巢湖民歌社会记忆建构机制初...—以“口述档案”形式为中心_罗蓉.pdf

Vol.44 No.1Feb.2023大连大学学报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JOURNAL OF DALIAN UNIVERSITY第44卷 第1期2023 年 2 月巢湖民歌社会记忆建构机制初探以“口述档案”形式为中心罗 蓉（巢湖学院 档案馆，安徽 合肥 238000）摘 要：民歌是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共同建构的产物；巢湖民歌鲜明的地域特征与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保存与传承社会记忆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2006 年，巢湖民歌入选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如何对巢湖民歌进行系统性的挖掘、整理是摆在学界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口述档案在展现鲜活的个体记忆方面有着巨大优势，是个体记忆转化为社会记忆的重要途径之一。以口述档案的形式记录巢湖民歌可较好地实现对巢湖民歌的保护与传承，有助于实现巢湖民歌社会记忆的建构，可以为巢湖地区社会文化发展与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元素和助力。关键词：口述档案；巢湖民歌；地域文化；社会记忆 中图分类号：J6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23）01-0037-06收稿日期：2022-09-23基金项目：2019 年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口述档案与巢湖民歌保护传承研究”（2019CX059）。作者简介：罗蓉（1979-），女，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档案基础理论研究。一、引言巢湖民歌“是在环巢湖周边区域独特的语言体系下形成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1。巢湖民歌历史悠久，是宋代以来环巢湖周边区域劳动人民记录生活,歌颂生活的传统方式，因其创作与演唱“望风采柳”的即兴特点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民俗民歌文化的代表之一。巢湖民歌厚植于乡土，具有浓郁的乡土文化韵味和鲜明的地域文化内涵，作为民间音乐发展的活标本之一，巢湖民歌独特的美学价值与深厚的文化价值一直为人称道。新中国成立以后，巢湖民歌，无论是题材内容、表演方式还是文化影响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巢湖民歌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传统巢湖民歌展现的内容场景很多已不复存在，其反映的价值观念亦有与时代脱节之处。尽管如此，巢湖民歌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记忆，其保存与传承地域文化的重要意义依然不可忽视。口述档案是 20 世纪末在口述史研究领域以及档案学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相对于口述史料的文字史料特征，口述档案“通常表现为录音磁带或对录音的逐字记录两种形式”2。口述档案记录声音并主要表现为声音记录，这一特点非常适合用于整理记录在发音、调式、句式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的巢湖民歌。而口述档案在形成社会记忆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有助于巢湖民歌以适应时代的方式继续传承下去。基于个人经历、个人感受的个体记忆的表现形式。而民歌的集体性特征，又反映了民歌在横向的传播与纵向的传承过程中的社会性特点。民歌始于个人创作与演唱，在传播与传承过程中完成了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双向转化。“无论是个体记忆还是社会记忆，都存在两种记忆形式：有意识的、自觉的记忆和无意识的、自发的记忆。与此相关联，人类记忆的传承也存在有意识的传承和无意识的传承”3。从传承方式来看，民歌是一种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结合，是有意识传承与无意识传承的交融。尽管以“望风采柳”的即兴演唱为主要创作方式的巢湖民歌在内容上似乎更倾向于对个体记忆的“复刻”，但是，个体记忆的产生离大连大学学报38第44卷不开一定的外在社会语境，一方面，个体记忆是个体自我意识的产物，是个体自我认同的方式；另一方面，个体记忆又必然带有个体记忆所处社会的烙印，是个体所处的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意识形态在个体身上的反映。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说，社会生活与社会意识是一个社会全部个体的生活与意识的总和。但是，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个体对社会的认知不可能是对社会所包含的全部个体生活与意识的认知，个体对社会的认知只能通过共同观念、共同经历以及共同叙事的建构来完成。在个体对社会的认知过程中，共同观念、共同经历以及共同叙事“这些话语体系勾勒出一定的界限并明确相关的原则以区分（社会）内外。要想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就要参与到群体的历史中，而群体的历史往往超越个体的生命长度。因此，个体要想参与到群体过去的视域当中，就意味着要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个体不能回忆这些知识，而只能去记忆”4。因此，个体记忆不仅仅是社会记忆的一部分，也是社会记忆建构的产物。“个体不仅在社会环境中获得记忆，而且有赖群体的框架来唤回和重构记忆”5。以巢湖民歌为例，传统巢湖民歌中包含大量的“仪式歌”，如婚礼歌、祝寿歌、新年歌等。这些歌曲是巢湖当地民俗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民众在拜年时要演唱新年大节府上来；在婚礼上要演唱撒帐。这些歌曲的内容大多带有鲜明的时代与社会印记，在婚礼专司撒帐的人要一边将带有美好寓意的花生、大枣等撒到新人的帐内一边演唱 撒帐，歌曲的唱词包括“董永行孝遇仙女”“要把忍字心头挂”“各个孩子栋梁材”等，这些唱词反映了巢湖民间地区对于孝顺、和睦、注重教育等价值观念的推崇。除了乡土特色文化塑造着巢湖民歌的内容特征之外，从演唱上来看，巢湖民歌也带有巢湖当地方言，即江淮官话巢湖片的鲜明语言特点。巢湖方言的声调主要表现为，阴平字为低降调，阳平字为中升调，上声字为曲折调，去声字为高降调，入声字为短高调。有学者对于巢湖民歌的曲调与巢湖方言的字调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巢湖民歌在曲调与字调走向一致的时候，往往用来表现一种欢快的情绪。而曲调与字调走向相反时，则可以用来表现相对负面的情绪。如反映新船下水船家欢快心情的巢湖民歌“新打小船亮光光”中，“亮光光三字旋律为 5332161216，曲调几乎成直线下降趋势，字调调值走向也表现为下降巢湖小调正月初一是新年中，兄妹相交拜什么年，茶水不周全一句的不周全表达的是不满的情绪，不周全三字的调值分别为去声（53）、阴平（31）、阳平（35），调值走向为高降低降中升，而曲调走向是先升后降，将这种失望消极的语气表达了出来”6。通过字调、曲调的和谐与冲突来表现歌曲蕴含的情感，这种方式并非巢湖民歌所独有，但是，使用巢湖方言演唱的巢湖民歌只有通过与巢湖方言字调的和谐与冲突才能向同样使用巢湖方言的听众准确地表达情绪，脱离巢湖方言的语境，这种表达方式的效果就会受到影响，因此，巢湖方言之于巢湖民歌的重要性也就凸显了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巢湖方言的地域性特征也就表征为巢湖民歌的地域性特征。“一个地域生活文化的整体中包含诸多民俗事象，形成一个文化体系。节日、信仰、仪式、口传故事等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农民当中根深蒂固，作为高度存储民间记忆的载体，在当地民间活态传承，将其历史记录所固化下来的记忆与行为承袭传递，存续于乡民之中”7。巢湖民歌传承人李家莲在谈到她个人习学巢湖民歌的时候说，“我也没有跟谁学过（巢湖民歌），就是小的时候看村里老人们唱跟着哼，现在就会唱了”8。正是在巢湖地区民间习俗，当地方言等社会记忆的潜移默化之下，巢湖民歌传承人才在有意识地传承与无意识地传承共同作用下，完成了对巢湖民歌从社会记忆到个体记忆的转化。二、巢湖民歌口述档案对个体记忆的转化历史是对已发生过的事实的记录与研究，处在事实发生过程中的个体不会产生历史意识，也不可能在行为发生过程中自主地通过个体行为来建构社会行为。因此，社会记忆的形成总是滞后于个体记忆，也总是以个体记忆的形成为起点，表现为对多个个体记忆的记录、整理及建构。如前所述，个体记忆既是个体主观意识对事实的认知，同时也是社39第1期会记忆对个体意识的建构。“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中，关于过去的记忆以一种事实状态被呈现，并为个体的当下活动提供意义。这一事实状态并不代表过去是固定不变的，恰恰相反，关于过去的记忆是高度动态的，是个体依据社会给定的条件对过去的一种叙事性建构，并将建构后的故事分享给他人或社群”9。对于个体记忆的记录分享是将个体记忆从个体潜在记忆转化为显在记忆的过程。也只有在完成对个体记忆的记录分享，使个体记忆得以显现外化之后，个体记忆才具备转化为社会记忆的前提。如何记录分享个体记忆，是口述史学与档案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口述史学研究者以及档案学研究者大多认为，“传统意义上的档案（主要指文字档案）多是从机构角度记载的历史，这种历史主要是大的框架描述，并不是从人的角度记载的历史，因此缺乏人的气息”1027-28。个人感受，经历以及观点是个体记忆的基础，也是历史叙事的基础。个体记忆在真实性与个体性方面的优势是历史文献（机构角度记载的历史）所不具备的。除此之外，主要反映个体记忆的口述资料“具有明显的叙述性，也正是由于叙述性反映了口述历史的生动性，从而使更多的人有兴趣来阅读和倾听口述历史”11。从这个角度来说，口述资料的叙述性与生动性特点也更利于社会记忆地再传播。因此，口述资料凭借其真实性、个体性、叙述性以及生动性的特点逐渐取代历史文献成为口述史学与档案学领域最主要的记录方式。随着记录分享技术的不断发展，口述资料经历了从口述调查报告（受访者口述，调查者笔录）到口述档案的质的飞跃。新的声音记录工具与保存介质的更新换代，使得口述档案在记录分享个体记忆，实现个体记忆向社会记忆转化方面的优势日益凸显。口述档案“是研究者与研究机构（或组织）对口述者进行采访，并通过某种媒介记录其内容，整理得出的以备后人借鉴采纳的系统性信息”12。口述档案是对个体记忆的整理记录，是将个体记忆转制为社会记忆的重要途径。“口述档案是个体对所经历的或所目睹的历史事件进行回忆叙述的结果。口述者通过回忆叙述来呈现个体记忆，并为构建社会记忆提供来源和支撑”1029-30。口述档案对于巢湖民歌的记录方式不仅仅是对巢湖民歌演唱的记录，也包含着对巢湖民歌演唱者个人的采访。受访口述者通过对具体的某一首或某一类型的巢湖民歌的创作方式、创作环境、表演形式、传承途径的叙事来形成个体记忆。采访者记录下来的受访者的演唱表演与采访记录通过保存在包括档案馆与图书馆在内的社会机构，向不特定社会公众提供重现采访者个体记忆的服务，来实现受访者个体记忆向社会记忆的转化。如前所述，巢湖民歌是巢湖区域社会记忆与个体记忆共同建构的产物。与“地方志”等历史文献记录相比，尽管巢湖民歌作为一种口述资料具有真实性、个体性、叙述性与生动性的特点，但是，在对于巢湖民歌开展大规模记录整理之前，巢湖民歌无论是创作还是传唱都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个人行为而非社会行为，相对有意识地反映社会记忆的文献记录，巢湖民歌对于社会记忆的反映更多的是无意识的，是碎片化的。在同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受访口述者也会受自身条件、各人经历不同的影响，其访谈内容也只能反映社会记忆在个体身上的细微映射。因此，口述者对于巢湖民歌的记忆大多是不全面不完整的。例如，笔者曾采访的一位巢湖民歌的歌者只能记得歪歪号子的部分歌词，对于这首民歌的曲调、流传地域、创作背景等相关情况的描述较为模糊凌乱。这种情况在笔者调查研究巢湖民歌的过程中是比较常见的。如果简单地将受访者的口述录音视为口述档案的全部内容而不加以鉴定整理，那么通过口述档案实现个体记忆向社会记忆的转化是比较困难的。记录个体记忆仅仅是以口述档案方式实现巢湖民歌由个体记忆向社会记忆转化工作的一部分。碎片化的个体记忆要转制为具有整体性特征的记忆体系，才能完成个体记忆向社会记忆的转化。记忆体系的建构是一个系统工程。建立档案是当前建构社会性记忆体系的最常见方式。完整的档案工作流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建档前准备、建立档案、建档后管理。为巢湖民歌构建口述档案的建档前准备工作主要是对巢湖民歌传承人的相关资料进行收集调查。在进行采访之前，采访者要对受访者的生活经历、受教育水平有大致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之上制罗 蓉：巢湖民歌社会记忆建构机制初探大连大学学报40第44卷定采访方案。好的采访方案可以有效地帮助受访者更好地对自己的个体记忆进行整合，进行有条理的，明确的叙述，从而提高口述档案的质量。在完成采访之后，采访者与研究者要对口述档案的价值进行鉴定。巢湖民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其价值的鉴定有别于一般的档案鉴定标准。对于巢湖民歌的价值鉴定主要依据如下两个标准，首先要遵循来源标准。即依据对巢湖民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采访建立的口述档案价值高于依据对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采访建立的口述档案价值。其次是时间标准。时间标准是口述史学研究与档案学研究中“高龄档案应受尊重”原则的具体体现。即较早采集形成的口述档案，以及对年龄较大受访者采访形成的口述档案的价值高于较晚采集形成的口述档案或对年龄较小受访者采访形成的口述档案。对于口述档案价值的判断是对口述档案进行进一步整理、开发、利用的基础。巢湖民歌口述档案的建立与整理主要是对巢湖民歌口述档案进行“立卷归档”。所谓“立卷归档”是指，“将同一类目的档案进行立卷，即以卷为单位，形成具有一定联系的档案文件组合体。立卷工作是指编制档案的基本信息、基本条目，包括建档单位、卷宗主题、资料序号、下级分类标题等”13。分类是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立卷的基本工作，不同的分类使用不同的标准，立卷就是对这些档案进行分类记录，将按照一个标准建立的档案分在同一卷宗之内。对于巢湖民歌口述档案的分类，主要依据受访者标准、地域标准以及内容标准。受访者标准是指，将出自同一口述者演唱的巢湖民歌以及采访记录归入同一卷宗。地域标准是指按照地域相同的原则采集整理不同口述者演唱的民歌归入同一卷宗。而内容标准主要是针对巢湖民歌“十里不同音”的特点，将一首巢湖民歌作为立卷归档的依据，将同一首民歌歌的不同演唱唱词，不同表演形式归入同一卷宗。三、作为社会记忆的巢湖民歌口述档案的开发和利用巢湖民歌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民族文化，保存社会记忆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作用。对巢湖民歌相关资料进行建档保存并不是口述史研究者与档案研究者的最终目的。对于巢湖民歌口述档案进行开发、利用以及传播，在更广泛的地域和社会中分享巢湖民歌，传承巢湖民歌，重现巢湖民歌承载的社会记忆才是对巢湖民歌建档保护的根本目标。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记忆的载体各不相同。口耳相传是实现个体记忆向社会记忆的转化的方式之一，但口耳相传的传播范围较窄，传播负载能力也相对较弱。也正因此，主要依靠口耳相传为主要传承模式的巢湖民歌在形成社会记忆方面存在着先天的不足。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录音技术、录像技术的出现极大地拓宽了社会记忆的载体范围与传播范围，特别是随着数字媒体的出现，“媒体的映射功能进一步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所有记忆都能在媒体空间得到体现。依托数据库的搜索功能、计算功能，媒体对社会记忆的存储和调取功能得以强化，人类正在新媒体空间内创造全新的记忆实践”1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巢湖民歌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和传播也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发展。除了对巢湖民歌口述档案直接使用之外，对巢湖民歌口述档案的开发利用，最常见的方式是转录。转录是将有计划、有目的、分步骤的采访得来的巢湖民歌口述录音、实时录像的内容转变为书面文字形式进行贮存。录音以及录像资料尽管有复制容易，记录真实等特点，但是录音介质以及录像介质相对容易损坏，对其利用也必须借助一定的设备，利用的成本相对较高。此外，巢湖民歌的演唱以及受访者的口述基本是以巢湖方言为主，很多受访者由于年龄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不会讲普通话，方言口音较重，这也对巢湖民歌口述档案的使用者造成了很大的不便。而将录音、录像资料转录成文“高龄档案应受尊重原则”由德国档案学家迈斯奈尔提出。参见韩玉梅、张恩庆、黄坤坊：外国档案管理概论，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第 77 页。41第1期字制作抄本，就可以避免这一问题。此外，抄本的使用不需要借助设备，也降低了对口述档案加以利用的成本。基于抄本制作可出版发行的巢湖民歌资料集，更是进一步提升巢湖民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方式之一。“档案工作的目的是实现档案信息资源为社会所利用，而档案编研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举措”15。根据一定的主题，对转录的抄本进行文献编纂，这是对巢湖民歌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方式之一。巢湖民歌的编研工作开始较早，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中，1987 年出版的巢湖地区民歌集成以及 2006 年出版的巢湖民歌选集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这两部资料集基本上采取了与巢湖民歌口述档案立卷归档相一致的分类标准，即以地域和内容作为分类的主要依据。以1987年出版的 巢湖地区民歌选集为例，该选集按照巢湖行政区域分类收录了巢湖民歌 386 首，并将 386 首民歌分为“号子”“山歌”“小调”“宗教歌曲”四种内容题材，基本上体现了对巢湖民歌立卷归档的成果。尽管这两部选集内容较为丰富，但在某些方面亦有不足，主要体现在重编纂轻研究，重出版轻传播两个方面。这两方面的不足也是当前大部分档案，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编研工作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以口述档案的形式将个体记忆转化为社会记忆，研究与传播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大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或民族性特点，如果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进行研究与解读，就无法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特色文化因素充分展现出来。传播不足也会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影响力无法突破地域的限制，无法形成更广泛的社会记忆。因此，对于包括巢湖民歌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档案开展研究与传播，是深入挖掘巢湖民歌的文化价值，展现巢湖民歌保存的历史社会记忆的重要途径。对于巢湖民歌口述档案的研究要突出研究主体合作化、研究选题社会化、研究成果数字化的原则。档案馆、图书馆、高校、研究机构等研究主体要加强合作，在确定研究选题时，要切实反映社会公众对档案的需求，提高档案服务的公共性与针对性。研究方式也要突出新时代信息制作、分享的特点，要充分利用巢湖民歌口述档案在声音图像保存方面的优势，使用语音文字转换技术、语音语义分析技术更多地开展语言学、行为学等方面的研究。在提供档案的借用、调取、编纂等传统社会服务之外，越来越多的档案管理机构也在尝试寻找档案传播的新渠道。口述档案是对受访者声音、图像的记录，相较于传统档案，口述档案具有一定的传播优势。近年来，档案馆与博物馆、展览馆等机构的合作日益紧密，在巢湖民歌相关主题展览活动中，口述档案与巢湖民歌的演唱服装、演唱道具、演唱图片等实物资料共同参展，弥补了实物资料无法直观地展现巢湖民歌的不足，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此外，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以巢湖民歌口述档案为依托，建立巢湖民歌线上语音数据库，与各类媒体机构开展深度合作，在融媒体平台设立巢湖民歌专属“频道”等方式也在不断扩大巢湖民歌的传播范围，有效地提高了巢湖民歌口述档案在塑造社会记忆方面的作用。四、结语总之，如何对巢湖民歌进行系统性的挖掘、整理是摆在学界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从口述档案的形式记录、保存和研究巢湖民歌是切实可行的办法且具有可以预期的前景。口述档案以人作为研究素材，折射出历史活生生的一面，承载着口述者的鲜活回忆。口述档案的表现内容与表现形式使社会记忆整体框架具有完整性、鲜活性的价值。口述档案中反映的生动场面、鲜活记忆不同于历史教科书中记载的大事件，却以录音、录像的多样形式，在信息时代、视听时代绽放其独有的魅力。口述档案在展现鲜活的个体记忆方面的巨大优势不但有助于对巢湖民歌的保存与传承，更重要的，口述档案是鲜活的，个体的巢湖民歌转化为社会记忆的重要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口述档案转化为社会记忆的巢湖民歌，有助于实现巢湖民歌社会记忆的建构，可以为巢湖地区社会文化发展与建设提供必不可少的元素和助力。罗 蓉：巢湖民歌社会记忆建构机制初探大连大学学报42第44卷参考文献：1 陈茜.谈巢湖民歌的流变与传承 J.巢湖学院学报，2009（2）：86-92.2 黄项飞.口述档案：一个亟待扩展的领域 J.档案与建设，1997（8）：22-24.3 丁华东.论档案传承社会记忆的机制 J.档案管理，2013（5）：22-24.4 艾莱达阿斯曼，王蜜.重塑记忆：在个体与集体之间建构过去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6-14.5 钱力成,张翮翾.社会记忆研究：西方脉络、中国脉络与方法实践 J.社会学研究，2015（6）：215-246.6 张红霞.从巢湖民歌中看方言对其曲调的影响 D.苏州：苏州大学，2017：18-19.7 李巍.移民社会的文化记忆 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9-10.8 张涛.巢湖民歌的民俗学研究 D.合肥：安徽大学，2018：12-13.9 余宏.建构、转化和分享：个体记忆社会化的叙事建构研究 J.大理大学学报，2022（5）：51-57.10 王玉龙.口述历史档案建构社会记忆的转化机制探析 J.档案学研究，2013.11 杨祥银.“档案学家与口述历史”刍议 J.档案与建设，2000（10）：4-6.12 黄明辉.口述档案与社会建构新释 J.兰台世界，2016（12）：60-61.13 滕春娥.社会记忆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保护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9：40-41.14 骆正林.作用、任务、原则：大数据时代媒介传播对社会记忆的建构 J.阅江学刊，2019（6）：5-14.15 黄夏基，梁艳.信息时代档案编研的“恒”与“变”J.档案学通讯，2016（4）：39-44.责任编辑：石艳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Memory Mechanism of Chaohu Folk SongCentered on Oral ArchivesLUO Rong(Archives,Chaohu University,Hefei 238000,China)Abstract:Abstract:Folk songs are the product of individual memory and social memory.With distinct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s,Chaohu folk song plays significant roles in preserving and inheriting social memory.In 2006,it appeared in the first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 list.It is quite necessary to protect this folk song resource.Oral archives are one important way for Chaohu folk songs to be transformed into social memory and to be better protected and inherited.Key words:Key words:oral archives;Chaohu folk song;social memory;transformation mechan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