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创新与境界跃迁：两次“新的飞跃”间的逻辑关系探析.pdf

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与探索中产生与发展的伟大创造与理论创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 决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18，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126。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全新论断。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到“新的飞跃”的全新提法、理论创新与话语转变，凸显了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科学定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厘定。因此，在分析阐释“新的飞跃”新在何处、何以可能的基础之上，厘清两次“新的飞跃”之间的逻辑关系是深入学习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所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与必经之道。一、历史逻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上下篇章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面临着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涉及道路选择的重大难题。邓小平同志以高超的政治勇气、眼界与智慧深刻批判了“两个凡是”，态度坚决地拒绝了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守正创新与境界跃迁：两次“新的飞跃”间的逻辑关系探析赵伟成1王舒曦2（1.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2.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党校 教研室，上海 200050）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深刻理解从“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到“新的飞跃”的话语转变必须厘清两次“新的飞跃”之间的密切关联。两次“新的飞跃”之间一脉相承，是守正创新与境界跃迁的逻辑关系：从历史逻辑看，两者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上下篇章；从理论逻辑看，两者均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生成逻辑看，两者均是在“两个结合”中应运而生、发展完善的创新成果；从现实逻辑看，两者均是“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从实践逻辑看，两者均指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主题的中国式现代化。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图分类号 D6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0169（2024）01-0015-06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政治建设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00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23年度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数字时代生命政治资本主义批判研究”（2023zks001）的研究成果。作者简介 赵伟成（1993），男，上海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王舒曦（1986），男，上海人，中共上海市长宁区委党校教研室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党建工程】2024年1月第26卷第1期Jan.2024Vol.26 No.1中 共 石 家 庄 市 委 党 校 学 报JOURNAL OF THE PARTY SCHOOL OF SHIJIAZHUA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THE CPC 15帜的“邪路”，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在审时度势与实践探索中走出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不断深化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本质问题的认识与实践中逐渐形成与发展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因此，理解“新的飞跃”的科学论断与理论内涵必须抓住一个关键核心，即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守正创新。从理论形成与立足的历史方位来看，两次“新的飞跃”之间一脉相承、关联密切，呈现出鲜明的“上篇”与“下篇”的逻辑关系，是传承与创新的结果。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新的飞跃”基础之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再次飞跃。一方面，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仍旧没有发生变化，如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占据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首要位置。1997年，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党的十五大上作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断时，其主要指的是邓小平理论。当时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创”阶段，其丰富的理论构成与思想内涵也尚未完全定型，显然还未“结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概念，且其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上篇”，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开创了该命题的崭新“下篇”。在已经出版发行的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四卷本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居于的第一篇章，具有毫无争议的首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内外局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处理好这个本质问题必须有所发展和突破。新时代呼唤新理论，应把握时代脉搏、解答时代之问、擘画时代蓝图、彰显时代担当，而不是教条地适应旧理论、旧思想和旧做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明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同时，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智慧精华，科学借鉴了世界其他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客观分析了党治国理政的有利条件与重大考验，指出要加强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跳脱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使党成为新时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坚强的领导核心，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时代课题。因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时代课题的认识与实践，具有原创性贡献和变革性实践的突出特征，书写了紧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新的辉煌篇章。二、理论逻辑：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与恩格斯与世长辞后的百余年里，几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人提出过质疑并抛出尖锐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否已经过时？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从 共产党宣言 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3尽管历史奔腾不息、时代风云变幻、发展日新月异，但是事实证明：我们所处的时代依旧为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究其缘由，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理论特质与理论品格息息相关、密不可分。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将其阐释的理论视为不可移易的绝对真理，更非僵化的、不变的、教条的理论，并且反复强调：“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断被后继者们发展与拓新，成为富有强大和鲜活生命力的科 16学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各国国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同时，马克思主义紧跟时代、引领时代，指导无产阶级开创了国家与民族的新纪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5161938年以前，党内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坚持本本主义，错误地将苏联经验绝对化和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多次将新生的中国革命引入绝境。邓小平同志明确强调：“决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6因此，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又不能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应当基于时代背景与中国具体实际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化”字其本身就具有动态延展、与时俱进的本质特征与演变趋势，要求马克思主义信仰者要勇于、敢于和善于解放思想，基于中国国情与时代需求实现理论发展的守正创新与开拓新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创新方面的不断发展完善，实现了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提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伟大创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成果，是内涵不断扩充、思想不断升华的科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该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篇章，并在多个层面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与新境界。十年来，其科学内涵在实践中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的基础之上，十九届六中全会 决议 用“十个明确”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涵作了进一步概括与拓新。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是其主要内容，并且提出了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的鲜明要求。因此，虽为最新理论成果，但其本身也并非停滞不前的“完成时”，而是生动发展的“进行时”，必然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与前进，取得在实践开拓与理论创新上更大的境界跃迁。三、生成逻辑：在“两个结合”中应运而生、发展完善的创新成果从生成逻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组成部分均是在改革开放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7（以下简称“两个结合”）中形成与发展的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一方面，中国具体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遵循与实际指向。“两个结合”是基于“一个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发展而来的。对于如何正确运用好马克思主义而言，应当“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否则会如同牛头不对马嘴一般格格不入、不胜其任。一是坚持实事求是，用成绩说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与基本原则。从实践来看，中国的具体实际是“实事”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关切。只有用具体实际活化理论，用科学理论照亮现实，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不同时期的神州大地焕发光芒。二是坚持问题导向，讲客观存在。辉煌的成绩与突出的问题都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客观存在与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过人的胆魄与勇气总结问题、揭露问题和直面问题，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从现实问题中探寻发展的突破口与生长点。三是坚持“入乡随俗”，建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必须构建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与中国特色的言说系统和话语体系，其中关键在于能否使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入耳入脑入心、想听爱听愿意说。不仅要“高大上”，彰显中华文化的理论品格、价值风貌和深邃意义，如“四个全面”“四个自信”“一带一路”等，而且要“接地气”，深入浅出、朗朗上口，如“撸起袖子加油干”“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的人才知道”“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等，让人民群众觉得有温度和亲和力。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精神血脉与智慧来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虽具有差异，然而其价值理念与实践品格等内在方面具有相通之处。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对中华传统文化肩负着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任9。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信念坚 17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10。邓小平借用中国先秦典籍 诗经 中“小康”一词来描绘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江泽民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其中“讲正气”就来源于孟子的“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胡锦涛将“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融合、继承与发展。习近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借鉴与弘扬都更突出、更深刻和更精妙。例如，习近平法治思想主张“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法治观和中华法系“礼法结合”思想融合发展基础之上形成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一个结合”中独立出来，发展为“两个结合”，其根源在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且“两个结合”间存在内在契合性与统一性，两者互为助力、相辅相成。拥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亦是中国发展不言自明的优势条件、具体实际和现实环境，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1。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方面”做到了更新与更细，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宏观视野与微观实践，同时在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做到了更显与更深，即突出了基于中华文化的自信自觉和焕发了中华优秀传统的时代价值，彰显了“国之大者”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四、现实逻辑：“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坚持以全人类解放为己任，而并非仅拘泥于本国本土的发展问题。随着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前进，“世界之于中国”和“中国之于世界”成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所必然思量的辩证视角，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发展的现实逻辑。理论创新是时代发展的客观分析与灵活应变，也是最新实践的经验总结与认识升华，故而全球视野下时代主题的转换与时代特征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这一科学论断为中国此后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导与决策依据。基于此，邓小平认为我国应当顺应时代潮流施行改革开放，同时在平等的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树立爱好和平的国际形象。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二十大，四十余年来这一高瞻远瞩的重大论断适用至今、始终未变。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加深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日益完善我国的对外政策与外交手段，使中国大踏步地主动走向世界，成为世界和平力量的组成者与拥护者。具有伟大意义的科学理论不仅体现在对过往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更要求其能够在准确把握时代主题的前提下对未来发展提出方向指引与实践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改革开放以来基于这一时代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与创新。与此同时，在时代主题“不变”中又存在着诸多现实之“变”。对当下时代现实问题和实践困境的深刻反思与研判是实现理论创新的聚焦点和突破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因此在坚守和平与发展道路之“正”中根据时代与国情的变化不断创新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两极格局崩溃，世界多极化呈现势不可挡之姿，然而西方部分国家依然信守冷战思维，用各种方式对中国施加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突破冷战思维，提出世界多极化、多样化的局势判断，开创实施全方位外交、伙伴外交的对外政策，提出建立新安全观理念与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呈现出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发展特征。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新世纪的国内外新形势，提出了“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辩证主张，以促进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诸如“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等一系列时代之问因势而发。习近平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不变原则与战略思维，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深刻思考并作出正面回答，给出了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方案，是基于世界与中国有机良性互动的现实逻辑的科学分析、实践探索、认识总结的中国智慧。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 18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560。为了有效应对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给出了极具现实意义的中国方案，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560-63。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持续翻涌和不断深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相关态势在世界各国之间日趋显现。自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尤其是习近平提出并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创见后，中国更快、更好地融入了世界。如今，中国已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了中央，“朋友圈”越来越大，影响力与日俱增，成了名副其实的、拥有重要话语权的治理者、建设者和引领者。因此，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立足于时代主题与时代特征推动我国建设发展，同时也放眼世界、胸怀天下、高瞻远瞩，以大国责任与担当着力解决人类的问题，彰显出马克思主义的广阔胸襟与博大情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五、实践逻辑：指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主题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是一切科学理论的逻辑基点、具体来源和检验标准，同时理论创新也必然引发和推动新的实践探索与创造。所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均生成于中国实践，并服务于中国实践，同时也在中国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具有突出的实践性的理论品格。科学的实践必须具备明确的方向与主题。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明确的方向与主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实践中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时，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概念12。同时，邓小平指出这是一个同西方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此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提高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认识与改革创新。其中，有三个方面是四十多年来指导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以贯之、长期坚持的核心要义与基本原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各组成部分所共有的中心内涵。其一，坚持人民民主专政。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指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毫不动摇。习近平反复强调：“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3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人民民主专政保障的是广大中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应有之义与显著标志。其二，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七十余年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谣广为传颂、深入人心。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与历史经验的决议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124，且“坚持党的领导”居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首要地位。因此，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将自觉拥护和坚持“两个确立”“两个维护”落到实处。其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出场晚于资本主义，其本身也是一种基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而生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百年来，中国多次面临着道路抉择的意识形态难题与侵扰。但历史和实践均可指明答案，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要求。新时代面临着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呼唤可以引领发展和指导行动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实践成效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改变世界”之理论的突出特征。十年来，在该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我国现代化建设高歌猛进、举世瞩目、成绩斐然，开创了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主题的中国式现代化。从实践目标与实践效果来看，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核心主题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四点突出特征。一是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倡导“人本逻辑”驾驭和超越“资本逻辑”，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全体人民”的主体特征，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化“被动”为“主动”，以社会财富由自己创造、归自己所有的昂扬姿态创造美好生活，将马克思主义人民观提升到了更高的新境界。同时，面对人口规模巨大、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国情与治理难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非易事，需要从长远 19考虑、按步骤推进、分阶段实施。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奏响了焕发斗志、奋勇前进的激昂战鼓。二是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习近平肯定了物质需求的重要性，但同时指出“这并不是说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就是可有可无的，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14。因此，必须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抓共进、协调发展，才可激发出互助互促之力，推动中国现代化建设走上更扎实、更顺利的发展之路。三是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成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关切。伴随着蒸汽机与内燃机的轰鸣声，西方工业革命提高生产力、推动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对空气、水土等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了至今贻害无穷的污染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应当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习近平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间既存在矛盾，又存在辩证统一、良性互动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是促进经济生态化与生态经济化发展，以新发展理念推动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四是走和平发展道路。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曾通过对外侵略扩张的方式实现了自身崛起与现代化，却给当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地区国家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积极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和自我革命精神，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为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通向现代化的新思路和新选择。参考文献：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2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22年10月22日通过）N.人民日报，2022-10-27-（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7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88.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韩庆祥.全面深入理解“两个结合”的核心要义和思想精髓J.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10）：93-105+164.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18.1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64.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496.1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63.1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243.责任编辑：王玉倩 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