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湘锑产销及其困境研究.pdf

2024 年 2 月第 45 卷第 1 期湘南学院学报Journal of Xiangnan UniversityFeb.,2024Vol.45 No.149收稿日期：2023-04-22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明代以降南岭走廊聚落空间格局历史演变与影响因素研究以湘粤走廊为中心”（GD23XZL11）；肇庆学院博士科研启动项目“近代湖南矿业开发及其生态响应研究（18951938 年）”（210081）作者简介：蔡群（1991），男，湖北黄冈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民国初年的湘锑产销及其困境研究蔡群（肇庆学院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摘 要：1896 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奏办全省矿务，湖南矿工业得以初步建立。随后，湖南省发展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锑品供应地，湘锑生产集中在新化锡矿山和益阳板溪等地区。矿产出路先以向外国洋行出卖矿砂为主，后从日本习得生锑冶炼技术，继而华昌公司购买了法国专家赫伦米士的纯锑冶炼技术，成为国内最大的纯锑生产商。但国内工业落后，资本薄弱、管理混乱、内循环动力不足、负担过重等因素限制了湘锑业的高质量发展。市场上，锑品供过于求，价格受国际局势的影响很大，锑商生存艰难。关键词：民国时期；湘锑；锡矿山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8173.2024.01.010地方资源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密切关联。1 97湖南锑矿资源丰富，其中锡矿山被誉为“世界锑都”。在明代，锡矿山的锑矿就已被发现，但时人对锑并无认知，将其误认为是锡，因此自明代至今一直将其误称为“锡矿山”。在近代工业发展以前，锑的使用很少。近代以来，锑矿逐步成长为湖南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商品之一。目前学界对锑业的研究还不多，主要集中在炼锑技术史的梳理，对湘锑产销的研究尚少，本文着眼于民国初年的湖南锑业产销及其困境，探讨了技术、交通、市场、战争等因素对湖南锑业发展的影响。一、湘锑产地分布及市场地位1896 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奏办全省矿务，随后湖南锑业快速发展。2 95当时陈宝箴的姻亲刘鹤龄在安化、溆浦拾得矿砂，不知何名，经汉口亨达利洋行化验，得知这是被称作安的摩尼（Antimony）的锑矿，主要用于冶炼合金，是军需工业及铸造活版铅字的一种必要原料，时人对锑有了初步认知。随后新化、益阳、安化、沅陵等十余地皆发现这种锑矿，其中新化锡矿山蕴藏最富。3 841897 年，晏咏鹿同风水师刘履斋在锡矿山发现锑矿。4 6随后，二人合伙开办了名为积善厂的第一家采锑公司，标志着湖南锑业的兴起。5 13湖南省内锑矿分布广，但生产呈现区域集中的特征。民国学者将湖南产锑县份划作湘中、湘西、湘南三区。湘中区包括平江、醴陵、益阳、新化、安化、宝庆、茶陵、新宁诸县；湘西区包括沅陵、辰溪、溆浦、芷江等县；湘南区则包括安仁、常宁、东安、郴州、宜章、衡山、祁阳、永明、新田、资兴、桂阳等地。6 116-117但锑矿生产主要集中于资水流域，尤其集中于新化、益阳两地，新化锑产量远远高于他县，尤以锡矿山锑矿最为著名，另外益阳产锑也较多。7 其他产地开采则相对较少，尤其湘西地方偏僻，交通不便，运输困难，锑产量不大，一些地方除了在“一战”期间开采过，其他时期因利润微薄，产出不敷工本，未经有效开采。我国是世界上锑矿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湖南又是我国锑矿资源最丰富的省份。清末时期，我国锑矿甫一开采，迅即成为锑矿主要出产国和国际锑产供应国。民国时期我国锑品历年产额都占世界一半以上。1919 年以后，我国锑品出产占世界出产比在68%84%波动。6 138湖南是我国锑品出口的主要来源地，湘锑主要经长沙、岳州、汉口三关出口到海外市场。根据中国矿业纪要收录的海关出口数50湘南学院学报2024 年 2 月（第 45 卷）第 1 期据可知，民国六年的湘锑出口量占我国锑品出口量的大部分，其他省区供应很少，湘锑一枝独秀。8 230二、湘锑冶炼技术演进直到 19 世纪末，中国人对锑才有初步认知，国内更没有冶炼锑的技术与产业，故当时采出的锑矿，只能以向外国洋行出售矿砂为主。同时，为了获取更多矿利，当局也积极引入锑冶炼技术，筹办锑矿冶炼厂。（一）生锑冶炼技术中国生锑冶炼技术是晚清时期从日本习来的。1896 年，益阳板溪锑矿被发现后，因锑砂滞销，湘绅朱启旭提议设局提炼，“会粤商大成公司派人往日本学炼生锑回国（未炼曰锑砂，已炼曰生锑），禀立合同承炼销售，在南城外设炉座。此为湘省炼矿之始”9 41。另据锡矿山著名矿商杨执端所撰锡矿山锑业过去、现在与将来所载，有广东人成立大成公司，绰号“黄大告化”，该公司炉师是陈文海与另一郭姓人，因其与“黄大告化”同在日本生锑炼厂做工，所以掌握了炼锑技术。回国后恰逢发现锡矿山，便于长沙灵官渡组织公司，承包炼锑，炼费“每吨宝银四十两，而所需成本仅五两耳”4 6，获利丰厚。无论哪种说法是正确的，中国生锑冶炼技术始传自日本应是没有问题的。随着生锑冶炼技术的引进，湖南锑冶炼工业初步建立，先后建立了湘裕、大成两家锑厂。湘裕炼厂由长沙巨绅朱雨田、汪诒书、杨巩等出资成立，4 6炼厂位于长沙，共有 4 组炼炉，每组 6 个炼壶，工人5名。大成公司则有炼炉8个，每个炉有4个炼壶，工人6名。大成公司的规模和产能均高于裕湘公司，大成每天的产额据说有 5 800 余斤，湘裕大约 2 300余斤，两家公司均获利颇丰。10 724-725（二）纯锑冶炼技术清末时期，湖南从法国引进了当时最先进的纯锑冶炼技术，并顺利实现了本土化，是近代中国成功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典范。1899 年，湖南当局将益阳矿厂售予梁焕奎，改组为商办久通公司。然而，益阳锑矿“矿质极低，由二成至三成不等，仅炼生锑，殊不合算”11 245，所炼生锑又必须由官局代运代销，价格低廉，虽“极力经营”11 245，但“仅能顾本”11 245，又因含锑量太低，在市场上无法与新化锑竞争，极其被动。承办久通前，梁焕奎就曾派其三弟梁焕彝赴英国伦敦皇家物理大学学习矿冶技术。1907 年，梁焕彝得知法国专家赫伦米士（Henri Herrenschmidt）正在研究低质锑砂提纯的方法，这种技术适合冶炼益阳锑矿，便联系国内设法购买专利。最终由社会活动家杨度请张之洞、袁世凯向直、鲁、湘、鄂、苏五省筹集得十六万两补助款，其中七万两用于购买专利。3 851908 年，华昌公司顺利成立，杨度担任总经理。后来熊希龄说：“最初湘商但以锑砂出卖而不知炼生锑，其后知炼生锑而不知炼纯锑，迨华昌炼矿公司出，始有纯锑出口。”12 充分肯定了华昌公司在引入纯锑冶炼技术上的贡献。三、湖南锑品的运销（一）运输路线民国时期的湖南锡矿都要先运长沙，再报关出口。因矿石较重，陆路交通落后，水运成为主要的运输方式。但一旦河水浅涸，或无船承运，宝矿也只能困积山中。由于资料所限，我们只能复原新化锡矿山和益阳板溪锑矿两个主产地的外运路线。从锡矿山到长沙有两条运输路线。一条是东路。先从锡矿山东行三十五里到土株，再行三十里到蓝田，在蓝田可下涟水。从锡矿山到土株的路，傍山麓，小溪多无桥，行旅甚苦。从土株至蓝田道路都是用火石或石英石铺砌而成，条件稍微好些。据民国六年调查，当时从锡矿山到蓝田的运费，每斤在十文上下。13 23至蓝田即走涟水船运。由民舶运二百里到湘乡，又运九十里入湘江，到湘潭，在湘潭用轮拖运九十里到长沙，水程共约三百八十里。运输时间因季节差异，丰水期需花费5天，枯水期需10天。14 2另一条是西路，以水路为主。从锡矿山行三十里至冷水江，由冷水江水道进入资江，民船行五百二十里至益阳，在益阳再改用火轮，行二百里至长沙。水程共约七百二十里，夏季丰水期需 7 天，枯水期需 14 天。民船所行流域，多属浅滩急水，行船危险，常有沉船搁浅之事。如果冬季时，山水未发，冷水江、蓝田河均浅涸不能行船。山中出产，均只能停积山中，等春水涨发时再运。水道运砂有专船，名曰锑船。陆路运砂，全恃人工挑担，工人挑砂往河，原人再挑米或其他日用品返山，冷水江可每日一往返，蓝田须两日一往返。15 1-2相较而言，东路较为稳妥，四季可通，因而蓝田设有专门堆栈。据 20 世纪 20 年代的调查记录，每吨锑品运往长沙约需运费三十元。16 34-3551蔡群：民国初年的湘锑产销及其困境研究益阳板溪锑矿的外运条件更差。板溪位于益阳最西部，离县治一百三十五里，距桃花江七十五里，山岭重叠，道路崎岖，交通不便。17 16-17板溪公司在运输要道分别设置有入山道、望山洲、沾溪、桃花江、益阳五个转运处。入山道是全山进物出货的总枢纽。运货至山厂各处，及各山厂出货，均须从入山道转运，全赖力挑，每吨需费二角。入山道距离望山洲二十里，有轻便铁道。用人力沿铁轨推车，大车桶每车可装货一吨半，荷叶桶可装货一吨，进物以煤米为多，每吨需费一元。由望山洲至沾溪四十余里，春夏水涨，可用小船运输，秋冬水涸，只能用竹簰，每吨需费一元七角。由沾溪直接运长沙，四季帆船畅通，每吨需费三元六角。但如果在益阳改用小轮拖运，则每吨需费一元四角，沾、益之间运费，每吨需一元二角，合计二元六角。据 1927 年发表的调查报告，锑产品运至长沙，每吨合计需费五元五角至六元五角。18 27各地矿砂抵达长沙后，即转运出口，经营出口生意的有中国人与外国洋行。据报道，1921 年在长沙经营锑品的中国商行有太平洋行、平和洋行及泰和洋行，这几个洋行虽名外商，实际是中国人经营。外商有安利英洋行（英商）、开利洋行（德商）、三井洋行出张所（日商）、山本洋行（日商）及广贯堂（日商）等。这些商人将所囤买之锑，皆转送到汉口分店，或囤卖店，再由汉口输出到东京、大阪、纽约、伦敦、汉堡等处。19 64关于锑品出口的运费，20 世纪 20 年代，由长沙至汉口，每吨纯锑需洋四十八元，生锑需洋三十四元，锑氧需洋四十元，包括税金、运单费、护照费、包装费等。由汉口至上海，纯锑生锑锑氧均系每吨八元。由上海至美国太平洋沿岸，纯锑、生锑运费，每吨需美金七元五角，锑氧每吨需十元零五角，若至大西洋沿岸，则纯锑生锑每吨需美金十二元五角，锑氧每吨需十五元五角。17 31（二）市场与价格锑产品主要用于工业。近代，工业发达国家对锑有较大需求。起初锑主要用作添加剂，改良金属性能，在印刷工业、军事工业、电池工业中被广泛应用。民国时期，美国商务部调查显示，在美国锑最多的是应用于制作反摩擦合金、硬铅、柔软合金、铅字及铅板、橡皮工厂、武器制造等工业。6 151因在军事工业中的特殊地位，锑曾被称为“战争金属”。近代湘锑出口的主要市场经历了从日本向美、德等国的转移。“一战”以前，湘锑主要输出到日本。据丁格兰的调查可知，当时日本人从湘锑贸易中获利颇丰。据海关统计，“日本人是金属锑的最大买家”14 19。这一说法在当时的报道中也可得到证明，“欧战未发生之前，以大阪及汉堡两处为该品行销之主要地，开战后则汉堡之输送停止，加以太平洋一带，时有德舰出没，欧洲各地方均未能输送”20 14。“一战”以后，欧美国家工业发展刺激了湘锑业的发展。美国随着工业迅速发展，尤其是汽车工业发展，对锑品的需求骤然增多，成为中国锑品的第一消费国，其次为德、英两国。据调查，在和平时期，全世界每年锑的消费总量约 2.4 万吨，而美国则占有 1.3 万吨，占到总量的 54%。17 31-32据统计，从 1924 年到 1932 年，中国供应给美国市场的锑品比例占有率为 81%，最低的年份为 1928 年，占有率为 72%，最高的是 1932 年，达到 95%，6 143由此足见美国市场对于中国锑品的重要意义。由于锑在军事工业中有着重要作用，因此战争成为影响锑价波动的重要因素。据民国时期的调查统计，1899 年到 1927 年间，锑价出现了三次上扬，分别是 1905 年前后、1914 年后和 1924 年前后。在1905 年之前数年，纽约市价，每磅在美金六分到一角之间徘徊。直至日俄战争爆发，出于军事需求，用锑增加，锑价开始上扬，最高时每磅值美金二角三分。战事告终后，锑价跌落，最低至每磅六分。1914年，“一战”爆发，锑价二次腾升。锑价最高时，在 1916 年二三月间，每磅美金能够达到四角以上，那一年的平均锑价也有二角五分。15 32-33此次战事影响较大，一方面，各国积极备战，军需大增；另一方面，其他各出口国限制锑品出口。“英国于开战后，不发表金属之市价，不准锑货之输出，且以锑为制造军火之物，列为禁品。法国产锑之区为德军所侵及，不能输往外界。奥匈亦无锑输出，玻里维亚与墨西哥锑矿泰半停闭，其能与湘省锑业竞争者，不过二三处而已。”21 36交战各国争先屯集锑品，“所需之锑，皆将取给我湘省”22 13，价格剧烈波动，“从前每顿价仅六七十两者，今已涨至六七百两，行且达于千两之势”22 13。“一战”结束，价格又迅速跌落。到 1923 年，锑价又有短暂的复苏，长沙锑价能够涨到三百元上下。时人分析锑价回暖的原因有三：一是战争期间储备的锑品已经消耗完毕；二是战后经济逐渐恢复，工业生产的发展扩大了用锑需求；三是其他锑品出口国家的供应能力还未恢复。23 1因此，湘锑的销量和价格趋势深受世界政治局势影响，尤其是战争影响。52湘南学院学报2024 年 2 月（第 45 卷）第 1 期四、湘锑发展的制约因素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历程的逻辑起点。近代湖南新式矿业的发展，对区域工业化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但产业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清末民初时期，湖南锑矿因产量大、品质高，在国际市场享有盛誉，但作为地方产业，湘锑发展仍受资本、产业、市场、政策等诸多方面制约。（一）资本薄弱，技术落后，缺乏协作机制20 世纪 20 年代，湖南锡矿山一处就有一百多家采锑厂，三十多家炼锑厂。这些锑厂生产规模小，难以积累资本进行技术更新，大多用土法采掘、冶炼，技术落后。锑商数量多，资本薄弱，也无法形成产业联合一体化经营。一般采矿与炼矿分离，生产与销售之间又有贩商，再经洋行运销国外。这种采、贩、运、销分离的生产模式，致使产品从生产者转移到买家的过程中，环节众多，交易费用繁复，分利者众。一方面直接增加生产成本，另一方面各厂商难以进行产业协作。20 世纪 30 年代，湖南锑商以及政府多次尝试建立统一的产销协调机制，但效果不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些锑厂缺乏合作，往往容易陷入恶性的低价竞争，尽管湘锑在国际锑品出口市场中占据绝对优势，但洋商熟悉中国锑商弱点，借此操纵锑价，牟取暴利。（二）产业扩张无序，难以适应市场变化“一战”时期，是湖南锑业发展的极盛时期。当时出口大增，商家获利尤大，生产开始无序膨胀，企业管理混乱。例如著名的华昌炼矿公司，在“民国四年扩充至九十六万两，民国五年冬复加招长平银二百零四万两，合计资本三百万两”24 41。但1918 年之后，随着“一战”告终，锑品销路锐减，加之各国之前存货较多，锑价大跌，“民国八年中，纯锑一吨，跌至九十元内外”19 62，华昌等公司由于投资过巨，资金回笼困难，致使资金链断裂，陷入财务危机。华昌公司的管理问题也较大。兴盛时期的华昌公司曾在美国设立了代销处，当办事人员向国内谎报价格时，国内公司对其所作所为却浑然不知。3 89到了 1920 年，华昌公司“银根紧迫，矿砂停滞，因受种种困难，颇难支持”25 75。其他公司也面临相似情况，大量锑业公司倒闭。民国三年、四年时，湖南锑商公司增至百余家，至 20 年代“存在者不过三分之一而已”26 57。民国八年（1919）之后，锑价也持续低迷，“数年来，虽略有涨跌，然总不过百三四十元上下”27 27。（三）过分依赖国际市场，缺乏内循环动力近代湘锑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与市场地位不匹配。从市场占有率来看，湘锑占有国际市场的一半以上，占有美国市场的 80%以上，但是湘锑的定价权却被外人之手操纵。民国四年二月，著名湘绅熊希龄呈文农商部称，“锑之为物，国内无丝毫销路，尽以售于外洋，实为纯粹之国际贸易。而世界产锑之额，恒多于用锑之途，供过于求，销路甚狭”12，道出了湘锑的真实困境。虽然湘锑是国际锑品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但世界市场每年的销量在两万吨左右，而全球产能实际远超于此，供过于求。而国内工业素不发达，即使到了 1927 年，国内也仅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及各省造币厂、兵工厂能销少量，此外无处销售，致历年所产，几全部输出欧美、日本等国”17 29，由此看来，因国内工业落后，当时湘锑生存严重依附于国际市场，内循环动力不足。（四）税捐沉重，政府扶持不力李斯特经济学主张，落后国家政府应使用关税保护等政策促进国内幼稚产业发展。近代湘锑产业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以粗放经营为主，政府并未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反而税捐繁重，锑商生存艰难。民国十八年，每吨纯锑在长沙需缴纳 8.6%关税和4.5%的政府捐，加之其他捐税，大大增加了锑品流通成本，削弱了参与国际竞争的优势。而且，经济发达的美国政府还对湘锑征收保护性关税。在国际市场上，湘锑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墨西哥和玻利维亚锑矿。1928 年，美国为保护墨西哥锑矿，曾提案对中国锑加征关税。28 54-55湖南政府还历来将官矿视作财政利源，矿业收益大多被拨解军费、教育经费等政府开支，矿局依恃请款度日，毫无资本可言，更不能拓展事业。浏览当时的报纸，有关锑业失败的悲观报道连篇累牍，腐败政府扶持不力是个重要影响因素。尽管湘锑经营困顿，发展受限，但即使在锑价低到在其他国家足以击垮该国锑业的时候，湖南锡矿山和板溪锑矿也始终维持开采，笔者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湖南锑业生产中的包工制。矿商的矿硐由包头承包经营，包头招集矿工，自备工本开采，盈亏自负。矿商与包头根据出砂价格进行分成。包工头支付矿工的工资，则是量入为出，如锑价高，产量多，成色好，矿工工资就高，反之则减少。“矿工终日操作，其结果但得一饱，以故锑价虽跌至极贱，只要矿工有饭吃，仍能照常产砂也。”29 664-665在这53种利益共担的包工制下，在价格长期低落的情况下，湘锑生产成本可以通过压缩工人劳动收益得以部分降低，从而维持湘锑的持续生产。尽管如此，民国时期湖南锑业发展水平是落后的，时人也明白湘锑自身存在资本薄弱、管理落后、过分依赖国外市场、负担过重等制约因素，但改变这些境况并非出台一项政策或引进一项技术就能解决的，这些困境深深植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危机之中。当时的中国处于资本主义体系中被支配地位，本土工业体系落后，无力与西方竞争。加之政府不能制定幼稚产业保护政策，指导产业发展，地方特色产业长期依靠原料出口维持生存，产业化水平低。所以，近代中国锑业失败，不仅源于技术落后，还深受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国内产业基础及地域权力关系影响，但这一困顿历程也正是一个在资本主义政治体系中占劣势地位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教训和历史经验。注释：参考傅建球 技术创新视野下的近代湖南锑业研究（18951949），北京科技大学 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欧庭高 中国近代炼锑技术的发展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 年 1 期。王乐平 19361945 年的湖南锑业：以锡矿山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师范大学 2009 年硕士学位论文。该文对此问题有所论述，但过于简略。参考文献：1 王仁庆.“零资源经济”与县域经济发展:“中国银都”永兴现象透析 J.湘南学院学报,2006(3).2 汪叔子,张求会.陈宝箴集:上册 M.北京:中华书局,2003.3 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委员会.湖南历史资料（2）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4 杨执端.锡矿山矿业过去、现在与将来 J.锑业半月刊,1948.5 锡矿山锑矿志编纂委员会.锡矿山锑矿志（18971981）M.娄底:锡矿山锑矿志编纂委员会,1983.6 曾赛丰,曹有鹏.湖南民国经济史料选刊：第 3 册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7 谭子俊.湖南锑矿之调查 J.实业杂志,1930(154).8 谢家荣.中国矿业纪要（第二次）M.北平:农商部地质调查所,1926.9 杨世骥.辛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10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 年）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11 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近百年大事纪述 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12 湖南华昌炼矿公司 A/OL.2023-03-20.https:/archivesonline.mh.sinica.edu.tw/detail/b9da39051c87d7e7d31c05331696127d.13 钟巍.新化锡矿山之调查 J.矿业杂志,1917,1(2).14 TEGENGREN F R.The Hsi-Kuang-Shan Antimony Mining Fields,Hsin-Hua District,Hunan J.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1921(3).15 任延信.最近新化锡矿山之调查记 J.矿业杂志,1918,2(3).16 王晓青,田奇,郭绍仪.湖南新化地质矿产报告 M.长沙:湖南建设厅地质调查所,1929.17 刘基磐.湖南之锑业 M.长沙:湖南建设厅地质调查所,1928.18 郭绍仪,田奇,王晓青.湖南益阳板溪锑矿报告 M.长沙:湖南建设厅地质调查所,1928.19 文汉.湖南省产锑矿输出状况 J.实业杂志,1921(49).20 农商公报社.湖南锑矿之营业情形 J.农商公报,1915,2(1).21 农商公报社.湘锑与欧战之关系 J.农商公报,1916,2(7).22 农商公报社.湘矿最近之实录 J.农商公报,1915,2(1).23 实业杂志社.近来锑价渐涨之原因 J.实业杂志,1924(76).24 矿业杂志社.长沙华昌炼矿有限公司之调查 J.矿业杂志,1917,1(2).25 实业杂志社.华昌公司之近状 J.实业杂志,1920(31).26 邹亚雄.新化锡矿山之调查 J.实业杂志,1921(44).27 矿业联合会季刊.湘锑涨价之原因 J.矿业联合会季刊,1923(4).28 湖南省政府.批湖南矿业总会据呈美国增加锑税一案已咨请外交部据理力争文 J.农矿公报（南京 1928）,1930(21).29 矿业周报社.湘省锑业现状 J.矿业周报,1934(282).（责任编辑：江宁静）蔡群：民国初年的湘锑产销及其困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