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中的几个问题.docx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中的几个问题在现阶段，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很有必要。这是因为；第一，这门学科正处于开始建立的阶段。对于任何学科，无论处于何种发展阶段上，均需要研究它的方法。自然科学史与社会科学史已证明，每门学科都是随着研究方法有所突破而前进的。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这类处于诞生过程中的新学科来说，探讨一下它的研究方法，使之从开步时起，便能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不走或少走弯路，从而健康而又迅速地发展，共需要更迫切，其意义更重要。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当代的经济，即当代的历史。研究者是当代经济史的创造者。当代人对于当代史，写作的冲动强烈。当代史对当代人，教育意义大，吸引力强。可是，当代人写当代史，困难特别多。除了其他因素外，“历史的沉淀时间”短，是客观原因之一，研究者的威情，是主观原因之一。当代人亲身经历当代事读当代史，既倍威亲切，也因此而鉴别力强，要求高。如果研究者没有科学的或比较科学的方法，写出的论着不能高于读者目睹耳闻的现象，没有历史的启示作用，便很难使读者受益，满足他们的要求，取得他们的谅解。所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耍特别讲究方法。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南财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在近五年来研究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个别相关的地方，免不了涉及所见所闻的不同意见，目的是为了引起讨论，得到指正。 一 首要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处理各种研究方法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遇到两种情况。一种意见是，它们是互相排斥，互不相容的。一见到运用西方国家经济史学者率先使用的经济计量学方法、发展经济学方法等等，便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方法，是违背或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另一种意见是；对于研究经济史来说，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如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考据学方法，经济计量学方法，社会学方法等等，彼此是平列的，互无关系的，无高下、优劣之别。可见，在这方面的分歧，涉及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指导思想或方法论，以及能否和如何借鉴其他国家经济史同行的研究方法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对象是当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这种国民经济的结构与变化是多方面的，很复杂的。耍将共讲究清楚需要使用多种多样的方法。各种方法均有共长处或用处，不能互相代替，从而能独立存在。研究不同的问题，耍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同一个问题，也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证实和加深对同一问题的认识。研究方法是手段，凡有利于达到研究目的，即有利于揭示中国当代经济发展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或规律的一切手段，都应当而且可以使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的研究方法意多，愈有利于这门学科的发展。它们之间并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关系。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又都有自身的适用范围。同时，对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来说，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又都是用于研究同一对象。因而必是一个统一体，不是互无关系的，并列的。各种方法就共适用范围等方面来说，各自处于统一体中的不同层次上。有属于高层次的，即哲学方法论。有属于低层次的，如具体分析方法。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即中间层次的，包括各种通用方法。它们是有高下之分的。分清各种方法所居的层次，有利于人们集中注意力于高层次的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又使人们便于和善于处理处于不同层次的各种方法的相互关系，吸取一切可以为我所用的具体方法。不明确研究方法是有不同层次的差异，便会将各种方法平列，如将哲学方法论与通用方法、具体方法平列，或认为借鉴西方学者使用的通用方法与具体方法，便是代替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或低估了哲学方法论或指导思想的地位和作用。这些认识所导致的危害是有目共睹的。在不同层次，特别是最高层次上的各种方法，是有优劣之分的。在一门学科研究方法的系统中，居于指导地位的即最高层次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理论，一种哲学方法论。任何一个或一群研究者，无论本人承认与否，都是以某种哲学方法论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在哲学方法论这个层次上，对于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来说，马克思主义，具体地说，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也是最基本的方法，这己为科学研究的实践所证明。马克思思格斯多次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一种研究方法，中南财经大学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课题组成立之初，在讨论研究方法时，一致同意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为什么耍采用这种理论和方法而不用别的方法，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无须多加说明的问题。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是中国学者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特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发现历史唯物主义是与他们在那个时期用求实的态度研究人类经济发展历史有着重要关系。没有后面这种研究，不可能知道经济形态是变化的，不断交替的，不可能知道经济在社会发展中的正确地位，不可能把社会关系归之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之于生产力，即归之于物，不可能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有其自身的即客观的发展规律。一句话，没有这种研究，便不可能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当马克思、恩格斯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并将它运用于研究经济学，历史学，经济史学，法学等社会科学时，便使这些社会学科发生了一场革命，从历史唯心主义的体系中解放出来，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变成了科学。在此以后，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一部分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另一部分人则不是。百余年来，这两部分人都取得了成果，至子成果的性质与大小，则不能同日而语。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是这样的，严肃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英国着名的经济学家、新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1980年访问中国时说；新剑桥学派和近来的学院派都遵循自己的道路，达到了与马克思主义大体相似的境地。两派都认为资本主义蕴含着它自身崩溃的种子。她还说，马克思的研究是从长远看问题的，这同长期动态分析有关系，而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还皮有超出短期分析的局限。可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是一种正确的选择。在明确了研究方法是一个有层次的统一体和最高层次的方法论之后，关于借鉴国外同行们使用的通用方法与具体方法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这本不应成为问题的，其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有的人把借鉴简单地理解为搬用，生吞活剥，不论好坏，一切照抄，甚至于把西方国家少数经济史学家用于分析某些经济现象的具体方法，抬高到与历史唯物主义并列，或用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我们主张借鉴，不主张照搬。外国的经济史学家有各式各样的。他们使用的方法不尽相同。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有的有鲜明的阶级性，有的并不具有阶级性。我们首先耍了解和鉴别，区分出哪些是科学方法，或具有科学因素的方法，然后再结合我们的情况，予以试验，运用或舍弃。第二，在长时期“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有的人把外国一切经济史学家使用的研究方法，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方法”或“唯心主义方法”，予以排斥、责难，不屑一顾。他们不了解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是有不同层次的。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方法中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最高层次，便可以大胆地借鉴外国经济史学家使用的属于中间层次和低层次的方法，对它们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改造，把它们吸收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的系统之中，使我们的研究方法成为开放型的，不断发展的、最为丰富也最先进的研究方法。在这个方面，许多研究者威到，我们对国外经济学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即当代中国经济的情况，特别是对其中的最新成果，了解不多，评介不够。实际上，国外正在兴起研究新中国经济的热潮，论着很多。他们的某些见解值得我们思考。他们使用的某些研究方法，特别是数量分析的一些方法，值得我们借鉴。二 如何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方法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过程，这决定了它在本质上是一门经济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必须是经济学的方法。它与以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其他经济学科的区别之一在于，它以研究经济发展的具体过程，为前提，即按照经济发展的历史顺序，从动态中揭示经济运动的轨迹。这决定了它具有历史科学的特性，它的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学方法的特点，首先是动态分析方法的特点。经济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将经济学方法与历史学方法融为一体，历史学方法中的核心问题之一，是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建国以来，经济政策是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制订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也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一些研究者因此把当时的文件，社论的词句依次串起来成为论着，便认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了。另一些研究者看到了经济政策先后不同，看到了它们的变化。他们不区分情况，一律认为，先一种政策是马克思主义的，后一种政策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的经济政策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今天如何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去分析过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订的经济政策及其实施后果。我们认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以下四点是必须明确的。首先，必须站在今天的高度去认识过去。或者说，必须以发展到当前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去分析过去，必须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了的巧克思主义，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达关系列怎样才算是真正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问题。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在地苹线上出现时，马克思、思格斯，列宁早巳作古，他们未曾见到这种经济，未曾对它作过分析或发表意见。因此，不可能搬来他们的现成结论根本不存在这种结论作我们的结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分析经济现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逼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解决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一系列问题，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改造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又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同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迅速发展。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历史，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胜利的历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刁；可分割的理论体系。基于上述情况，对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具有更直接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倡导准确、完整地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次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全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达篇重要的历史，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体现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分析建国以来的若干重要问题作出的结论，即对这些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以后，中国共产党又制订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十二大的文件，十二届三中全会与六中全会的文件，十三大的文件等等，其中主要是对许多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也包括对过去一些问题的新的分析，补充和发展了决议的内容。我们在研究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过程时，是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决议中阐明的观点，去分析经济现象，衡量得失，判断是非。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明确，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直至今天，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获得这样一些认识，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工作实践过程。我们不能要求任何人一开始就有这些认识。分析经济史上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必须将它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不能用今天的认识去要求过去，不能以今天的经济政策去套过去。获得这些认识之后，就必须站在今天的认识水准之上，去考察过去的事物(顺带地说一句，这是历史的问题被不断重新研究，评价的原因，也是历史学既最为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原因)。例如，探究建国以来每一项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就不能不看它对社会生产力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有利还是不利，以及利戎不利的大小。关于改革和开放，也应是这样的。在今天，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写1979年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和改革的进程，成果与经验教训，是难以令人满意的。但仅仅反映这个阶段的改革与开放，仍然是不够的。我们耍以改革和开放的精神，改革和开放的眼光，去分析建国后的经济历史。我们认为，这样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决议与文件正确解释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的。很显然，这不仅不会限制我们的研究，而是使我们的研究有可能获得较高水平。其次，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几亿中国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而不是付诸实践之前的经济政策。有的研究者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实施每一项重大的经济政策时，都论述过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制订的。因此，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判断是非可以以当时的文献为准。根据这种看法，在撰写论着时，把中国共产党和小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关财政经济的文献，以及制订这些女献的会议连贯解释下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垒部经济史。表现在文字上，每一句话都以当时的文献作根据。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是真诚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在实施这些经济政策时，进行论证和宣传，说它们是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根据的，或者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是工作的需要。这种论证和宣传，代表着当时的认识水平。至于是否真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则要看经济政策付诸实践后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及共领导的政府根据这种实践的效果，补充或修正共经济政策，即是说，认识水平随着实践进程在不断地提高。据此，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必须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上，才是翼正地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例如，人民公社，1958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农业生产合作社与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劳动日、工分制等等，都首被宣传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创举，实践却证明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它们巳被历史证明是没有生命力的。当然，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可能不研究这些经济政策文献。因为这些文献中，所包含的经济政策及经济思想，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因社会化的大生产与日俱进，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全国空前统一，并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与纪律，实行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运行模式，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影响，是历史上其他时期不可此拟的。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内容，不是这些文献所能全部概括得了的，如千百万群众的经济活动就远远超出这些文献的范围。从实践效果看，对即对，错即错，牛对半错即牢对半错，如此等等，这样才会有经济史学。如果以文件戎文献的是非为是非，而不以实践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实际上是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坚持实践是检验翼理的唯一标准的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根据实践，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分析经济现象，认识共本质。经济史学的方法是当“事后诸葛亮”。经济史学的方法也是“事后诸葛亮”的方法。当前和未来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们藏身于历史之中，历史预见未来，历史告诉来来。再次，要区分绝对时间意义上的经济史与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从绝对时间的意义上，凡是巳过去的、昨天的经济活动，都巳成为不可改变的经济史了。但并不是所有客观的经济史都应成为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当某一经济事物尚处在发展之中，即目前的阶段尚未结束时，人们不可能根据实践的效果，对它作出历史性的结论与评价。这样的经济事物或其发展阶段，不属于经济史学研究的对象。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来说，必须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国民经济史运动过程中已经结束的阶段。某些研究者对作为绝对时间意义上的经济历史与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经济历史没有分开，过于追求历史与现实的衔接，企图泯灭历史威与现实威之间的界限，把尚未完结的过程纳入经济史研究对象之中。他们以为，凡付诸实践并变成现实的经济政策或经济思想，便是合理的，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于是轻易地下结论。稍加研究，便能发现这种结论往往是随着政策的变动而变动的。作为宣传文章，理应随时宣传政策。作为科学研究成果的论着，特别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学术着作，应力求共结论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稳定性是建立在科学性基础上的。这种科学性来源于正确地反映实践的性质。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是生动的，发展着的，有时还是长期的。有些经济思想通过经济政策，付诸实践，变成相当长期(可以长到几十年之久)存在的社会现实，却不一定是真理。相反，正是由于相当长期的实践，证明其不是真理。如，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成反比的观点，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是人口数量迅速增长的观点，等等。有些经济理论，未能付诸实践，但或因其对立的观点付诸实践时失败了，反证其可能是正确的，或虽不能证明共正确，也不能说它是错误的。以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对待农民为例。农业合作化的主张与基本论点，是恩格斯在1884年发表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提出的。引导私有制下的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对于这件事，对小农采取何种态度，采取什么步骤，时间的长短等等，则有不同的理论，思格斯说：“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第310页。此处“暴力”一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80页译作“强制的办法”)。“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还不能下决心，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这个问题。”(同上书第311页)在苏联，斯大林捉出必须加快农业集体化的速度和消灭(驱逐)富农的理论，农业集体化是在短时期内完成了。理论付诸实践。这种理论对不对呢?看了苏联农业集体化以后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时为止的农业生产状况，粮食产量和大牲畜数低于1913年(这是一亿多农民20多年间的社会实践)，便能明白。在中国，毛泽东提出“趁热打铁”的理论，从建国到农业合作化的完成，我们用的时间比苏联更短。粮食产量，按人均计算，1978年与1956年一样。1956年以后，农业生产增长率下降了。可见，变成了现实的理论，不一定是最好的理论，未变成现实的理论一如上述思格斯的观点却不一定不是真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是当代的事实。研究者与研究对象距隔的时间太近，以致研究对象中有些事物的实践过程已结束(如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有些事物的实践过程尚在进行之中(如现代化、农业合作经济的发展)。对于前一种情况，虽然相对地说，较好研究，但历史沉淀的时间仍然很短。对于后一种情况，则难以下结论。另一方面，正因为某些事物的实践过程是长期的，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是数亿中国人民长期的社会实践(这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特殊矛盾之一，也是客观上的重大困难之一)，这就要求研究者在处理历史威与现实威的关系时，耍特别慎重，下结论时耍留有余地，不要企图随便贴上规律一类的标签。研究的对象距现实愈近，共准确性中的“风险因素”也愈大。因为，历史沉淀的时间短，现象与本质，短暂现象与长久现象、主流与支流、旧事物的残余与新事物的萌芽，尚处于难以分清的阶段，事物对后来历史的影响尚不知道，研究者处于当事人地位，眼界的局限性与个人的威情，影响对事物的认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人，要具有随着经济实践前进的步伐，不断地修改或补充研究结论的勇气与思想准备。其论着，大多数在相当长时期内属于“未定稿”的性质。最后，研究经济历史上的问题耍与现实的经济问题相结合。在确定研究题目时，耍首先选择现实经济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解决这些现实的经济问题提供历史的启示。譬如，现在需要解决国民经济怎样才能长期稳定增长的问题，我们便可以研究1949年以来几个经济稳定增长阶段的经验和几个经济大上大下阶段的教训，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是当代的经济。在这个意义上，它所研究的属于“今”，而无“古”。，它所提供的历史启示是本国的，最近的，往往是当事人曾经亲身经历过的。因此，它的历史启示的功能大。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优点。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现实有短暂的时间间隔。只要选题是符合现实需要的，则这种短暂的时间间隔并不影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历史威与现实的一致。三 处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如国民经济与部门经济的关系，国民经济与地方经济的关系，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关系等等，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过程中不可迥避的问题。耍扎实而又深入地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必须分时期，分地区，分部门进行专题研究，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综合研究。没有地区经济史与部门经济史的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不可能建设好的。这样，就会产生如下两种情况的整体和局部的关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门学科的内部，存在着国民经济史这个整体与地区经济史，部门经济史这些局部的关系。在研究地区经济史与部门经济史时，存在着站在地区或部门的即局部的立场上进行评价与站在国民经济即整体立场上进行评价的关系。例如在某个时期，将农业中产生的积累过多地用于工业建设时，对于工业来说，该时期发展迅速，若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则可能延缓发展速度，在开展“三线”建设时期，对于有“三线”建设任务的地区来说，得到的投资多，设备多，技术支援多，经济发展快，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说，则可能是一种投资布局战略方面的失误。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无论是研究国民经济史，还是研究地区经济史或部门经济史，都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研究作为国民经济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采取国民经济史的方法，应是无疑的。每每遇到的，也是容易被人忽略的，是未将国民经济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与部门研究史，地区研究史，专门经济史等经济史的研究方法区分开来。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是一个国家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在整个经济史学科体系中，它是属于最高层次的。它研究的对象最广泛，综合性最强。这决定它的研究方法在许多方面不同于部门经济史、地区经济史，专门经济史的研究方法。下文论述的，是共中的几个重要方面。其一，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对外贸易史，金融史、财政史等流通和分配领域内部的经济史，会耍涉及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但它们的研究对象，却是不包括社会生产力的。因此，在它们的研究方法中，没有研究生产力的方法。国民经济史则不同。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我在1960年的一篇文章已说过，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过程。如果不包括社会生产力，既不称共为国民经济，也不称其为一国经济的整体。一切经济工作，一切经济变革，是否必要，是否成功，要从对社会生产力起何种作用来判定。发展生产力，应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一个基本观点。主要是基于对社会生产力现实水平与发展速度的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当前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中国过去30年、当前以及今后若干年经济问题与社会问题的立足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对象包括生产力问题，不仅涉及它是否有重大现实意义，也关系到它的研究方法。有人认为，经济史学与政治经济学都是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它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区别，仅仅在于经济史学带上了一个“史”字，从而耍按时间顺序叙述。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应该说，它们研究方法上更本质的区别，根源在于研究对象上的差异，即经济史学的对象包括社会生产力，这里便产生国民经济史如何研究生产力的方法问题，其中包括从什么角度研究社会生产力，研究社会生产力的哪些方面，采取什么方法去达到耍研究的目的。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其选题，或是直接分析生产力的问题，如生产力的发展速度，发展水平，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等等，或是围绕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关问题，如社会经济计划、经济模式，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生产关系变动等等。总之，研究工作是以社会生产力为巾轴展开的。我们深澡地到，由于多年来强调经济史学的研究对象只是生产关系，不注意研究生产力，以致对经济史学应如何研究生产力这个问题，尚未积累起足够的，系统的经验。在这方面，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一些经济史学家，如民主德国的库钦斯基等人的研究方法，做得借鉴。其二，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必须考虑国民经济的整，体性。只有从整体性出发，采取宏观经济的分析方法，对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予以综合研究，才能获得总体的，国民经济发展规律性的认识。这种方法要求，首先，必须研究经济结构的模式，经济体制等等属于国民经济整体性的问题。堵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开篇”，为什么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又如，为什么后采采取集中计划型经济模式。共次，必须研究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诸因素的形成过程，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或传统的背景，自然的与社会的环境。撒开了长期制约的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现象便是不可理解的，更谈不上阐明中国特色与中国经济发展规律。诸如，中国生产力的结构，经济地理与生态环境，人口增长规律与人口思想，等等。不了解点中同古代经济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想研究好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是很困难的。再次，必须研究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经济活动，而不只是限于局部地区。即使研究了占中国人口总数90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史，也是不够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是一种多民族的经济的统一体。不研究和叙述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则不能成为完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其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史研究的是商业的变化，必然从建国时的商业状况开始。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史，理应从建国时工业状况人手。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包括各个经济部门在内的国民经济。在研究方法上，首先，它要阐明各个时期的国民经济是由那些经济部门构成的，以及各个经济部门是如何变化的。这种阐明，当然不能不按经济部门，分门别类地叙述，但又不能是各部门经济史简单的平列与相加。因为，国民经济是由各部门经济构成的有机整体，是一种经济结构。整体大于各部分相加的总和。离开了国民经济整体的分析与叙述，便不是国民经济史研究方法。各部门经济是国民经济整体中的有机部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即构成状况及共变化，是国民经济结构在不同时期变化与特征的表现。不分部门叙述与分析，整体便成了混沌物。离开对部门经济史的研究，也无所谓国民经济史的方法，其次，要阐明同民经济在各个时期的活动如何实现社会再生产过程，这里涉及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方法。一种是按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再生产过程，物质再生产和人的再生产过程先后次序论述的方法。一种是按不同时期国民经济活动的带头部门，带头产业与政府经济工作的重心即轻重次序论越的方法。这两种方法，是可以在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上结合起来，互为补充。一部完整的中华人只共和国经济史，其谋篇布局，即叙述方法，以前一种方法为宜，至于从何处入手进行研究，则应考虑后一种方法。我们认为，按照建国前后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经济工作的重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观点，则以从流通领域开始较为妥当。四 如何处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者威到不好解决的困难问题之一。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是研究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时期的经济史都会遇到的问题。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严重地影响经济的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几乎是连续不断。这是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遇到的特殊情况之一。对于这种情况，有的人认为，在这个时期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受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影响太大，研究它，只有历史学的意义，而无经济学的意义。也有些研究者，全然不顾政治运动与政治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把已经发生的经济增长速度及周期情况，当作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表现，这两种认识与做法，都是想避或“抽象掉”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当然，无助于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探索。妥当的做法应是在研究过程中正确地处理这个时期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首先，应该认识过渡时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与政治关系的特殊性。与以往各种社会比较，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上层建筑对经济的作用耍强得多。达与过渡时期存存“谁战胜谁”问题的特殊情况有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状况，与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国体与政体，与由有严密组织纪律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也有关系。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朝代或一届政府，能象巾回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经济政策这样，在全国范围内认其地贯彻下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历史上几百年或几十年一见的政权更替的开始，而且是历史上几千年或几百年才发生一次的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开始，而这次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又是私有制经济形态到公有制经济形态的剧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所研究的，是从牛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又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初级阶段的时期。所以不仅有政权更替时期常见的为巩固新政权而产生的现象，更有为巩固新经济形态而采取的措施。再加上相当长的时期里指导思想上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政治的作用，以致提出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包括冲击经济的口号。所以建国后的一个阶段里，政治事件、政治运动频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研究这个阶段的经济史，不分析每一次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的具体影响，无法说清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现象，也无从总结重大的经验教训。如果有人研究建国以来的经济增长的周期，仅仅根据统计数字作纯经济的描述，从绝对数量来看，其所述周期或许是正确的。但这种周期的大部分主要是政治运动、政治事件造成的。因此把这种周期说成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必然与事物的本质相距甚远。研究经济周期等问题是必要的，但必须细心地、具体地分析出那些现象是政治运动或政治决策造成的后果。当然，我们也不赞成下述的观点：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因为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大，因而不具备作为经济史学研究选题的对象。对于经济史学来说，是不能跳越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的，不能不研究某个时期的经济发展过程。问题不在于避，而在于要有一个与客观情况相适应的研究方法。其次，耍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是用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观点，还是用政治决定经济，经济反作用于政治的观点研究经济史从来就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史研究方法的主要区别之一。前一种方法从经济山发，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运动出发，揭示一些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另一些政治运动、政治事件不是经济发展驱求的，是人为的，可以避免的，揭示达两类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对经济发展起着根本不同的作用。后一种方法从政治发，先认定政治事们、政治运动都是必然的，合现的，对经济总是起着推动作用，把经济史作为政治史的后果，我们的研究应表明，那些符合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运动，政治事件，是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那些违反经济发展要求的政治运动，是如何阻碍了经济发展的。从而使人们得出结论：要记住后面这类政治运动干扰。冲击经济建设的教训，想要国家富强，人民富裕，必须珍惜安定团结的局面。再次，要从研究经济史的角度，对各类政治运动、政治事件的内容进行具体的分析，分别对待。有的虽被习惯地称为政治运动，但实际内容是改变生产关系的经济斗争，戎主要是经济内容但又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如建国初期农村土地改革运动，城市民主改革运动，稍后的“五反”运动，它们改造或改变旧的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有的是用群众运动的办法去完成经济工作的任务，从而具有经济运动的色彩，如合作化运动，大跃进运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是运动其形式，经济其实质，是不应列入政治运动之列的。以上这些“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可缺少的内容。有的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既不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本身的性质属于政治思想领域的，如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这些政治运动本身不属于小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范围，但是，达些运动首对经济的发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为了准确地说明国民经济发展的条例，从中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只要分析这些政治运动是如何影响经济发展的即可。最后，必须区分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政治运动、政治事件发生时期内经济发展的状况。这是互有影响而又内容不同的两件事。以“文化大革命”为例。“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政治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历时最长，规模最大、对经济影响最严重的一次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本身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的对象。但“文化大革命”时期即19661976年的经济，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不能不研究的。“文化大革命对经济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既要分析“文化大革命”对经济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又要全面分析这十年经济的变化，并说明产生运些变化的原因。只有作出这种区分，才能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给予合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五 采用历史比较方法，处理不同时间与不同空间经济发展的对照关系足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必须采取的。将一个时期经济的发展与另一个时期经济的发展进行对比，将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另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行对比，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别国经济的发展进行对比，是对中国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进行具体分析，探求其特殊性的重要方法。有比较才能看到同与异，才能有鉴别，才能找变化和特点，经验和致训。如果不进行对比分析，就无从认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科学研究的灵魂与目标，就是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从而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性。耍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就要把它和苏联，民主德国、匈牙利、南斯拉夫、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对比。从认识特点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没有比较就没有分析。在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时，很多人和我们一样都用过比较分析方法，但成绩颇不理想，在达方面，既存在客观的困难，也有认识问题。现在使用较多，成果较大的是纵向比较，用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与旧中国的经济对比，可以看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认识。在分析新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进行对比，可以看出，在此之前的某些时期，由于指导思想上出了偏差与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未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通过对此，可以加深对中囚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正确性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的认识。这些比较是很有说服力的，必须坚持，进一步使之完善与准确。问题主要在横向比较方面。首先是中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这种比较可以找出各地的优势与加速地方经济发展速度的经验。这是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可惜很少人涉猎，共次是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这有利于认识中国的国情，从而有利于探索中囚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比较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有些时期比某些国家快，此另一些家国慢，在某些时期比多数国家快，在另一些时期则是慢，如此等等。通过分析，有利于总结经验教训，发现和借鉴别国的经验教训，要进行此较，无疑地必须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从可比性出发，有人认为只能与印度对比，因为1919年新中国成立时，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两国原来的处境差不多(一个是半殖民地，一个是殖民地)，又都是人口众多的大国。有人认为只能与苏联比较，因为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一度大体相同，又都是大国。这两种观点中关于可比性因素的分析是对的。在进行国与国之间的比较研究时，可以较多地与印度、苏联等国比较。但是，如果从上述可比因素的论证出发，得出只能与印度比，或只能与苏联此的结论，便是值得讨论的了。首先，无论是印度还是苏联，与中国的经济，既有可比的因素，也有不可此的因素，实际上，不可此因素远远超过可比因素。如果两者之间完全可比即完全相同，也就无所谓比较了。可比因素与不可比因素同时并存。存在不可此的一个方面，又存在可此的方面，正是进行比较的前提。其次，在比较研究中，进行比较的方面，角度、方法等等极为丰富。国民经济史研究中的比较方法，是历史比较法，可此的角度、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历史比较法并不局限于同一时间发生的事进行比较，不同时间发生的同一类事，也可以进行比较。可以进行单项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