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农庄制度变迁及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启示.pdf

世冬农业World Agriculture2023.10(总534)集体农庄制度变迁及其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启示温啸宇彭超（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宅北京10 2 2 0 8)摘要：重新审视世界范围内集体农庄制度变迁经验有利于更好地指导中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本文通过对集体农庄的制度设计与典型发展路径分析，认为其制度理性主要在于风险减免、规模效应和意识形态支撑；其问题在于选择性激励缺失、忽视异质性社员需求和消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中国新型集体经济的发展需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底线思维，加强政府引导并尊重地方性规则，同时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关键词：集体农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变迁；产权改革DOl:10.13856/11-1097/s.2023.10.0061引言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一以贯之的“三农”政策总方向，要求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实现低水平农村集体经济向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过渡，完成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统分结合”中“统”的飞跃。现阶段中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起点是政社一体的人民公社改革，兴起于2 0 世纪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浪潮落幕之后，其组织制度起源于集体农庄的革命主义道路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紧密结合。在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与建设农业强国背景下进行世界范围内集体农庄制度溯源，进一步审视其制度特性和改革逻辑，对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受19世纪国际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和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集体农庄制度在众多国家得以探索实践并形成了适应当地社会发展的组织形态，最典型的有中国人民公社、苏联集体农庄、以色列基布兹、日本山岸会、印度集体合作社和南美洲的集体制村社等，曾进发出难以想象的生机与活力，提供了支撑整个国家或地区现代化建设的坚定力量，极大地维护了社会稳定，同样也有部分集体农庄以坚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延续至今并焕发出新的活力。关于集体农庄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分析范畴，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学术成果。马克思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集体经济、合作经济与国家公有经济概念往往是交替使用的，农村集体所有制被认为是构建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制度基石。诸多学者对其传统制度设置难以适应时代变迁进行了充分的研究，普遍认为因产权残缺导致存在典型的搭便车、机会主收稿日期：2 0 2 0-0 5-2 3。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城乡协调发展与农村就业转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关键制度的影响与机理”（7 2 17 30 0 6）、“城镇化对我国农业生产的影响机理与对策研究”（7 16 7 32 7 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特色农业赋能农户增收长效机制构建研究”（2 1&ZD 0 91），农业农村部管理干部学院院级课题“共同富裕背景下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理论创新与改革路径研究”（R202205）。作者简介：温啸宇（1995一），男，甘肃天水人，博士，研究方向：农村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E-mail：1147 14158 7 q q.c o m。通信作者：彭超（198 2 一），男，山东莱州人，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管理，E-mail：158 0 16 98 196 12 6.c o m。63一2023.10(总534)义、逆向选择、对个人卓越缺乏激励、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等问题 2-3。2 0 世纪末，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社会组织优势逐渐重新被学界发现、论证和接受，包括稳定基层社会、提供生存保障 4，积累社会资本、改善社会不信任环境 5，提升政策游说能力与市场谈判地位 6 ，“模糊”处理的弱者（弱势产业）保护逻辑 7 。学者们也通过计量分析证实了农村集体所有制与技术推广和生产率不存在显著负相关 3，将效率损失更多归因于工作职务的非私人收益性 8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设计目标是有效发挥制度节约功能和再分配功能，减少交易成本，实现制度的潜在收益，其效率发挥不仅决定于生产技术性质和经济人机会主义行为，而且极大程度上受周围辅助性制度和外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 9。虽然已有文献对不同国家集体农庄有一定的历史分析，但是对世界范围内的跨案例比较相对缺乏，对其组织在创业、聚合、规范、成熟、衰退的发展路径 10 1研究也存在短板。本文将鉴于以上不足开展分析研究。2世界范围内集体农庄的制度设计世多农业World Agriculture集体农庄指2 0 世纪中叶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以农村集体所有制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农民参与集体决策、组织集体劳动、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村组织形态。区别于政府直接经营并将农民转化为农业工人的国营农场，基于各国实践形成了丰富的制度创新，其共性制度和差异性制度如下。2.1共性制度设计综合对照各国的实践，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具有共性的制度：第一，生产生活一体化。集体农庄不仅是承担集体生产的经济合作组织，更是一个独立的生产生活单位，向村民提供住房、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并建设幼儿园、学校、食堂、养老院等完备的公共基础设施，甚至承担民兵训练和村庄防卫职能 11。第二，生产资料公有、生活资料私有。多数要求经营性和公益性资产归集体所有，个人只拥有内部获取或个人购置的少量动产和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苏联时期的国家集体农庄和日本山岸会更进一步要求私人财产供集体统一调配。第三，组织参加集体劳动。苏联集体农庄通过共同管理制定生产计划并组织个人执行集体劳动和共同耕作，个人需服从人事部门的统一协调安排 3；早期的以色列基布兹被认为具有准军事共产主义的“劳动兵团”属性。第四，实施平均主义倾向的按需分配政策。因意识形态和理想生活的信仰指引，多根据家庭人口的数量、年龄、性别实行按需分配，并基于劳动等社区贡献进行微调，对村民的基本消费需求实行低水平集体无偿供应，农庄内部货币流通较小，集体只需提供社员在村社外部的消费资金，部分农庄按月发放少量工资和生活补助。2.2差异性制度选择第一，意识形态的巩固与强化。虽然集体农庄多宣扬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但各自采取的措施和方法却截然不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集体农庄善于用政治运动和领袖个人崇拜加以强化宣传教育，对不同意识形态的个体更多实施经济上的歧视，甚至采取了严厉的高压政策 3。以色列基布兹诞生于犹太复国主义和犹太教的意识形态，其思想巩固的重点在于宗教活动和内部教育，部分农庄对孩童进行集体抚养，并在基布兹学校开设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基布兹发展史课程，不间断地培育并强化集体合作意识 12。日本山岸会以“研钻会”和内部学校教育为主要形式，其中定期开展的“研钻会”是日本山岸会“生活之根本”，以集体研习的形式“持续不断探明究竟的生活方式”，进行自我检讨与批评，反思自身的精神和信念，坚定“无所有”“无我执”“一体”观的山岸主义精神13。印度集体合作社仅作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一种形式，多数地区未“无所有”指个人、集体和国家不应拥有世间一切财物（包括人）的所有权，只有使用的概念，相当于废除私有制，实现完全共产；“无所执”指消除个人一切私心杂念的境界；“一体”观指人与人、人与自然间和谐愉快、自觉自律的价值观；山岸精神的目标是“实现人人幸福的社会”。一6 4一世多农业World Agriculture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其目的在于“平均地权”下实现小农所有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联合经营，随着印度“土改”的停滞和市场力量的打击，单纯的小农生产型合作组织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141。第二，民主与平等。民主与平等是所有集体农庄打出的共同口号，但具体的实践存在巨大的差别，苏联集体农庄因国家政治和经济现代化发展的需要，由政府选派干部来执行国家现代化发展政策，在宏观上以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优先支持民族工业的发展，在微观上影响控制基层生产经营决策等日常管理，在中观上分层对接形成对上负责的计划指令机制，表现为公社干部的“政治觉悟”要求，削弱了村民的选举权、监督权与退出权，形成事实上的“强制性制度变迁”15。以色列基布兹因巴勒斯坦及中东地区严酷的自然环境和政治局势的要求，更加强化地区间的独立自主生存经营决策原则，前者以全体社员大会为最高决策机构，理事长等社员管理者不获取任何报酬，为基布兹义务服务，其任期为2 3年，只可连任1次，其间以民主选举的形式分批次改选，保证业务的平稳衔接，并以“轮流坐庄”的方式加强社员的主体性参与，避免权力断带来的道德风险 16 。第三，个人与财产的进入与退出限制。实践中主要存在“严进宽出”和“强制进出”的差别。以色列基布兹和日本山岸会是“严进宽出”的典型。前者以“人社自愿、退社自由”为原则，申请加入的人员需接受社员大会的考察审核，需经历半年的“作客期”，12 年“实习期”，并取得超过2/3社员投票同意后才可正式成为基布兹成员，在成为正式成员后若屡次违反集体原则（如吸毒、偷懒、不诚信）会被驱逐，主动退社的成员会得到基于贡献和资历的补助 17 ，部分基布兹会返还成员入社时提交的个人财产；后者对加入者的要求涵盖对山岸主义思想的理解和接受、参加为期3周的讲习会、贡献个人原有全部财产纳入集体钱包3点，重点是考核申请者的思想理念，退会自由，同时修改并制定了财产退还规定。苏联集体农庄是“宽进严出”的代表。在发展后期，社员及其家庭的进入和退出受到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入社与否成为享受村社集体公共服务和生产经营支持的前提，村社以其整合的集体资源也成为缓解经济波动和城市就业压力的蓄水池 18 ，然而社员退出权的丧失也被认为是解释人民公社激励不足问题的重要原因 19。3集体农庄的制度理性与问题显化3.1集集体农庄制度设置的合理性制度的理性设置与改革主要来源于三方面的冲击：一是制度需求的变化。生产要素和产品相对丰裕度在长期内的变化是制度需求的重要根源和驱动力。二是制度相关技术的变化。马克思认为“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基本以技术形成的生产力发展为条件”，由新技术带来的外部性会显著改变由资源赋形成的比较优势和相对效率，产生制度变迁的潜在收益。三是制度选择集的变化。制度安排是从一个可供挑选的制度安排集合中选出来的，是政府基于权利偏好、意识形态、社会习俗、官僚系统、利益集团与科学知识等做出的政策函数 2 0 。无效的制度并非都会被改革，制度变迁需要综合对比制度收益与变革成本以及各自承担的主体，形成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求助于行政力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两条路径。3.1.1符合制度需求：提升农民组织程度以抵御社会动荡与经济风险集体提供的风险减免与生存保障是建立集体农庄的物质动机。农业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在战争等动荡时期，政治风险减免成为农村地区首要的制度需求。人民对生存安全的迫切需求为集体提供了基本的存在理由，具体表现为成员委托部分权利，参与集体决策，获得集体保障，形成“庇护-被庇护”关系。以色列基布兹面对巴以冲突、疾病的社会环境与贫的自然环境，在没有国家提供基础社会保障的前提下，以集体的力量来行使个人不具备的“村办社会”职能成为保障犹太移民生存的先决条件。成员间共同的劳动分工、平等的收入分配与相互照顾是面对冲击最有效的抵御方式，一个包含生产、教育、医疗、文化，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方位社会保障是其根本属性，shitufim（希伯来语“完全分享”）和reshet-bitachon（希伯来语“安全网”）等集体农庄称谓也反映了实质性保障职能 2 1。一6 5一2023.10(总534)2023.10(总534)3.1.2对应技术变化：技术突破要求规模经济以优化配置效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以化肥农药为代表的土地替代型技术和以大型农业机械为代表的劳动力替代型技术已经发展相对成熟。通过制度相关技术的变化使得农业产业领域的大规模农业横向一体化生产带来的规模效应成为各国追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目标，集体经济成为整合资源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途径。集体农庄制度的农业效率提升不仅体现在规模经济降低平均成本上，而且使部分原本“不经济”的农业生产变得“经济”，改变了资源的配置方式，极大地恢复了农业生产力。例如，大马力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的推广，使得原本不适应粮食种植的高原地带农业发展成为可能。同时，规模技术经济使得农村劳动力析出，从而为农村地区发展工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就业部门转移提供了保障，中国农业集体化时期发展的各类社队企业便是最好的例证。除此之外，在经济发展初期，一方面，劳动力、土地、信用、保险等专业化市场供给缺失，集体农庄通过提升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以较低的交易成本提供相应的内部服务供给，完成制度外部性的内化；另一方面，因为土地改革和地区移民形成了大量占有相近资源的同质性农村人口，集体农庄为土地改革后形成的小农经济提供配套发展保障 2 2 。3.1.3选择最优制度集：符合主流意识形态与民众情感以争取社会认可对制度功能方面的变迁和改进是基于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知识的认知 2 3。意识形态和政府推动往往是促进政府支持集体农庄的重要因素，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信仰和对社会化大生产带来先进生产力的追求，使得政府在制度集选择中刻意压制了导致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国家运用法律、社会和经济等手段，承认集体农庄的法律地位，进行积极的社会舆论宣传，并采取财政、货币经济政策来支持集体农庄制度的发展，斯大林、甘地等民族领袖都曾以国家力量推动农民集体组织的发展来对抗资本主义，实现“均贫富”的目的。以色列基布兹的创始人在欧亚大陆法西斯主义屠杀背景下，以锡安主义、犹太教为精神引导，试图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使得“免于经济问题和竞争”，拥有“完整的社会保障并保证所有”，建国后以色列多位国家领导人出自基布兹集体农庄 2 413.2集集体农庄制度发展面临的问题3.2.1缺失选择性激励约束造成公平效率失衡制度需求从生存保障转向效率提升，集体产权模糊与选择性激励缺失造成的“平均主义”导致组织内卷化。一方面，财产的公有制属性模糊了产权边界，部分农庄因管理制度不完善与管理者个人道德风险造成了“人人所有又人人没有”和“人人负责又人人不负责”的问题，公共资源的使用缺少公众监督和制约机制，公有制经济容易异化为小团体经济。另一方面，平均主义缺乏对社员的选择性激励。社员的大部分收人是基于个人生存保障的集体刚性支付，可变部分取决于整个集体（生产队）的业绩状况，个人努力工作的成本与集体业绩改善得到的回报返还不成正比，使得偷懒的效用超过努力工作的效用，严重损害了工作积极性，造成生产效率低下，为“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很大的空间。部分行政委派的管理者业务能力难以适应当地生产经营需要，加之国家现代化政治目标所需的农业农村资源剪刀差提取，导致事实上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和资源外流，有能力的成员的离开和集体生产中普遍的偷懒行为，使得生产力严重下降，造成集体“低效率均衡”和“内卷化发展”。国家基于超经济的行政指令获取剩余索取权，以强制征购的方式来获得生产的剩余，削弱了劳动积极性和监管动力 2 5。集体农庄虽在制度设置上也建立了诸如“工分制”的“按劳分配”机制，但诸多因素导致实际中的机制失效与普遍的平均主义和大量的无效劳动 2 6-2 7。3.2.2忽视异质性和代际社员需求产生凝聚力危机环境的变化和体系内部社员异质性的不断增强，使得集体农庄制度问题凸显并不断激化。第一，代际间理念冲突，冲击了传统的制度需求。集体农庄的开创者多具有牺牲和奉献精神，将集体的利益置于个人自由至上，生活作风较为简朴且物欲淡泊，接受集体化的严格管理。但新一代成员更易接受多元化思想的感染，追求更加自由的生活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消费主义与享乐主义蔓延，向往集体之外的“新生活”。第二，除一6 6 一世多农业World Agriculture世多农业World Agriculture过于严格的管理往往只重视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人权益表达之外，有限的隐私、限制性的人口规模以及广泛的重复互动也被认为是降低社员集体效用的因素。第三，部分集体农庄内社员生活水平的长期下降和政策扭曲引发社员的信仰危机，加剧了意识形态的衰落与解体。2 0 世纪7 0 一8 0 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多数基布兹工业产值下降、就业岗位析出、负债高起，同时政府停止了财政和银行援助，使得社员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1989年人均产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 5%，直到2 0 0 0 年仍有30%的基布兹成员处于贫困线以下。在危机中，基布兹社员意识到自已其实“一无所有”，没有房屋、财产的所有权，没有退休金，甚至没有遗产，加之成员间互信关系破坏，致使信仰崩塌 2 8 ，1995年以色列全国基布兹运动中仅有37%成员相信基布兹制度会一直延续 2 9。3.2.3消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导致人才流失问题外部环境的改善降低了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在受到外部冲击后不可避免地导致内部人才流失的加速流失。第一，随国家内外部环境的稳定，政府逐渐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增加基本社会保障的公共开支，使得原本集体内部提供的公共物品和“村办社会”的保障效用降低。第二，经济社会的发展为有才华的个体提供了更多的外部机会和更高的技能回报，理性的个人会对照内部激励收益和外部工资溢价选择是否离开集体。第三，降低了退出成本对人才退出的制约。退出成本是指成员离开时不能带走的资产或财富的共同所有权和集体提供的福利，集体的富裕程度、社员参与集体生产时间、关联制裁力度与退出成本显著正相关。外界回报率的增大使得预计可获得收益与退出成本的比值升高，相较而言，因年轻社员对集体投入的沉没成本较少，所以更容易退出集体。总之，社员的退出行为取决于社员的集体总效用（生产生活保障水平的效用减去强制管理和平均主义制度削弱的效用）、退出成本以及外部溢价收益与内部激励收益之差，外部环境的改善导致内部人才的进一步流失 2 1，部分集体农庄组织过于保守僵化的制度惯性使得难以灵活性地调整业务设置、治理结构和分配机制，不能适应市场化经济的要求以弥补追求“公平”所损伤的“效率”，无法吸引和留住人才，导致集体的消亡。4集体农庄的制度变迁与路径选择2023.10(总534)集体农庄的制度变迁和配套制度发展是基于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变化的客观应对，因其逐渐增强的成员异质性和平均主义累积的内部制度隐患，加之外部经济社会环境进人全球化时代和和平时期的政治导向转变，集体经济的组织优势和合理性衰减。面临迫切的改革需求，绝大多数集体农庄采取了民营化、企业化、集团化的改革措施，以生存保障为“公平的底线”，突出效率激励。在实践中根据改制程度的不同，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在自我改良下的创新延续和全面否定下的制度破产两者之间做出权衡。4.11政策解体与组织分化根据“钟摆效应”，对一项制度的绝对热情和支持的一种极端可能会演化为激烈抵制和反对的另一种极端，表现为“有限理性”下的偏好变迁，对于分析集体经济制度同样适应。苏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破产于2 0 世纪9 0 年代激进的政治路线改革。自由化改革的方案要求在农业经济中引入市场原则，核心是推进农地私有化进程和建立私人农场。改革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建立“土地分配基金”，将“土地份额”不顾农民反对强制分配给原集体农民。截至2 0 13年1月，国有农用土地占6 6.8%，仍处于绝对优势，公民所有占2 9.6%，法人所有占3.6%。第二，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被强制取消并重新注册，改制为农业企业和农指个人离开集体后，不仅对离开的个人进行惩罚性的经济结算，而且会对留在集体内部的其家庭成员或相关小组成员进行连带惩罚。详细案例材料见http：/p a p e r.c h in a s o.c o m/b k b l/d e t a il/2 0 17 0 415/10 0 0 2 0 0 0 330 18 0 6 149 2 2 36 9 19 35419 9 7 7 8 1.h t m l。为平衡当时苏联国内自由派和农业党的政策分歧，采取“土地份额”的半私有化制度，即农村居民（包含农场工人、农村教师、医生等）只获得农场土地份额证书，而不是分配实际地块。672023.10(总534)业合作社。在1992 年的强制注册中，43%的农业企业决定维持集体经济状态，2 0 0 1年的数据显示农业企业中大约50%为农业生产合作社、15%为集体股份公司、10%为国有独资企业、5%为上市公司 30 。私有化的改制不但未能实现农民独立经营之上的高效农业体系，反而使得农业产出断崖式下跌，改制后46%的农民将土地份额出租出去，14%的农民将份额转移到农业企业中 31。究其原因，一是大多数农民没有成为私人农场主的能力和意愿（不愿承担经营风险和纳税）；二是俄罗斯地广人稀，集约化大规模生产是有效利用土地的必然选择；三是部分集体农场处于寒带地区，本身农业种植效率较低，需要政府补贴以保证产量；四是私有化的改制使得劳动力和土地资源重新整合，人口向中心地区迁徙，部分低效土地被抛荒淘汰，总耕地量下降 32 。21世纪，俄罗斯提出“发展农工综合体（2 0 0 6 一2 0 0 7 年）”计划，支持私人农场、家庭副业（宅旁园地或自留地经济）和合作社的发展，产生了大量“空壳”的合作社“大跃进”现象。现阶段，私人农场总体占比较小，2 0 16 年私人农场占农业总产值仅从2 1世纪初的3.2%上升到10%；相反居民家庭副业经济包括集体与个人的果园和菜园却在整个农业生产中波动上升，约占农业总产出的40%，在马铃薯、果蔬、花卉、牲畜等产品领域已成为重要的生产主体，2 0 12 年居民家庭副业经济生产的土豆、水果和蔬菜产量分别占全国的8 2%、7 7%和7 0%；农业企业逐渐呈现大型和超大型农业控股公司和中小型农业企业的两极分化趋势，前者已成为政府提高农业生产力与市场竞争力的主要抓手，2 0 0 6 年占农业企业总数1%的农业控股公司控制着8 1.5%的耕地 33。截至2 0 16 年1月，俄罗斯仅剩2 1.5万家私人农场，集体经济从“公有制”集体农场演化成兼具集体和私有经济性质的农业企业和居民副业经济。4.2产权改革与模式创新以色列集体经济模式经历了自我改良和模式创新两个发展阶段。目前，以色列的集体经济组织基布兹和在其基础上演化形成的莫沙夫人口数占全国农业总人口的6 0%，贡献了超过8 0%的农业产量，其中基布兹占比约32%，农村集体经济在以色列得以发展壮大 34。曾经基布兹在社会环境变化、政治地位下滑、价值观冲击、经济危机挑战的外部冲击下，内部效率低下、负债经营、人员流失等问题严重，于是2 0 世纪8 0 年代开始基布兹进行了一系列改革。第一，消除平均主义，开放自由，给予保障。一是打破在成员外出工作和雇工方面的禁令，成员需将外出工资收入交由基布兹分配，非基布兹成员可通过租赁和购买住房在基布兹定居并享受社区服务，同时加大基布兹学校和商店等服务对外界的开放，实施更加弹性的管理方式。二是实施差别工资制，引人市场原则打破“按需分配”，对个人能力的差异给予相应的回报和激励。2 0 世纪9 0 年代初，艾因日万和斯尼尔（EinZivan and Snir）基布兹率先实行差别工资制。到2 0 0 4 年，大多数基布兹已经完成了该模式的转变 35。三是通过新的集体保障履行公平原则，实施“安全网”制度。个人需根据收入向集体缴纳公共提留或社区税，以此保障贫困家庭的生存和集体公共事业方面的支出，本质是社区内部的转移支付，有利于防止贫困，降低收入分配差距。第二，进行组织的私有化改革。一是进行集体财产的所有化，基布兹按照成员的工龄、贡献和资历，分配个人可以拥有的内部股票和私有财产，并允许其将财产留给下一代，可分配的私有财产主要包括住房、家具等生活资料和土地、农机等部分生产资料；二是进行社会服务的私有化，总体上是将集体服务与消费回归家庭，孩童的抚养义务从集体的“儿童之家”交由家庭教育，同时逐渐将社区的供餐、洗衣、熨烫等集体服务交由家庭负责；三是完成消费的私有化，部分基布兹取消部分供给制，改为提供少量生活津贴或个人预算，对食堂的就餐、水电气等生活费用、高等教育、个人休闲等集体服务收费，放宽成员购买高消费产品的限制，成员可根据自已的收入决定消费，以此减少“搭便车”行为和降低集体对公共支出的负担；四是进行工作职务的私有化，为防止绝对公平条件下职位轮换带来的效率损失和人才浪费，将工作选择权交由个人，并设立“人力资源部”帮助成员做职业规划，强调个人才能的发挥和工作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36 。一6 8 一世多农业WorldAgriculture世多农业World Agriculture第三，进行管理的市场化、企业化变革。一是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到一定阶段实行“政经分离”，将集体的经济职能和社区管理职能分开，以市场为导向，促进生产经营效益，同时进行一二三产业融合。在农业基础上大力发展工业和旅游业，在2 0 世纪90 年代旅游业收入所占比重已超过6 0%。二是建立代理委员会和董事会，同时普及成员投票原则，作为基布兹公民大会衰落之后，延续民主决策的形式。三是逐渐实施企业化改革，通过技术专家治理，将基布兹各项不同部门的管理专业化，引进外部人才和职业经理人，基布兹社区更多承担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职责。通过以上三点改革，基布兹走出了债务危机，实现了成员数量的再增加，壮大了集体经济实力。改革也改善了政府对基布兹的态度，基布兹焕发出新的生机与动力。5对中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的政策启示2023.10(总534)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大创新。2 0 0 7 年中央政策文件首次提出要引导有条件的地区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进行产权制度改革。2 0 14年在2 9 个省份开展试点，实践中与农村土地确权颁证工作同步，于2 0 16 年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新时代，伴随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集体经济不断被赋予新的组织内涵和发展权利，以“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为目标，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逐渐演化形成以“村集体资产管理十资本运营十产业发展”为特点的综合性村股份合作社和村经济合作社 37-38 1。2 0 2 2 年12 月，针对“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专题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在中国人大网公布，并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有望为指导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重要遵循。客观审视集体农庄这一制度体系产生、发展、改革的变迁路径，更好扬弃以适应现行客观环境，对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加快建设农业强国具有重要政策借鉴价值。5.1共同富裕是目标、最低保障是底线集体经济最重要的制度优势来源于组织提供的社会保障。过度的福利易产生平均主义抑制生产激励，使经济组织异化为“乡村俱乐部”，同时容易滋生既得利益集团；过于追求经济效率和个人物质激励容易脱离群众利益，形成“精英俘获”。在公平与效率的选择中，需根据集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因时因地做出权衡。在集体经济发展初期，经济实力较弱，产业层次较低，要坚持效率优先，积极协调组织内异质性社员的需求，善用选择性激励措施，重视人才的吸引、培育和使用，同时应保持底线思维，即由集体提供最低的生产生活保障，包含基本的物质供给和文化生活供给。在长期保有农村形态的地区（非城郊、城中村和村改居地区），不能在集体经济发展初期或者起飞阶段，过度释放村民各方面的利益需求，尤其是不能释放土地非农化个人占有的预期和不计积累分红的需求，不能形成刚性过强的村庄社会利益，使总体村庄福利分配结构有一定的弹性。随着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不断成熟壮大，则需要更多关注分配体系的优化，形成基于劳动的弱势成员帮扶机制和集体内部“二次分配”，防止内部产权过度集中与外部资本侵占。同时，对于过度福利化、将所有资源收益权益配股给个人、不保留集体股份的做法需保持警惕，避免发生将集体资产“卖光、分光、吃光”的不良现象 39。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需以提供“生产服务、生活辅助、生态规划”的“三生”功能为宗旨，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在努力提升本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将公平的底线落在承担最基础的社会责任和社员生存保障上。5.2坚持政府引导与农民主体性相结合政府政策集的选择性推动是体制构建的定向催化剂和首要动力源，在具体实践中需善用物质效益和精神激励，注重发挥推广示范作用，强化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功能。第一，尊重地方性的制度规则和强化农民主体地位是政策推广的基本原则，要允许制度推广与当地已有实践相结合，鼓励更加丰富的实践创新，避免简单一6 9 一2023.10(总534)的“规范制度”复制，防止组织制度泛化与盲目扩大化。遵循地方性的冲突解决机制，允许在组织设计、产权配置、日常管理等方面进行灵活调整，即允许设置入社条件、允许对集体产权进行灵活性调整、允许根据发展情况调整分红制度等。第二，强化党对农村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政府需针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不良倾向制定负面清单，谨防歧视性的排外措施和恶意增加集体退出成本等不良行为，避免采取类似“合村并居”等直接干预农村集体经济的产业经营行为。同时，要合理运用“定数字”式发展政策这把“双刃剑”，既要认识其“先组建后规范”的逻辑合理性，也要注意因拔苗助长式的行政推动导致经济组织“空心化”与“异质化”。第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因农村集体经济具有社区保障特性，需制定可持续推进的稳健型发展战略。在巩固现有组织业务的基础上，根据外部需求和资源赋，依托城市产业经济链条，鼓励内部分工合作，形成多元合作经营模式，促进从“传统的农业生产”向“农业社会化服务”转型，形成乡村文化、旅游、康养、教育、物流等多元化服务业态，提升集体经济的抗风险能力。5.3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集体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化、企业化、国际化”是农民经济组织的一般发展规律。第一，新型集体经济组织需遵循市场规律，以盈利为第一准则，推动从农业生产向农业社会化服务转型，开展产业发展、物业租赁与合作经营等方式促进资源的资本化运作，确保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创新形成基于市场交易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完善“农户十集体”“联村经营”“农户十集体十公司”“集体十科研院所十金融机构”等利益联结机制，使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第二，要在坚持党支部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领导的基础上，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集体经济发展阶段的运行机制，逐步探索优化治理结构。在先行区推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聘请职业经理人和独立董事，实现经济工作的专业化运营，防止因党支部换届造成的经济目标短视及管理混乱问题，同时应制定合理的破产保护机制，争取市场承认的法人地位。第三，须坚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民主管理原则，统筹协调政府部门合理打破条块划分，将民主管理的重心放在对委托经营的监督和经营信息的公开，做到“精英委托代理，信息公布公开，群众监督评估”，借鉴基布兹“严进宽出”的经验，开放成员限制，适当调控乡村人才流动，积极培育内部信任关系，提高组织凝聚力和创新力。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向。未来，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自主性的行政组织与公共性的经济组织之间实现有机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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