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及其影响因素——基于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pdf

第 卷第 期 年 月新余学院学报 ，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二元 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徐喜春，刘思鹏（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摘要：通过对 所高校调研分析发现，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呈现上升态势。研究表明：个人最高学历、职业规划清晰程度、就业主动性、父母对于子女选择“慢就业”的态度、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人均年收入、学校层次、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等因素均显著影响大学生对于“慢就业”行为的认知与选择。为此，必须结合大学生“慢就业”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开展“广谱式”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构建家校联合的就业指导机制、形成具有强针对性的就业指导体系。关键词：大学生；“慢就业”；二元 回归；就业引导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櫆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项目（“攀登计划”专项资金）“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心态状况及改善策略研究”（）。作者简介：徐喜春（），男，广东揭阳人，讲师，华南理工大学 级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大学生教育管理研究。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密切关系着民生福祉、国家未来。在高校不断扩招与国家经济增速相对放缓的双重压力下，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面对就业岗位数量缩减、就业质量下滑等问题，部分大学生选择了“慢就业”。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届高校毕业生中，选择单位就业占比为 ，比去年下降 个百分点，自由职业（）、慢就业（）的比例均较去年提高 个百分点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要千方百计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热情支持高校毕业生在各自工作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这一重要论述一方面强调了高校毕业生就业之于国家建设发展的地位和价值，另一方面也对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提出了“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任务和要求，为大学生就业指导提供了重要的实践遵循。面对日益突出的大学生“慢就业”趋势，必须深刻洞察背后的影响因素，针对性地提出引导策略。为此，系统分析大学生“慢就业”的现状及其背后的逻辑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题中应有之意。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一）文献回顾就业作为民生之本，一直是社会密切关注的热点，而近年来兴起的“慢就业”现象更加备受讨论。关于“慢就业”的定义，学界主要从时间、状态两个维度进行界定：从时间维度，大学生已经毕业；从状态维度，他们没有立刻参加工作，而是选择待业。李宁 提到，慢就业往往是针对大学生毕业后初职获取时间而言的，指“毕业生在毕业之后以游历游学、继续深造、反复备考、尝试创业、等待就业等各种方式暂时不就业的情况”。同样，王翔 也指出，“慢就业”是大学生毕业后选择支教、游学或闲居不工作的状态，包括毕业后未找到工作的情形。靳卫东等 认为“慢就业”是毕业生为了找到合适工作而主动选择暂不就业的状态，延缓就业、暂不就业的各级各类毕业生逐渐增多，形成了普遍的“慢就业”现象。第 期徐喜春，刘思鹏：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二元 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慢就业”现象何以产生呢？关于“慢就业”现象的原因分析主要围绕主观、客观两个方面展开。首先不能忽视的就是宏观经济形势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变化。刘宇文 提到，自 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经济运行面临下行压力，世界经济虽然有所复苏，但仍旧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稳定因素，这些都成了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的直接催生因素。自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直接催生了“史上最难就业年”的论调。这个“最难就业年”在李宁 的文章中也得到了认可，他认为随着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攀升，加之往年一些毕业生尚未找到工作等原因，有限的工作岗位涌入了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导致部分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此外，随着科技的发展，自动化生产的优势明显，在许多情况下可以完美代替人工生产，因此一些就业岗位的用人需求量减少，就业局势更加困难。除去宏观环境的变化，作为就业主体的大学生的个人主观思想也与“慢就业”现象的产生息息相关。蒋利平 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导致大学生对职业的理想认知与现实情况产生较大的偏差。职业期待和自身能力素质的差距使得大学生就业动力不足，刺激了“慢就业”现象的产生。李宁 也发现了大学生存在职业评价扭曲、个人求职期望过高等问题。浦昆华等 提出了“职业成熟度”的概念，并论证说明了职业成熟度较低的大学生更容易产生就业决策困难，从而产生更加明显的“慢就业”态度和行为。在中国社会，家庭观念对子女行为抉择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影响作用。高娟等 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父母和文化资本更丰富的家庭，能够为毕业生提供更优厚的物质生活条件、培养更良好的行为方式等，帮助他们提升学业成就和求职能力，这些是影响“慢就业”的重要因素。马力等 也认可了更多家庭有条件为大学生离校后提供一定的经济支持，为他们的“慢就业”提供物质保障，使其就业动力不足甚至试图通过“啃老”来逃避就业竞争。就业质量是衡量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标志，集中反映了社会和用人单位对学校人才培养模式的认可程度。因此，“慢就业”现象与高校的相关因素密不可分。尹学铭 指出，目前很大一部分毕业生从事与自身专业相关度并不高的工作，说明高校专业设置与就业市场不匹配，现行教育体制下教学与市场脱节。蒋利平等 也提到了高校就业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问题，如缺少就业观念的恰当引导、难以获取与职业期望匹配的就业信息以及无法得到适合的岗位推荐，这些问题也助推了“慢就业”现象的发展和蔓延。（二）研究假设大学生“慢就业”现象从客观状态上直接表现为毕业未就业，但从主观意愿上却具有主动与被动两种情形。“主动慢就业”是毕业生通过主动选择毕业游历、继续深造、尝试创业等方式提高自身能力，以此来获得未来更高质量的就业；而“被动慢就业”则是由于毕业生自身能力不足、求职期望过高、试图逃避竞争等因素而产生的被迫无业的情况 。“主动慢就业”与“被动慢就业”从性质上表现出差异性，但它们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学校因素。个体因素与“慢就业”随着就业竞争日益激烈，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学历门槛要求也日益提高，这直接催生了大学生“慢就业”的选择。部分大学生因在读期间没有对考研或者留学等做好充分准备，毕业时选择“二战”考研的方式力求实现继续深造的目标。部分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相对模糊，在毕业时出现了就业迷茫的现象，对于“我是谁”“我适合从事什么职业”等问题缺乏清晰的认知与思考，对就业市场持暂时性观望态度 。另外，就业主动性差异也会影响毕业生对于“慢就业”的态度。近年来，“内卷”“躺平”“佛系”等网络热门词汇在大学生群体中甚嚣尘上，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当代大学生复杂化的心态。部分大学生由于厌倦了“内卷”的竞争环境抑或由于自身能力不足无法适应“内卷”而选择了“躺平”“佛系”。“躺平”的大学生对于就业倾向于持消极态度，试图通过“慢就业”暂时性逃避竞争。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假设 ：个人最高学历对大学生“慢就业”有负向影响，个人最高学历越高，越不倾向于“慢就业”。假设 ：职业规划清晰程度对大学生“慢就业”有负向影响，职业规划越清晰，越不倾向于“慢就 新余学院学报 年业”。假设 ：就业主动性对大学生“慢就业”有负向影响，就业主动性越高，越不倾向于“慢就业”。家庭因素与“慢就业”中国具有高度重视社会关系尤其是家庭关系的文化传统，家庭因素对大学生就业选择的影响不可忽视。高娟等 指出：“在家庭代际传递对毕业生就业行为的影响机制中，家庭背景实际上发挥着更基础的作用。”实践中也发现，家庭背景对于大学生就业观念有着深刻影响，家庭经济背景相对优越的大学生通常更加重视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对所学专业的匹配性也更加看重，同时他们拥有更为充裕的深造条件，在承担家庭经济负担方面也更为从容。相反，家庭经济背景相对较劣的大学生受制于家庭条件，往往会因为经济负担等原因而被迫放弃深造或毕业游历的机会，更加迫切地需要进入就业市场以缓解生活压力。针对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三个研究假设。假设 ：是否为独生子女显著影响大学生“慢就业”，非独生子女对于“慢就业”的接受程度更高。假设 ：父母对于“慢就业”的态度对大学生“慢就业”有正向影响，父母越接受“慢就业”，大学生越倾向于“慢就业”。假设 ：家庭人均年收入对大学生“慢就业”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均年收入越高，大学生越倾向于“慢就业”。学校因素与“慢就业”自高校扩招以来，毕业生数量急剧增加，催生了就业市场对毕业生“出身”要求水涨船高的现象。在求职就业过程中，“双一流”高校毕业生由于知识与技能方面的优势，对于是否选择“慢就业”具有更大的主动权。受到从众心理影响，学校内其他同学对毕业生关于“慢就业”的认知也无形中产生着影响。身边“慢就业”者越多，大学生对“慢就业”越可能具有包容心态。此外，学校的就业指导服务质量直接影响大学生对于就业形势的把握以及能否及时关注到对口专业招聘信息 。基于此，本文提出最后三个研究假设。假设 ：学校层次对大学生“慢就业”有正向影响，学校层次越高，大学生越倾向于“慢就业”。假设 ：身边“慢就业”人数对大学生“慢就业”有正向影响，身边“慢就业”人数越多，大学生越倾向于“慢就业”。假设 ：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对大学生“慢就业”有负向影响，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越高，大学生越不倾向于“慢就业”。二、数据来源与变量定义（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本研究数据主要以问卷调查形式面向 所高校不同阶段学生发布 大学生就业心态调研问卷 收集而成，较为全面地收集了不同类型高校学生以及他们所在的学校、家庭等多层面的数据，数据经清理筛选总计得到 份有效样本，范围涵盖不同身份、不同层次学校、不同学历等的大学生，样本人口学特征如表 所示。从性别构成看，样本中女性占 ，男性占 ；从身份构成来看，样本中毕业班学生占比为 ，非毕业班学生占比为 ，往届毕业生占比为 ；从学校层次看，样本中高职高专院校的学生占比为 ，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占比为 ，“双一流”高校的学生占比为 ；从最高学历看，样本中专科生占比为 ，本科生占比为 ，硕士研究生占比为 ，博士研究生占比为 ；从户口性质看，样本中户口为“农村”的大学生占比为 ，户口为“城镇”的大学生占比为 。表 样本人口学特征（）特征项分类样本数（人）有效百分比（）性别女 男 身份毕业班学生 非毕业班学生 往届毕业生 第 期徐喜春，刘思鹏：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二元 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续表 样本人口学特征（）特征项分类样本数（人）有效百分比（）学校层次高职高专 普通本科 双一流高校 最高学历专科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户口性质农村 城镇 （二）变量定义本文中，被解释变量为大学生是否明确拒绝“慢就业”，以被调查对象对待“慢就业”的选择作为区分，主要分为明确拒绝“慢就业”和不拒绝“慢就业”两种状态。其中，将明确拒绝“慢就业”赋值为 ，不明确拒绝“慢就业”赋值为 。解释变量：（）个体因素：主要选取最高学历、是否有清晰的职业规划以及就业主动性三项指标。其中就业主动性以主动就业意愿程度来区分，分及以下”赋值为 ，“分”赋值为 。（）家庭因素：主要选取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对于子女选择“慢就业”的态度、家庭人均年收入三项指标，其中“父母对于子女选择 慢就业 的态度”分为“反对”“不确定”“无所谓”“支持”四个程度。（）学校因素：主要选取学校层次、身边“慢就业”人数、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三个指标，其中“身边 慢就业 人数”指标被分为“人”“人”“人”“人以上”四个程度，并依次被赋值 、。将各变量汇总如表 所示。表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变量定义均值标准差被解释变量是否明确拒绝“慢就业”不拒绝 ，拒绝 解释变量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学校因素最高学历专科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清晰的职业规划无 ，有但不清晰 ，有 就业主动性分及以下 ，分 是否为独生子女否 ，是 父母对于选择“慢就业”的态度反对 ，不确定 ，无所谓 ，支持 家庭人均年收入万元以下 ，万至 万 ，万以上 学校层次高职高专院校 ，普通本科院校 ，双一流高校 身边“慢就业”人数人 ，人 ，人 ，人以上 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分及以下 ，分 新余学院学报 年三、结果分析为确保各解释变量独立，预先进行 相关性分析与共线性诊断，结果如表 、表 所示。由分析结果可知，各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高度相关关系，说明各解释变量设计可靠。表 相关性分析结果平均值标准差最高学历是否为独生子女学校类别家庭人均年收入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清晰的职业规划父母对于选择慢就业的态度学校身边慢就业人数就业主动性最高学历 是否为独生子女 学校层次 家庭人均年收入 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 清晰的职业规划 父母对于选择“慢就业”的态度 身边“慢就业”人数 就业主动性 注：表示 ，表示 表 共线性诊断（检验）变量 最高学历 清晰的职业规划 就业主动性 变量 是否为独生子女 父母对于选择“慢就业”的态度 家庭人均年收入 学校层次 身边“慢就业”人数 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 变量平均值 （一）大学生就业状态的分析根据收集的 份数据，利用 回归分析得到表 。表 报告了大学生就业状态的基本情况。结果显示，样本中不拒绝“慢就业”的大学生有 人，占比为 。总体上，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呈现以下显著特征。第 期徐喜春，刘思鹏：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二元 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表 “慢就业”状态交叉统计表是否明确拒绝慢就业不拒绝拒绝卡方（）样本量（人）样本占比 最高学历清晰的职业规划就业主动性父母对于选择“慢就业”的态度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人均年收入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专科 本科 硕士研究生 博士研究生 有 有但不清晰 没有 分及以下 分 反对 不确定 无所谓 支持 是 否 万元以下 万至 万 万以上 分及以下 分 学校层次身边“慢就业”人数双一流高校 普通本科院校 高职高专院校 人 人 人 人以上 注：表示 个体因素存在差异的大学生就业状况同样存在差异最高学历更高、就业主动性更高、有清晰职业规划的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更高，硕士研究生拒绝“慢就业”率达到了 ，是专科生拒绝“慢就业”率的 倍，是本科生拒绝“慢就业”率的 倍；就业主动性为 分的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为 ，比就业主动性为 分的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高出 ；有清晰职业规划的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为 ，显著高于没有清晰职业规划大学生的拒绝“慢就业”率。家庭因素与大学生“慢就业”选择之间呈现强 新余学院学报 年相关关系父母对子女选择“慢就业”的态度显著影响大学生就业选择：父母明确反对“慢就业”，其子女拒绝“慢就业”率高达 ，而父母明确支持“慢就业”，其子女拒绝“慢就业”率为 ，前者是后者的 倍，这充分表明，父母对于“慢就业”的态度极大影响了子女对“慢就业”的选择。是否为独生子女也对大学生对待“慢就业”的态度有一定影响：是独生子女的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为 ，是非独生子女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的 倍。学校因素与大学生“慢就业”选择之间关系密切在学校因素方面，就业指导质量与身边同学“慢就业”人数显著影响大学生“慢就业”的选择。由表可知，身边同学“慢就业”为 人的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高达 ，当大学生身边同学“慢就业”人数增加时，其拒绝“慢就业”率逐步下降，最低下降至 。（二）大学生就业行为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大学生的就业选择分为“不拒绝慢就业”和“拒绝慢就业”两种状态，属于二分类变量。本研究采用二元 回归模型分析大学生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其函数形式为：()式中，()表示大学生处于“拒绝慢就业状态”和“不拒绝慢就业”状态的概率之比的自然对数；表示截距项；，()表示解释变量；，()为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回归系数用以解释自变量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向；为残差。表 大学生就业状况影响因素 回归分析结果 （）个人因素最高学历 是否有清晰的职业规划 就业主动性 家庭因素是否为独生子女 父母对于“慢就业”的态度 家庭人均收入 学校因素学校层次 身边“慢就业”人数 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 注：表示 ；经过 检验，显著性小于 ，说明模型总体有意义；经过 检验，显著性大于 ，说明模型能够很好地拟合整体由表 的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在个体因素变量中，大学生个体的最高学历、职业规划清晰程度和就业主动性均显著影响其“慢就业”的认知与行为，假设 、均得到验证。数据显示，大学生的最高学历每提高一个等级，他们拒绝“慢就业”的可能性增加 倍，从本科到硕士再到博士，巨大的时间成本与渐远的适工年龄使其更倾向于直接就业。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清晰程度每上升一个等级，拒绝“慢就业”率提升 倍，当大学生有更清晰的职业规划，在招聘市场更富竞争力，能收获到更加理想的工作岗位，其拒绝“慢就业”的比率更高。就业主动性每上升一个等级，大学生明确拒绝“慢就业”率提升 倍，当大学生对待就业有更高的主动性时，会更积极参与各项求职活动，对就业市场动态有更多了解，此时大学生对于就业的态度往往也更加积极，拒绝“慢就业”率会更高。由表 可知，在家庭因素变量中，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对于“慢就业”的态度、家庭人均年收入均显著影响大学生“慢就业”的认知与行为，假设 、均得到验证。当大学生是独生子女时，因其需独自一人承受抚养家庭的经济压力，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提升 倍。父母对于“慢就业”的态第 期徐喜春，刘思鹏：大学生“慢就业”现象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二元 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 度上升一个等级，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降低 ，当父母对“慢就业”并不反对甚至支持时，子女能获得更多来自父母的经济支持，减轻直接工作的压力，从而能更加从容面对“慢就业”与否。当家庭人均年收入上升一个等级，大学生明确拒绝“慢就业”率降低 ，当家庭更富裕时，子女面临的经济压力更小，也有更充裕的资本去考虑就业外的其他选择，除此之外，家庭更富裕的大学生往往对于个人价值的实现有更高的期待，因此对工作岗位有更高的要求，具有更高的不拒绝“慢就业”率。由表可知，在学校因素变量中，学校层次、身边“慢就业”人数、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均显著影响大学生“慢就业”的认知与行为，假设 、均得到验证。学校层次每上升一个级别，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就下降 ，在以考试为筛选模式的体系下，学校层次较低的大学生不具备竞争优势，基于此，就业成为他们的选择。身边同学“慢就业”数量上升一个等级，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下降 ，部分选择“慢就业”大学生的消极、“躺平”、焦虑心态会蔓延至其他大学生中，最终降低其他同学的拒绝“慢就业”率。学生对学校就业指导质量评价每上升一个等级，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提升 倍，当大学生对学校就业指导满意度更高，积极参与学校举办的各项求职辅导、职业探索活动，对于求职就业有更充分的了解与准备，表现为更高的拒绝“慢就业”率。四、结论与建议从调查结果中不仅可以窥见“慢就业”现象在大学生群体中的流行趋势，而且能够清晰地了解到他们是否选择“慢就业”受到个体、家庭、学校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从个体因素来看，学历高、就业主动性强的大学生更倾向于拒绝“慢就业”，其中，硕士研究生拒绝“慢就业”的比率高达 ，分别是专科学历以及本科学历大学生拒绝“慢就业”比率的 倍、倍；而就业主动性为“分”的大学生比就业主动性为“分”的大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就业。从家庭因素来看，父母对于子女选择“慢就业”的态度显著影响大学生的就业选择，父母拒绝子女选择“慢就业”的态度越强硬，子女拒绝“慢就业”的可能性越大；除此之外，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的概率随家庭人均收入的增高而上升。从学校因素来看，学校层次较高的大学生更容易选择“慢就业”；学校就业指导服务质量越高，大学生“慢就业”率越低。大学生“慢就业”现象直接造成的是人才资源的积压和浪费，但从研究样本来看，近七成大学生对于“慢就业”选择了“不拒绝”，基于此，结合大学生“慢就业”现象产生的机理以及影响因素，提出以下建议。（一）开展“广谱式”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依据回归分析结果可知，具有清晰职业规划大学生的拒绝“慢就业”率是没有清晰职业规划大学生的 倍，这就要求开展“广谱式”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一方面，针对不同阶段的大学生开设有针对性、精准化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将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理念与实践贯穿于大学生学习生活全过程。调查结果显示，没有职业规划、具有职业规划但不清晰、具有清晰的职业规划的大学生占比分别为 、，这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相对较弱。对此，高校必须针对不同阶段大学生差异化的需求制定全面性、阶段性、匹配性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内容，构建具有连续性、全面性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将职业生涯规划教育与专业学习深度结合起来。高校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可以结合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要求，引导学生思考“当前何为”“未来何为”等问题，并且将专业学习与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引导学生结合专业特点、社会现实需求等因素制定短期、中期、长期的职业规划。（二）构建家校联合的就业指导机制问卷数据结果显示，父母明确反对“慢就业”的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率为父母明确支持“慢就业”的大学生的 倍，这充分证明了家庭对于大学生“慢就业”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为此，大学生就业指导必须充分调动家庭的力量，构建“学校家庭”协同就业指导机制，为大学生的求职就业保驾护航。一方面，高校要加强与家庭的联系，与家长达成共同引导大学生拒绝“慢就业”的思想共识。家庭作为大学生就业价值观培养的重要场所之一，对大学生的就业选择有重要影响。高校可以通过家长会、“给家长的一封信”等多样化的形式向家长传达先就业再择业的观念。另一方面，高校应该结合“慢就业”现象日益凸显的新形势，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提高就业指导服务工作的质量。高校要强化教师的责任意识与指导能力，形成高质量的师资队伍；教师要向学生讲清楚职业生涯规划与求职就业的方法技巧，让学生理解为什么“慢就业”这一选择并不明智。一 新余学院学报 年言以蔽之，只有充分利用学校与家庭的资源，构建家校联合的就业指导机制，才能更好地解决当前日益突出的大学生“慢就业”问题。（三）形成具有强针对性的就业指导体系数据显示，不同层次高校大学生面对“慢就业”抉择时有明显差异，不同年龄段的大学生对“慢就业”的认知也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完善就业指导体系，为不同层次高校与不同年龄段的大学生提供与之适配的就业指导内容。面对专科学生，学校应当围绕“职业教育如何成为助力国家复兴的大国重器”等问题进行切入，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发挥特长服务国家建设发展；而对于本科生、研究生，学校则应该围绕“如何以创新驱动的力量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等主题进行阐释。不同层次高校结合本校学生所处的不同就业阶段与环境，进行分层次、多方位的就业指导服务，引导大学生更好地思考“我是谁”“我应当如何为国家作贡献”等问题，增强大学生就业内生动力。参考文献：智联招聘 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习近平 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的回信 人民日报，（）李宁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的缘由与对策 人民论坛，（）：王翔 三全育人视角下的高校大学生慢就业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靳卫东，李淑癑，何丽“慢就业”的职业损失：工资收入和工作职位 财经研究，（）：刘宇文 当前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研究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蒋利平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视角下大学生“慢就业”现象解读及治理 当代青年研究，（）：浦昆华，高兴慧，李东明，等 大四学生未来取向对慢就业态度的影响：职业成熟度的中介作用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高娟，翟华云 人力资本、家庭状况与毕业生“慢就业”：基于民族院校的调研数据分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马力，邓阳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探析及其对策 中国青年社会科学，（）：尹学铭“三全育人”背景下高校毕业生“慢就业”成因与破解路径研究 中国就业，（）：蒋利平，刘宇文 大学生“慢就业”现象本质解析及对策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宋健，胡波，朱斌辉“慢就业”：青年初职获得时间及教育的影响 青年探索，（）：郑晓明，王丹 高校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成因与治理策略 社会科学战线，（）：秦星，赵洪远 大学生“慢就业”解读 合作经济与科技，（）：毛宇飞，曾湘泉 新冠肺炎疫情对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影响：来自招聘网站数据的经验证据 学术研究，（）：（责任编校：罗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