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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2期 第45卷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Vol.45 No.2（216）2024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黄乾，郭建君（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天津，300071）【摘要】自我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且长期低于男性劳动参与率。受传统家庭劳动分工的影响，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因而与儿童照料相关的成本负担通常会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我国进行托育制度改革后，公共托育体系的瓦解抬高了儿童托育服务的价格。目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持续下降与儿童照料费用的不断增加有着密切联系。基于此观察，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19912015年九期调查数据，创新性地利用了社区06岁儿童托幼机构的托儿费支出这一指标，综合使用Pr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了儿童照料费用对我国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异质性分析表明，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对于城镇、受教育程度较低、30岁以下和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稳健性分析表明，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对男性劳动参与率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控制内生性后，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显著增强。在生育政策完全放开的背景下，完善普惠托幼服务体系、健全女性就业保障制度和倡导男性共同承担育儿责任是提升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重要措施。【关键词】托幼费用；劳动参与；托育服务【DOI】10.15884/ki.issn.1007-0672.2024.02.009【收稿日期】2023-07-29【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672（2024）02-0103-11【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全面二孩政策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作用机制与社会支持政策模拟”（72074128）；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空间关联视角下国际贸易驱动劳动力市场效率与安全协同提升的研究”（23BJL058）。【作者简介】黄乾，男，湖北仙桃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建君，女，山东淄博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一、引言近年来，我国劳动参与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从1990年的81.9%降至2021年的68.06%，降幅达13.84%。与此同时，我国女性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凸显。受传统家庭劳动分工的影响，我国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养育孩子的主要责任，这通常会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负面的影响。因而，与儿童照料相关的成本负担可能会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家庭结构趋小型化，儿童托育服务的需求越来越旺盛，抬高了儿童托育服务的价格。根据2020年中国人口发展研究社会调查显示，我国有06岁儿童的家庭平均每年花费托育和托幼费用分别为7 516元和7 311元，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103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占家庭支出的比重为18%左右。儿童照料费用已经成为中国家庭的重要开支，将影响到家庭生产和生活。由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扮演着双重角色，其不得不在照顾子女和劳动参与之间进行权衡。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一方面会使女性通过参与劳动赚取更多的收入，以弥补托幼所花费的支出；另一方面会导致女性因为难以负担得起高昂的照料成本，倾向于选择不参与市场劳动，而由自己照料孩子。当儿童正式照料费用过高时，家庭通常会选择非正式照料形式，这时女性被迫退出劳动力市场。这不仅影响女性自身的福利和发展，制约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也造成我国性别红利得不到充分释放，阻碍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基于此，本文使用家庭微观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儿童照料费用的视角出发研究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为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作出新的解释。第二，本文考察了儿童照料费用对不同户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年龄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影响的异质性，更为全面地研究了儿童照料费用对不同女性群体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第三，本文充分考虑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同时利用了男性样本进行安慰剂检验，以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二、文献综述自我国开始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不断下降的劳动参与率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宏观层面上，陆铭、葛苏勤（2000）1最早指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其下降的主要原因，李丽林（2006）2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伴随着经济转型，经济制度变革、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就业形势严峻和失业率持续升高，劳动参与率下降正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结果（蔡昉、王美艳，2004；丁仁船，2008；王卉、李秋红，2008）3-5。同时，人口老龄化、迁移和负增长带来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劳动参与率下降的重要原因（魏下海，2015；曹芳芳等，2019；林宝，2020）6-8。微观层面上，姚先国、谭岚（2005）9首先研究了家庭收入对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而郭新华、黄贞贞（2011）10则从家庭债务角度分析了其与劳动参与率的关系。还有文献从养老保险制度、退休年龄制度、教育扩张和财富效应等方面研究了影响劳动参与的因素（程杰，2014；封进、韩旭，2017；孙志军，2021；余家林等，2022）11-14。长期以来，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低于男性劳动参与率，而下降幅度却高于男性。由此看来，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大幅度下降是我国劳动参与率降低的主要原因。在此背景下，探究影响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因素尤为重要，不同学者从制度、人口学和社会学等角度进行了分析。第一，市场化改革的冲击。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女性就业需要接受市场经济的考验（潘锦棠，2002）15，大量女性就业者被裁员（Gustafsson&Li，2000）16。李春玲、李实（2008）17认为，随着政府逐渐退出微观经济领域，其不再扮演女性劳动者的保护人，因而，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女性更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女性的工作积极性（周庆行、孙慧君，2006）18。第二，家庭结构。根据Becker（1965）19提出的家庭分工理论，家庭成员会根据彼此的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以达到家庭效用最大化（Tanja&Dijk，2002）20。当女性与父母同住时，女性更倾向于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与父母的居住地距离越近，女性越可能参与劳动（Oishi&Oshio，2006；杜凤莲，2008；沈可等，2012）21-23。但相应女性也需要承担照料父母的责任，范红丽（2015）24和陈璐等（2016）25认为为父母提供照料会对女性劳动供给产生替代效应，照料强度的增加显著降低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第三，生育子女。张川川（2011）26研究发现生育子女的数量越多，城镇已婚女性劳动参与率越低，并且养育子女对 数据来源于https:/ 第45卷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Vol.45 No.2（216）2024女性的劳动参与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Maurer et al.，2011；张琪、初立明，2020）27，28。而当家庭中老年人和丈夫帮助照看儿童时，女性劳动参与率会显著上升（邹红等，2018；王希茜、何宗樾，2022）29，30。同时，可得的儿童照料机构也会对女性劳动参与会产生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谷晶双，2020；高雪姮、闵维方，2022；彭争呈等，2022）31-33。第四，社会环境因素。现有文献还研究了经济周期、对外贸易、最低工资政策和互联网发展等因素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Toossi，2011；赵宁、李永杰，2015；马双等，2017；宁光杰、马俊龙，2018）34-37。由于发达国家有较为完善的托幼服务体系，儿童照护市场比较发达，所以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广泛研究（Cleveland et al.，1996；Doiron&Kalb，2005；Hardoy&Schne，2013；Mahringer&Zulehner，2015）38-41。Heckman（1974）42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了这一问题，发现估计的儿童照料成本对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有显著的负面影响，Barrow（1996）43的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研究比较儿童照料费用对已婚和单身女性的不同影响时，不同学者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Kimmel（1998）44研究认为已婚女性的劳动供给对儿童照料费用的敏感度高于单身女性，然而一些研究发现儿童照料费用对单身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更大（Connelly&Kimmel，2003；Han&Waldfogel，2001）45，46。并且，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在使得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同时，也更不容易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Blau&Tekin，2007）47。为了消除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就业带来的障碍，许多国家开始实行针对学龄前儿童的照料补贴政策（Tekin，2010；Bourke et al.，2011）48，49。Haeck et al.（2015）50对儿童照料补贴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儿童照料补贴会显著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但儿童照料补贴的就业促进效应在欧洲地区并不明显（Mller&Wrohlich，2016）51。由于各地区有不同的政策法规、经济条件和生活成本，因此各地区的儿童照料费用也有所差异（Ruppanner et al.，2019）52。Landivar et al.（2021，2022）53，54研究发现在儿童照料费用更低、更容易获得、质量更高的国家，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劳动。国内关于直接研究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的文献较少，这与我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公共托幼服务发展较为滞后有关，大部分间接研究主要涉及儿童照料方式和托育服务（杜凤莲等2018；杨菊华，2018；曲玥等，2022）55-57。目前，我国儿童照料费用不断提高，超出了家庭的可负担能力。Song&Dong（2018）58的研究中使用估计的家庭每月儿童照料支出，分析了其对城镇本地和流动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但出于数据限制，其没有考虑到儿童照料费用真实价格的影响。观察到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中包含了社区托幼机构的托儿费支出这一指标，因此本文使用此数据库，实证分析了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三、理论模型在传统劳动经济学中，Becker认为人们会将有限的时间分配到工作或闲暇以最大化自身效用水平。在此基础上，明塞尔（Mincer）进一步将时间划分为工作、闲暇和家庭生产三方面。据此，本文分析儿童照料费用与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理论机制，假设女性在有限的时间约束分配工作、闲暇和照料儿童，以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于是本文参考陈芷凡（2021）59的研究，建立了如下理论模型：maxU=maxf(C,L,T)（1）s.t C+E w（Z-L-T）+A（2）Z-L-T 0（3）其中，U代表女性个体的总效用水平，C代表消费支出，L代表个体的闲暇时间，T代表女性照料子女的时间，E代表儿童照料费用，w代表个体工资率，Z代表一天固定不变的时间常数24，A代表与女性劳动 105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无关的非劳动收入。根据女性个体的效用函数、收入约束和时间约束方程，建立拉格朗日函数为：Lag=f(C,L,T)+C+E-w(Z-L-T)-A+（Z-L-T)（4）对变量C、L、T、求偏导，并令偏导数等于0可得，当U取得最大值时有：C+E-w(Z-L-T)-A=0 (Z-L-T)=0（5）如果=0，那么Z-L-T0，说明女性在享受闲暇时光和照顾子女的同时，也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这时女性在消费、享受闲暇、照料子女以及支付儿童照料费用上获得的边际效用相等；如果0，那么Z-L-T=0，说明女性的工作时间为0，不再参与市场劳动，这时女性通过享受闲暇和照料子女获得的边际效用大于消费和支付儿童照料费用带来的边际效用。根据上文的理论模型分析，本文认为儿童照料费用会通过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方面的共同作用来影响女性劳动参与决策。一方面，儿童照料费用会通过替代效应对女性劳动参与产生负向影响。当儿童照料费用上升时，女性可能会选择自己照顾孩子，从而减少自身劳动参与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儿童照料费用会通过收入效应对女性劳动参与产生正向影响。当儿童照料费用上升时，女性为了支付这笔不小的支出会选择进入劳动力市场赚取收入。通过以上分析来看，儿童照料费用对于女性劳动参与的最终影响结果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强弱关系。若替代效应强于收入效应，则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会导致女性减少自身劳动参与；若收入效应强于替代效应，则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会促使女性参与市场劳动。此外，本文根据图形来分析儿童照料费用和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关系。在这里，为了简化分析，本文考虑女性起初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形。在图1中，ab表示女性的非劳动收入，bc表示儿童照料费用。如果女性选择自己照顾孩子并退出劳动力市场，那么其面临的预算约束线是abe，这时女性获得的效用水平是U2；如果女性选择支付儿童照料费用并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此时其面临的预算约束线是acd，此时女性获得的效用水平是U1。从图1可以明显看出，相较于选择支付儿童照料费用并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选择自己照顾孩子并退出劳动力市场时将获得更高的效用水平。由以上分析可知，女性为最大化自身效用水平，其会将有限的时间分配到参与工作、享受闲暇和照料儿童方面，同时其也会根据不同领域的角色要求，进行自身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从而形成最优的时间决策。当儿童照料费用不断增加时，女性考虑到其进入劳动市场获得的工作收入难以弥补儿童照料费用增加带来的损失时，女性会选择自己照顾孩子并退出劳动力市场。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将显著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四、数据来源、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一）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是 1991、1993、1997、2000、2004、2006、2009、2011 及 2015 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库，该调查范围涵盖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共15个省市的城市与农村。该图1儿童照料费用与女性劳动参与基本模型 1062024年第2期 第45卷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Vol.45 No.2（216）2024数据时间跨度长，覆盖范围较为全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于CHNS针对06岁儿童的托幼机构询问了托儿费的情况，并且我国06岁儿童在家庭中仍主要由母亲照顾，因此本文将样本限定在有06岁儿童的母亲。基于此，本文构建了一个19912015年的混合截面数据集，然后仅删除了含有变量缺失值的样本，这对结果估计偏差的影响较小。最终，本文保留了2 435个样本，19912015年对应的样本数分别为352、300、201、140、355、298、295、311、183个。（二）变量选取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女性劳动参与决策，这里以现在是否有工作来表示，数据来源于受访者对CHNS问卷中“你现在有工作吗？”这一问题的回答。如果有工作，则赋值为1，如果没有工作，则赋值为0。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儿童照料费用，数据来源于社区领导对CHNS问卷中“社区06岁儿童托幼机构平均每月需要多少托儿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文对此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同时按照上下1%进行缩尾处理。本文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方面。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户籍、年龄和受教育年限。其中，户籍变量中将城镇户籍赋值为1，农村户籍赋值为0；受教育年限分为5组，即小学毕业、初中毕业、高中和中专毕业、大专或大学毕业和硕士及以上。家庭特征变量包括配偶年龄、配偶受教育年限、母亲非劳动收入、孩子数量、家庭规模、祖辈是否健在、祖辈是否同住和祖辈是否需要照顾。其中，母亲非劳动收入为丈夫的工资收入和家庭非工作收入之和。同时本文对母亲非劳动收入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并按照上下1%进行缩尾处理。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1所示。（三）模型构建为了探究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prob(Yi=1)=(0+1care cost+2Xi+vj+i)（6）其中，二值变量Yi为女性劳动参与情况，核心解释变量care cost为儿童照料费用，Xi表示一系列女性可观测的影响Yi变量的控制变量，包括女性的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vj为省份虚拟变量，i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相应的回归参数。由于大部分进入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女性都是全职工作，工作时间较为固定，所以此处本文只分析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不分析对女性劳动时间的影响。五、儿童照料费用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的实证分析（一）基准回归结果表2报告了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在第一列的模型中，本文先只以儿童照料费用为核心解释变表1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女性劳动参与儿童照料费用（对数）户籍年龄受教育年限配偶年龄配偶受教育年限母亲非劳动收入（对数）孩子数量家庭规模祖辈是否健在祖辈是否同住祖辈是否需要照顾样本量2 4352 4352 4352 4352 4352 4352 4352 4352 4352 4352 4352 4352 435均值0.7783.4970.33030.2839.07931.9669.6904.1091.3964.6280.9860.7500.107标准差0.4160.8120.4705.0703.3045.3823.0842.8660.5641.4290.1170.4330.309最小值01.0990180190013000最大值15.2531491953198.957412111 107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量，来做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Probit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儿童照料费用的系数在90%置信度内显著为负，表明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在第二列的模型中，本文加入反映女性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两个层次的变量，再次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做probit回归。回归结果显示，儿童照料费用的系数在95%置信度内显著为负。可以看出，模型2中儿童照料费用的系数的值有所上升，同时显著性有所提高。总之，上述两个模型的回归结果表明，儿童照料费用和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关系表现为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即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会促使女性选择自己照顾儿童从而减少自身的劳动供给。（二）异质性分析1.城乡异质性分析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儿童照料费用会对女性劳动参与率产生负向影响，这是将所有女性个体视为对儿童照料费用有相同偏好的同质群体。实际上，女性个体对儿童照料费用的偏好存在异质性，不同女性群体会对此做出不同的劳动参与决策。首先，为了检验城镇和农村两个女性群体不同的劳动参与决策，本文把全样本分成了城镇和农村两个样本，并在控制女性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变量基础上，以儿童照料费用为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来做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Probit回归。表3中，第一列和第二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儿童照料费用的系数在95%置信度内显著为负。可以看出，儿童照料费用对不同户籍女性的劳动参与都有显著负向影响，但是对城市女性的负向影响更大。这反映了城乡经济活动的不同特点，相较于城镇女性，农村女性的工作性质更为灵活，并且由于农业或者灵活性的经济活动等工作弹性也更大，其在工作之余可以兼顾照顾儿童。而城市女性大多从事非农劳动，工作时间在很大程度上由雇主决定，这使得其难以兼顾工作和儿童照料。2.受教育程度异质性考虑到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可能会有不同的劳动参与决策，本文按照女性受教育程度分成初中及以下、高中和中专、大专及以上三组，来检验儿童照料费用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差异。从表4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儿童照料费用均显著降低了初中及以下、高中和中专学历的女性的劳动表2基准回归结果儿童照料费用户籍年龄受教育年限配偶年龄配偶受教育年限家庭规模孩子数量女性非劳动收入祖辈是否健在祖辈是否同住祖辈是否需要照顾省份固定效应_cons样本量模型1-0.067*（-1.68）控制1.164*（7.16）2 435模型2-0.084*（-2.03）-0.073（-0.95）0.025*（1.98）0.009（0.79）-0.021*（-1.73）0.045*（3.68）-0.031（-1.00）-0.171*（-2.13）-0.018（-1.52）0.484*（1.99）0.052（0.68）-0.094（-0.99）控制0.500（1.23）2 435注：系数下方括弧中是对应z统计量，*、*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表3城乡异质性分析结果儿童照料费用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省份固定效应_cons样本量模型1（农村）-0.109*（-2.14）控制控制控制0.467（0.97）1 632模型2（城镇）-0.166*（-2.09）控制控制控制0.920（1.16）803 1082024年第2期 第45卷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Vol.45 No.2（216）2024参与率，而对于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而言，接受过高层次教育的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更具有优势，工作稳定性比较高，同时，她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也更高。因此，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不会轻易退出劳动力市场，其劳动参与行为不容易受到儿童照料费用增加的影响。3.家庭收入水平异质性本文考察儿童照料费用对不同收入水平家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在这里，本文参考姚曼曼和张泽宇（2022）60的做法，以家庭总收入变量的75%分位数为分界点，把样本分成了中低收入水平家庭和高收入水平家庭。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会显著降低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而对于高收入水平家庭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高收入家庭而言，中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女性对于商品价格变动的敏感程度比较高，当儿童照料费用上升时，她们为了减少增加的儿童照料成本会倾向于选择自己照顾孩子，进而退出劳动力市场。4.女性年龄异质性再次，由于女性的劳动参与决策会因工作经验和人力和社会资本的积累程度而存在差异，本文根据女性年龄分布将全样本分为30岁以下、3035 岁和 35 岁以上女性三组，来考察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在不同年龄的女性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会显著降低30岁以下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而对于30岁及以上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年轻女性而言，年长女性的事业和家庭都已进入稳定期，工作收入水平比较高，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机会成本也较高，因而其劳动参与行为不容易受到儿童照料费用增加的影响。（三）稳健性检验1.安慰剂检验我国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照顾儿童的主要责任，由此产生的“母职惩罚”会影响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杨凡、何雨辰，2022）61。由于儿童照料并不对男性产生“惩罚”，那么表4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分析结果儿童照料费用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省份固定效应_cons样本量模型1（初中及以下）-0.121*（-2.40）控制控制控制0.871*（1.89）1 743模型2（高中和中专）-0.197*（-2.19）控制控制控制2.113*（2.15）554模型3（大专及以上）0.271（0.96）控制控制控制-5.457*（-2.66）135表5家庭收入水平异质性分析结果儿童照料费用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省份固定效应_cons样本量模型1（中低收入水平家庭）-0.116*（-2.32）控制控制控制0.859*（1.80）1 826模型2（高收入水平家庭）0.036（0.46）控制控制控制-1.590（-1.72）609表6女性年龄异质性分析结果儿童照料费用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省份固定效应_cons样本量模型1（30岁以下的个体）-0.118*（-1.93）控制控制控制-0.697（-0.74）1 201模型2（3035岁的个体）-0.100（-1.42）控制控制控制-0.329（-0.27）834模型3（35岁以上的个体）0.043（0.42）控制控制控制-1.057（-1.437）400 109Northwest Population JournalVol.45 No.2（216）2024对男性而言，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对其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可能微乎其微或没有影响。并且，若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对男性劳动参与率没有影响，表明模型的估计结果没有受到未观测到的家庭因素的影响。这里本文更换被解释变量为男性是否参与劳动，利用男性样本再次进行检验。表7是对男性样本分析的安慰剂检验结果，模型1和2分别是未控制与控制个体特征和家庭特征的结果。可以看出，儿童照料费用的系数为正但并不显著，说明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不会影响男性劳动参与率。一方面，这表明上文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另一方面，这也揭示了儿童照料和女性家庭责任的关系，表明当前我国仍然主要由女性承担育儿的责任。2.内生性分析上述回归结果表明，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然而，该回归结果可能会因为存在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而产生内生性问题，所以上述实证分析可能会低估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为此，这一部分采用工具变量法，并基于IV Probit模型来解决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社区到最近的托幼机构的距离作为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同时满足了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要求。首先，社区到最近的托幼机构的距离和儿童照料费用相关，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托幼机构儿童照料费用的定价；其次，社区到最近的托幼机构的距离是外生给定的，它不会对女性个体的劳动参与决策产生直接的影响，因而其也满足外生性这一条件。另外，Weakiv Probit模型中AR检验和Wald检验在95%的显著水平下被拒绝，说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表8所示的回归结果显示，儿童照料费用的系数在90%置信度内显著为负，系数值也有所上升。由此可以看出，在控制内生性后，原有结论仍然成立，表明儿童照料费用的增加的确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六、结论与政策含义当前，我国的儿童托管市场存在相当大的供给缺口，日益突出的供需矛盾导致了儿童照料费用不断提高。我国家庭正在为不断上升的儿童照料费用而苦苦挣扎，这也是导致当下我国育龄女性生育意愿低迷的重要原因。本文的目的是基于生育政策完全放开的背景，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九期数据，从微观层面来研究儿童照料费用是否对我国女性劳动参与决策产生影响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理解我国女性持续降低的劳动参与率提供一种新视角。研究结果发现：第一，儿童照料费用显著降低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而对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二，儿童照料费用表7安慰剂检验：男性样本儿童照料费用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省份固定效应_cons样本量模型10.129（1.50）未控制未控制控制2.241*（5.74）2 167模型20.113（1.28）控制控制控制3.111*（4.33）2 167表8工具变量回归结果儿童照料费用社区到托幼机构的距离个体特征AR检验样本量第一阶段0.015*（5.32）控制5.47*2 435第二阶段-0.511*（-1.79）控制2 435家庭特征省份固定效应_consWald检验第一阶段控制控制2.155*（10.26）4.80*第二阶段控制控制1.428*（1.97）1102024年第2期 第45卷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研究Vol.45 No.2（216）2024对拥有城镇户口、受教育程度较低、家庭收入水平较低和年龄较小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更显著；第三，在控制内生性的基础上，儿童照料费用对女性劳动参与率的负向影响显著上升。受传统家庭性别分工的影响，女性不得不面对照料儿童和参与市场工作的潜在矛盾。高昂的儿童照料费用也促使女性选择自己照顾儿童，进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要想有效地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重要的一点是解决家庭中儿童照料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政府应积极发展公共机构托育服务，完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动公共资源优先向社区托育服务倾斜；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社区托育服务，不断增加社区内普惠托位的数量，为居民提供质优价廉的托育服务。其次，社会要进一步健全女性就业保障制度，为女性职员提供公平友好职业发展机会，消除针对女性的就业不平等对待；在工作场所引入更加家庭友好的措施，鼓励企业为女性提供具备灵活弹性工作时间的岗位。最后，要肯定家庭中女性所做的无偿贡献，通过法律和制度确认无酬劳动的独立价值；逐步转变家庭育儿观念，充分发挥家庭其他成员对于儿童照料的作用，倡导男性共同承担育儿责任，可考虑适度延长男性的生育假，以减弱传统家庭分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抑制作用。参考文献：1 陆铭，葛苏勤.经济转轨中的劳动供给变化趋势：理论、实证及含义J.上海经济研究，2000（4）：24-33.2 李丽林.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参与率的测量、变化及其意义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6（3）：21-25+42.3 蔡昉，王美艳.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4（4）：68-79+207.4 丁仁船.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城镇劳动供给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2008（3）：11-19+95.5 王卉，李秋红.基于劳动参与率变化视角下的我国转型期就业安全探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8（6）：20-23.6 魏下海.人口老龄化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来自G20的经验证据J.社会科学辑刊，2015（2）：106-113.7 曹芳芳，程杰，武拉平.迁移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竞争还是互补?J.劳动经济研究，2019（1）：99-119.8 林宝.人口负增长与劳动就业的关系J.人口研究，2020（3）：2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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