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进程中“弱有众扶”的社会救助主体联动机制研究.pdf

第23卷第1期2024年3月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Vol.23 No.1Mar.2024李波：适老化社区建设图景与未来展望李波：适老化社区建设图景与未来展望共同富裕进程中“弱有众扶”的社会救助主体联动机制研究祝建华，胡梦甜（浙江工业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3）摘要：依托浙江省社会救助联合体建设实践，讨论共同富裕进程中“弱有众扶”的社会救助主体联动机制建设需要解决的关系嵌合性、结构嵌合性、认知嵌合性等三个关键问题，由此延伸出开放共治空间、构建立体网络、营造认知环境等三个必要条件。在此基础上，通过主动的政府、积极的社会、有效的平台这三个具体嵌合路径健全时空嵌合机制平衡主体关系加强关系嵌合，深化技术嵌合机制优化结构网络巩固结构嵌合，打造理念嵌合机制提升共富认知深化认知嵌合。关键词：助联体；嵌合式治理；主体联动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4303（2024）01-0001-10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共同富裕取得新成效，要在弱有所扶上持续用力，要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但从现实实践上看，目前社会救助依然存在服务对象有待扩展、救助服务能力有待提升、救助主体协同程度有待加深、救助服务的可得情况有待优化等问题。“弱有所扶”还需要进一步在参与主体和资源链接层面进一步延伸，做到“弱有众扶”，以期更好地响应共同富裕的号召。而“弱有众扶”的前提是解决“众”，也就是救助主体的联动问题。如何实现多元主体的整体智治，发挥其最大合力不仅是社会救助的痛点，也是公共管理的传统难题。近年来，浙江在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持续开展“大救助”体系改革以及县域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后简称“助联体”）建设，试图打破救助主体间在数据协同、政策衔接等方面存在的壁垒，加强整合力度。由于各区县区位条件的不同，从中衍生出了各具特色的助联体建设方式与主体联动机制，这一机制背后的理论动因是什么？具体通过什么样的路径来实现联动的功能？因此，本研究试图依托嵌合式治理理论，聚焦助联体这一社会救助的重要载体，分析共同富裕进程中“弱有众扶”的社会救助主体联动机制建设，厘清彼此之间的关系，形成综合帮扶的救助格局。一、“弱有众扶”：从单线联动到多向嵌合关于主体的概念与内涵丰富多样，此处讨论的社会救助主体主要指参与主体。社会救助主体联动的问题是社会救助从单一的低保救助向以基本生活救助为基础，专项社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分层分类大救助制度体系转型过程中一直存在的核心问题。（一）单中心联动1.救助体系基本建立前：“民政中心”式多部门单线联动。改革开放前，物质匮乏、百废待兴，社会救助的参与主体主要也只能是政府，更具体来说是当时的各级民政部门和民政工作者。改革开放之后的35年间，社会高速发展，随着相关社收稿日期：2023-12-08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SH055）作者简介：祝建华（1978），男，湖北武汉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贫困与社会救助、风险治理与保障。祝建华，等：共同富裕进程中“弱有众扶”的社会救助主体联动机制研究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会建设的完善，各项专项救助制度逐渐确立，教育、医疗、住房等承担部分救助任务的救助部门也成为了社会救助的参与主体。多部门参与社会救助的情况，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较为复杂的主体联动问题。但由于各项专项制度在最初主要覆盖低保对象，在导致“低保捆绑”的同时，也在主体联动时倾向于“民政中心”。相对低保制度，此时的专项救助更类似一种长期固定项目。相对民政部门，其他救助部门更类似承接任务的发包对象。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多部门的联动问题。2.救助体系基本建立后：“政府中心”式多主体单线联动。进入新时代后，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于2014年颁布，我国“8+1”社会救助体系基本建立。专项救助部门责任更为清晰。但多部门主体联动方式却没有多大改变，这导致碎片化问题逐渐突出，各自为政、救助叠加、低保的“门槛效应”“福利捆绑”等弊端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而社会力量的参与又带来了政社关系碎片化的问题。社会力量在进入之初与最初的专项救助有着相似，多以项目制存在。这些社会力量不仅承接民政的救助任务，也承接其他专项救助的任务。而社会力量的主体地位以及承担的主体责任并非具体承接项目的组织或个人所拥有，这就使得其无法被近似地看作一个部门。于是此时“民政中心”式多部门单线联动逐渐转向“政府中心”式多主体单线联动。3.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众帮共助”式多主体网络联动。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后，我国反贫困任务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单线联动模式容易导致线程外的其他力量被边缘化，难以形成合力。该模式下，社会力量参与程度始终有限，其他救助部门的功能也难以很好发挥，参与的重心仍然在民政部门。这也给民政部门带来了较大压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给予了社会救助更大的使命。共同富裕的最终理想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决定了社会救助水平要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升，体现发展的充分性。民政部门的救助标准不断提升，回应了共同富裕的需求。但是不是一味地提升标准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答案很显然是否定的。社会救助工作最终需要人来落实，共同富裕背景下“主动发现”“分层分类”“智慧救助”“志智双扶”“高效治理”“尽力而为”等原则的提出，对社会救助参与主体在队伍规模、业务范围、网络素养、服务时效、规范架构、资源保障上都做出了要求，这无疑对主体联动模式提出挑战。有较多地区尝试建立“众帮共助”式多主体网络联动，但存在主体参与能力有限、网络结构不够稳定、联动力度不够等问题，建立相对稳定的联动关系成为共识。（二）多主体嵌合嵌合式治理是我国学者在西方经济学领域嵌入理论的基础上，融合学界讨论国家与社会关系所采用的互嵌概念，在近期提出的本土化治理理念。嵌入理论最初由波兰尼提出，他认为“市场必须嵌入于社会中”1，之后格兰诺维特进一步将嵌入划分为注重行动者之间双向关系的“关系嵌入性”，注重网络整体性以及行动者在网络中功能的“结构嵌入性”2。沙朗佐金和保罗迪马乔对“嵌入”进一步细分，提出认知嵌入性、文化嵌入性、结构嵌入性与政治嵌入性，其中认知嵌入性是指个体在进行行为选择时会受到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群体认知、思维以及社会认知的影响，并受其引导和限制3。不同于西方学者聚焦讨论单一主体的单向嵌入关系，我国学者结合我国实情，对多元主体的双向嵌入、互相嵌入进行研究，也有学者将这种关系称为“嵌套”4。同时，不同于西方学者更聚焦于讨论经济与社会间的关系，我国学者将嵌入式治理融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研究，尤其是聚焦于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研究，讨论社会组织、基层自治组织等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党建统领也可以算是一种嵌入式治理。近几年，随着“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有学者在嵌入、嵌套的基础上提出嵌合的概念。从字面上理解，嵌合在强调“嵌”的同时强调“嵌入”网络中对象的深入合作。有学者认为“嵌入”理论强调的“嵌”，在实际政社合作中往往被异化为一种行政式的嵌入，造成了社区行政化、街道边缘化、社会组织依附化等结果，这些都不利于共同体的形成。因此，学者提出“嵌合”的概念，旨在更好地回应构建相对稳定的多元立体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问题。王思斌为嵌合做定义，认为“嵌合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嵌入或互嵌之后，结合成新的嵌合体，能较好地合作、协同、整合和一体化行动的现象。即“嵌合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嵌入或互嵌之后，结合成新的嵌合体，能较好地合作、协同、2祝建华，等：共同富裕进程中“弱有众扶”的社会救助主体联动机制研究第1期整合和一体化行动的现象5。康雯嘉对嵌合式治理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认为嵌合关系的建立要满足国家主动让渡社会空间与主导链接、社会主体治理与服务的专业性、嵌入性主体的自带资源与社会资本、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主动依附等条件6。（三）单中心+嵌合体综合对我国社会救助联动的回顾与社会治理嵌合体建设的讨论，本研究认为，可以在保留“单中心”的同时建设平等协同的嵌合体，助力构建“弱有众扶”格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主要有几个核心问题需要解决，如图1所示。嵌合分析必要条件嵌合路径嵌合效果关系嵌合结构嵌合认知嵌合开放共治空间构建立体网络营造认知环境主动的政府积极的社会有效的平台构建开放参与的救助生态健全高效有序的帮扶网络营造均等可及的优享场景图1社会救助主体嵌合性分析框架图其一，关系的嵌合性问题。这主要指单中心与嵌合体间的关系嵌合。各个救助主体如何嵌合，是政府独自承担还是各个主体协同推进？很显然，要通过政府主动让渡部分救助空间来构建开放参与的救助生态。“社会救助不再是民政一家的事情”，而是需要重塑救助主体的结构性关系，让民政、教育、医疗、住建、人社、应急等各个部门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在救助功能发挥上真正实现结构性重组。积极鼓励引导救助对象自身也参与到“众帮共助”的过程中来，增强民众主动参与积极性，各自承担不同的功能，发挥不同的作用，形成去中心化的嵌合体。同时，政府保留领导权责，承担起引导嵌合体的“单中心”作用。这是关系层面的嵌合。其二，结构的嵌合性问题。主要讨论嵌合体内部的结构嵌合。各个主体彼此之间如何通过数据、事项协同起来，形成一个有层次、有类别，彼此功能互补的有序结构的整体。要提升救助主体的能力以健全高效有序的帮扶网络。发挥助联体横向互联、纵向贯通的作用，集结党政群团、救助部门、乡镇（村社）、社会力量、智力支持等五类共同体力量，实现技术、业务、救助主体、基层队伍、资源等各类救助支撑体系的结构性强化，使得分散的资源走向集成，各个部门的权力关系和各类资源在助联体中实现功能整合。这是结构层面的嵌合。其三，认知的嵌合性问题。也是整个“单中心+嵌合体”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嵌合。这里的认知嵌合性，主要是发挥助联体实体的辐射作用以营造均等可及的优享场景，以防止非核心行动者的救助主体被边缘化，也期望以此唤醒困难家庭的自主自觉。服务的可及性与可得性的统一是帮扶落到实处的关键。可及性是站在救助供方角度为困难家庭提供帮扶，但从需方来讲不一定可得。供方提供了帮扶，但不是每一个最需要帮扶的困难家庭都能得到这些帮扶，这就是服务的“可得性”没有实现。同时在进行“弱有众扶”服务优享场景打造时，特别要关注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公平正义问题，不仅要关注脆弱群体内部的服务供给均等性问题，也要关注现有的对脆弱群体开展的倾斜性优享服务是否会对正常的按劳分配模式造成影响，这都不利于良好救助文化的形成。这是认知层面的嵌合。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单中心+嵌合体”主体联动机制的基础目前正处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转型关键时期，愈发规范、智慧、共享、开放、协调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为社会救助的转型升级提供了良好契机。随着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浙江省已初步具备建设“单中心+嵌合体”的“弱有众扶”的社会救助主体联动机制的条件。（一）良好的政策契机和改革环境奠定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民生工作思路。2014年2月，国务院颁布了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自2014年5月1日起施行。办法 是我国第一部统筹各类社会救助制度的行政法规，并形成了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在内的“8+1”社会救助制度体系。办法 第十章就提出“国家鼓励单位和个人等社会力量通过捐赠、设立帮扶项目、创办服务机构、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社会救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决定 明确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这是对社会治理规律认识的深化与拓展，也为新时代探索建设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提供了指引。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在民政领域取得诸多成效，如开展办事事项“八统一”标准化梳理工作，打造“一 3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窗综合受理、内部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的集成化审批服务等等。（二）新兴的科技条件和数字力量赋能主体联动探索工作当前，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救助资源整合提供了条件和机会，数据、主体和事项要素的系统集成是智慧救助的核心驱动力7。以云计算、大数据、智慧城市等新兴技术和业态为支撑，推动信息化建设在社会救助各个领域广泛应用，特别在跨部门、多层次的核对信息平台建设上，实现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信息核对的业务协同，实现救助信息纵向无缝衔接、横向全面覆盖，业务互联互通、数据实时共享的社会救助综合信息系统的全面建立，从而大幅度提高救助管理效率，促进社会救助管理的转型升级8。浙江省作为创新强省，全面实施科技新政。近些年浙江省通过大数据来建设包括社会救助数据库、若干专项救助业务系统、核对和调查系统、需求和政策发布系统及管控系统等在内的大救助信息平台，全面提升贫困精准治理水平。例如杭州市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建设“城市大脑”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些良好的技术条件为主体联动机制的建设创造了机会，推动救助工作迈向更精准、更高效的阶段。（三）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助联体的救助文化发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3月就民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各级民政部门要更好履行基本民生保障、基层社会治理、基本社会服务等职责。如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瞄准“首创首位”定位，探索具有上城特色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治理体系，全方位多维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社会治理上城品牌。浙江省各地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探索实践，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以引导、鼓励各类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推动形成党的领导有力、多元主体参与、政社良性互动、活力竞相迸发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这一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念与主体联动的文化理念相契合，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有助于在乡镇街道、村社整合多元参与主体，推动“精准、高效、智慧、温暖”的良好救助文化氛围的形成。（四）社会组织和公益慈善的发展促进社会力量共同体形成社会组织尤其是公益慈善组织是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在社会救助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弥补政府救助的不足和缺陷。近些年中国的社会组织数量在不断发展，截至2022年底，全国共有89.1万个社会组织，各地社区社会组织超过175万个。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上城区聚集发展、培育、服务、治理全环节，通过制度创新、监管护航、数字赋能，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提质增效，助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截至2022年9月，共有各类社会组织5 223家，省市品牌社会组织和品牌项目34个，省市领军人才17人，先后被评为全国首批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全省首批“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综合改革观察点”等。全区社会组织党建全覆盖，社会组织综合党委兜底社会组织 120 余家，培育打造“湖滨晴雨”等8个省市级公益类社区社会组织党建示范点。各地通过培育本土社会组织和慈善力量，一方面有助于壮大社会力量资源统筹更加多元化、专业化的救助资源，另一方面打造本土化社会组织品牌有利于社会组织的长效发展，探索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过程还能够提升社会组织的能力，为社会力量共同体建设创造更多机会。（五）各部门合力推进塑造公共服务“七优享”民生场景浙江正在推行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大力推进公共服务普惠均等可及，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实现“两个先行”提供有力支撑。杭州市印发杭州市公共服务“七优享”工程实施方案（20232027年），向各地政府及6个市级牵头部门发放责任书。在“幼有善育”方面，进一步强化生育养育健康服务；在“学有优教”方面，加强资源有效供给；在“劳有所得”方面，加强培育新时代“名城工匠”；在“病有良医”方面，高水平推进健康杭州建设；在“老有康养”方面，实施全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在“住有宜居”方面，坚持“房住不炒”定位；在“弱有众扶”方面，按照综合改革试点目标要求，率先在浙江省建成城乡统筹、分层分类、精准高效的新时代社会救助体系。民生领域的共同发展，势必有利于“1+12”的良好局面的形成。4祝建华，等：共同富裕进程中“弱有众扶”的社会救助主体联动机制研究第1期三、一个初步的尝试：浙江省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建设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背景下，浙江制定 “弱有众扶”社会救助综合改革试点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指出要推进区、县（市）级救助服务联合体建设，加强政府、基层自治组织、社会力量等参与救助资源的整合联动，打造救助服务的实体化运作机构，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联合帮扶体系。从这几年社会救助的发展来看，浙江省“助联体”建设在实际运行中取得了较大实效，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一）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助联体建设浙江较早开始了“大救助”体系改革。2020年前后，在线上进行“浙里救”浙江省大救助信息系统建设的同时，尝试开始在线下打造社会救助实体阵地，推动“大数据”和“铁脚板”的协同。浙江省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简称助联体，是在县（市、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由民政部门牵头，横向联动社会救助职能部门、特殊群体救助单位、惠民补贴相关单位、服务类社会力量，纵向贯穿县（市、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搭建救助服务网络（中心、站、点），集救助帮扶力量汇聚、资源统筹、队伍培育、场景体验、窗口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实体化运营平台。社会救助联席会议是助联体的实际领导组织。调研中发现，一些地方在此基础上有一些提升，例如，宁波市海曙区将区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升格为由区长任组长、常务副区长及分管副区长为双副组长的区社会救助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部署救助工作，进一步加强了社会救助联动工作机制。为推进全省助联体建设进程，浙江于2022年出台 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建设指导意见(试行)，指导各地规范开展“助联体”创建，全省统一“助联体”LOGO和标语。截至2023年9月，人均低保标准达1 123元/月，特困供养标准达1 827元/月。县级“助联体”覆盖率达93.3%，协同26个部门单位，联动2 326家社会组织，撬动3 100多家爱心企业共同参与，解决困难群众服务需求31.8万个。困难群众医疗费用综合保障率达到86.19%。“残疾人之家”覆盖率达到99%，新增残疾人就业5 920人。“善居工程”改善困难家庭居住环境4 349户。“弱有众扶”工程成效显著。2023年，浙江拟制定 浙江省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建设和运行工作指南（征求意见稿）以期进一步加强“助联体”规范化建设和运行。部分助联体主体分工情况如表1所示。表1助联体相关主体职责分工（部分）民政（牵头）教育人力社保住建医保应急管理退役军人事务残联总工会团委妇联红十字会电视广播交通运输司法牵头召开救助部门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全局工作，为社会力量、基层组织提供帮扶支持，推动助联体顺利运行。监督考核助联体工作。同时承担低保、特困帮扶等部分救助任务优化制度建设；承接教育救助工作；通报工作进展；信息更新优化制度建设；承接就业救助工作；通报工作进展；信息更新优化制度建设；承接住房救助工作；通报工作进展；信息更新优化制度建设；承接医疗救助工作；通报工作进展；信息更新优化制度建设；承接急难救助工作；通报工作进展；信息更新做好重点对象救助帮扶工作；相关信息共享与更新做好残疾人救助帮扶工作；帮扶残疾人就业等；信息共享与更新发动工会力量；协助开展就业救助与帮扶工作；信息共享与更新发动志愿者力量；协助帮扶困境青少年；信息共享与更新协助帮扶困境妇女儿童，信息共享与更新协助帮扶重点人群；信息共享与更新落实“一件事”集成改革，提供电视广播优惠落实“一件事”集成改革，提供公共交通优惠落实“一件事”集成改革，提供法律援助优惠救助部门共同体救助部门共同体单位名称职责分工共同体 5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电力供水燃气移动电信联通乡镇（街道）助联体（牵头）村（社区）助联体联络点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便民平台社会组织爱心企业慈善总会督导、智库落实“一件事”集成改革，提供用电优惠落实“一件事”集成改革，提供用水优惠落实“一件事”集成改革，提供用气优惠落实“一件事”集成改革，提供套餐优惠落实“一件事”集成改革，提供套餐优惠落实“一件事”集成改革，提供套餐优惠整合所辖社区基层党组织、业委会、物业公司、下辖社会组织等集体力量、村社干部、志愿者、乡绅乡贤、居民等个体资源。参与培训；开展救助情况通报会，交流分享典型案例梳理可利用资源，招募爱心人士，组建村社困难群众救助帮扶小组。参与救助事项，家计调查、探访关爱、帮扶支持，定期收集救助需求，上传平台；开展宣传；参与培训等引导公益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工作；培育孵化社会组织；统筹协调全区服务类相关资源链接社会力量与救助部门的特殊地位，助联体重要载体，统筹村助联体联络点根据组织类型，参与项目承接与质量评估根据企业类型，提供一般性服务协助社会组织、爱心企业开展活动提供指导、开展培训、协助归档、参与评估等救助部门共同体社会力量共同体单位名称职责分工共同体（二）政府主导开放共治空间关系嵌合的核心是党委政府主动作为，自上而下破局单线联动模式，以制度形式发挥好单中心作用。早期表现为上级领导重视，如2020年8月浙江省台州市三门县联合帮扶中心在当地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成立，成为浙江省内较早建设的助联体，也是浙江省内少有的正科级助联体。在救助联席会议成立后则表现为发挥联席会议作用。这里以杭州市上城区为例，主要阐释联席会议作用的发挥。杭州市上城区首先聚集以民政部门为主导的社会救助职能部门，上城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上城区残联等承担部分特殊群体救助职责的部门，以及与大救助信息系统实现信息互联、参与困难群众救助“一件事”集成改革的相关部门共22家单位形成助联体决策核心，以联席会议的方式以制度集聚这部分主体力量。在成立后，社会救助联席会议发布了成员单位的职责任务分工，建立了协助配合机制。构建了“上城区助联体 十二行动 工作机制”，如表2所示。之后，以联席会议成员为代表的决策核心着手让渡救助空间，让更多主体参与社会救助。上城区政府不仅出台相应文件在制度环境上赋予相关主体参与社会救助的合理性，还主动邀请相关主体加入助联体。充分发挥社会救助联席会议统筹协调作用，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公益慈善组织等多方力量，以政策衔接、业务协同、数据共享、购买服务等方式入驻，建立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机制，切实提升救助合力。如负责部门邀请与自身业务相契合的枢纽型社会组织与爱心企业共同开展民情直达服务的“七彩联动”项目，在链接时寻找责任心强、专业性强的合作伙伴也是上城区助联体实现嵌合的关键。表2杭州市上城区助联体“十二行动”工作机制12345678团区委公安分局卫健局人社局应急管理局红十字会教育局退役军人事务局做好困难青少年和外来务工人员子弟学生的救助，开展以志愿服务为主体的社会互助关心关爱活动加大社会救助对象反诈骗宣传，通过培训、讲座、张贴海报等形式，组织弱势群体进行“反诈防骗”宣传利用助联体开展疾病应急救助工作，做好涉及社会救助对象的孕产妇和儿童保健、精神疾病等政策宣传对困难家庭中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并处于失业状态的成员，提供就业救助和就业培训扶持利用国家减灾日开展自然灾害救助宣传，做好社会救助对象提升防灾、救灾等日常生活基本救助常识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以多种形式开展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培训普及加强教育救助与低保等社会救助制度的衔接，利用暑假组织困难学生参加公益活动、专业提升培训等政策扶持利用八一建军节，加大对困难军人关心关爱，组织社会力量加强对军人社会救助政策与优抚政策的宣传月份负责部门服务简介表1（续）6祝建华，等：共同富裕进程中“弱有众扶”的社会救助主体联动机制研究第1期9101112慈善总会妇联民政局总工会依托中华慈善日，组织慈善一日捐、义卖、“尚小二”等形式，大力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依托助联体开展受家暴妇女维权工作，协助困境妇女完成微心愿组织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协调党工委落实困难对象送温暖，做好流浪乞讨、外来困难人员的个案救助指导工会开展困难职工慰问，在就业技能培训、医疗互助、助学、一线职工疗休养等方面给予重点帮扶月份负责部门服务简介（三）社会参与构建立体网络在助联体具体执行阶段，不同救助主体合作进行服务供给时，也会涉及到参与模式选择问题。助联体内部进行协同参与的模式可参考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几种模式，归为项目合作模式、“1+X”模式，以及“四位一体”政府社会协作模式。其中项目合作模式更偏向于上述“外部指导型”或是“行政主导型”模式，通常有着明确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助联体发展初期，更多偏向于这种模式。“1+X”模式，虽也有明显的主导方如救助部门，但更多发挥方向引导、统筹协调的功能，在该模式下助联体主体有着较强的自主权，对救助主体的能力提出一定要求，通常在“1”和“X”之间存在着一些枢纽性的中间组织或是中间平台作为载体，用于集中“X”的力量。这种模式接近于“自我启动型”与“合作治理型”9。第三种是“四位一体”政府社会协作模式，在这一协作模式下，救助部门与社会力量几乎处于平等协商的情况，甚至有些项目可能直接由社会力量进行主导，救助部门起辅助作用。总体来说，这三个模式可以说是一个“部门不断向后，社会不断向前”的过程，但具体选择哪一个模式仍然要以具体事务的具体情况来考虑。以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社会救助工作卓有成效的杭州市富阳区为例来进行分析。杭州市富阳区结合地区区位条件，在助联体建设与服务时，灵活选用上述三种结构嵌合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1.项目参与模式授权常规事项。项目参与模式是相对较为基础的一类协同治理模式，在一些流程清晰、任务明确、经验丰富的项目上，富阳区倾向选择项目参与模式来实现目的。如引入社会力量开展社会救助家境调查服务对在册社会救助对象的家庭进行复核动态管理。通常由民政部门先制定好家计调查表格、入户流程及规范，确定好入户名单。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利用社会组织的专业优势，入户前对救助对象家庭的收入、刚性支出等基本信息进行搜集，再深入到救助对象家中核实家庭成员健康状况、收入情况等，通过专业化核查服务，确保申请信息真实，有效保证核查质量，增强社会公信力。再比如引入社会力量开展探访关爱服务。同样先由富阳区民政部门确定好救助对象，再与相应社会力量合作，了解救助对象家庭近期生活状况，需求摸排，以及排除潜在安全隐患，同时，提供精神慰藉、心理疏导、能力提升和社会融入相结合的关爱服务。也比如幸福清单送达，将各类救助资金明细送到群众手中，使群众了解救助情况，扩大民政工作的监督范围。2.“1+X”模式商讨特殊事项。在一些富阳区自身仅有初步想法，但具体如何开展尚不明确，需要借助多方合力来共同参与的项目上，发挥助联体优势使用“1+X”模式来解决问题。在该模式下，项目或事项从最初启动、规划，到执行、监控、收尾、变更等全过程都会有社会力量的深度参与。善居工程是其中一个典型案例，首先是富阳区根据相关文件精神以及实践中确实发现的问题，有了开展“探索困难家庭善居模式”的初步想法。而开展这一项目不仅需要搜集民众具体需求，还包括后期房屋的具体改造，项目难度大，专业要求高，急需寻求外界合作。在区内未找到合适合作对象的情况下，富阳区扩大寻找范围到杭州市以至浙江省，最终与浙江省如家社会工作综合服务中心（后简称“如家”）形成合作。如家成立于2016年4月，是省级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承接入户调查、特殊人群评估、满意度调查、社会组织评估等工作上，具有丰富的项目实践经验。同时，与浙江工业大学建立合作，为项目寻求理论指导。最终，开设“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项目，该项目由如家进行承接，与浙江工业大学共同执行。3.“四位一体”政社协作模式创新事项。除去 杭州市富阳区民政局于2023年11月获得“浙江省社会救助工作成绩突出集体”，见浙江省民政厅网站，关于浙江省社会救助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拟表扬对象名单的公示，https:/ 361.5万元，受助困难群众1.58万人次。计划到2025年底，由慈善总会牵头，基本建成以社会救助联合体为核心载体，以工作协作、信息互通、引导培育、专业服务、专题活动、激励扶持等为驱动机制，以住房“善居工程”、教育“善学工程”、医疗“善医工程”、就业“善业工程”、敬老“善养工程”、心理“善解工程”、心愿“善领工程”、综合“善助工程”等为特色工程的“168”政府救助与慈善帮扶有效衔接制度。其中综合“善助工程”其项目性较弱，灵活性较强，以对接慈善资源、弘扬慈善文化、培养慈善人才为切入点，鼓励慈善公益捐赠，培育“救在身边”品牌，形成慈善帮扶综合资源库，精准对接困难群众“急难愁盼”需求，鼓励引导有能力的困难群众在缓解自身困境后，发挥个人优势，以帮扶者身份参与到帮扶项目之中，反哺社会、实现助人自助。两年来已有2 154名困难群众受益。认知嵌合的关键是形成共识，找到不同救助主体在对象需求上的共识，在统一的工程大类下再细分具体项目，以此对救助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和个性化救助，将有效提升救助工作的实际成效10。在打通慈善和救助的共通点后，下一步需要找到“大民政”体系下的救助、保险、福利、优抚等制度间的共通服务，统筹规划、协作执行，减少重复探访、重复装修等情况，提升资源的使用效率。四、“弱有众扶”的主体联动机制的进一步健全完善“单中心+嵌合体”基本建立后，需要进一步健全时空嵌合机制加强关系嵌入性、优化技术嵌合机制巩固结构嵌入性、打造理念嵌合的机制深化认知嵌入性。接下来，可能考虑将更多主体嵌合入救助体系中去，不仅是从救助扩展到民政、社会治理领域，在嵌合条件充分、嵌合机制牢固的情况下，未来从社会领域的嵌合迈向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更多领域的嵌合也未尝不可。而在满足条件与巩固机制时需要特别注意党建统领以及技术嵌合在其中发挥的独特作用。（一）进一步强化时空嵌合机制平衡主体关系在区、街道、社区三级建设圈层式立体帮扶，有助于让助联体的关系嵌合更加牢固。以杭州市上城区助联体建设为例，首先是空间上，上城区助联体在三级分别借助现有场地打造实体阵地。其中区级借助区社会组织中心建设，街道级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建设，社区级助联体服务站融入幸福邻里坊社工站建设。在确立阵地后，围绕各级助联体阵地，嵌合养老、儿童、残联、党建、慈善、社区治理等相关阵地，共同开展活动，在实际上发挥“助联体+”的功效，落实“大民政”的理念。多个阵地连点成面，有助于让每一个阵地都能够发挥出“近邻+”大于一的效果，使得“15分钟救助圈”成为可能。之后，可进一步拓宽嵌合领域，聚力更多主体，如联动银行嵌合经济领域、联动科协开展科普嵌合文化领域、联动环保部门嵌合生态领域等，使“大民政”进一步扩展到“大民生”。除了空 8祝建华，等：共同富裕进程中“弱有众扶”的社会救助主体联动机制研究第1期间上的嵌合，各嵌合主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提前制定计划，做好排班，如表3所示，杭州市上城区“七彩联动”项目服务依托部门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定期入驻助联体“同心圆”办公室，开展“一日一联”民情直达服务，一周七天，每天都有不同部门入驻。不仅如此，上城区“十二行动”工作机制，为十二个部门划分责任月，在责任月内要设置不同主题进行具体服务。在三级时空嵌合机制下，上城区汇集形成了7类92项服务清单，联动社会力量开展个性化服务150项，惠及群众3万余人次。轮流排班的形式有助于为参与主体减负，也有助于减少重复救助和遗漏的情况。表3杭州市上城区助联体“七彩联动”项目星期一二三四五六日负责部门残联司法局妇联人社局教育局慈善总会民政局社会组织杭州市上城区弯湾托管中心杭州市上城区尚法教育服务中心杭州市上城区雅歌婚姻家庭咨询中心杭州市上城区智谷人力资源协会上城区青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上城区少不了帮帮团杭州高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内容残疾人帮扶法律咨询受家暴妇女维权、微心愿认领就业能力培训儿童工作、微心愿认领便民服务老年手机维修、适老化服务（二）深化技术嵌合机制优化网络结构实现主体联动的关键还在于业务数据以及工作事项的协同嵌合，深化智慧救助，实现救助数据与救助事项的统筹。工作方式的迭代升级有利于优化救助网络，巩固结构嵌合。以嘉兴市平湖市困难群众精准画像数字化应用场景为例，该应用依托多跨信息数据底座加持，构建困难群体“五型三色”模型，精准实施分层分类救助帮扶。截至2023年4月，该场景已有全市4 017户8 374人的“户画像”，归集全市服务项目35个，帮扶建议匹配率达87.1%。平湖以技术嵌合倒逼救助主体深化联动，梳理协同部门28家建立指标体系36项，实现公安、住建部门户籍信息、公积金贷款情况信息、残疾人信息查询等22个数据接口、161个数据项的互联互通。除使用信息技术之外，杭州上城区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公益慈善组织等多方力量以政策衔接、业务协同、数据共享、购买服务等方式入驻助联体，建立助联体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机制。汇集政府救助政策和各成员单位帮扶政策，加强线上线下政策宣传。鼓励更多社会资源投入社会救助领域。加快建立社会救助政策、物资、技术服务、专业人才、志愿服务、技术培训、创业就业信息库，有效统筹救助资源。同时建立常态化帮扶主体交流培训体制，提高救助队伍的专业能力。以赋能帮扶、助力共富为目标，构建“助联体”赋能培训、创业就业服务、政策法律咨询援助等中心，促进困难群体创收增收，推进共同富裕。（三）全面打造场景嵌合机制提升共富认知认知嵌合可以通过打造救助实体阵地和现场举办的各种活动来实现。这些阵地与活动有助于辐射带动周边产业与热心个体参与救助活动。例如上城区“尚善”品牌打造，通过打造全景式、体验式互动场景，吸引河坊街周边爱心企业和商家合作。上城区民政局聚集统战部、民宗局、妇联、团委、残联等部门，联动周边23家单位和商家以及“尚善之家”公益主题图书馆等 7 个慈善服务站点，并与浙江工商大学英贤慈善学院合作，把南宋御街打造成一条“慈善之街”。此外，对类似“精准、高效、温暖、智慧”等概念进行实体化也是打造场景、营造认知环境的重要体现。例如湖州市南浔区对综合救助概念进行细化，构建了“六无六有”综合救助体系。湖州市将“助联体”建设融入“一路相助”班车工作中，联合政法委、公安、教师等原先分散的基层力量，在不大幅增加其原有工作内容与工作量基础上，通过队伍整合，实现信息共享，扩大救助队伍。对部分模糊标准进行标准化规范是第三种场景嵌合方式，例如对救助对象进行分层分类，确定低收入对象、急难救助对象范围等，也比如上城区出台 杭州市上城区街道级、社区级困难家庭实施细则，拓展街道、社区级困难家庭认定范围，使774户相对贫困家庭受益。在推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共同富裕”不仅要求“富裕”，更强调“共同”，而“共同”不仅是在 9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3卷“富裕”的结果层面的“共同”，更重要的是强调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的“共同参与”。社会救助制度作为兜底性保障制度安排，在共同富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其综合效能的有效发挥，更依赖于社会救助主体的有效联动，真正实现“弱有众扶”的目标。浙江省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过程中各个地方的具体制度创新与实践更是有效地体现了这一点。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作为一个前瞻性的创新实践，通过开放共治空间、构建立体网络、营造认知环境，形成构建开放的救助生态、健全高效有序的帮扶网络、营造均等可及的优享场景的嵌合效果。在此基础上，通过健全时空嵌合机制平衡主体关系加强关系嵌合，深化技术嵌合机制优化结构网络巩固结构嵌合，打造理念嵌合的机制提升共富认知深化认知嵌合，“单中心+嵌合体”的主体联动方式具有可持续性和可复制性的特点与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主动的政府、积极的社会、有效的平台缺一不可。可以预见的是，这种主体联动机制将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发挥更强大的作用，更有效地实现“弱有众扶”。参考文献：1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M.冯钢，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46.2 GRANOVETTER M.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problem of embeddedness 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