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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困境和发展
张曙光：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周业安教授来做汇报。周教授汇报题目是《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困境》。周教授是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青年一代学者，发表过很多论文。中国研究制度经济学有十多年了，现有进步，也碰到了很多困难。今天汇报既是对过去研究回顾，也会对未来研究有所帮助。下面先请周教授来做汇报：
周业安：首先感谢天则所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制度经济学方面最新部分思索。今天专题关键就是围绕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
首先我交待一下研究出发点。制度经济学研究在中国是一个显学，是经济学研究中关键一部分。不过从90年代开始在中国就逐步淡化了。年轻一代投入制度经济学研究人极少，这么就阻碍了制度经济学研究发展。这种趋势和美国有点类似。在美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也正在逐步淡化。现代制度经济学研究代表人物关键集中在欧洲。这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一个大致现实状况。我本人对于制度经济学淡化深感痛心。首先现有这些人能力可能也有限，另外这方面研究开展也不太有影响力，这就直接造成了制度经济学在和其它学科竞争中处于劣势。不过我们也一直在做这方面努力，包含天则所也一直在做制度经济学导向方面研究。从开始我们开展了两方面工作，一个是和《管理世界》合作，从第十二期开始陆续推出了新制度经济学书评系列，关键是围绕某一个人思想进行评论。现在推出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聂荣华老师写对于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评论，第二篇是我写相关迪克斯特交易成本、经济政治学评论，第三篇是杨志敬博士写相关《不完全协议》评论。第四篇可能是郑志刚相关金融政治经济学评论。也欢迎大家参与其中。第二个方面是针对制度经济学研究部分现有探索性问题，我们开始着手围绕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做了一系列工作。这些工作又分为两部分展开。我今天关键讲是寻租理论本身。
今天专题，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是把几篇相关联论文合在一起。有已经发表，有还没有修改完成，每一部分也全部是相对独立。
今天专题关键包含到5个部分内容。第一部分内容是搞研究包含到思绪，第二部分是对制度经济学中比较传统部分评论，第三部分是制度经济学新发展阶段所可能包含到内容，第四部分是相关现有行为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中可能融合部分部分探索性资料，第五部分是把它应用于一个制度变迁中行为研究。
先大致介绍一下第一部分，新制度经济学从诞生开始就沿着科斯想法，之所以要把制度纳入经济学研究范围，是因为她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脱离现实思绪很不满。科斯研究其实一直没有意识到行为假定关键性。在新制度经济学中相关行为假定包含到两方面内容，一个是相关充足理性假定，一个是相关有限理性假定。行为假定不一样造成了大家对制度经济学见解不一样。同时包含了两个假定经济学了解是一个宽口径了解。我们通常把这些内容看成是除了包含威廉姆森理论，也包含了早期新制度经济学东西。国外有些学者也把充足理性假定下新制度经济学称为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把有限理性假定下新制度经济学称为原教旨制度经济学，是真正我们所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科斯早期并没有考虑到行为假定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在诺斯早期理论中也没有考虑到，制度经济学多个开创者全部没有考虑到行为假定关键性，造成以后对于新制度经济学了解产生了关键分歧。在威廉姆森把有限理性引进来以后，才建立了一个交易成本经济学，这才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回到了科斯早期真实想法，面向现实新制度经济学。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两种行为假定所造成多个关键方面。坚持充足理性假定新制度经济学我们通常全部把它称为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模型，这种模型关键包含了产权理论，契约理论，这个以后形式化成为了契约经济学。现在美国大学里，只要是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繁荣通常全部把自己研究称为契约和组织，而不是新制度经济学，也就是说，契约和组织就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最主体部分，也就是新古典部分。第二个部分是有限理性引出交易成本经济学，它关键强调是有限理性，不完备协议，是一个事后治理机制。和此相关有哈特不完全协议理论。哈特早期研究和新制度经济学无关，关键是针对企业、金融方面。只是哈特模型做出来以后，被新制度经济学家引入进来，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规范模型一个基础。所以现在也把哈特理论纳入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范围。
除了这两个静态分析以外，还有动态分析。诺斯研究也分了两个阶段，90年代之前是新古典，90年代以后是行为。我们现在大致介绍一下它一个发展过程。现在从模型角度来看契约经济学应该是最繁荣，已经成为了微观经济学不可分割部分，能够替换产权理论地位，和此相对应，交易成本经济学和不完全协议理论则是处境比较困难。根据威廉姆森说法，交易成本经济学在经验实证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不过在理论模型方面却进展很缓慢。而不完全协议模型在理论上提供了一个建模思绪，不过因为两方面障碍也不是尤其成功，一是不完全协议基础没有处理，二是不完全协议理论在经验实证方面是很不成功。到现在为止只有几篇文件为这种理论提供了部分检验，而交易成本经济学则有600多篇实证检验文件。所以说在实证研究方面交易成本经济学应该是最成功。新制度经济学面临困境关键是两个方面，一是假如坚持有限理性话肯定要强调不完备协议。这么就会包含到不完备基础问题。99年时候曾经有一组文章，是由哈特和西格尔和马思汀、秋若进行争论产生。哈特她们关键是为了维护不完备协议基础，认为经过第三方可证资信能够处理这个问题。而马斯汀她们则是经过重新结构模型，认为这么一个基础是不成立。也就是说哈特理论靠近完备协议理论，这么就否定了协议不完全性基础，使得不完全协议模型带来很大问题。第二个难题关键是面对现实研究时。交易成本经济学坚持比较静态分析。制度是一个长久演变过程，经过比较静态分析我们只能知道在现有制度中哪个制度愈加好。不过我们并没有把握确定评价好坏标准，而这个标准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我们对制度判定。诺斯在建立她国家理论时候，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于新古典模型，这使得她在解释她制度思想时候会产生很大迷惑。这使得诺斯在90年代后期时候出现了根本转变。
新制度经济学关键理论模型困境关键问题是，当我们在考虑一个制度选择时候，我们所依靠标准是交易成本大小，而这个交易成本起源问题是最令人迷惑。交易成本中关键争论是交易成本可促进上。这在现有理论中是争论比较多。这么一个争论实际上是把交易成本当成了一个能够脱离人行为客观存在。这么一个客观存在就造成了交易成本处理能够看成是信息成本处理。这也是以后新制度经济学为何在坚持充足理性条件下和原来激励理论发生融合，形成契约经济学一个关键原因。因为假如是把它看成信息成原来处理话，这种制度选择就变成了完备协议选择，完备协议选择实际上也就成为激励理论一个中心问题，也就不需要交易成本这个概念，只需要代理成本和信息成本了。这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对新制度经济学进行攻击最关键一个角度。
90年代以后，新制度经济学家开始寻求一个理论上突破，为了保护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最关键东西，也就是说，交易成本到底是来自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这包含到对一个制度设计和演化见解。这种争论已经不仅仅是哲学上建构或演进争论了，需要考虑是一个实证角度争论。这就是交易成本到底在一个什么程度上能够被我们了解。这也就包含到我们理性限制和制度选择关系问题。这在布坎南早期理论中已经提出来了。布坎南在谈宪政时候就是把成本看做了一个主观原因。
因为交易成本受到了很大攻击，动摇了整个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家开始寻求新方法来保护自己理论内核。这就是从行为经济学中去寻求，根据威廉姆森说法就是回归卡耐基精神。这种研究大约有三种思绪：第一个思绪是诺斯很早就提议，她在94年时候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在中国是基础没有被介绍，不过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中影响是很大。诺斯经过建立一个认知模型来解释制度变迁。其一个出发点就是94年诺斯写那本书《制度和制度比较》，那里面有很多线索一直在讨论意识形态。诺斯在这篇文章里把这个思绪深入具体化了、模型化了。时候这个思想又得到了扩展，形成了一个相对清楚认知模型。另一个切入点是威廉姆森从也开始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易受攻击这么一个弱点，她也开始关注认知模型引入。威廉姆森从开始关键工作就是在考虑在演化心理学基础上寻求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基础。第三个方面就是包含到部分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在中国已经逐步翻译过来了，不过在理论界注意它人并不是很多。这些理论关键特点就是用演化博弈论来讨论制度演化问题，研究长久制度演变问题。这些新切入点关键思想就是试图经过认知模型来引入处理主观成本问题，来考虑交易成本在制度演变过程中内生化问题。这是第一部分理论背景。第二部分，制度比较静态分析和行为假定。考虑到传统制度经济学在行为经济学方面一个扩展。这里面关键关键问题是，行为经济学其实能够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期新古典阶段，二是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经济学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主流以后，第三就是我们所说行为经济学阶段。在第一二个阶段关键考虑全部是制度选择问题。大家之所以选择了某种制度而没有选择其它？中国很多现有研究全部还处于这种阶段。契约选择和设计其实严重依靠于当事人理性假定，交易过程和交易单位特征。威廉姆森和哈特等人很早就意识到了假如给定环境不确定，当事人有限理性，和意志性假定，那么协议一定是不完备。当初依靠契约设定肯定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这么肯定会存在当事人种种利益纠纷，会造成交易成本上升。而这种上升是可预见，所以事后治理机制就比较关键。这是第二部分中心内容，而这个中心内容能够经过这个表格表现出来。这个表格基础上代表了第二部分中新制度经济学两个关键理论，一个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一个是不完全协议理论。这两种理论全部是强调协议不完备性。不过她们所强调理论先决条件还是有差异。威廉姆森是一直强调有限理性，而哈特在论文中写是有限理性，不过在和马斯汀争论以后认识到其实这种不完全协议模型本质上还是充足理性。这一点以后哈特本人也认可了。她应该是一个很弱有限理性，靠近于充足理性。她们共同点就是强调政府交易费用，而且多强调制度自我实施。因为对理性假定不一样，造成了激励设置不一样。对于交易成本经济学来说，强调事后激励，而对于哈特理论来说，强调事前激励。二者差异在于，假如是事后激励话，事前就无法进行制度设计，只能是经过制度演变。而强调事前激励话，则能够经过事前协议设计来处理事后纠纷问题。也就是说参与人事前是很充足了解到了事后情况。
对于组织定义也不一样。威廉姆森强调事后激励，所以治理机构就很关键。而哈特强调事前激励，所以产权就很关键。哈特把组织看成是资产组合，其关键是权力分配。而威廉姆森把全部组织问题全部看成是治理问题。从这种比较上来看，即使是在第二个阶段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仍然是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威廉姆森已经认识到了。她在时候总结了一下交易成本经济学，跟她原来引进卡耐基传统之间本质差异。这种差异能够归纳为两方面：一个方面是卡耐基传统把决议作为基础单位。行为经济学出发点是当事人决议，而不是交易。当事人行为是一个信息处理过程，当事人认知能力和决议程序就会影响其行为。而交易成本经济学是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突出了资产专用性对于交易结果影响。即使威廉姆森也尤其强调有限理性，不过在理性约束方面落实也不是很根本。第二个方面是卡耐基传统从当事人认知能力和决议程序来了解有限理性，所以其行为后果关键是取决于当事人不一样动机。威廉姆森强调是一个预见力，为了缓解新制度经济学跟主流经济学差异性，引入了一个可行预见力。这是说，参与人即使是有限理性，但也有一定预见力。这跟卡耐基传统还是有很大差异。在威廉姆森以后研究中，有限理性当事人并不是短视，她能够预见到多种协议形式通常可能后果。所以能够经过选择部分协议规则来规避不利后果。综合起来就是，为廉姆森是把有限理性加上可行预见力来调和了新制度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矛盾，是变相地采取了一个充足理性，也调和了不完全协议和新制度经济学矛盾。这种调和结果使得新制度经济学一直在新古典和行为经济学之间徘徊，一直没有一个很清楚立场。这种摇摆立场在威廉姆森以后理论中表现得很显著。首先强调可行预见力，首先引入演化心理学论证可行预见力是合理。为了证实调和合理性引用了一个心理学家分析结果，这个研究结果大致是说人大脑是有组织处理信息，在大脑内部是一个很专业分工过程。这种分工过程在单个个体内部或个体和群体之间，全部能够形成一个学习机制。这种机制能够弱化我们每个人认知上不足，使得我们每个人增强可行预见力，使得我们能够克服理性限制力，从而造成当事人静止理性。
这种调和被部分行为经济学者所不认同。她们强调威廉姆森在落实演化心理学方面是错误，其针对机会主义假定本身就是违反演化心理学。基于演化心理学研究并不支持威廉姆森结论。这是相关第二阶段研究一个大致评述。
第三阶段，即使很多经济学家并没有把自己研究归结到哈耶克研究中，不过这种理论在早期哈耶克论证中已经得到了一个初步探索。哈耶克考虑到了外面世界是客观存在，有序运转秩序。这和我们大脑活动是相关。哈耶克把外部客观世界秩序和大家内心秩序相对应了起来，经过一个感觉秩序来进行了讨论。这个思想很类似于以后诺斯她们所作探索。诺斯经过研究，认为长时间看待制度问题，这个制度是人为抽象一个演化过程，而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比较分析。
围绕制度演化过程很多学者作了一个探索。其中很多理论全部比较成熟了，其中共同特征是首先环境是不确定，第二参与人是有限理性，第三选择过程是随机。这些模型基础思想包含到参与人针对她人行动，和本身对环境判定形成一个主观信念。这种信念内含了一个学习过程。同时我们经过学习会改变我们信念，确保我们主观信念演变。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可能见面临外界很多随机干扰，也会出现参与人偶发串心。我们一时心血来潮，可能会做部分新尝试。这些全部可能造成参与人错误选择。假如我们按部就班学习可能就不会有错误，不过我们不能预见到这种随机冲击，也不能控制自己灵机一动想法。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会犯错误。这种自然选择过程和学习过程连在一起，就会帮助形成参与人稳定和契合信念。这种信念就会沉淀并凝结为制度。这是一个演化博弈思想。不过它有两个基础弱点，一个在于它能够很好地解释习俗，即非正式制度，不过极难解释正式制度；第二个弱点是全部演化博弈模型基础全部是马斯列，马斯列在处理有限局限模型时缺点是很大。这两个不足造成了演化博弈在制度研究方面不足。
因为这些不足，诺斯和部分合作者提出了一个相关制度演化认知模型，这被我称为共享心智模型。它关键考虑了这么多个内容：首先她认为每一个参与经济活动当事人是依靠某种心智模型进行决议。这种心智模型就是我们内心当中一个感知组成一个认知模型。每一个当事人全部有一个认知能力禀赋。当我们面对不确定环境时候，我们能够经过预期和意识来采取行动，这是所谓主观行动。这种环境改变会经过信息反馈影响当事人认知。当事人经过其心智模型对这些改变进行评价，从而形成新预期。如此循环，从而形成了当事人认知和环境一个互动过程。这个互动过程被看作是一个心智调整过程，也是一个学习过程。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假如环境反馈对同一个心智模型反复认可，这个模型就趋于稳定，这就是信念。当事人在面临这种问题时候就会开启自己心智模型，针对环境问题提出某种处理措施。假如处理成功了这种经验就会被累积，并被利用于更广泛问题处理。假如失败了，当事人首先要寻求类似替换性处理措施。假如还不成功，就会尝试新方法。这就是心智模型内在发明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会使得本身心智模型适应环境改变，而且能够促进心智模型本身演进，产生新模型。这跟演化博弈有点不一样了。这里面引入了行为决议部分内容。第三步，诺斯把当事人心智模型放在了一个社会网络当中。当我们跟社会其它人交往时候就面临着共同学习问题。我们经过处理环境问题跟其它人交流，这个交流会形成一个共享心智模型，也就是我们相互之间分享共同心智和知识。因为不一样人认知能力是有差异，当我们面正确环境不一样时候，我们每个人形成判定和信念是不一样。这反应了我们每一个人跟环境交流。当我们处于社会交往中时候，它本质上是我们每个人独特心智模型交流，这使得我们每个人能够取得一个间接学习结果。这种间接知识交流总是能够达成某个方面共识，你跟这些人交往形成这方面共识，你跟那些人交往形成那方面共识，这些不一样共识其实就是我们了解不一样社会群体规则基础。我们之所以有不一样社会群体，之所以有不一样好友圈子，这就是反应了我们不一样共识，在诺斯看来这就是一个共享心智。这种共享心智模型一旦稳定下来以后就会形成一个行为规范，也就是制度。诺斯认为，首先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经过这种心智模型交流形成了一个共同规范，同时在这种共同规范之下我们又保持了自己共同了解。也就是说在大家交流当中，我们首先经过交流形成了共享心智，其次我们每个人全部有自己独特心智。这么诺斯就经过共享心智模型同时处理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问题。她认为很多问题是不用表示，就是一个共享心智，是一个感觉，大家认同了这种规范就能够把规范做出来。在共享心智之下我们每个人又能够有自己判定，对正式制度了解。这么话也就是说在一个制度下面我们每一个人对制度了解全部不一样。这就造成了制度演化过程中多种矛盾。从外生角度来看是大家共享行为规范，不过从内生角度来看制度其实就是共享心智模式。对于当事人决议来说不确定性是一个关键。诺斯一再强调，在了解制度时候最关键是要和环境不确定性连在一起。假如没有不确定性就没有制度关键性。假如文化背景和经历类似，个人心智模型就会趋同，一个地方人可能想法会一致，对制度了解也会趋同。这么话制度移植就有可能。不过假如文化背景和经历等各方面全部不一样，个人心智模型就会差异很大。这个时候制度移植就不可能成功。假如考虑到每个人独特心智模型，很多信息全部不能进入交流渠道，这就会造成人交流之间会出现噪音，共享心智模型就能够降低这些噪音。所以诺斯认为，只有形成共有信念制度沉淀下来以后，才是降低交易成本关键，假如制度不能作为共有信念话就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这么就把交易成本转移到了每个人认知层面。这点对于我们了解现实制度问题时候是很关键。
而且诺斯也注意到，利用心智模型能够处理制度经济学所需要路径依靠问题。共享心智模型稳定下来以后形成制度就组成了制度路径依靠。制度路径依靠作用于资源配置才形成经济路径依靠。所以诺斯把路径依靠分成了三个层次内容，第一层面，最低层面是认知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政治层面，第三个层面才是经济层面，也就是演化经济学里面通常讲。这么一个共享心智思想就把行为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关键思想全部统一起来。尽管诺斯没有建立一个很完整模型，但她在思想方面已经在试图去同意这三方面内容了。
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家全部开始关注认知基础问题。我们以政治制度分析为例来看一看这些探索。这些例子分为两个方面内容，诺斯在90年代发表了一篇论文，《政治交易费用理论》，以后迪克斯特写了一本书，《经济政策制订》。这包含到政治制度经济学分析。迪克斯特试图用交易成本理论来解释政治制度问题，不过她建模思绪是建立在充足理性基础上。以后阿杰文她们试图要改变这个问题，所以在时候写了一篇论文，专门用不完全协议理论来讨论宪政问题，建立一个不完全社会契约模型来讨论社会决议问题。在时候，阿杰文还专门讨论了政治制度中授权问题。这是一个大致发展过程。第二方面内容是引入了行为政治学。经典多个研究是，亨特她们写了一篇论文，采取是有限理性，同时引入了一个现实状况偏差，经过现实状况偏差来解释政治制度。她了解了为何制度变迁会有路径依靠，就是因为每个人取得了既定利益以后，不管是否取得既定利益，她已经熟悉了这个制度，她就不愿意改变了。因为改变话她会重新面临不确定性，每个人全部会回避这种不确定性，她喜爱取得一个确定结果。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个现实状况偏差。这种现实状况偏差就会造成制度上路径依靠。法学家切尔德作了一系列监管研究，开始引入了很多行为经济学内容来解释制度问题。这种研究有三方面假定：一是假定监管部门是充足理性，投资者是有限理性，或说市场是充足理性，监管部门是有限理性，或双方全部是有限理性，会产生认知偏差。在企业和组织新制度经济学探索方面，我这里关键讲是基于行为经济学。二是相关法律方面探索。专门研究了财产法形成和演变、实施过程中当事人认知偏差可能带来影响。三是相关政府行为，除了我们前边讲相关宪政成本讨论外。具体讲政府政策层面行为经济学分析。这里面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内容有两本书，一本是施密德《行为经济学》，施密德最初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对制度经济学感爱好又写了这本书。第二本书是制度经济学经典教材，鲍耶斯写《微观经济学，行为制度演化》，是代表了第三代行为制度经济学教材。这本书关键是经过行为经济学模型，完整讨论了制度产生、演变和其中绩效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内容大致就介绍这些。我们作了一个应用研究，大家有爱好还能够去看看。谢谢大家！
张曙光：刚才周教授给我们作了一个很全方面汇报，回顾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把它分为三个阶段，尤其讲到了第三个阶段中使用共同心智来了解制度。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学习机会。今天我们请了两位评议人。她们也全部翻译过《新制度经济学》那一套书。下面先请李振民博士来做评议。
李振民：我看过周业安教授演讲稿，和她今天讲还不太一样。她讲更丰富。我做了部分笔记，在这里和大家进行一下探讨。
我第一个想法是，周业安教授这个汇报是在一个很适宜时候提出了一个很适宜问题。正如周业安教授讲，新制度经济学不管是在国际还是中国，这几年发展趋于平淡。不管是在理论界还是实证界，新制度经济学仿佛一直全部没有新工具、方法和手段出来，对新制度经济学研究和实际使用出现了一个低潮现实状况。总体来讲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关键。到底我们怎么来看待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利用和发展呢？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全部存在很多值得探讨问题。新制度经济学从理论上到底往哪个方向发展？周业安教授今天讲心智模型也是其中一个研究方向。应该还有其它方向。另外，中国是一个大转型试验室。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其它非正式制度全部面临着改变。在这个改变过程中，制度原因到底应该怎样来进行探讨？这其中还有很多问题。现在很多文章全部在探讨经济增加，利用规范新古典模型，也在讲部分金融方面东西。新制度经济学方面比较系统工具越来越少，分析现实东西到底应该怎么弄？这是我第一点想法，这个问题很关键，全部研究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或关心新制度经济学，或关心中国整个经济学、经济改革全部是一个不可忽略问题。
周业安教授这个论文可能是梳理了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发展一个方面，但这是不是现在整个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全貌？我个人认为，恐怕还不是完全。我第二点见解就是，对周业安教授论文中一个见解我准备做一个探讨。现在新制度经济学内容很庞杂，周业安教授这个归纳是稍微正统归纳，也是主流归纳，把新制度经济学分为三个阶段。不过现在也有另一个归纳方法，把交易成本、交易费用、产权理论这些比较传统制度经济学归为一类，把演化理论归为一类，把相关非正式制度归为一类。全部这些东西全部应该是新制度经济学组成部分。这也是一个说法。到底哪个说法更符合新制度经济学概念呢？我认为有四个概念是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必需注意，就像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关键一样。第一个是什么是制度？对这个问题不一样了解就会造成对新制度经济学包含范围和相关方程不一样了解。这个问题并没有处理。制度有很多定义。现在这些说法是不是已经包含了全部真理？我认为不是这么。第二，为何会有制度？周业安教授今天讲关键问题——共享心智其实讲就是为何会有制度。第三，制度为何关键？第四，制度是怎样产生？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可能是和这四个问题回复息息相关。对于这四个问题，不一样回复，不一样研究深度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结果。比如说制度为何关键里面有一个问题，制度怎样来影响效率？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回到周业安教授汇报上来，她经过对前面梳理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她讲实际上是从一个不确定环境，从心理学角度来考虑问题。
新制度经济学有两个方面问题必需研究，这全部和制度是怎样产生相关。制度演化，制度到底是怎样出来？这里面有两个原因是必需关注。一个是心理原因，一个是历史原因。我们能够用新制度经济学见解研究历史，也可能用历史视角来看新制度经济学产生。心理原因实际上讲是从个体来研究不确定环境到底是一个怎样结果。假如具体来讲话这里面还包含了她讲共享心智模型稳定下来形成规范这么一个概念，包含怎样解释路径依靠。这里面包含了一个问题，假设我们把个体形成了一个小群体，在这个小群体里面形成一套制度。这个制度有可能是固定下来，也可能是非正式。它和另外一个群体交流就上升到了另外一个层次了，从个体交流层次上升到了群体交流层次。这么会产生部分什么改变？是不是还是能够经过共享心智来处理这些问题？这里假设两个群体，有不一样共享心智，形成了不一样制度。那么到底哪种制度会真正成为大家公认制度？这就上升到了第二个层次，经济自然选择。从心理学角度讲个体面临自然选择心智模型，实际上是一个很好思绪。这里面一个关键机制就是适应性学习。面对环境不停学习，假设这个问题会反复出现时候，可能会形成一个通例化行为。她是经过通例化行为，而不是经过正确选择，进行深思熟虑思索，来形成路径依靠，形成制度。制度竞争时候经济自然选择就会起作用。假设两个群体之间进行竞争，这可能就会存在另外一个层面心智模型在起作用。实际上在整个制度演化过程中有三个机制很关键，一个就是刚才讲选择机制。一个是复制机制，这和生物进化论中部分观念是统一，和她人交往可能就是传输、复制信念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就是变异机制，制度不可能一成不变。从最微观角度来讲，个人行为保留了对共有信念一个独特了解。她面对一个更复杂不确定环境时候，她利用这么一套东西会发觉不行，她就会修正自己想法。这种修正可能是自己心理一个改变，也可能是面临环境对她一个约束。外界经济自然选择给她施加压力，改变了她信念。这时候就会出现变异。
在我看这个论文时候，我认为提出了一个很关键问题，制度是怎样产生？这个演化问题单纯用共享心智模型来解释可能还不够，还需要第二个层次研究，可能要借用生物进化论中一些理论。事实证实，群体经济自然选择进行得更成功就会吸引外来群体加入，从而扩张使这个秩序得以维持。这么话个人规则改变就有可能造成社会秩序改变。社会规则改变也可能诱导个人规则发生改变。这里面有一个互动，不仅是个体之间互动，也可能是已经形成规则和个体原来遵照规则面对不确定环境时候还会有部分反馈机制存在。这种机制是一个自发演化机制，而且是相对稳定。这就包含到一个哲学问题，包含有机体主义，有机体主义才会造成个体之间相互依靠。我想，共享心智模型从心理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关键探索。不过我个人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研究制度演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去探讨。穆勒经济学方法论里有一个东西，假如从经济角度来讲，方法论不是工具主义。假如对财富欲望是支配经济首要标准话，这里需要牵扯到是到底是不是一个新原因造成制度，经济上欲望或是其它部分原因？对于制度演化问题现在并没有定论，不一样研究角度可能就会有不一样了解。从现在角度来讲，我最终想说一点想法就是，现在对于中国理论上来讲，我们需要探讨制度演化动态过程及其模型化。国际上这个问题也在做，中国做得比较少。假如我们在经验领域来做配合话可能会是一个很关键东西。我认为从历史角度来看，制度变迁经验研究也是很关键。另外不一样相关制度演化机制到底是不是一样？我认为不一样了解可能会有共享东西，也可能有独特东西。这方面我没有做过深入研究，不过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研究方向。
我就简单说这么多。
张曙光：下面请罗仲伟博士来评议。
罗仲伟：周业安教授今天走马观花对新制度经济学最新进展进行了一下梳理。我向大家可能全部听有点吃力，有了点意思，不过显得有点深奥。
我认为从她汇报里面，最少有两点能够让我们得到很大启发。第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给了我们启发。这在刚才汇报里也表现出来了。我们要关注新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方法论方面差异。这是科斯从一开始就比较强调东西。新制度经济学更重视经验实证，现实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不是背离新古典经济学，而是对它修正，它在方法论上进步应该被关注。经验实证分析逻辑思维和研究特色就形成了新制度经济学发展方法论问题。这在刚才周业安教授梳理过程中能够表现出来，要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理性假设。她愈加关注历史和逻辑一致性，直面现实现象，紧紧围绕现实问题进行描述，以处理经验难题为己任，这些全部是新制度经济学家研究方向。从汇报能够看出来，困境和进展过程全部是有着浓重经验实证色彩。基础方法差异实际上就决定了分析路径和程序不一样，使用工具、技术和手段也不一样。理论差异并不是在于同一范围问题有不一样解释，而在于对同一范围问题有不一样视角，不一样范式、标准。分析方法差异正是新制度经济学带来了一场经济学革命最根本东西。新制度经济学成功应该是在经验实证方面成功，新制度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需要处理现实问题。这是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发展方面给我们一个启示。现代社会上不确定原因越来越多，更需要我们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在这方面，我认为是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反动。新古典主义就是假设，强调自己理论预见性，能够有完好估计她就认为是完美理论。不过新制度经济学不是这么。这方面我认为应该强调，在制度研究过程中应该更多考虑，更多进行实证研究，把管理学、社会学方面案例研究利用进去。因为制度研究中，统计数据计算很难所以数学分析就比较少部分，就靠部分案例研究。不过光是靠案例研究只能概括通常规律，所以我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发展问题就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理论综合。
第二，经济学研究怎样来利用多学科研究结果？经济学本身不是一个孤立学问，它需要吸收其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研究结果，利用这些研究结果来扩展经济学视野，来发展出新分析工具和分析手段。新制度经济学进展能够说是一个经典实例，把哲学、心理学、管理学甚至人力学知识纳入到了新制度经济学视野，得到了部分新东西。所以现在出现了行为经济学、试验经济学，而且这些研究已经得出了部分很好研究结果。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挑战。新制度经济学开放性，需要我们调整自己知识积累，改变自己知识结构，吸收新东西。所以诺斯提出来制度认知方法对于我们中国研究制度应该是一个很好启示。要是经济学或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进入一个新境界，学科融合，愈加直面现实，是很关键。对我们来说，制度经济学方面研究也是一个机会。
另外想到一点，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认知科学和心理学，还有其它部分科学，像行为经济学方面研究结果，能不能找到和人力资源学相通地方呢？
我就讲这么多。
张曙光：下面时间由大家来进行讨论。
盛洪：刚才讲到制度经济学发展陷入了困境。我感觉美国不好说，因为美国就像是经历了一个革命，形成海啸，越到边上波浪越小，这是很正常。而中国并不是这种理论原生地，产生震动也是从美国引入这种理论以后，学者兴奋产生。我认为中国出现新制度经济学困境还有其它原因，中国本身学科制度就存在问题，学术资源没有投入。这些问题很多全部没有处理。而且我认为早期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全部很粗糙。比如说私有产权更有效率，这个理论就很粗糙。这个问题并不好说，因为它是和外部条件相关。所以说问题太多了。人类已经处理问题比她正在思索，要处理问题要少得多。
从框架上来讲，新制度经济学要处理问题有三块，制度起源、变迁和结构。起源问题很复杂。我认为今天讨论并不是尤其有开创性。因为新制度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结合，这种争论以前全部有。康芒斯曾经讲到这点，制度是人脑智力支持。而且行为经济学源头、脉络实际上就是康芒斯思想。康芒斯就谈到过，利用博弈论互动形成人共识。这套理论就是假设人有同情心，是所谓理性人，逐步扩展，形成了所谓共识。另外在中国，我认为像汪丁丁研究也是往前走，走到认识论。原来我们是不考虑认识论，假定人是充足理性，不过现在我们转变了，认为人是有限理性。这是基础假定。所以我认为走向认识论是肯定。汪丁丁走得更远，走向科学，走向了生物行为学。这种经过互动形成共识，然后走向制度，全部是可行。周教授还讲到传统经济学走向法律，这是形成文字，强制性。我认为你刚才讲到诺斯那个论点还是有问题。最关键问题就是经济学对人假定，也就是理性最大化，是经济人。这个假定才能推出经过人互动会形成一定道德。不过这个所谓共同体人数是受限制。13亿人不可能做这种事。这个问题也需要考虑。这个道德共同化形成过程不能解释全部人类制度。人是一代一代，已经形成共有理念逐步沉淀下来，传输后代。所以制度是有传输性。
还有一点是扩展性。假如只是互动话，一生也互动不了10万人。这就包含到一个问题，形成共同信念起源不仅是亚当斯密所能造成，包含诺斯以后讲也只是一个方面。凭借这些东西只能达成通常文明，不能达成人类文明。举个例子，宗教不是互动出来，宗教是悟出来。耶稣、释迦牟尼、默罕默德这些人不是互动，她直接去想天道是怎么来？制度安排，形成制度结构，最关键是处理它们之间边界。比如产权制度，什么时候能够适适用于公有产权，什么时候适适用于私有产权并不是很清楚。这个问题也是需要讨论。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所谓中国视角，中国人需要考虑，因为震动性是很大。诺斯讲制度变迁理论，解释经济发展。我一直认为她对了二分之一，另二分之一不对。正确是她讲我们关键靠保护产权，降低交易费用。我认为，西方崛起确实和它在土地上取得优势相关，这一点也不可忽略。而西方人是不可能把这个放在理论里。西方人在近代靠武力掠夺了很多资源，这些资源对它社会和制度产生影响，这不能完全解释整个近代史，只能解释二分之一。西方把这不太光彩历史丢掉了，而这一块震动性尤其大，不把战争收益成本和它对制度形成所产生震动考虑进去，是有问题。
总来说我们面正确问题很多，而且全部是大问题。任何一个问题全部能形成一个革命性结果。周教授方向应该说是正确。我们可能能够做出部分革命性贡献来。
我就说这么多。
自由评议人1：我是来自广东，大课时期在深圳大学学了三年会计统计。我认为人行为共性总结一下有五大点，第一点是分享，第二点是比较，第三点是交易，第四点是储存，第五点是放心。货币是在交易阶段不完全交易情况下出现。比如说你带了10万块钱羊，我带了10万块钱米，进行交换。要是今天我没有带米，你带了羊，我要你羊就需要有一个交换统计化，统计以后就有个凭证化，凭证就是货币。货币就是这么来，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面说货币怎么来，马克思说货币怎么来我认为全部不对。这是我对经济学一个思索。而对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东方文化讲究合，西方文化讲究分。这表现在《易经》和《圣经》这两本书上。佛教诞生于印度，不过来到中国以后，接收了《易经》这种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在经济学中表现更多是未来决定现在，而中国文化更多是过去决定现在。我们期望用过去工作来决定现在消费，而西方人在用未来钱消费。在70年代美国并购很火爆，小企业也能够并购大企业，靠就是发行债券，用未来钱。
我还有一个启发就是，制度是圈子文化一个。在南方极少有圈子，而这在北京尤其显著，要进入一个圈子是极难，极难取得信任。这是南北文化不一样。
我就先讲这么多吧。
自由评议人2：这几年NRE发展有一个朝认知科学发展取向，包含诺斯、布坎南也全部有过神经、认知研究。全部这些问题是怎么起源？为何会从以前那种范式转变成现在这种面向认知科学范式？这种理论困境或说范式变革动力起源并不是说理论很担心，实际上这种困境在新古典中也是存在。这种困境根源在于历史和逻辑本身冲突。人类思索路径归根到底是两种，一个是历史，一个是逻辑。一个理论，它本身语言张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候，她基础上把她前期估计范围之内思绪讨论清楚以后，她实际上面临着一个对事实参考进行修改问题。相关交易费用及合约基础问题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面向真实世界口号，面对真实世界产生问题做出修改。不过在历史和逻辑冲突当中，首先历史是不讲逻辑，在面对历史时候首先要知道历史提供给了我们什么东西，然后才有逻辑建构。而经济学是崇尚逻辑建构，所以经济学在面对历史时候永远全部会有担心和冲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新制度经济学这套范式对于新古典经济学叙述并不是很成功。因为经济学注定了是一个逻辑建构东西，而不是面对真实世界。所以经济学关键应该还是对新古典范式，通常均衡、充足理性、完全合约这些东西修正。假如走到心理、认知这一步话，这里有一个麻烦是还原问题。假如深入还原话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