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日报》的工人创作与“人民性”文艺观_郑思佳.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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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3年第2期1948年,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国家建设面临着“变农业国为工业国”的建设目标。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国家工业建设,亟需文艺发挥作用鼓舞士气。于是,文艺界在要求知识分子作家深入城市、扎根工厂、服务工人,接受无产阶级教育与洗礼的同时,积极从“人民”内部挖掘与打造“文艺新军”。于是,“工人”不仅成为了文艺表现的中心,同时在“普及与提高”的培育路径下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主体,真正实现了“人民”作为文化主体的“身份询唤”。本文以东北日报(1948-1954)为中心,重返鲜活的历史现场,探究工人创作和工人题材创作对“人民性”文艺观凝铸的逻辑、路径与意义,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解、完
2、善与发展“人民性”的当代内涵,进行不忘初心、不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文艺创作提供参考。一“人民性”文艺观的发展逻辑“人民性”是汲取了马列主义的理论资源,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文艺观念,其具体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时代思想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下自然转换。从“人的文学”到“大众文艺”“工农兵文艺”,再到“人民文艺”,这正是在从“人的解放”到“阶级的解放”“民族的解放”的历史逻辑转换下,“人民性”文艺观在创作实践中的具体呈现。“人的文学”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旨归,尽管以召唤“人”“人性”“人道主义”为核心的“人的文学”与“人民性”间存在相互抵牾的矛盾,但本质上却有着一脉相承的
3、思想基础。张福贵认为将“人的解放”置于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链条中加以把握,它指的是“人的解放全面实现的过程”,包含着“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乃至“人的发展”等“人的解放”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具体内涵。实际上,“人民文艺”正是“人的文学向前发展的一个部分、一个阶段”。“五四”前期,西方社会政治、文化强势入侵,非人道、非理性的传统礼教吞噬着“人”的天性,于是召唤一个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人格,且拥有与传统社会和西方势力对立冲突勇气的“现代个体”,成为“五四”文东北日报的工人创作与“人民性”文艺观郑思佳周珉佳摘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百废待兴之际,在工人阶级地位确立、新中国工业建设肇始之时,以工人主体的创
4、作实践应运而生,为新中国文学刻下了无可取代的“工人”印记。这一时期工人创作景观的繁盛,是文艺界贯彻新中国“人民文艺”思想的成功实践和打造“文艺新军”的有效范本。广大工人群体在“普及与提高”的培育路径下实现了作为人民主体的“身份询唤”。而工人真实朴素的创作经验也作为新中国文学一种新的审美范式,在文学传播中,促成了对“人民”的塑造和对“人民文艺”的反哺。关键词:工人创作;人民文艺;东北日报158DOI:10.19290/ki.51-1076/i.2023.02.040化界的普遍共识。正如罗岗所说“人的文学对应的是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文化上的印刷资本主义以及文学上的具有内在深度的个人主义”。“五四”落
5、潮后,国内外矛盾更加复杂,帝国主义势力愈演愈烈,英雄主义式的“个人”逐渐陷入“娜拉出走”后的迷茫。加之,资本主义经济的强势干预,一场反帝、反资、反压迫的革命浪潮悄然而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谈及文化建设时,强调中国社会当前的斗争,是“人民大众(各革命阶级)的新势力和帝国主义及封建阶级的旧势力之间的斗争”。因而,在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对抗中,“五四”以来以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为指向,着眼于“个人觉醒”的历史观和文艺观被重新审视。“阶级的解放”取代“人的解放”成为历史的正面力量,“人的文学”也在“大众化”的文艺实践中趋于边缘。1933年3月9日在左翼秘书处扩大会议关于“左翼”目前工作的决议中强调:
6、“左翼应当向着群众!应当努力的实行转变实行文艺大众化这目前最紧要的任务。”而对大众的认定,郭沫若认为大众应当是“无产大众,是全中国的工农大众”;郑伯奇认为应是“中国劳苦弟兄的最大多数”;茅盾则认为大众是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尽管“大众”内涵仍不明晰,但文艺大众化的发展方向得到了认定。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重塑了文艺与人民间的关系,开启了知识阶层向工人、农民等群众趋近的历史潮流,推动了文艺向人民生活的主动跳跃。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左翼知识分子遭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文化围剿,这些作家只能“麋集于上海一隅”,加之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仍带有“化大众”的启蒙姿态,因此他们的创作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内容上
7、都与人民的真实生活有着不可逾越的距离。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的生死存亡构成了文艺发展又一历史逻辑。尽管“延安文学的前期,就是左翼文艺的延续”,但随着城市逐渐被侵略者占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深入乡村,面对众多从未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民群众,文艺若想动员其投身革命斗争,就必须与在“大都市背景”中生长的“新文学”传统发生某种断裂,从而建构一种“从人民中来,一切为了人民”的“新的文艺”。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重新论及了文艺的“人民性”问题,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作了界定。讲话在规定了“人民大众”范围的基础上,重申了我们的文艺为人民,首先为工人,因为工
8、人是领导革命的阶级。I1同时要求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工农兵群体、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创造“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I2并进一步说明了文艺的民族性和党性问题。于是,在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的战地文艺的实践中,“人的文学”历经思想启蒙、经济翻身和民族救亡的历史锻造,也逐渐走向了真正的“人民文艺”的发展阶段。随着革命战争的逐步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指出,要“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I3。新中国建构现代工业的迫切需要,对“人民文艺”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1949年7月,周恩来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全国
9、第一次文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呼吁文艺“首先需要熟悉工人”。I4随后,全国大小期刊、报纸都刊载了大量关于服务工人的文章,1949年2月19日东北日报就刊登了张沛的文章工人人民文艺的重要主题,文章指出在战争还在进行,工业刚刚恢复的关键时期,“大量的表现工人”是“完全可能和必需的”。此外,还特殊强调了文艺工作者的另一重大任务,是“培养工人自己写作,在各种刊物报纸上,发表他们自己的作品”I5。随后,郭墟、沙英、杜印、马可等也先后在东北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培养工人写作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意义,他们认为“翻身的工农大众需要自己的文艺”I6,而他们的文艺作品“内容丰富而真实”,且“思想性政治性表现得十分尖锐,
10、十分明确”,I7因此要“特别重视群众自己的创作”I8,要“帮助工人把自然形态的豆芽菜提高一步”I9。于是,“工人”不仅成为文艺表现的中心,更在文艺工作东北日报的工人创作与“人民性”文艺观1592023年第2期者的帮助下,成长为文艺创作的主体,共同推进“人民文艺”为人民、为建设的历史目标的实现。二“普及与提高”下的工人作者培育讲话以来,“工农兵”逐渐被推向文化舞台的中心,然而当文化言说空间真正向工农兵群体敞开时,他们却普遍遭遇了“无法说”的困境。因长期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迫害,新中国成立前后东北地区民众的文化水平较低。根据1949年7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文教部的试点调查结果显示,全东北城市居民文盲、
11、半文盲比例高达78%,而作为工人主体的“青年和成年”居民的文盲、半文盲率也达47.32%和80.6%。20在这样的文化教育基础上,全面铺开培养工人作者的计划可谓是天方夜谭。因而,“普及与提高”就成为工人作者的培育路径。“普及与提高”是讲话针对文艺“脱离群众、关门提高”的情况提出的发展命题,指出“人民”始终是“普及”与“提高”的基点,强调文艺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而基于新中国前后东北人民的文化情况,“普及”仍是工人作者培育的前提。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东北地区就开展了一系列的文教活动,据王正解放以来的东北文化一文记录,自日寇投降的半年内东北就不断发展“代表人民”的文化,创办 东北日报安东日报等
12、报纸二十余种,东北青年 东北文学等杂志30余种,建立70余个地方剧团,成立20余个文学团体,“以最大的努力在广大的民主地区建立民主的文化”21。但因当时党的工作仍以革命为中心,面向工人群体有针对性的文化普及教育尚未完全展开。直至东北全境解放,工业建设陆续恢复,东北局作出了关于加强工人群众中政治文化教育工作的指示22,工人的文教活动在环境与组织的双重保障下才得以全面推进。而在“普及”命题下,工人的文化培育工作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文化扫盲。通过出黑板报、墙报、壁报,开办识字班、文化夜校等方式,不断降低职工的文盲率,使工农大众掌握文化科学,获得斗争与建设的武器。东北日报在1949年初就陆续刊登了工
13、人创作的墙报、壁报23作品选。1950年3月,东北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试行开展识字运动及业余补习教育的决定。截至7月,东北地区已有文化夜校和识字班三千八百七十四所,参加学习的工人有二十五万七千三百四十四人,约占全体文盲工人的百分之三十24,文化扫盲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二是培养工人的阶级觉悟。在解放初期,东北各地就举办了大量的短期政治训练班,以上大课的方式,进行了普遍的政治启蒙教育。经过基础的政治教育后,工人要求系统的政治学习,加之解放后作为领导阶级的工人群体需要广泛地参与国家建设,于是各类工人大学相继成立,不断充实工人参与国家建设的知识和技能,树立了其主人翁的观念。随着文教活动的“普及”,工人群
14、体的文化水平不断提升,逐渐摆脱了“无法说”的困境。然而,“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25。在文化培育中,工人不再满足于“接受”,开始渴望发展自己的文艺。而将工人“提高”的需求变为现实,最重要的就是工人文艺阵地的搭建。1948年以来,东北日报“文艺副刊”所刊文章除当时的文艺政策、评论、事件外,出现了大量工人个人或集体创作的作品,这得益于当时通讯员网络的建立。1948年12月12日东北日报发表了本报移沈出版的社论,指出了在大产业大工业相当集中,工人众多且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当下,建立工人通讯网,反映工人群众生活、生产和各种活动的必要性。次年2月25日在“新闻通讯”副刊,东北日报 正式公布聘请第
15、一批工人通讯员。截至 1949年10月,东北地区就建立了32个工人通讯组,289名通讯员,平均每月接收工人稿件500余篇。26为了加强与工人通讯员的联系,东北日报于1951年3月24日,又在沈阳市工业集中的铁西区建立了“工人通讯站”27,工人和工人通讯员写了稿件,可以直接交到通讯站;要写什么题目,也可以与通讯站的同志面谈商洽。工人作家王维洲便是通过文艺通讯员运动成长起来的,作为鞍钢中型轧钢厂的一名通讯员,他“时常揣着通知书、公函、文件,来往在科室和车间之间,来往在兄弟厂矿之间”。恢弘的工业建设场景和高涨的工人建设热情于他而160言,“充满了快乐和新鲜”28,于是他试图通过创作表达心中的喜悦,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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