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及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pdf

年第 期现代大学教育德育寻径基金项目：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百年中国教育哲学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 。收稿日期：作者简介：樊改霞（）女，甘肃临洮人，教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从事道德教育研究；高绚丽（）女，山东聊城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育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事道德教育研究；兰州，。：。世纪以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及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樊改霞高绚丽摘要：道德判断的本质和发展问题是道德研究的基本问题。以柯尔伯格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主张推理是道德判断的核心，而以海特为代表的社会直觉主义则提出“直觉在先、推理在后”的道德判断理论。研究发现，这两种理论在道德判断的来源、基础、过程等方面均有争论：理性主义关注道德判断中的理性和推理，而社会直觉主义关注道德判断中的情感和直觉；理性主义将公正与关怀两种道德原则作为道德的基础，社会直觉主义确定了 种道德直觉为道德的基础；理性主义主张道德判断的过程是理性驾驭情感，社会直觉主义则认为道德判断是由情感自动驱动的过程。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不仅促进了理论本身的传播与发展，也形成了一批本土化的研究成果，促进了中国道德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研究视野的拓宽，并推动了中国道德教育的实践变革。关键词：道德判断；理性主义；社会直觉主义；情感；推理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道德是处理个体与群体间关系的行为准则，运用这些准则对个体或群体的行为或事件做出对错与好坏的评价性判断，即道德判断。“道德判断本质上是一种对个体及群体行为的评价。”世纪前，在哲学领域主要形成两类关于道德判断的解释框架。一类以康德（）为代表，倾向于将个体看成是理性的，个体的道德判断是在理性思考中产生的，“任何理性的个体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运用绝对命令来找出道义上正确的事情”。另一类以休谟（）为代表，认为：“理性是且只应当是情感的奴隶，并且除了服从情感和为情感服务之外，不能扮演其他角色。”因此，道德判断是由情感自动引发的。世纪 年代以来，皮亚杰（）将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从哲学领域带入心理学和道德教育领域。“认识论问题都必须从生物学方面来加以考虑。”因此，皮亚杰重点研究认识发生过程，同时指出道德与认知之间存在平行关系，从游戏实践和认知的对应发展来说明儿童道德判断的起源和发展。世纪 年代以来，柯尔伯格（）沿着皮亚杰的路线提出一套完整的“三水平六阶段”道德发展理论。他明确指出个体道德发展的核心是运用推理做出独立的道德判断，将道德判断放在道德发展的核心地位，形成独特的道德判断理论。但是，该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遭遇诸多挑战。从外部来看，批判者认为 ：其研究重视道德形式，忽视情绪因素，未能充分樊改霞高绚丽：世纪以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及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揭示道德判断规律；忽视道德情感与行为，未能系统描述个体道德全貌；忽略文化多样性，反映出有限的道德内容观。海特（）、豪泽（）、皮萨尔（）和米哈伊尔（）等学者的研究支持这种批判，其中尤其以海特为代表的社会直觉主义，动摇了推理与道德判断的因果关系。从内部来看，新柯尔伯格派的代表人 物 特 里 尔（）及 努 奇（）等人在吸收和保留柯尔伯格理论核心观点的基础上，修正柯尔伯格忽视道德判断内容的做法。他们认为道德判断包含不同的内容，这些内容又对应不同的判断形式。近年来，格林（）、穆尔（）等对道德判断问题的研究又进一步吸纳认知神经科学与脑科学的新成果，形成新的研究成果。本文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为切入点，审视这一争论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以期丰富和深化中国道德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一、道德判断机制的演变 世纪早期，道德教育领域中占主流的理论是以华生（）和斯金纳（）为代表的行为主义，重视道德行为的反复训练。一些研究者不满行为主义的机械论和还原论观点，逐渐将研究重点从外显的行为转向内部的认知过程。在这种背景下，皮亚杰把道德与认知联系起来，指出儿童道德判断是一个自主的理性思维过程，具有明显的顺序性与阶段性，即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皮亚杰通过以下 个阶段说明道德判断的过程：前道德阶段 自我中心阶段、他律道德阶段 权威阶段、初步自律道德阶段 可逆性阶段、公正道德阶段 自律道德阶段 。（一）理性主义道德判断机制的形成在皮亚杰理论的影响下，柯尔伯格进一步指出个体认知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因而道德发展并不仅仅停留在儿童期。他将道德发展的历程从童年期拓展到个体的一生，按照道德判断的结构构建了个体道德发展的“三水平六阶段”理论。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研究的重点在于道德判断在道德发展中的作用。正如柯尔伯格所说 ：相对于其他道德因素（情感、意志），道德判断是相对稳定的。在影响道德行为的因素中道德判断尽管不是决定道德行为的唯一因素，却是唯一同道德问题密切相关的因素，是决定道德行为的最根本的因素。柯尔伯格主张个体出生之后本质上是自我主义者，这一阶段个体往往根据给自己带来的后果来判断行为，但是，随着个体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原平衡被打破，引起道德认知的冲突，个体通过同化与顺应的途径来克服这种不平衡状态。在这种平衡不平衡平衡的运动中，个体不断调整与文化、环境的关系，以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冲突，做出符合人类普遍价值原则的道德判断。因此，个体道德发展的核心乃是基于道德判断认知结构的不断改组和改造。在道德情感问题上，两位学者都承认理性和情感是个体心理活动的基本组成部分。“情感和智力乃是不可分开的，它们构成了人类行为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但是，在总体上，皮亚杰强调个体理性思维成熟是道德成熟的标志，而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阶段均以特定的逻辑运算为基础，情感则是一种需要被激发到道德上的力量。“情感可以影响道德，但理性最终会做出决定。情感力量参与道德决策，但情感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在皮亚杰和柯尔伯格这里，基于推理的道德判断是理性认知的结果，其理论预设的基本前提是人的理性。个体理性的发展是道德发展的基础，并限定了个体道德发展所能达到的水平。两位研究者确立了道德判断在个体道德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共同描绘了一幅理性主义道德判断理论的图景。（二）道德判断“型模式”的修正皮亚杰和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理论主要围绕个体道德判断从“他律”向“自律”发展这样一条主线展开，每个阶段按照不变的顺序发展。但是，后来的一些研究发现，个体道德判断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并不符合这种单向度的发展顺序，甚至出现道德判断倒退的现象。这些研究对理性主义的道德判断理论提出严峻挑战，作为柯尔伯格的大弟子，特里尔开始修正道德发展阶段理论。特里尔认为，个体对社会规范的理解不仅存在柯尔伯格所指出的个体发展的差异，而且存在领域的差异。如果领域关系不同，个体的道德判断就会出现很多不一致。为此，他区分道德领域和习俗领域，认为这两个领域的规范是个体在不同的认知樊改霞高绚丽：世纪以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及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框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而导致个体对不同领域中社会规范的理解不同。特里尔主张道德和习俗是社会规则的两种形式，虽然都是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但是，道德和习俗不能相互替代。道德判断需从个体行为内在特征出发，同时考虑既定的、已成为共识的社会规则。“习俗是由塑造它们的社会系统决定的社会行为中被一致赞同的行为。”习俗依赖于规则，会随着社会约定而改变，并且仅在拥有规则的社会系统中起作用。因此，特里尔认为个体道德判断和习俗判断是平行发展的框架。“道德判断需要心理理解能力，而习俗判断则与训练和社会化有关。”其后，特里尔的学生努奇引入一个新的领域 个人领域。“个人领域代表要划定一个界限，这一界限在个体认为什么是在个人自由裁量权的使用范围内，以及什么要合法地受社会习俗和人际关系的道德考量来调节之间。”努奇认为个人领域也具有自己的推理过程，正是由于道德和非道德的社会互动在本质上不同，个体才会以不同的方式来思考道德、习俗和个人问题。领域分类理论强调个体依据不同的社会互动，建构出不同的社会认知领域，而这些不同领域的知识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基于个体对社会规范理解的领域差异，个体对道德和习俗、个人问题进行判断和推理的心理机制是不同的。因此，特里尔和努奇将个体道德判断中出现的摇摆、倒退等现象解释为个体对不同领域规则认知的不平衡。它“完全不同于倒退中的解体或分化，而是迈向新一层级的能力和复杂化水平的一部分。”由于各种领域的交互影响，他们认为个体道德判断的发展并不是直线演进，而是呈现来回摇摆的 型复杂模式。（三）社会直觉主义的批判 世纪以来，理性主义道德判断理论再次受到挑战。休谟曾提出：“道德是来源于理性还是来源于情感，我们获得道德知识是通过一系列的论证和归纳，还是通过直接的感受和更精致的内在感官？”海特重启了休谟的问题 ：这些结果支持了休谟，而不是杰弗逊或柏拉图。人们作出道德判断是迅速且情感化的。道德推理几乎就是事后找理由以证明人们已作出的判断的合理性。海特开启了道德判断研究的社会直觉主义新视角。他认为，个体的道德来自先天的道德直觉，而这些直觉“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应对环境的挑战、提高适应性而逐渐形成的”。但是，人脑中这一先天组织并不是否定文化对道德的影响作用。“自然造化提供了初稿，但这一先天内建的道德初稿并不意味着不可改变，而是会随着人们后天经验的积累被修改。”在道德“先天论”和道德“白板说”之外，海特找到第三条路线。他认为人脑在获取后天的活动经验之前就存在先天的、具有普遍价值的道德直觉以便于个体应对多种反复出现的挑战，同时先天的道德直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获得补充和修正。海特 认 同 休 谟 关 于“理 性 只 是 情 感 的 奴隶”的观点，他提出在道德判断形成过程中“直觉在先、策略性推理在后”。海特认为，个体有强烈的关于好坏、对错判断的道德直觉，推理的目的不在于明确个体认知发展水平的程度，只是事后对个体做出的道德判断寻找合适的理由。“道德判断是由快速的道德直觉引起的，并且（在需要时）是由缓慢的事后道德推理所遵循的。”在社会直觉理论中，道德判断的基本图景是“直觉之狗”摇动“理性之尾”，“大象”摇动“骑象人”。海特的研究改变了在道德判断过程中长期强调道德推理重要性的局面。拿瓦兹（）认为：“道德直觉理论的确是对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性道德判断至上论的有益矫正。”二、理性主义与社会直觉主义的道德判断机制比较无论是柯尔伯格还是特里尔、努奇，他们的研究都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观点，即个体道德发展的核心是道德判断，这是一种需要高度认知参与的活动。他们尤其强调推理的作用，主张个体如果获得足够多关于公平的认知，就能够运用理性解决更棘手的道德问题，进而成为一个道德的人。而海特的理论观点则强调个体道德发展的核心是道德直觉，道德判断不过是由快速的、自动的道德直觉做出，道德直觉中包含大量情感的因素促使个体做出道德判断。因此，这两种理论在道德判断的来源、基础、形成过程等众多方面形成争论。樊改霞高绚丽：世纪以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及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一）道德判断的来源理性主义的道德判断理论认为，在道德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个体对环境的道德要求做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决策的能力，也就是道德认知能力。推理是认知的重要活动，道德判断来源于推理的发展。虽然情感也参与道德判断的形成，但起主导作用的是推理而非情感。努奇指出：“我之所以坚决主张道德发展以认知为核心，意思在于主动性判断是道德的显著特征。”因此，个体要形成道德行为，需要有相对应的道德判断，要形成道德判断就必须提高个体的推理能力，当个体有了成熟的道德判断能力之后，他们就会做出相一致的道德行为。社会直觉主义则更关注道德判断中的情感因素，认为道德判断根源于道德直觉，推理只是用来澄清相关事实和概念的工具。海特说 ：道德直觉就是在没有经过任何有意识的探索、权衡证据、推导结论等过程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意识中或意识边缘的关于某人品格与行为的评价性感受。诱发性道德情景使得道德直觉在短时间内就能够自动完成道德判断，因而道德判断是一个由道德直觉驱动的过程。“道德认知的基本图景是直觉在先，策略性推理在后，人的推理总是为直觉服务的，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人类日常道德认知。”仅仅依靠理性是无法改变个体内心想法的，要想改变道德行为，个体需要从情感出发，引发新的道德直觉，进而改变个体心中自动化及无意识的自我。（二）道德判断的基础柯尔伯格融合皮亚杰的道德心理学和康德的道德哲学，根据“公正推理”来界定道德判断的阶段。他认为道德的本质是体现公正的原则，公正是道德的普遍原则。他通过道德两难故事对被试进行测试，在被试的陈述中区分公正、权利、义务、责任等道德属性，指出个体的道德判断是建立在普遍公正原则的基础上。柯尔伯格的助手吉利根（）则从女性视角出发，在保留了公正、权利、义务、责任等道德属性的基础上，认为个体的道德倾向于具有性别的区分，其中男性较倾向于公正取向的道德观，女性则倾向于关怀取向的道德观。因此，她指出公正和关怀都是道德判断的基础。吉利根并没有跳出柯尔伯格的理性主义范式，她将关怀道德的发展分为 个阶段，其按照认知成熟的阶段顺序发展。在海特看来，个体之所以能在诱发情境下产生评价性的道德判断，是因为其具有一定的心理基础。“道德信念和动机来源于一组直觉，进化为它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些直觉使关于德行和价值的社会建构成为可能，也对其进行约束。”海特基于 项标准和大规模的跨文化道德感测试，确定了 组基本的道德直觉 伤害 关爱、公平 互惠、权威 尊敬、纯洁 圣洁、内群体 忠诚、自由压迫。“这 种道德直觉是人类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为应对环境的挑战、提高适应性而逐渐形成的。”海特认为进化使个体普遍具有基本的道德直觉，现实中多样的道德，大都是在这 类道德直觉基础上与社会文化交互的产物。因此，每个人遵循信奉的道德原则并不是普遍的，也不是按照特定的顺序发展，个体形成的道德判断具有先天和文化的差异。（三）道德判断的过程理性主义道德判断理论认为，个体的道德判断产生自理性的推理，并伴随着个体认知水平的发展而发展。为此，柯尔伯格形成个体道德判断的发展理论。他认为，处于“前习俗”水平的个体所做的道德判断具有明确的个人化视角，将规则作为完全对或错的范畴来表达，这一阶段个体的道德判断主要建立在“避免惩罚”基础上。处于“习俗”水平的个体，开始展现公正观念的想法，这一阶段的道德判断建立在“关心社会赞许”、“关心对人、团体和权威的忠诚”、“关心他人和社会的福利”的基础上。在他们看来，社会文化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就是道德的。进入“后习俗”水平阶段，个体的道德判断建立在“社会契约”和“普遍原则”基础上。在“三水平六阶段”理论中，推理能力和角色扮演推动个体道德发展。柯尔伯格认为，随着个体认知能力的提高，他们发展了推理的能力和“扮演角色”的能力，这些能力使个体开始具有公正观念，并逐步学会遵守社会成员共同制定的契约，成为道德的人。社会直觉主义则认为个体受到道德诱发情境的刺激就会立即产生评价性的直觉，这一直觉随即转化为有意识的道德判断。因此，个体具有基本的道德直觉，快速、自动的情感加工是道德判断的主要依据。海特指出，个体直觉式地做出道德判断后，樊改霞高绚丽：世纪以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及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可能会对自己的道德判断加以论证，为已发生的道德判断构建事后的理由，所以这种道德推理是事后追加的，具有有限性、事后性和偏倚性。在此基础上，海特提出道德判断的 个环节：直觉判断环节、事后追加的推理环节、说理性的说服环节、社会说服环节、推理性的判断环节和个人的反思环节。海特认为，道德直觉有先天的基础，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会被特定的文化环境塑造，并受他人道德推理及社会说服环节的影响。正如海特所言 ：社会直觉主义模式的要点，是将道德判断研究的焦点从个体思维上拉出来，扩展到社会世界。在社会世界中，随着人们说长道短、互相争论和讲理，道德判断产生和变化。但是，反对者指出，海特关于道德判断基于直觉的论证，只是就简单或单次的判断而言。如果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在单次判断中发挥作用的道德直觉受到之前道德推理的影响，因而包含理性的成分。正如拿瓦兹所言 ：道德直觉理论似乎经常依赖来自凭感官而不靠仪表（驾驶）的新手的直觉数据。这种直觉是驾驶新手表现出来的典型直觉，是快速的、事前反映的、前期的直觉。这种批判是中肯的，道德直觉主义理论关注的是道德判断的初期形成阶段，并没有系统研究道德判断的整个阶段，也没有对道德判断及其随后经验提升的过程给予足够研究。早期道德判断理论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道德判断究竟是一个由认知控制的推理加工过程，还是一个由情感启动的自动直觉过程？格林尝试调和二者的冲突。年，他通过功能型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个体脑区中有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情感系统和认知系统，进而提出“双加工理论”。该理论强调道德判断过程同时存在情感加工和认知加工，且情感加工和认知加工是竞争关系。当情感加工战胜认知加工时，个体就会作出道义主义倾向的判断；当认知加工战胜情感加工时，就会作出功利主义倾向的判断。年，穆尔等利用功能型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对道德判断进行研究，研究结果也支持在神经活动模式中情感因素和认知因素存在联系，但是，他主张不能把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划分为单独的成分，相反，道德判断中认知加工和情感加工是相互融合的关系。在新的研究证据面前，当代理性主义也不再强调理性是道德判断的唯一来源，而试图接受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后柯尔伯格主义的代表肯内特（）提出了“极小意义的理性主义”。他认为：“道德判断是关于理由的判断，情感可以伴随道德判断而产生，同时也可以引发道德判断。”而嘉伦斯基（）等学者讨论了快乐、悲伤和愤怒等即时情感对道德判断的影响。近年来，两种理论争论的核心逐渐转移到以下论题上：是认知因素还是情感因素构成道德判断的必要性。尼科尔斯（）、普林茨（）等通过对心理变态者（）的研究来支持情感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心理变态者拥有关于道德规则的知识，但是，缺乏相关的情感反应，这不仅影响到他们的辩护模式，而且妨碍其对道德规则严肃性的感知。“道德判断是包含着情感状态的心理状态，而且一个判断如果缺乏情感状态的话就没有资格被称为道德判断。”然而，反对者也通过实验寻找经验的支持，发现心理变态者虽然有明显的情感缺陷，但是，他们道德判断能力并没有受到太大损害，因而情感对于道德判断来说并不一定是必要的。当代道德判断中认知因素与情感因素的关系依然处在争论中。三、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道德判断理论自 世纪 年代快速传播发展以来，在道德心理学、道德哲学以及道德教育等领域成为影响深远的理论之一。道德判断理论的不断争论和修正，不仅推动了道德理论和道德教育理论在全球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对中国道德教育的理论成像和实践样态产生了影响。（一）引发中国道德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探讨个体的道德判断如何形成，皮亚杰之前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是哲学范式。皮亚杰将哲学的争论带入实证研究的范式。“我把康德的知性范畴拿来重新考察了一番，于是形成了一门学科 发生认识论。”在发生认识论的指导下，皮亚杰系统探樊改霞高绚丽：世纪以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及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寻知性范畴的实质和发生根源。在此基础上，用对偶故事法探索道德判断的规律。其后柯尔伯格进一步编制道德两难故事，用以测量被试的道德判断能力。有人指出：“柯尔伯格的道德发展心理学也可以视作是检验康德的 伦理形而上学奠基的 试金石。”从皮亚杰到柯尔伯格，道德上的“应该”开始以实证研究中所揭示的“是”为依据。道德判断不仅仅是理性认知和慎思式推理的对象，更是一个具有可观察与可测量特征的对象。理性主义和社会直觉主义都借助实证的证据来论证自己的观点，道德判断研究逐渐通过客观性的描述范式来探究道德判断与推理、情感等变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从 世纪 年代开始，柯尔伯格的学生雷士特（）在两难故事法的基础上，编制了确定问题测验（）。确定问题测验在道德判断测量上，修正柯尔伯格道德判断访谈法的弊病，以简短句子为测量工具，提高了道德测量的可行性和科学性。进入 世纪 年代，雷士特团队推出了第二版的确定问题测验。这种简便易用、信效度良好的测量法，很快成为道德判断领域最广泛的测评工具。张倩和杨韶刚总结道：在随后的 年里，该测验涉及了 万被试，产生了 多项公开发表和更多未公开发表的研究成果。年，林德（）采用实验问卷法编制了道德判断测验（），该测验不仅可以对道德认知进行测验，也可以对道德情感进行测验。年，特里尔在领域分类的基础上编制完成道德 习俗违规任务测试（）问卷，旨在检测被试是否能够对违背道德规则的行为和违背习俗规则的行为做出不同的判断。在其后的几十年间，许多国家对确定问题测验、道德判断测验和道德 习俗违规任务测试进行了跨文化的修订和本土化的应用。这些调查研究为进一步揭示道德判断的本质提供了多维的证据。道德判断理论争论中研究方法的转换为中国道德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提供了基础。中国研究者从 世纪 年代开始对道德判断进行本土化的测验。王新玲 、陈欣银 等对确定问题测验进行了应用研究，顾海根和李伯黍 编制了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测验，并在上海等地对青少年的道德判断能力进行本土化的测验。进入 世纪，更多的研究者对中文版的确定问题测验、道德 习俗违规任务测试进行效度验证、修订指标，使之成为中国测量个体道德判断力使用最广泛的测量工具。此外，国内学者开始开发、编制独立的道德情感测量表。早期国内道德情感的测量大多局限于道德情感的某一方面，如移情、自尊心、羞耻感、同情心、责任感或厌恶、愤怒、宽恕等，后来更多从整体上进行测量，多以儿童、青少年、大学生、教师等为研究对象。测量形式从简单的道德陈述到复杂难题情境，从道德内容图片到道德陈述句子，从外显的道德任务到内隐的道德任务，国内研究者开发出多样性的测量方法和评估范式来检测道德判断的来源和过程，提升了道德教育研究的科学化水平，也为道德教育实践提供了一套测定效果的专门技术。特别是近年来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以及神经生物学的快速发展，核磁共振和功能型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在道德判断研究中的快速引入与拓展，为道德判断研究提供数据化、客观化、可证伪的论据。思辨、访谈、问卷、测量、实验和认知神经科学方法范式的转向不但能够对现有的道德判断提供多重的验证，且能够带来更广阔的反思平衡，为推动中国道德教育发展提供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二）拓宽中国道德教育的研究视野中国教育学界从 世纪 年代早期就开始把皮亚杰的理论应用到教育中。世纪 年代以来，国内道德心理学、道德教育领域对皮亚杰、柯尔伯格的研究迅速增多。一方面相继翻译出版了皮亚杰、柯尔伯格以及新柯尔伯格派的多部作品；另一方面，吴福元 、黄佳芬和李伯黍 、岑国桢 等研究者从 世纪 年代就开始专门在道德教育领域中探究皮亚杰的相关理论，其后冯增俊 、郭本禹 、杨韶刚 、吴俊与陈进华 等研究者专门研讨柯尔伯格的道德理论，形成一批道德判断研究的本土成果。近年来，郭本禹 、杨韶刚 、檀传宝 等研究者持续跟进新柯尔伯格时期道德判断理论的新进展。从皮亚杰、柯尔伯格到新柯尔伯格派，都是在推理认知理性这样的视野中讨论道德判断的形成，关注的重点是道德判断过程中的推理，强调道德判断是从认知的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的发展过程。同时，国内的研究者认为个体对道德的判断、推理与对政治的判断、推理是一致的，都源自更为基本的认知判断，因而把以政治的观点和立场为核心的公民教育纳入道德教樊改霞高绚丽：世纪以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及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育的范畴之内，形成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同为德育任务的大德育视野。伴随着社会直觉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判，道德判断中的情感因素逐渐受到国内研究者的关注。世纪 年代以来，戚万学 、江万秀 等研究者开始将研究主题聚焦于道德情感，卢家楣则从情感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以情优教”的教学理念。这一理念将学生情感的发展纳入各科教学目标之中，“改进教学的各个环节，优化教学效果”。此外，一些研究者则开展具体的道德情感研究。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从家庭、学校、社会的角度以及各个学段学生、留守儿童、职业群体的角度来探讨道德情感的培养。在研究内容方面，主要涉及依恋感、秩序感、敬畏感、幸福感、羞愧感等研究。其中，高德胜近年集中探讨道德勇气 、道德自豪 、愧疚 、道德愤怒 等道德情感的激发机制和德育意义；另一些研究者则尝试建构道德情感的内部逻辑结构，形成爱国主义情感、义务感、良心、荣誉感、幸福感五范畴说和责任感、羞耻心、同情心、自尊心四范畴说。在早期的研究中，道德判断的过程要么是由推理驱动的，要么是基于情感的直觉反应驱动的。这两种理论从各自的前提出发对其理论进行合乎逻辑的建构。伴随着两种理论不断的争论，道德判断中情感和理性的对抗性关系逐渐被淡化，研究者开始更精细地讨论情感与理性在道德判断中的复杂重叠关系。世纪 年代，朱小蔓率先提出情感德育论，她说 ：道德情感教育是以感受体验为基础，以情感态度的养成为表征，以情感与认知相互影响，彼此促进为发展过程，以培养情感性道德人格为目标。道德判断的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逐步整合，并进一步应用到具体的教育情境，形成新的道德教育模型 情知教学模式、情境教育模式、愉快教育模式和赏识教育模式等。另一些研究者则积极开展对道德判断的本质、特点、结构和功能的探讨，探讨道德情感与道德认知、道德意志、道德责任以及道德行为之间的关系，并以此来阐述道德判断自身的培育系统。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不仅推动中国形成一批本土化的道德教育研究，拓宽中国道德教育的研究视野，而且随着争论的深入发展，吉利根、特里尔、努奇以及格林等人的研究也相继被国人重视。关怀取向的道德理论与诺丁斯（）的关怀理论在中国融合传播，使得中国道德教育关注道德教育的关系性。黄向阳、檀传宝等则借助领域分类理论尝试区分道德、习俗、心理问题的不同，寻求道德教育的边界，解决道德教育概念的泛化以及道德教育领域无限扩充带来的悖论等问题。同时，认知科学的实验研究不仅在情感与理性之争中带来新的中心主题 ，也引发义务论与功利主义 新争辩。（三）推动中国道德教育的实践变革在个体道德发展中，成熟的道德判断具有重要地位。促进学生道德判断能力的发展成为道德教育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理性主义的道德判断理论对学校道德教育提出新的教育目的，为中国道德教育实践改革提供理论基础。理性主义主张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在学生原有经验的基础上，培养学生成熟的道德判断并付之行动的能力，最终促进学生的道德向更高水平发展。为此，柯尔伯格专门制定道德讨论策略和公正团体策略对学校进行道德教育干预。科尔伯格的理论和方法也成为制定学校道德教育规划的依据，以及作为各级学校道德教育教材的指南。在理性主义道德判断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中国教育界形成以专门的道德教育课程为中心、道德教育与学科教学相结合的模式，以道德教育与各类教育活动为两翼，把道德教育贯穿整个教育教学过程。在道德教育的方式上，则形成以小组讨论、角色扮演、观察和参与、教学指导等教学方法。这些变革有力地改善了反复训练、刻板灌输、强制学生去服从各种道德规范的传统道德教育模式。理性主义的批判者则看到对道德知识的强调、对道德推理能力的训练使得道德教育走向唯知识化的歧路。忽视情感、直觉、信念、意愿、灵感、意志等因素在个体道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会导致无情化的道德教育。同时，学校道德教育课程的专业化、学科化的程度越高，道德教育知识化、抽象化、形式化就越严重，道德教育就越脱离学生的生活世界。面对新问题，道德判断理论也在不断的争论中寻找突破的路径，推动中国道德教育实践不断变革。年 月 日，教育部关于印发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标准（年本），在改革创新对应的三级指标中强调 ：樊改霞高绚丽：世纪以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及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和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积极探索教学方法改革、优化教学手段，不断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道德判断理论新成果中所倡导的尊重、主体、自主、生活世界、道德冲突情境、建构、生成探究、合作、协作、交往和对话等新理念在中国道德教育实践中不断落实，榜样示范法、对话交流法、实践养成法、情感体验法等教育方法逐渐成为道德教育实践中的主流方法。在长期的争论过程中，道德判断理论取得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不仅丰富了道德心理学和道德教育的研究主题，也重新激起研究者对“何为道德的人”这一问题的持续兴趣。柯尔伯格认为理性是个体道德成熟的显著标志。特里尔和努奇认为道德的人是个“好人”，但是，不能只有道德维度的“好”，还须符合习俗规则意义上的“好”和个人领域中的“好”。海特则认为道德人不是纯理性、冷冰冰、缺乏情感的人。当代神经科学的研究支持道德人的理性与情感特质交相融合，但是，难以判定两者具体的互动关系。道德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道德人，道德判断理论为理解道德人提供了一套复杂的解释方式，面对道德判断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未来道德判断理论将更精细地表述理性因素与情感因素在道德判断中的关系，成为内涵更丰富的多元系统加工模型，这将为理清道德教育的目的提供事实依据。道德教育的目的层次分明，要素之间的关系清晰，是解决道德教育实践实效性不高问题的可能路径。参考文献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孙少伟，译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休谟，人性论 关文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 王宪钿，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张梦圆，苑明亮，寇 论西方道德心理研究的新综合取向：道德基础理论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科尔伯格，道德发展心理学：道德阶段的本质与确证 郭本禹，何谨，黄小丹，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努奇，“好”远远不够：促进儿童的道德发展 冯婉桢，张梦雪，王晶，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休谟，道德原则研究 曾晓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海特，正义之心：为什么人们总是坚持“我对你错”舒明月，胡晓旭，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海特，象与骑象人 李静瑶，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樊改霞高绚丽：世纪以来道德判断理论的争论及对中国道德教育的影响（）：，：，：，（）蔡蓁 重审心理变态研究对道德情感主义的经验支持 自然辩证法研究，（）：李其维 破解“智慧胚胎学”之谜 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哈贝马斯，劳伦斯科尔伯格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杨丽，译 伦理学术，（）：张倩，杨韶刚 从 到 ：道德判断测验的变迁 教育学报，（）：王新玲 关于北京市一所中学学生的价值系统与道德判断的调查报告 心理学报，（）：陈欣银 道德判断的“确定问题测验”及其应用 心理科学通讯，（）：顾海根，李伯黍 上海地区青少年道德判断能力测验的编制及常模制定 心理科学，（）：吴福元 皮亚杰儿童思维发展理论与教育 教育科研情况交流，（）：黄佳芬，李伯黍 皮亚杰儿童道德发展理论评述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岑国桢 道德认知发展理论及其道德教育观、道德教育实践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冯增俊 科尔伯格道德认识发展阶段论概观 外国教育资料，（）：郭本禹 柯尔伯格的道德判断测量方法学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杨韶刚 什么是有道德的人 当代心理学向科尔伯格提出的挑战 教育理论与实践，（）：吴俊，陈进华 关爱受教育者：柯尔柏格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 道德与文明，（）：吴霞，王云强，郭本禹 道德动机动态系统理论：一种道德发展的新科尔伯格取向 心理科学，（）：刘建金、杨韶刚 留守儿童的道德判断及其对道德教育的启示 基于社会认知领域理论的视角 开放时代，（）：檀传宝 仅仅一个“好”字，远远不够 道德领域区分的探索及意义 全球教育展望，（）：戚万学 儿童道德情感培养刍议 道德与文明，（）：江万秀 培养道德情感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 中学政治课教学，（）：卢家楣 以情优教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蒋伟 情感性教学语言在中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高德胜“道德的勇敢”与道德勇气 兼论道德勇气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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