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考试思想探赜.pdf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作者简介：2023-10-29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语文教育理论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22&ZD309）李思，女，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在读博士生；胡向东，男，华中师范大学测量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通信作者）。李 思胡向东（华中师范大学，武汉 430079）胡适考试思想探赜摘要：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他将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政治主张和教育改革方案。作为其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的一部分，胡适的考试思想形成于丰富的教育实践中，不仅汲取传统考试文化的精髓，也受到改良主义思潮和西方测量理论的影响，极具时代特色。他重视考试文化建设，倡导人们重建“考试信仰”；在充分肯定中国科举制度历史功绩的前提下，主张建立“弹性主义”的考试制度、科学的“考试任官”制度、严格的考铨制度和考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考试的标准化和科学化发展。胡适在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路径中所形成的考试思想，不仅对民国考试制度的实施产生了积极影响，对于我国当前考试事业的发展也具有借鉴和启迪意义。关键词：胡适；考试文化；考试思想；考试制度【中图分类号】G4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8427（2024）01-0083-11DOI:10.19360/ki.11-3303/g4.2024.01.008胡适（1891-1962）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出生在社会剧烈变革的19世纪末期，从小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拥有私塾学习9年、上海洋学堂受教6年以及海外留学7年罕见而独特的教育经历。1917年9月，受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教授的胡适完成博士学位答辩后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后历任北京大学教授、文学院长、中国文学系主任和校长，还曾担任过中国公学校长和文理学院院长，出任过北平协和医学校的董事、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中美教育基金会顾问、中央研究院院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可以说，胡适一生都在为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事业奔走，在国力衰落、形势复杂的旧中国，他的许多思想有力地推进了当时教育事业的发展。多年来，胡适的教育思想受到学界广泛关注，但作为其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考试思想，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笔者不揣浅陋，尝试从胡适的系列论著中爬梳其关于考试的相关论述，探赜其考试思想的源流和主体内容，找寻有益于当代中国考试改革发展的启示。一、胡适考试思想的来源胡适幼年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传统文化功底颇深。在上海求学期间，他受严复、梁启超的影响较大，接受了许多新思想的熏陶。留美期间，他又紧随杜威、赫胥黎哲学的脚步，成为杜威哲学的信徒。20多年的求学生涯，在中外古今知识海洋里的饱满吸收，长期从事教育并涉足政治Journal of China Examinations2024年第1期No.1,20242024年第1期的独特经历，使得胡适的教育观、考试观内容丰富，意涵深远，极具时代特色，同时折射出其来源的复杂与多样。（一）改良主义的新思潮1902年，梁启超创刊 新民丛报，报刊上的许多激进思想被胡适所接受，尤其是 新民说 和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这两篇中的用教育改造国民性和创造新国民的救亡图存新思想，构成了胡适对“教育救国论”的初步认识1。他面对当时衰败落后的国家，认识到“救国”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救国的根本在于人才，而人才问题必须靠教育来解决，教育独立自主的意识逐渐觉醒。胡适在自述中表达了对梁启超“侧重个人的解放”思想的赞同，在他看来，梁启超是一个宣扬英国维多利亚黄金时代思想的人，其 新民说 让胡适意识到世上还有更和平与繁荣的民族，这不仅刷新了他的世界观，也影响了他考试思想的形成2。在后来的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中，胡适倡导个性解放思想，不仅推动了历史转型期的文化建设，而且顺应了民主制度在中国的发展。胡适坚信，研究和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为再造文明，需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要用“输入学理”的手段，使社会形成“新思潮”3。正是这种批判性的思维，影响了胡适的很多教育观念，包括他对传统考试观念的批判，提倡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测验的问题等。（二）中西融合的实验主义胡适在美留学期间，深受杜威的影响，其个人思想的核心便是实验主义，他认为只有拥有理性的思维，经过科学的研究，才能显示出学术研究的客观独立性。除了杜威，赫胥黎对他的影响也很大，教会了他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令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论证的观点。胡适将从赫胥黎那里学会的“存疑主义”与杜威那里学会的“思维术五步法”相结合，熔铸为自己著名的科学箴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4。可以说，胡适的整个学术活动，不论是文学研究，还是教育改革，都是围绕他所奉行的科学方法而展开的，因为他更关注的是学术思想背后的研究方法与研究精神。正是基于这种理念，胡适认为：“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定的真理不可徒说空话，该当考察实际的效果。”5虽然胡适的整个哲学思想基本来源于杜威的实验主义，但不容忽视的是胡适也曾受过全面的传统文化教育，拥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因此，胡适的个人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自由主义的融合下而形成的，由此形成的考试思想既融合西方的元素，也更贴合中国国情。（三）传统考试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考试文化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考试文化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引导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以人本主义为其哲学基础，与 读书做官 这一获得广泛社会认同的价值取向相对应，以建设贤人政治、倡导知识本位为价值取向，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设考原则，是中国传统考试文化的基本特征。”6胡适处在中国传统考试向近代考试的转变期，他用理性的思维、科学的态度来看待中国传统考试文化这个复杂的社会历史积淀。一方面，传统考试所追求的公平、公正的精神内核是胡适一直以来所推崇的，他充分肯定中国传统考试制度中的合理成分，认为“中国文官考试制度影响之大，及其价值之被人重视，这也是我们中国对世界文化贡献的一件可以自夸的事。”73无论科举文化怎样在历史的沉浮中演变，科举考试都因其公开平等择优的特质，使人们对科举考试产生崇拜心理，并自觉维护国家考试的公信力。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严格限定考试内容和形式，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限制了人们的创新精神，其封闭僵化的特点与胡适奉84行的实验主义背道而驰，他在理性审视传统考试文化中竞争意识与教育价值的基础上，希冀根据时代需要探索符合国家意志的考试新理念和新技术，以考试选拔真正的高素质人才。（四）西方测量理论的传播胡适所处的时代既是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期。自1905年科举考试制度被废止后，大量新式学堂崛起，西方的教育考试观念也逐渐涌入。这一方面使中国的教育思想得以解放；另一方面，由此引发的考试改革迫在眉睫，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考试理论的探索、考试技术的革新、学制的改革等方面的研究逐步深入。这时的新旧考试文化进入到激烈的对冲期，先后产生了3次规模较大的考试思想论争，主要涉及考试制度的存废与改革、新法考试的探索，以及考试管理的统与分等8。西方的心理测验和教育测验在中国兴起后，引发了中国学者对本国考试理论和实验的关注，以胡适为代表的改革家们不断宣扬科学主义的教育思潮，特别是对西方测量理论的译介和传播，仿照美国建立新学制，引入新的考试理论。作为当时北京教育会的代表9，胡适积极关注教育改革，提倡科学与实证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测验的传播与发展。（五）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留学归国后的胡适受聘担任北大教授，后来应邀就任北大校长。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愤慨于当下教育摧残个体生命力的现实，在与旧教育斗争的过程中，他的民主教育思想逐渐形成并日臻成熟。作为一名教育改革家，在领导白话文运动的过程中，胡适主张易卜生自由主义，提倡自由表达，并在女子教育、职业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留学生教育等方面进行大力改革，诸多改革主张都顺应了个性解放的时代发展潮流。胡适参与制定的1922年 壬戌学制 是以美国的“六三三”制为全国新学制的改革蓝本，将杜威的生活教育、平民教育、实验主义、个性解放等众多教育思想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力求探寻一条符合民主共和政治的教育体制。在新学制制定的过程中，胡适特别看重课程标准的制定，为此，他在演讲中特别强调：“惟吾等代表俱系专门以上学校职员，对于小学课程毫无研究，实不配定一种课程标准。不过鄙人总希望共同研究一种最低限度之课程标准，以为将来集全国教育家规定标准时一种参考。”10随后，胡适作为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会委员，通过制定相关的文件让国家的教育考试评估工作有了政策依据。不仅如此，胡适还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种考试工作，比如考试的命题、监考、阅卷及审定学生的录取名单等，作为主试官的他还曾被派往外地主持招考11，在参与北大招生考试的阅卷工作时，曾毫不吝啬地给罗家伦的作文打满分，并向学校招生委员会推荐，力主破格录取数学零分的罗家伦，成就了一位“五四”的风云人物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12。这些丰富的教育和考试实践，形成了胡适极具个人特色的考试标准，是其考试思想的重要来源。二、胡适考试思想的主要内容清末民初，随着科举考试制度的废除，中国考试制度体系在孙中山考试思想主导下得到了重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确立使得教育考试与文官考试分立而行，各自拥有独立的制度体系。从民国教育考试的历史沿革来看，学堂到学校的转变，引发了后续对考试存废问题的争论，后又因国外新测验的引入，使得民国时期教育考试的观念和技术都发生变革。作为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和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胡适对教育考试有着独到而深刻的理解，其考试思想颇具创造性和前瞻性。李 思 等：胡适考试思想探赜852024年第1期（一）科学认识考试公平公正的特性，充分肯定科举的巨大功用对于影响世界的中国科举制度，胡适向来持肯定态度，虽然他在回复叶英的信中说：“中国的旧式教育既不能教人做事的能力，更不能教人做人的道理”，劝叶英不要误信了科举时代的教育是做人与做事双方兼顾的13。但胡适并未否定科举考试的历史功绩，而是极力拥护考试制度，在他眼里，科举制度虽有弊端，但并不能因此而泯灭其历史功绩，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能使“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塑造了社会的价值取向，除了引导着教育活动的目的，还影响着社会选才的方向。胡适对发挥考试制度的这种功用抱有很高的期望，他在1928年底致蔡元培的信中指出：“今日政府清明的枢纽在监察、考试制度的实行。”14显然，胡适将考试制度的实施成效视为保证国家政清人和的关键之一。首先，考试影响社会生活和政治文化，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与统一。1947年，胡适在考试院的演讲中谈到一种回避的制度，就是“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72到了近代，考虑全国不同地区的文化水平存在差异，政府考选人才遍布全国，各地的考选机会均是平等的，正是由于这种公开与公平的考试制度，政府不需要靠武力来统治人民，就能保持地方社会的安定，维持国家统一的局面。其次，考试能促进教育的发展，利于教育的普及。有了考试选才的制度，各种私人创办的学校便兴盛开来，学校人数越来越多，有助于社会形成学习的风气。而考试作为学校教学的指挥棒，直接决定学校的教育内容，影响学生的成长方向。在胡适参与起草和审定的 壬戌学制 中，就有一条重要的学制标准，即“使教育易于普及”15，学制的建立标准制约着考试制度的形成，符合现代学制精神的考试制度，在给予人们最大受教育机会的同时对人才进行合理筛选和分流。最后，考试能促进学生积极学习，提升学业成绩。胡适在上海求学期间，为了能够越级调班，通过考试提早毕业，经常废寝忘食地学习，在学校创造了许多辉煌的成绩。考试的激励功能在胡适的身上有着明显的体现，他通过考试获得各种“殊荣”的同时，还能找到自己的学习需求和兴趣特长，在考试这个舞台上充分展现自己的学习成就，释放学习潜能，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胡适的一生中，他经常谈到一个人的成功，努力才是重要因素，而考试算是一剂督促个人不断努力的良药。（二）提倡“弹性主义”的考试制度，力主自由与严格并重胡适在学制与课程设置方面也有许多设想，主要围绕怎样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创新型人才而展开。胡适自己就是一位成功的创新型人才，这得益于他求学生涯中的多次跳班与转学的经历，他曾感慨：“在我回想那个时代，觉得我在那五年之中不会受转学的损失，也不会受编级的压 抑。我 很 盼 望 这 个 弹 性 主 义 将 来 能 实行。教育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故于高等及中等教育之编课，采用选课制；于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16这种弹性的学制意在打破僵化的入学制度和转系、转专业制度，建立自由的选课制度和弹性的考试评价制度等；不仅有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还能满足不同地域人们的文化生活需要，只有给予学生跳级与转学的自由，才不至于让优秀的学生受到发展的限制。弹性的学制必然带来考试制度的弹性化，胡适在演讲中指出：“唯有个人可以改良社会，社会的进化全靠个人。”17这种弹性的考试制度能够释放每个人创造力，是以人为本、解放86个体的重要体现。然而，“弹性”并不意味着毫无限制，严格的考试管理仍是必要的。胡适在 四十自述 里谈道：“我在澄衷只住了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澄衷的好处在于管理的严肃，考试的认真。”18从他的自述中，可以看到澄衷学堂的考试管理十分严格，每月都有考试，每次都会出榜公布，考到前三名还有奖励，澄衷学堂将严格与弹性在考试中融合得十分恰当。“弹性主义”的考试制度有赖于整个社会环境的配合，在严格要求学生的过程中，又能针对学生的成绩进行个性化教育。这种弹性的考试制度还体现在对待“同等学力者”的问题上。民国时期，新学校纷纷设立而致生源不足，一方面以自学为主的人员无法报考上一级学校，另一方面为升学而制造和使用假文凭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胡适主张允许同等学力的学生报考相应学校，这给那些没有相应文凭的考生提供平等的考试机会，而不是单纯以文凭来筛选与录用人才。这一措施可以使那些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却有发展潜质的青年学生通过自学的方法，在学业上达到相应一级学力的程度，让其有升学和继续受教育的机会19。胡适认为不准许同等“学力”者参加考试的规定是有失公正的，教育部门和政府部门需要建立公平意识，协调配合，保障优秀的人才不会因一纸文凭而被埋没。这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高度一致。孙先生在演讲五权宪法时说：“没有考试，就是有本领的人，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知道，暗中便埋没了许多人才。”20胡适的这些充满“弹性”的主张，有助于让尽可能多的人通过考试获得展现能力的机会，有助于考试选拔真才。（三）主张“考试任官”，科学设置考试程序和内容鉴于考试院建立后，考试制度实施不尽人意的情况，胡适曾公开声明，建议撤销考试院。1932年5月，他在 独立评论 第六号中说：“裁撤戴季陶先生的考试衙门，在江浙皖鄂赣五省彻底实行考试任官的制度。”21显然，他否定的是戴季陶领导考试的不力，而不是考试制度。不仅如此，胡适还强调彻底实行考试任官制度。在两年后的全国考铨会议上，“考选类”考试中有一个重要的改革对象，即专门技术人员的考试。考试院早已意识到旧的考试办法缺乏公正性，因此，自己也提出了修正案，希望通过大会讨论和审查而不断完善。胡适等人提出修正案认为，原来的考试分为国文史地等普通学科、专门学科和口试，第一场考试不及格的人就没有机会参与其他两场的考试，逐场淘汰，这便会导致一些专业性强的学生无法通过考试被筛选出来。修正后的考试方案将专门学科放到第一试，第二试为笔试或者口试，或两者同时使用，并将原来的3场考试改为两场，总分为两场考试的平均分数之和22。可以看出，修正后的考试方案实质上扩大了考生的考试机会（由一试淘汰改为两试定录取），选拔人才通过规范程序而更显科学、合理，也凸显了技术人才的专业性，扩大了他们公平录取的机会。在考选类考试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提案，即 考试科目及程度与学校课程之联络办法案。胡适在 记全国考铨会议 中澄清了 时代公约（一三七号）的社论 高考与参考书 对他的误解，该社论认为胡适此次所谓“赞助国民党建立考试制度”的贡献大概在于他提出的审查报告中关于“参考书”这点上，认为他提案的根本立场是错误的23。胡适则强调，此篇社论完全误引了原案的文字，此案是多人提出数个提案后，再经过合并修正方才完成的，并非一人之力。这场争议客观上反映出胡适在此次全国考铨会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参考书”的设定提议最终变成了法规。胡适提出：“以后高等考试，每一科目，须先考试院指定参考书，以为命题之范围”，他认为“各学科书籍，浩如烟海，如不预先指定，考生将李 思 等：胡适考试思想探赜872024年第1期无从预备”24。这些意见为后来 考试科目及程度与学校课程之联络办法案 所吸收。该案明确规定：一是普考科目及程度，应力求与现行之中学课程标准相关应；二是由教育部从速编订最低限度之大学课程纲目（即列举各科目而不必详定各科目内容）。高考科目及程度，应在可能范围内，力求与大学课程相关应；三是普考高考各科目之内容，应由考试院规定客观之范围。其法由考试院在可能范围内，依考试种类之性质，每科分别选择主要参考书若干种，定为某年至某年度考试命题之范围22。在胡适看来，保障考试公平的重要条件便是有客观的考试标准和明确的考试范围，只有考试试题具有广泛性和客观性，才能使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都能公平应考。（四）力主从严“铨叙”，倡导严格“考绩”国民政府的考试院在 1928 年开始筹建，于1930年正式成立，在颁布的 考试院组织法 中可以看到考试院主要分为2大机构：一是考选委员会，二是铨叙部。铨叙部负责的事项主要有公务员登记、考取人员的登记、成绩考核登记、公务员任免的审查、公务员升降转调的审查、公务员资格的审查、俸给及奖励的审查等25。铨叙制度担负着向国民政府和各级机关单位选送、考察、评定人才等重任，对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转起着关键作用。在 1934 年的全国考铨会议上，胡适针对“铨叙类”考试提出了相关议案，认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议案应是教育部提出的“考绩制度”案。“考绩”一词最早出自上古舜帝“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26，其含义为国家每3年考察一次官员的政绩，考察3次仍不合格的官员便被废黜，转而提拔贤明的官员。与此不同的是，民国时期的“考绩”主要考察公务人员个人的品行和才能。“考绩制度”案中强调了要订立严密的考绩方法，并设置一定的淘汰额，这是议案中最大争议之处。但讨论的结果胡适并不赞同，在他看来，若不明确淘汰额，规定就过于宽松，达不到刷新政治的目的。胡适认为：“考绩是考试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各机关的公务人员的资格是经过一种很宽的审查，得到保障了，此后若没有严厉的考绩制度，滥用的官吏将永不被淘汰，考试出身的人员将永被挡驾，仕途的澄清将永远无实现之日了。”22同胡适一样，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也认为淘汰能力低下的公务人员十分必要，他在 建议确定公务员考选制度并实行抽考现任公务员以刷新政治安定社会教育促进案 中提出“每年抽考公务员十分之一”的建议得到胡适的大力支持，考绩和抽考实际上都旨在淘汰庸劣、澄清仕途，二者殊途同归27。针对此案，会议最终的结果是在实行考绩制度的时候参照考试的执行办法，但胡适仍然认为考绩制度的确立与实施才是改革的重点，因为胡适将考绩制度看作是政府建设廉洁政治、向全国人民表达推进考铨制度的决心。为了统一文官考试的任用标准，国民政府时期的考试院制定了一系列的铨叙法规，从1935年开始，先后颁布了 公务员考绩法 公务员考绩法施行细则 修正公务员考绩法施行细则 等法规，为铨叙实施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规范了政府行政人员的管理。胡适期望利用考试来淘汰那些品性和能力低下的公务人员，对现任官吏进行考试审查，可以更新各级各部门的公务员队伍，有利于优秀人才的选拔。这正是对孙中山先生“大小官吏经考试定了他的资格，无论那官吏是由选举的还是委任的，必须合格之人方得有效”28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不过，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条件下，“文官考试的推行特别是及格人员的分发录用，并未取得很大的突破，更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国民党政府吏治腐败的局面”29。胡适通过建立严格的考铨制度、树立考绩制度的权威来缓解官场腐败的愿望自是难以实现。88（五）重视考试文化建设，主张重建“考试信仰”考试制度的改革极大程度地改变了考试的内容与形式，在新思潮、新理论的冲击下，民国的考试已呈现出新的面貌，考试文化的内涵更加丰富。但胡适认为现代社会对考试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古代，科举考试在社会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和广泛的影响，是一股巨大的传统习惯势力，其权威性与神圣性除源自本身的制度特征外，还来自其传统的考试内容、政府的权威以及传统信仰中所谓的“天地鬼神”部分30。胡适认为，反观现在的考试，人们对考试的心理期望并不高，“社会的要求和小姐们的心理，影响了考试制度现在人家择女婿，不以高考及格为条件，小姐们的理想丈夫，也不是高考第一名的先生！现在大家所仰慕的，高考还不够，要留学生，顶好是个博士，而且是研究工程的，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73民国时期，随着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毕业人数也在逐年增加，但面对战乱频繁、政局混乱、学潮不断的局面，毕业生的就业成为一大难题。迫于就业压力，学生的就业渠道变得十分单一，教育行业是就业的最大流向。诚如舒新城所论：“文科毕业也当教员，理科毕业当教员，商科毕业也当教员。你教员，我教员，大多数全是教员。一般专门学校及至于中学小学毕业生的出路，都以 教书 为本位，却是很普遍的现象。”31虽是如此，但那个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并不以任教为理想职业，教育界只是他们的临时避难所，社会上有不少人仍是以金钱来作为衡量的标准，在他们眼里，一份高收入的工作比毕业考试更加重要，况且这种毕业考试并不能客观反映学生的水平。再加上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学生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考试往往成为爆发学潮的诱因，因此，胡适想要呼吁社会上的人士重拾对考试制度的敬畏之心，重视参加毕业考试并能顺利通过的人。他呼吁道：“希望各位在研究国内外各种高深学问之余，再抽时间看明朝以来三百年间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研究一下怎样才可以恢复过去社会上对考试制度敬重的心理。”73才子佳人小说的作者们一般都是在科举中失败的人物，他们想通过创作来实现才子高中状元、迎娶美好佳人的人生理想。武林旧事 中载，进士及第者穿布衣进殿，赐绿袍出宫，“自东华门至期集所，豪家贵邸，竞列彩幕纵观，其有少年未有室家者，亦往往于此择婿焉。”32这种“榜下择婿”的风俗充分体现了社会对科举的重视，科举的成败决定着士人婚姻的发展方向，而门第、财富甚至德行便退居其次33。在古代，被录取为进士后，便可以在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上获得丰厚的回报，反观我们现在的考试，社会并没有给予及格考生足够的荣耀，通过考试的人才与他们获得的财富与社会地位不成正比。古代成功通过科举这座独木桥的人才尤为稀少与珍贵，现在毕业考试虽不能采取科举一样的低录取率，但可以采取一定的淘汰率，让社会提高对毕业生的认可度，重视毕业证书的存在，使社会上的人们重拾对考试的信仰。三、胡适考试思想的影响胡适的教育思想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结合在一起，他的考试思想带有中西融合的特征。胡适提出的“考选类”和“考铨类”等考试议案，为国民政府考试制度的推行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也为当今我国考试的标准化和科学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一）承续中国传统考试思想，推动考试的标准化发展作为一名哲学家和教育家，胡适以其开阔的眼界、睿智的思想、先进的理论，推动了中国教育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发展。在传承古代科举考试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核心理念基础上，进一步维护考试的公正，建立对考试的信仰。即便到了李 思 等：胡适考试思想探赜892024年第1期现在，面对文化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改革洪流，考试虽在不断进行探索与革新，但考试的公平与公正仍然是中国考试制度改革的关键问题。胡适不断从古代思想和制度中获取资源，一面重视传统，一面批判传统，在胡适的带领下，北京大学的改革最为深入，1920年 2月，北京大学首次招收9名女子旁听生，冲破了我国高等学校男女不能同校的法规，随后其他国立大学入学考试纷纷仿效34。对于传统考试，胡适在辩证转化的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社会现实的改革路径，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考试思想。胡适的考试思想极力追求以人为本的公开、公正和公平原则。为了使考试更具科学性与客观性，便需要统一内容和统一标准，比如胡适提出明确参考书目来统一考试内容，起草课程纲要来统一考试的内容标准。民国时期，在科学教育思潮的推动下，考试也越来越需要科学的标准。在课程标准和课程纲要的制定上，胡适卓有贡献，除 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 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 由胡适负责起草外，他还参与和负责了高级中学必修的国文课程纲要的制定。其中，高级中学公共必修课的国语课程纲要 给出了“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强调“能自由运用语体文体发表思想”35。因此，在他所出的考卷中就要求学生用白话写作文，以此考查学生掌握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能力36。在全国考铨会议上，他提出的众多提案更是显示出客观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应该说，胡适提出的意见在承续中国传统考试思想的基础上，规范和丰富了考试内容，显示出思想的前瞻性和科学性。（二）融合中西考试思想，促进考试的科学化发展民国时期是中国近代考试制度建立的重要转型期，特别是在胡适参与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传统的文章考试思想与西方科学化、标准化的考试思想出现激烈碰撞，对传统考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胡适对西方实验主义和科学主义表现出极大的热忱，重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却也并不一味地模仿、抄袭，而是依据中国的国情和本民族的特点来探索教育与考试的发展方向，促进考试的科学化发展。随着白话文运动的开展和新式标点的传入，许多大学的入学考试题型发生很大变化，标点题、翻译题、国学常识题等试题类型应运而生，最终成为语文考试的重要试题类型并沿用至今。胡适作为当时北大校长，积极进行新式考试的改革。为保证考试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他将传统的论文式考试与新法考试相结合，在考题的设置上强调客观与灵活，兼顾传统的同时又突显时代性。邓广铭在回忆自己考取北大经历时，就谈到胡适对北大招考新生的改革办法：“考文科的，只考英文、国文、史地、数学四门，不再多考自然科学方面的功课；而计分方法则改为：英文占百分之四十，国文百分之三十，史地百分之二十，数学百分之十本年对文科新生的考试，不论中文或外文，都要偏重于知识方面的问题而不再像过去那样只考一篇作文了事。”37由于民国时期国立大学招生以自主命题为主，各大学可根据自身的特点来命题，除以作文为主要题型外，还设置新式的客观题并明确评分标准，使语文考试更加现代化和科学化。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中坚力量，胡适这批留美学生相信：“测验是改进中国教育的必要方法，因为教育问题往往要求客观的、数量的解决。”38这种题型多样、评价客观的考试是中外考试思想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结果，不仅增加了语文考试的灵活性和丰富性，还为我国考试试题的编制打开了新思路。（三）重视语言表达运用和思维能力培养，增强语文评价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胡适在 中学国文的教授 一文中提出了中学国文教育的目标，其中“明白晓畅”“没有文法90上的错误”“能用国语自由发表思想”等要求，不仅对国文的学习程度制定了明确标准，还强调学生要有自主的意识和独立的思想，能清楚明白地发表自由的见解。这些开创性的语文教育思想，不仅对当今语文作文考试的评价有较大影响，在后世制定的语文课程标准中亦有反映。在胡适所倡导的国文教授方案中，主张在中学国文教学中压缩古文学习的比例，开设演讲与辩论课，他认为“演说”和“辩论”是较为实用的国语教学方法，能培养学生形成有条理、有系统的敏捷思维能力39。胡适将演说和辩论课设置为中学语文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他的实用主义教学思想。演说和辩论课不仅能建立学生与语文生活之间的联系，还能锻炼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这种重视语文应用性和工具性的语文教育观也对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位产生了影响。教育部在1963年5月颁布的 全日制（十二年制）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就首次明确了语文学科的工具属性：“语文是学好各门知识和从事各种工作的基本工具。”40在之后的几次语文课程改革中，语文的“工具性”这一特征虽然在表述上有差异，但基本延续了语文工具属性的精神内涵。再回顾我们当下的语文考试评价，演讲稿和思辨性的议论文仍属考查重点内容，这类训练学生语言能力和思维逻辑能力的题型依然是语文试卷中的常用题型。四、结束语民国时期是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传统考试向现代考试转变的关键时期，各种先进的教育思潮异彩纷呈，教育工作者和考试研究者们在坚守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以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教育理论，在创新考试的理念、丰富考试的形式和改良考试的技术方面做出了不少的成绩。胡适作为其中的佼佼者，充分肯定了中国传统的考试制度，呼吁人们要重拾对考试的信仰，将公平与公正、科学与客观的理念贯穿于整个考试思想中，并付诸教育与考试实践。可以说，胡适关于考试制度的许多设想都极具创新性和前瞻性，在科学主义思想的引领下又透露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对改造旧观念、旧学制和旧制度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为当今中国考试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参考文献1 刘卫,徐国利.试析胡适的“教育救国论”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35.2 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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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a era,Hu Shiintegrated Deweys pragmatism with Chinas social realities and proposed comprehensive reform plans inpolitics and education.Within his political and educational ideologies,Hus perspective on examinationspossessed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ime.Rooted in practical teaching experiences,Hus examination ideasnot only drew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reflected influences from bourgeois reformism andWestern measurement theories.Hu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cultivating an examination culture and92（责任编辑：周黎明）advocated for the revival of“examination faith”.While acknowledging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of Chinas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he suggested establishing an“elasticity-oriented”examination system,ascientific appo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