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川藏道的兴起及在中央和西藏地方中的连接作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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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清之际川藏道的兴起及在中央和西藏地方中的连接作用石 硕刘锡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成都610064)摘要明清之际,川藏道逐渐兴起,并成为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的重要连接纽带。除了中央政府的主动开拓,西藏地方也参与到了整个进程之中。自明中后期开始,大量藏族僧俗人员自川藏道前往内地朝贡,并将巨额茶叶、布匹、金银等物资带回西藏,这是“汉藏金桥”兴起的重要背景。当康区的白利土司阻断了川藏道时,以五世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支持蒙古首领固始汗,攻灭了白利。清初,西藏地方与内地在川藏道东端打箭炉广泛开展贸易活动。康熙三十九年(1700)“西炉之役”与五十九年(1720)清军进藏驱逐准噶尔后,川藏道沿线多
2、数地区逐渐纳入四川省管辖,清朝为保障道路畅通,以巨额茶叶与白银对西藏地方进行经济补贴。由川藏道的兴起及中央与西藏地方的互动,可以深刻理解该道成为双方连接纽带的原因,以及西藏地方牢固纳入中原政治体系的内在逻辑。关键词川藏道;中央;西藏地方;打箭炉DOI:10.16249/ki.1005-5738.2024.01.002中图分类号 D691.7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5738(2024)01-010-010收稿日期:2024-02-06基金项目:2022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青藏高原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年度课题“疏通川藏道西藏地方政府配合清朝中央平定瞻对工布朗结研
3、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22QZGYZC002第一作者简介:石硕(1957-),男,汉族,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史、汉藏关系史等。明清时期,青藏高原上的西藏地方政权主要有帕木竹巴、第悉藏巴、甘丹颇章等,为行文方便,在不需要对其进行严格区分时,本文统称为西藏地方。历史时期,连接青藏高原与内地之间的交通路线可概括为两条,其一是自吐蕃时期以来便较为成熟的自西北地区今甘肃、青海一带往返内地的青藏道;其二是自明、清以来逐渐兴起并愈加凸显其重要性的自西南地区四川一带往返内地的川藏道。这两条道路及其支线是连接藏族与汉族、蒙古族、满族等其他兄弟民族的纽带,对
4、青藏高原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起到了重大作用,明清以来的藏文史籍中普遍以“汉藏金桥”()作为这一纽带的美称。1明朝中期以来,川藏道开始兴起,逐渐成为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主要通道。以往对川藏道的研究多集中于道路开拓的时间、走向及塘汛、驿传制度等,还有学者从川藏茶叶贸易的角度研究了道路兴起的经济因素。总的来看,前人多从明、清中央政府的视角,关注中央对交通路线的经营。实际上,交通乃是双向之交流,其成为沟通双方之纽带,绝不仅是单方面的经营,而是双向的互动。那么,西藏地方是如何参与到川藏道兴起的整个过程的?明清之际的川藏道在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对此,尚无学者专门进行探讨,兹
5、利用汉、满、藏等多语种史料进行论述。一、明中后期朝贡路线向川藏道的转移朝贡制度是实现明朝与西藏政治隶属关系的主要途径和标志,“甚至可以说是明朝全部西藏政策的核心”2。明廷借朝贡对藏族各僧俗首领进行羁縻统治,即“优与贡市之利,以结远人之心”3,以经济手段加强对西藏各实力派首领的政治凝聚。因此,明朝秉持着厚往薄来的原则,对来京朝贡使团之回赐极为丰厚,后者可以获得大量现实利益。而且,朝贡使团从西藏到京都之间的一来一往,实际上也是一次有利可图的长途贩运活动。4所以,朝贡人数越来越多,每次常达数千人之众,逐渐出现诸多弊病。例如,成化三年(1467),陕西副使郑安指出,进贡之藏族僧人自乌思藏来者不过三分之
6、一,其余多为洮州(今甘肃临潭)、岷州(今甘肃岷县)一带僧人冒名进贡,以疲瘦之马换取丰厚之币帛,再制作军械用来抵抗官军。本来这是明廷的羁縻之策,反而导致寇掠之举,“是虚国帑而赍盗粮也”。针对这一弊端,明廷经过商讨后出台了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诸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入,不得径赴洮、岷,遂著为例。5明前期,朝贡路线主要为青藏道,此时强制性规定以后朝贡使团必须走川藏道。由于朝贡人数日增,造成明廷“赏赍不敷”,成化六年(1470)礼部再次申明,“乌思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三年一贡。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由四川路入”6。明史 对路线之记载更为具体,令辅教王等“由四川雅州入”7。实际上,明廷出台
7、此项政策并非偶然,在此之前,已经开始有乌思藏僧人自四川前往北京朝贡。据 明英宗实录 记载,正统十年(1445)三月,礼部尚书胡濙等奏:“四川都司承差伍守初伴送番僧剌麻星吉等赴京进贡,验其批文无星吉之名。究其所以,未经四川都司起送,乃潜自跟随国师朝贡。兹又告乞支应下程,请俱送法司治罪。”8可见,当时国师等进贡乃是从四川一带行走,经四川都司起送赴京。景泰元年(1450)五月,“有番僧三人游方四川,道遇乌思藏进贡僧,遂与俱来贡”9。不仅有人自四川朝贡,还有游方僧人行走到此。天顺四年(1460)九月,四川三司奏:“比奉敕番僧人等朝贡京师者,不得过十人,余悉留彼伺候。缘本处迩年荒旱,若悉留所余番僧伺候,
8、动经数月,疲于供亿,宜准正统间例,以礼宴待,发回各地方伺候为便。”10可见当时朝贡者于四川会集,随后派部分代表进京,其余留守等候。以上史料说明,在成化年间明廷出台限制朝贡路线以前,便有不少朝贡者自四川而来,川藏道应当是一条较为成熟的道路了。此后,虽然由北路洮、岷一带进贡者仍然不少,但自南路川藏道进贡者愈来愈多,朝贡通道开始向南转移之大趋势逐渐形成。成化二十一年(1486)四月,乌思藏阐化王遣僧人远丹等来朝,会集于四主要有任乃强.川康交通考J.新亚细亚,1932(4).收录于任乃强藏学文集(下册),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285-305.冯汉镛.明代西藏“贡道”研究J.西藏研究,1989
9、(1).赵毅.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J.中国藏学,1992(2).国庆.清代藏区驿传制度蠡测J.西藏研究,1996(1).邹立波.清代前期康区塘汛的设置及其作用与影响J.西藏研究,2009(3).石硕,王丽娜.清朝“驱准保藏”行动中对由打箭炉入藏道路的开拓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赵心愚.清康熙雍正时期川藏道汛塘与粮台的设置及其特点J.民族研究,2019(2).张钦.清代川藏交通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20.杨代成.论康熙末年清朝“驱准保藏”南路进兵方略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3).罗宏.明中后期朝廷对藏交通政策的转变及影响J.民族学刊,2023(2).等等
10、。主要有贾大泉.川茶输藏与汉藏关系的发展J.社会科学研究,1994(2).贾大泉.川藏道的兴起与川藏关系的发展.杨岭多吉主编.四川藏学研究(四)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448-467.陈志刚.明清川藏茶道的市场与社会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7.等等。石硕,刘锡钺:明清之际川藏道的兴起及在中央和西藏地方中的连接作用 11川者共462人,礼部允准其全数进京。11同年十一月,礼部奏:“四川起送乌思藏如来大宝法王、国师并牛耳寨寨官进贡、谢恩、招抚、袭替各项共一千四百七十员名。”12除了进京者1470余名外,留在四川者尚有1800余名。对明廷来说,人数众多导致回赏之负担极重,但为了朝
11、廷的面子,也不可过于吝啬,法王、国师以及正贡来京者一律照例给赏,而留驻于四川者以赏衣两件折彩缎一表里给之。如此折算下来,乌思藏依然能够从此次朝贡中得到2931表里彩缎,88200斤茶叶。13弘治元年(1488)正月,有两批僧人同时由四川与洮州前来进贡,明廷认为,自四川一路所来之国师畜思加藏卜等,乃是按照三年一贡之例前来进贡者。而自洮州来之也舍星吉等,乃假冒之徒,不许来贡。14弘治五年(1492),乌思藏阐教王派遣僧人来贡,一路由洮州,一路由四川前来。15弘治十二年(1499),乌思藏并长河西宣慰使司等处遣人自川藏道来贡,共有2800余人之多,礼部令四川地方官以后不许滥送,务必查实以往所降敕旨及
12、凭证。16嘉靖年间,自川藏道前来进贡者的数量达到新高。嘉靖十五年(1536),乌思藏辅教、阐教、大乘法王等差国师短竹札失等进贡,一时至者共4170余人之多。明廷以人数逾额,照例减赏,并治四川都、布、按三司官违例起送之罪。据 明史 记载:“番人素以入贡为利,虽屡申约束,而来者日增。”17隆庆三年(1569),明廷再次申令阐化、阐教、辅教三王,俱三年一贡,贡使各1000人,半全赏,半减赏。全赏者遣8人赴京,其余留于四川等候。18可见,当时川藏道上时常出现这样的场景:动辄上千人的朝贡使团,携带巨额的茶叶、彩缎、金银,浩浩荡荡,满载而归,欣喜地返回藏地。本以政治因素而形成的中央与涉藏地区的朝贡赏赐制度
13、,演变为中原与青藏高原自发的民间贸易往来的经济活动,加强了内地与青藏高原间的经济文化互动交流。19由上可见,明中后期,川藏道逐渐成为双方互动的关键纽带。二、白利土司阻断“汉藏金桥”与西藏地方的疏通由于自明朝中期以来,大量藏族僧人自川藏道前往内地进贡,沿途开展贸易活动,并携带着巨量茶叶、布匹、金银等物资返回青藏高原,这条通道开始成为连接内地与青藏高原的经济动脉,在藏族人民的心目中成为了“汉藏金桥”。当此道被阻塞时,藏族人民便会想方设法打通此路,重新恢复与祖国内地的交往与交流。明清之际,青藏高原发生了剧烈的政局变迁。兴起于后藏的第悉藏巴政权取代了帕木竹巴政权,统治着前、后藏的大部分地区,其又支持噶
14、玛噶举派,压制新兴的格鲁派。同时,双方竞相争取蒙古军事力量的支持,噶玛噶举派六世活佛却吉旺秋寻找到的支持者是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和喀尔喀部的却图汗,他又拉拢了康区的实际统治者白利土司顿月多杰(,?-1640),欲共同铲除格鲁派。格鲁派的领导人第巴索南饶丹(,1595-1658)、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1567-1662)、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1617-1682)的支持者则是今新疆一带的卫拉特四部。崇祯五年(1632),却图汗带兵抵达青海,击败了土默特部俺答汗的后裔,控制了青海蒙藏各部落,准备与林丹汗联合进军西藏,支持噶玛噶举派攻打格鲁派。此时,青藏高原通向内地的两条交通线几乎断绝,五世达
15、赖喇嘛传 记载:木狗年(崇祯七年,1634),“在此时期,察哈尔人、却图汗、白利土司等阻断了黄金之桥,各个高僧和施主的成千上万的礼品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寄过来。”20“汉藏金桥”被阻造成西藏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几乎中断,茶、盐等生活物资仅有少数能够流入藏地,人们生活困窘。多年以后,第巴桑结嘉措(,1653-1705)追忆起当时的艰难形势时写道:“以前全藏区受到白利土司和却图汗等人的侵害,中断了汉、藏交往的金桥,一些富裕的有钱人缺乏茶叶而需要熬孽树根。北方无法旅行,人们只有用碱水代替食盐用。甚至灾荒饥馑而出现人们吃人肉的现象。险路隘道经常遭遇强盗土匪抢劫,使过往行人必须结伴而行。”21可见当时白利土司与
16、却图汗阻断进藏交通造成的恶劣影响。青海历史 梵音新雅 记载:这样,上部藏巴汗严厉打击格鲁派,下部白利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157期)12王杀害许多信仰佛教的喇嘛和官员,有的还被关进监狱。却图汗还杀害了许多黄帽上师和僧徒。他们隔断信教徒去卫藏的金桥,使尊者宗喀巴的善教受到打击。22格鲁派在第悉藏巴、白利土司及却图汗等的压迫下,命悬一线,信徒亦无法通过金桥前往卫藏朝圣。崇祯九年(1636)秋末,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1582-1655)在格鲁派的邀请下,率军经青海进兵西藏。他们自伊犁出发,于次年正月抵达青海湖北岸,一举消灭了却图汗的近三万军队。23同年藏历
17、六月,五世达赖喇嘛前往达布上部的山谷里朝圣,据称,他在圣湖里看到了圣迹,“从六臂依怙神的魂湖后面,有一座很大的雪峰倒塌下去。在宝帐依怙神所在的湖畔,白雪与污泥相混,形成一道水沟。在喝一顿茶的时间内,很快就冒出水来。”24他认为,这是“汉藏金桥关系即将建立起来的象征”25。可见他期盼着白利土司早日被消灭,西藏与内地之间的交通与经济联系能够尽快恢复。崇祯十二年(1639)初,白利土司与第悉藏巴互通书信,信中称,要将色拉、哲蚌和甘丹三大寺破坏以后,在其废墟上各建一座灵塔,要求第悉藏巴与其一同打击格鲁派。由于同一时期格鲁派进行了诸多与第悉藏巴缓和关系的努力,声称只要第悉藏巴像对待噶举派、萨迦派等其他教
18、派一样,那么格鲁派愿意服从其统治。因此,当第悉藏巴接到白利土司的信时,态度有所游移。据 五世达赖喇嘛传记载,当时“藏巴汗及其大臣无能为力,面对美妙的释迦佛像,他们再也既不作恶,也不为善”。而五世达赖喇嘛认为,白利土司“十恶不赦,他是应进行诛灭的主要对象”26。正当第悉藏巴犹豫未决之际,同年藏历五月,固始汗率军从青海突袭康区,攻打白利土司。约在次年底结束战争,将白利土司擒获并处死,并释放了被羁押的萨迦、格鲁、噶玛、主巴、达隆等各教派的僧俗首领。27在消灭了白利土司,重新打通“汉藏金桥”两年后,即崇祯十五年(1642),固始汗又在索南饶丹等格鲁派领袖的支持下消灭了后藏的第悉藏巴政权,建立了由蒙藏联
19、合统治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关于固始汗攻灭白利土司的原因,其本人曾总结道:“白利土司,皈依于本布之教,做出毁灭我佛圣教,劫掠、毁坏安分守己的寺院,关押、法办喇嘛和大德,截断汉、藏之间的黄金桥等等许多不法之行为!余遂直趋玛尔康,攻取了白利。”28可见,他攻打白利土司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后者阻断了“汉藏金桥”,还有所谓白利土司皈依苯教、仇视格鲁派等原因。从上文所述之史事也可以看到,虽然固始汗以及格鲁派的行动本质上乃是为了争夺对青藏高原的统治权,但是,他们的行动产生的一个重大的实际后果乃是消除了白利土司对川藏道的阻碍,重新打通了青藏高原与内地之间的交通,内地的茶叶、盐、布匹等物资可以重新流入西藏,恢复了双
20、方经济上的交往与交流。从这个角度来说,固始汗及格鲁派的行动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意义。三、清初西藏地方与内地在打箭炉的贸易活动作为“汉藏金桥”上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地点以及汉、藏之间最大的贸易市场,西藏地方与内地在打箭炉(,今四川康定)一带的贸易活动可以准确体现出川藏道在双方之间的连接作用。该地在元、明时期仅为一小村,明、清之际逐渐发展为汉、藏之间茶叶贸易的中心。29五世达赖喇嘛对其称赞道:“东方打箭炉地区在汉、藏交界之地,赋税收入及物产都比其他地区丰富得多,是一殊胜之地。”30康熙帝在 圣祖仁皇帝御制泸定桥碑记 中也强调了打箭炉对西藏的重要性:“凡藏番入贡及市茶者,皆取道焉。”31从上文所论可见,明中
21、后期以来,自川藏道前往内地朝贡者越来越多,他们在往返途中,打箭炉乃是必经之地,这是此地得以从明代时“仅有住民10余家”32的小村,发展成为汉、藏之间最大贸易集镇的重要背景。据乾隆 雅州府志 记载:“元明时,番人俱于此地互易茶马。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祸,过河(按,指大渡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于是,始有坐炉之营官管束,往来贸易。”33明末时,内地局势大乱,明廷之私茶禁令成为一纸空文,汉人为了躲避兵灾,携带茶叶等物品渡过大渡河,与在打箭炉之喇石硕,刘锡钺:明清之际川藏道的兴起及在中央和西藏地方中的连接作用 13嘛进行贸易。西藏地方亦派遣营官对贸易进行管辖约束,
22、收取赋税。这一点也可得到藏文史料的印证,据 五世达赖喇嘛传 记载,火蛇年(1677,康熙十六年)九月十五日,五世达赖喇嘛将打箭炉地区的属民划给噶丹卓盘林寺作为香火庄田,供给50余名僧人的薪俸,“并建立管理该地商人的规矩”34。吴三桂叛清期间,西藏地方曾暗中与吴三桂在打箭炉及附近地区开展贸易活动。康熙十七年(1678)二月,清朝从所擒获的吴三桂任命之伪总督董重民处得知:“吴三桂曾指使其侍卫占达力,带书信及礼品送与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也遣使回赠吴三桂以珊瑚、琥珀等。今又闻,吴三桂与达赖喇嘛于四川打箭炉以茶马互易。”35同年十一月,五世达赖喇嘛向清廷辩解道:“四川打箭炉地方,土伯特人养马匹不多,故马贩
23、去者寥寥。所有汉、土伯特、蒙古商人,都为获利而来,非为助吴三桂而来也。”36他虽称打箭炉一带马匹不多,但无法否认与吴三桂贸易之事确实存在。鉴于五世达赖喇嘛对吴三桂之态度晦暗不明,甚至有暗中襄助之嫌,清朝在平息吴三桂后,加强了对打箭炉一带的勘察。37同时,清朝担忧吴三桂残余势力与蒙古人勾结,向青海、西藏一带流窜,并且大量战马通过茶马互市流动到吴三桂等反清势力手中,对清朝有所不利38,所以,为了西部边境地区的安全,在接下来数年中,清朝多次禁止西藏地方于打箭炉及金沙江等地开展贸易活动。对清朝来说,打箭炉一地之茶税于国家财政影响较轻,禁令之出台更多是出于政治与军事上的考虑。然而,对西藏地方来说,该地之
24、茶税收入占整个西藏地方财政收入的份额较大,而且,禁止贸易使茶叶等其他生活必需物资难以流通进藏,时间若久,势必生计维艰。所以在随后的十余年间,西藏地方多次请求清朝重开贸易。虽然清朝时禁时开,但从整体来看,贸易活动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清朝颁发贸易禁令。39康熙二十一年(1682)六月,西藏地方请求重开贸易:“而今大军剿平逆贼吴三桂,众心向化,一体为民,贸易之事,请予一视同仁。无论汉人、土伯特,请准照逆贼吴三桂叛乱前贸易之例而行。”康熙二十二年(1683)五月初六日,清廷同意重开贸易:“昔用兵之际,恐不逞之辈借易马为盗作乱,故加禁止。今恶逆已靖,地方安定,是以依照尔达赖
25、喇嘛所请准复开市。敬献之物已览。特遣罗布藏格隆等前往。”40也就是说,以前禁止贸易的原因是担心吴三桂残余势力借茶马互市作乱,如今残余势力已清,所以允许开市。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此份档案中并未提及重开贸易的具体地点,次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初一日达赖喇嘛的一份奏书中提及了地点,其满文原文为:dardzedo jergi ba-i hdaara be nenehe geseyabubu seme.dergici sain gosin-i hese wasimbuhade.umesi ambula urgunjehe.41可译为:“奉圣上之慈旨:dardzedo等地如从前一样进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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