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的边界与经典的重探——2020-2022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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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等。这些精警的诗句极具审美张力,那些生动传神新颖独特的比喻妙不可言,令人折服。此外,在橡胶树上空摘星星把鱼虾赶往天上这两首诗的题目吸人眼球,具有审美的张力和冲击力。“在橡树上空摘星星,内心被擦亮/整个身体轻飘飘的,用力扯开/帐篷的一角,天堂的流水涌进来”,“天堂的水流进来”这是多么神奇壮美的境界,这是何等大胆瑰丽超拔的想象。紧接着,更神奇的是,此间“星光散落了一地”,“星光隐没,鸟群从橡树上齐齐飞出”,月光如水的夜晚,在橡树上空摘星星多么浪漫,多么温馨,多么神奇,齐齐飞出的群鸟的和鸣打破了静夜青山的幽深宁静,真的是鸟鸣山更幽。把
2、鱼虾赶往天上“我相信世界处于动荡或完美之中/所有的人/戴着和善的面目/一艘神秘的货轮驶向彼岸也不会/驶往天上,唯在日月星辰更替时/把相同命运的人运抵远方的海洋”。不难看出,诗作表达了诗人渴望天下太平追求人与人平等和谐的人生理想。诗情浪漫豪迈,诗境宏阔神奇。诗歌不能拘泥于事象,写得过于实,太实则诗魂无法飞翔,而应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与审美对象保持适度的距离,通过艺术加工甚至变形的手法,使审美对象更具有艺术魅力,从而使诗歌空灵飘逸,富有神韵。天鸟的诗语言凝练简约跳跃性强,虚实相生,往往刻意留下空白,给读者留下联想与想象的空间,拓展诗歌审美的辽阔时空,让不同读者从中获得不同的审美感受。天鸟个性鲜明,
3、有自己的诗学主张和审美追求,通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和执着求索,已经形成独特的诗风和艺术特色,走出了一条属于他自已的诗歌道路。他的诗歌传统与现代兼具,中西合璧,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融合,因此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赢得诗坛的赞誉。我衷心祝愿广西北流的这只神奇的天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在诗国的天空划出五彩斑斓的弧线。我坚信,并期待。观念的边界与经典的重探2020-2022年中国新诗研究综述张凯成新诗研究从发生之日至今,已形成一些可供参照的研究观念,但囿于历史语境的限制与研究意识的阻滞,大多数观念尚不具备稳定的结构体系,其内部包含某些解构性因素。这需要研究者在与前人进行对话的同时,通过审视既有观念,生成新的认识
4、。另外,学界目前虽然对一些经典诗人、诗集、诗作有许多解读类书籍或文章,但我们不能一味地将其视作权威,经典需要在细读基础上不断进行重释。2 0 2 0-2 0 2 2 年的中国新诗研究一方面表现出对新诗观念的重审,从中建立新的诗学观、语言观、历史观等;另一方面则有着对新诗经典的重探,同时注意到观念的界限与经典重释的合理性问题。这三年又恰好处在新冠疫情的复杂背景下,多变的时代语境为新诗研究提供着特殊的思考空间。一、诗学观念的再审视虽然新诗观念已较为完备地建立起来,但其中的许多12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
5、观念也需要进行辨析,尤其当我们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考虑进去时,那些看似十分牢固的观念多少会表现出松动感。以文学史(诗歌史)的写作为例,现代时期的文学史大多将胡适作为新诗开端,较为客观地叙述他所提出的观念及其诗歌的重要价值。而在1 9 5 0-1 9 7 0 年代的文学史中,写作者尽管也将胡适放在开端之处,但这种开端带有解构意味,抑或是将胡适作为攻击对象,为确立鲁迅、陈独秀、郭沫若等人的地位做铺垫。究其原因,与该时段社会语境的总体限度(特别是“集体写作”造成的局限)相关联。这意味着我们今天在面对现存诗学观念时,通常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而不是一味地建立信任。沿着这一话题来谈,姜涛其实早在2
6、 0 0 3 年就已将新诗起点纳入论述视野,主要通过回溯新诗史上对胡适的尝试集与郭沫若的女神这两部新诗集的不同认识,阐明了围绕新诗起点的“驳议”问题。这当然不是针对新诗起点的简单争论,其背后关乎“读者的阅读、批评的生产以及文学史叙述”等复杂场域。姜涛在为学界对新诗起点的观察提供参照的同时,也表明重审已有诗学观念的必要性。在2020-2022年的新诗研究中,较多研究者有着对诗学观念的再审视,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对新诗不同阶段诗学观念的再思考。如姜涛思考了“当代诗的限度及其可能”这一问题,具有对既定诗学观念的重审意识。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当代诗的限度及可能一书共分三辑,每辑所谈问题均有明
7、确的指向性。“辑一”部分主要谈到诗歌的“历史想象力”问题,其中既有与陈超之间的对话,又充分运用“历史想象力”的研究方式透视了朱朱、柏桦、西川、肖开愚、欧阳江河等诗人的创作。关于当代诗歌特殊时段的研究问题也得到关注。冷霜提出当代诗歌研究中的“断裂”现象,这里的“断裂”在“后革命”语境中形成,主要指向的是研究者在探讨“1 9 5 0-1 9 7 0 年代”以及“1 9 8 0 年代以来”这两个时期的诗歌时,存在着“断裂意识或无意识”。周瓒在观察近四十年来当代诗歌批评发展状况时,认识到其在批评线索上经历了从解诗实践到写作伦理的论争,批评的主体性则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加强。近十多年来的诗坛集中出现对当代诗
8、歌批评的反思现象,包括对诗歌批评与诗歌史写作分界的讨论、新的批评范式的构想以及批评学术化的检讨等。她还指明当代诗歌批评的可能前景,即“重新调整反思的位置,明确批评的总体功能,体认批评的哲学基础并打开批评的政治潜能”,为当下的诗歌批评与研究提供可贵的参考。据此而言,张桃洲在解诗学视域下探讨的新诗阅读问题,其实也带有对新诗诞生以来诗歌批评中解诗学方法的整体观照。他在指出孙玉石“现代解诗学”之重要设想的基础上,对“解诗”的本质做了细致剖析,认为它虽然“表面上清除了文本词句和内容的理解障碍,但究其实质并非旨在消除“嗨涩本身,而是借助不同角度的释读彰显诗歌的晦涩特性,从而维护诗歌的文类边界。”孙基林则在
9、辨析“叙事/叙述”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诗歌叙述学”理论,认为该理论注重“叙述”而非“叙事”,比之“诗歌叙事学”更能切近诗歌的本质。他通过论述诗歌叙述学的命名及理论实践意义,建构出充满自觉意识而又符合诗歌话语实践和自身逻辑的叙述性诗学。另外,王东东在谈论敬文东的两篇批评长文时,提出“同路人批评”的观念,强调它并非“同(时)代人批评”,而是饱含历史意味的“历史性批评”。在现代诗学观念的审视中,李海英把“自然”观念视为中国现代新诗的审美追求,认为其在早期现代诗歌转变时发挥重要作用。现代诗人还通过运用新譬喻、新形式、新的言说方式,创造出丰富多元的现代风景诗,这当然不是简单的风景描墓,而是包含着现代诗人对
10、身份、自然、社会理想以及文学秩序等内容的认识,体现出他们对时间、空间以及二者与世界之关联的理想。陈培浩重审了“民间”话语,指出它是多种话语力量博奔和争夺的场域,而非自在自呈。他把“民间”视为诗学话语的借壳,包含着现代溯源与伦理反思的意味。现代话语在借壳“民间”的过程中,将其建构为学科领域、新诗资源、文学史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13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分析框架与一种诗学价值,使其逐步脱离实体性,转变为本质化的价值,形成独断性的批评伦理。陈培浩认为这种批评伦理需要反思,进而建立自省、自审、辨证且能兼容他者的批评伦理,寻求
11、多元的众声喧哗。张屏瑾则从城市文学的角度,看到北京与上海这两座城市在新诗发生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在语言演化和流派形成之外,思考了城市现代性和现代主体生成之间的关系。“北京”更多地代表自我意识的发生,“上海”则把物质现代性作为基础,“更侧重空间与景观对感觉结构的重塑”。其二,学界重新思考了诗人提出的一系列观念。张洁宇把闻一多诗学观的转变问题作为重新讨论的对象,改变了大众对其诗学观念的刻板印象。她通过思考闻一多诗学观念转变的过程和原因,发现其对新诗批评的调整与身份迁移之间具有深刻关联。文化批评方式的建立使闻一多走出诗歌外形与格律问题的思考,进入到由生活与现实构成的新标准,这同时解释了其在创作
12、死水之后的停笔原因。李海鹏以张枣为核心,审视了其诗学观念在1 9 9 0 年代中期发生的内在转变现象。这种转变一方面基于张枣返回国内后对日常语境的思考,另一方面则受到游戏的人一书的启发,具体表现是“从提取日常生活的唯美启示,转变为营造日常生活的游戏伦理”,并据此衍生出“游戏般的乐趣”,构成诗歌写作的新探索。卢桢在探讨胡适白话诗观的形成时,发现其受到留美期间域外行旅要素的影响。按照一般理解,胡适的白话诗观更多地在他与旧诗对抗中生成,集中在语言层面,卢桢的观察为重新审视胡适的白话诗观开拓了新路径。随着人工智能(AI)的不断发展,诗歌领域近些年出现“小冰”的当阳光失了玻璃窗、“小封”的万物都相爱等诗
13、集,诗歌研究领域则有“谷臻小简AI系统”这类的“诗歌研究者”,为当下的诗歌创作与研究观念提供新的认知空间。朱军与李亦婷从情感美学角度出发,通过观察“小简”AI文本分析工具对“小冰”诗歌创作的分析,发现“小冰”诗歌呈现出虚无化的感伤、风格化的品位、符号化的生产等情感美学特征。二者同时认识到人工智能在“篇章级”语义、整体结构与全局视野上的缺陷问题,并将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确立为现象学对“诗性之思”的求索。有关人工智能诗歌的研究连同诗歌创作正在持续发生中。二、语言的界限尽管语言视角在以往的新诗研究中几乎从未缺席,甚至构成一门“显学”,但在2 0 2 0-2 0 2 2 年的新诗研究中,依然有不少研究者
14、从语言角度探讨了新诗的创作状况、形式变化等问题。这些研究并非重复已有内容,而是试图在新的社会语境下思考语言内部形式与外语话语的融通问题,特别是在外部话语的思考中拓展研究的边界,将传统的语言知识与戏剧、文体等内容联系起来。值得肯定的是,大多数研究者并非一味地扩展语言研究的范畴,他们注意到诗歌语言的界限,不至于使其成为包容一切的研究结构体。李心释的当代诗歌的语言问题探馈一书选择中国当代诗歌的语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将诗歌语言理论扩展到语言哲学层面。他将“观念先行”作为当代诗歌的主要特征,指出“中国当代诗歌并无诗体革命,只有诗学观念的革命”。诗学观念固然重要,但当代诗歌的使命是建构适应现代汉语特征的诗
15、歌语言空间,把“从观念到语言”当作诗学进路,这需要正视当代诗歌研究中语言学视角的缺乏问题,也即解决“无法穿透观念,到达观念与语言的相互砥砺的诗歌现实”这一疑问。李心释确实为学界对1980年代以来诗歌的研究带来具有厚实理论根基的语言学视野,同时也促进了诗学层面的语言理论建构,但这些问题是否都能在“诗歌语言”的界限内得到合理观察,值得我们去进一步讨论。翟月琴的以戏入诗一一当代汉语新诗的戏剧情境研究同样将研究视点放在1 9 8 0 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诗歌上,只不过采用的是“汉语新诗”这一说法,表明其核心点在诗歌语言的探讨。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来看,她选用的14Chinese And Foreign Po
16、etics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戏剧情境”这一视野较为新颖:“首先应围绕戏剧动作、事件和冲突开展其次,作为其他戏剧要素发生的前提,以诗的文本或者表演形式呈现出来.”试图建构一种特殊的研究视野。翟月琴以汉语的当代性和戏剧性为研究核心,依次探究了汉语新诗的戏剧动作、戏剧场景、戏剧声音、舞台呈现等关键问题,有力地拓展了单维的语言研究视野。王东东同样关注到诗歌的“戏剧化”问题,与翟月琴之间形成对话。他的论述焦点在穆旦的长诗创作上,认为其创作受到拜伦诗剧的启发。拜伦虽然从圣经故事的诗性方法与感受力模式、关注世俗的人文主义视野等层面为穆旦提供了借鉴,但他并非沿
17、袭拜伦的启示,而在具体创作中选择“创造性偏离”,包括对诗剧形式的挣脱、异端主题的选择等。翟月琴和王东东在诗歌与戏剧之间建立关联,二者的核心点在于拓展诗歌语言的边界,并据此观察新诗的文体问题。敬文东也表现出对新诗文体问题的独特思考。他的自我诗学一书阐释了新诗的三种文体:“一种渴望自我实现的文体”部分以臧棣诗歌为中心,讨论新诗的自我问题,指出这种自我在初始状态虽然较为孤独,但可以通过与诗人的深度合作来实现孤独的自救,诗歌创作的幸福感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一种快乐的西西弗文体”主要通过探讨杨政的麋鹿等诗歌,认识到新诗必须具有反思能力与普世性,这种普世性不仅是自我意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与新诗的“西西
18、弗形象”之间紧密关联;“二种愿以拯救性教义为自我的文体”则聚焦于西渡诗歌的解读,论述了其诗歌采用的以拯救性教义作为自我内涵的写作方式,同时指明诗人身份意味着自我的拯救,写诗即为自救。学界针对敬文东的文章与专著也有专门讨论,除前述王东东的“同路人批评”外,一行针对其文章提出当代诗歌语言的“可信度”问题,指出“新诗历史中几乎所有重要的诗学问题的提出,乃至它们所引发的不同诗歌道路、诗学理念之间的争执,除了利益和文学政治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对语言可信度的追求和反思所致。”具体而言,语言可信度包含诗人主体的真诚与诗歌内容的真实这两个层面,不仅要“真诚说出的话”,而且作为真理载体“揭示了某种真相的话”。
19、他认为1 9 8 0 年代以来的当代新诗通过三种方式一一超验真理、经验真实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地带的真实”一一理解诗歌呈现的“真理内容”,其中“中间地带的真实”最为可信,当代诗人可能要返身到自我与世界之关系的复杂经验中才会写出真实可信的诗。如果说上述学者是从外部话语角度展开的新诗研究,那么王泽龙、王雪松等学者更多着眼于语言的内部形式问题。如王泽龙看到“五四”时期出现的新诗集序跋对新诗初期形象建构具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语言要素及诗体形式层面。序跋首先标举以现代白话作为新诗语言的正宗这一观念,为新诗形象的建立奠定基础;序跋倡导自然节奏,主张冲破旧诗格律的束缚,激发了新诗的生命力;序跋还主
20、张以文为诗,提倡诗人解放僵化诗体,为新诗开拓新天地。另外,王泽龙主编的“现代汉语诗歌传播接受研究丛书”从诗歌传播接受视域出发,阐明了现代汉语诗歌发展变革中的语言本体、诗歌节奏、虚词词汇、人称代词等内部形式问题,为新诗语言研究提供新的参照。王雪松的节奏与中国现代诗歌是丛书之一,他在历时梳理节奏研究的基础上,发现至今仍困扰新诗研究的两大难题节奏与格律的关系、节奏原理的解析一一并将其作为研究核心,同时追问了新诗在当下语境中的传播接受状况。他还深入探讨现代诗歌节奏的性质、形态与功能问题,同时剖析自然音节节奏论、情绪节奏论、谐和节奏论的理论内核与实践形态,有力地推进了现代诗歌节奏的研究。三、历史的限度学
21、界当前关于新诗与历史关系的研究存在概念化、本质化倾向,也即一些研究者把历史作为常态化的概念,或是将历史视作必不可少的语境,出现言必谈历史、少了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15中外诗歌研究Chinese And Foreign Poetics历史不能发声等现象,这便简化了历史的内涵,同时也没有认识到历史自身的限度问题。反过来说,历史并非不言自明,加之新诗发展不同阶段历史语境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大,所以研究者应对历史概念以及不同时段的历史事实进行辨析,关注不同历史阶段内容的丰富性与精神的复杂性。在2 0 2 0-2 0 2 2 年的新诗研究中,姜涛、张洁宇、段从学等学者恰从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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