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下清代官学教师考核与升迁制度研究.pdf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作者简介：2023-09-1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教师资格的历史沿革研究”（17YJA880064）程春玉，女，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硕士生；施克灿，男，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程春玉施克灿（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科举制下清代官学教师考核与升迁制度研究摘要：清代举业极盛，读书人追捧仕进，官学教师普遍被认为逐官轻学，忽视教育本职。本文从与清代教师职业发展密切相关的考核与升迁制度出发，对该问题进行探讨。首先，官学教师的考核需对标统一的文官标准，并符合专门职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清代教师群体的职业发展。其次，官学教师的升迁深受科举身份影响，由于多选择外升，且晋升空间狭窄，限制了教师职业的长期发展。再次，官学教师的升迁制度存在非公正性、滞后性，间接损害了教师职业发展的积极性。最后，清代官学教师的考核与升迁系统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与延展性，是职业发展渠道不畅通的原因所在。清代官学教师的考核升迁制度对当今的教师评价具有一定启发意义。关键词：科举制；教师考核；文官升迁；教师职业发展【中图分类号】G4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427（2024）02-0092-10DOI:10.19360/ki.11-3303/g4.2024.02.012我国古代的学官和教官，是管理学务的官吏和官学教师的通称1-2。文官考核，古已有之，往往与官员升迁相系，升迁是对考核优良的鼓励和嘉奖。明清时期科举兴盛，源于传统的“贤能治国理论”3，但长期代表贤者的教职却在此时期成为冷官。有学者认为，选士制度限制了教师职业的发展4，教官职分不专，教化效果并不理想5；也有学者认为，科举制度为教师提供了政治上“官”的身份加持6，官师一体使传统教师的权威拥有制度上的保障7。因此，清代官学教师官师合一的身份并不存疑，但官学教师的职业发展可能会受到官制的抑制。本研究在清代科举制背景下，借与官学教师评价标准相关的考核与升迁制度探讨这一问题。一、考核标准：系于吏制，专于师范官学教师的考核结果是其黜陟的重要依据。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确立儒学教官的任期内考核方法，以学行俱优、学问疏浅、老病不堪、钻营鄙污四个级别进行评价。学行俱优、教有成效者，礼待奖劝并据实推荐；学问疏浅者，责令勉进；老病不堪者，令以礼致仕；钻营鄙污、索行不谨者，即行参奏，究拟重治8144。可见，考核制度及其标准于教官而言十分重要。（一）清代官学教师考核制度清廷定期对文官进行考核，称“考绩”或“考课”，考核结果是官员任用升降的重要依据。清朝统治者将文官考绩视为“激扬大典”“澄叙大Journal of China Examinations2024年第2期No.2,2024典”9，在京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称为京察，京外文官也是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称为大计。国子监教官的考核按照京察的统一标准施行。京内官员依据官品不同，分为“列题”“引见”“会核”三种方式10217。京察时，国子监内除祭酒由部院考核，其余官员均接受“会核”，由本监堂官及掌印官分别等第。会核先由各衙门对官员进行考核，再由吏部定期知照“封门阅册，分别等次磨对”，后经吏部共同面议考察，拟定等级后传知各衙门。最后，各衙门召集应考官员唱名过堂，分别去留10220。除京察外，清朝还设有专门针对国子监八旗教习的考核，主要包括平时随机查看与季度检查，考察教学勤惰与效果。地方教官的考核包括任用之初的督抚考核、地方文官统一的周期性考核（即大计），以及任期中与俸满的考核，后二者亦关乎升迁。教官任期内接受学政（多由府尹担任）的考核，结果上报督抚，再由吏部会同督查院复查，上报皇帝。由于教官在俸满考核中的表现往往关系到是否能升任县令等要职，故清廷较为重视，由学政和督抚亲自甄别评判，且涉及对督抚、学政的问责也较为严厉。由上，清代官学教师有专门的职业考核制度，并实现了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的结合。在此基础上，官学教师升迁的考察内容也非常值得关注，普遍的执行程序与个别的量化指标都显示出清代教官考察的细致程度。（二）统一于文官体系的考核标准京察与大计以守、才、政、年“四格”为考察标准。守指品德操守，有清、谨、平之分；才指才学能力，有长、平之分；政指政绩，有勤、平之分，年指身体年龄，有青、壮、健之分。乾隆五年（1740年）议准，将合格官员又分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具体见下表1。合格者或奖或升，而不合格官吏则以“八法”（贪、酷、疲软、不谨、年老、有疾、浮躁、才力不及）进行分别处理。国子监依据以上标准进行考核，且于绳衍厅设稽核功过簿，将监内属员的各事项记功或记过，经祭酒批示后留存于绳衍厅作为京察甄别的依据。地方官学教师也接受“四格”的考察，并依据考察成绩保荐升举。因各省人口、职缺不一，保荐教职数多寡也不相同。据学者统计，顺治年间荐举升迁的教职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12；后规定不能仅举荐教职，因此乾隆五十年（1785年）规定了130人内仅推荐1人的荐举比例133844，致使清中后期地方教官的升迁几率偏低。另对教职的参劾也有一定比例，清廷规定不允许督抚、学政随意参劾充数，不申明者罚俸 6个月，降二级留任14。但即使在制度明确的情况下，考察官应付考核的现象仍难以避免，加之有时大计不能按期举行，对教官的荐举和监察都产生不利影响。（三）符合师范特性的考核标准古代教官官师一体的身份，决定了其既要教化学生、身正示范，又要协助地方官员敦化社风。因此，教官自身的德行与才学极为重要。教官任期内需接受较为全面的综合性考量，各府、州、县长官主要从“年力”“志行”“学识”“教规”四个方面填注考语1583，尤其是对学识与教学效果相关内容的要求颇为严格。首先，对年力的要求。乾隆六年（1741年）上等 级“称职”（一等）“勤职”（二等）“供职”（三等）标 准守守清守谨守谨守谨守平才才长才平才长才平才长政政勤政勤政平政平政勤年青壮健表1 清代文官周期考核合格官员等级及标准表113221程春玉 等：科举制下清代官学教师考核与升迁制度研究932024年第2期谕：“有年力衰颓，贪恋禄位，及庸劣无能不称师儒之席者，秉公甄别，咨部罢斥。”1585这一规定并非是以老龄为由解聘年迈教官，而是清除恋于官职又无所作为、能力欠佳的教师。雍正十三年（1735年）对八旗官学助教的要求提出：“助教一官，专司训迪，必得老成谨慎之人，方为有益。”16直接要求八旗助教需年过30，方准考试。因此，由于教官职业的特殊性，既需要端重持谨，又要具备良好的身体素质，方能有精力施行教化。其次，对学行的要求。清廷要求教官具备良好的品行与一定的文化知识。一方面，品行端正是为官为师的基本要素，往往在选任之初就提出“人品学问可为师范者”的要求17691。除基本的清廉方正外，还要求教师勤勉敬业，如对八旗教习“平时随时查看”的主要考核形式就是考勤，教习必须每天住校，如有违者，一次申饬记过，三次则取消保荐机会18843。另一方面，长于文学也能反映教师“学高为师”的特点。据 清史稿 记载：“学政考覈教官，按其文行及训士勤惰，随时荐黜。”113116康熙年间也严申教官必须文学明通才算恪尽职守。乾隆七年（1742年）更规定：“考试教官，题目与生员同，一体封门，不许携卷归寓，以杜代倩。试毕分别等第，移明督抚，以为大计考核之实据。”19247教官考试内容与生员相同，意在要求官学教师具备教授学生的基本能力，而文学才能成为大计的依据，则说明才学关系到教师升迁，才能出众者方能得到举荐。再次，“严立课程”是对官学教师进行职业考核的具体表现。顺治十二年（1655年），朝廷令提学御史、提学道严饬教官：“月加课程，不得旷废。”15106雍正六年（1723年）又具体规定教官季考月课时，加以策或论，以求贴近现实治理，分别优、劣，若教官不遵守则受到惩办。乾隆时期根据季考月课的情况，对“训迪有方，著有成效”的教官，令督、抚、学臣给予核实保荐15121。足见对官学教师的教学考察，主要监督其课程，由学生的表现确定教官的施教效果。最后，因教学与学生密切相关，故教官考核又常与学生成绩挂钩。国子监对各门课程实施明确的责任制，八旗教习的季度考核也主要依据学生课绩优劣进行评判。“一馆中学生功课皆全者，教习录勤一次；如有五人功课不全者，记过一次；十人不全者，记大过一次。”18844-845而且，教习需定期领本馆学生赴国子监呈交功课，接受考试，再依据学生表现由堂上官为教习写下评语。教习任期满三年，国子监根据名下学生的学习情况，考核分等。三年中有4名及以上学生考中高一级官学或考取中书、笔帖式、翻译著作有成效者，教习可报满。若学生数量不及4人或三年中学生有功课缺少、文理无长进的情况，则教习不准报满，助教也需记大过一次。综上，就官学教师的考核标准来看，涉及对职业能力的考察，且要求较为严格。因此，教师升迁的考核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对教师职业能力的督促，有利于促进官学教师群体的职业发展。二、升迁路径：外升有赖科第，内升位卑难就按照清朝官制，京官以历俸二年为年限依法酌情升调，外官以历俸三年为年限依法酌情升调，称“俸满”。教官的擢升也纳入统一的文官升迁系统，因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教师的职位有一定差距，本文分而论之。（一）国子监教官的升迁路径作为最高学府的管理者与教学者，清朝对国子监教官的管理制度既与国家官制相承接，也考虑了国子监教育的特殊性。教官升迁亦不例外，有内、外升迁的不同途径，具体参见下表2。94以 清史列传 为中心，参考 清实录、清史稿 等相关内容，以顺治至同治年间10位国子监教官的具体升迁路径为例，梳理其升迁前后的职位，制成下表3。由表2、表3可发现，国子监教官升迁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多以外升为主，二是教官普遍具有举人或进士身份。清史稿 清史列传 中留名的人物，职位绝非普通小职官，科举身份及后期职位亦更偏于高位。两表也间接反映出国子监作为最高学府，外升渠道相较于普通教职更具优越性。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考核制度整体上的相对泛化，国子监学官的升迁制度更具有针对性，主要以“监内升职”或“升衔不离任”的形式升迁。乾隆九年（1744年）皇帝借留任黄施锷，称以成均为“仕路之捷径”乃“世道人心之害”，故下诏：“升衔而不离其任，则其身已荣，且成全多材，是化一二而百十也。尔监其永遵之！”17698此后，清廷便多以“升衔不离任”的政策鼓励经验丰富的教官留监久任。国子监还规定，若博士与六堂助教缺出，均由监内优秀学正、学录升任18611-613。这样的政策自然更有利于加强国子监教师队伍的稳定国子监官类属（品级）祭酒（从四品）司业（正六品）监丞（正七品）博士（从七品）助教（从七品）学正、学录（正八品）升任内阁学士、詹事府詹事、太常寺卿、光禄寺卿等官。通政司左通政、大理寺少卿、詹事府少詹事、内阁侍读学士、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詹事府庶子等官。内用可升部院司官或考选御史至京堂，再经卿贰和部堂，可至大学士；外用则升府同知或直隶州知州等官。满学官除此之外，还可升满缺（各部院堂司主事、都察院都事、都察院经历、光禄寺署正等官）。外用可升理事、中书科中书、抚民同知通判等。升小京官（部寺司务、国子监助教和博士、銮仪卫经历、太常寺典薄）、府通判等官（在此基础上才能升入部院司官行列）。表2 清代国子监学官品级及升迁表20人物毕振姬方国栋沈荃刘中柱姚棻吴省兰瑚图礼季芝昌青麐李鸿藻年代顺治顺治顺康康熙乾隆乾嘉乾嘉道光道光咸同科举身份进士举人进士（探花）廪生举人后中进士举人后中进士举人后中进士进士（探花）贡生后中进士进士原职国子监助教教谕同知教谕国子监学正国子监学正国子监助教国子监助教国子监助教学政（帝师）升迁后职位刑部主事国子监助教-博士-刑部主事侍讲-侍读-祭酒-詹士官至吏部侍郎国子监学正-户部郎中-知府知县后官至巡抚编修礼部右侍郎检讨-侍读-祭酒后官至兵部尚书巡抚、闽浙总督庶吉士-检讨-侍讲-侍读-祭酒官至巡抚侍讲-侍读-祭酒官至军机大臣资料出处清史列传 第19册，卷74。清史列传 第19册，卷74。清史稿 卷266，列传53。清史列传 第7册，卷28。清史列传 第7册，卷27。清实录，清仁宗睿皇帝实录一 卷44。清史列传 第7册，卷28。清史稿 卷 375；丹魁堂自订年谱。清史列传 第11册，卷43。清史列传 第15册，卷57。表3 清代国子监学官升迁事例表程春玉 等：科举制下清代官学教师考核与升迁制度研究952024年第2期性，更加适应精英人才的培养要求。但从实际来看，国子监给予教官的发展空间实属有限，谋求外升的路径则更易实现政治抱负和获得多种利益，因而教官多选择外升。（二）地方教官的升迁路径地方官学教师是各地官方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府学设教授（正七品）1 名，训导（从八品）1 名；州学设学正（正八品）1 名，训导（从八品）1 名；县学设教谕（正八品）1 名，训导（从八品）1名。教授、学正、教谕分别为府、州、县学教官，训导为教官副职。清代关于地方教官的升转规定较前代已相对完善，教官任满考核后若获得引荐机会，由吏部根据情况挨次升转。但在实际运行中，地方教官的升转较为困难，且路径偏于狭窄，主要包括三个升迁方向。第一，教职内升用。府学教授升国子监博士，州学正及县教谕升府学教授再升小京官，训导升学正、教谕，再升教授，如此在教职体系一脉中晋升。顺治年间蠡县教谕方国栋“迁国子监助教，进博士”216078。乾隆年间的举人张绍华自请就任教职，历任东安、番禺、归善、英德、恩平教谕，化州学正，升广州府学教授22。进士金兆燕初任扬州府学教授，后擢升国子监博士，再升监丞，分校四库馆215842。此外，教职的选任标准也表明了教官在教师体系内升迁的常规途径。雍正元年（1723年）即规定，国子监监丞、助教、博士、学正、学录等官员专用正途出身的教官升任，乾隆时期也会对教官采用引见授职，均是教职内承续。第二，教职外升用，主要为知县。一般州学学正、县学教谕可直接升任知县。值得注意的是，知县与府学教授虽同为正七品，但府学教授任知县为升任，而知县若不能胜任，则会改任教授。这主要与清代文官制度有关，文官升迁有三种形式：一是品级晋升，二是职务晋升，三是品级和职务不变，改换重要职缺23。知县作为主掌一方的实权官员，权力大于仅司教育的府学教授，因此官缺更为重要。从教职自身的发展来看，知县可升任六部主事等8项京、外官职，而府学教授仅有国子监博士、翰林院典簿、知县三项官职候选，知县可升任的职位明显多于府学教授。另外，就清廷选任标准而言，知县多为进士出身，乾隆以后为增加举人的出路，对会试不中的举人，每6年遴选其中第一等级者任知县，二等者任教职。因此，就受朝廷重视的程度而言，知县也胜于教职。第三，通过考取更高功名，获得升转机会。一定程度上，科举身份是高级官职的隐性标准，尤其进士出身者更容易受重用。如表3所示，乾隆时期的姚棻、乾嘉时期的瑚图礼、道光时期的青麐均为考取进士后得以升用。清承明制，允许地方教官参加会试，如训导若考取进士、副榜，有应用之缺则可离任“以待检补”，但也经常出现“动辄数载”的情况，造成人员闲置。故乾隆三年（1738年）又规定：“嗣后现任教谕会试得中进士例应归班者，仍令回原任以教授衔管教谕事。”24综上，从官学教师的升迁途径来看，哪怕是身份最高的国子监教官，也因国子监属于“闲衙冷曹”而更倾向于外迁。顾炎武在 日知录 中称，教官“其取之也太滥，其待之也大卑，而其禄之也太轻”25。当教官成为冷官，能力卓著者多倾向外迁时，其作为教师的职业发展也无从谈起26。三、升迁困境：常栖微职，道阻且长从横向维度的升迁考核标准和纵向维度的升迁路径，可以看出官学教师获得升迁并非易事。加上复杂的政治环境与科举制度强有力的统摄，官学教师并非仅依靠提升职业水平就可以实现升迁，因此发展之路困难重重。96（一）科举环境影响教官升迁的公平性清代教官的升迁制度设计相对公平。当时科举制度具有高度的稳定性、系统性和权威性27，以科试为基础的文官制度保障了官学教师任用和升转的规范性与公平性，但也存在一些不公平因素。首先，科考中的身份倾向影响教官升转的公平性。选官政策倾向于提升贵族子弟中举的比例，如专设“八旗考试之场”和“翻译蒙古文字之场”28，专录满蒙子弟，并增加录取名额。无论是文官选任还是升迁，满蒙子弟都更具有制度上的优势。就教官体系而言，虽在乾隆时期就在解决满汉同官不同品的问题，但升迁政策总体仍向满蒙官员倾斜。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奏准国子监京察保举一等者4名，从满洲监丞、助教、博士中选取两员，从汉监丞、助教、典簿、学正、学录中选取1员，笔帖式中选取1员。实际上国子监8名笔帖式中，满蒙占6人，汉军旗仅2人。因此保举一等官时满蒙官员共3人，汉人官员仅1人29180。其次，科场环境也间接影响教官选任升转的公平性。虽然清廷努力改进和完善选官制度，但不同程度的腐败、舞弊等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且越到王朝后期情况越严重30。孙中山曾提到清末科举舞弊，称“有学问而诡诈的老师冒充学生下场顶替考试”是非常普遍的31。在科场“不纯”的背景下，建立在科举制度基础上的文官选任与升迁制度自然也难以保有真正公平。最后，教职在文官体系中属于末流，在升迁序列中不具备起点上的平等。官员授职按照科考出身，而初次授职和出身势必会影响以后的升迁线路和速度。加之在以科举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中形成不同的官僚派系，如师生关系、姻亲关系、同乡关系等，这些形式多样的关系也影响着教官的升调迁转。乾隆年间的吴省兰与其兄吴省钦是权臣和珅的官学老师，因和珅位高权重而依附之，并结党营私。吴氏兄弟颇有学识，在和珅的助力下，升迁更加迅速。吴省兰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考补国子监学正，到三十六年（1771年）升助教，后又多次在京察考核中获一等名次，视学与典试不绝32，至嘉庆四年（1799年）已升至从二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如此快速的晋升速度与政治派系不无关系。（二）轻官而重任的处境挫伤教官的教学积极性教官在文官序列中居于下等，社会地位远不及实权派官员。而教职的经济待遇以及其他保障也受到官位的限制，因而常受轻视。清代文官的特权和利益包括政治地位、经济待遇、家族利益和仪礼等级等诸多方面，官职品级越高则权益越多，官缺竞争也越激烈。官学中仅国子监的最高主管官管理监事大臣可以获取专门给予上层官员的“养廉银”33。国子监学官的收入在教师体系中居于前列，但八旗官学的教习待遇则相对较低，每人每月仅银2两、米1石，梭米5斗、小米2斗6升5合，外加春秋季发给衣服17904。虽然这与八旗教习大多选自国子监五贡（岁贡、恩贡、拔贡、优贡及副贡）且并非官学正式编制有关，但一定程度上挫伤了教习的教学热忱，仅以此为升迁跳板。清末学规废弛，教习也随之虚于授课。教官的职位相对卑下，但其责任却相当繁重。据 礼部则例 记载，地方官学教师的职责包括：朔望宣讲、季考月课、讲解刑律、举报优劣、遇节庆日带诸生行礼、帮补廪增等19249-250，职责颇为繁杂。国子监教官的职责则更加具体细致，据钦定国子监志 记载，以助教为例，需每5日讲课一次，稽核诸生勤惰，记录优劣，训斥不上进者，根据诸生文章操守品分等第，办理本堂诸生借书、请假事官，乡试和录科亲查冒名顶替，与博士轮流稽查南学（清代国子监专为助教及部分内班程春玉 等：科举制下清代官学教师考核与升迁制度研究972024年第2期肄业生划拨的住宿进修之所，在外肄业赴国子监考试为北学），整肃学规，大课巡场，考到、录科监考等17650。工作琐碎繁多，又长时间难以获得与之匹配的权益和社会地位，并不利于教师专注教学，这也是官学教师多不愿从事位卑任重的教职而倾向于选择外升的重要原因。（三）政治因素加剧教官升迁的滞后性首先，清代看重科举取士的选拔结果，在任官门槛上限制教官的升迁，这一点并不存疑。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学官的任用与考核升迁在资格要求上随科举发展而提高，但教官整体素质却未有实质性的提升。表面上看，教官的功名身份在上升，如清初选用进士中的平庸者担任教职，出色 者 任 以 知 县 等 要 职。至 嘉 庆 二 十 五 年（1820年）则奏定，新科进士“以国子监学正、学录用者与考取人员各按本项名次分缺间用”34。但实际情况是，教官和文官的选用愈发重视科举功名，而官学的教学则愈发重应试而不重讲学，教学质量被忽视，机械重复的灌输使教官的职业功能淡化，甚至趋于工具化。其次，捐纳制度进一步延缓教官的升迁。及至晚清，未获得科举功名而向官府纳捐的人员加捐花样即可迅速得缺，科举正途的权威性不断下降。光绪年间，甚至进士榜也已沦落到捐花样才可获得官缺的境地，教官在捐纳浪潮的冲击下，或老于岗位，多年难以晋升；或因任用无期也被迫加入捐花样的行列。据 续修国子监志官师志 记载，光绪初年至三十一年（1905年），15位国子监博士中有2位为进士，12位为举人，1位为拔贡，进士占比相比于前期已有所降低29213-215。教官任用升迁的式微严重影响了教师队伍的素质提升和教学积极性。而教官学识与能力不足，热衷于结交权贵等活动，也严重影响了国家的高等教育质量。再则，官府的腐败与怠政迟滞教官的升迁速度。清代教官考核制度中，学政拥有较大权力。朝廷规定督、抚、学政不能对教官考核滥行保留，否则将严加处理，但各地徇私罔顾的现象仍大量存在。乾隆七年（1742年）各省计典便反映了敷衍怠政的情况，“或贤员不荐，或劣员不纠，或就目前之一端而不察居官之素，或徇一己之爱憎而不参舆论之同，又或庇护私人瞻询情面而使贪墨不职之人姑容在位，只将教职及佐杂微员草草填注以充其数”35。及至清末，依旧未能实现据实荐劾，“老迈恋栈而过示优容，年少轻浮而不知甄劾，以致为是官者颓废是甘，不知振作”134037。最后，对教官升迁产生影响最为直观的大计也常因各种不可抗拒的因素延缓。若督抚莅任不久或不在任，则大计难以举行，或因自然灾害、战乱备军、河务等亦需展缓大计。如雍正九年（1731年）兼管吏部的张廷玉“请准山东河南二省河员大计展限一年举行”36，咸丰三年（1853年）河南巡抚因出省防堵，奏请展限逾期三年37。大计通常三年举行一次，展限一年则有四年之久，期间若有教官离任或致仕，则无法升迁，其他渠道的升职也让考核失去原有的作用。而教官等微职的升职机会本就偏少，基本必靠大计之期方得选举，一旦停止，也就失去升职的希望。综上，官学教师升迁结果呈现的滞后困境是从制度本身到制度落实的困境，有文官升迁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共性问题，更多的则是囿于教官官职微小在政治环境中不具备优势。因此，处于升迁不利地位的教师群体，其职业发展必然受到损害。四、结论与启示通过对清代官学教师考核与升迁制度的考察可以发现：一方面，清代教官的考升制度对教98师职业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包括在制度程序上施行多重监督，在考核内容与升迁要求中关注到了教学、课程、学生等的水平提升；另一方面，教官的考核升迁缺乏足够的独立性与延展性，又阻碍了教师的职业发展。清廷对官学教师提出的职业标准让步于统一的官制标准，要求教师具备文学能力与教学能力，又让表现出色者得到外迁。鼓励官学教师在教职体系内升迁的政策并未提升教官的官阶，令其处于官重位轻的尴尬境地。此外，教官考核与升迁的联系在清后期并不紧密，即使考绩优等也难以晋升，或得到晋升却未获得权益的实质提升。作为对教师职业的规范与认证，当今我国的教师资格考试与教师职称评定非常重视教师的专业性。现行的教师考核与晋升机制应在继承与批判中获得新的使命和发展。第一，应强化教师考核晋升制度与教师职业发展间的联系。目前教师已不再具有行政与教学的双重身份，考核制度与晋升也均在行业内部进行，独立程度较高。这仅仅是在体制上满足了教师职业发展的需要，在具体的操作和实施层面仍有较大进步空间。如高校教师考核评价中的“五唯”现象，其实并未围绕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本质进行评价，从而造成教师职业功能的异化和学术生态的恶化。第二，应预防将教师的考核、晋升与学生成绩过度挂钩，使教师职业走向扁平化、工具化。考核与晋升政策既是调动教师工作积极性的指挥棒，也是引导教师教育教学理念转变的风向标。清代官学教师过于注重传授应试技巧而非讲学传道，这与考核升迁与学生的升学率和中举率直接挂钩密切相关。当今我国中小学教师的评价考核也不乏此类现象，应予以警惕，以促进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畅通教师职业发展渠道和优化教师考核、晋升制度。第三，应完善教师考核与教师升迁的延展制度。古代对教师的嘉誉多表现为尊孔崇贤，教师的专业身份并不突出38，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提升职业素质的积极性。现今仍然有必要建立健全教师荣誉制度39、职业生涯培养制度等，以完善教师权益保障体系、增强教师升迁荣誉感，进而促进教师专业性的提升。第四，教师本人应加强自身的道德自律与职业素养。自古以来，不乏“滥竽恋栈”的现象。考核与升迁制度对教师的规范与引导终究是外在的塑造，教师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个人修养与职业素质，才是促进职业发展的核心要义。从“四有”好老师到教育家精神，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的要求在不断丰富。广大教师应不断自我提升、自我精进、自我完善，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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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ial positions over theireducational responsibilities.This paper discusses this iss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assessment andpromotion system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Qing Dynasty.Firstly,the assessment100of official school teachers had to be in line with the unified standard of civil officials and the professionalrequirements,which promote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in the Qing Dynasty to a certainextent.Secondly,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n promotions,most teachers soughtadvancement outside of teaching positions.Consequently,limited opportunities for promotion hindered long-term development with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Thirdly,the promotion system of official school teachers wasunfair and lagging,indirectly undermining teachers enthusiasm for career development.Lastly,the officialschool teachers appraisal and promotion system in the Qing Dynasty lacked sufficient independence andextensibility,which was why the career development channels were not smooth.The assessment and promotionsystem of official school teachers in the Qing Dynasty hold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teacherassessment.Keywords: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teacher assessment;civil service promotion;teacher careerdevelopment2023 HKDSE results.Additionally multilevel modeling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the attributes of each participating school and the school internal examination data using a survey in 2023,including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participating schools,the work experience of teachers,the experienceof marking public exams,and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ctivitie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redictedgrades of the four core subjects,Chinese language,English language,mathematics compulsory part and liberalstudies,had higher accuracy of predicted levels than the elective subjects.Among the four core subjects,English Language displayed the best prediction accuracy,while the others yielded similar results.The electivesubjects had lower prediction accuracy primarily due to fewer enrollments in schools every year,whichresulted in variances in the schools HKDSE results.Multilevel modeling analysis showed that different schoolattributes have different predictive effects on school internal examination of different subjects.Keywords:Hong Kong Diploma of Secondary Education Examination（HKDSE）;level prediction;schoolinternal examination;standards-referenced test（上接第39页）程春玉 等：科举制下清代官学教师考核与升迁制度研究（实习编辑：刘昊林）（责任编辑：徐奉先）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