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时代保障个人信息查阅和复制权的定位困境与反思.pdf

监管大视野70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24 年第 3 期数据时代保障个人信息查阅和复制权的定位困境与反思王厚厢摘要：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了个人对其被收集的个人信息拥有查阅、复制权，互联网企业向社会提供网络服务不可避免地需要收集、存储、处理个人信息，法律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充分保障个人对被收集的信息查阅、复制权，相关主体开展个人信息存储、处理活动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执法机构则应权衡企业的长久发展和其为保护个人信息权益所需投入的成本之间的冲突，提供对新兴产业的韧性监管。关键词：知情权 代码 技术成本 企业社会责任引言在数据时代，保护个人信息权的起点是赋予个人信息主体对被收集处理的个人信息拥有知情权，个人行使知情权的方式是通过向个人信息主体主张查询、复制个人信息的请求来实现。然而，实现这一权利需要考虑多个因素，包括个人信息处理者为满足这一请求所需承担的经济成本、技术成本，以及个人信息权利主体的维权意愿和维权成本等。一、问题的产生：个人信息保护之数字鸿沟代码是程序的语言，程序员是代码的书写者。由于应用使用者和程序员之间存在知识差异和隔阂，个人对程序背后的代码语言和算法逻辑并不能完全理解。即使互联网应用程序的交互系统已经采用了常用语言，但是“算法黑箱”的问题可能仍然存在。代码的难以理解和算法逻辑不透明会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产生障碍。应用程序为了提供服务或个性化服务，需要收集、存储、处理使用者的个人信息。有时，如果使用者不提供相关个人信息，就无法使用该应用。这显示了代码的世界中，“算法逻辑”是不可置疑的。程序语言在程序使用者和程序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而且基于代码世界的上述特点使得这道数字鸿沟对应用程序使用者极为不利。二、数据时代保护查阅、复制个人信息权的现实困境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的立法赋予了公民对其被收集的个人信息有知情权。这对弥合数字世界中“应用程序和程序使用者”之间的鸿沟具有重要作用。通过知情权，代码语言可以被理解，算法逻辑也可以更加透明。查阅、复制个人信息是保障个人信息知情权的重要措施。在裁判文书网上，对涉及个人信息查阅、复制的案件进行检索时，暂检索到 3 个案例，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如表所示：表 案件主要争议焦点案件主要争议焦点周彦聪与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2022 粤 01 民 终3937 号）信息主体要求查阅、复制的信息是否属于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的范围；个人信息查阅权和复制权是否被侵犯；如何保障个人信息查阅权、复制权的行使；删除“非必要个人信息”的条件等。罗懿与北京大生知行科技有限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2021 京 0491 民 初5094 号）用户画像等是否属于个人信息；收集、处理、向关联软件分享个人信息是否违反“知情同意”原则；查阅复制个人信息范围，发送营销短信是否侵犯个人私生活安宁，是否承担相应侵权责任等。李永卓与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2023 京04 民终39号）个人信息处理者是否及时向信息主体提供个人信息；信息主体的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方式；信息主体请求查询、复制的信息是否需要个人信息处理者进行加工、分析等。本文分析了上述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件中所反映的涉及个人信息查询、复制权的争议焦点，发现在以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保障个人信息主体的知情权存在以下难题：（一）查询、复制的个人信息难以准确区分和识别监管大视野71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24 年第 3 期个人信息主体诉请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存储、处理的个人信息，个人信息处理者需要判断由其所存储的个人信息所属主体。法院判断个人信息处理者是否侵犯了相关主体的个人信息权益，同样需要判断涉案个人信息所属。个人信息主体和个人信息处理者对相关个人信息所属主体的判断差异是引发个人信息保护权益纠纷的重要原因。在周彦聪与广州唯品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唯品会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法院需要判断周彦聪所要求查询、复制的信息是否为唯品会公司所存储。在罗懿与北京大生知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生知行公司”）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法院需要判断罗懿的手机号码是否属于个人信息，并以此为前提条件判断该案中大生知行公司是否侵犯了罗懿的个人信息权益。在李永卓与北京抖音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抖音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抖音公司面对李永卓提出查询、复制其观看的相关视频信息的请求时，需要判断李永卓浏览的多部涉案视频相关信息是否属于权利主体。（二）披露个人信息与泄露个人信息之间的冲突在周彦聪与唯品会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周彦聪向唯品会公司请求披露与其相关的个人信息时，周彦聪需要证明其是相关个人信息的真正权利主体。因此，在积极保障公民个人查阅、复制个人信息权时，相关主体应当避免因为主体识别错误而侵害其他个人信息主体的权益。在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被复制、广泛传播的风险固然很大，但也要防止陷入“证明我是我”的荒诞局面。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某个网站或应用程序没有为相关使用者设置唯一的身份识别码，虽然可以满足使用者不被打扰的生活安宁需求，但也会带来识别查询、复制个人信息者身份的难题。（三）举证难题：证明个人信息处理者确实收集了相关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主体向个人信息处理者提出查询、复制相关个人信息时，个人信息处理者或者法院可能要求其证明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存储、处理了其个人信息。然而，在算法不透明且代码难以为公众理解的数字时代，对于普通个人信息权利主体来说，个人信息保护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定可能不够公平。尽管法律和政策要求信息收集者公布其收集个人信息的名录，但应用程序仍有可能超出名录范围对个人信息进行违规收集。由于应用程序的代码构成对于普通用户和用于保护个人信息不被违规收集的应用程序来说可能难以理解，12这可能导致个人信息在应用程序中“裸奔”。除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公平之外，个人信息主体要获得证明其确实被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处理了相关个人信息的证据同样存在现实的困难。这是因为无论信息主体是基于同意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收集了个人信息，相关信息都是存储在提供网络服务的信息存储设备上。个人信息权主体想要接触此类电子存储设备以获得证明材料是相当困难的。（四）个人信息处理者保存、处理、展现个人信息的经济成本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的网络服务种类越多，其拥有的活跃用户越多，其能够收集的个人信息总量就越大，这些庞大的数据信息能够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带来更大的商业价值，但是个人信息处理者分类、存储、解析这些庞杂的数据也需要投入一定的设备和资金。在周彦聪与唯品会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周彦聪要求唯品会公司披露其自在 APP 注册以来的浏览记录及与第三方（包括第三方支付机构）共享的个人信息。唯品会公司提出“若全部提供上述信息会使其承担高昂成本”的抗辩。在李永卓与抖音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一审法院在判断李永卓要求查阅、复制相关信息时，同样考虑了信息处理者存储个人信息的“存储能力、存储成本等”因素，并对个人信息主体的私人权益的保障和整个互联网网络服务行业的长久发展作了平衡。值得注意的是，在周彦聪与唯品会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披露相关个人信息的成本高并非法定的免责事由，并建议唯品会公司“充分发挥自身技术条件，运用信息化技术，建立常态化、便捷化的个人信息查阅复制响应机制，不断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匹配平台用户需求，切实全面保障用户的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五）代码缺失：实现查阅、复制个人信息权的技术成本在李永卓与抖音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抖音公司认为李永卓要查询、复制其浏览的视频信息，因为包含视频制作者账号名称、视频播放量、视频发布时间等信息属于第三方的个人信息，抖音公司决定以“链接形式提供”李永卓浏览的视频信息，以保证“对相关视频下架或账号名称重置等措施后及时、有效阻断违规或侵权信息的继续传播”。李永卓对此提出疑问，因为李永卓如果想要了解被抖音公司收集的“浏览使用信息”，就需要逐个点击视频链接，这会产生巨大的时间成本。在二审中，李永卓提出，“从技术角度出发，被上诉人提供视监管大视野72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24 年第 3 期频名称和视频发布者账号只需在代码中加入若干字段，代码本就可以一次执行即可获得全部的结果，该操作类比利用 WPS 表格进行筛选，并不复杂，其实质上属于对已有数据的搜集，而非所谓的加工、分析。”二审法院也认为：从技术的角度上，实现李永卓请求的信息类型和提供形式可能不会过于困难，但是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系主要为保障个人信息主体对于自己信息知情和决定等权利的实现，防范个人信息被不当处理进而损害个人权益而设置，并不服务于个人的任意请求目的。代码的缺失成了该案中一项重要的争议焦点，从技术伦理的角度来看，个人信息收集者仅需加入一串代码就能更好保障个人信息主体实现查阅、复制个人信息的权利。由此可知，即便代码制造了数字鸿沟，代码也能弥合数字鸿沟。（六）第三方 SDK 技术增加个人信息权利主体的维权成本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中的 SDK 技术将个人信息主体的信息传送到很多不同类型的互联网企业，很可能会使应用程序使用者的个人信息在多个信息跑道上“裸奔”（SDK 是辅助开发某一类软件的相关文档、范例和工具的集合，第三方 SDK 则指由第三方服务商或开发者提供的工具包）。在周彦聪与唯品会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周彦聪认为，即使唯品会的第三方 SDK 目录中列明了可能嵌入的第三方 SDK 名称、用途以及收集个人信息类型，但是，“唯品会公司仍有必要向周彦聪清晰列出实际内嵌第三方 SDK 收集的周彦聪个人信息，包括第三方SDK 的具体名称，以及第三方 SDK 已经收集到的周彦聪个人信息基本情况，包括信息类型、信息内容、使用目的和使用场景。”然而，二审法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亦未能显示唯品会公司收集了上述信息，故周彦聪要求唯品会公司向其披露第三方 SDK 收集的个人信息，依据不足，”二审法院未支持周彦聪要求唯品会公司披露“第三方SDK收集的个人信息”的诉求。据软件开发包（SDK）安全研究报告（2021年），被 100 款以上 App 所集成的第三方 SDK已超 3 万款，而且移动应用程序内嵌第三方 SDK 存在违规收集用户设备信息行为甚至都成了常态。3周彦聪与唯品会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周彦聪“了解第三方 SDK 已经收集到的其个人信息的诉求。”未能获得法院支持，以如果周彦聪希望能够充分实现他对第三方 SDK 查询和复制其被收集个人信息的权利，但这将需要巨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七）“告知同意”规则例外的辐射范围不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了个人不得行使查阅、复制的两种情形：其一，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或者不需要告知的情形，”其二，本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机关为履行法定职责处理个人信息，告知将妨碍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有学者认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保密和告知将妨碍国家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两项例外情形，排除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适用“告知同意”规则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4就保障个人信息权利的立法目的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样可能存在制度设计缺陷，尤其是立法并未明确“告知同意”规则的法定例外的判断基准，提供互联网应用程序的互联网企业可以藉此模糊的规定限制个人信息权利主体查询、复制其个人信息。三、弥合数字鸿沟对“代码即法律”的反思及规制个人真正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查阅、复制权，将有助于个人了解其被收集的个人信息，保障其知情权的同时，也保障了个人对相关个人信息的更正权、补充权以及删除权，更能避免个人信息被任意收集。（一）建立个人信息可查询、复制的评估系统目前，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仅对个人信息查询、复制权作了权利宣示，但对个人信息处理者如何回应这一权利宣示未进行规范性的明确要求，这就给了相关义务主体规避这一义务的迂回空间，因此，建立对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个人信息可查询、复制评估系数是非常必要的。建立评估个人信息可被查询、复制的可能性系数可以采用以下方法：首先，确定“实现复制、查询个人信息”的标准，例如查询、复制个人信息的完成时间、完成质量等；其次，确定各项因素对实现个人信息查询、复制权的影响，如实现查询、复制个人信息个人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资金、技术、可替代途径等；再次，给各项因素评分，针对每个因素，评估其对完成度的贡献，给予相应的评分，评分可以根据实际经验或相关专家意见进行定量或定性评估；最后，加权计算得出评估系数，即对各项因素的评分进行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评估系数，并根据评估系数的大小，对个人信息处理主体是否满足个人信息的查询、复制权作出判断。假设有 n 个评估因素，每个因素的评分分监管大视野73中国价格监管与反垄断2024 年第 3 期别 为 W1，W2，Wn，对 应 的 权 重 为 F1，F2，Fn，则该评估系数 C 的计算可以用公式表示：（二）促进算法伦理、程序员伦理与互联网企业社会责任的融合在数字互联网时代，程序员所编写的代码以及代码背后的逻辑对于应用程序的使用者来说，具有类似于“法律条文”的作用。因此，对代码、算法、程序员和应用程序的开发者进行一定的约束是非常必要的。通过对算法进行伦理约束，可以有效避免发生“算法歧视”“大数据杀熟”“信息茧房”等问题。同时，增加代码和算法的“透明度”可以提升应用程序使用者的理解，在代码、算法的可及性特别高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企业之间的代码竞争，个人信息处理者很难拒绝个人信息权利主体的查阅、复制个人信息的正当要求。程序员作为互联网企业的雇工，需要满足雇主的工作要求，但不应仅以企业员工的道德规范要求自己，作为向社会输出互联网之“法律”的立法者，5也应当参照遵守立法者的伦理规范，避免偏私、歧视，注重公平、公开和透明。互联网公司不仅应当遵循企业的道德伦理，在数据时代，也应如周彦聪与唯品会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要求的那样，“把个人信息保护的理念融入处理活动和业务实践的全流程，在个人信息收集、储存、使用、加工、传输等环节预先考虑个人信息权益保障的需求，为全面、高效履行个人信息权益保障法定职责奠定基础。”（三）对应用程序的用户协议加以规范如果想要使用某种应用程序，向互联网服务的提供者提供一定的个人信息已经成为某种行业惯例，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本来应当是平等的合同关系主体，互联网服务的使用者本应拥有对用户协议内容的商讨权，但现实是如果不同意用户协议的规定，就无法使用该应用程序。为了破除这种不平等的法律地位，除了增加代码、算法的透明度和可理解性，还可以推动用户、监管部门参与到用户协议的起草过程中，赋予用户一定的协商权利和对涉及自身重大利益的关键条款的否决权。需要注意的是，用户参与到用户协议的确定过程中，可以使用户充分了解互联网网络服务的具体内容，对被收集的信息以及信息处理情况有所了解，保障其知情权，用户参与还可以避免 SDK 技术的滥用，防止个人信息被无限制地传播和利用。（四）算法的迭代：以代码保障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结合大数据和信息技术的发展趋势，个人除了会承担一定的容忍义务以外，6也应拥有要求加强保障个人信息安全的多种个人信息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收集、存储、处理个人信息的技术成本问题是阻碍个人信息权利人行使查阅、复制权的重大障碍。在算法不断迭代的当下，应当鼓励个人信息处理者投入一定的人力、资金、设备解决阻碍个人信息权利主体实现查阅、复制个人信息的技术障碍，努力满足个人信息权利主体的各种权利实现要求。当然，“个人提出的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超出可以免费获得的个人信息保护标准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可以要求个人支付对价，这构成限制个人行使权利的正当理由。”7算法应当优化，但享受优化利益的一方应当支付合理的对价。四、结语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和云计算技术的深度融合，个人信息被广泛收集和处理，给个人信息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通过立法和技术手段切实保障个人对个人信息的查询、复制权，有利于真正实现权利人对个人信息被收集、处理情况的知情权。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存储和处理个人信息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设备、资金等。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向个人信息权利主体提供查询、复制个人信息服务应当在符合法律规定的前提之下，平衡个人信息权益、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查询、复制的经济与技术成本，增进个人信息保护的社会公益。参考文献1 工信部通报 26 款侵害用户权益行为 AppJ.中国信用，2021（03）：107.2 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监测发现十七款违法移动应用J.信息网络安全，2022，22（05）：95.3 齐鲁壹点.警惕手机软件里的“内鬼”：内嵌第三方 SDK 违规收集信息 N/ON.（2022-04-01）2023-06-08https:/ 刘益欣.国家机关处理个人信息中告知同意规则的排除适用C 上海市法学会.上海法学研究集刊（2021 年第 6 卷 总第 54卷）新兴权利与法治中国文集.出版者不详，2021：91-99.5 郭小伟，董岱霖.“代码即法律”的法哲学反思 J.南海法学，2023，7（01）：1-12.6 谢远扬.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中“个人信息自决”的规范建构及其反思 J.现代法学，2019，41（06）：133-148.7 张新宝.论个人信息保护请求权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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