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视角下的科举舞弊现象.pdf

088吴敬梓视角下的科举舞弊现象韩渝滢 导读 儒林外史是清代吴敬梓创作的长篇章回体小说，是中国讽刺小说的巅峰儒林外史对科举舞弊现象有着“反传统”的阐释，以戏谑包容的心态和客观冷静的态度看待科举舞弊现象吴敬梓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海清河晏的平静下饱含着对士子生活的关心和命迊的忧虑，试图从舞弊成风的社会现实中唤醒士子的道德品质他通过对社会现状的理性审视，对儒林文化进行卼史反思，借舞弊表达对科举的卿恶和对良好科举风气的向往作者：韩渝滢，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儒林外史作为一部全面深刻展现儒林世相的伟大著作，描绘了科举时代儒生的群像及众多科举活动，是研究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明清时期崇尚八股，对科举考试的监察较前代更加完善，但在小说中舞弊现象的描写依然很多，其中有五处重点描写，分别是匡超人代考、鲍文卿监考、虞博士包庇、藏蓼斋买秀才和张俊民小儿冒籍。吴敬梓依托自身对社会大环境的观察和分析，在儒林外史中用独特的方式呈现了明清的科举活动，讽刺了科举舞弊现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个人的诉求。一、对科举舞弊现象的“反传统”阐释鲁迅先生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犹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吴敬梓对科举制度下的士林丑行进行了深刻的讽刺。在明清小说的传统价值取向中，科举舞弊行为往往被固化在反面人物身上，加以严肃性和带有主观色彩的批判。但吴敬梓在对科举舞弊现象的审视中，做出了“反传统”的阐释。（一）戏谑化的包容心态明清小说中不乏对舞弊现象的描写，例如玉娇梨中有：“原本杨御史有一子一女，儿子叫做杨芳，年才二十岁，人物虽不甚丑，只是文章学问难对人言。赖杨御史之力，替他夤缘，到中了江西乡试。”这里作者没有叙述具体的舞弊手法，只是将缺乏真才实学的杨芳与才子苏友白进行对比，以此衬托苏友白的人物形象。平山冷燕中也是如此，吏部尚书想要将他的公子张寅考作华亭县案首，让王兖十分为难，“再查出张寅的卷子来一看，却又甚是不通。心下没法，只能勉强填作第二名。”这种舞弊现象的描写的089经典中国作用在于塑造反面人物的形象，并对科举舞弊现象进行直接的批判与否定。而儒林外史则另辟蹊径，用更加戏谑包容的心态婉讽科场舞弊行为，在祛除尖锐的棱角的同时加强文本的讽刺意味。戏谑是一种将事件转化为反严肃性符号的手法。吴敬梓在小说中通过多种方式运用该手法，包括人物形象的塑造、情节刻画和语言构思等。儒林外史第二十六回中就有这样的场面描写：“见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纸团，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此处吴敬梓用集中的语言尽情展示众考生的狼狈与丑陋嘴脸，以一连串的动作排比将众考生的舞弊手法连接成动态的画面，从而将原本紧张严肃的科考考场喜剧化，使科举这一朝廷高度重视的选拔考试丧失了威严与神圣。考生被监考抓正着的紧张感顿时消解，而是展现出一种若无其事和习以为常的姿态。这种讽刺的手段不仅出现在考场中，还出现在考场外。“到了抢粉汤、包子的时候，大家推作一团，跌成一片。”读书人的斯文都被弃置一旁，他们的举动与地痞无赖并无差异，这样的场面叙述放在舞台上，也更能凸显其戏谑化的特征。吴敬梓在作品中往往以一个细节为切入点，通过合理的加工去暴露并放大丑恶。例如：“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跟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要到外头接文章。”这种动作描写展现了考生舞弊的丑态。当这些人物生动地跃然纸上时，他们可笑和迂腐的行为确实引人发笑，但当读者由此反观生活时，却又笑不出来，因为戏谑发笑之下的是苍凉的世态，是读书人病态的心理和扭曲麻木的灵魂。“相公，你一个正经读书人，快归号里去做文章，倘若太爷看见了，就不便了。”鲍廷玺想要将舞弊的考生押去见太爷，却被拦了下来，鲍文卿反而说我小儿“不知世事”，称舞弊考生为“正经读书人”。鲍文卿这种行为也算得上是一种舞弊，应该受到批判，但是在作者对鲍文卿这个人物有着特殊的情感，他极具同情心和正义感，慷慨解囊帮助穷秀才，在某些方面有吴敬梓自身的影子，所以鲍文卿的妥协隐含着作者对科举考试中严重舞弊现象的深深无力感。（二）客观冷静的态度文学作品的创作离不开作者的主观情志，读者往往可以通过作家遗留在文章中的带有个人态度的文字，与作者进行超越时空的交流。“中国古代小说由于受到文以载道及说书艺术的影响，太多主观的东西，作者不但时时以说书人身份介入故事，进行政治的道德的说教，而且总是喜欢把自己的创作意图，通过带倾向性的描写反映到作品人物的性格塑造之中。”鲁迅先生曾评儒林外史“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儒林外史在叙事的过程中，作者充当的是一个“局外人”的角色，始终保持着客观冷静的态度。讽刺的场面越热烈，作者的笔致越冷静，没有使用过多的主观评论和带有感情倾向性的文字。这不但没有弱化批判的强度，反而通过塑造人物自身展现出其真实090的一面，让读者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将作者的喜恶强加给读者。在第十九回中，金东崖一字不通的儿子想要进学，托人去寻个替身，李四便找到了潘三。“绍兴的秀才，足足值一千两一个。他如今走小路，一半也要他五百两。”短短几句话就将秀才明码标价这一现状，用极为平淡的语气说出，可见买秀才已经成为屡见不鲜的事情。这种语气越是冷静，在读者心中激起的波澜越大。“学道出来点名，点到童生金跃，匡超人递个眼色与他，那童生是照会定了的，便不归号，悄悄站在黑影里。匡超人就退下几步，到那童生跟前，躲在人背后，把帽子除下来与童生戴着，衣服也彼此换过来。那童生执了水火棍，站在那里。匡超人捧卷归号，做了文章，放到三四牌才交卷出去，回到下处，神鬼也不知觉。发案时候，这金跃高高进了。”这里是作者对清代科举童生试替考的详细描写，作者“直书其事，不加断语”，没有具体的心理描绘，只是对替考场景及人物本身的行为进行客观描述，但其“悄悄”“躲”，也反映了金跃与匡超人的紧张心理。南社小说理论家黄摩西说：“儒林外史之写社会中种种人物，并不下一前提语，而其人之性质,身份，若优若劣，虽妇孺亦能辨之，直如对镜之无遁形也。夫镜，无我者也。”吴敬梓在前文中对金跃这一人物没有一字刻画，读者只知道他是金东崖的儿子，在结尾处则写他“发案时候，这金跃高高进了”，用了“高高”二字营造最大程度的讽刺效果，激起读者强烈的愤懑情绪。如果一字不识的庸才也能高高进学，那科举考试的公平性便是一场笑话。吴敬梓对自己笔下那些无知、无能、无耻的人物，还是带有同情或厌恶的情绪的，但他仍然选用冷静的描写方法凸显讽刺意味，体现了他在经历家庭巨变、亲人离世、屡试不第、人情冷暖后用朴素文字劝诫世人的良苦用心。二、借舞弊表达个人诉求“与宋明以来主要以市井社会下层读者为预期接受对象的通俗小说家不同，吴敬梓以儒林为描写主体，把自己的经历和情感熔铸在小说创作中，冷静地解剖了旧时文人或崇高或卑微或超脱或无奈的灵魂，从而对培养这种文人的文化乃至整个社会作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吴敬梓出身于名门望族，一家人“科第仕宦多显者”，他在移家赋中称“五十年中，家门鼎盛”。被过继成为长房长孙的吴敬梓自幼便成为整个探花府的希望，承担着用科举重振家族的使命，但他最终没有走上科举入仕的道路。通过对他人生的分析可知，他的选择并不是因为时运不济名落孙山，而是因为他对科举的认知和思考，儒林外史就是他认识到科举的弊端后，对儒林文化进行历史的反思。（一）厌恶科举，向往隐逸吴敬梓刻画科举考试各种舞弊的丑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反对科举制度。儒林外史第三十七回中，舞弊的考生考在二等，来谢虞老师，他却否认了。被091经典中国人问到时虞老师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吴敬梓借虞老师之口道出自己的用意，他认为读书人必须重视自己的廉耻，唤起道德之心。与蒲松龄的作品不同，儒林外史并非旨在揭露科场的不公，抒发愤懑之情，而是如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评述的那样，儒林外史是“秉持公心，指擿时弊”之书。吴敬梓对科举的厌恶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吴敬梓十八岁在赣榆作为全椒生员考为秀才，二十九岁乡试受挫，因“文章大好人大怪”名落孙山，三十六岁安徽巡抚赵国麟行文到全椒，举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的考试，他以病为由三拒荐考，自此不应乡举。吴敬梓在几次失败后无意举业，甘为粒民，将前半生坎坷举业场上耳闻目睹及亲历的人和事写进一部儒林稗史中。他在文木山房诗集中提到自己多次诵读简兮后的感想：“士、君子得志，则大行，不得志，则龙、蛇。遇、不遇，命也。”这里他认为读书人未必只能走科举的路，应当乐天知命。后又在丙辰除夕述怀中说：“有如在罗网，无由振羽翮。”控诉读书人就像在罗网中被束缚的鸟，无法张开翅膀。从儒林外史中很多人物的塑造中，都能看出吴敬梓对隐逸的向往。书中第一回的王冕几次拒绝通传，过着隐居的生活。历史上的王冕并非一直向往宁静淡泊的生活，他少时也曾参加过科举考试，不过没有中，一怒之下远离科场。这一点和吴敬梓很像，受正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科举也是吴敬梓年轻时的理想，他张扬豪放，乐善好施，也曾想过通过科举撑起家庭的重担。但他的内心也有着对魏晋风度的仰慕，有着对远离尘世和自由生活的向往。他在买陂塘下半阙中写道：“人世间，只有繁华易委；关情固自难已。偶然买宅秦淮案，殊觉胜于乡里。饥欲死，也不管干时似淅矛头米；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他的内心是矛盾的，一方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举业是大家认为最正确的道路，他也想通过举业来实现理想抱负；另一方面，几次乡试的失败让他饱受挫败，他也逐渐明白救世理想不是他一人的举业就可以实现的，所以他耗尽心血写下儒林外史，想要用讽刺来拯救人们麻木的灵魂。（二）表达个人理想儒林外史作为吴敬梓的心血之作，其中寄予了他心中的理想世界。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有一段对儒林外史的著名介绍和评价：“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也是吴敬梓的理想人格。“基于儒家的社会担当，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儒林世相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揭露，同时他又积极与当时的社会进步思潮对话，以期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092是既具有儒家的传统美德，又身兼魏晋名士风度，杜少卿就是这一理想人物的代表。”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一人物的原型就是吴敬梓自身。他豁达乐观，坚决反对做官；为人慷慨，败光家产仍能付之一笑；不顾世俗的眼光，携娘子醉游清凉山牵手漫步。面对当今读书人不实的态度、浮躁的学风，吴敬梓很是痛心，他希望能多些像杜少卿这样“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的人，少一些不良之风。而他笔下那些科场舞弊的考生就和名士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等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除了理想人物之外，吴敬梓还描绘了理想的社会风气。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小说中很多人物都带有儒家“仁”的思想，“以仁义服人”“以礼乐治国”，例如王冕，在隐居时他经常思索治国理念，吴敬梓也在开篇借他之语道出“一代文人有厄”。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吴敬梓未能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只能将社会弊端归结于八股取士制度对读书人思想的摧残。他借儒林外史勾勒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希望人人都能像魏晋时期的名士一样淡泊名利，提高自身修养。结语吴敬梓着力描摹科举舞弊现象，将活力注入批判科举的精神内核，催生出超时代性的“救世”著作。他以悲愤独醒的姿态俯瞰满目疮痍的儒林，寻求解决的方法。遗憾的是，吴敬梓在世之时并没有等到儒林外史刊刻的那一天，他猝死于扬州一家小客店里，险些被当作饿殍收尸，他在等待儒林外史刊刻问世的绝望中离世，留下的手稿成为金兆燕心头的巨石。直到在中了进士之后，金兆燕才将儒林外史刊刻于世，告慰先生英灵。参考文献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2天花藏主人.玉娇梨平山冷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3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4孟昭连.儒林外史的讽刺意识与叙事特征J.南开学报，1996（2）.5李汉秋.儒林外史研究资料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6王道成.科举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7清高宗实录.M.台北：华文书局，1969.8陈文新.儒林外史与科举时代的士人心态J.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9刘永强.儒林外史文本特性与接受障碍J.文艺理论研究，2013（4）.10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1982.11吴敬梓.文木山房诗说笺证M.济南：齐鲁书社，2002.12吴敬梓.文木山房集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13吴敬梓.卧闲草堂评本儒林外史M.闲斋老人，评.长沙：岳麓书社，2007.14王玉姝.吴敬梓儒林外史与朴趾源小说实学思想比较J.明清小说研究，20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