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虏”:鲁迅的“奴隶”意识解.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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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代中文学刊52双月刊 2023 年第 5 期(总第 86 期)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Bimonthly NO.5,2023 Sum NO.86曾受鲁迅亲炙的增田涉在鲁迅的印象中写道:“读鲁迅的著作,和在他的日常谈话里,常常出现奴隶这个词。”“鲁迅对于本国人民再三地说奴隶写奴隶,我体会到那是多么切实的带着实体的语言。”“所谓主人与奴隶,不是对立的两个概念,这一现实是经常在他的生存中,经常在鼓动他的热情,缠住他的一切思考。”1 显然,在增田涉看来,“奴隶身份”是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的重要角度,而鲁迅自己更于 1925 年所写的灯下漫笔中留下“想做奴
2、隶而不得的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著名断语,足见以“奴隶”为鲁迅研究法门之必要。盖因“奴隶”一词意义丰富、阐发角度众多,对鲁迅有关“奴隶”的论述,学界已多有解析,并衍生出“奴才”“奴隶性”“奴隶根性”“奴隶道德”“奴隶文化”等细分概念。可以看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其总体趋向是离散性的,即以“奴隶”为出发点,结合鲁迅历年创作,进而形成多向度的丰富阐释。但尚缺少遵循朴素原理,进一步使鲁迅所言之“奴隶”内涵整一化的研究。而鲁迅的“奴隶”意识,实与其晚清生活经验有直接关系。正是汉人身份和“旗汉”冲突,使鲁迅萌发了“降虏”的自觉,并进而产生了理解、批判中国的奴隶视角。“降虏”是鲁迅“奴隶”意
3、识的内核,也是鲁迅文学创作的原点之一。一、“骑马事件”与鲁迅降虏意识的自觉所谓“降虏”,意即投降的俘虏,这一意涵自古以来未有大变。班固李广苏建传即有“畔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2之说。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亦有“往者陈名夏、钱谦益辈,以北面降虏,贵至阁部”3的说法,在訄书中他更痛陈“不贵其种而甘为降虏者,众也”。4而“降虏”的特征,首先在于对武力抵抗的放弃,有武力抵抗则无降虏;其次在于以苟全性命为不二之选,不惜命则无降虏。一个人丧失了保护自己的能力,却又无比宝爱自己的性命,那就只能牺牲自己性命之外的一切。因此,在主要由降虏所构成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极低,任何人都会基于利害考虑而牺牲和构陷
4、任何人。相应地,人与人之间形成密切组织的可能性也极低,毕竟一切组织都以信任为前提。而无信任、无组织的后果,就是难以形成社会积累,任何正向积极的积累都极易遭到收割和消解,在这样的环境中,人对人的出卖是一种本能而非道德选择,所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既是鲁迅身处的真实境况,也是鲁迅所拼力对抗的敌手。一如增田涉所说,鲁迅对“奴隶问题”的关切,源于他自幼成长的经验,“他出生的时候,是在异民族统治之下,他懂事的时候,在内,不但看到异民族统内容提要:“奴隶”意识是鲁迅一生创作的重要出发点,而“降虏”是其“奴隶”意识的深层内涵。鲁迅南京求学期间的“骑马事件”激发了他的降虏意识,其早期创作斯巴达之魂显示了他
5、与降虏身份的和解和进一步破除之道。“降虏”问题萦绕了鲁迅一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行动和创作。关键词:鲁迅、斯巴达之魂、奴隶、降虏意识“降虏”:鲁迅的“奴隶”意识解李 丹(南京大学艺术学院)53现代中文学刊/治下的自己和自己的民族,而且周围还是束缚于极其保守的封建传统的社会,在外,还受到外国势力的强大控制”。5而鲁迅由此发展出了“掊物质而张灵明”“改造国民性”诸论。在多数情况下,鲁迅的理念被权威性地阐释为一条由“精神到身体”之路,毕竟鲁迅自陈“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6于是,
6、关于鲁迅乃至整个现代文学的阐释,往往是遵循着一条“高蹈其精神”的进路。但需要仔细注意的是,人的体格健全和头脑愚弱并不存在因果关系,在两者间存有广大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必须要由经验和习惯加以填补。“健全”和“愚弱”的同时呈现固然对比强烈,但仍要有一个通过经验和习惯来“驯化”的过程。反之亦然,所谓“觉悟”固然重要,但仍要落实为经验和习惯的练习及博弈,而这种练习博弈往往并非精神上的战斗而更体现于身体。事实上,鲁迅本人的“觉悟”,也同样有着身体经验和身体习惯的进路。从其青少年时期的经历看,“骑马”与“剪辫”是极具转折意义的身体经验和身体习惯。作为具有抵抗意义的行动,“骑马”与“剪辫”二事充分体现了鲁迅对
7、“奴隶问题”的认知与反应。关于“剪辫”问题的研究已经颇多,限于篇幅,且不赘述,而“骑马”一事尚在“剪辫”之前,更具先导意义。根据鲁迅矿路学堂时期同学张燮和的说法,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爱看小说,好骑马,不喜交际”,7此外就没有什么了。而关于“骑马”一事则有若干记载,如许寿裳曾回忆,1912 年他与鲁迅在南京寻访旗营,“鲁迅为我讲述当年在矿路学堂读书,骑马过旗营时,老是受旗人的欺侮,言下犹有余恨”。8“从前在矿路学堂读书的时候,骑马过此,不甘心受旗人的欺侮,扬鞭穷追,以致坠马。”9许广平的记述则有很多细节,说鲁迅“那时最得意的是骑马,据说程度还不错,敢于和旗人子弟竞赛(清朝时旗人子弟是以善于骑射自
8、豪的,对于汉人善骑马的不很满意)。有一回就因竞赛而吃旗人暗算(他们把腿搁在马颈上,很快地奔驰过来,用马鞍来迅速地刮别人的腿脚,有时甚至可以刮断的,几乎跌下马来。)”10周作人也回忆称“鲁迅和几个同学可能受了陆师的影响,却喜欢骑马,有一回他从马上摔了下来,碰断了一个门牙。他们又常跑马到明故宫一带去。那时明故宫是满洲人驻防兵的驻所,虽然在太平天国之后,气焰已经下去了不少,但是还存在很大的歧视,至少汉人骑马到那里去是很不平安,要遇着叫骂投石的。鲁迅他们冒了这个危险去访问明故宫,一部分也由于少年血气之勇,但大部分则出于民族思想”。11对此鲁迅自己亦有记述,他 44 岁时曾回顾少时的南京过往,说“这里本
9、是明的故宫,我做学生时骑马经过,曾很被顽童骂詈和投石,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12从以上记载可知,骑马一事显然不论对鲁迅个人、还是对于其南京经历都是分量颇重的,不仅与“读小说”并列,而且大概占据了鲁迅课余兴趣之半,鲁迅还自陈“每天总要跑它一两点钟的”。13同时,骑马一事又与“旗人”“旗营”关系密切,为此在鲁迅身上曾发生过严重冲突,鲁迅的遭遇是骂詈和投石,鲁迅的反应则是遇挫愈勇。“骑马”看似事小,而一旦关联到“旗汉”关系就是另一重面貌,非但不是兴趣爱好之属的小事,反而是关系大清帝国国本的大节。张勉治注意到,清代帝王尤其重视狩猎巡幸,骑马既是此类活动的必须,也是其武力征服与国家治理的
10、象征,对于狩猎活动,“康熙皇帝坚持所有旗人的全面参与”,“一年两次行猎,专为讲武,与行兵无异”,14而乾隆皇帝“在始于 1740 年代的多次巡幸中骑马,努力树立更为正面的榜样”,甚至“将马上治天下从一个非正统军事统治的、受人蔑视的标志,转变为民族王朝正统和权威的特别标志”,15“在乾隆皇帝看来,骑马是民族荣誉的象征,与满洲人武备、行动主义、活力密切相关”。16而对于八旗诸军,康熙朝后的皇帝们更加重视和宣扬“骑射之本”,1749 年,乾隆帝便下令“凡旗人外任各员,六十岁以下者,并令熟习骑射,毋任渐至生疏”,17其后渐成定规。在皇帝们看来,旗人和武官均必须骑马,而坐轿则是贪图安逸的汉俗,“我满洲过
11、于汉人者,惟在风俗淳厚,失此又何以称为满洲?”18“满洲臣仆当思旧制,效法前人。如不练习乘骑,倘猝遇紧急差务,不能乘马,是何道理?”19乾隆帝的严令并不能阻止八旗军人日渐荒废,但直至同光时期,“虽然未再颁谕重申禁令,而此项制度仍旧执行”,就在鲁迅就学南京的光绪 25年(1899 年),还发生了“查办奉天仁、育两军总统荣和、寿长二人,其罪名中有往往舍骑乘轿,自壮观瞻”20之事。而就在八旗日趋堕落,疏散骑马之时,“排满”的民国元戎们则热衷于学习骑术,如秋瑾“好剑侠传,习骑马”,21黄兴留日时则“每日晨起,必赴神乐坂武术会演习枪弹骑射”。22可以想象,鲁迅以汉人身份在旗营前骑马,若在旗人看来,恐怕不
12、仅是公然颠倒了旗汉之分,甚至还有挑衅之意了。而所谓南京“旗营”也是颇有来历的,“旗营”即“满城”,1645 年多铎率军进入南京后,即将城东北部划为八旗军营,其后几经修筑扩建,1660 年完工。满/现代中文学刊54城大致以明故宫为中心,规模壮大,“长九百三十丈,连女墙高二丈五尺五寸,周围三千四百十二丈五尺”,23是清代各地满城中最大的一个,并“与汉城之间保持着难以分割的关系。之所以形成这种关系,无非是为了达到军事威慑的目的”。24“无事则抚卫控制,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有事则敌忾同仇,收干城腹心之用”。25在嘉庆年间,“江宁旗营总人口已增至近3 万”,26并且“满城中实行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宛如
13、一座巨大的军营,在行政上不受地方府县管理满城也因此成为享有特权的城中之城。”27虽然晚清八旗已经日渐废弛,但南京满城却也并非未经阵仗,1853年太平天国攻入南京,“满城为故明内城,颇高固,满洲妇女亦娴枪箭,俱登城佐守”,28是役,“江宁将军祥厚乃至都统、固山章京以下绝大多数战死,突出重围而出的八旗官兵约仅 800 余人到 1864 年这支旗军终于回防江宁时,更仅存 400 余人”。29这一血战距鲁迅求学的时候也不过四十余年,旗军回防也只有三十来年。同时,“驻防旗人由于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满城中,由此产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甚为强烈,他们始终以满人、旗人自居,努力与周围的汉人保持着界限。晚清革命
14、党人鼓吹的反满、排满说,也使得身处汉人汪洋大海之中的驻防旗人更为警觉。旗、民之间分离、对立的旧格局直到 1911 年辛亥革命后才发生改变。”30故而,从少年鲁迅的角度出发,他骑马经行旗营,受旗人欺侮、詈骂、投石,看似无妄之灾,实则其来有自。而他少时在故乡绍兴出演社戏而骑马,实则更有越人拜祭反清先烈的意思:明社垂绝,越人起义而死者不少,至清被称为叛贼,我们就这样的一同招待他们的英灵。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余岁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
15、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31虽只是看来并不起眼的骑马小事,却又关联着跨越一个朝代的、对前朝的关心与认同,其间显然蕴藏着复杂的地方性情感与知识。而鲁迅谓“犹言你们不配这样,听说向来是如此的”显然也有其根由。对满城中的旗人来说,鲁迅骑马,就意味着这个光绪皇帝治下的汉人子民,公然在旗人军事征服的象征物之前,染指具有旗人特权意味的准军事活动,行“欺侮”之事,真乃理所应当了。“骑马事件”对鲁迅的刺激,就转折意义和重要程度而言恐怕还在“幻灯片事件”之上。虽然鲁迅并未
16、就此留下太多言语,但“旗汉”之别与旗人的欺侮必然诱发鲁迅的身份自省,即充分确证了增田涉所谓“异民族统治下的自己”。显然,这导致鲁迅直接进入了一种“降虏”和“降虏后裔”的尴尬,而“降虏”一词,正是理解困扰鲁迅一生的“奴隶问题”的症结所在。二、斯巴达之魂中鲁迅与降虏身份的和解“降虏”身份,是鲁迅思考和试图解决“奴隶”问题的出发点。查考鲁迅的文学创作,可以发现“降虏”与“文学”关联极早,可以说鲁迅最初的创作表现和最初的文学选择,都与这个问题相关。1903 年,鲁迅写下斯巴达之魂,1934 年鲁迅编集外集,不悔少作地编入这篇三十年前的作品,小说中的一个有趣桥段是:一位武士因目疾不能参加温泉关战斗,战酣
17、之际仍“偕一仆以赴战场”,当时波斯人“欲劫王尸,而我军殊死战”,盲眼武士“直趋战垒;其仆欲劝止,欲代死,而不可,而终不可”,最终,“今也主仆联袂,大呼我亦斯巴达武士一声,以闯入层层乱军里”。32据李冬木考证,可能是斯巴达之魂创作来源之一的涩江保著希腊波斯战史也专门写到了这位仆人,但原文的记述是“仆人逃回去了”,可知“主仆两人同战死”乃是鲁迅的创造,“作品也以此把仆人推升到与主人同等连袂位置”。33斯巴达之魂至今有“译/作之争”,并直接关联到该作是否为“鲁迅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的问题,但有关“仆”的故事大概不会有“译”的身份而只能是鲁迅的独创,或者也可以说,“仆”的故事有极大的可能是文学史意义上的
18、鲁迅文学道路之始。而知命之年的鲁迅又许可了这篇弱冠之作编入文集,并且自陈,虽然该文让“自己也不免耳朵发热。但这是当时的风气,要激昂慷慨,顿挫抑扬,才能被称为好文章,我还记得被发大叫,抱书独行,无泪可挥,大风灭烛是大家传诵的警句”,34其言语口吻甚至不无自得。可以说,斯巴达之魂中必然存在着某种贯穿鲁迅整个创作生涯的稳定因素,而这位具有独创性的“仆”恰恰就有降虏的身份,其在故事中的抉择也恰恰显示了鲁迅的抉择。可以想象,年轻的鲁迅在创作这位“仆”的故事时,其关于主奴关系设定的背景知识要么得自中国传统中的主奴关系及其文艺表述,要么得自当时的汉译外来文献和英日原文文献。若是按中国传统文学的人物系统,斯巴
19、达之魂之“仆”属“忠仆、义仆”之55现代中文学刊/列,可参鉴者,有说岳全传中的张保、王横及一捧雪中的莫诚(鲁迅称“木诚”)等。对此等人物,鲁迅的立场是一贯批判嘲讽,如灯下漫笔批判左传昭公七年“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宣称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35又如 1933 年的二丑艺术称忠仆“先以谏诤,终以殉主”,实为“愚笨”,36同年还有电影的教训,讽刺斩木诚中替主人伏法的木诚为“好模范”,一如电影中“服役,拼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的“黑色的忠仆”。37此之谓“仆”,显然是体现了对奴隶道德的宣扬,也是经过文艺修饰的典范化、理想化了的奴隶人物,这自然为鲁迅所
20、不取。那么,外来文献所提供的知识、观念和信仰就很可能构成了塑造斯巴达之魂中这位“仆”的主体。1886 年艾约瑟编译的希腊志略是汉文文献中最早的古希腊专史,其中已经记述了温泉关战役,而据李冬木考证,1920 年梁启超的斯巴达小志构成了“包括周树人在内的当时留学生们关于斯巴达知识的基本背景”,“周树人在斯巴达小志的基础上创作了他的 斯巴达之魂”。38在 斯巴达小志 中“斯巴达民族之阶级”一节,梁启超专门写道,斯巴达民分三级,第一级“斯巴忒亚泰”,为完全自由公民,承担军事义务;第二级“巴里阿以概”,无公民权而为自由民,承担开矿和工商义务,“有时为重铠兵以从军役”;第三级“黑埒士”,为“斯巴达国家之奴
21、隶”,“战时则携轻兵器以从斯巴达人之后”,“此种人本前此之土著也虽力屈为奴,其恨未尝一日忘。”如按梁启超“民分三级”的描述,斯巴达之魂中的这位“仆”显然极大可能是一个为奴而不忘旧恨的“黑埒士”。“主奴外敌”的三元关系,是“前现代现代”转型进程中困扰所有后发国家的重大问题。内部秩序的重新厘定、对外关系的重新明确、内外身份的重新定义,这三大问题得不到解决,现代个人就无法确立、现代国家就无法完成,而鲁迅正站在这个关节点上,并试图理清和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尤其值得注意的细节是,“黑埒士”虽然为奴,却又承担战争责任,在战场上拥有兵器并参加作战。这就意味着征服者与被征服者需要一体对敌,在战场上斯巴忒亚泰可能
22、要把自己的后背交给被征服的黑埒士,这与鲁迅的南京骑马体验显然不可同日而语。而辛亥鼎革之际,同在军校读书的旗汉学生之间就发生了厮杀,如在武昌陆军第三中学,来自荆州旗营的子弟就遭到其他各省同学的枪击刀刺,而“在南京的第四陆军学校中,上演了同样的故事。镇江和南京驻防的旗籍学生,逃的逃,散的散,极为狼狈”(“驻防”即旗营),39很显然与斯巴达之魂相反,至少这些军校的旗汉学生是不能同仇敌忾上阵对敌的。而且,辛亥之际也发生了大量针对旗人的种族虐杀,以至于某旗人不得不投身英国轮船,“汉人、满人和西人,构成了一组很有意思的关系:以中国抑或共和的五族而言,西人本应当是汉人与满人共同的敌人,所谓中外大防;而在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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