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国民族史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_杜鑫.pdf

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遏制宗教极端主义法律机制研究”（）；年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依法治理民族事务的理论与实践”（）。作者简介：杜鑫（），男，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法学、法理学研究；杨沅蓉（），女，贵州大学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学、民族理论研究。年 月 理论研究 ，第 期总第 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逻辑的历史追索 谈顾颉刚中国民族史理论研究的时代轨迹杜鑫杨沅蓉中央民族大学 法学院，北京 贵州大学 历史与民族文化学院，贵州 贵阳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民族理论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顾颉刚西北考察经历及其中华民族是一个为主线，追寻顾颉刚中国民族史理论的时代轨迹，完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逻辑的历史追索。关键词：顾颉刚；中华民族；西北考察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中国近代史学家对于中国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以怎样的运动变化方式形成了当时的疆域格局形态”“中国古史系统中各民族之发源与流变之具体情形”这两大核心问题的热切关注与发声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理论问题的研究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而时代背景的特殊性与紧迫性也促使学者们在书写有关“民族问题”的篇目内容时不得不以“较为适时性的角度”和“并不十分明确的有关民族的相关概念”这两大基准点来尽力与中国古史系统所拥有的信息内容达成逻辑性的契合。希望通过这种逻辑性的融洽来塑造一个不同于集权体制国家“一天下”政治性特征，以文化、交融、碰撞为基本运动方式的“民族共同体”。如傅斯年的东北史纲，通过对满族族源和发展演进的历史考究、阐述来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这一主张加以佐证。顾颉刚更是在其撰答刘胡两先生书之后（在此文中以夏商周三个民族群体的起源和史载提出了“各民族并非出于一元”“中国现有疆域并非长久一统”的DOI:10.15876/ki.llyj.2022.06.003疑问），在长达数年的西北地区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发表了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强烈而坚定地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特点作为其民族理论的重要内容。不得不承认，尽管时局的动荡和形势的紧迫对该门学问的致用有着十分迫切的渴求，然而当时有关“民族”的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毕竟尚不成熟，很多基本的概念没有厘清（如国族与民族之辨、对各民族起源和演变的争论），这就不可避免会产生一些分歧和质疑。吕思勉所著的中国民族史中，陈协恭在为其所撰的序言部分就直言傅斯年对东北满族族源考辨存在误区，不是对历史的忠实叙述；吕思勉本人在其中国通史一书中也对顾颉刚所谓“因时局需要而对现实的历史有所瞒晦”的做法表示并不认同；除此之外，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也分别以各自对民族学的研究与理解提出了“以文化作为各民族的标识”“民族之称谓不应当增添政治意味的属性”等观点，隐晦地表达了对顾颉刚等人的主张有所保留的立场。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顾氏理论的价值，甚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产生质疑和偏见，应当细致地回顾顾颉刚先生在史学研究进程中所面对的时代状况与其自身理论主张不断丰满和变化的规律，要翔实精准地探究顾颉刚先生的几部重要论著、几次关键发声。同时，也要以顾颉刚先生为起点，深入了解那些对处于民族危亡、社会动荡的祖国有着极为热忱情感的学者们的心路历程。藉此实现中华民族崛起奋进、民族团结的伟大目标。一、“疑古”对各民族发展脉络一元化论调的反思 中国古史系统自唐虞以降，对各地族群的世系记载有着“百代帝王，四方种族，俱出一脉”之特点，对于一地族群的追溯通常以“迁徙论”“封国论”等观点作为研究基础，但这种“一元论”的鼓吹并非是出于维护民族团结、构建民族国家的目的，而是以看似融洽、合理的“空想式”推理作为对封建王朝一统天下进程的鼓吹。尤其是先秦时期的史料极为匮乏，存在大量游离于神话与信史之间的模糊内容。这也直接导致进入 世纪以后，因“庚子之变”的爆发，清政府的统治威信濒临崩溃，国内对清政府的不满逐渐开始向“排满”的极端情绪转变，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部分学者也开始推崇“炎黄共祖”的主张，认为汉民族是一元一体的，武断地割离了各民族之间包括血缘、文化等方面的所有关系，这显然不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专注于国史理论研究的顾颉刚也产生了困惑：究竟如何才能实事求是地走出一条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道路？（一）从答刘胡两先生书到西北考察 年，顾颉刚撰写了答刘胡两先生书作为对刘掞藜、胡近仁对自己所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所提出的质疑的回应，而他正是以此文中对“三代之世”的考辨与讨论作为自己拉开民族理论研究与发声大幕的起点。这种论战实际上反映了以刘掞藜、胡近仁为代表的传统学者对于时代碰撞所引发的学术研究新进路的困惑和抵触，这种考据派学术作风的纯粹和坚定无疑是值得肯定和钦佩的，但时代的巨变却也必然使得一些具有较为广阔和深远视野的人走出一条能够顺应时代的道路。顾颉刚在此文中提出了四个敢于推翻“非信史”类型文献资料的出发点：一是打破各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二是打破疆域空间向来一统的观念；三是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四是打破盲目崇古之风。而这四点恰恰反映了顾颉刚受到封建势力衰亡、帝国主义侵略、革命思想与运动的多方影响：承认非汉民族的源流和文化与汉民族具有平等的地位、抨击封建王朝为维护自身利益而鼓吹的统治传承的合理性、认为历史应当是物质运动的反映而非个人功绩的罗列、指出“圣王之治”下的古代中国并非“黄金世界”。这与后来合乎历史潮流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思想主张不谋而合。为了以对现实的观察作为自身理论主张的支撑，顾颉刚选取了尚且保持着相对原始的历史文化风貌的西北地区进行考察，同时也希望在这片作为历代王朝边疆区域的“文化缓冲带”找到各民族物质文化、精神文化随着空间界线推移而发生“色彩渐变”的真实的历史材料。自 年起，顾颉刚先后五次前往西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诸地进行考察，其中尤以第三次涉足的地区最广、留驻的时间最长、取得的成果最为丰硕。在此次考察中，他亲自走访了甘肃、青海两省的临洮、西宁、永登、渭源、康乐、陇西、临潭、夏河、宁定、乐都、洮沙等二十余县，与当地的汉、藏、回、蒙等各民族群体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交流，考察各地的教育、宗教、习俗等各方面的文化状况，拜访了山区的村落、藏传佛教寺院，事后撰写了极具价值的西北考察日记。这些经历不仅体现了作为一个学者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更展现出他对国家和民族的关怀，并最终形成了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研究的丰厚成果。（二）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诸成员绝非独立的存在西北地区自古以来便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各民族交往交融的中转站，相比中原地区，这里的汉民受到传统儒学思想的影响，生计方式并非单一的农耕生产，畜牧、采矿、手工、经商等也都有所发展。加之官府管控力度远远低于边塞驻军对当地百姓的影响，“礼教之防”对于汉民百姓的约束也就极为有限。而各非汉民族群体，由于民间自贸、文化侵染的推动，他们与当地的汉民族百姓也能处于相对融洽的交往氛围之中，并且在生产活动和日常交往中也受到了汉民族文化、习俗的影响，本身也或多或少地发生着变化。从汉代起，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河西走廊等周边民族就开始了与中原汉地的沟通，而大量百姓也随着边军的充实由内地迁往边疆。魏晋以降，前有西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王朝，后有南匈奴于夫罗、鲜卑柯比能率众南迁，逐渐融入中原地区民俗之中。唐时突厥颉利可汗晚年留居长安、宋时西夏首领李继捧入住开封。汉有西域都护府，唐有安息、北庭都护府，宋有西北“二路三府二十八州”，到了明代，宁夏、陕北等“九边”的百姓基本呈现出“军民合一、混住杂居”的基本格局形态，在这些地方，各民族群体之间的差异、隔阂已经很不明显了。顾颉刚在西北留驻日久，通过对当时甘肃、青海各地的民俗文化、民族群众的生活状况、历史遗迹的周详考察与记录，逐渐形成了对西北地区民族概况的全面认知，也使得顾颉刚对民族理论在时代当下应当以怎样的路线发挥它的作用有了全面的了解。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顾颉刚在申报星期论坛上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团结对当时研究“中华民族”的相关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观点：首先，针对“种族”与“民族”之用词的文理辨析，他认为从“血统基础”的生物学角度可以使用“种族”一词；而基于历史文化背景、民俗传承、社会生计角度来考察不同的人类社会群体，应当使用“民族”一词。其次，明确指出中国近代革命社会历史背景下提出的“五族说”既不符合中国民族自然生态分布状况，也与中国历史上的空间疆域内“中华民族”这一强化、巩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民族融合体的事实是相悖的。年 月，顾颉刚对禹贡学会的工作计划进行了调整，将中国内部之民族研究列入禹贡学会的研讨规划中。他指出了中华民族血脉传承且庞杂的社会历史特点，对古史记载中的“华夷杂居”事实进行了阐述。夏商时期，华夏、九夷之间已经不再以战争作为民族间横向互动的唯一方式；西周向东周过渡时期，戎人开始东向融入中原地区；秦汉首次实现全国大一统后，出现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华夷五方格局”的版图雏形。此外，顾颉刚先生还指出中国民族史学的研究除了依靠以“信史”为核心的材料来源，更应当关注诸民族在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的事实，厘清空间疆域内诸民族的源流和分布特点，并藉由社会性视角下的政治兴衰、权力更替来审视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最终旨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目标。二、“挣扎”催生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动荡时局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原本以清王朝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受到了严重冲击，在多次对外战争的节节失利和大量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下，原本以“藩属国”角色存在的周边地区对清王朝的归属感跌至了低谷，而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及其外延的管控和影响也大打折扣。除却被迫割让的本国领土之外，以朝鲜、琉球、暹罗等为代表的地区开始被帝国主义势力所控制，朝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施压下与中国断交，并为其侵略中国东北、山东地区让出航路。暹罗在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教唆下，以激进爱国主义错误的宗旨建立独裁专制政府，并公开反华。琉球则因实力甚微，甚至于被日本强行收附于治下，更名为“冲绳”。这种由帝国主义势力主导、违反国际法律精神的分离主义行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极为严重的。以至于我国北部、西北、西南边疆地区的各民族也都受到了英、法、日等国家的蒙蔽与挑唆，出于对国情不够全面了解，加之尚未摆脱中国古代传统边疆政策、民族政策的影响，导致我国边疆危机与民族问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变得空前尖锐。（一）对帝国主义倾轧的强烈愤慨无论是对民族问题的关注思考，还是亲赴西北地区的实地考察，顾颉刚在科考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并深感边疆危机之切、民族问题之重，尤其是西北民族、宗教间的巨大隔阂和帝国主义者离间分化的重重危机，进一步激发他从学理上驳倒民族分化的假说，揭穿妄图毁灭“中华民族”阴谋的使命感。顾颉刚于 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班，在北大读书期间，他就有意识地对书本、课堂之外的世界投以审视的目光，也正是在对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诸多令人愤慨的列强倾轧国人的事件感同身受的基础上，才使得顾颉刚有了对“国家、民族、民众”进行学术理论研究的欲望，也希冀以自身的研究实实在在地为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抗击列强出一份力。年五卅惨案爆发，顾颉刚以“无悔”的笔名在京报副刊发表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一文进行呐喊：“诸位知道。这次上海的乱子是怎么闹起来的。是因为日本人开的纱厂里头。开枪打死了中国工人。中国人看见了气不过。起来打抱不平。印了传单在街上分发。发到英租界的时候。给英国巡警看见了，把发传单的人抓进巡捕房去。中国人瞧见了越发生气起来。聚了好些人到巡捕房去。要他们把发传单的人放出来，谁知道巡捕房不由分说。就开起枪来。当时打死了十一个人。受重伤的有好几十。枪子儿都是从脊梁上打进去的。可见是中国人一边儿跑。外国人一边儿追着打的。自从那天以后。英国人跟日本人天天在上海随便杀人、打人。到人家家里去抢东西。调戏妇女。”短短的一段话，鲜明地描绘出列强在当时欺压中国人民的画面。在西北考察期间，顾颉刚对所见所闻更是大为担忧，他深知西北、西南、北方这些极易为外敌所入侵的缺口有着重大的意义，而作为史学家的他出于对中国千百年历史动荡的了解，更是明白边疆“易起外患、天下汹汹”的严重后果。他曾写道：“所以现在的甘肃，是处于非常危险的地位。同时，我们的新疆和外蒙古也早在他人的砧上。”在当时，由西方众多考古学家率先发起的“探险热”使得大批来自列强国家的所谓“学者”“探险家”进入我国边疆地区进行考察，而其中也掺杂了实际上并没有学者资历、甚至身份违法的居心叵测之人，他们不仅盗挖古墓、倒卖文物，更有甚者还促使其本国政府加强对我国边疆地区的控制与入侵。而当地的各民族群众由于对外界信息的闭塞，在愤慨他们这种丑陋行径的同时也产生了对一切外来人员的怀疑与敌视，而帝国主义势力也会借着这种倾向恶意挑拨民族间的关系，激化矛盾，引发了中国近代边疆地区的分裂危机。（二）与人民群众的情感对接有了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反感与愤恨之情，加之对底层民众生活的近距离接触，顾颉刚心中也产生了有关团结救国、务实求是的民众观念。这个被孙伏园戏称为“线装书、线装书、线装书里头钻着的人”，却在民族危机和心系底层的双重作用下变成了一个通俗、诙谐、务实的学者。首先是以通俗的形式对列强的控诉和对民众的启迪。五卅惨案之后，他不仅撰写白话文向广大人民群众解释惨案的来龙去脉，还用民谣式的文学体例写了如伤心歌这样易于被百姓所理解和传播的作品。当时北大通过搜集、整理，将诸如此类的作品统一编写，印刷成传单，还将其写在城中各处的黑板上，可堪是抗议列强残暴行径、号召民众觉醒的舆论先锋，收到了极为热烈的反响。但顾颉刚的初衷绝非仅仅以通俗的形式来吸引人民群众对个别事件的关注度，而是想将政治、国家、民族、教育、外交、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传输给文化普及率尚不高的广大平民百姓，使之了解何为“帝国主义”，何为“民族团结”，何为“中华民族”，何为“爱国主义”。包括京报副刊的专栏、民众周报大众知识文史中国名人传等，无一不是他为了贯彻“民族意识、抵抗精神、向上意志、现代常识”四大宗旨的文字阵地。除此之外，顾颉刚也意识到，要想真正激发人民群众内心对国家、对民族、对自己的热爱之情，还要从教育、宣传入手，从根本上解决全民的思想素质问题。于是，他与吴文藻、容庚、林悦明等一行人，于 年正式开始了西北考察之行。国家民族危机、民众生活的悲惨与无助，带给顾颉刚强烈的心灵震撼。除了传自辽金时期的“火炕”、五代时期的“棉麻纺织”等都是历史上边疆地区各民族交融交流所带来的物质、技术便利，炊具所用之金铁，书写所用之纸笔，也都是两汉时期河西走廊互相沟通的成果。而当时各民族群众所遭受的梅毒、天花等病痛，又都是西方列强侵入的“副产品”。同时在甘肃、青海两省，回族、汉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并非人们传说的那般恶劣。恰恰相反，他发现回族和藏族民风淳朴，并与当地和外来的汉族关系十分融洽。如果给予他们适当的文化教育宣传，一定可以争取其成为复兴中华民族的重要力量。三、“发声”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的初步形成 世纪初，关于民族理论的相关问题，在严复、梁启超、王韬等一批有识之士的提点下逐渐登上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平台，也藉此民族危亡、社会动荡之时代背景，使得“民族”“国家”等话题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热衷的对象。如严复在原强一文中率先触及了中国族群的起源与生成问题；唐才常、康有为、章太炎等也以民族起源考辨为切入点而各自发声。梁启超则通过学习伯伦知理等西方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相关理论，产生了“多元一体”的族群认知。而后来吕思勉与傅斯年的争论，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此种情形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学术现象，而是事关概念定性、学术话语权的归属问题，族群意识又恰恰决定了史书编写的基础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实际上，民国学人无论是支持“一元说”，还是倾向“多元说”，基本上都以推论、文献分析为主，缺乏实际的考察经验，过度纠缠于此类问题，不仅影响学术研究、学科建设的开展，更会对现实国族认同的建构产生观念上的混乱。顾颉刚对民族理论的着眼以及西北考察之行也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理论探讨的局面之上。（一）“中华民族”理论酝酿与发端 年，傅斯年发表文章中华民族是整个的一文，他提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原来二千几百年以前，中国各地有些不同的民族，说些多少不同的方言，据有高下不齐之文化。经过殷、周两代的严格政治之约束，东周数百年中经济与人文之发展，大一统思想之深入人心，在公元前 年，政治统一了。又凭政治力量，书同文、车同轨，行同轮。”可以看出，他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看作了当时已经成立的实然状态，而这种观点是以政治的统一为标准、以中央管控而实现的“天下出一”局面作为民族统一的依据。尽管自秦代以来，每一代封建王朝都以推行教化、统一风俗作为文化政策的核心，统治者也期望消除各民族文化、风俗、观念上的差异来维护统治秩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治理措施也确实促进了部分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但不得不承认，傅斯年在对“中华民族”进行论述之时确实存在较为明显误区：一是对族群意识的认知不够深入，轻视了民族间交往沟通的障碍和阻力；二是对“民族”“种族”“国族”等相关概念的把握尚不明确。关于这一点，尽管顾颉刚拥有与傅斯年相同的理论立场，但他并不刻意去隐晦这一点，相反，顾颉刚对这一问题以十分慎重和严谨的态度与傅斯年做过交流。顾颉刚曾在日记中写道：“昨得孟真来函，责备我在益世报办边疆周刊，登载文字多分析中华民族为若干民族，足以启分裂之祸”。西北考察之行带给顾颉刚更多的是对自身以往写作中随意使用“民族”一词的反思，加之“九一八”事变、“蒙古独立”等边疆危机的爆发也带给他极大的震撼，自此一改古史辨中随意使用“民族”一词的文法。基于这样的情况，顾颉刚在反复权衡之后，认为如果只是照搬西方人类学学科的基础概念和苏联的民族政治理论，很难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体系，明确区分各民族的做法也不符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需要。因此，他暂时搁置了与傅斯年在学术探讨上的争论，在政治立场与见解上达成了一致。（二）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逻辑 年，顾颉刚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在此文中，他极尽理论积累与实地考察经验，系统阐述了对“中华民族”的理论内容的思考。首先是阐明在著述和表达之时不可以“文化中心主义”为基本立场，尽量避免使用“中国本部”之类的词语。之前，顾颉刚就曾撰写过中国本部一名亟应废弃一文，当时部分国外学者将长城以南、青藏高原以东地区称为“”，这一理论基础源于清“关内十八省”的基本格局，除此之外的地区被称为“海外领地”“附属领土”。但这明显是错误的，不仅容易造成“大民族主义”“民族本位主义”的错误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它主观地割裂了中国空间疆域内各地区之间的紧密联系，无视历史、无视事实，这是中华民族全体成员所不能接受的。其次，“中华民族”并不是依赖血缘而联系起来的，这与“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有着本质的区别。顾颉刚在研究各民族史料之时就认识到中国空间疆域之大，世所罕见，而更为独特的是，虽然不同民族生计、繁衍的地域并非统一的，但其交融、交往的空间跨度与时间跨度都是极为密切和长久的。早在西周时期就有穆王西巡西王母国的史料记载；老子出函谷而化胡，披发黥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民间的胡床（火炕）、箜篌，就连丧俗中烧化纸物也是辽东金人流传下来的。除了民俗文化层面，汉时的西域都护府、唐代的安息与北庭都护府都招募了大量当地各民族人士出任官员和军士，甚至有大量非汉民族的人员出任地方军事主官、入中央为官。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是成长在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培育下的特殊“共同体”。最后，要明确“民族”识别的目的绝非分离主义，不可为帝国主义势力和民族分裂分子所歪曲。顾颉刚有一个较为特别的观点，就是他认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中“五族共和”的口号是有失思量的。一方面，过于强调“五族”之区分，极易造成“五族”并立，而缺乏统一的国家认同和团结的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突出“五大民族”的角色容易使其他民族群众产生心理落差，从而影响民族团结。他甚至直言国民政府所推出的“五色旗”使人们“把红、黄、蓝、白、黑和汉、满、蒙、回、藏相配，就使得每一个国民都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颜色的。经它栽种在人民脑筋里的印象在数十年中再也洗不净了，于是造成了今日边疆上的种种危机”。而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势力正是打着“民族自决”的旗号在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四、“打磨”与交叉学科领域的交流与辩论 顾颉刚对“民族”等概念的辨析及谨慎使用的呼吁，获得了如白寿彝、孙绳武、方豪、杨尚奎、傅斯年等学者的认同，白寿彝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应该是全中国的新史学运动的第一个标语。”但是，由于“中华民族”的起源本身就具有复杂性和综合性，加之顾颉刚这种开创性的理论确实有着较为明显的政治含义，对“民族”一词的使用也颇有借代的意味。故而部分从事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对其有关“民族”等概念的论述也有所保留，并与之进行了多次辩论与交流，考据这些学术史上的公案，也对我们今天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内涵有所裨益。（一）与费孝通等人的学术考辨对顾颉刚提出“民族”等概念不宜使用或应谨慎使用持异议的学者有费孝通、翦伯赞、吕思勉等人。而其各自的主张也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以费孝通为代表的民族学者针对某些如“民族”“国族”“种族”等概念的申辩，以及其被使用的语境问题；二是以吕思勉为代表的史学家从古史考辨的角度对“民族识别”“国家构建”等问题的逻辑论断。费孝通主要从概念的含义入手，对顾颉刚提出的几个概念重新进行了解释，认为顾颉刚行文、发声所惯用的“民族”和通常所谓的“国家”当属一类，所说的“种族”则近似于“民族”的含义。他认为名词的特指、民族识别并不能分化国内各民族的团结，即谋求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个民族天然的文化、血缘、风俗差异，而是要努力消除这些差异所引起的政治上的不平等。翦伯赞也认为顾颉刚对“民族”“种族”等概念的理解存在一些问题，如“民族”与“民族意识”混同，把“民族”与“国家”混同等。相比于费孝通、翦伯赞等人，吕思勉的观点异议更为实际一点，他直接提出：“甚至有人以为用汉族二字，是不甚妥当的。说这是外国人分化我们的手段，我们不该盲从。汉族两字不宜用，试问在清朝时代的满、汉两字，民国初年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等语，当改作何字？”吕思勉与顾颉刚、傅斯年等人同为治史出身，他认为如若不再使用“汉族”“蒙古族”“满族”这样的民族称谓，不但已经立著的众多古籍无法再重新修改，而且日后的学者在进行科研攻关时也是一个难题。顾颉刚只提出“汉族”不宜再用，却也没有拿出一个完美的替代方案来弥补这一缺憾。在 年出版的中国民族演进史 中，他就特意辨析过“种族”与“民族”的概念，认为“种族”是以体质为标准的，而“民族”则是以文化为特征的。（二）关于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所面临的理论问题通过对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理论研究阶段的梳理分析，大致可以分析出塑造中华民族共同体所面临的理论问题：一是“中华民族”的定位问题。自顾颉刚、傅斯年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之日起，以费孝通、翦伯赞为代表的学者就提出疑问，即“中华民族”究竟是一个民族实体，还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抑或政治共同体，如若三者皆非，那么又该如何认定“中华民族”的性质特点？二是对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在生计方式。风俗习惯等领域存在的特质与非物质文化差异的尊重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否抵触？首先是关于“中华民族”这一称谓的定性问题。顾颉刚在其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中阐述的逻辑思路是：从否定“中国本部”和批判“五族共和”的说法出发，对中国疆域内各族文化“混合式”的形态事实进行描述，指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具备“血统纯净”“文化单一”两大特点的“民族”，由此提出了“文化集团”说的观点来印证“中华民族是一个”。由此可见，顾颉刚也并非以“民族”的概念来框定“中华民族”的，他希望能够以中国各民族交流、融合的长久历史和族际通婚所产生的混合血脉作为“中华民族”定位的坚实基础，唯一遗憾的是顾颉刚未能完全脱离“民族”这一称谓的限制，没有提出 暂时也很难提出一个能够超越“民族”范畴的群体概念。其次，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塑造是否要以消灭民族差异为代价、是否要回避这些差异的问题，实际上顾颉刚对这一点也是置以保留的态度。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顾氏的理论主张在当时为部分学者指摘最为严重的一点，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基础中最为关键的一环。中国空间疆域内各民族拥有长久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都具有各个历史时期的利益一致性和共同性，特别是中华民族精神成为联结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纽带。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是新时代做好做细做实党的民族工作的要求之一。因此，在实践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各项工作要把握“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关系，不能用“共同性”否认 个民族之间的差异性，也不能用“共同性”来淡化中华民族的实体性。无论是顾颉刚所主张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还是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都在中华民族多元性基础上达到基于中华文化认同的统一性，从而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强化，形成一套正确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走出一条由中国共产党引领的新时期民族事务治理与民族问题解决的康庄大道。参考文献：顾颉刚宝树园文存：第 卷北京：中华书局，朱洪涛理智与情感的双重认同 论顾颉刚的民族观文化遗产，（）汤莹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再探思想战线，（）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 卷北京：中华书局，：姜萌影响民国史家书写“民族问题”的三个因素 从吕思勉对傅斯年与顾颉刚的批评说起史学史研究，（）（责任编辑：周凤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