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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性情思想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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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庸的性情思想研究程伊川曰:“中庸之书,是孔门传授,成于子思。” 朱熹亦曰: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由此可见,中庸虽并非出自孔子亲笔,但是它却系统而完整地阐扬了孔门“中庸”的思想,是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自汉代至清代,各种中庸的单篇注释大约150多种,足见中国古代学人对中庸的高度重视。至南宋朱熹,成四书集注,将中庸归入“四书”,成为中国古代士人必读的经典。朱熹曾经说过,青少年读“四书”,应该先读大学,再读论语、孟子,最后才能读中庸,因为中庸不仅重要,而且也是最难读懂的一部典籍。所以,伊川曰:“中庸之书,其味无穷,极索玩味。” 这句深有感触的话,给人的启示
2、是深刻的。为什么呢?从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的角度来考量这句话,笔者以为,中庸的性情之学,“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实在是一篇值得我们认真研读的奇文。一、由中庸而中和“中庸”一词,从先秦传世文献中的证据来看,大约出自孔子的创造。因为孔子说过:“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又引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由此看来,孔子的时代,“中庸”之德已经成了先秦儒家性情思想的重要原则。但是,中庸作为一种成体系的思想的生发,却是非常久远的事情。论语载:“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中庸又引孔子之言称舜:“执其两端,用其
3、中于民。”其后,孟子又有:“汤执中,立贤无方。”这都说明,早在孔子之前,有关中庸的一些思想已经出现了。在尚书中,这方面的证据也是很多的;1,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2,呜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3,丕惟曰尔克永观省,作稽中德,尔尚克羞馈祀。尔乃自介用逸,兹乃允惟王正事之臣。兹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4,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我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5,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6,呜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惧。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4、明清于单辞,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无或私家于狱之两辞!第一例,将“中”已经上升到“人心”、“道心”的高度,将人道的教化与天道的幽远看成互动的关系,把“精一”与“中”看成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这在后来的中国哲学史上,特别是宋明理学时期,这四句所谓的“十六字心传”,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例,当作“公正”解,要求臣民以“中”对待殷先君。这个“中”,可以视作一种美德,实际上是后代“忠信”、“端悫”、“诚”等德性的前身或基础。第三例,语出周公告诫康叔的一段话,直接将“中”归于“德”的范畴,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应该是一大飞跃。从孔子对周公的崇敬态度来看,我们不妨将孔子“中庸之为德也”的语句看成是化解了周
5、公“中德”的表述。第四、五、六例,都是政治统治的方法论,应该是当时天地翻覆的政治形势使统治者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不过应该引起注意的是,即便是这三例中,三个“中”都有被“德”化的倾向。笔者以为,可以将此视为“中庸”,作为一种哲学范畴,或思想萌生的证据。但是,从更加宽广的视域来看,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本质,从思维方式来讲,其实都是涵括在“中庸”的思想方法之下的。它两两相重而得六十四卦,每一卦的中爻统摄整个卦义。二二相耦,非复即变,刚柔相济,阴阳互正,参和统一。这便是尚中。六十四卦的整体排列和起伏变化规律,在某种程度上说,始终都只是在围绕着“中”与“和”来做文章。其中,中为体,和为用,中为经,和为
6、权,以乾卦、坤卦始,以既济、未济结,彼此衔接推动,彼此牵制约束,彼此相辅相成,以己之所有,济对方之所无,既是成终成始,也是成中成和。据郑玄易赞及易论云:“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三者源远流长,一脉相承,可知中、和,作为一种观念的起源,当始于上古、三代,是中华民族积淀深沉的古老性格之一。它是中国先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从具体的劳作中抽绎出来的经验的总结。从笔者这篇论文的思想体系来讲,它当脱胎于自然之天与义理之天的生化流行,是中国三代时期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国语之“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
7、百物”,左传之“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云云,就都是这种朴素经验的总结了。从上述各种例证来看,中庸的观念大约始发于统治者稳定压倒一切的御人之术,在逐步的实践过程中,渐渐被引进到心性、性情的世界中来。正因为如此,“中庸”一词,郑玄释为“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释庸为用,抓住了先秦儒家“中庸”思想中“用中”理念的实质,这在先秦儒家典籍中是有证据的:“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勿庸以次汝封”,“齐子庸止,既曰庸止”,“庸勲亲亲”,“不能庸先君之庙”,“则庸宽惠”,这些“庸”字都可以归属于说文解字“庸,用也,从用庚”,
8、“用,可施行也”的范畴之中去。“中庸”,就是“用中”,就像礼记之学记、服问、经解诸篇之名,就是记学、问服、解经一样。用中的结果,在中庸中,就是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段话,是中庸一文之性情思想的核心性表述之一。朱熹曰:“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这是一段非常正确而且深刻的注文。子贡问子张与子夏孰贤,孔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又曰:“过犹不及。”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
9、执中为近之。”杨子与墨子都走上了“过犹不及”的不归路,只有子莫取二者之中,“执中为近”。孔子的无过不及和孟子的执中之论,如果从性情思想的角度来思考问题,那就是指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孔子论师与商之贤,虽然指的志、德、才,但是不能不包括性情。杨子取为我,一毛不拔利天下而不为,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有违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基本习俗,故不近人情。这在先秦儒家看来,就是不能“守中”。程伊川对中庸中的这段文字诠释得更为透辟“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只是言一个中体。既是喜怒哀乐未发,那里有个甚麽?只可谓之中。如乾体便是健,及分在诸处,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
10、“发而皆中节谓之和”,非是谓之和便不中也,言和则中在其中矣。中便是含喜怒哀乐在其中矣。“只是言一个中体”,指的是“天命之谓性”,因此,“天下事事物物皆有中”,亦即天下事事物物皆有性也。中是性的存有中体之中的形式,或存有特征,性是中所持有的内涵,或天命源泉,二者不可斯须分离。它上秉承于天命,下开启于人事,因此孔颖达中庸疏曰:“未发之时,澹然虚静,心无所虑而当于理,故谓之中。” 正是这种“澹然虚静”,由天而下贯的“未发之时”的“中体”状态,映射着天命的高远与生化的源泉。所以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朱熹注曰:“大本者,天命之性。”与程伊川以乾体释“中体”一样,力透纸背!但是,笔者以为,郑玄
11、的释语似乎更为朴实:“中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乐,礼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 这里明确将“中”之所以为“大本”的原因与“礼”联系起来了,进而与政教联系起来,这就打通了由“天命之谓性”,到“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脉络,把天、命、性、情贯通起来了。郭店楚简性自命出“诗书礼乐,其始皆出于人”的思想,与此一样,也有这种贯通的意识。“发而皆中节”的“节”,指的是天地之节,人伦之礼,也是性情之度。朱熹之“发皆中节,情之正也”之谓,是相对于性来说的,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是相对于情本是与性同根同源,植根于性,不可斯须离性而存有而言的。朱熹之“无所乖戾”,指人与天地、群体在性之情施放之后,呈现的状态“故谓
12、之和”,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种理想的状态,用伊川的话来说,即是“既发时,便是和矣。” 也就是孔子的“时中”,应当喜则喜,应当怒则怒,应当哀则哀,应当怒则怒,便是合于时宜,就是“和”。应当喜则怒,应当怒则喜,应当哀则乐,应当乐则哀,便是不合于时宜,那就是“不和”。论语先问曰:“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所描述的正是这种境界。由此可见,中庸提出的中和境界,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的圣人境界,它的真正用意在于以圣人的境界,昭示天命的生化不息,还有待于每一个人自强不息的努力,中和性情,发皆中节,才能够回证天命,与天地相参。中庸之所以称“和”为“达道”,是因为
13、,“中”,发而为“和”,“性”,发而为“情”,必须端正而时中,节度而畅达,上合天地鬼神之灵,下合人伦事物之理。朱熹曰:“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 所以,张岱年先生释“达道”之“达”为“普遍”, 可谓意蕴深刻。因为,循性而往,天下古今之所共由者,“性情之德”也。性情之德,当然指的是子思子的“五行”:仁、义、礼、智、圣,也就是后来孟子的“四端”。应该指出的是,不论是子思的“五行”,还是孟子的“四端”,其中都是含“情”的。“五行”、“四端”为天命下贯而形成的“中体”,是人之所以为人者;但是施发出来,便是子思的“温、悦、戚、亲、爱”,“金声而玉振
14、”,孟子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因此,简书五行说得好:“善,人道也;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玉振之。”中庸的“达道”,就是指的人道之善,这个“善”,只能从有德者的心中,显发出来,是之谓中庸之“和”而“和”当然是以性之情为主体内涵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实乃画龙点睛之笔。“致”,朱熹释为“推而极之”,用现代汉语来解读,就是充分的发展。这是正确的解释。“致中和”的表述,是说,中和的境界并非一蹴而就能够抵达,它是一个“推而极之”的过程,是一个逐层提升的境界。朱熹的注释深得“易庸之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
15、,而其守不失,则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 精确地将“致中和”而“天地位”、“万物育”的过程逻辑性地次第展开。致中和的境界是主体的内在精神不断提升的进程,也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的高度统一。高度的冥合使人涵摄了天地的精华与神韵,因此而神性贯注,由是而上下与天地同流,生发出无穷的创造力来,这就是“万物育”的真精神!与周易彖传之“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周易乾之“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涵养天命之性,而显发为创发万物的生机是完全一致的理路。二、天命与性情的流转研究中庸,不能不把它与易传联系
16、起来。张载、程颐、朱熹讨论中庸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孔子、易传、中庸、孟子打通,在融会之中贯通天人。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易传析义之精,为儒宗之正。” 11 过去,人们往往因为易传“析义之精”而误以为晚出,冯友兰先生在3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中,就把易传与淮南鸿烈放在一起讨论。徐复观先生在其中国人性论史中,将中庸放在孟子之前, 而将易传放在孟子之后。但是,李学勤先生根据传世文献以及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资料,综合研究指出:“孔子晚年对周易十分爱好,而且自己撰成了易传。”李学勤先生还说:“当然不是认为先秦的易传和今天我们看到的完全相同。古书的定形总是有一个较长过程的,但易传的主体结构形成应和论语处于
17、差不多的年代,其与孔子的关系是很密切的。”12 对这个问题,笔者在本文第一章第二节说命中已有论述,此不赘。但是,笔者在此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李先生的推论是有道理的,结论是审慎的,值得参考。由是可知,长期以来人们大多有意无意总是把易传与中庸放在一起来思考问题的举动,就得到了有力的支援。萧父先生说:“易传与中庸,义理互通。易传强调道兼三才,由弥纶天地之道推及于人事之崇德广业;中庸则强调道不远人,由庸德庸言之具体实践出发而上达于无声无臭的天道。”只是“二者致思的侧重点稍异”而已。13 现代新儒家大师级人物熊十力先生也曾指出:“中庸本演易之书。”14 语似绝对,但实际上,非常深刻。笔者在认真比对易传与中
18、庸的文本思想异同之后,不仅深感中庸以易传为立论的天道前提,在思想上确有相通之处,而且发现二者的字句也多有相通之处。15中庸开宗明义写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第一句以“天命”来界定“性”,是从天命、天道的生化流行处着眼,从而激活了“性”由天而降、天人冥合,进而回应天命的内涵。16 很显然,这与系辞之“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在天道生化流行的背景上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中庸才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之性涵括天道的命题。中庸又曰:“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
19、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诚者不勉而中”,似乎化解了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的思想,明明是上承“诚者,天之道”而来的句子,为什么落脚到“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呢?原来只有圣人才能达到中和的境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境界,就是诚者,就是天,就是天人合一的理想状态。也就是说,“天命之谓性”,还隐含着人之“性”在现实的践履中,通过率性而求道,修道而受教,以回证天命的上达理路。这种理路开启了进一步的“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人道践履阶段。不认识到这一层,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的心性理路就体会不出来。不过,由天而性,再由
20、性而天的关键,在天的生化流行,也在于天被视为“诚者”,就是被拟人化的构思。没有天的这种生化以及涵化的功能,性的涵持者就不可能知天、立命。“诚之者,人之道也”一句,透露了“率性之谓道”的秘密,“诚”就是“率性”。郑玄、程颐、朱熹均释“率”为“循”、“顺”,郑玄曰:“循性行之,是谓道。”17 朱熹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18 这是正确的解释。金景芳、吕绍纲两位先生将“率”释为先导、率领,19 这是没有从先秦儒家天人之学的角度,特别是没有从先秦“易庸之学”贯通天人、大化流行、“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之本质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而导致的结果。以天
21、节制人、率领人、宰制人,是在大一统专制主义社会形态之下产生的畸形诠释,是对中庸的曲解,它的直接后果是形成了天与人之间的阻隔,人的主体性、独立性和创造性就由是而被窒息了。这当然违反了先秦儒家天地神人彼此涵括、贯通的基本精神。“率性之谓道”的“道”,指的是人道,也就是中庸第一章中的“和”之“达道”,与“天命之谓性”相对而出,是“感仁行仁,感义行义之属,不失其常,合于道理,使得通达” 20 的道。说卦传有:“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所以,在中庸之中的“道”,既是天道
22、,也是人道,二者是彼此贯通的。这样来理解“率性之谓道”的“道”,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一个汉语语义的理解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给先秦儒家性情思想中“性”的范畴定位。也就是说,“率性”之“性”,就是贯通天人的神性,就是通体透明的“天下之大本”。它涵括万物,因此“天地位焉”;它生化不息,因此“万物育焉”。从学脉上来讲,这正是孟子性善论的基础。但是,对于以“修道之谓教”为己任的先秦儒家来说,道,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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