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识、新知与共同体叙事：清代文本中的“文成公主”书写.pdf

旧识、新知与共同体叙事：清代文本中的“文成公主”书写何文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成都610072）摘要清代以前，“文成公主”书写主要以“唐蕃和亲”历史事件为中心略载于各朝史籍，随着更多清人入藏并撰著，文成公主“西域成圣”的藏地新知开始在汉文文本中流传。文章通过清人志书、诗赋、游记等，论述其在不同时期的书写呈现，从其对内地史籍、“藏人云”与藏文史籍内容陈述中，可以窥见书写者主体在清朝治藏影响下历时性的藏地见闻与感知重构。变化发展的文本书写，呈现出清人对内地与藏地多元文化的并蓄兼收与情感交融，这一时期“文成公主”的书写，实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晶。关键词清代；共同体叙事；文成公主；多元一体DOI:10.16249/ki.1005-5738.2024.01.016中图分类号 I206.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5-5738（2024）01-127-008收稿日期：2024-01-02基金项目:2019年度博士后第65批面上基金“晚清驻藏大臣联豫研究”（项目号:2019M653835XB）、2021年度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项目“川藏线 茶马古道上的文化交流研究”（项目号:HDZX202107）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何文华(1985-)，女，汉族，四川彭州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站博士后，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史和近现代西南区域史。相关研究有：Warner D C.A miscarriage of history:Wen Cheng Gong Zhu and Sino-Tibetan historiography,Inner Asia,2011,13(2):239-264;石硕,刘欢.从文成公主形象看中原风水、占卜知识在西藏的传播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5);刘欢.汉、藏共享的文化符号:文成公主传说在拉萨、打箭炉地区的族际流动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2(1);益西旦增.历史记忆与共同体叙事:民国时期知识精英的文成公主话语J.中国藏学,2022(2)等.参见汪幼绒.公主柳西藏文化的变迁模式M.台北:蒙藏委员会出版,2000:11.文成公主入藏是汉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的重要历史事件，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文化资源，至今依然在戏剧、民间故事和史志等不同途径中流传。然而，不同于后弘期藏地早已广泛流传的文成公主“西域成圣”叙事，清代以前内地仅有 通典、新旧 唐书资治通鉴 等史籍有关于文成公主的少量记载，笔墨少于金城公主，更少于以戏剧、说书等多种途径在汉文化区域流传的“昭君出塞”故事。故有学者认为，直至民国晚期，汉语世界始终没有歌咏文成公主的文学作品出现，文成公主在古代汉语文献中的流传度委实不高。1今已有学者关注文成公主身份在藏地的转变及相关知识的族际流传，也有部分观点着意强调其汉藏差异。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强调：“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本文结合清政府治藏历史与清人文本相关内容，主要分析文成公主书写是怎样从内地史籍“华夏与边缘”叙事，转变为公主人性与神性的多重叙事？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共同文化叙事中，藏地新知又是如何被清代文本接受与认同的？一、清初“文成公主”书写中的历史叙事因地理隔绝，清朝以前内地有关西藏地方的书写不多，入藏者亲见著述更罕见。清政府在入关前主要通过和硕特蒙古与西藏地方建立间接联系，至康熙末年与准噶尔势力进行西部边疆角逐后，始锐意经营西藏地方。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一月上谕道：“朕于地理从幼留心，凡古今山川名号，无论边徼遐荒，必详考图籍，广询方言，务得其正。故遣使臣至昆仑西番诸处，凡大江、黄河、黑水、金沙、澜沧诸水发源之地，皆目击详求，载入舆图。今大兵得藏，边外诸番悉心归化。三藏、阿里之地俱入版图，其山川名号番汉异同，当于此时考证明核，庶可传信于后。”2康熙上谕中“考证明核”的要求，推动了清朝入藏者获取更多藏地地理、风俗民情等知识，次年西藏也被纳入 大清一统志 编修内容。在“驱准安藏”战争中，随青、川、滇三路大军入藏之文官、幕僚与军官等，最早撰写了记入藏程站、藏地异域风情的多个文本，如 藏程纪略定藏纪程藏行纪程藏炉总记 和 藏炉述异记 等。关于文成公主，康熙上谕内言，“今之土伯特，即唐之突厥。唐太宗时，以公主下降，公主佛象于庙，今番人名招，招者译言如来也，其地犹有唐时中国载去佛象。明成化中，乌斯藏大宝法王来朝，辞归时，以半驾卤簿送之，遣内监护行。内监至四川边境即不能前进而返，留其仪仗于佛庙，至今往来之人多有见之。此载于明实录者。”3上谕言辞简略，却勾勒出清代“文成公主”叙事的早期框架，一是在历史本位叙事中以“唐太宗时公主下降”指涉藏地与内地交往之始；二是围绕大昭寺话题中心进行书写，包括公主佛像、释迦牟尼像等藏地见闻。在内地史籍中，旧唐书 吐蕃传 最早记“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弄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既而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遂筑城邑，立栋宇以居处焉”。4此后，“文成公主”叙事长期与“唐蕃和亲”以及藏地仰慕中原相关，宋人修新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 等与 旧唐书 基本相似，言辞更加简略。康熙上谕中“文成公主”书写因袭历朝史籍的叙事，又多被清朝史志列入“宸章”或“宸翰”中，成为清人认知文成公主的底色。围绕文成公主入藏的事件书写，在清代志书“事迹”“考证”等目中长期维持，如清前期 西藏志“事迹”一目记，“自唐孝德皇帝以公主下嫁蕃王和亲之后，始与中国通往来”；5萧腾麟著 西藏见闻录“事迹”一目记，“赞普弃苏弄赞欲尚公主，怒寇松州，终以婚请”；清中期卫藏通志“考证”一目记：“唐贞观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于吐蕃赞普”；6清末驻藏粮务金钟麟著 西藏述略 仍记：“及隋犹未通中国，唐贞观八年有吐蕃弄赞者始遣使来朝，十五年太宗因弄赞固请，妻以宗女文成公主，令江夏郡王道宗持节送之，辎重不可计数”等。7对康熙上谕作直接回应，又记藏地“见闻”的最早文本是李凤彩著 藏纪概，该书被视为清朝最早方志。康熙五十九年（1720），著者在“驱准安藏”战争中负责粮务随北路军入藏，驻拉萨六月余。藏纪概 在“著书原由”和“藏迹”目中都述及文成公主，其先循史籍提及“唐之公主下降，突厥思会太宗”，8然后记在拉萨目睹大量“唐迹”，除大昭寺公主佛像外，另有吐蕃时期的金寺金塔、唐碑、冠帔及库内存卤簿等。李凤彩将所见“唐迹”归因于文成公主思念故土，“招哈打里河北小山上有喇嘛寺，山上造立金塔一座、银塔二座，鼎峙其上，高将一丈，传为唐公主思忆父母，建此三塔供养佛法僧，以充祈福报思之具也。”9清初的陈述基本围绕康熙上谕内容，对文成公主思忆父母的人性叙事也属于汉语语境的传统认知，还未涉及后弘期藏文语境中宗教性与 清 萧腾麟,著.西藏见闻录M.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之二(内部参考),1978:25.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157期）128神话性叙事。藏纪概 也传递出内地史籍的传统价值观，其虽记“招中藏有卤簿仪仗，云系唐时公主降婚所用之物”的“藏地云”知识，但旨在回应康熙上谕，著者很快回到内地史籍叙事，指出卤簿乃明代遗物，否认了藏人认知。更重要的是，该书最后以奎峯之笔总结全文道：“兹称仪仗为唐时嫁女所颁，千年碑字尚落蚀难摹，何况彩装杂物？按永乐曾赐送大宝法王卤簿或即此仪仗。张大其说以讋服一切人耳，大都外国多以得婚中华为荣，观此当唐古忒之托言，切莫以此讹传，当正之。”10藏纪概 在考证明核外，隐含着内地文本在“唐蕃和亲”叙事中的华夷之辩，自 旧唐书 记“（弄赞）见道宗，执子婿之礼甚恭。叹大国服饰礼仪之美，俯仰有愧沮之色”等语，藏地仰慕中原的叙事在“文成公主”书写中已成经典。二、清前期“文成公主”陈述的“藏人云”新知后弘期以来，“文成公主”叙事在藏地史籍与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完全融入了藏人的生活场所与精神层面。随着清朝更多内地人进藏，藏地的文成公主知识很快以“藏人云”形式随清人的“见闻”在文本中传递。历史记忆的原始环境随历史逝去已不复存在，有关文成公主的书写和传说，却在藏地构建起数量众多的记忆场域。作为实体空间，记忆场域能够以所承载的记忆作用于注视者，成为注视者在异域空间陈述的新知。同时，空间一词在汉语意义中指涉广泛，可以指代能够被标记、被观测的具体物质形式，如山川、庙宇、碑刻等，也可以指由此构建的有关社会、生活和文化等可阐释的精神场所。上述李凤彩因不通藏语且驻藏时间较短，故其藏纪概 对藏地记忆场域见闻的陈述浅尝辄止。雍正五年（1727）阿尔布巴藏乱平定，驻藏大臣制度确立后，更多内地人可以长时间驻藏观察，并通过驻藏大臣衙门通事人员获知藏地知识，由此很快出现了清朝前期的多个涉藏文本，如佚名撰 西藏志西藏志考，萧腾麟著 西藏见闻录，陈克绳著 西域遗闻 等，其“寺庙”“梵刹”等目都有关于“文成公主”的书写。大昭寺是文成公主藏地知识形成与传播的中心区域，寺内也供奉清朝皇帝万岁御牌，驻藏大臣制度确立后逐渐形成每月初一驻藏官员叩拜御牌的定制，最终大昭寺内释迦牟尼佛像、公主像佛殿等，成为早期清朝汉文文本中“文成公主”叙事的话语核心。然而，相关话语不断突破康熙上谕的“考证明核”要求，除了内地史籍以文成公主“入藏和亲”事件叙述为主的记载外，清代文本中的“文成公主”书写开始兼含地域宗教性与神话性内容。西藏志 是清朝前期较完备的藏地方志，编修者中有懂藏语并与藏人相熟者，是书关于文成公主“藏人云”知识陈述十分详细。“寺庙”目几乎涵盖清代文本有关大昭寺记忆场域的全部内容：一是殿内供奉的释迦牟尼佛像，“云自中土侍随唐公主至藏，年甫一十二岁，成圣西域，或云自中国铸请来者”；11二是佛殿内文成公主像，“左廊有唐公主暨吐蕃赞普，并白布国王女塑像祀之，其内神佛万计，皆用大铜缸贮酥油点灯为供，惟唐公主前不点酥油灯，楼顶东南隅金殿内有百喇末殿，神名百喇末，云系唐公主威圣神灵显赫，人民敬畏之，汉人有称骡子天王者”；12三是大昭寺寺门朝向，“唐公主晚年好佛，皈依释教，故向其门。”13对内地史料一直缺乏明确记载的释迦牟尼像，书中增加了文成公主携入藏地说，另提及“云”与“汉人有称”的藏汉话语差异。与内地认为藏人因尊敬而塑公主佛像的传统认知相比，文成公主更有了“神灵”的身份象征。西藏志 兼采多种观点陈述，是在异域空间的“猎奇”，但著者选择了“昔唐公主晚年好佛，皈依释教”的藏地新知为落脚点。随着更多“唐迹”进入清人视野，西藏志 还记载文成公主“西域成圣”的其它知识，包括记小昭寺为“唐公主所建，坐西，因唐公主悲思帝乡，故东向其门，殿内之佛像，名曰珠多吉，云系觉释迦摩尼之弟，甫八岁成佛。又云塑像内即唐公主肉身，俗传如此，座上额书默寂能仁四字”，14布达拉宫亦唐公主所建之宫室等。撰者将拉萨所见之小昭寺、布达这一时期清人文本中记藏地见闻知识，主要以“云”“或云”“云系”等方式陈述，本文统称之为“藏人云”。何文华:旧识、新知与共同体叙事：清代文本中的“文成公主”书写 129拉宫，都归功于“唐公主”所建，已区别于 旧唐书等汉文史籍载赞普为迎公主而建楼宇，只是与大昭寺西向佛教不同，小昭寺仍保留着东向故土的人性叙事。对于超越经验认知的公主“肉身成佛”观点，撰者仍将其归入“俗传”内容。西藏志考 陈述与 西藏志 几乎相似，其在“寺庙名色”目中记载文成公主携十二岁释迦牟尼佛像入藏，大昭寺内公主神灵显赫，小昭寺供八岁释迦牟尼佛与公主肉身成佛等“藏人云”内容，最后著者对其仍定性为“未审确否”。15相较之下，同期成书的 西藏见闻录 陈述更谨慎，书中“方语”一目表明著者对藏语有一定了解，但“梵刹”一目仅略记大昭寺建于唐时及其壮丽外观，对文成公主仅以“左廊祀唐文成公主像”一语带过。著者更提及小昭寺是因“金城公主”思乡而建，“小召在大召北半里许，一名喇末契结阁凌虚，丹楼层叠，唐金城公主所建，传因公主悲思帝乡，故东向其门。”西藏见闻录 著者萧腾麟，于乾隆二年（1737）选任察木多（今昌都）游击，后因准噶尔进藏熬茶又留驻，共计在藏五年。萧氏著书是藏于家塾以示子孙，他在凡例中交代，“山川、峻岭、细流，多未经躬历，及传闻不确者，概不敢臆度悬拟，其缺略之处，以侯高明。”西藏志西藏志考 较 西藏见闻录，对藏地文成公主新知的质疑和取舍差异，反映了清人对外来知识的早期认知逻辑，“对于知者，任何我们知道的东西看起来总是条理的、经过验证的、适用的，并且是显而易见的。同理，任何外来的知识体系则是矛盾的、未经验证的、不适用的、虚幻的和神秘莫测的”16面对超越传统表现形式的藏地新知，清朝文本书写在暂缓进度中予以沿袭。十余年后，陈克绳著 西域遗闻 开始明确陈述“番俗皆谓唐公主成神”的藏地知识。陈氏长期在川边藏区为官，亲历了第一次金川战役，西域遗闻 开篇“事迹”一目就记文成公主入藏后修建大小昭寺，“番人甚敬公主，其随行婢仆迄今尚遗部类，呼曰唐人不服藏主徭役。岁十月十五日公主诞辰，僧众聚集拜祭，诏内诸神佛前燃灯以酥油，惟公主庙灯以油，谓生前不嗜酥也。”17又于“佛氏”一目记，大昭寺百喇末佛殿内文成公主成神，小昭寺内佛像“或云系觉释迦牟尼之弟甫八龄成佛，或云系唐公主，有额曰点寂能仁。”18陈克绳未实至拉萨，但 西域遗闻 沿袭 西藏志西藏志考 中“藏人云”的内容陈述，是著者对藏地新知的认同，也体现了清代文本中“文成公主”书写的流传情况。在知识话语生成中，“各种各样的作品，各处流传的书籍，所有这类属于相同的话语形成的文本许多作者，他们彼此认识或不认识，相互批评、贬低、抄袭，而又在不知不觉中相互聚首。”19清朝前期入藏者在以大昭寺为中心的记忆场域陈述见闻后，文成公主“西域成圣”的藏地新知主要以“藏人云”形式进入清代文本，不同书写者主体在对释迦牟尼佛像、公主像、寺门朝向等话题的沿袭中，又使其转为实证。三、清中后期“文成公主”书写中的藏文史籍陈述乾隆末期藏廓纠纷爆发，清廷以福康安、海兰察率大军由青海入藏驱廓，并以观成、孙士毅由川领军入藏援助，最终清军直驱廓尔喀首府阳布，并收复后藏失地。期间随大军入藏者达一历史高潮，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 的颁定将清朝的西藏治理推向完备阶段，不仅有和宁、孙士毅、杨揆、和琳、松筠等留下驻藏诗赋纪文，还形成了重要的官修志书 卫藏通志。清中后期的书写沿袭了文成公主“西域成圣”话题，又不止于“藏人云”的异域见闻，著者纷纷从藏文史籍佐证求实。卫藏通志“考证”目谨案处记，“尝考 通典、类函、子史、清 萧腾麟,著.西藏见闻录M.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之二(内部参考),1978:10.清 萧腾麟,著.西藏见闻录M.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之二(内部参考),1978:10.清 萧腾麟,著.西藏见闻录M.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编.中国民族史地资料丛刊之二(内部参考),1978:1.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157期）130通鉴、水经注 诸书，未尝不载天竺西域诸国事迹。然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疑信相参，源末互异。求其实质于人迹不到之区，不可得也。姑博采焉，考诸古则存而勿论，证之今则信而有征。”20卫藏通志 是有藏地切实经历者官修志书，撰者有驻藏大臣和琳、和宁、松筠等不确之说，其提要说明“布达拉、扎什伦布及各大寺源流，俱按番册译出。”21在陈述以大昭寺公主像、释迦牟尼像等为中心的话题外，书中又增添了文成公主入藏、善占算及修建佛寺等，源于藏文史籍的藏地知识，且明确标注“按布达拉经簿及西域志所载”。首先，关于文成公主入藏，是书陈述不再以内地纪年和太宗“许”公主角度出发，而是按藏地纪年并吐蕃赞普“迎”公主记，“西藏第一番王传七世，至曲结松赞噶木布（唐书作弄赞赞普），迎唐公主，又差头人伦布噶尔，迎巴勒布王鄂特巴尔郭恰之女拜木萨为妾”；22其次，卫藏通志 对清前期大、小昭寺释迦牟尼佛像来源，文成公主善占算及其在藏地广修寺庙、佛殿等予以详陈：唐公主带来释迦牟尼像，拜木萨带来墨居多尔济佛，拜木萨欲修庙宇。藏王择地兴修。唐公主卜算藏地形势，乃妖女仰而之象，拉撒海子乃妖女心血，是为海眼，须将海眼填塞，上修庙宇，如莲花形，将四围风脉更正，正如八宝联络，乃得吉祥建寺一百八座。时有龙王现洋般式样，用石堆砌，大昭始成，相传至今，一千八百四十余年。23藏传佛教后弘期藏文文献，有关于文成公主“西域成圣”叙事的广泛记载，如 贤者喜宴 就列松赞干布以大臣噶尔入唐迎娶文成公主，兴建大、小昭寺和昌珠寺等篇目。24柱间史 更是以松赞干布娶妻、释迦牟尼佛像和藏地修建佛殿为核心叙事的文本。其记大昭寺修建道：“在卧塘湖的四周，东有白虎山，南有青龙山，西有赤鹰山，北有乌龟山还要对水怪地煞镇之以海螺，对黑蝎地煞镇之以大鹏，对黑魔地煞镇之以红塔，对大象地煞镇之以雄狮。当所有这些镇妖伏魔之事均告完成之后，再用山羊从澎波运来土石填平卧塘湖，然后方可在其上修建神殿。”25此外，西藏王统记红史 等史籍，对文成公主人物形象及其与藏传佛教关系等也有详细记载，它们均是可供清朝中后期汉文文本参引的来源。驻藏大臣和宁著 西藏赋，同样在正文、自注文中陈述了藏文史籍的相关知识。如赋文曰：“其寺则两招建自唐朝，丰碑矗矗。万善兴于公主，古柳娟娟。填海架梁，西开梵宇。背山起阁，东望云天”，26自注文则详细记载了藏王迎娶文成公主、公主善占算和修建藏地佛寺等情况。和宁著赋博采汉藏文献，他明确记其一方面源于 左传史记魏书 等史籍，另一方面源于 梵书释氏要览金刚经 等佛教“经簿”。卫藏通志 与 西藏赋 或互有参照，但它们对藏文史籍的共同援引，是清朝文本有意识吸收藏地知识的结果。清中后期对藏地知识的需求，已远甚于清初对地理民情“考证明核”要求，统治权力与知识的紧密结合作为一种重要治理术，从宗教文化中寻求边疆稳定是清朝重要治藏方略之一，故松筠在西招图略 中强调“守边之要，忠、信、笃、敬也”27。藏传佛教知识得到重视也直接反映在清朝史志中，卫藏通志 卷首“宸瀚”列康熙朝有御制泸定桥碑记、平定西藏碑文；雍正朝以谈藏传佛教知识的“御选语录”为“总叙”，指出“是数大善知识，实皆穷微洞本，究旨通宗，深契摩诘不二之门，曹溪一昧之旨，能使未见者得无见之妙见，未闻者入不闻之妙闻，未知者彻无知之正知，未解者成无解之大解”；28乾隆朝则列“御制楞严经序”“大藏经序”和“御制喇嘛说”等，清政府传播藏传佛教知识的论说，乾隆还在“喇嘛说”中指出，“若我朝之兴黄教，则大不然，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29对藏传佛教的崇敬是清朝怀柔治藏所在，重视与利用佛教知识也是清政府的重要选择。文成公主善占算、建寺庙等藏文史籍叙事，在清朝后期的汉语文本中已广泛流传。道光年间成何文华:旧识、新知与共同体叙事：清代文本中的“文成公主”书写 131书之李梦皋著 拉萨厅志于“寺庙”一目记，大昭寺“大佛供觉释迦摩尼，名支那本部，唐文成公主侍随西藏，至年甫十二岁，西域成圣”，30小昭寺、布达拉乃唐文成公主所建；清末曹树翘 乌斯藏考 记，“藏之推算占验皆唐公主所流传，唐之公主下降者日从事于学问，精通元象不下于三藏一行，藏人敬之甚。薨也，相与祀之至今”；31魏源也在 圣武记 卷五“西藏后记”中载大、小昭寺佛像并评论，“世俗妄传大昭寺像乃白布国王女成佛，小昭寺佛像即公主侍女成佛，直委巷之谈。而西藏记等书皆载其说，不足辩也”。32清朝后期部分文本著者并未实际旅藏，甚至有论著被视为伪作，但汉文文本已普遍认同的文成公主“西域成圣”新知，正反映了清中后期书写者主体对“藏地（客体）”与“自我（主体）”的重新发现与感知重构。四、清人“文成公主”书写中的共同体叙事不同时期清人文本中的“文成公主”书写与清朝治藏的现实相关，同时书写者主体在知识形成中，亦占有一席之地，只有经话语陈述后才会最终确定为知识。透过清代汉文文本中的“文成公主”书写，不仅可以窥见其在“共时性”维度中丰富了清人的“现时性”社会诉求，其在“历时性”维度中经长期文化沉淀的叙事，也反映了清人对待多元文化的情绪表达与价值追求，相关书写承载了书写者主观意图的表达。首先，清人文本在陈述藏地知识时，不仅从藏文史藉实证各种传闻来源，也根据经验知识予以“证伪”，通过知识的合理性解释指向了一种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面对深入至藏人精神层面与日常生活的“文成公主”叙事，清初李凤彩认为藏地“卤薄”是藏人附会之“误”，但是在拉萨有过较长生活经历的清末驻藏大臣有泰，在看到家臣呈送藏地多种附会文成公主叙事的物件时，则解释道：“相传比文成公主鞋而作，其形汉装小鞋，似附会之辞。唐玄宗杨贵妃有罗袜之遗，彼时尚未有妇人缠足之说，岂唐初之太宗时有缠足之理，曾记 西清古鉴铜（匡）颇似之，或以匝作灯盏用，亦未可知。此处陶器有多似古铜器者，盖唐时始通中土，唐去汉晋不远，公主到此，自然携带器皿，后乃仿造之，亦未可知。”33同样在“证伪”，清初李凤彩根据传统史籍直接否定，清末有泰则结合历史知识与藏地经验合理解释，后者对“文成公主”承载的汉藏民族关系历史与民族情感交融已产生自觉认同。后来有泰在听藏戏 曲结罗桑时认为，“所演似唐赞普通中国之先”，并感叹藏戏所演“离合悲欢，亦与内地无差，人心所同，又何分你我。”34尽管有泰所听藏戏并非演文成公主入藏，但他已将其与文成公主入藏叙事自觉地联系起来。其次，清人文本中的“文成公主”书写，从以和亲事件为中心的叙事，转变为对公主人性与神性的多重叙事，清人对“唐蕃和亲”也形成了全新价值认同。内地书写中“和亲”的本质，长期是一种政治统治之术。远嫁的公主，作为女性人物经常被视为政治牺牲品，且传统叙事下的“公主”多有哀怨、相思的刻板印象。除入藏和亲事件外，内地史籍对文成公主人物长期缺乏详细记载，基本身世亦未知。之后入藏的金城公主，因唐中宗念及其年幼远嫁，命人作有应制诗（今存十七首），内容也都围绕和亲叙事，马怀素更以“绝望园中柳，悲缠陌上桑”道出了唐公主入藏之不幸。由于亲涉藏地，清人对公主思忆故土更感同身受，很多文本也围绕公主思乡主题叙事，藏纪概西藏志考西藏志西藏见闻录 等撰述，都认为藏地部分“唐迹”是公主思忆故土而建，但清人文本又进一步将别愁化作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肯今有学者认为，拉萨厅志 应为托“清人李梦皋”之民国伪作。见赵心愚.道光 拉萨厅志 杂记 的有关问题及作伪证据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又称 曲杰诺桑 或 诺桑王子，八大传统藏戏之一，以曲杰诺桑与益卓拉姆的爱情故事为主要内容。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157期）132定。陈克绳著 西域遗闻 已记唐朝遗民与藏人对公主之崇敬，清末查骞著 边藏风土记 更感叹：“公主下嫁吐蕃，好筑佛寺，且导弄赞普修宫室，变夷俗。西藏首府拉萨，文成灵迹颇多，无惑番人附会异说也。和戎自是下策，如文成公主较青冢明妃，醉心番俗，过之远矣”，查骞置身塔公林时更肯定了文成公主之妙相庄严，已“不几仙乎”。曹树翘在 乌斯藏考 中也记，“十月十五为公主诞辰，番民盛服至大诏顶礼，国人为镫皆弓鞋样，谓公主履，其不忘如此，此其视青冢胜何如矣，使其不外嫁而内降，何能传此名哉。”35与汉文化环境中经民间故事、说书等流传的“青冢明妃”相比，文成公主的知名度一直不高，但清末对文成公主及其入藏和亲评价已显著提升，而且是融入了藏地知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重塑了文成公主在汉藏民族关系往来中的地位。再次，随着清朝内地与藏地联系更紧密，在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清人文本更强化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一典型案例发生在大昭寺前唐蕃和盟碑旁“唐柳”上，“柳”在中国汉、藏、满等多民族语境中早已沉淀着丰富意蕴，在公认辟邪寓意外，汉语语境之柳可寄托相思和赞誉女子，佛教柳枝有佛者头发寓意，满族则认为柳代表生命源头，加上“唐柳”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在清人文本中的普遍书写，使其成为清代与“文成公主”叙事相关，且可用以诠释中华文明史上“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重要文化意象。西藏志考“寺庙名色”一目最早记“唐柳”，“于后碑旁有唐植古柳二株，老干盘踞，如龙形，春夏依然发茂”，36后 西藏志西藏见闻录卫藏通志 等均作类似记载。至清朝中后期，清人文本中的“唐柳”又被赋予更多神性，马若虚作 唐柳 一词曰：“前朝一树垂杨柳，龙钟乱拖青尾。枝占春先，根填海满，遗恨文成同系。”37同期，周霭联著 西藏纪游记，“春来惟此柳先发芽，旬日后藏外之柳方见青，屡试皆然。”38道光五年，徐瀛在拉萨游记 旃林纪略中记，“（唐柳）为唐公主手植。今藏中各柳，必俟此柳飞絮始渐次生稊，亦异事也。”光绪年间，黄沛翘在 西藏图考“卷之五”专列“唐柳”行目，感叹“当春他树未发，此独先青，亦一奇也。”39清初记大昭寺前古柳传为唐时所植，中后期记乃文成公主所植，并增加唐柳“占春先根”，及藏中各柳视其为先而生稊的神化叙事。不断新增的陈述，是清人对藏地柳絮发稊秩序的集体想象，也是以“唐柳”隐喻文成公主及对其代表的中央政权的政治与文化认同。尽管著者也认为此乃“异事”，但又强调其“屡试皆然”的真实性，与和宁在 西藏赋 中认为“万善兴于公主，古柳娟娟”一致，本质上都是清人在“文成公主”叙事中，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情感的诠释。结 语有清一代，无论官修志书或私撰文本，都认可文成公主入藏推动了唐蕃交往的历史叙事，又不断增加“藏人云”、藏文史籍等藏地新知的陈述，该过程反映了书写者主体在文成公主人性（内地）、神性（藏地）结合叙事下，对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知识的兼收并蓄与主动选择。通过对不同时期清人撰写的涉藏志书、诗赋、游记等汉文文本分析，既可以发现“文成公主”书写中内地传统“旧识”与藏地“新知”在知识内容层面的融合，又可以发现书写者主体从社会需求与主观情感出发，对文成公主承载的汉藏民族历史交流、关系交往以及情感交融的自觉认同。清人文本中的“文成公主”书写，蕴含了民族文化的兼收与情感交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化结晶。具体参见 清 查骞.边藏风土记M.收录林超点校的 中国藏学史料丛刊(第一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87：19-20.在萨满教与女真原始文化中，已有对柳的崇拜。大金国志 记辽代女真人“重五则射柳祭天”；满洲实录 满洲源流考等，记天女佛古伦吞生果而生满洲始祖，始祖折柳枝为坐具，入三姓之地等。清 徐瀛.旃林纪略M.上海:上海著易堂铅印本.清光绪十七年(1891):63.何文华:旧识、新知与共同体叙事：清代文本中的“文成公主”书写 133参考文献1 王娟,旦正才旦.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J.社会,2019(2).23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256,259-260.4 刘昫.旧唐书 列传 吐蕃上(卷146)M,北京:中华书局,1975:5221.511121314 西藏研究编辑部.西藏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14,14,14,15.6202122232829 西藏研究编辑部.卫藏通志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171,171,129,274,274-275,138,149.7清 金钟麟.西藏述略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63-64.8910清 李凤彩.藏纪概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6,110,111.1536清 李德龙，编.西藏志考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27-30,29.1619 米歇尔 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1,141.1718清 陈克绳.西域遗闻M.北平:禹贡学会边疆丛书铅印本,民国25年(1936):1,16.24 巴卧 祖拉陈哇.贤者喜宴M.黄颢,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9:20-29.25 阿底峡尊者.柱间史 松赞干布的遗训M.卢亚军,译注.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133-134.263739清 黄沛翘.西藏图考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242,104,151.27清 松筠.西招图略M.吴丰培,校订.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3.30 陈家琎.西藏地方志资料集成（第一集）拉萨厅志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9:50.3135清 曹树翘.乌斯藏考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53,53-54.32清 魏源.圣武记(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1984:227.3334清 有泰.有泰日记(下)M.康欣平,整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8:580,578.38清 周霭联.西藏纪游M.张江华.季垣垣,点校.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18.责任编辑：何佳玲On the Writings about Princess Wencheng in the Texts from the Qing DynastyHE Wenhua(Sichua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Chengdu,Sichuan 610072)Abstract:Before the Qing Dynasty,the writings about Princess Wencheng was mainly centered on the historicalevent of Tangs Princess and Tubos(the ancient Tibet)Kings Marriage,which had been briefly recorded inthe historical books of different dynasties.As more people having been to Tibet and wrote about the princess during the Qing dynasty,in the Chinese texts she was started to be sanctified as a paragon.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the princess was written about in historical records,poems and travelogues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the Qing dynasty.From the Han-Chinese and Tibetan historical books,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writers reconstructed their perceptions based on what they saw and heard in Tibet when it was under the governance of the Qings government.The changes in the textual writings presents the Qing peoples acceptance of the diverse cultures of the inlandand Tibet as well as their emotions.The writing of Princess Wencheng during this period is actually cultural crystalliz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s multi-cultures.Keywords:the Qing Dynasty;narration of national community;Princess Wencheng;unity in diversity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期（总第157期）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