇，也充实了流入报馆的业务实力，但对流出报馆和地方新闻业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如骨干人才流失导致报馆人员结构失衡；报人整体素质下降，滞碍本就虚弱的本地新闻业的成长；迫于可能的人才缺失，报馆被迫调整立场和政策。事实上，民国时期报人的高流动率表明其较低的职业认同。报人的经济收入对其职业认知、职业忠诚等职业意识或者说职业认同会产生直接影响。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新闻记者职业收入低下影响了自身对这一职业群体的认同。崇高的社会期待和卑微的经济地位之间的非对称性逆差，让新闻记者群体对自身的角色认知产生无所适从的困惑。”27精英型新闻记者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声望实非广大的普通的新闻记者所能比，其职业认同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民营报馆的阶层与社会流动研究（18981949）”（项目编号：17BXW020）的阶段性成果】参考文献：1刘艾玉.劳动社会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25-26.2教育部编.青年择业问题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66.3孙一平.职业社会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318+340.4毛子明.新闻事业的几个问题J.时代公论，1946（08）：16.5露轩.新闻业之末路（三）N.晶报，1937-07-03（02）.6钏影.新闻旧话（十五）：地域观念N.晶报，1939-07-23（06）.7报馆茶房，金雄白将进京报馆N.报报，1929-04-16（06）.8霞公.新闻报 教育编辑之去留问题N.社会日报，1930-11-21（02）.9辛驼，郭步陶.脱离 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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