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焦点问题研究综述毕业设计论文.doc

近年来社会学焦点问题研究综述

郑乐平 李骏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越来越关注重大的社会过程和问题，如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三农问题”等；二是在建构“本土化”学术传统的同时，不断学习和借鉴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家和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成果，并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开展越来越多的合作与交流。三是受个人学术兴趣和专业素养等因素的影响，采取了不同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大体来说，当代中国社会学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与社会分层、国家与社会、“三农问题”、城市化及其发展模式、社会公正和“关系”模式等方面。

上篇：国内学者的观点
一、论社会转型
“社会转型”是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代表性社会学理论之一。从李培林于1992年发表《“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一文以来，中国社会学界对社会转型的研究开始不断丰富，对于社会转型的概念界定、时段划分、特征、维度、内容、方式、机制、结果、标志等展开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近几年，关于社会转型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转型的阶段划分
吴忠民认为，20世纪中国社会的转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上半叶的社会转型表现出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特有的情状，建国后30年间的社会转型总体呈现出一种不规则性，改革开放以后20多年的社会转型则大致进入了一个正常、快速和健康的推进时期。（吴忠民，2003）张宪文认为，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具有理性的、主导性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由一个具有初步现代性的社会向建设较为发达的现代社会迈进的转型,因而是划时代意义的真正的社会转型。（张宪文，2003）郭德宏综合二人的观点侧重指出，当前的社会转型并非一帆风顺，而至少存在五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工人、农民阶层的边缘化和贫困阶层或底层社会的形成，收入差距的拉大和悬殊使很多人充满愤懑情绪，腐败现象严重蔓延，社会犯罪迅速增加和罪恶势力极端猖獗，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郭德宏，2004）
郑杭生认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处于“加速期”，为适应量化研究和社会指标的需要，应从“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两个视角来把握这个转型时期的特点。（郑杭生，2003）
许欣欣通过对人们职业评价和未来择业取向的变化以及实际状况的实证研究，指出中国社会结构深层变动的三个趋势，即精英阶层的分化以及进入精英阶层渠道的增加引发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的重组，社会流动机会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导致人们的市场取向日益增强，文化价值观的变迁引发国人整体人格提升的开始。这表明，中国已由发端时的单方面经济体制变迁时期进入了一个经济、社会、文化价值观全方位整体变迁的时期。（许欣欣，2005）

转型的特征
李淑梅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涉及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诸领域的深刻变革，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这些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同时并存于当代中国社会，它们相互挤压并相互制约，使得转型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中国应该利用后发优势，以跨越式的方式实现社会转型和人的重塑。（李淑梅，2005）王雅林更为清晰地解析了中国社会转型这种“时空压缩”特征所表现出的客体性、主体性和制度建构三个向度。他指出，中国的社会转型既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的社会客体形态的“双重社会转型”，又是“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的社会主体形态的“双重社会转型”，为此必须发挥制度文明的整合作用和协调功能。（王雅林，2003）无独有偶，戚功也提出，在中国社会转型同时具有本土化的“内模式”和全球化的“外模式”的情况下，沟通二者的关键就是制度化，并进一步区分了支持性制度化与修复性制度化两个转型进程。（戚功，2003）
郑杭生认为，中国大陆社会转型具有复杂性和二重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于富裕层与贫困层、“发展困境”与“类发展困境”、社会优化与社会失衡、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等若干矛盾对立统一体。（郑杭生，2003）刘祖云指出，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基本标志是走向市场与走向开放。（刘祖云，2003）
杨森在现实层面上总结了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表现，包括：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经济上由计划经济结构向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结构转型，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农业及工业社会转型，由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全方位开放社会转型，由伦理道德基础上的“人治”社会向民主法制社会转型。（杨森，2003）

转型的结果
有学者指出，中国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变，对法律运行、法律发展和公众法律意识变迁都提出了独特的要求。（谭毅溪、赵维贞，2004）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成功的关键是改革、发展和稳定，而政治文化对转型的作用是双重的，因此，建构成熟的法治型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保证社会顺利转型的惟一正确选择。（祝天智、黄汝涓，2003）
有学者认为，西方社会发展经历了从世俗到宗教再到世俗的大循环过程，而中国则基本上一直沿着以人本身为主体构建社会生活的发展路径。因此，中国也需要一段个体充分发展的时期，但这种发展不是在和神的对照中产生，而是在和社会关系的对照中获取。（王处辉、邹千江，2004）有学者认为，社会转型造成了中国人的二元人格，从长远来看，传统人格与现代人格将从对立走向整合。（刘祖云、胡蓉，2005）此外，社会转型还造成了中国社会组织的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并存，从长远来看，将从二元走向一元。（刘祖云、田北海，2005）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整合体系状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表现为三个层面：行政整合功能不断趋于弱化，经济、法律整合功能日益增强；单位的整合功能不断减弱，社区的整合功能逐渐加强；国家的整合力量渐渐削弱，民间整合力量正在兴起。（程美东，2004）还有学者补充，随着社会转型，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整合模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中间组织、法律制度及文化价值在社会整合中的重要作用。（戴桂斌，2003）
对于市场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角色的研究，国内学者提出了若干观点。杨善华、苏红在张静提出的“政权经营者”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在市场转型的过程中，乡镇政权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 的角色转向了“谋利型政权经营者”的角色；杨瑞龙认为，转型的制度变迁方式是介于供给主导型与需求诱导型之间的“中间扩散型”，其特征是地方政府成为第一行动集团，地方政府对制度创新进入权的竞争，地方政府的自发制度创新可以获得事后追认；洪银兴和曹勇认为，中国经济能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地方政府扮演了市场行动者的角色；王绍光和胡鞍钢认为，中国政府在转型过程中除了要发挥在自由市场经济的一般作用和对市场失灵领域加以干预，还应承担一系列特殊功能。（丘海雄，徐建牛，2004）

转型的模式
周冰、靳涛将中俄为代表的两种转型方式概括为平滑模式和突变模式，提出了转型方式由初始条件和改革策略共同决定，前者包括三个因素，即原计划体制的结构、外部环境、改革时机，后者包括四个方面，即寻求改革“合法性”的处理方式、改革时序安排、掌握改革主导权、对社会利益分化的调控。他们认为，中国在改革策略的前三个方面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并且已经取得成功，但是第四个方面的风险正在积聚和加大。（周冰、靳涛，2005）
孙立平认为，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提出了如何看待发展道路、国家与社会关系、社会不平等的一系列新议题，从而有望形成区别于发展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以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和发展理论（以拉丁美洲、非洲和东亚模式为研究对象）的第三大理论流派：转型理论。与苏东转型相比较，中国的转型更具独特性，例如权力连续背景下的精英形成、主导性意识形态连续性背景下的“非正式运作”等。（孙立平，2005）
陈国新从全球现代化道路的角度提出，由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莫基、开创、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在21世纪有可能把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的两条道路，即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和东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发现的社会进步成果加以综合，走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新路。（陈国新，2004）

二、论阶级、阶层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科学界随之展开的相关研究和讨论，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关于阶级阶层构成
学者们普遍认可的两项共识是：第一，改革开放前的原有社会结构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第二，改革开放后产生了一批新的社会阶层，从而形成了现阶段新的社会结构。但是，陆学艺对前一个共识提出了质疑，他指出，这一说法只是对斯大林所作的公式化概括的照搬，既不符合实际也不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实全面的认识，为此应该开展对1978年以前中国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再研究和再认识。（陆学艺，2004）
对于后一个共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总结。有研究打破原有的阶级阶层划分方式，提出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占有情况为标准，可将中国社会划分为十大阶层，分别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课题组，2001）有学者坚持以往的阶级阶层划分方法，认为当前除了工人阶级的分化与重组、农民阶级的分化与组合、知识分子阶层的分层与流动以外，市场经济还催生了如下新的社会阶层：个体户阶层、私营业主阶层、以知识和技术方面的专长获取较高收入的群体、边缘群体等。（杜丽红，2004）还有的学者将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私营外资企业的雇佣工人阶层、农民工阶层、城镇下岗和失业职工阶层仍视为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孙居涛、田杨群，2004）
少数学者强调提出要将当前中国的社会分层划分为城市和农村两个体系来加以认识。李强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的方法分析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形状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型的一横，而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则构成了丁字型的一竖。他进一步分析指出，丁字型结构的一横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而一竖更多地是城市的社会阶层，这表明中国的社会分层由城市和农村两个相互独立的体系构成（李强，2005）郑杭生、李路路等建立了一个针对城市社会的、以权力和资源为基础的、以职业为表现的7个阶层的分析框架，即：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工人、自雇佣者、私营企业主和其他（不便分类的人员）阶层。（郑杭生、李路路，2004）

关于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
李路路利用2003年度GSS调查数据分析指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之间在资源和机会占有、行为和社会交往以及态度与社会认同等方面，都表现出了显著的差别，尤其是在涉及基本社会经济地位和利益时，阶层差别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在涉及特定行为、日常生活方式以及一般社会评价时，阶层差别表现得并不明显。（李路路，2005）
刘祖云认为，学术界关于阶层分化的趋势存在“橄榄论”和“断裂论”两种观点，前者认为社会阶层结构正从传统的金字塔型向现代的橄榄球型转变，后者认为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两极分化或“结构断裂”。他进一步指出，两种观点由于分别是从阶层分化的未来趋势和现实后果加以研究，因而貌似对立却并行不悖，就一般意义而言，如果不加干预，阶层结构的两极化是必然趋势，而如果积极干预，则阶层结构的橄榄化是必然结果。（刘祖云，2004）李强指出，中国当前的丁字型社会结构会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处在一种对立的、矛盾的或冲突的情势之下，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社会处于一种“结构紧张”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之下，社会矛盾比较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比较容易发生，因此需要警惕并化解。（李强，2005）
关于阶层认同和阶级意识：
李培林通过城市居民抽样调查的统计分析模型发现了如下推论：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家庭社会地位影响了人们的阶层认同，阶层认同“向下偏移”，新型的价值性矛盾引发社会冲突意识，社会分化的两极具有更强的社会冲突意识。（李培林，2005）张翼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当前省会城市的阶级阶层冲突意识，发现人们自己主观归属的认同阶级更易于形成相对一致的阶级冲突意识，那些收入并不低但在参照群体中将自己认同在最下层的人们更易于生发不满，那些有着较高收益预期但却收获较少的阶层更易于怀疑现存社会秩序，他还与李培林同样指出“迅速致富”和“迅速致贫”的人都认为现在和未来阶级阶层之间的冲突会趋于严重。（张翼，2005）
李炜运用文献资料对比了中韩两国公民社会阶级意识的差异，得出如下结论：中国民众虽然有着明确的等级化的感受，但存在着客观等级与主观地位知觉错位的现象；中国民众有70%以上自认归属于社会中间阶层，但主要是由各个客观存在的阶层在主观上中层化造成的；中国民众对于社会阶层不平等化的感知，还缺乏一个共同的表达语汇，也就缺乏一种构建心理共同体的沟通要件。（李炜，2004）
关于中间阶层：
张宛丽等通过实证调查和统计资料分析，指出现阶段中国新中间阶层的四类来源构成：传统的“中产阶级”，包括小业主、小商贩等自营业者、个体户；从计划经济体制下“中间阶层”中分化出来的部分干部、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来新生的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家；由引进“外资”及高新技术人才而产生的新型中间阶层，例如现代企业家和高级“白领”。他们进一步分析了该阶层的特征：在社会地位资源配置关系的作用上存在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三种；在进入渠道上存在行政型进入、市场型进入和社会网络型进入三种；在观念整合的社会属性上存在官本位社会理念及价值观、熟人社会理念及价值观、市场文化理念及价值观三种。（张宛丽、李炜、高鸽，2004）李强将中国的中间阶层分为四个集团：一是干部和知识分子，二是“新（生代）中产阶层”，三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它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四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他也进一步分析了中间阶层所具有的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间阶层，二是中间阶层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三是中间阶层的发展受到国际经济关系制约。（李强，2005）
在论及中产阶层的社会稳定功能时，学者们大多一致地强调中产阶层政治保守、体现社会主流价值观、维持社会稳定和充当阶层冲突的缓冲等特征，甚至将此作为分析研究的理所当然的预设和前提。但是，张伟指出，中产阶层并非总是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力量，它在现实社会中的群体意识与行动取向是个非常复杂的变数，可能走向革命，可能走向变革，也可能得到充分容纳，因此，与其称中产阶层为“稳定器”，不如称其为“推动器”更有建设性。（张伟，2004）李友梅也强调，中国近年兴起的白领群体并不一定就能完全发展为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处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中产阶级，其社会心态和社会功能往往具有不同的特征。以上海白领为例，其所具有的社会心态特征是：整体上存在焦灼感与压力感，“强政治取向”和“弱政治参与”同时表现，社会经历和价值观念的分享上存在断层，尚未形成稳定的行为规范、公共知识体系和价值认同；其所具有的社会功能特征是：价值取向与当前社会管理体制所沿用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核心价值观之间存在距离，对现有社会利益格局的变化过程影响很小，对公共政策的决策和制定过程的影响很小。（李友梅，2005）
对中等收入者社会态度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对中等收入者社会态度形成的历史背景研究，认为中国的管理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培育了这一人群特有的社会态度。二是对中等收入者社会态度的具体测量，有关研究机构的测量发现，这一群体对中国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认同度高于其他阶层。三是对中等收入者社会态度及其社会影响的评价，包括三种类型：积极的评价，认为中等收入者对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高，是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是先进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消费者，因而他们的认知方式、情感方式和行为趋向有利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消极的评价，认为中等收入者由于是中国社会转型早期的受益者，品位不高，政治态度比较暧昧、生活态度崇洋媚外、关系态度缺乏对低层社会的同情感，因而他们的社会态度对中国社会心理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所起的积极作用并不明显；一分为二的评价，认为中等收入者的社会态度基本上是先进的、积极向上的，对中国社会心理的健康转型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但由于中国社会处于转型的早期，中国中等收入者的社会态度并不定型，在某些人身上还存在着明显的片面性。总体而言，这些结论的实证性研究依据不足。（2005）

社会流动：
王春光认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既呈现出人类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共同趋势，也反映了社会转型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具体反映在以下几方面：社会流动的特征越来越趋于开放，社会流动的机会越来越趋于多样，社会流动机制表现为制度－政策和结构等宏观因素与先赋－后致性因素的交织影响和复杂多样，尚未形成一个合理、公平、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并在没有摆脱体制转轨痕迹的同时开始表露出一些消极趋向。（王春光，2004）张宛丽也指出，研究中国的社会流动机制，应当把宏观层面的制度－政策安排与微观层面的先赋－后致规则结合起来考察，在理论上至少可以把它们影响社会流动的方式划分为四种主要类型。（张宛丽，2004）
张翼使用全国范围内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提出，虽然以“党员身份”为表征的政治资本和以“受教育程度”为表征的教育资本这两个后致性因素，对中国人职业地位的获得都产生着长期而持续性的影响，但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趋势是，教育资本的影响作用变得越来越强烈。（张翼，2004）樊平通过对一项全国性阶层分化调查数据分析指出，在社会资源分配和社会地位获得中，社会资本使权力、经济、文化三种资源相互保持稳定兑换，从而强化了阶层的封闭性，保证了阶层的生产和再生产。（樊平，2004）

三、论国家与社会
国家与社会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能主义政治的消退,“国家与社会”关系逐渐成为中国学术界普遍采用的一个分析范式，甚至在有些研究领域已几乎成为一个主导性的研究范式。“国家与社会”是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种主要范式，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逐渐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所使用，80年代后期开始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并迅速在90年代形成为一股研究热潮。
多数学者都指出了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邓正来和景跃进提出，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一种表现为“活乱循环”的结构性困境，而流行于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民主先导论在解决这种结构性困境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所以必须转变思维模式，由原来的“自上而下”变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由原来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变成“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他们认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开始浮现，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性亦日趋成形，但这些浮现和成形都是“自在的”、不自觉的，必须自觉地“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邓正来等1993，邓正来1996）。有学者认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领域中的关系表现为既平等合作又积极竞争。（严炜、刘悦斋，2004）无独有偶，有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政府与第三部门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对等的合作关系和俘获关系，为此需要在更广阔的社会视野中构筑政府与第三部门竞争中合作关系。（梁艳菊，2004）有学者更明确提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有赖于正确处理国家—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的关系，而近代以来中国处理三者关系的历史所给予的启示是，国家必须通过政策和制度创新加强能力建设，从而在三者关系的协调中发挥关键作用。（吴志成、李敏，2004）
更有学者依据对大陆转型过程的特殊性分析，对中国当前及今后的国家－社会关系特征提出了新的观点。景跃进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能孤立地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现实,而必须在方法论上运用党、国家和社会的三角关系来考察。（景跃进，2005）顾昕、王旭认为，在中国市场转型的过程中，国家与专业团体之间的关系从国家主义演变为法团主义，但这并不像许多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一种过渡形态，相反它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并能够实现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增权。（顾昕、王旭，2005）康晓光、韩恒通过考察中国大陆国家对多种社会组织的实际控制,提出了“分类控制体系”的图式，即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并进一步指出，这是一套国家利用“非政府方式”,在新的经济环境中对社会实行全面控制、为社会提供公物品的新体制，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新的“理想类型”。（康晓光、韩恒，2005）

市民社会
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国家－社会关系”术语时，仍有许多学者在继续沿用市民社会的概念，不过，他们都普遍认识到了市民社会在中国的特殊性。例如，有学者认为，建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决不意味着传统的国家与社会间的对立乃至对抗,而是要实现两者功能的交错与互补,即达到一种国家与社会间的良性互动关系。（陈志新、胡传明，2004）在中国市民社会的建构路径上，有学者指出不可简单地模仿西方,而应以“反思现代性”来对待,并赋予其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吴明君，2004）有学者则认为，借助于与市民社会具有一定同构性的社区的发展,有利于催生中国的市民社会，在中国现阶段，社区是发育市民社会的“发生性和结构性资源”。（雷晓明，2005）
少数学者对市民社会研究进行了必要的反思。陶传进认为，许多理论研究者过分注重了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之间积极性的因果联系，然而需要正视的逻辑却是：虽然市场经济为社会成员创造了自由的活动空间,但它却无法提供社会价值的产生空间,也不能培育出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因此，公民社会发展的精髓所在是社会自身力量的拓展。（陶传进，2003）陶庆甚至认为，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概念工具使用均超越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演进的终极方向虽然可以是市民社会，但学理研究的角度可能更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陶庆，2005）

第三部门
学者们普遍认同，中国的第三部门对于社会发展的诸多领域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有学者指出，中国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委托”和“替代”两种方式来履行部分公共职能，这是将是我国当前改革政府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实现高效制度模式和管理模式的新尝试。（徐惠如、潘敏敏，2005）有学者指出，民间组织的发展对于中国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协助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公民政治参与、培育公民文化、型塑社会资本、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社会监督等。（李斌，2005）有学者指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能够培育人们的公民意识、互助合作精神和社会公益精神，因而是当前道德建设的一个新途径。（张利平，2005）有学者指出，第三部门在消解当前的社会矛盾方面可以发挥在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以及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社会整合作用。（孙辉，2004）有学者指出，NGO在对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的介入及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中具有独特优势。（万闻华，2004）
冯必扬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概括地阐述了中国第三部门的若干重要功能，例如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适应“自由人社会”的需要、更好地保护弱势群体、有利于“小政府、大社会”格局的形成、培养公民意识和公共道德素质、有效应对危机事件、拓展就业空间等。（冯必扬，2004）蔡拓从第三部门参与社会治理的角度总结了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和中国实践为世界所提供的经验与启示，包括：把全球治理植根于本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基层民主的建设，多主体、多部门合作制度是实施全球治理的基本形式与有效机制，政府在全球治理中仍起主导作用但官员的权力与管理观念正日益更新，公共精神和公民共同体的建设是真正的历史意义所在。（蔡拓，2004）
对于中国第三部门目前的发展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学者们一方面比较客观冷静，一方面也比较乐观自信。田凯认为，中国非营利部门的发展目前受到制度供给不足、进入限制、经济制约、国家化或过度科层化和组织绩效低下的种种条件影响，因此它处于高度依赖于政府部门、在实际运作中被纳入到政府行政体系的现状,非营利部门与政府的伙伴关系还是一种伦理判断而非现实，但是，从长远来看，非营利部门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田凯，2003）王晋认为，中国第三部门的发展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行政化、企业化、生存环境不理想、自身特性和运作机制存在不足等，他据此归纳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发展趋势，并预测在未来较长的时期内，中国第三部门发展的主流模式可能会是欧洲式的统合主义模式。（王晋，2004）杜光祺、王金丰则认为，中国第三部门当前正处于弱势生存期，具有先天不足、第四种力量对抗、后天不可逆转等异化特征，因此，其发展路径应与西方国家不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与社会自治化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是一种总体政策选择，强调政府扶持与自身发力的同时并进。（杜光祺、王金丰，2004）

四、关于“三农”问题的争论
乡村治理
贺雪峰将乡村治理研究概括为三大主题：宏观上，中国农村将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处于“温饱有余、小康不足”的状况，因而无法支撑起各种现代的乡村治理制度；中观上，制度安排对乡村社会性质有着深刻依赖,同一个制度安排在不同性质的乡村可能具有极其不同的效果；微观上，村庄作为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三位一体的空间,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村庄治理是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内容。（贺雪峰，2005）
张明琼将学界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管理模式归纳为三种观点：无为政治下的“乡绅社会模式”、编户齐民的“大共同体本位模式”、经纪体制下的“文化网络模式”，并具体分析了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国家政权下沉实质的三个表现：自治组织行政化、乡村社会科层化、基层行政机构正规化。他进一步提出，乡村治理模式的改革和重构应当分两步走：近期目标是逐步扩大乡镇民主，远期目标是逐步实现乡镇自治。（张明琼，2005）
张伟通过对南街村的个案研究，分析了新权威主义模式的村庄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他指出，新权威主义的关键特征在于权威者“统制为民”的主观态度和民众对于权威者治理成就的认同，新权威主义的合法性基础已经演化为经济成就、清明政治和精英治理，但这些基础条件由于自身存在冲突而并不足以维持新权威主义的长期存在。（张伟，2004）
郭正林通过对分布在广东26个村的1852个被访者的问卷调查分析，发现在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动机中，经济利益不再是惟一的因素，政治权利及公共意识正处于觉醒之中，农民的政治参与形态从人治性、工具性、阶级性的政治卷入转变为制度性、权利性和自主性的政治参与,由此彰显了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效应。（郭正林，2003）周大鸣、梅方权依据14个村庄的田野调查资料，探讨了现行的乡村权力结构与村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关系，并建议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农民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周大鸣、梅方权，2004）

乡村权力结构
概括起来,对乡村权力结构的研究一般从两种视角分别展开。一是对村庄内部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研究。例如，周大鸣、杨小柳通过对11个省14个村庄的调查和比较，将中国乡村权力结构的现状归结为多极化的态势，这些主要的利益主体包括：村庄政治精英、乡村经济能人、乡村传统精英、乡镇政府、普通村民，因此需要培养村民的自治能力，完善自治制度，从而为乡村社会转型提供更好的制度和组织保障。（周大鸣、杨小柳，2004）二是对国家与村庄的关系进行研究。例如，李德臣、杨福忠认为，若把国家意志在农村的实现纳入实践过程就会发现，当前国家与农民的真实关系，是国家在农村的社会动员能力减弱了。（李德臣、杨福忠，2004）此外，由于精英结构是村庄权力结构的重要侧面,在村庄权力的内部和外部结构中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因此对村庄精英的分析成为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例如，宿胜军通过对胶东半岛一个村落的研究，把土改前时期、集体化时期和改革时期社区精英的角色行为分别模式化为三种：村庄的“保护人”、国家政权的“代理人”、追求独立利益的“承包人”。他指出，“保护人”强调的是个人的品格、能力及对村庄的责任，“代理人”强调的是与国家利益的一致和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承包人”强调的则是社区关怀下的集团私利。（宿胜军，2002）
近10年来，对村民自治的研究一直是当代中国研究中的热门课题。徐勇通过对199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发展困境的反思,认为中国村民自治的成长从上看需要体制性的行政放权,从下看则需要现代社会组织的发育。（徐勇，2005）程为敏从残缺式产权、服从型民主、非决策参与和输局博弈等方面阐明了村民自治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及其在农民－国家关系中被动、单向、内敛的地位, 并指出村民自治的这一弱势地位正是其主体权力虚置的集中反映。（程为敏，2005）由《选举事件与村庄政治》一书所引发出来的应星与仝志辉之论争，将村民自治和乡村政治研究的若干深层次理论和方法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应星提出了村庄政治的主题究竟是村民自治还是村庄治理、乡村研究究竟需要“野性的思维”还是需要“社会学的想象力”、田野调查究竟是要更广泛的还是要更深入的等一系列问题。（应星，2005）而仝志辉则就乡村政治研究的问题来源和合法性、以“村庄社会关联”进入问题、多个案相互“映照”的比较方法等内容作了回应。（仝志辉，2005）
对于家庭或宗族在乡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变迁问题，学者们意见不尽一致。有的学者基于对安徽三个村庄的研究，认为农村宗族在共和国前期没有被革命政权打碎,在改革中却遭遇了历史性瓦解，现阶段宗族与农民的血缘关系被国家与公民的社会契约取代。（王朔柏、陈意新，2004）与此相反，有的学者通过对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的研究，认为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宗族出现了复兴和重建的现象，说明了宗族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适应能力，它的再现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现象。（曾国华，2004）唐军等人则对村民自治制度下的家族问题作了理论上的反思，他们指出：一方面要看到，时空不同的经验世界会给予不同的学者以不同的启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总体而言家族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相互作用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学界需要在众多独立个案的白描基础之上,进一步把握这种相互作用的具体机制并对之做出一定的理论概括。（唐军、陈午晴、侯红蕊，2004）

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反思
党国英认为，农村问题研究，在方法上需要应用于合适对象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方法，在内容上，中国农村改革的本质是权利的变革，而土地财产权的确立、城乡居民之间平等的社会权利的确立、以及农村居民民主政治权利的确立，是中国农村改革成败的关键。（党国英，2004）李良玉认为，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形成了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目前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应加快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而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应当注意阶级分析法和经济社会分析法相结合、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更加小心地收集和鉴别史料。（李良玉，2005）谭明方认为，研究“三农”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在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当前农村社会结构中存在哪些问题，以有的放矢地设计农村体制改革的内容和路径。（谭明方，2004）
石磊总结了学界对于农村发展的一致性和分歧性观点。他指出，尽管各方专家均认为,必须全面进行一场以政府为启动者、组织者和主要出资者的综合性的乡村建设运动,才能缓解或解决日趋严重的“三农”问题，但在具体的乡村建设模式上却存在“主流”与“另类”之别。“主流”模式认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性问题和体制性问题，因此解决问题的基本方略就是破除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障碍,促进城市化进程并加快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按规范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统一治理城乡，并辅之以“以工哺农，以工建农”的策略。“另类”模式认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在于所谓“新自由主义导向”的改革，因此解决的方式不能局限于经济层面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而是要进行农村社会制度与文化的重建,通过制度和文化建设创造一种与农村社区和农民需求相适应的、经济成本较低但精神福利较高的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和价值系统。（石磊，2004）
五、论城市化及其发展模式
城市化
赵新平、周一星曾对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化理论研究作了专门的梳理，通过回顾国内关于城市化道路的争论，他们同意温铁军的总结：在城市化滞后的问题上已形成共识，但在其成因上还有分歧；在加快城市化发展的必要性上已形成共识，但在发展什么类型的城市上分歧依旧；对城市化进程中必须加强体制改革已形成共识，但在怎样改革、以什么为重点等问题上仍然有分歧。（赵新平、周一星，2002）其后，又有一些学者撰文对中国城市化的动力、模式或战略、“城中村”等问题进行了论述。
在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动力问题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学界一般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农业为城镇化、工业化提供劳动力、资本、土地、原材料等农业剩余。但是，这一理论传统可能忽视了发达农业在城镇化过程中所能扮演的重要角色。曹文明等从关注农业产业化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对寿光实践的考察，提出了农业可以成为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城镇化的产业基础的观点。（曹文明、吕颖慧、焦方增，2004）

城市化的模式或战略
不同的学者依据不同地区的实际作出了评述。顾朝林认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的相同动力机制却促成了浙江和江苏两种城市化模式：浙江的民营企业加专业市场是自下而上城镇化的典范，江苏的集体经济加开发区建设则是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模式。（顾朝林，2004）柏贵喜、罗义云对西南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进行了研究，认为应针对“城市化中心区域”和“城市化边缘区域”进行有区别的战略设计，前者以发展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为战略目标，后者则需要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以新的理念、新的思路指导小城镇建设,并以城镇为中心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柏贵喜、罗义云，2004）张鸿雁主持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研究”总结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应该是以大城市群发展为主体，建立大中小城市及城镇区域结构一体化发展模式。
1990年代末以来，大量的“城中村”（指在城市化过程中,已经实现非农转化的村社区的组织及其社会关系网络等能在城市经济社会关系中延续下来,从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城市社区）的出现，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化中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许多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并发现了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李培林认为，“城中村”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具有双重功能,它既是城市异质的边缘，也是替代贫民窟而成为农民工融入城市并转变成新市民的摇篮和桥板并且为最终揭示从村落非农化、工业化、去工业化到城市化和村落终结的变迁逻辑提供了可能。（李培林，2004）蓝宇蕴认为，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都市村社型共同体，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蓝宇蕴，2005）
此外，高向东对比了中外大城市的人口郊区化过程所存在的诸多差异，认为中国表现出来的特点是：政府有组织地积极推动、城市形态呈“摊大饼”式向近郊区蔓延、企业（工业）郊区化先行于人口郊区化、维持了中心城的繁荣与现代化。（高向东，2004）叶裕民、黄壬侠认为，中国正在进入移民时期，为了消减城市化的不稳定因素，急需建立稳定、公平、开放的城市化政策体系,特别是要建立公平的迁徙制度、完善劳动力市场、发展公共住宅、改革城市设置标准、建立人口大省基础教育基金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叶裕民、黄壬侠，2004）

六、论社会公正：
吴忠民认为，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进程，中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取得了诸多进展，但社会公正的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的拉升幅度过大、社会再分配的力度较弱、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保障的总体状况偏弱。他进一步指出，如果不进行强力度的调整和改善,那么中国在社会公正方面存在的问题将会不断加重和持续恶化，并会严重妨碍中国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吴忠民，2005）洪国政将公平划分为政治公平、伦理道德公平和经济公平三个子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