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基于寻亲成功案例的分析.pdf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 Edition）http：/ 51 卷第 1 期2024 年 1月Vol.51 No.1Jan.2024 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基于寻亲成功案例的分析王静1，2，李正3，4*，王涛1，师岱1，余丽娇1，2（1.云南师范大学 地理学部，云南 昆明 650500；2.云南师范大学 孟加拉湾地区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500；3.云南师范大学 缅甸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500；4.云南师范大学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云南 昆明 650500）摘要：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屡禁不绝，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诸多负效应，打击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国家权益保障意义重大。以“宝贝回家”公益平台数据资料为研究样本，借助 GIS空间分析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与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在时序演变上，19782020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呈现“中段高发、两端低发”的倒 V 形态势，于 1989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2）在网络拓扑上，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总体规模先增后降，网络结构日趋疏松、联系强度与通达性降低，网络核心由豫、闽等中东部地区向川、黔等西南地区转移，买方、卖方市场分化显著。（3）在空间演化上，犯罪活动集中于胡焕庸线东南部，拐卖男童南方高于北方；犯罪活动空间分布格局重心转移显著，拐出高值区趋向于西南地区，拐入高值区多为中东部地区；贩运路径由“数地高发”转向“全国频发”后逐渐萎缩，跨省与省内贩运现象并存；犯罪网络形成了 4个以滇-粤-桂-冀贩运社团为主导的犯罪社团，内部联系紧密，呈现地理邻近性与跳跃性并存的区位特征。（4）在形成机制上，网络节点、网络联系、网络社团 3个层面对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影响逐级递进，且受多因素影响，具有波动性、阶段性和地域性特征。关键词：拐卖儿童犯罪；社会网络分析；时空演变；形成机制；中国中图分类号：K 90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97（2024）0106412WANG Jing1,2,LI Zheng3,4,WANG Tao1,SHI Dai1,YU Lijiao1,2（1.Department of Geography，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2.Bengal Bay Area Research Center，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3.Myanmar Research Center，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4.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Jointly Established by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Kunming 650500，China）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child abduction and trafficking network: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success stories of family search.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 Edition),2024,51(1):6475,89Abstract:Criminal activities of abducting and trafficking children take place continuously despite that they are repeatedly prohibited,which bring many negative effects to families and society.No wonder and combating criminal activities of abduction and trafficking of childre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rights and interests.Taking the data of the baobeihuijia public welfare platform as a research sample,and using GIS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child abduction and trafficking criminal activities were explored.The results show that:(1)Timing characteristics,from 1978 to 2020,Chinas child trafficking criminal activities showed an inverted V pattern of high incidence in the middle of the time period and low incidence at both ends,which reached a peak in 1989 and gradually DOI：10.3785/j.issn.1008-9497.2024.01.008收稿日期：20220802；修回日期：20230127；接受日期：20230206；出版日期：20240125.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2161031）；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ZD202008）.作者简介：王静（1997），ORCID：https：/orcid.org/0009-0002-2521-4745，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研究，E-mail：.*通信作者，ORCID：https：/orcid.org/0009-0001-1307-2244，E-mail：.王静，等：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基于寻亲成功案例的分析第 1期declined.(2)Topological characteristics,the overall scale of the network of child abduction and trafficking activities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decreased,the network structure became increasingly loose,the intensity and accessibility of contacts decreased,and the core provinces of the network shifted from eastern provinces such as Henan and Fujian to southwestern regions such as Sichuan and Guizhou,and the market for buyers and sellers wa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iated.(3)Spatial structure,criminal activities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southeast half of the Hu Huanyong Line,and trafficking of boys happened more ferequently prefer in the south than in the north;On the other hand,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riminal activities shifted significantly,with the abducted were mostly from the southwest region,and likely to be sold to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The trafficking route followed a trend from high incidence in several places to frequent nationwide then gradually shranked,the phenomenon of cross-provincial and intra-provincial trafficking coexisted;The criminal network has formed four major criminal associations,led by the Yunnan-Guangdong-Guizhou-Hebei trafficking community,and their internal ties are close,showing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coexistence of geographical proximity and leapfrogging.(4)Formation mechanism,network nodes,network connections,and network communities were the three levels that affected the situation of child trafficking activities,and each level advanced sequentially,and the level is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making it fluctuating,phased,and regional.Key Words:trafficking crime;social network analysis;spatiotemporal evolution;formation mechanism;China0引 言拐卖儿童犯罪是一种畸形的社会关系形态1，因高利润、低风险的特点，已成为继贩卖毒品、走私军火后的第三大世界犯罪现象2-3，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诸多负面效应4-6。拐卖儿童犯罪是拐卖人口犯罪的一种，但在封建社会时期大众不认为其是一种犯罪行为7。一直以来，拐卖以一种最原始、最野蛮的犯罪形式存在和蔓延8。在我国，流动人口数不断增加，公众防范意识整体薄弱和匮乏，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猖獗9；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数据，2015年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案件高达 7 719 件10，其中“梅姨案”“陕西省富平县产科医生私卖婴儿案”“丰县生育 8 孩女子案”和“被拐儿童刘学洲自杀案”等严重的暴力拐卖事件，再次将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量刑、预防与治理等问题推向舆论高峰。拐卖儿童犯罪久经打击而不绝，且随着时代变迁衍生出集团化、高科技网络化等特点11。当前，拐卖儿童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等领域。在法学领域，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极度贫困12-13和高生育率14是造成拐卖儿童的首要因素，加强国际合作和立法是有效抑制拐卖儿童犯罪的方法 之 一；国 内 学 者 主 要 从 犯 罪 行 为 体 的 定 罪 量刑15-16、立法17-18和犯罪学19等方面对拐卖儿童犯罪进行解读，通过个案分析进行犯罪特点20、原因21及对策22研究；大多研究将拐卖儿童犯罪与拐卖妇女犯罪合并为拐卖人口犯罪，并加以讨论，不仅忽视了二者的本质差异，还忽略了受害者在被拐骗过程中的主体性。在社会学领域，国外学者主要通过对被拐儿童的身体、心理和健康等风险进行探讨23，制定家庭、社会和医疗等方面的救助措施24；国内学者以被拐儿童回归原生家庭后的身心状况、社会融入情况等为切入点25-26，探讨社会支持系统对被拐儿童的保护作用和监护人的防拐意识27-28；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人口贩运方面，而国内在被拐儿童犯罪社会系统方面的研究仍存在短板。在地理学领域，国外学者多关注在社会环境下论证犯罪地理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29，对拐卖儿童犯罪研究较少；国内学者基于我国最大寻亲平台“宝贝回家”网站结合裁判文书网中的数据，综合运用统计学和地理空间分析法，分别从全国宏观30-31、省域中观32-33和地区微观4尺度揭示被拐儿童的社会学人口特征34、时空演化特征35及其影响因素2，10，29，33。已有研究多从宏观尺度进行探索性分析，对于微观尺度尤其是特定地域下重点人群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借助 GIS 空间分析和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聚焦全国宏观尺度，探析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化特征、路径、犯罪社团与形成机制，力图为拐卖儿童犯罪防控策略的制定提供针对性和科学性参考。1数据来源与方法1.1数据来源与处理参照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36与 巴勒莫议定书37，将年龄界定为未满 18周岁的孩童，以全国寻亲成功案例为基础数据，构建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网65浙 江 大 学 学 报（理学版）第 51 卷络时空信息数据库，具体思路如下：（1）数据提取。“宝贝回家”（https：/）是我国最大的公益性寻人平台之一，自成立以来对全国失踪人口群体进行了登记与文本概述，数据量大且具有代表性，从中提取寻亲成功案例数据 4 335 条，时间跨度为 19312020年，提取时间截至 2022年 3月23 日。（2）拐卖儿童犯罪网络关系挖掘与构建。对每条寻亲成功案例中包含的拐卖犯罪拐出地、拐入地及被拐路径进行挖掘，对相同案例下地区间的网络关系进行两两关联，形成空间组对。（3）数据清洗核查。通过对重复和缺失数据逐条清洗，剔除被拐年龄不符及属于抱养、送养、失散、遗弃、解救、离家出走等其他类型的信息，其中 1718周岁被拐儿童信息有误，予以删除，所删除样本量较小，对测度结果影响较小。另外，考虑 19311978 年时间久远、样本量较少且存在文本杂糅现象，缺乏参考依据，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与连续性，构建 1978年后的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网络时空信息数据库。最终得到被拐儿童寻亲成功案例数据 2 347条，包括被拐儿童的性别、被拐年龄、被拐时长、原籍和拐入地等。1.2研究方法标准差椭圆（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SDE）技术是分析空间点位数据分布格局及特征的重要方法，能够精准揭示地理要素的空间分布中心、离散和方向趋势38，运用 GIS空间计量分析对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扩散方向和特征进行刻画，以展现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空间转移过程及发展态势。另外，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涉及地区多、范围广，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SNA）方法与 Ucinet、Gephi 等分析软件对中国拐卖儿童犯罪网络各地区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梳理与量化，以省为节点，各省间被拐路径为网络弧，根据 被 拐 儿 童 数 量 赋 予 权 重，从 而 构 建 有 向 加 权网络。根据网络全局特征，引入网络密度、平均度、平均加权度、平均路径长度和平均聚类系数，考察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的联系强度、规模和通达性；根据网络局部特征，挖掘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社团，基于网络节点的关系模式与拓扑距离，将节点归组到不同的犯罪社团，更好地识别网络局部集聚特性，进一步揭示拐卖儿童犯罪的空间路径与网络结构，具体指标、计算公式及含义如表 1所示。表 1相关测度指标及含义说明Table 1Relevant measurement indicators and meanings测度指标网络密度平均路径长度平均聚类系数社团结构节点度加权度公式D=l/n(n-1)L=i jtijn(n-1)C=1ni=1neiki(ki-1)Q=12mij()wij-sisj2m(vi，vj)kt，outi=i=1nati，j，kt，ini=j=1natj，ist，outi=i=1nwti，j，st，ini=j=1nwtj，i含义表征各节点间联系的疏密程度，数值越接近 1，各节点间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联系越频繁；其中，l为边的总数，n为节点总数用于反映网络中各节点间的平均离散程度，数值越小，各节点间通达度越高；其中，tij为节点 i到节点 j的距离用以衡量网络结构中各节点间的集聚程度，数值越高，各节点间的连通性越强；其中，ei为节点 i与其所有邻接点的实际边数，ki为与 i的邻接点数，ki（ki-1）为最大可能边数Q 为模块度，数值越大，社团划分结果准确度越高；其中，Si，Sj分别为节点 i 与 j 的被拐儿童数量总和，m 为网络中所有被拐儿童数量之和，若节点 i，j属于同一社团，则 （vi，vj）=1，否则 （vi，vj）=0与某节点产生连接的边的总数，在有向网络中，分为节点出度（kit，out）和节点入度（kit，in），分别表示该节点对外辐射与集聚所涉及的节点数；其中，ati，j与 atj，i为 t时期网络矩阵数值与该节点连接边的平均权重，在有向网络中，分为加权出度（Sit，out）和加权入度（Sit，in），分别表征该节点辐射与集聚能力的强弱；其中，wti，j，wtj，i分别为 t时期节点 i到 j与节点 j到 i的权重66王静，等：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基于寻亲成功案例的分析第 1期2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分析2.1拐卖儿童犯罪活动时序分析19782020 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呈现“中段高发、两端低发”的倒 V 形极化态势，并在1989 年达到峰值，以拐卖男童为主，其中被拐男童1 562人远多于女童 785人，男女性别比差距日益缩小（图 1）。不同时期的不同历史条件、打拐政策与执行力度，导致拐卖犯罪数存在较强的波动性，根据所涉及的被拐儿童数及发展趋势，大致可分为 4 个阶段。第 1 阶段为波动上升期（19781984 年），涉及被拐儿童 157 人，其中女童 80 人略高于男童 77 人。该时期为我国改革开放起步阶段，伴随着东部沿海地区经济走势的向好与人口的大规模迁移、流动，拐卖儿童犯罪现象较严重，经济发达地区生活水平富足，“买入”意愿增强，落后地区迫于生存压力急于“送出”，但基于买卖双方购买条件有限及严苛的户籍制度，尚未形成完整的拐卖儿童供需链，加之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滞后性，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处于波动上升阶段。第 2 阶段为振荡变化期（19852001 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猖獗，呈现急剧上升后波动下降的 趋 势，被 拐 儿 童 1 996 人，占 被 拐 儿 童 总 数 的83.77%，其中男童 1 365 人，女童 601 人，男女性别比差异显著。在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及“养儿防老”的双重压力下，许多家庭面临生育选择空间狭小、生男愿望强烈的矛盾，加之定罪量刑力度低，致使拐卖儿童犯罪活动激增，且多以拐卖男童为主。1989 年后，被拐儿童数整体有所回落，性别比差异缩小，可见 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 及 刑法 等政策、法规的修订必要且有效。第 3 阶段为平稳下降期（20022010 年），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呈逐年下降趋势，合计被拐儿童 203人，其中男童 111 人略高于女童 92 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开始转变，这一时期被拐儿童性别差异缩小，特别是“全民反拐”时代的到来和打拐 DNA 数据库的建立，使得拐卖儿童犯罪活动显著减少。第 4 阶段为极低消退期（20112020 年），拐卖儿童犯罪活动近乎绝迹，被拐儿童共 21 人，其中男童 10人，女童 11人。伴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的放开、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和收养政策的完善，以及一系列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法律法规的出台与惩处量刑力度的加大，拐卖犯罪活动蔓延之势得以遏制，进入极低消退期。2.2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拓扑特征2.2.1整体网络拓扑特征利用Ucinet软件对整体网络属性进行测度，由表2可知，19782020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总体规模波动缩小，特别是自 21世纪以来，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结构日趋疏松，联系强度和通达性总体降低，拐卖儿童犯罪现象逐渐淡化。具体而言，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的规模、联系强度与通达性表现出先增后降的趋势。从犯罪活动网络规模看，节点数和路径分别由 19781984年的 26 个和 77 条增至 19852001 年的 31 个和 272条，说明参与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地区数量与路径显著增加，网络复杂性集聚增强，网络密度与互惠性不高但始终保持增长态势；随后于 20112020年降至 18 个和 21 条，反映随着犯罪活动网络规模的整体下降，涉及省份持续减少，犯罪合作关系的覆盖范围得以控制，儿童贩运路径简单化，网络密度和网络互惠性持续降低，双向对流趋势减弱，网络结构分散化突出。从网络联系强度看，网络平均度与平均加权度由 19781984年的 2.962和 6.038持续增长，并在 19852001 年达到极值，分别为 8.774和 63.419，说明各省间不仅在联系数量上有所增加，在联系强度上也提升明显，提升了近 10倍；2001年以后，网络联系强度呈断崖式下滑态势，从侧面反映了打拐行动效果显著，拐卖儿童犯罪活动日趋减少。从网络通达性看，平均聚类系数呈先升高后下降的趋势，说图 119782020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时序变化特征Fig.1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ronological changes in the crime of child abduction and trafficking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2067浙 江 大 学 学 报（理学版）第 51 卷明网络节点经历了先集聚再分散的过程，平均路径长度呈波动变化，总体有扩大趋势，说明网络节点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网络通达性下降，各省间的联系难度加大，发生犯罪联系的可能性降低。2.2.2个体网络拓扑特征通过 Ucinet软件对各省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节点度进行统计，出度代表该省拐出儿童去向，即辐射范围，入度为该省拐入儿童来源地的数量，即集聚功能（表 3）。发现，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节点度高值区的核心由豫、闽等中东部地区向川、黔等西南地区转移，网络逐渐分化形成卖方和买方市场，犯罪区域特征显著，向卖方市场集中化、买方市场分散化趋势发展。4 个阶段拐卖儿童犯罪节点度前 5 位的省分别占 各 网 络 节 点 度 的 40.26%，29.60%，39.04%，50.00%，呈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表明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集聚态势显著，更少的省份占据更大的拐卖市场，网络控制力度不断增强。19781984年，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处于较低等级，节点度整体不高，排名前 5的有河南省、四川省、福建省、山东省、安徽省，主要集中在华北及中原地区，各省出入度相差悬殊，除四川省入度较低外，其余省均为入度高值区，山东为净拐入省，涉及省份高达 11个，集聚功能强大。19852001 年，参与拐卖儿童犯罪活动逐渐转向西南地区和福建省，各省出入度不平衡现象加剧。拐入集中度持续下降，表明犯罪扩散程度不断加强，其中贵州省、四川省沦为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主要拐出地，辐射范围广；福建省、河南省和山东省仍为儿童拐入的主要买方市场，集聚功能进一步增强。20022010 年，节点度排名前 5 的有四川省、贵州省、广东省、河南省、云南省，各省出入度差距有所缩小，河南省集聚能力有所下降，但仍为拐入儿童的高值区，四川、贵州、云南 3 省仍为主要拐出地。20112020 年，节点度整体缩小并降至最低，出入度差距不大，各省辐射范围与集聚功能总体呈低迷状态，案发率不断降低。2.3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联系的空间演化2.3.1空间分布将数据导入 ArcGIS软件，以自然间断法为划分标准，得到 19782020年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空间分布，如图 2所示。可知，拐卖儿童犯罪活动主要集聚于胡焕庸线东南部，以男童为主，收养男童偏好南方高于北方。从拐卖儿童数量看，儿童拐入、拐出热点区地方异质性特征显著。拐出地呈以西南地区为中心，向四周蔓延的态势。因经济发展水平、地形环境和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造成流出推力，其中贵州和表 219782020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整体属性统计特征Table 2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verall attributes of Chinas child trafficking crime network from 1978 to 2020统计特征网络规模网络联系强度网络通达性测度指标节点路径网络密度网络互惠性网络平均度平均加权度平均聚类系数平均路径长度19781984年26770.1180.0482.9626.0380.2252.36819852001年312720.2920.2588.77463.4190.4951.97020022010年281140.1510.1194.0717.2500.3382.69420112020年18210.06901.1671.1670.1251.731表 31978-2020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节点度排名前 5的省Table 3Top 5 provinces in China for the degree of criminal activities of child trafficking from 1978 to 2020排名1234519781984年省份河南四川福建山东安徽出度413102入度1121111719852001年省份河南山东福建四川贵州出度138101822入度23252113820022010年省份四川贵州广东河南云南出度14158714入度64910220112020年省份广东广西贵州江苏山东出度33311入度2222268王静，等：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基于寻亲成功案例的分析第 1期四川 2 省拐出儿童数最多，分别为 538 和 401 人；中东部地区处于拐出儿童中发区，除河南、湖北、湖南3 省外，福建省也有多个儿童被拐；东北、西北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犯罪分子目标受限、作案成本高昂，该区域作案活力相对较低，成为拐出儿童低发区。拐入地呈现以福建省、河南省、广东省为主的自东南地区向西北地区递减的分布态势。因人口流动、交通便利以及受传统“多子多福”观念的影响形成流入拉力，其中福建省拐入儿童数高达 643人次，非法拐入儿童现象最为严重；山东、江苏、安徽 3 省为拐入儿童中发区，其余省为低发区。从被拐卖儿童的性别看，男童为主要拐卖对象，南方拐卖男童高于北方，南北差异显著。受“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以及儿童收养和安置制度欠缺的影响，非法买卖男童的犯罪活动增多。从拐出地看，四川省、贵州省、重庆市及广东省的拐出男童数多于女童数，拐出男童占比 71.85%，其他省拐出儿童性别差异不明显，仅有辽宁省、上海市等极少数省市拐出女童数略高于男童。从拐入地看，福建省和广东省更偏爱男童，其中福建省的拐入男童数占拐入儿童数的 83.83%，买方市场巨大；相较于福建、广东 2省，华北及淮河下游地区拐入儿童性别差异不大，江苏、安徽等省拐入女童数超过男童，尤其是拐骗大龄女童成婚最为严重。2.3.2重心转移路径依托 ArcGIS 平台，运用标准差椭圆技术，对19782020 年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空间演化趋势进行动态可视化描述（图 3），得到标准差椭圆的长短轴之比，分析其重心转移路径、方向。从标准差椭圆重心看，拐出儿童犯罪活动空间分布格局重心转移路径为西南地区东南地区东部地区，呈现由东部地区向西南地区逆时针方向移动的趋势，且加速向西南地区转移；拐入儿童犯罪活动重心大多居于中东部地区，以东南向西南顺时针方向移动为主。总体上，两类犯罪活动空间分布格局不均衡，重心移动明显，拐出儿童比拐入儿童更加显著，波动幅度更大，拐出儿童犯罪活动趋向于我国西南地区，而拐入高值区多位于我国中东部地区。从标准差椭圆的面积看，拐出儿童椭圆面积先缩小后增大，拐入地的椭圆面积持续缩小，拐出地的椭圆长轴持续增长且长短轴比有所下降，表明拐出儿童犯罪活动空间分布集聚性和方向性增强，标准差椭圆向西南方向突出。从方位角看，拐出犯罪活动的空间分布偏移较大，而拐入偏移较小，说明拐出儿童犯罪活动空间分布格局的偏移程度比拐入明显。从椭 圆 的 旋 转 角 看，拐 出 儿 童 犯 罪 活 动 旋 转 角 为32.7543.68，整体呈上升趋势，旋转角第 2阶段最大，第 4 阶 段 最 小；拐 入 儿 童 犯 罪 活 动 旋 转 角 为31.3436.47，旋转幅度较小，总体表现为南北走图 219782020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空间分布Fig.2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ld abduction and trafficking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20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标准地图（审图号为 GS（2019）1825号）绘制，底图无修改。69浙 江 大 学 学 报（理学版）第 51 卷向，空间布局相对稳定。2.3.3贩运路径通过对拐卖儿童犯罪活动拐出地与拐入地的空间组对，构建 19782020 年中国拐卖儿童贩运路径，如图 4 所示。可知，贩运路径空间集聚性显著，重点路径起源于西南欠发达地区，进而流入东部沿海一带，由“数地高发”转向“全国频发”后大幅度缩减，跨省与省内贩运现象并存，拐入拐出双向对流趋势显著。19781984年，贩运路径以西南华南、西南华北长距离跨省贩运为主，共 78 条路径，涉及被拐儿童 157 人。常走贩运路线为四川山东、四川河南、四川安徽、四川福建、陕西河南。四川省、陕西省、重庆市为儿童拐出高发地，其中四川省被拐出儿童 57 人，因四川省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交通条件便利和人员流动频繁。河南省、福建省、山东省为儿童拐入高发地，其中河南省以背靠华北、侧临西北的独特地理位置，跃升为拐入儿童第一大省，合计拐入 40 人，不仅有来自重庆、四川等西 南 地 区 的 儿 童，还 有 来 自 西 北 和 东 北 地 区 的儿童。19852001 年，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由数地高发转向全国频发，跨省贩运与省内贩运并存，且跨省路径激增，共 272 条，涉及被拐儿童 1 966 人。常走贩运路线为贵州福建、四川河北、四川福建、贵州河南、云南福建等，其中贵州福建这一路径最为严重，涉及被拐儿童高达 243 人。儿童拐出自四川省蔓延至贵州、云南 2省，被拐儿童占全国被拐儿童总数的 50.46%，其中贵州为儿童拐出第一大省，拐出儿童 494 人；拐入地多聚焦于福建省、河南省、河北省，儿童拐入第一大省转为福建省，拐入儿童占总拐入数的 29.6%。此外，广东、福建、河南3省的省内贩运人数也较高。20022010 年，中国拐卖儿童现象逐渐回落，网络规模缩减，典型拐出拐入高发地呈现双向对流现象，常走贩运路线明显减少，共 114 条，涉及被拐儿童 203 人。贩运路径为广东广东、贵州福建、湖南广东、云南福建、四川福建等。云南省、贵州省和四川省为主要拐出地，在大量儿童被拐出的同时，出现少量拐入路径，其中，四川省拐入源为河南省、安徽省，贵州省拐入源为福建、江苏 2省，云南省拐入源为与其毗邻的贵州省。广东、福建、河南 3省为主要拐入地，广东作为拐入儿童第一大省，也向广西、山东和福建等省输出被拐儿童。20112020 年，贩运路径大幅度缩减且更加清晰，多以长距离跨省贩运为主，省内自流现象减少，共产生 21 条路径，涉及被拐儿童 21 人。常走贩运路线有云南山西、贵州江苏、江西湖南、河南福建。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省还存在少量拐出儿童现象，湖南省、福建省、安徽省和陕西省成为儿童净拐入地。这一阶段地区经济发展差异不再是影响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主导因素，多数发达地区也同时存在儿童拐入、拐出现象。2.4贩运社团与区域效应基于 Louvain 社区发现法，提取 19782020 年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社团结构（图 5），共发现 4 个以滇-粤-桂-冀贩运社团为主导的犯罪社团，其模块度 Q 为 0.326，社团划分较为明显，且各社团呈现较明显的地理相近性与跳跃性，具有地理邻近性的省间儿童贩运活动占主流，具体如下：图 319782020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重心转移路径Fig.3Map of the shift of the focus of Chinas criminal activities of child abduction and trafficking from 1978 to 2020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标准地图（审图号为 GS（2019）1825号）绘制，底图无修改。70王静，等：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时空演变及形成机制基于寻亲成功案例的分析第 1期社团 1 呈团块状分布，是整个网络中贩运规模最大，蔓延范围最广的主导性社团，其成员有云南、广东、广西、河北、江苏等 13 省，社团内部贩运儿童498人，网络密度达 0.519，网络互惠性为 0.236，表明各成员之间往来频繁且双向联系紧密，整体凝聚性较强。广东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为拐出儿童高发地，占比为 65.06%，广东省、河北省、江苏省、安徽省为拐入儿童高发地，占比为 75.10%；另外，该社团与其他社团间的联系较弱，多以拐出为主，目的地集中于福建省、河南省、山东省，占比高达82.28%。社团 2 由河南、陕西、甘肃、天津等 8 省组成，在空间上呈连片条状分布，社团内部贩运儿童 174人，网络密度为 0.411，网络互惠性为 0.231，网络联系强度较社团 1薄弱。陕西、河南 2 省为主要拐入地，其中河南省拐入儿童数占社团内部拐入儿童总数的79.31%，来源地除了与其地理相邻近的陕西省外，还存在较强的省内贩运现象，占比为 48.55%。另外，该社团外部联系主要以拐入为主，涉及范围广，多源于贵州、云南、四川、河北等省。社团 3 由四川、山东、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吉林和西藏 7 省组成，空间分布零散且跳跃性强，社团内部贩运儿童 94 人，网络密度为 0.429，网络互惠性为 0.20，网络内部双向联系较稀疏，内部贩运多集中于四川、山东 2 省，其中四川省拐出儿童数占该社团内部拐出儿童总数的 61.70%；与外部联系以儿童拐出为主，贩运至社团外的儿童高达 359人，为典型的拐出社团，并呈以四川省为核心的“一源多发”态势。社团 4 以贵州省、福建省为核心，还包括邻省江西。该社团内部联系紧密，网络密度和网络互惠性较高，社团内贩卖儿童 373 人，其中贵州、福建2 省间贩卖比例高达 89.81%，在与外部联系方面，福建省加权度最大，集聚能力较强，来源省主要有四川省、云南省、重庆市；贵州省辐射范围广阔，目的地省主要有河南省、广东省、河北省、山东省。图 419782020年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网络路径Fig.4The network path of child trafficking in China from 1978 to 202071浙 江 大 学 学 报（理学版）第 51 卷3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的形成机制从时空复杂性看，中国拐卖儿童犯罪活动关系的外在表现是区域的演化与互动，体现了多层次、多维度的集合关系，结合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