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谣言的干预策略: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视角.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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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心理科学进展 2024,Vol.32,No.4,664676 2024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4.00664 664 健康谣言的干预策略: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视角*吕小康 刘 欣 杨婷婷 付春野(南开大学社会心理学系,天津 300350)摘 要 如何有效治理健康谣言是社交媒体时代的一大难题。健康谣言传播具有信息和信息加工主体两个层面的驱动因素,可依据信息生命周期理论将其分为产生期、评价期和传播期三阶段,系统归纳与分析不同阶段的健康谣言干预策略:产生期重在预防
2、,强调对大众进行心理接种、提升自身健康素养;评价期关注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包括聚焦信息准确性以及促进自身分析式加工;传播期通过提高辟谣信息可信度、善用反驳文本和调节个体情绪状态,实现精准辟谣。未来研究可继续创新信息生命周期视角下健康谣言的治理策略,细化考察不同类型与易感人群下的干预手段;归纳与验证不同策略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效果,充分发挥行为科学与网络平台对建立健康谣言干预的长效机制的作用。关键词 健康谣言,错误信息,网络谣言,心理接种,真相三明治 分类号 B849:C91 1 引言 谣言(rumors)是有多维度定义的概念,一般指正在传播、未经证实的信息陈述(赖凯声,李丹,2022,pp.569
3、570;林华,2021,p.29),其传播会加剧社会恐慌、引发信任危机、危害公共安全(Chen&Wang,2020;Lv et al.,2022)。近年来与谣言高度相关的概念包括错误信息(misinformation,又译不实信息)或虚假信息(disinformation),其内涵虽有交叉但侧重点并不相同。谣言的真实性未经证实,强调信息的传播性与传播范围;而不实信息或虚假信息都是已被证实为假的信息,强调信息的真伪性,其中虚假信息尤指出于政治或军事 目 的 而 故 意 散 布 的 假 消 息(Maertens et al.,2021)。与健康相关的谣言即健康谣言(health rumors),是
4、网络社会最为常见的谣言类型之一(Yang et al.,2021)。尤其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网络健康谣言泛滥并与其他虚假信息一起造成了“信 息 疫 情”(infodemics;Dunn et al.,2023;Hernandez et al.,2021),成为全球网络空间治理 收稿日期:2023-03-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ASH015)资助。通信作者:付春野,E-mail: 中的突出议题。考虑现有治理技术多未对健康谣言、错误健康信息(health misinformation)或虚假健康信息(health disinformation)进行区别性干预(Chan et al.,2
5、017;Liu&Qi,2022),这里仍统称为健康谣言。以往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健康谣言的产生与识别、传播与控制等方面。其中,计算机学科通常采用机器学习或深度学习的方法来探究健康谣言的识别(Shahsavari et al.,2020;Wang et al.,2019);新闻传播学利用案例分析或文本分析法来考察健康谣言的传播媒介(Trotochaud et al.,2023);统计学常通过模型建立力求模拟出最优的健康谣言控制系统(Tian et al.,2015)。可见,健康谣言的研究受到了多学科的关注,且研究侧重点各有差异,但它们都重视对健康谣言的干预与治理。然而,基于这些学科视角而提出的健康
6、谣言治理措施主要聚焦于政策和组织层面的策略性改良,却忽略了谣言接收者和传播者在信息加工中的个体差异和能动性。尤其是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终端技术的发展,普通大众常带着私人情感走进公共空间,参与公共讨论并表达诉求,以求寻得解决办法(Scarantino et al.,2022;Zhong,2021)。因此,谣言也具有在模糊情境下建构意义以应对威胁的工具性意义,不能完全忽视谣言背后的群体性善意第 4 期 吕小康 等:健康谣言的干预策略: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视角 665 动机及其对疏解公众情绪、表达社会诉求的积极功能(迪方佐,波迪亚,2021,p.4;郭小安,2015,p.227)。依据信息生命周期理论,对
7、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的信息实施不同的管理方式和应对策略,可实现信息生命周期每一阶段获取信息价值的最大化(谈天 等,2022;Wei&Zhang,2019)。这就是所谓的生命周期方法,即利用生物生命周期的思想,将探究对象从其形成到消亡看成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Cai et al.,2022)。适用于这一方法的研究对象需要符合两个条件:具有生命特征和存在的有限性(朱晓峰,2004)。健康谣言因其具备从产生到衰落的动态过程,自然符合生命周期的发展规律,符合使用这一方法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践应用的条件。国内外研究也已尝试使用生命周期方法划分谣言发展阶段,多依据时间趋势将其划分为多个阶段,但划分方式有一定的
8、差异,包括三阶段说(迪方佐,波迪亚,2021,p.192),如产生期、评价期、传播期;四阶段说(梁冠华,鞠玉梅,2018),如潜伏期、爆发期、蔓延期以及终结期;以及五阶段说(Herovic et al.,2020),如危机前期、初始期、维持期、解决期以及评估期。尽管具体阶段的划分并不相同,但这些划分法都承认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信息传播存在较大区别,也应据此灵活设置相应的干预措施。不同类型的谣言信息和个体特征如何在谣言传播的不同阶段产生具体的作用,还需要更全面的总结和归纳,从而为开发健康谣言干预的系统化策略提供参照。基于此,本文首先探讨大众信谣传谣的心理驱动因素,尝试从信息层面和个人层面进行分析;
9、接着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视角梳理健康谣言现有的干预策略;然后阐明这些防范手段的不足之处,以期为健康谣言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开发精准干预策略提供借鉴;最后指出未来研究在干预策略模式与长效机制可深入探索与改进的方向。2 影响信谣和传谣的心理学因素 网络时代健康谣言盛行且难以根治的原因较多。仅从心理学角度看,现有研究多从信息特征和个体特征两方面归纳影响因素并提出理论解释。总体上看,健康谣言常用的情绪煽动性呈现方式和因果解释的叙事结构使得大众易受谣言感染,而个体对不同健康谣言的差异化情绪体验与自身认识信念水平也使得健康谣言的传播成为可能。而且,这两类因素通常出现相互增强的交互作用,使得健康谣言成为一种易
10、传播、难阻断的社会问题。2.1 健康谣言信息的特异性 与其他类型的谣言类似,健康谣言通常也具有高度的情绪煽动性,易造成大众信谣与传谣。这表现为其经常使用能够唤起个体情绪的信息特征。例如,特定的标点符号可使标题具有情感,促使内容表达更具感染力(刘果,汪小伢,2020),其中感叹号和问号是健康谣言标题中常用的表达符号。这是因为感叹号的运用使标题语气更强烈、引发人们共鸣,如“家用节能灯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而问号则会诱发大众的好奇心,因而投入更多的注意力,如“热柠檬水能抗癌?”(Jiang et al.,2020)。同时,标题的字号、字体样式与颜色同样影响着个体对信息的态度(Bayer et al.
11、,2012;MacKay et al.,2015)。不同类型的健康谣言还具有不同的情感特征。与真谣言(后续被证实为真的谣言;Vosoughi et al.,2018)相比,假谣言(后续证实为假)更多地使用与情绪相关的术语、嵌入关于信任、期待或愤怒等情感词(Prllochs et al,2021)。研究还发现,分析健康信息的情感特征可预测谣言真实性,即没有唤起积极或消极情绪、不包括号召性用语的谣言更可能为真(Zhao et al.,2022)。Maguire 等(2019)进一步发现,带有情感色彩的信息会增加大众的恐惧情绪和风险感知。焦虑与恐惧等负面情绪也由此成为健康类谣言常见的情绪表达(DiF
12、onzo et al.,2012)。大众偏向传播情绪化的谣言,假谣言更常使用情绪化表达,两者的交互作用使得假谣言更易广泛传播。除了情绪唤起功能外,健康谣言信息还有认知契合功能。从心理驱动力角度而言,个体搜寻并获取信息大多还为寻求不确定性感知的降低,健康谣言的叙事框架可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的这一认知需求。叙事框架主要指基于故事的信息格式(Kim&Nan,2019;Pu et al.,2022),其特征是让个体沉浸在符合逻辑的故事情节里,由此减少说服信息的抵触感(Chen&Tang,2022)。如与事实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相比,疫苗阴谋论相关谣言常提供简单的因果解释(Douglas et al.,20
13、17;Schmid&Betsch,2019;Vaidyanathan,2020),其结构连贯666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2 卷 且容易被理解和记忆,满足了公众对确定性和控制感的需求。谣言由此就可对现实提供比事实本身更有力量的解释。显然,谣言中的“因果解释”不一定存在真实的因果关系,可能只是时间先后上的巧合,但把时间上先后发生的事件误认为是因果事件本是人类常见的认知偏差。如探究疫苗接种与自闭症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发现(Mohammed et al.,2022),“接种疫苗先于事件发生,因此疫苗导致疾病”使用的叙事结构符合大众寻求答案的认知偏见,因而更易被大众所接受。2.2 受众的个体差异
14、性 不同类型的健康谣言与大众自身的情绪体验相互作用,继而产生差异化的行为决策。健康的重要性使人们时常在网上主动搜索并分享关于身体健康的建议(Ning et al.,2021)。研究表明,相较于希望健康谣言,大众更容易注意并分享恐惧健康谣言(Chen et al.,2021;Pal et al.,2017)。该现象可用消极偏向理论来解释,即人们普遍接受积极的消息,而恐惧健康谣言会让个体产生相应较高的焦虑情绪,从而导致个体高关注、高分享(Chua&Banerjee,2018;Locke&Robinson,2021)。而针对真假类别下的健康谣言的研究发现,无论信息真假与否,情绪的增强增加了个体对健康
15、谣言的信任与分享意愿(Li et al.,2022)。政治谣言的研究却有不同的发现,与政治真新闻相比,诱导个体当下情绪的增强或对情绪的依赖预示着对假新闻的更大信任(Martel et al.,2020)。这一差异化结果的可能解释是,与新冠相关的健康谣言通常建议个体有效防护,情绪高涨的人对此类信息(无关真假)表现出更多的信念和分享意图可能是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可见,个体情绪状态对谣言传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健康相关谣言影响更甚。健康谣言易于传播,还与个体的认识信念水平有关。认识信念(epistemic belief)是指个体对真理和知识本质的看法与信念(Salehinejad et al.
16、,2021),其原有认同和差异化水平均影响个体的最终决策。否定自身原有认识信念的信息可能无效或适得其反(Swire-Thompson et al.,2022;Trevors&Duffy,2020),回声室效应(echo chamber effect)和逆火效应(back fire effect)常用来解释这种影响机制。其中,处于回声室中的个体更容易过滤掉那些与自身观念相左的信息,倾向于强化已有的观点,从而导致认知闭环(Dubois&Blank,2018;Wang&Qian,2021);逆火效应常表现为信息在威胁受众原有信念时会导致其更加相信该谣言(Ecker et al.,2023)。此外,健
17、康谣言的传播大多还出于个人认识信念水平不高的轻信式传播,而非具有恶意动机的故意造谣或故意传播。Chua 和Banerjee(2017)发现,低认识信念个体比高认识信念个体更易分享健康谣言。高认识信念水平的个体在认知上灵活且警惕,在搜索与核实信息时倾向于保持质疑的态度(Mokhtari,2014)。换言之,不同个体对同一健康信息的认知水平差异会影响其分享行为。总之,上述基于信息层面与个人层面厘清的驱动因素均涉及情感投入与认知加工,这些因素对个体健康谣言分享意愿的影响可继续用行为决策理论给予解释。该理论指出,个体参与特定行为的决定通常受两个系统的指导:一个是涉及情绪化的冲动系统,另一个是与推理和执
18、行功能相关的反思系统(Schiebener&Brand,2015)。前者基于对刺激的快速反应,由情绪驱动;后者基于缓慢的、受控的认知(Pennycook et al.,2018)。这两个系统并非平行存在,不同个体在使用这两个系统时存在特定的偏向性,从而推动个体做出不同决策(Chick,2019;Trendel&Werle,2016)。而健康谣言作为一类特殊的健康信息,大众对其做出的差异性反应亦受到自身习惯性决策行为的影响。因此,相应干预策略的开发需要深入考量这些驱动因素,考虑人类双系统加工的特征及其中可能存在的冲突,从而实现实质性的精细干预。3 健康谣言的干预策略 考虑到对现有干预措施的综合归
19、纳与契合程度,下文借鉴前述基于产生期、评价期、传播期三阶段的生命周期划分标准,梳理和总结现有健康谣言的针对性的干预策略(见图 1),以期为未来进一步开发健康谣言干预策略提供参考。3.1 谣言传播前:产生期的预防策略 健康谣言的产生往往源于某一突发事件的出现,该阶段的健康谣言还未面向大众传播,基于此阶段的干预策略重在预防。其主要策略包括对大众进行心理接种、提升自身健康素养;前者聚焦于信息本身,后者强调个体的主动防范。3.1.1 进行心理接种“心理接种”(psychological inoculation)使用 第 4 期 吕小康 等:健康谣言的干预策略:基于信息生命周期的视角 667 图 1 健
20、康谣言传播与干预框架 了疫苗接种的隐喻,强调培养公众对谣言的“心理抗体”(van der Linden et al.,2020)。这不仅可以降低大众对谣言的易感性,还能提高他们对社交媒体上各类谣言的抵御能力(Lewandowsky&van der Linden,2021;Pilditch et al.,2022)。该技术一般涉及两个要素:预先警告以及暴露微量的错误信息并指出其背后的谬误(Ecker,et al.,2022)。如可以警示个体疫情期间许多药物使用的说法是错误的,很多数据其实出自于阴谋论。除了这种针对具体论点进行反驳的接种手段,关注谣言的操纵技术也会显著提高接种干预的潜在可扩展性,不
21、同的谣言经常使用相同的基本比喻。Roozenbeek等人(2022)采用不同操作技术的视频作为接种干预刺激,探究其对个体抵抗谣言能力的影响。该研究制作了 5 个短视频,分别涉及谣言中常用的操纵技术:情绪化语言、不连贯、错误二分法、替罪羊和人身攻击。结果显示,这种接种技术显著提高了个体操纵技术的识别、区分可信与不可信内容以及分享决策的能力。这些技术对于健康谣言的实际影响仍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加以证实。另有新近研究发现,许多传统的接种技术往往是不连续或离散的心理接种,即脉冲接种(脉冲意指系统状态由于某种原因在短时间内突然改变或破坏,然后运动轨迹突然改变的现象;Huo&Ma,2017)。而人们在接收
22、信息时通常会先判断真假再决定是否分享,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谣言传播存在一定的时间延迟(Zhu et al.,2020)。结合谣言传播的时滞性与心理接种的脉冲性拟合数据模型,有研究发现增加脉冲接种的比例、缩短它的周期或延长时间有助于抑制谣言的传播(Cheng et al.,2022)。换言之,基于心理接种的长时段的定期定量的信息科普比短时段的持续性信息科普更能有效降低个体分享谣言的意愿与行为。3.1.2 提升健康素养 自觉提升健康素养能够增强人们对谣言的辨别能力。虽然目前尚缺乏提升健康素养的明确的实验证据,但加强自我效能感已被证明显著影响个体的健康素养水平。健康素养是指个人获取、理解、运用健康信
23、息,促进自身健康的能力(Srensen et al.,2012),其提升可有效帮助人们识别健康谣言的虚假性(Xue&Taylor,2023)。有研究发现,个体的健康素养和与健康相关的社交媒体的使用通过作用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继而对个体的健康行为意图产生影响(Niu et al.,2021)。也有研究通过元分析发现自我效能感与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之间存在中等显著正相关,表明个体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其网络健康信息搜寻行为往往也越频繁(曾润喜,李游,2023)。何凌南等进一步分析了个体自我效能感在健康素养和谣言信念中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改善和提高自我效能感可加强科学素养与谣言信念之间的关系,有效防止人
24、们相信健康谣言(He et al.,2021)。制定可行668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32 卷 计划与给予正性反馈通过提升自我效能感进而促进健康素养的提升。有研究已证实制订合适的教育学习计划有助于帮助大众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继而对网络上的健康信息进行更谨慎的分析(Battineni et al.,2020;Nepps et al.,2023);而给予正性反馈可强化人们重复积极的健康行为,增强自身自我效能感,这种积极的循环有助于形成健康的习惯和行为模式(van de Ridder et al.,2015)。3.2 谣言传播时:评价期的评估策略 评价阶段的评估策略主要面向个体自身,关注个体的
25、主观能动性。大众在此阶段能够接触到某些新的健康谣言,而随后对同一谣言的不同评估方式可能会导致个体对该谣言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因此,本阶段强调聚焦信息准确性以及促进自身分析式加工。这两个策略显著影响个体的信息加工方式与行为决策。3.2.1 聚焦信息准确性 将注意力转移到信息准确性上是降低个体分享意愿的有效策略。一项探究新冠相关谣言的准确度与个体分享意愿的任务发现,被试在面对信息时不会特意去注意信息的准确性,即个体共享行为与准确性判断之间存在脱节;但当实验任务引导被试将注意力转至准确性上时,可降低个体对虚假信息的分享意愿(Epstein et al.,2021)。目前鼓励被试关注信息准确性的实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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