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演化展望.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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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演化展望1.引论:对我国经济地方化与市场化的一般性评注我国乃泱泱大国,地广人多,各地情况千差万别,发展路径各异。这决定了经济学者必须避免对我国国情一概而论,任何整体描述或者借助均值进行描述易于流于空洞无义,因此应在经济分析中因区域而论,即采取“地方主义”分析范式。也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胡鞍钢博士在最近的一次杭州讲话中把我国的情况归纳为“一个国家,四个世界”所谓四个世界,乃指浦东之类为第一世界,浙江之类为第二世界,农村地区为第三世界,边远山区为第四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把部分行政和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这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地位,有了地方的相对独立行为主体
2、地位,才也为地方之间的横向竞争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纵向竞争之加剧埋下了伏笔。通过权力的地方化,一部分原有国有企业的管理权和控制权转入了地方政府手中,形成了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另外一个方面,80年代乡镇企业在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异军突起。乡镇企业为我国的经济高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本文的语境中,乡镇企业是指广义的乡镇企业概念,即“除了包括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的企业外,还包括农民联户办和户办企业,以及各层次的联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农村股份制企业”;乡镇集体企业是指内含集体股份、其份额大到乡镇村足以控股或者对其经营活动行使各种干预的企业2.但是,乡镇集体企业虽则属于民营企业
3、范畴,其产权制度是一种集体产权制度,实际上可以与地方政府的国企产权制度相比拟。在本文中,我们把乡镇集体企业的集体产权制度称作为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与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国企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一样,乡镇村作为乡镇集体企业集体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都是企业产权的“地方化”形态。我国的“抓大放小”战略实际上是把我国的中小国有企业通过各种形式的改制推向市场,实行“民营化”、“市场化”,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我国乡镇集体企业的改制也是沿着通往市场化的同样逻辑理路进行,实现同样的目的。本文主要考察我国的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着重关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以这些模式为切入点,本文将从侧面证
4、实两个判断。判断之一为:经济领域的“地方化”现象要被“市场化”所取代。判断之二是:随着我国引入竞争机制,地方之间的竞争加剧,各种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加剧,而治理结构较差的企业一般来说成本较高,治理结构较好的企业的经营成本较低。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治理结构的竞争,即制度竞争。在竞争压力下,治理制度差的企业淘汰出局或者亏损的可能性更大。我国企业大量改制的动力也源于此。从上述判断出发,作者在本文中正面提出并初步论述五个方面的命题:浙江模式的本质是自组织经济模式;浙江模式具有可扩展性;苏南模式具有过渡性;晚清文化传统中的近代化因素对中国经济发展诸模式有着整合作用;浙江模式很可能是哈耶克扩展秩
5、序模式或者自发秩序模式.2.我国诸种经济发展模式盘点一般来说,所谓“温州模式”,就是以发展个私经济为主的发展模式;所谓“苏南模式”,就是以发展乡镇集体企业为主的模式。浙江的整体发展可以总括为“浙江模式”,它是“温州模式”的更新和扩展模式。其原因是:“温州模式”在不断变迁之中,逐渐得到规范,脱去了过去“坑蒙拐骗”形象;浙北地区原来学习“苏南模式”,目前又重新皈依改良后的“温州模式”;近年来浙江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改制已基本完成,又走在了全国的前头。过去许多人热衷于讨论“浙江之路”尤其是“温州之路”到底姓社姓资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讨论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早在半个世纪前,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就抛
6、弃了往往引入误入歧途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两分法,而是对经济现象采取创造性的形态学分析理路。他把经济现象分为两种理想类型,其一即为交换经济,其二即为统制经济或称集中领导的经济。所谓交换经济,是指“整个社会经济是由两个或多个个别经济组合起来的经济,其中每个个别经济都提出和执行自己的经济计划”。对于欧肯,理想的“交换经济”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理想的经济秩序则是一种竞争秩序。还有一种“江浙模式”的提法产生较晚,最早是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者于90年代初提出来,而对之最为具体的分析是由陈建军完成的。陈考察了1978-1993年间江苏和浙江的工业化路径,之所以把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发展归纳为“江
7、浙模式”,理由是两者都有着这样的特点:主要依靠区域内部或国内的资金积累和转移,对外资依赖性较小,主要依托国内的销售市场,由此带动非国有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全面推动地域经济的市场化和高速增长。两者的大文化背景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华人文化,都有商业文化传统。陈的观察期较早,故而不能涵盖后来的发展。“浙江模式”中企业所有权构成和“苏南模式”是不一样的,前者以私人产权为主,后者以集体产权为主。在浙江,即使过去有许多乡镇集体企业,其中也有许多实属假集体、“红帽子”企业。改制之后浙江的私人产权特征越发明显,而始于1998年的“一次改制”后的苏南集体产权却以另外的形式存续。近年来亚洲金融危机成为一种试金石,
8、“浙江模式”的生命力经受住了考验,“苏南模式”遭遇严峻的挑战。从这一角度看,分头探讨“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要比笼统讨论“江浙模式”妥当,除非我们不区分经济运作中的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3.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本质特征的甄别和认识本文对“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内涵作一重新梳理,关键目的在于对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作一强调。我认为,既应从产权结构、又应从市场和政府在两地经济发展的作用角度去把握“浙江模式”和“苏南模式”的本质,从而区别于一般的区分方法。“浙江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市场解决模式、自发自生发展模式和自组织模式,在其中,政府的作用虽则重要,但起着促进性的、辅助性的、倡导性、主持性的
9、作用,而不是经济管理作用。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不同于经济管理作用。后者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术语3.政府的经济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要维持一个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秩序,这也是德国奉行的秩序政策;其次,在市场失灵或竞争失灵时可采取与市场一致的过程政策,它目的在于最低限度地介入经济过程,这种介入不在于扭曲经济,而在于为市场竞争打通道路,并以此为限。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也可以通过制度模仿和创新发挥熊彼特意义上的“公共企业家精神”,辅助、促进、倡导或者主持一些经济活动,正如在市场竞争当中,私人企业家也可以弘扬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精神,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创造性的破坏,推动经济的发展。但是,这些“公
10、共企业家”的活动有其限度,那就是它们必须遵循与市场一致的原则。我们认为,浙江的总体情况是符合以上这些理念的。这里有必要对上述“自组织”概念作一注释。哈耶克认为,“自组织”、“自组织系统”或者“自我生成系统”之类的概念来源于控制论,意谓系统内部的力量的互动创造出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或译“自发秩序”,这种自发秩序源于内部或者自我生成的,有别于另一种由某人通过把一系列要素各置其位且指导和控制其运动的方式而确立起来的人造的秩序、人为的秩序、建构的秩序或者建构。比如,最典型的自发秩序是有机体的自发秩序。哈耶克认为,自发秩序不是人类设计的产物,但属于人类行为的产物。他认为,人为的秩序或一种受指导的秩序
11、可以称作一个“组织”,它来自外部,是一种“外部秩序”,从而区别于自生自发的、源自内部整合的“内部秩序”。从“组织”的定义,我们可以反观“自组织”的定义。有关经济的自组织理论,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和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梦笔教授均有论述。克氏关注的是一个经济作为复杂系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互动和相干作用,存在着各种混沌和随机现象,互动和相干作用的结果是一种自发的秩序。克氏描述了一些空间经济的自组织模型。何氏关注的是,“人们越来越把转型感受为一个过程,该过程从长期角度看是自组织的,而非外部组织的”4.“苏南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5、干部经济模式、政绩经济模式、干
12、部资本主义模式,“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模式”。我还认为,它也是一种地方行政经济模式。如上所述,苏南村、乡、镇政权对乡镇集体企业的实际干预和控制权可以看作为一种“地方政府的地方产权制度”6,这种对乡镇集体企业的地方产权制度安排雷同于中央或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都有着政企不分的问题、同时产生低激励和负激励效应7.国有企业在进行张维迎意义上的“民营化”8,农村乡镇集体企业在大量改制,道理一样。80年代,包括苏南在内的全国各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与“缝隙经济”的发展有关。德国何梦笔教授认为,中国的乡村工业明显地处于“正式”经济体系之外。农村工业的发展有着类似于“缝隙经济”的发展。所谓“缝隙
13、经济”,是指“在一个具体的经济制度里,基本上处于正式经济结构之外的、以特定的专业化为基础的企业运行的一种经济形式。企业之所以可能专业化,首先是因为企业在正式制度之外活动,能够运用更有效率的组织形式,能够取得特殊的交易成本优势,其次是由于某些市场还没有被其他企业系统地开发出来。”确实,改革初期大量经济缝隙的存在为包括苏南地区在内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提供了历史机遇。何梦笔教授认为,历史的偶然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国80年代中期猛烈的信用扩张和上海与江苏这样的地区间协作。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苏南地区政府超强干预模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作者曾经在1996年考察了苏南吴县,那里企业盈利可观,经济实力雄
14、厚,部分利润被抽取用来建立学校、乡村的养老院,农地被集中到种田大户,一个村庄办起了期货交易所,许多青年在做绿豆期货买卖,另一个村庄盖起了一排排的小楼房,举村老小都迁入新居,全村还在村领导的号召下建立了几道数公里长的高大的水泥长廊,上面爬满葡萄藤,穿越过茫茫绿色田野。这是一座乡镇集体经济的“丰碑”。身临其境,蔚为壮观。这里,我们也看到了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但是,这种“公共企业家精神”已经超越了上面所述的“公共企业家”活动界限。政府干预的结果尽管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带来积极的结果,但是政企不分的集体产权制度安排之隐患最终由于外部宏观环境和竞争环境的变化而加剧了苏南经济滑坡,使得人们对“苏南
15、模式”提出疑问。包括苏南地区在内的乡镇集体企业与乡镇村干部的关系千丝万缕,地方干部干预问题严重。这些地方干部本身往往就是“能人”,“能人经济”的推行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得我国经济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走向以乡镇企业为第三元的“三元经济”,为打破国有经济垄断、消除城乡障碍、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和条件、实现我国经济的全面腾飞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必须看到,经济腾飞初期与市场规范化后的政府作用是不一样的。经济腾飞之前和初期,市场尚不规整。许多地方倾向于集中动用一切可动用的资源,包括“权力资本”或“政府干预资源”。但是,随着市场规范化、一体化程度提高,一些市场扭曲因素得到纠正,市场的优
16、胜劣汰机制发生了作用。只有交易成本较低的企业,才能最终胜出。这里,个体企业、私营企业、股份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之类的企业产权明晰,交易成本就低,集体企业或者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交易成本就高。比如乡镇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职能就意味着其负担较重。这意味着,在市场规范化之后,政府干预的功能应日渐消隐,企业的产权应交还真正的企业家,企业的管理由企业家选定的经理来管理。此外,对于政府干预和政企不分可能带来的腐败问题,在此可引用英国阿克顿勋爵的一句名言来说明:“权力造成腐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随着我国市场日益规范化而且进入买方市场,经济缝隙的数量、形式和分布都有了变化,同一个经济缝隙中有时拥挤着数量众
17、多的企业,而且必然会挤掉一些绩效较差的企业。东南亚金融危机更使得我国多数乡镇集体企业的外部环境恶化,暴露了原先掩盖的大量经营和制度问题。1998年,苏南乡镇集体企业经历了的第一次改制。苏南的做法是大多是把乡镇集体企业改成集体控股的企业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化以后,乡镇村的“地方产权制度”问题仍然存在,政企不分的毛病仍然不能有所改观,由于设置“不可分配给个人的集体股”以及地方政府通过集体股掌握的决策权等等做法,地方产权制度以另外一种形式制度化和合法化。4.浙江和苏南经济格局的继续演化苏南地区上述第一次改制并不成功,这使得许多县市在考虑进行必要的“二次改制”。其方向必须是政企分开,打破乡镇
18、村的“地方产权制度”,确立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市场中的自主地位、私人作为独立产权主体的地位。经济的地方化格局必须让位于市场化格局。这里,包括苏南的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纷纷转制,正说明了经济压力促使企业作出适应性调整,改革集体产权制度,选择能够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的私人产权制度。苏南二次改革实际上是要重新让苏南的市场内生发展力量发挥作用。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苏南将需要“三次改制”、“四次改制”。“二次改制”的必要性说明了“苏南模式”的过渡性。“二次改制”任重道远,苏南地区过去的选择决定了它未来的选择,这种“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问题将会持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二次改制”后苏南经济的走向似乎应与“浙江模式”趋
19、同。苏南“二次改制”转移出来的乡镇企业社会政策职能将需要政府承担,正如浙江省农村社会政策的缺位需要政府发挥相应作用一样。由此出现一种趋势,那就是苏南的经济发展路径将向着浙江模式的趋同。也就是说,事态的发展可能导致根本没有独立的“后苏南模式”。当然,这一判断并不意味着苏南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可能会有问题。江苏实力雄厚、技术先进的企业数目似乎比浙江多,经济结构更为合理,上市企业数目更多,重工业如钢铁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当前的结构调整幅度很大,也可以为未来经济发展提供后劲。浙江经济也还在演进中,浙江的经济结构过去以“轻、小、集、加”著称。有人把这种经济结构的特点看作是“浙江模式”的特点,把“浙江模式”概
20、括为“农村工业化+专业市场”,这是片面的。这些都是一些表面现象。浙江模式的核心是上述提及的自发和内生的经济发展,带有强烈的自组织特征,其动力来源于民间力量和浙江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在浙江,市场力量起着自组织的作用,政府起着促进性和辅助性的作用。恰恰是这一实质区别于苏南模式。苏南模式的动力来源更多的是来源于乡镇村干部的干预以及它和乡镇企业的政企不分。浙江的改制在全国最为彻底和超前,许多县市的改制已经基本完成。由此,浙江模式的表面特征“轻、小、集、加”变成了“轻、小、加”。浙江经济尚在蓬勃发展中。在其中,企业家作为行动者甚或能动者,其学习过程起着重要的作用。浙江各地较有规模的未上市民营企业也在寻
21、求上市。浙江经济在转型中,不会满足于“轻、小、加”。但是,浙江的经济结构调整也存在路径依赖问题,要克服该问题尚需时日。经济结构调整总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过,浙江的行政经济色彩已经非常淡薄,这有利于企业通过购并重组扩大企业规模9.5.历史卡片:晚清传统文化中近代化因素的影响和整合力量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前线,资源贫乏。出于备战的需要,中央一方面把工业投资分散在全国各地,另一方面不在浙江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但依靠企业制度创新和政府职能转换,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使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政府政策只要有所放宽,浙江的自组织机制就会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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