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狂欢的实践——杨昭小说的叙事艺术.pdf

19昭 通 学 院 学 报第 45 卷 第 6 期Vol.45 No.6Journal of Zhaotong University2023 年 12 月Dec.2023云南文学研究文本狂欢的实践杨昭小说的叙事艺术郭冬勇（昭通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摘要：在昭通作家群队伍中，杨昭长期从事小说创作，是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相对于故事内容来说，他更重视故事的叙述本身。精巧的结构、细节的把握、典型的病态人物塑造和反讽的语言，构成了杨昭小说整体叙事上的“狂欢”，正是通过这些方面的实践，杨昭实现了他在创作中对于生活的“审视”和“反省”。关键词：结构；场景；病态；反讽中图分类号：I561.07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7408（2023）06-0019-06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以来，杨昭早期创作的主要方向是诗歌，其作品曾获得过云南省首届青年诗歌大赛的优秀奖，90 年代后他的主要创作精力又转向小说，其小说作品先后获得过滇池文学奖、高黎贡文学奖、滇东文学奖等。在庞大的昭通创作队伍中，杨昭是较为特别的一位。从作品数量上来说，杨昭说不上是高产作家，迄今为止，他的创作都是以中篇小说为主，没有长篇作品；从创作的内容来说，他更倾向于暴露人性中的丑恶和黑暗的一面，带有明显的悲剧色彩，题材似乎显得有些陈旧。但是，扫描一下整个昭通文学创作的队伍，杨昭又以自己独特的故事结构设置和极具隐喻性的场景描写，在冷静的反讽语言中，深入观照人物的精神世界，让这些作品成为文本狂欢的实践场，树立起了自己创作上的现代性创作风格，使自己成为在这个群体中最擅长叙事的人之一。一、整体叙事的结构设置著名评论家谢有顺曾在成为小说家的演讲中说：“中篇小说的核心要素是故事。近几十年来，多数中国作家的成名作都是中篇小说，讲故事的能力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1创作者要讲好故事，除了对生活的深度体验，积累起丰富的故事素材之外，还必须建立起一定的叙事结构，叙事的结构对于小说所要讲述的故事以及故事对读者的征服，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叙事结构是小说家建构自己的艺术世界的主要美学手段，结构的设置不仅关系到人物的塑造，而且也是使作家所构造的世界成为连贯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可以理解的时空体的需要，更是小说形成自己独特美学效果的条件。纵观杨昭这些年的作品，可以发现他自小说创作之初，就对自己的作品结构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家的认识，在他的小说中，存在着一种明确的将结构独立起来的美学意识。2004 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崛起的昭通作家群昭通文学艺术系列丛书 中的“小说卷”，收录了杨昭的小说 东风浩荡。这是杨昭早期的一篇作品，故事主要详述了“咬牙切齿诅咒贪官污吏”的土包包乡乡长黎大志（小名“小瘪”）的少年遭际，附带略述了他在成为乡长之后酒醉之际，误将自己和其他女性“胡搞”的视频带当作县委书记考察工作的录像送给了县委书记，之后被处理而锒铛入狱的事情。这篇万余字的短篇作品，被作者刻意分成了上篇和下篇两个部分。上篇讲述小瘪在改革开放前期特殊年代的青年生活，主要通过“小瘪”的视角，描述乡村生活中所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形收稿日期：2023-11-08作者简介：郭冬勇（1980）男，河南新郑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20第 45 卷昭 通 学 院 学 报2023 年（总第 211 期）式主义的现象以及乡村基层官员的腐败和堕落，这部分大约占据了全篇的五分之四。而剩余的近两千字内容里，也仅有一半的内容叙述改革开放后已经成为乡长的“小瘪”倒台的过程。这种看似头重脚轻的叙述方式，实际上正是杨昭构建故事结构的巧妙之处。一是通过篇幅上的这种分配，形成一种“小瘪”少年时期被生活所折磨与欺压的“厚积”和“黎大志”获得政治权力加身之后的“薄发”之间的强烈冲突，使得作品结尾部分的“高潮情节”显得更为激烈，从而将获得基层权力的“小瘪”的疯狂，突出得更加形象，使作品的主题进一步得到深化；二是通过这种结构安排，将小瘪的“成长”和“倒台”进行“分裂式”叙述，很好地解决了小说中“文本时间较短”与“故事时间较长”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小瘪”的扭曲生长，虽然占了绝大部分的笔墨，但是作品的点题之处，却在故事的“最后一分钟”，较少的笔墨在作品中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杨昭之后的几部中篇小说，更是在故事结构的设置上，不断地进行深入探索。获得“滇池文学奖”的作品我是你哥哥，采用了多层叙述相套的模式，作为叙述者的“我”的故事，“我”讲述的“李萌”的故事，李萌讲述的“孪生哥哥”的故事，杨昭通过叙述视角的不断转换，实现了不同人物在故事世界中的统一，这种多层套嵌的故事结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普希金的驿站长，将叙事的曲折性表现得更加灵活。而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则采用了日记体的方式展开，但是在这 6 则日记中，却又不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整个文本自始至终都没有我的出现，彻底摒弃了第一人称，彻底颠覆了日记体小说的固有模式，远远超出了读者的阅读经验。”2267在另一篇作品一张照片中，其结构设置显得更为直截了当，干脆用“照片”本身的特性进行故事架构，前半部分是“负片”，后半部分是“正片”，“负片”承载着故事主人公于彬当下的惨淡生活，“正片”更多地反照出于彬对往昔浪漫的追忆。而后来的生吞活剥，则又与之前的东风浩荡相反，一共 15 个小节，“生吞”有 3 个小节，“活剥”有 12 个小节，从东风浩荡 的“头重脚轻”反转为“头轻脚重”。在 东风浩荡中看似“轻”的结尾部分，作为篇幅上的小容量在为上半部人物成长的最终走向“点睛”，起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生吞活剥中看似“轻”的部分，为下半部王孝子在永康镇的“立威”作了铺垫，时时躲在故事的暗处发挥作用，成为了整篇作品的“压舱石”。不论是作品上下篇分量的“孰轻孰重”，“正片”还是“负片”，以及非第一人称的“日记体”，杨昭小说故事的核心性内容，又都与章节事件和情节的安排相照应，这就使作品的整体结构在故事内容之外获得一种独立的结构形式之美，从而标明了杨昭在小说艺术上的风格追求。二、场景描写的细节扩展“叙述内容中具体描写的人物行为与环境组合成为场景。一部叙事作品在叙述故事中必须有场景，也就是说，故事的进展要把人物的行动放在具体的环境中构成场景，才能显示为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3对于中篇小说来讲，由于篇幅的限制，既要满足故事的完整性，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环境性要素，因此单纯的环境描写事实上往往都不单纯，反而是作为一种铺垫，加入人物要素使之转化为场景描写，更为集中地形成故事的高潮，整体上形成一种具有隐喻性的存在。富有隐喻性特征的场景描写在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之初，就已经存在了。特别是鲁迅先生所创造的“看/被看”这一经典场景，更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杨昭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更是对这种富有隐喻性特征的场景描写加以了充分的利用。在早期创作的东风浩荡中，杨昭就将公社刘书记和宣传队女演员在苞谷地里乱搞男女关系的场面，展示给了正处于“热血青年”阶段的小瘪，为小瘪后来变身为同样乱搞男女关系的黎大志奠定了心理基础。稍有不同的是，鲁迅笔下给人印象最深刻的“看/被看”是“示众”，而在杨昭这里，变成了“偷窥”，而这种带有私密性质的“偷窥”，在被发现之后，作为“偷窥者”的小瘪，由于自己惧怕公社刘书记的权势，在刘书记的注视之下，反而心理上成为了被“示众者”，这为小瘪后来精神上的扭曲与变态，埋下了心理21第 6 期郭冬勇文本狂欢的实践上的基础。在接下来的创作中，杨昭对于这种“示众”场景的描写，显得更为情有独钟。在日蚀和生吞活剥中，杨昭注重描写了多个“示众”场面：永康镇的人们在镇公所前处置“通奸”的水妹子和陈耀祖，众人争相围观；土匪头子罗大爹带领着手下在河滩上处置赵镇长，围观小喽啰们将锯下的人头踢着玩；罗大爹的手下王孝子他们在雅聚茶馆门前的空地上，当着镇民的面用枪逼着外乡耍蛇人生吞菜花蛇；当了永康镇“新大爹”的王孝子在河滩上活剥了抗战牺牲的陈长贵遗孀台儿庄等等不一而足。杨昭作品中的这些“示众”场景，不是单纯地推动情节发展的展示，“示众”在故事的进程中，通过各种细节性的描写得到强化和突出，被逐步地向故事的深层掘进，“王大爹一把搡开了光棍刘二哥，亲自拿一根麻索，勒在台儿庄的大奶奶跟大肚子之间。效果立马就显了出来：着那绳子一勒，肚子更鼓了，奶奶更突了。人些一阵哄笑，心头赞叹王大爹风趣机灵，一绳子就勒出了永康镇的风格和气派。”作为“示众”的对象，被侮辱和被伤害者的处境在“人些一阵哄笑”中被放大；在杀狗的过程中，“我抖抖索索地走了过去，伸手指了指跪在地上的刘慈航：你你你你了半天却说不出句齐整话来。四爷使劲瞅了我一眼，忙站起身来，对群众解释说我因为太气愤了，所以讲不出句抻抖的话来，又问我咯是？你咯是我说的这个情况？我仍然讲不出话来，又扭头看了女知青一眼，只见女知青的头垂得更低了。我闭上眼，使劲地点了点头，表示四爷说的句句属实，眼前，小黑那双眸子泪花闪闪的，怎么也不肯闭上”公社王书记组织的这场公开审理地主后代刘慈航“强奸”女知青的案子，“我”作为“强奸案”的目击者，成了案件审理中的“证人”。但是这一“证人”在此的身份却较为特殊，他不是“强奸场景”的真正目击者，只是出于公社王书记的需要，被裹挟到事件当中，不自然地成了众多围观者之一，与在永康镇的茶馆和河滩上的那些“哄笑”的人和此时公社看热闹的社员相比，在此场景之下的“我”，只能作为“围观者”，“抖抖索索”“指了指”下却“半天说不出句齐整话来”，木然地“使劲地点了点头”的细节动作，将“围观者”的身份又进行了翻转，这哪里还是什么“围观者”，分明是一个“被示众”的人，而之后“我一连发了七天高烧，才在县医院的病床上醒了过来。我奶奶说，家里连装我尸体的匣匣都钉好了，都以为我活不过来了”，这些包含着不同类型人物“死亡”因素的场景，在一定程度上隐喻了人性的消亡。另外的第七日是圣安息日中，坐在楼顶平台上发呆的小玉，被大家误以为要跳楼自杀引来围观；漂白中集中培训的“准公务员”因嫖娼被抓引起围观；众人都看着你更是直接从题目中点出“示众”的主题。可以说，杨昭作品中几乎没有哪部作品不涉及“看/被看”的，“看与被看”双方的细节刻画又进一步加强了场景的隐喻属性，从而提高了场景描写在作品中的作用和地位。三、病态人物的深度剖析自从现代文学在中国兴起以来，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和如何塑造人物，就成了小说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自新时期以来，从伤痕文学开始，直至寻根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至今，中国当代文学对于微观具体生活的关注越来越强烈，宏大叙事的文学背景逐渐淡化，关注普通生活中的人物命运和其生存状态，被众多作家日益青睐。事实上，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传统文学的重要方面，文学创作上的“向内转”倾向，被进一步的重视，这种倾向，在世界文学范围内来说，更是如此。对于杨昭来说，长期在高校工作，使其对中外文学创作的走向有着深刻的学理认识，这种理性认识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必然会得到转化，具体来说就是显现在他对生活中病态人物的深度剖析上。就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来说，杨昭笔下的人物，多多少少都带着“病态”特征。在 我是你哥哥 中，杨昭塑造的李萌，就是典型的“病态”人物之一。一方面李萌在体检中被检查出患了癌症，在“我”的劝慰之下住进了医院，成了医院的治疗对象，这是表层意义的“病人”；另一方面李萌在长期的住院治疗过程中，随着身体各方面机能的下降，在精神上也开始出现了分裂，他臆造出了一个和22第 45 卷昭 通 学 院 学 报2023 年（总第 211 期）他同生共长却又有着截然不同命运的“哥哥”，沉浸在对这个“哥哥”顺风顺水的生活的憧憬之中。蜘蛛丝中，女大学生白如雪的母亲白丽萍患了乳腺癌，自然地这个母亲也是一个“病人”，认为命不长久的她将所有财产交给了女儿，但是在手术过后，却像变了一个人，白丽萍用比将财产交给女儿更短的时间，收回了这些财产，将那套按照法律将来应当由女儿来继承的房子卖了，然后用卖房子的钱买了差不多两百块钱才能买到一克的西藏虫草，来为自己的“健康”添加保障，她还直接告诉女儿只承担她大四的学费，生活费让如雪自己想办法。白丽萍的“患病”和她身体疾病被医治之后所留下的心理上的“疾病”之间的转变，直接将白如雪一步步推向深渊，险些将她推向歧途。杨昭在对笔下的这些“病态”人物进行塑造的同时，没有忘记去发掘人物内心世界转变的根源。除了李萌和白丽萍这样，可以直接从生理机能的转变进行解释之外，他另外的一些“病态”人物，往往还有着更为深层的社会权力的压迫因素。在翘首踮足中，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像一个“高级人”，“一考上师专，我第一件事就是让爹妈给我配了副黑色边框眼镜骑在鼻梁上。我恨自己那明察秋毫的优秀视力，戴上一百五十度的近视镜后头晕恶心、视物模糊，但咬咬牙坚持几天也就适应了。后来我果然如愿以偿成了个近视眼。对镜自观，倒也气度不凡，哪里还有一丝农民身上所特有的泥土的芬芳？”在漂白中，杨家富看似一个努力上进的正常青年人，但实质上也是一个病人，在他读小学时，学校组织教师节活动，要求必须穿白衬衣，贫穷的父亲只能从地摊儿上淘来一件带着口红污渍的白衬衣，穿出去之后却遭到全校师生的嘲笑，这就已经为他考取梦寐以求的“公务员”身份之后的悲剧命运种下了“病根”，他时刻担心自己和女房东毛毛之间的地下恋情关系暴露出来，正是因为他认为毛毛个人身上存在着生活“污点”，他们之间的恋情也是自己生活上的“污点”，是白衬衣上必须要掩盖住的“口红”印记。而在杀狗的过程中，群众大会审判刘慈航，“我”忽然发现，“他（刘慈航）但求早死，他故意在往自己脸上抹屎啊！群众是真的听不出端倪来，还是在心照不宣地集体装昏？泪水在我的眼里一转一转的。我被自己的这个发现吓坏了，赶忙跟着群众乱喊一气，努力培养着对这个罪大恶极的坏蛋的仇恨。”在这个故事中，“我”的发现，与在安徒生童话中发现“皇帝的新装”真相的孩子何其相似，而这个发现直接导致“我”晕死在现场，后来一连发了七天高烧，差点送命，而那些“群众”又何尝不是集体患病者呢？“文学是人学”已是学界所公认之理。“各种创作方法的形成决定于创作主体从什么角度发现人，思考人。看重人的社会性、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就形成现实主义；着眼于人的心灵、情感的，则倾向于浪漫主义；而认定人的心灵真实、潜意识的深刻性的，就走向现代主义”4。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杨昭的创作，在作品的故事主旨上既有“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的社会现实取向，更富有叙事技巧上病理分析所具有的精神剖析之深度，从而显示出更强烈的现代性特征。四、叙述语言的冷静反讽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创作，一定要讲究言语方式。特别是在小说领域，由于叙述本身和叙述的内容即故事之间并不是像抒情类作品那样存在着直接融合的关系，由此语言和言语就不仅仅是承载故事的物料，更多的时候，作为叙述本身的语言讲述方式和话语的具体运用，就会被凸显出来，毕竟小说的语言是通向作家所营造的艺术世界的第一道门槛。对于以地域性书写见长的昭通作家们，其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大量运用了昭通方言，杨昭也不例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昭通人，在杨昭的作品中，说两者相像或者作比较时用“仿”，说做事情采取行动时用“整”，说麻烦别人时用“伏累”，说不符合常理叫“日怪”，说对人格外的关心和照顾叫“看觑”，说人惊慌失措的大声喧闹用“鬼喊傩叫”，说人愤怒生气叫“鬼火绿”，说另改时间叫做“二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昭通方言作为在一定的地域内被群众广泛使用的23第 6 期郭冬勇文本狂欢的实践日常语言，在作品中的使用，为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和生成富有浓厚地域文化的艺术世界，提供着积极作用。昭通本土作家夏天敏曾说：“昭通地区的语言是极富于表现力的。它有浓郁的感情色彩，有鲜明生动的比喻，有强烈的动感。状物写人，抒情言志，运用形象思维的方式，跟生活中的事物发生直接联系，取譬恰切而又妙趣横生，每句话都有形象，触手可摸，生活气息浓郁得很。”5方言在作品中的运用，还只是杨昭对小说语言娴熟驾驭的一个方面。毕竟这是大多数昭通作家群作者都会在作品中运用的技巧之一，杨昭最深刻的语言特点，是行文中弥散着一种冷静的反讽。他常常打破日常修辞的使用范围，将作品中所涉及的日常性事件提到一个不相匹配的高度，如此一来，就使得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沉重感，在一定的阅读节点上得到放松，在整体的悲剧性上，跳出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音符。这种话语的挪用，虽然有时似乎显得“不合时宜”，但和具体的语境相结合之下，又能保证在不同对象范围之间找寻到更为尖锐的结合点，直指叙述内容的核心深处。如将讨好别人的神情说成是“汉奸般甜蜜的微笑”，将上卫生间小解说成是放“小泉”出来“参拜靖国神社”，将嫖娼说成是“高尚娱乐”，把离婚形容为“丢了烂袜子”，把人皮肤白净形容为“细沙纸打磨过”，把微型客车走走停停不断下客形容为“屙野屎”，把连续的做坏事形容为“不吃老本再立新功”，将“博士”说成是“剥尸”，将天文学的“能见度”说成是“能见肚”等等，从传统文论的角度上看，这是典型的“仿拟”和“飞白”修辞方法，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杨昭在作品中营造出了一种嵌套在整体悲剧氛围中的喜剧讽刺效果。为了加强这种讽刺的效果，在这些单句之外，还有一些是段落式的整体迁移。在我是你哥哥中，“我”从李萌的电脑中找到的李萌给老熊写的追悼词，在悼词中，李萌按照传统悼词的写作格式，将老熊从小到大所做的坏事一一进行了罗列和批判，整篇悼词都弥漫着一个青年教师对上级官僚的强烈反讽色彩，让人读来开怀大笑，而在老熊的追悼会上，“我”所宣读的悼词，则又将老熊所做的坏事逐一按照常情重新进行了正面评价，连续两篇悼词的出现，更加引起读者对于老熊这一人物的深思；而在日蚀中，第 17 节整个部分就是 再呈昭阳县陈县长泽虎先生报告，这篇由永康镇代镇长陈正彪向国民政府上级的行文，采用了板正的语气，将发生在永康镇的“日蚀”事件颠倒黑白，对乡民的愚昧和土匪的凶狠残忍行为进行了美化，形成了另一种歪曲的解读；蜘蛛丝一篇，则直接对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作品 蜘蛛丝 进行了引用，来奠定整个文本的基础。在这里，不同的话语混合在一起，形成语言的“杂交”，“语言杂交是通过将不同文类、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集团和不同地域的语言在小说中故意混杂，使神圣与粗俗、崇高与卑鄙、聪颖与愚蠢等接近起来、融为一体，使等级规范的界限被打破，从而形成众声喧哗的杂语世界”6。有评论者说：“杨昭站在文本之外高屋建瓴，读者读到此处，其情绪也自然而然脱离了文本，意识到自己正在阅读小说，而不是参与小说情节。”2268事实上，杨昭在小说创作中，刻意地让读者“意识到自己正在阅读小说，而不是参与小说情节”的做法，其目的就是要进一步地让读者从不自觉的故事人物和情节发展的“代入感”中脱离出来，从而达到对故事文本以及对文本语言运用更为冷静的思考之中，而这也正是杨昭的小说具有独特魅力的重要因素。五、结语著名评论家朱霄华在我看昭通文学中这样评价杨昭，“这个人总让我感到，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让人从他的身上感到来自昭通那块土地所特有的疼痛感。他太忧患了，想得太多了，想了又想，但似乎永远都不打算说出。”7对于自己所生活的土地的疼痛感，无疑是来自他对在这块土地上挣扎的人所持有的生活忧患。杨昭不是不说，他是在想了又想之后，对于直白言说之苍白无力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此之下，他致力于为自己的“忧患”和“疼痛”找寻疏泄的途径，而小说创作，正是他的言说方式。他曾坦言，“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始终存在这样一场噩梦：能说的不能做，能做的又不能说。我靠在讲台上24第 45 卷2023 年（总第 211 期）昭 通 学 院 学 报大谈文学领几文碎银子过活，又无法遏制写字的冲动，便只好承受说与写两刃相割的折磨。”8这种“说”与“写”之间的“两刃相割”，对于许多的作家来说，诚然都是一种折磨，但是不能否认，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有这种苦痛的经历。正是在这种折磨之下，杨昭在观照众生的精神困顿，展示他们的命运挣扎之时，在体味生活的苦痛中，犹如春蚕吐丝一样，织就出富有生命力的绚丽锦缎，在他所营造出来的文本“狂欢”中，谱写出一则则生活寓言，实现着他对于生活的审视和反省。参考文献：1 谢有顺.成为小说家 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8:65.2 李骞,黄玲,黄立新.文学昭通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3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264.4 朱栋霖,朱晓进,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史 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5.5 夏天敏.文学应该植根于本地区的深厚土壤 J.昭通作品,1987(3):43.6 王瑾.互文性 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1.7 朱霄华.本土个人经验及写作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174.8 雷平阳.群峰之上的夏天云南昭通文学现象调查 J.大家,1999(3):11.The Practice of Text Carnival:The Narrative Art of Yang Zhaos NovelsGUO Dongyong(School of Humanities,Zhaotong University,Zhaotong 657000,China)Abstract:Among the writers in Zhaotong,Yang Zhao has been engaged in novel creation for a long time and is one of the most skilled storytellers.Compared to the content of the story,he places more emphasis on the narrative itself.The exquisite structure,mastery of details,typical pathological character portrayal,and ironic language constitute the carnival in the overall narrative of Yang Zhaos novels.It is through these practices that Yang Zhao realizes his examination and reflection of life in his creation.Key words:framework;spectacle;morbid state;iro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