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诠释性典范:霍尔模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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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个诠释性典范:霍尔模式【摘要】斯图亚特霍尔是英国影响巨大的传播学者,国内学术界缺乏对他的梳理与研究。本文从四个方面作了梳理:一、霍尔模式的来源:帕金模式;二、霍尔模式的基本内涵:解码立场;三、霍尔模式的检验:民族志研究;四、对霍尔模式的评价。意在为霍尔研究的抛砖引玉,激活进一步的研究。【关键词】帕金模式;意义体系;霍尔模式;解码立场;民族志研究英国着名的传播学者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在制码/解码一文中提出了观众解读已制作好的电视讯息可能出现的三种立场,他称之为“三个假想的解码立场”,分别为:主导霸权立场,、协商立场、对抗立场,由此三种解码立场而来的信息解读相应为:“优先解读”、
2、“协商解读”与“对抗解读”。这就是着名的“霍尔模式”(Hallmodel)。霍尔模式是传播批判学派的一种受众视角,它是一个“诠释性典范”(InterpretiveParadigm)。一、霍尔模式的来源:帕金模式霍尔模式并非一个原创性的模式,就是说,并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解码模式。霍尔显然是极大地受到了社会学家法兰克帕金的启迪。对此,英国着名的传播学者J费斯克(Fiske)与J哈特利(Hartly)合着的解读电视(ReadingTelevision)和大卫莫利着的电视、观众与文化研究(Television,Audience&CulturalStudies)两本影响巨大的专着中都有所交代。帕金在阶
3、级不平等与政治秩序(ClassInequalityandPoliticalOrder)一书中认为,就西方社会而言,不同社会阶级的众多成员必然各自具有不同的“意义体系”或意识形态架构。他认为可以区分出三个相当有用的意义体系。分类的标准是:根据不同社会来源和“阶级不平等的不同道德诠释”。对于三种意义体系,费斯克与哈特利的叙述与莫利的叙述略有差别,两者可以互为补充。费斯克与哈特利引介的三种意义体系为:1支配型。这一型可视为“官方版”的阶级关系。它鼓吹支持既存的不平等现象,在下层阶级心中培养出一种“敬仰”或是“心向往之”的心理反应。他们的反应不外两种:尊敬既有的伦理,或是对地位尊荣产生“有为者亦若是”
4、的向往。2.从属型。这一种道德架构,基本上虽然也认可支配阶级对经济状况的全盘控制,却同时保留了特定团体在任何时候为自己争取权益的权利。对于不平等状况,它鼓吹的是协商交涉的精神。3.急进型。这种类型反应的力量,来自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党派。它反对由一个阶级支配统治的架构,对不平等的现象,主张抗争对立的回应,有着强烈的阶级意识。相比较而言,莫利的对帕金的意义体系的介绍,清晰地显示出了帕金的分类根据。1.主流、主控的价值体系,其社会来源是主要的制度性秩序;而这个道德架构则透过等差设计,强化了现存不平等状态。2.臣服的价值体系,其社会来源或产生这种体系的环境是地方劳工阶级社区;而其道德架构则鼓励人们
5、以调适的方式,回应不平等与地位低下的事实。3.激烈而急进的价值体系,其社会来源则是劳工阶级的大众政党;而其道德架构则倡议以对立的姿态诠释阶级不平等的状态。这就是帕金的社会学模式,简称“帕金模式”(Parkinmodel)。莫利指出,帕金模式是莫利用来了解不同阶级成员,在各拥典型位置的情况下,如何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关系。斯图亚特霍尔的功劳在于,他将社会学中的帕金模式引进了传播学领域,称其为“霍尔模式”,我们其实指的是霍尔的“传播学”模式。霍尔看到了帕金模式的延伸能力,觉得帕金模式可以用来解释不同阶级的成员如何解码其媒介信息。他将帕金的理论运用到电视讯息上,认为电视讯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两方所运
6、用的符码,也奠基于支配、从属以及急进三种形态的反应。霍尔对帕金模式的引入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绝不仅止于学科渗透那么简单。正因为独特的意义,所以我们才称其为“霍尔模式”。莫利谈到,如果说要把社会学的着作整合,使之成为传播理论的一部分,就必将遇到一个紧要的问题,就是“社会学主义化”倾向。何为“社会学主义化”呢?就是传播学者可能企图立即将社会学中的类目转化成意义,却没有适当地处理在这个转化过程中由社会学到传播学的过程所涉及到的特殊因素。换句话说,如果仅仅只是将社会学变量当作是决定解码的因素,但却没有特别地解释这些因素在传播过程中到底如何“介入”,那么这种分析就显得不够。到底经由哪些特定机制使得这些社
7、会因素,被结合到了某些话语,确实是必须加以注意的。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社会因素总是就这么地“介入”了传播过程。恰当的看法是,只有透过话语的结合,这些因素才有可能对传播产生效果。一言以蔽之,霍尔的引入显示了“传播话语”的重要价值,而“传播话语”又正好是在研究“受众”解码时非常重要的。在莫利看来,霍尔在将社会学的着作整合成为传播理论时,避免了简单的“社会学主义化”。这就是“帕金模式”转化为“霍尔模式”的学科意义。二、霍尔模式的基本内涵:解码立场霍尔的编码/解码一文中明确指出,编码与解码之间没有必然的一致性,因为传播交流并不能做到“完全清晰的传播”。在实际的传播过程中,编码者与解码者各有一个“意义
8、结构”,两者也许并不相同,即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同一性”。图式如下霍尔指出,编码和解码的符码之间对称的程度即在传播交流中“理解”和“误解”的程度依赖于“人格化”、编码者生产者,以及解码者接收者所处的位置之间建立的对称/不对称的程度。但是,这转而又依赖于符码间的同一性/非同一性的程度,这些符码完全或不完全地传达、中断或系统地扭曲所传达的一切。符码之间缺乏相宜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播者和受众之间关系与地位的结构差异,但也取决于“信息来源”与“接收者”的符码之间的不对称性。所谓“扭曲”和“误解”的产生恰恰是因为传播交流的双方缺乏对等性。简言之,该图式很强调传播交流中编码者与解码者之间符码的张力关系
9、。莫利认为,美国主流传播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断裂”,新的研究并不从结构功能,也不从行为效果,而是企图从社会意义的角度理解传播现象。莫利将断裂后的研究称为“诠释典范”,以此对立于更为具有支配地位的“规范性典范”即以美国为重镇的主流传播研究典范。毫无疑问,莫利所声称的断裂,霍尔自然功不可没。英国文化研究学者约翰斯多雷就评价霍尔的制码/解码是一个里程碑,标志着西方文化研究的新起点。他说,如果我们要寻找一个文化研究从利维斯左派、“悲观的”马克思主义、美国传媒模式及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脱颖而出的奠基时刻,那恐怕就是霍尔电视话语的制码解码的发表。在美国林林总总的传播模式中,“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
10、”是可以拿来与上面的图式作一番比较的。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如下图所示该模式的一个独到的概念是“传播单位”,即每一个传播的参加者,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可视为“传播单位”。一个传播单位身兼两重身份传者与受者,执行四种功能传送、编码、释码与译码。该模式的显着特点在于,肯定了传播的双向性。但是,它明显地将双向视为了“对等的循环”,不太符合大众传播的实际。它比较适合于人际传播。奥斯古德施拉姆循环模式,重在表明传播过程的双向性、循环性特征,它说到底仍是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传播过程模式,而并没有像霍尔那样敏锐地审视: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权力较量关系意义空间里的斗争或传播话语的斗争。而且,霍尔比之于奥斯古
11、德和施拉姆,深刻之处还在于霍尔上述图式中的编码者与解码者都各有不尽相同的背景系统,即“知识构架”、“生产关系”以及“技术基础结构”,因此,编码者和解码者都是带有丰富而又复杂的社会特征的人。真正深刻的传播过程研究,是绝不能忽视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的。接下来,我们看看霍尔提出的三种假想受众解码立场。霍尔模式是出自思辨,而非实证研究。霍尔对自己研究的“假想”性质毫不隐讳,他说:“为了详细说明这一点,我们对一些可能的解码地位进行一次假想的分析,以便加强对没有必然的一致性这一观点的认识。”接着又说:“我们区别出三个假想的地位,由此可以建构电视话语的各种解码过程。这些过程需要从经验上予以检验和完善。”莫利指
12、出,霍尔的“制码/解码”取向的建立有以下:制码同一件事情的方式,不止一个;讯息潜在地解读方式,总是不止一个。讯息期望并偏好某些解读方式,但这些解读方式绝对不可能定于一尊;它们仍然具有多义性;不管某一讯息显得如何透明和“自然”,解读讯息同样是一个问题重重的实践过程。霍尔假想的三种解码立场分别为第一种解码立场:主导霸权立场。比如说,电视观众直接从电视新闻中获取所内含的意义,并根据用来将信息进行编码的参照符码来解码信息之时,我们可以说电视观众是在主导符码范围内进行操作。就是说,受众采取与编码者的“专业编码”完全相同的诠释架构。这就是最为理想的“完全明晰的传播”,前面图式中的“编码意义结构1”“解码意
13、义结构2”。这一种解码立场是从葛兰西“霸权理论”生发而来。这表明受众运作于占支配地位的符码之中,进而就运作于主导意识形态之中。霍尔称受众的这种解读方式为“PREFERREDREADING”(优势解读)。第二种解码立场:协商立场。持这种解码立场的受众可能大致采用已编制好的意义,但又会将讯息与某些具体的或当下的情境相结合,而由于这些情境反映了他的立场与兴趣,因此受众可能修正优势意义,透露出一种协商的特征。霍尔说,协商式解读中包含着相容因素与对抗因素的混合:它既对主导霸权的编码所“给”的意义保持相当程度的认同,同时又在一个更有限的、情境的层次上,保留自己的权力来使讯息中内含的意义适合于“局部条件”自
14、身的特定情况,适合于他本身所属团体的地位。通俗地说就是“部分同意,部分否定”。总之,观众与主导意识形态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商议过程。这时候,“编码意义结构1”与“解码意义结构2”不完全对等,也不完全相反。第三种解码立场:对抗立场(Oppositionalposition)。解码者很可能完全了解讯息是在什么情况下被编码的,也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含意义的曲折变化,但是却对此置之于不顾,自行找来另一个诠释架构,因此使得解码的结果与编码者所欲传达的意义完全背道而驰。对抗式解读导致的是编码者的传播意图被颠覆。莫利认为,对抗式解读并没有什么“错误之处”,反之,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将它当作是对于优势
15、解读的持续批评。也即,从对立的立场来读,是在力图推翻编码的主导意识形态,对抗式解读是一种意义抗争的力量。传播批判学者的这种观点是基于这样的前提,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电视节目常常是通过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观众的被动性来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手段,对此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在电视与社会一书中有所涉及。但是,就我们国家来讲,对于主导符码的对抗式解读纯然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的观点,恐怕并不见得恰当。正误判断,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另外,顺便指出,这种解码立场,与“符号游击队”。“符号游击队“的称呼是相对于作为“正规军”的大众传媒组织而言的。“游击队”与“正规军”表露的是权力对比关系。总之,当受众对抗式解读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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