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创新的路径...球跨学科对话与深度学科自主_时胜勋.pdf

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创新的路径选择学科机制反思、全球跨学科对话与深度学科自主时胜勋当代中国文论是一个总体性的称呼，是走向当代的中国文论之意，强调“当代性”的问题意识。从学科上说，它具体落实为文艺学二级学科（050101）。(1)自1949 年以来，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间，发生在文艺学学科内的学科反思和合法性危机的讨论进一步促进了当代中国文论学科的方法论转型。然而，学科反思并非一劳永逸，它要时刻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如今的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危机仍然存在，这因为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已经置身于全球化跨学科语境之中，并不只是本国的问题，它只能不断往前走。因此，从国内学科机制反思到全球跨学科对话的深度转型，迈向学科发展的“深水区”，深化学科自主，对于当代中国文论创新发展而言有积极的意义，对此本文做一尝试性考察。一、作为双刃剑的现代性：当代中国文论的学科机制的繁荣与缺憾自古以来的中国文论主要不是学科文论，而是思想文论和文化文论，体现着文论家关于文学的思想旨趣及其对文化精神的传承。他们主要在“思想”，而非“研究”。在历史上，文论的思想与文化机制是文论活力的体现，因此一代又一代诗学此起彼伏，先秦诸子诗学、汉代经学诗学、宋代禅宗诗学、明代心学诗学，均是如此。即便在现当代，思想文论也未消失，比如中国有左翼文论、实践美学等，西方有批判理论、文化研究等。它们都是在社会文化艺术大语境下的思想探讨。然而，当前的中国文论的学科机制却不断增强，而思想与文化机制却体现不足，学科生态处于失衡状态。海德格尔曾经担忧现代学术机制，“随着科学的制度化、事业化和机构化特征的扩展与巩固学者消失了。他被所谓的科学工作者探究者所接替；探究者忙于他五花八门的研究项目和课题他为了谋取一张聘书或委任状而与出版商接洽，后者如今完全左右他写什么或不写什么书。”(2)海氏强调诗思对话，这是学科所不能涵盖的。海氏的思路有启发意义，但难以阻挡现代性学科的滚滚大潮，海氏自身就著作等身。这一点在当代西方并没有实质改观，如伊格尔顿所言，取悦资本成为现代学术的基本选择，大学正在慢慢死亡。(3)西方文论家的激进思想就是反现代性学科的，但现代性学科固若磐石，如今亦愈演愈烈，不断滑向“学术资本主义”。(4)然而，尽管海德格尔、伊格尔顿反思了西方的现代学术体制，但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体制却也同样染上了这一弊端，对此就不得不加以注意了。学科机制的基本特征是现代性知识化教学、研究，专业分工日益细密，学术史积累日益丰厚，思想生产转变为知识生产。文论知识被单一化为科学知识。(5)在学科内部，文论家是专家、学者，在某一领域有专深的研究，操持一套精细、规范、严谨的学科话语，生活在特定的学术机构之中，职业化生存成为常态。(6)学科文论以创新知识为要务，以专深系统著称，这是学科的优势。学科组织了文论知识体系，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作为现代知识学现象，这些成果的取得都是现代化洗礼的结果。即便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姚永朴、黄侃的古代文论研究，虽号称国学，但无一例外都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只是早期还不太强烈。学科体制的本质不是学科，而是经费（待遇、投入等）。如今盛行的科研评价体系以英国的科研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简称 REF）为最，它又被称为“英国高校学术研究排名”，评分直接决定着某学科能否获得经费拨款及额度。然而，REF 对人文学科来说极为不利。(7)比如，在评估学科影响时，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得分甚低。而文学、历史、艺术、哲学等学科正是通过这些通俗易懂的书籍而非科研论著来扩大社会影响的。更糟糕的是，在科研为王的时代，学者们也不再愿意与大众分享有关的知识、理念。在大学，一切都围绕学科转，学科围绕经费转，对项目、名号的渴望日益强烈，而对社会思想文化的关注则不断退隐。就中国而言，学科文论发展潜力仍然巨大，寻找学科生长点，(8)但学科知识化、专业化、单一化无形中削弱了文论面向现实的能力。学者面对文本旁征博引，理论先行，材料跟进，但是一旦面对具体问题，往往语塞。因理论108此，今天文论学科在知识繁荣的同时，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非现实化”，忽视了文论是“从现实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9)对事实真相的探求，让位于文献资料与纯概念纯逻辑，非常规范精致，但缺乏思想和创见，中国文论在提出时代的重大性命题方面，仍然捉襟见肘，灵敏度不够。文论如果缺乏现实指向，它的创新就只能是文本化、符号化、知识化，而不可能介入现实，直面现实和心灵。这种学科为王，知识为王，缺乏现实感与思想性的文论倾向，越来越成为当代中国文论的顽疾。其实，文论形态除了学科文论外，还有其他形态，如政治型文论、思想型文论、文化型文论等，也同样不可或缺，它们构成了中国文论的知识生态。文论家们立场（政治场、思想场、文化场、学科场）不同，其著述发挥的社会文化作用也不同，不过它们有时又是相互交叉的，并非截然相分。这种多样性的文论形态及其存在方式与今天的跨学科趋向是不谋而合的。当代中国文论不能只满足于学科文论，还要吸收其他形态文论，形成跨学科文论的协同发展态势，增进文论活力。二、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反思的问题指向长期以来，当代中国文论只有一种学科，即哲学化的文论，它保持了中国文论在意识形态上的纯粹性和话语领导权，但也限制了中国文论的全面发展，导致方法论上的单一化与机械化。(10)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文艺学学科迎来转型，学界广泛引进西方现当代文论，反思反映论文论，推进美学、心理学、形式论等方面的文艺理论研究，实现了文艺学学科的第一次跨学科繁荣，而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市场经济转型，对文艺学学科的自觉反思就发生了。有两个案例值得分析，一是人文精神讨论，坚守文学的人文性；二是重新激发文学理论的诗性传统。前者已为学界周知，后者则以蒋济永代表，他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发文讨论“当代文艺理论的危机”问题，其主要观点是反思文艺学的科学性（知识学），而提倡一种“诗性的体悟”的文艺学。(11)这种人文性与诗性的价值诉求，都与后来偏重理论性本身的文艺学学科反思迥然不同，但也相映成趣，共同构成学科反思的话语景观。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以来，学术界普遍开展了对百年学术史的反思，对文艺学学科的反思大潮也逐渐拉开帷幕。进入 21 世纪，在“文艺学学科反思”这一主题下，各类文章不断刊出，对文艺学学科的合法性危机与可能性问题的讨论逐渐深入。围绕文艺学学科反思，从方向上说，大致有二：一是百年学术史反思，二是学科理路反思。前者主要对20 世纪中国文学学术研究特别是学术资源做了历史性回顾和梳理，后者则从学科理路进行反思，强调方法论。这两个方向在世纪之交有所交叉。从学术史角度而言，文艺学学科反思主要集中于对苏联文论体系、西方文论进行了系统的反思。前者主要集中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后者则集中于强制阐释。二者都纠缠多方面的问题，既要客观看到苏联文论和西方文论的重要作用，又要看到其问题，因而争论很热烈。从学科理路而言，文艺学学科反思是双线的，一是“泛文学化”倾向，学科反思前期较为突出；二是“再文学化”倾向，学科反思后期较为突出。“泛文学化”主要以文化研究为主。从学科形式上说，由于文化研究的兴起，导致文论出现了学科的泛化、边界扩大等现象，产生了极大的争议。近来的“再文学化”诉求重回对文学的关注，与 20 世纪 90 年代的人文性、诗性诉求有所呼应，但也有区别。后者的讨论偏重于纯文学，针对的市场化、理论化，而前者的讨论涉及本质主义、纯文学（韦勒克模式）霸权，其中“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最富有争议。(12)在文艺学反思后期，本体阐释模式将文论拉回文学本身，但文学的观念已经不再是单一化的了。从文化研究模式到本体阐释批评模式构成了当代中国文论研究由“外”而“内”的一次转向，这有效缓解了早期过于“泛文学化”的文论研究紧张格局。文艺学学科在方法论与本体论上的反思给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注入了活力，进一步深化了当代中国文论的问题域。文艺学学科的学术史反思在历史遗产与创新发展之间呈现矛盾关系，这是一个小型的“古今”之争，而文艺学学科理路反思则在文学与非文学之间呈现矛盾关系，这也是一个小型的“体用”之争。另外，这还涉及中国文论与外国文论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从属于“中西（外）”问题。如果进一步而言，还涉及马克思主义文论与非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问题。如何在“古今”“体用”“中西”“马与非马”之间寻找达恰当的平衡，当代中国文论界贡献了自己的集体智慧。这一总体的思路大概可以用“守正创新”“开放包容”“一体多元”等来概括，不断出现在中国文论家的笔下，但其具体的内容仍待进一步充实。回顾历史，当代中国文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了第一次跨学科繁荣，中国文论的知识得以大范围更新，这是一次知识重建的跨学科繁荣，但学科范式的基本盘（现代性）没有实质改变，只是有所调整，而在世纪之交的二三十年，由文艺学学科反思引发的“古今”“体用”“中西”“马与非马”之争形成了当代中国文论的第二次跨学科繁荣，方法论与本体论进入更高层次，对文学理论自身的认识（知识、理论、方法、价值等）也逐109渐深化。(13)在文艺学学科反思进程中，不但当代中国文论的方法论日趋辩证灵活，对本体论的重视也日益得到加强，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文艺学的学科话语权问题日益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文论界最为突出的重大时代命题。这必然导致了当代中国文论从国内学科机制反思到全球跨学科多元对话的转变，预示着第三次跨学科繁荣的可能性。然而，这既是一个契机，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很快就会遭遇一个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国际地位边缘化的难题。三、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国际地位边缘化之隐忧及契机上述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反思多是自我言说，放眼世界，当代中国文论的全球学科地位是令人担忧的。客观来说，受制于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当代中国文论实际上正处于全球学科边缘化地位，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担忧和讨论。1995 年，季羡林说：“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没有一本文艺理论著作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14)同年，香港学者黄维梁认为：“在当今的世界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中华的文评家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15)耐人寻味的是，季羡林、黄维梁所涉及的中国文论缺乏国际地位这一问题却与当代中国文论界另一场持续不断的争论发生着错位的联系，这一争论就是文论“失语症”。(16)这也是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反思的一部分，但已经溢出原有学科框架了。这一话题学界讨论甚多，此不赘述。失语论提出不久，进入 21 世纪，随着全球化思潮在文学研究界的开展，“文学理论国际化”的问题也随之提出。2001 年，王宁表明了中国文论国际化的重要策略全球化。(17)在这一点上，王岳川也有此意识，但他是将文论放置在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的语境中进行讨论。(18)后来他又明确提出要系统性地输出中国现当代文论家、美学家，扭转东西方学术的不平衡状态，改变中国人文学术的被动局面。此后，开始有学者较为明确地关注、讨论、研究中国文论的国际地位问题。(19)从其讨论的内容而言，中国文论国际地位的获得还主要是文化战略性的，尤其是文论翻译等成为最重要的途径。然而，从更深层次而言，虽然文论翻译输出对中国文论国际地位的获得非常重要，但又不止于翻译输出，其背后更多的学术性因素更值得审视，比如中国文论的入思模式、评价体系、原创性、对外交流、文论共识、世界文论史叙事等，都需要认真审理。这涉及知识话语与全球学术体制的关系问题。1994 年，在文论失语症讨论的前一年，美国 霍普金斯文学理论和批评指南第一版出版，里面破天荒地收入了中国理论与批评。撰写者为著名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胡志德（Theodore Huters），似乎国内对此并不在意。2005 年，第二版修订时，20 世纪中国文论的撰写者改为北京大学英语系周小仪、香港大学英文学院童庆生，其视角开始从汉学家转向为本土英语系学者，内容也有所扩充。不过，总体情况仍然没什么实质改观。到了 2010 年，西方文论界居于重要地位的 诺顿理论与批评选 第二版收录了中国文论家、美学家李泽厚的文章，于是李泽厚成为第一个进入西方文论知识体系的中国文论（美学）学者，令中国文论界感到振奋。这一事件也再次激发了大家对中国文论国际地位的兴趣。李泽厚的入选有多重原因，一方面，李泽厚在 20 世纪中国文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并且在海外的影响也是基于学术层面，他的 美的历程 华夏美学 美学四讲 均有外文译本；另一方面，也是顾明栋鼎力推荐的结果。当然，李泽厚的学术影响并不意味着李泽厚的学术成就就是中国文论界最高的，而只是就跨文化传播而言，李泽厚是传播至西方最广泛的一位。中国文论在世界上缺乏声音的突出原因有二：一是文化翻译，二是知识范式。如顾明栋所言，“中国文论的现状是，只有很少一部分已被译成英文”，选择中国现代文论而不选择中国古代文论，仍然表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不彻底性。(20)在西方人看来，中国古代文论太民族、太传统，它根本不可能原封不动地进入（西方）现代文论体系当中。这一点着实让中国文论界扫兴，即便我们的中国传统文论再翻译数百部，注释再详细，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论在世界文论（一定意义上是西方文论）中的他者化状态。它至多在西方学术界的边缘汉学界有影响而已。就范式而言，像 诺顿理论与批评选 本身就是文化研究范式的一个体现，研究的内容广泛涉及全球化、体制性、政治经济学、生命政治、通俗文化、文体、生态、身份、媒体、情感、文学比较、修辞、数字人文、电影，等等。上述内容，中国文论自身可以参与，但也并非完全适合这一模式，毕竟中国文论有自己的研究意向与节奏。21 世纪以来，文论界的热点问题诸如生态、网络、媒介、身体、文化研究、生命政治、人工智能等，也多源自西方。中国文论界不仅要赶上这些，更在于能否提出一种立足中国的并导向世界性的范式意义上的新问题、新方法、新领域，仍1102022.12然是重中之重。这考验着中国文论界的思想智慧。从五四到今天，中国文论（广义文学艺术文化研究）国际地位问题不仅百年前有，当下尤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已经被深入地研究了。西方文论一方独大的状态已经被视为常态或被内在化，中国文论界的眼中根本没有中国文论的华丽身影。迄今为止，中国文论国际地位问题的批判式研究数量偏少，研究的深度和规模上都有不足，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西方一元论”“中西二元论”。前者认为西方是文论的源头和最高标准，一切文论都需走向西方文论。后者就是中西文论各说各话。“西方一元论”整体性有余，多元性不足，尽管它也在变得更加多元，而“中西二元论”则多元性有余整体性不足，甚至有对立性的倾向。从更为理想的状态来说，中国文论的国际地位不是靠西方文论来评判的，也不是靠中国文论来评判的，它需要一个更为客观、全面、前沿的世界性、全球性文论来评判。当代中国文论应该在这方面有所自觉，契机之一就是积极拓展当代中国文论的全球视域。四、全球文论学科的多元化格局与特色学科是大学知识教学与研究的组织形式，学科（专业）是分类的。但是，中国的学科分类与世界文论学科体系并不一样，这导致中国文论学科体系处于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矛盾之中。这里有必要考察全球视野中的文论学科体系，以利于当代中国文论界形成较为全面的学科意识。在国际通行的学科评价体系（比如 QS、US news）中，文学属于广义的艺术与人文（Arts and Humanities），后者包括很多分支，比如考古学、经典与古代史、英语语言文学、历史语言学、现代语言等。其中，与中国文学有关系的主要是现代语言（modern languages）。在牛津大学的本科专业中，现代语言主要指欧洲非英语语言，比如德语、法语、葡萄牙语等。在非英语的国家，这样的设置比较普遍，也是本国文学理论的主要存身之地。比如巴黎高师文学与语言系（综合多种现代语言）的硕士专业“文学：理论、历史”，就有“文学理论、修辞学、诗学”（Thorie littraire，rhtorique，potique）专题课程。慕尼黑大学语言学与文学院也是类似设置，第一系以德语为主，不过并没有特别集中的文学理论专业，只有比较宽泛的总体与比较文学（Allgemeinen und Vergleichenden Literaturwissenschaft）硕士专业，但有文学与文化理论（Literatur-und Kulturtheorie）的讲座、讨论、专题等课程。在英语国家，比如牛津大学，现代语言除了作为独立的专业外，又与经典、英语、历史、哲学、语言学等组合，构成经典与现代语言、英语与现代语言、历史与现代语言、哲学与现代语言、现代语言与语言学这样的专业课程。在西方，英语言文学多是独立的，这是因为英语在西方强势地位的体现，其他非英语的文学（语言）研究则称之为现代语言及其相关交叉学科，比如巴黎高师的文学与语言系则全部打通。因此，非英语的中国语言文学也往往被纳入西方的学科评价体系，并在世界学科评价体系中有所反映，比如北京大学的现代语言在世界排名第 12（2022 年数据）。现代语言是中国学科在世界学科体系中最靠前，具有民族优势。不过，相比英语言文学，其他非英语言文学（现代语言）都处于弱势地位，这是学科体系的基本历史处境。进一步而言，包括文学理论在内的中文研究在西方主要体现在东方学（东亚）研究中，(21)但是，中国文论不能满足于东方学研究（汉学）范围，东方学研究这一模式本来就是西方中心论的，中国文论至多只是古代或前现代东方（中国、日本、印度）文论的一部分，它始终只能以古代东方为主，只是最近才开始关注现当代中国研究，比如牛津大学东方研究学院就有传统中国研究、当代中国研究、现代中国研究硕士课程，再如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EALC）有研究生课程 Keywords in Chinese Literary and Cultural Criticism:Nongcun，Nongmin，Xiangtu（Paola Ioven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有 Reading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文化史与语言学院开设全中文本科生课程 Reading Chinese Literature:Theory and Criticism。同时，有些从事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研究的学者未必就将其研究直接转化为课程，比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保拉瓦尔萨诺（Paula Varsano）就没有单独开设专门的中国古代文论的课程，这种现象也比较普遍。这说明学科体系比学术体系更窄。学术研究可以五花八门，但学科（课程）体系建设则相对集中。从规模上来说，东方研究中的中国学就其规模和高度而言都远远低于中国同类学科，比如哈佛大学东亚文明系中涉及中国的是语言、文学、艺术、历史等，几乎没有专门的文论学者，耶鲁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的中文本科课程，主要教授的是语言类课程，几乎没有中国文论的内容，其他如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很少。这种现象应该是西方汉学界较为普遍的现象，比如德国慕尼黑大学文化研究学院有汉学（Sinologie）双学位课程，但没有集中的文学理论内容。可以说，在以古代和西方中心论为主导的东方学（东亚）研究谱系中，中国文论不可能占据核心地位。111理论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创新的路径选择除了现代语言，比较文学是全球最为前沿的文学学科之一，(22)有较突出的西方（欧洲、英语）中心论倾向，近年来也是一路朝跨学科、文化研究方向发展，(23)未必适合中国文论容身。比如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系）就没有中国文论，通论性的文学理论不多，大多是主题性较强的课程，比如的 Narrative Negotiations:How do Readers and Writers Decide（Homi Bhabha）、Politics of Aesthetics:New Materialisms and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Verena Andermatt Conley）、Questions of Theory（Nicole Suetterlin，Doris Sommer）。再如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的四个博士课程分别是比较文学学位、古典学联合学位、电影与媒体研究学位与文艺复兴研究学位。不过，像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则有 Literary Theory on the Edge、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eory，属于文学理论前沿课程，此外，康奈尔大学比较文学系也有与广义文学理论相关的研究，比如政治与美学、跨区域与后殖民研究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系从事批判理论研究的学者也不少，其中最著名的是朱迪斯巴特勒。尽管在国外，文论多存身于比较文学，这对中国文论而言却并不合适。一方面，双方在人才培养上很难对接，因为文艺学和比较文学在中国是两个平行的二级学科；另一方面，双方在内容上也很难对接，西方的比较文学日益文化研究化，而国内文艺学中文化研究只是一个方向，并未占据主流。与中文系的中国文论学科处于平级的学科是英语言文学系的文学理论学科。实际上，中国文论也自觉与西方英语文学理论同行对话。比如著名文论家伊格尔顿、米勒，前者在兰卡斯特大学英语文学与创意写作系，后者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按学科归属应该对应于中国大学的英语系，这种中文系学者与英语系（或比较文学系）学者的对话就不是同一学科层面的对话，而属于跨语际、跨学科（中文、英文）对话，因为西方形成了成熟的英语言文学学科与现代语言学科的划分模式。前者文论比重较大，英语系是文学理论批评的大本营，比如哈佛大学英语系涉及文学理论的有 12 位学者，重量级学者有新历史主义理论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该系有专门的批评与理论类课程，比如 Literary Forms、Literary Methods 等公共课，霍米巴巴还开设了本科研讨课 Theory Matters:Problem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y，整体实力雄厚。斯坦福大学英语系从事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Literary Criticism/Theory）的学者有 20 多位，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英语系从事文学理论（literary theory）研究的学者有 15 位，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从事文学理论领域研究的学者目前有 13位，但他们的研究领域也是不限于文学理论的，文学理论只是他们学术领域的一部分，几乎没有一位学者是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理论的，而且各种宽泛的文学理论研究更多（比如性别理论、后殖民主义等）。此外，像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文学与科学学院英语系还有Literature and Cultural Theory等专业，其他还有修辞学、创意写作、电影研究等，与西方传统的英语文学史划分的研究模式不同，折射了英语言文学学科自身的文化研究范式转型。能够直接与西方英语系对话的主要是国内英语系学者或者中文系中从事比较文学、西方文论研究的学者，而专门从事古代中国文论研究以及以母语为基础的文论研究主要对话对象并不是英语系，而是东亚系（汉学、中国研究）。这导致了当代中国文论自身学科的分散化。当代中国文论学科显然不能和英语言文学对接，只能是借由现代语言（非英语，即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形成自己的话语权，但又受制于西方中心主义、英语中心主义。除了现代语言、东方学、比较文学、英语言文学，西方各大学的文学理论研究还有被设置在哲学系的，或设置有专门的文学理论系（一般规模较小），研究内容也并非大而全，而是强化特色。哲学系的设置主要是批判理论，即 20 世纪以来的广泛触及哲学、传播学、宗教学、英语、经济学、新兴数字实践、性别与女性研究等的理论，不限于文学理论，比如丹佛大学哲学系的批判理论专业，划分为 19 世纪批判理论、20 世纪批判理论、批判理论的当代主题三大板块。文学理论系也是有的，而且经常与比较文学放在一起，像斯洛文尼亚规模最大的大学卢布尔雅那大学艺术学院就有一个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系，是斯洛文尼亚所有大学中比较独特的。贝尔格莱德大学语言学院也有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系。南非大学（UNISA）艺术学院有荷兰语与文学理论系（2004 年两系合并），并提供创意写作艺术学士课程，与文学实践联系密切。更突出的是，国外大学还有专门的文学理论系，像俄罗斯的莫斯科国立大学有专门的文学理论系（），该系于 1960 年设立，专门教授文学理论课程。著有（国内翻译为 文学学导论）的瓦叶哈利泽夫（.）就长期执教于此。莫斯科大学的文学理论系可谓全球专门集中的文学理论系科，尽管当前的教师人数也只有 9 位，其中 5 位教授，从规模上约等同于中国综合性大学中文系的文艺理论教研室，但其研究内容又不限于纯粹的文学理论，而是与俄罗斯文学有密切的联系。非但如此，莫斯科1122022.12国立大学语言学院还有文学通论系（），即话语与传播研究系（），这是全球独一门的。这或许与俄罗斯特有的文学理论积淀以及巴赫金开创的话语研究有一定的关系。保加利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也有专门的文学理论系，从事文学基本问题的理论研究，与文学史、文学批评关系较远。此外，也不排除有些名校就没有文学理论这样的课程，而是较宽泛的设置。比如日本东京大学艺术与科学学院初级部开设有文学文化理论，高级部开设有文本、文化和理论研究，偏综合化，此外，东大研究生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文学部还设有美学艺术学、现代文艺论专业，与文学理论关系最为密切，偏原理性或西方性，与中国文论相关的则是中国文学专业。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西方的文学理论普遍具有很强的超学科性、跨学科性，独立的文学理论并非本科、研究生课程（专业、方向），而总是表现出学科融合的特征，这一点是中国文论应该借鉴的。比如牛津大学的比较文学硕士就设置在跨学科课程（Humanities Interdisciplinary Courses）中。斯坦福大学的创意写作、人文硕士（Master of Liberal Arts）、现代思想与文学都是跨学科课程（program）。由于中国文论与经典、历史、哲学、文学融合不够，交叉性不强，这也使得中国的文学理论视野与知识格局偏窄，只是就文学理论谈文学理论，艺术、哲学、美学、视觉文化、批判理论等很少触及，甚至一谈论非文学理论的话题就会被批评为一种“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因而争议不断。这窄化了文学理论，不仅不利于对古代文论（基于“大文学”“杂文学”观念）的理解，也不利于对当代文论（基于“泛文学”“后文学”观念）的理解。即便在与国内文论学科比较接近的港澳台地区高校，文论学科也并非单一、孤立，往往与文学史、文学批评，甚至文化、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有文学概论、文心雕龙、古代文学批评、现代文学批评、中国诗学等本科课程，比较强调批评。澳门大学中文系的本科研究生课程注重与中国文学相关的文学理论，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较少。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的主要教学科研工作并非止于文学、语言，还包括经学、小学、诸子、文献学等，国学意味非常浓厚，本科专业必修课里有 文心雕龙 诗品 等中国文学批评史经典。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Department of Chinese）是大文学系，包括文学、哲学、经史、语言文字、语文教学五个本科专业，其中文论主要在文学组，开设 文心雕龙、文学概论、文学批评、文艺美学、文章风格学等课程，重视美学和批评，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国文学组本科课程中涉及文论的课程就有文学概论、文学研究法、中国诗学、专书选读 文心雕龙、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等，文艺创作组本科课程中涉及文论的课程有文学概论、文艺美学、文学批评，一组重视理论，一组重视实践，课程体系富有特色。港澳台地区高校中文系的文论多偏重中国，与文学文化思想关系密切，很少有西方文论的课程设置，此类课程多设置在外文系，这对内地的中国文论学科也不无启示。五、在全球跨学科对话中走向深度学科自主根据上面挂一漏万的描述，全球文论学科是多样的，富有特色的，本着借鉴学习的态度，在正视当代中国文论的成绩与不足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全球跨学科对话（而非对接、接轨），开拓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发展的新路径。当代中国文论是全球最为完备的学科体系，文艺学包含文学基本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西方文论、美学、马克思主义文论等，在全球或许只有我们达到这样完备的地步，几乎任何一所大学的文艺学都是如此。在知识、方法上，当代中国文论也并不逊色于全球同行，讨论的话题也与西方接近，性别、身体、生态、媒介、人工智能等，俨然已国际化，然而问题在于当代中国文论缺乏具有标志性的思想大家、重要文论经典、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一流教材。我们很少贡献韦勒克、福柯、德里达、萨义德、伊格尔顿式的文论家，反而研究他们的人很多。面向过去，西方多讨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常谈常新，而我们却只能就文学而谈文学，谈刘勰、严羽等，而老子、庄子、孔子、孟子、韩愈、朱熹、王阳明等这些古代文论的思想轴心却少有触及。我们有很强的马克思主义优势，但在国际同行中，我们的影响反而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难道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乏善可陈吗？当代中国文论教材更新换代，但国际流行的教材几乎没有，反倒国外教材在国内相当流行，本国的文论教材编写的知识性过强，而思想性不足，特色不明显，系列性、体系性更是差了一截。就学科格局而言，当代中国文论各学科是各自为政为多，贯通性较少，甚至有学科壁垒，你研究你的，我研究我的。从现实性而言，对当前文学的观察、捕捉不够，与当代文学实践（创意写作、非虚构等）与研究结合不够，社会关切与思想牵引疲弱。理论看似繁荣，但主要是文论史或者他者文论，新文论与自我文论的思考不足。显然，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建设有优势，也有劣势，问题在于扬长避短，迎难而上。上述问题所指向的就是113理论当代中国文论学科创新的路径选择当代中国文论学科要走向深度学科自主。结合全球跨学科对话的理论现实，或许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考虑：其一，当代中国文论学科的知识拓展，既要注重基础学科，也要注重新生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基础学科就是对文学基本问题的关注，比如语言、符号、叙事、情感、元文学、元文论（文学理论学）、文论史、比较诗学等，这一关注主要是知识基础。基础研究不是炒冷饭，而是从新的角度、方法（比如关键词、思想史、文化史等）对中国文论史进行批判性研究。同时，应注重新生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保持文论对文学、现实问题的关注，积极发挥文论作为人文学科的社会作用。在全球文论对话中，中国文论不应只看到文论自身，而应看到上位的中国文学、语言文学、哲学、（艺术）人文学，从而发挥文论自身的学科影响力，文论天然就是跨学科的。当代中国文论大多数着眼于文化研究（社会学与政治学），至于哲学、伦理学、情感研究、艺术、媒介、视觉文化、文明史等，则关注不够。其实，文学只是文学理论的对象，而方法则可以多元。任何一种方法都可能打开文学的新世界。其二，当代中国文论学科的内涵深化，不追求大而全，而是要有特色。这个特色可以是某一大学的，也可以是某一文论家的。今天的中国大学的文论学科都是固定的，基本面雷同，创新性、特色不足。中国文论一方面可以强调学科知识的优势，另一方面可以强化地域优势、专题优势，比如海派文论、少数民族语言文论、女性文论、跨界文论、生态学文论、伦理学文论、人工智能文论等，强化问题意识。这样的发展会使得文论的流派化趋势明显，有效地避免过于同质化的学科状态，也能激发学者的研究个性。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文论。这本是当代中国文论的优势，有着国际影响力的李泽厚也归属于广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论。那么，中国文论不应该提出区别于传统的、西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吗？这主要不是口号上，而是在问题上、主题上的知识学开掘，真正把握历史，强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开放性、时代性、中国性特征。其三，当代中国文论学科的范型构建，这是内涵深化的必然趋向。中国文论应该考虑自己的知识范型，什么是当代中国文论自身独有的学科范式？像比较文学中法国学派、美国学派这样的案例，可以给我们思考。在这方面也有理论界进行探索，比如阐释学的“中国学派”等。(24)在我看来，范式必须是统领全局的，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学科激发性，不能简单做加法，而应是做乘法。就中国文论学科而言，它是否需要划分传统（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中国现当代文论），如果划分，是否需要考虑纳入古典学（Classic）与现代学（Modern languages）两大范畴？这正是以牛津大学等为代表的西方学科体系。目前北京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就朝现代学和古典学探索。无论有怎样的探索，以下问题是难以绕开的，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论是断裂的还是连续的？现当代中国文论是否自成体系？能够在全球文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当代中国文论学科还有怎样的社会、文化、思想意义？这样的问题是最富有潜力的，当然一时不会有答案，需要当代中国文论界去思考去充实。最后，学科建设不只是纯粹知识的，更要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互动，强化社会性、文化性和思想性，这是学科现实性诉求与价值实践的必然要求。今天的学科体系主要是培养学生，一流的学科应该致力于培养教育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才俊，这是学科建设的最终目的，大体涉及文学创作、文学教育、文学思想三个方面。在文学创作（创意与创造力）上，国内大学的中文系长期以来不涉及文学创作教育，而实际上今天的创意文学需求量大，在西方，创意写作已经全面开花，比如全球名校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等早就有创意写作的专业及课程，有效推进了西方文化创意产业（新闻、电影、综艺等）的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基于文学创作的新型文学理论、批评。文学与批评、理论的对话也日益深入。对此，中国高校中文系是否要跟进？跟进之后又将采取何种方案？如何避免过于市场化与技术性的弊端？这是需要思考的。在文学教育（语文教育、美育与人文教育）上，全球文论学科都比较重视这一点，这是民族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方面，富含深厚的文化积淀与精神意蕴。大学生通过文学学习不仅能促进学生养成文学素养，也养成综合性文学能力（语言、审美、人文）。在这方面，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化理论、文艺美学、文学史不可或缺，它们是广义的文学学、人文学。文论不要画地为牢，只盯着文学理论自身，而要将整个中国文学、（艺术）人文学学科视为自己的目标指向，总体上为中国文学、人文学教育诊脉，促进受众提升母语审美能力，增进民族自豪感，树立文化自信。在文学思想（反思性与批判性）上，强化文学的思想牵引力。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思想的意蕴化呈现，给人以精神启迪，比如曹雪芹、鲁迅、卡夫卡等人的作品。通过对文学的关注与讨论，文论与批评也能引发对相关思想文化问题的关注，比如美学热、先锋派、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等。文论不能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应激发反思性、批判性的思想。不仅反思他者，也自我1142022.12反思，不仅反思社会，也反思学科自身，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一个良性发展的文论共同体应该富有生机和活力，在思想文化（价值观、身份认同、思潮论争、话语权等）重大问题上，敢于发出独特的声音。在全球跨学科对话语境中，当代中国文论不仅需要有现代语言（非英语）、古典学、东方学（汉学、中国研究）、比较文学、英语言文学、哲学（美学、艺术哲学）等多元视野，打破文论中心以及西方文论中心、中国文论中心的固有格局，还要形成当代中国文论的深度学科自主，在知识拓展、内涵深化、范型构建、价值实践诸方面发力，四者的难度与挑战性是逐渐强化的。知识拓展是“外”，是博观约取，而内涵深化就是“内”，厚积薄发，特色发展，并指向具有历史性的范型构建（“型”），是中国文论的 CPU，而范型构建又激发着文论的价值实践（“实”），这是文论学科的源头与目标。没有价值实践指向的学科建设是没有意义的，而学科价值实践不是孤立抽象的，而是在知识拓展（“外”）、内涵深化（“内”）、范型构建（“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文论以无形之力孕育着不可或缺的文化、思想、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