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的“身体在场”：结对关系与互动逻辑的演变——以结对治理模式为例.pdf

83第 10 卷 第 5 期 2023 年 9 月Vol.10 No.5 SEPT.2023社会建设SOCIAL CONSTRUCTION基层治理的“身体在场”：结对关系与互动逻辑的演变以结对治理模式为例沈荟 舒洪磊a摘要：在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转型需要持续拓展治理的深度。结对治理是地方治理主体依据地方特点所采取的与国家乡村振兴目标相契合的治理策略，为理解治理主体与地方乡土社会的磨合过程提供了经验对象。以“身体在场”动态化和阶段化的研究视角聚焦结对治理实践，可以发现具象的身体在干部“入场”时成为适配乡土信任逻辑的重要载体，身体作为感知帮扶对象生活世界的媒介，让干部对帮扶对象的贫困问题有具象感知的同时，也使结对关系在身体在场的互动中得以确认与深化。即使是在网络互动中，帮扶对象也在复现“身体在场”的互动场景，但政治规则与乡土人情往来逻辑的冲突使二者的关系逐渐淡漠。在探讨政策实践末梢的治理智慧与关系磨合问题时，“身体在场”的个体化微观分析对乡村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关键词：结对治理；身体在场；结对关系；乡村治理一、研究缘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 作者简介：沈荟，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新闻史、国际传播与人际传播；舒洪磊，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84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这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心为物欲”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式的不同之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需要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支撑。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基础且重要的组成部分。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兼顾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在乡村本土治理实践中的适应性，乡村现代化治理才能拥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中国式现代化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发展的整体性视域，注重与传承乡村本土的治理经验与治理话语，在实践中寻求国家与社会、目标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相互交融与辩证的价值规范。不可否认，中国式现代化的形成得益于既往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智慧与成就，其中结对治理作为新的乡村基层治理实践经验路径，聚焦全过程治理的应对能力，具有协同性治理、适应性治理、内生性治理等精准性治理优势，是消除运动式治理、依赖式治理、跑腿型治理、谋生式治理及模仿式治理等乡村治理脆弱性隐忧，进而实现乡村善治的理性选择。所谓结对，是指基层治理主体围绕某个治理目标，经由各级行政组织协调资源，在行政组织成员与民众之间建立起一种在相对时间内较为稳定的联结机制，以期达成特定治理目标的实践。在此处,“这个目标”就是使乡村民众脱离贫困并让乡村进入可持续发展的状态。因此，所谓的“结对”意味着基层行政组织成员与乡村民众之间特定的关系，对此问题的讨论同时关乎国家权力与个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既往的干部驻村帮扶模式相比，基层结对治理是国家正式制度与村民家庭日常生活保持长期细密互动的治理实践，以长期“身体在场”的方式实现资源的无缝对接，消除时空间隔与信任区隔带来的治理障碍。随着绝对贫困的终结，参与结对帮扶的干部响应政策要求转变帮扶行动，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巩固脱贫成果与培植帮扶对象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上来，结对干部“身体的在场”仍然对促进农民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接续作用（舒洪磊，2023）。在当下项目治理与技术化治理的背景下，连接国家与农民的灵活组织体系不复存在，但国家的组织建构并没有从汲取型国家向服务型国家转变，反而催生了基层治理结构松散的“悬浮型”政权。本文关注基层结对治理实践，以个体化与阶段化的分析视角重回那些治理主体与客体都“在场”或“缺席”的时空，考察扶贫政策的阶段性变化对治理主体与客体结对关系的影响，在过往的基层治理实践中找寻国家与农民有机联结的经验对象，基层治理的“身体在场”：结对关系与互动逻辑的演变85那些留存在他们记忆中的故事以及看似不起眼的“关系”演变，构成了国家治理与乡土社会变迁中的具体历史，这些内容都值得借鉴和思考。本文基于 2018 年 11 月至 2023 年 5 月在中国西部 L 村的经验材料，从实践性与过程性的微观视角出发，试图探讨以下问题：在扶贫实践的过程中，扶贫主体如何与扶贫客体进行互动，进而实现共同在场？身体的在场与结对关系的演变到底有何关系？利用“在场”理论分析乡村治理方面的问题有何现实意义？二、研究设计（一）研究地点本研究选择在贵州省 Z 市 M 县 L 村开展，该村目前共有常住人口 4 065 人，共 956 户，耕地面积 9 536 亩，人均可耕地 2.35 亩，和大多数西部地区一样，M 县仍然以农业为主要的支柱产业。L 村位于贵州省北部，地势主要以山地丘陵为主，村民主要种植茶叶、玉米、水稻等农作物，在某种程度上属于费孝通所指出的那种“人土气、地土气、文化也土气”的乡土 社会。在全面脱贫前，L 村共有 135 户贫困户，其中孤寡贫困户占四成（54 户），因病致贫的有 36 户，其余有 45 户因学致贫，当地贫困人口总数共计477 人，贫困类型主要包括因病致贫、因学致贫以及因人居环境与交通条件差致贫三种。得益于精准扶贫，2020 年，当地所有贫困户的人均年收入都超过政府划定的 6 380 元的贫困标准a。M 县在精准扶贫期间总共下派 11 000 余名干部参与结对帮扶工作，这些干部主要来自政府部门、医院、学校、国企等单位，他们在参与扶贫的过程中还需兼顾自身的本职工作，相关制度规定扶贫干部需定期走访慰问贫困户的脱贫情况，工作期间也要不时解答贫困户的各种发展困惑。（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参与观察为主要研究方法，具体而言，研究者亲自且长期（一a 该数据由L村村委会提供。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86般持续一年以上）深入研究对象的生产生活场域去获得第一手的材料，再结合自身的研究预设与实际情况提炼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乡村治理研究是一个持续性、动态化的演变过程，对于治理实践中的文化环境、行为模式与认知观念，都需要进行深入、贴近的观察与分析。为获得在变动的政策环境中可供对比的材料，笔者在 5 年时间里多次往返该村，累计调查时间超过 14 个月。在研究过程中，笔者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对该村的扶贫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参与帮扶人员的下乡走访活动，与帮扶家庭同吃、同劳动，并在适宜时机对双方进行深度访谈。在该县宣布全面脱贫之后，笔者又 5 次往返该村，对脱贫后帮扶对象与结对干部间的结对关系与信息互动情况进行考察。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累计访谈 52 人（其中结对干部 18 人，帮扶对象 34 人），其中，深度访谈 27 人（其中结对干部 12 人，帮扶对象 15 人），并与部分干部与村民保持长期的线上线下交 流。在长期田野调查获得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上，逐渐厘清了在国家正式制度实施过程中基层治理实践的演变轨迹，这对探讨基层治理末梢各主体间互动和关系演变的逻辑或许有所助益。三、理论来源：“在场”与乡村治理一直以来，“在场”理论常常被各学科讨论和延展，在为不同学科提供理论分析资源的同时，也赋予了“在场”以更多的理论意涵。布迪厄在其“场域”理论中对“场”进行了如下描述：“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占据了特定的位置就意味着把持着场域中特定的权力”（布尔迪厄、华康德，2015：125）。不同主体在场域中占据着自己的位置，也就意味着这些主体在场域中“在场”。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就是这些在场的主体，场域内部及场域与场域之间需要通过这些节点才得以连接。梅洛庞蒂则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在场”的身体上，认为在情境性的空间中，身体的“在场”起到了连接时空的作用。他认为，“我的身体作为将被看见的器官即是说：知觉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梅洛庞蒂，2008：312）。在他看来，身体基层治理的“身体在场”：结对关系与互动逻辑的演变87是自我与知觉的主体，在这里，“在场”的身体成为感知意义符号的器官，而意义的符号又统一于身体之中，这也是他认为身体的感知是身体连接与通达世界的关键之原因（汪佳豪、邱新有，2020）。吉登斯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同样强调“身体在场”的重要性，并将身体作为介质与外部世界进行感知互动。他在阐述“共同在场”概念时曾指出，“共同在场是以身体在感知与沟通方面的各种手段为基础的”（吉登斯，2016：64）。用传播学的视角审视以上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将在场的个体看作承载符号意义的中介角色，这也使传播的“在场”研究始终将重点放在信息实现空间跨越的维度上。对此，彼得斯针对身体在场表达了不一样的看法，他认为，“身体在场”除了在符号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外，还具有媒介传播之外的特殊含义，“面对面身体在那里存在本身就显示了某种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和善意”（Kane，2010：199133）。也就是说，身体的“在场”至少表明我愿意和你在一起，我把自己这段时间排他性地让渡给你，这是传播得以发生的最基本前提，是参与双方能够确认的东西（刘海龙，2018）。在信息传播之前或传播的过程中，身体“在场”的作用是对某种社会互动秩序的确认，这与凯瑞所强调的传播仪式观有共通之处。对此，郭建斌利用“在场”理论分析藏区牧民看电视和电影的传播活动，指出所谓在场指的是由特定的大众传播制度及相应实践所构筑的媒介时空中的一种“结构化”存在及象征意义（郭建斌，2019a）。他将詹姆斯 凯瑞的仪式观融入对“在场”理论的分析中，以入场、转场和退场的动态化视角深入分析了观看者在各种传播媒介所搭建的“媒介空间”中的某次“在场”过程（Couldry，2004）。对此，他认为，将“在场”看作一个动态化过程可以获得更大的理论阐发和经验解读空间。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在场”概念主要是基于乡村电视、流动电影等媒介实践而提出的，对其他形式的媒介实践是否具有普适性仍然存疑（郭建斌，2019b）。“在场”理论也好，传播仪式分析视角也罢，使用这些理论来谈中国的问题仍需结合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加以考量，不应根据问题寻求理论解释，而应在问题本身当中去发现理论，一方面，原有理论必须结合新问题或新的现象变化才能增加理论创新的土壤，另一方面，仍然需要对原有理论的边界加以审视，才能明晰该理论在解释具体问题时的适恰性。国内外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对“在场”概念进行了广泛的阐释，为本文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88提供了延展和深化讨论的理论基础。但就理论基础而言，学界对“在场”理论的研究仍然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大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的阐释上。在研究视角上，虽然已有传播学者以动态化视角对“在场”理论进行尝试性分析，以求增加“在场”概念的仪式意味，但仍缺乏对“场”中的文化语境与地方信任逻辑的考察。将“在场”引入乡村治理研究，可以顺应目前基层治理转型的迫切要求，规避当前基层治理实践中的信息与权能短板，有利于弥合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资源供给主体与需求主体之间的裂隙。就此，本文提出的“身体在场”是指在特定的正式制度下治理主体之间实现物理性共在的“结构化”存在及其象征意义，将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之间的主、被动关系转向对“场”以及实现在场的互动行为之分析上来。由此可以看到，在国家正式制度环境下基层治理要素是如何实现“在场”的，这种共同的“身体在场”使国家制度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区隔得到暂时的消解，结对治理为分析“在场化”的基层治理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在场化”的结对治理实践具有以下几重维度：一是在地理空间意义上与治理对象保持长期近距离的贴合，实现治理资源在精准下沉的过程中有“媒”可依，农民反映自身需求时有“道”可循；二是在治理的议题上，超越科层治理模式下的事本主义原则，在村民熟悉的场域中聚焦具体的“生活小事”，实现治理主体与客体在具体治理实践中的有机结合；三是围绕特定的治理目标，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治理主体能动地对政府的职能进行优化和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治理情景与治理目标。乡村社会的空心化与个体化所引发的公共价值与个体价值分化导致国家与个人之间缺乏稳定的联结渠道，本文以“在场”为理论切入点，从制度实践的微观视角寻求基层治理研究的新着力点与突破点，结对治理实践正是对“国家个人”联结渠道缺失的经验回应。四、结对治理的“身体在场”与互动实践（一）身体的入场：构建长期的联结关系结对治理是一个周期性和动态化的政策实践过程，政策的实践需要与地方性乡土信任逻辑彼此调适与融合，如此才能使国家正式制度嵌入现实基层治理的“身体在场”：结对关系与互动逻辑的演变89乡村社会，进而形成有效互动的联结关系。在此过程中，结对关系由既往的短期互动向长期互动转变。翟学伟提出的关系向度理论认为，人在流动过程中的互动性可以超越“文化”的藩篱而用时空维度来表示，人在关系上的选择性程度与其流动性的高低成正比，关系的构成在时空上是相互嵌套的（翟学伟，2022）。由此可知，在结对伊始，结对干部是在正式制度还不充裕的条件下与帮扶家庭建立起短程性的松散关系的，同时，以往空间的远距离致使联结关系仍然处于试探状态。此时，帮扶家庭成员仍会以“理性”的态度计算自身在结对关系中的利益得失，“刚刚开始结对的时候，我是不大相信那些干部的，几个人围着我问东问西的，该问的不该问的都在问，有点不大舒服”（访谈材料：帮扶对象 LSJ，2020 年 3 月 4 日）。村民的社会交往更多局限于村庄内部的固定关系，面对相对高流动性的结对关系，他们会表现出观望或不信任的态度。翟学伟后来也认为，关系向度理论虽然意在建构不涉及文化的普适性社会交往理论，但不得不承认其理论依然是从中国人的关系文化中提炼出来的（翟学伟，2023）。所以结对干部在与村民互动的过程中不能忽视“场”孕育的特定社会交往形态，只有在长期的交往和互动中才能组建适应地方文化特性的结对关系。面对“入场”的困难，结对干部只能不断适应“场”内规则，在扶贫制度的规则之内发挥自身能动性来适配乡土信任逻辑，“我刚下乡的时候，贫困户是不信任你的，他们以为这就是走个过场，过不了多久，日子该咋过还得咋过。为了让他们更加信任我，我每次下乡都会给他们带些生活必需品（米面油等），给他们说扶贫政策的好处，扯扯熟悉的亲戚关系，扯一圈总有认识的人，这样一来二去，他们就开始慢慢信任我了”（访谈材料：结对干部 WY，2020 年 5 月 13 日）。可见，帮扶对象一开始对结对治理模式并不适应，他们已习惯于开发式扶贫模式下的“蜻蜓点水”和“见钱不见人”的资源惠及模式；另外，结对干部为了增进和帮扶对象的信任，也会利用地缘关系的贴近性厘清彼此在差序关系中的亲疏远近，在寻求交集的互动中努力追求短程性关系向长期关系的转化。结对干部在拉近与帮扶对象关系的过程中，会选择较为贴近村民生活的物品（米、面、油等生活用品）作为礼物，一是为了与帮扶对象建立起一种有来有往的熟人关系，“关系”的联结需要以物质作为连接的基础，礼物在创造身体在场机会的同时，也给双方以后继续来往留有余地；二是礼物的赠送需要考虑避免给帮扶对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90象造成人情负担，米、面、油作为人们日常必备但又不紧缺的生活用品，不会让帮扶对象产生紧迫的回礼压力，这样一来，不用急于流动的人情往来使结对干部的身体能够继续入场，物质性的礼物与身体为结对关系的深化起到非常重要的联结作用。此外，也如翟学伟所说，“差序格局式的网络所传达的意思是人们未必需要彼此直接认识。随着关系网络的扩张，人们完全可以互不相识，但根据各种交谈中的信息、说话者的方言、乡音等，很容易判断出彼此是否属于同一个网络”（翟学伟，2014）。虽然说结对干部与帮扶对象属于政策性的联结关系，双方在国家的制度环境中为一个治理目标而协调行动，但地缘关系能够让双方在关系的差序格局中找到彼此的位点。乡村是一个贴近帮扶对象生活情景的“场”，结对干部需要感知“场”内的行事规则，而身体的在场也为方言与乡音等符号互动提供了更多的知觉经验，社会关系就在身体的知觉经验与语言符号互动中得以建立。二者共同的“身体在场”获得了决策实践过程中所必须的信息资源，结对干部与帮扶对象保持长期的互动与联动可以对治理实践过程中的信息要素进行斟酌与调适，并对帮扶对象家庭情况与需求有更具象地认知，这种对帮扶对象家庭生活世界的体验和理解是其他非人格化的治理主体难以达到的。（二）身体的在场：治理主体的共在与协作本文的身体在场是以物质性生命体的形式存在于帮扶场景中，是扶贫过程中主体间发生互动的一种实在关系。而在信息传播活动当中，身体却是需要被媒介技术克服的对象，学界用“肢体的截除”来评价媒介技术的先进程度，这使身体在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一直被隐没。但梅洛 庞蒂在论述身体与主体关系时认为，身体是让抽象之物转为具体之物的重要媒介（欧阳灿灿，2015），在他的现象学理论中，身体与媒介两个概念被串联起来，身体就是“环境世界”中的媒介，媒介承载着他者与世界的意义，而身体能帮助人感知这种意义并呈现自身的意义，身体形成了意识感知世界最初的视角，身体的存在也意味着其与一个确定的环境相统一（梅洛 庞蒂，2001）。从结对干部与帮扶对象的关系来看，身体作为获得信任和信息的“活媒体”，既是主体，也是客体，是主客二者的融合；身体的在场也彰显双方共同解决问题的态度，使关系在互动过程中得以确认，也是国家在场显现基层治理的“身体在场”：结对关系与互动逻辑的演变91的重要载体。在结对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结对干部和贫困户都结构性地嵌入他们所构建的以精准脱贫为目标、以精准扶贫为手段的结构之中，其中结对干部和扶贫对象是结构中最基础、最重要的行动者，结对干部需要在帮扶对象生产生活的场域中与帮扶对象一起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现在干部下乡来，我就同他搬两个板凳在门前树下聊聊，从家长里短到国家大事，我们什么都聊。他没有看不起我们农村人，我有什么问题也都会问问他，这要是在以前，哪里能在农村看到这些当官的，现在国家政策好，让当官的主动下乡来了解我们老百姓的困难，比我们去他们办公室方便多了，也好说话得多。（访谈材料：帮扶对象ZQS，2021年3月12日）由此可知，要解决村民的问题，首先要破除长期科层治理给村民带来的“庙堂”之高无法触及“江湖之远”的印象。结对干部不仅要身体在场与帮扶对象建立起联结关系，这种联结关系并非科层治理逻辑里上级下级的告知关系，而是依照关系、情感的乡土逻辑来建立一种实在的互动关系；其次，乡村作为帮扶对象生产生活的场域，治理主体与客体在这个场域中实现身体的共同在场，结对干部要用身体的在场不断试探治理客体与文化环境的包容性。此时，环境对结对干部认知的影响不仅是因果性的，更是构成性的，结对干部更能理解与感知帮扶对象在环境影响下的先天困境。结对治理的“在场化”通过对帮扶干部的有效赋权实现从治理代理人到治理主体的身份转变，身体作为感知帮扶对象生活世界的媒介，使双方的关系在持续在场的互动中得以确认，这既能实现外源性帮扶资源的精准接入，又能彰显国家的隐性在场，帮扶对象、结对干部与国家在同一场域中达到一种共在状态，这本身就体现出治理主体与客体解决贫困问题的态度。“身体在场”更能习得与村民的沟通能力，更能体察村民的多元发展需求。就结对治理信息的互动过程来看，帮扶对象利用结对干部这一中介获得发展信息和发展资源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前提是结对干部在帮扶过程中需要习得与帮扶对象沟通的能力并以此获得更真实的贫困信息。其实他们（帮扶对象）的困难你待一两天是看不清楚的，因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92为有时候他们自己都看不清楚自己的发展短板，所以需要和他们相处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发现他们那些“难言之隐”和贫根困因。第一，这是需要方法的。我们下乡和他们聊天不能太正式，太正式了他觉得不舒服，而且有些“家丑”他也不好意思告诉你。比如现在我们和帮扶家庭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就会发现一开始下乡填写的很多数据都不准确，村民哪里见过这阵仗，不会跟你老实说家里的情况。其二是了解他们的情况你必须要下乡和他们闲聊，不能在电话里问，你问半天都问不清楚的，而且贫困户的一些困难你还需要问他身边的其他人，比如ZCL两口子最紧缺的其实不是经济需求，而是家庭的情感需求，娃儿些都不在家，很孤独。（访谈材料：结对干部PJ，2021年3月14日）可见，虽然乡村社会关系异质性差，但治理问题的异质性与特定的地域空间及历史文化因素相关，其呈现形态也更加微观，这体现在他们的生产生活以及思维意识当中。普遍主义逻辑下的治理技术难以适配乡土问题的特殊性，而结对干部在治理实践中需要根据帮扶家庭的具体问题采取具体的帮扶举措，将国家的“刚性”政策目标“软化”处理后与帮扶家庭的发展需求对接。就结对干部获取信息的过程来看，获取帮扶对象的家庭信息后进行简单的数字处理难以准确反映其贫困的真正原因，也难以反映其多维的发展需求，目前的贫困评价体系多以经济维度为核心，难以为解决多维度的贫困问题提供信息导向。其次，主体（身体）的在场仍是干部与村民打交道最有效的方式。在场本就是一个动态化的互动过程，在场的主体之间要实现有效的互动，还需要多次入场作为在场的经验基础，正如结对干部 PJ 所说：“一两次下乡慰问根本无法了解真问题”。再次，身体的在场能让治理主体感知到帮扶对象难以言说的“心声”，这种“心声”有时并不通过语言表达，而是来源于身体多次对“场”中的信息进行的综合感知，例如帮扶对象 ZCL 从来不与结对干部言说自己对天伦之乐的情感需求，而是结对干部多次听见他嘱咐妻子擦拭挂有全家福相片的相框，以及发现他在观看子孙抖音视频时所流露出的欣喜之感。对于 ZCL 这样的“孤寡”贫困户而言，正是子孙身体的不在场造成他们代际亲情体验的缺失。在结对治理实践中，“身体在场”这种熟悉的私人状态超越了扶贫实践中身体之间基层治理的“身体在场”：结对关系与互动逻辑的演变93的政治联结关系，带有更多的人情的意味。“身体在场”的熟悉感在交往空间中有特定的场景性，却含有以往的历史印记，双方共同在场所产生的情感体验更能关照帮扶对象作为“人”的需求，使帮扶过程少些形式，多些温情。面对乡村以及乡村个体的发展困境，我们不能完全将其归咎于乡村成员的能力和素质的欠缺，凡事不能完全归咎于“他们不会什么”，更要在“我们”身上找原因：“我们”不应把乡村作为消费与盘剥资源的对象，而是真正近距离走到他们的生产生活中去；不应在村外规划乡村的未来，将“我们”的认知强加在乡村的发展模式与价值体系之上。有时候，我们往往忽略了造成乡村治理固步自封的外部因素，这就是把乡村问题看成“问题乡村”的思想根源。（三）互动的转场：难以适配的“数字空间”在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L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被提上日程。2017年，当地拓宽并贯通了水泥路，2018 年，实现户户通宽带，部分因基础设施不完善而致贫的家庭的生活状况得以改善。与此同时，这些举措也为结对干部与帮扶对象搭建起了便于互动的移动互联网渠道。这里的“转场”是指结对干部与帮扶对象在线下建立信任的联结关系后，把部分互动转移到移动互联网所搭建的“媒介空间”中。线上线下的场景切换本就意味着一种空间实践，在不断转移、交汇的过程中，双方的互动关系得以延续和再生产。在信息互动行为向“数字空间”转场后，声音在此时替代身体和交流场景的缺席，双方的互动体验需要重新适应媒介技术搭建的时空结构。双方在“数字空间”中以虚拟在场的方式延续结对关系，但信息场景的切换也意味着双方需要适应新的媒介逻辑，“现在的科技发展越来越快，手机功能太多了，我也弄不懂。我不会打字，平时有点小事也不好意思给小陈打电话，主要是怕麻烦他”（访谈材料：帮扶对象 WJY，2022 年 7 月 3 日）。可以看出，在功能繁多的智能手机面前，帮扶对象对数字媒介的“无知”被凸显出来，这种“无知”也让他们在扶贫信息互动过程中显得更加被动。一方面，像 WJY 这样的乡村中老年人更加倚重自身的“近距经验”，智能手机提供的“媒介空间”已经超越了他们的经验感知范围；另一方面，他们更习惯利用村庄内部的社会关系资源来解决生产生活问题，基本不会利用外部社会关系资源来解决内部关系资源能处理的事情，而内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94部社会关系资源无法解决的事情又占少数，所以 WJY 才会不好意思联系结对干部处理平常小事。如果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手机也不会成为 WJY 寻求帮助的首选媒介，他认为，“用手机聊天的时候总觉得时间在追着你跑，说不清楚就开始慌，一慌说话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我也不知道说没说清楚，所以我还是习惯有事当面沟通”（访谈材料：帮扶对象 WJY，2022 年 7 月20 日）。在身体不在场的虚拟媒介空间中进行即时信息互动，WJY 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当互动场景转变成单一的声音世界时，似乎只能提高说话音调来凸显信息的重要性。难以真切地把握彼此的身体行为，也就失去了互动过程中的自在性，这使交流的目的越来越集中在所探讨事物的本身上，遮蔽了交流过程中的身体行为反应，声音符号也难以全面展现身体互动行为本身的意义。以数字媒介的视觉和听觉中心主义为基础的拟像化传播日渐影响村民的日常生活，数字媒介和身体之间以及身体和数字信息之间形成了相互竞争的紧张关系。在结对干部看来，“使用微信与电话传达消息不如亲自下乡把事情给帮扶对象讲清楚，用电话讲事情显得不正式，我们下乡一趟，能让帮扶对象对事情更加重视，我们的工作也好做得多”（访谈材料：结对干部 CJ，2022 年 8 月 3 日）。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与帮扶对象的生产生活还没有深入融合之时，技术性的媒介还难以替代身体在互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身体的在场说明主体对所要言语之事的态度，实现身体在场的过程本身也凸显了主体对结对关系的态度。此外，结对治理本就是在身体联结之上组建的联结关系，在场身体的互动是实现结对帮扶目标的基础。所以，结对干部在充裕的媒介技术环境下选择努力实现身体在场的互动，互动的前状态过程本身就凸显了主体身体在场时语言符号所承载意义的重要性，也体现了结对干部对联结关系的重视程度。目前，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表现出了明显的非均衡性，技术运用在民主活动和内生性公共事务管理中仍显不足（冀鹏、马华，2022）。可见，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下沉初期，人际传播仍然是最有效的干群沟通传播方式，因为交流双方可以获得对身体行为的真切把握，其动作的意义不是被呈现而是被理解的，亦即重新把握在场者的行为。动作的沟通或理解是通过本人的意象和他人的动作、本人的动作和在他人行为中显现的意象之关系实现的。从 L 村扶贫实践过程中扶贫主体与客体的信息互动“转场”来看，在基层治理的“身体在场”：结对关系与互动逻辑的演变95移动互联网技术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中仍需要具体的“人”与治理对象联结，使双方的互动总是处于适宜的文化情境中，才能利用媒介技术抵达帮扶对象的生活世界。对村民而言，乡村是一个自在的物质世界，他们熟悉这个世界的运行逻辑，而移动互联网所构建的传播环境是一个偏向知觉的世界，这种媒介体验的虚拟性让他们保持警惕。这首先是因为移动互联网技术难以使互动场景天然处于特定的文化情境中，因而也就难以通过媒介技术抵达帮扶对象的现实生活世界；帮扶对象习惯于身体媒介之间的传播，这更能说明在乡村传播中，人的具身实在永远是所有意义的源泉，身体远远超出技术性媒介所能够复现的范围，技术媒介没有与使用主体的文化环境相适应，其对现实世界无尽复现而构建的虚拟世界对使用主体而言，也只能是庞大而虚无的。再者，移动互联网技术是信息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产物，现阶段，乡村个体还难以完全适应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难以将数字技术融入生产生活当中，他们还在最基础的数字技术功能里建构着自己的“乌托 邦”世界。移动互联网技术能否真正给乡村建设与发展赋能，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字下乡”的具体实践，其关键在于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而转变的核心就在于怎样突出人在治理行动中的主体地位。在具体的治理实践中，身体作为符号传达和感知的媒介，决定着治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信息接收和互动反馈，身体在此时可以打破数字媒介对双方的肉身区隔和符号区隔，对协调治理行动与感知治理场域的意义世界起到根本性作用。技术的下沉并不等于人（治理主体）的解放，技术只是手段，人的发展才是目的。如何引导治理客体在技术环境中意识到自身的主体性地位，是在乡村振兴阶段需要继续深化的课题。（四）身体的退场：“在场”回归失败使结对关系接续困难绝对贫困的终结意味着解决绝对贫困的扶贫力量将逐渐退出乡村场域，本文的“退场”，意指结对干部的帮扶行动逐渐脱离帮扶对象生产生活空间的过程。结对干部身体的退场并不意味着帮扶行动的终结，更不意味着双方联结关系的终止，为了巩固前期的脱贫成果与接续乡村振兴发展，结对干部会通过技术性的媒介与帮扶对象保持联系，移动互联网在此时成为扶贫主体身体退场的“缓冲装置”，为帮扶客体自我发展留出行动空间，同时也避免长期干预式发展带来的依赖后果。但这样的关系资源在后续的相对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96贫困治理阶段如何“重启”，进而重新发挥建设性作用，目前的政策设计与学术讨论都对此少有提及。2020 年 8 月，该村宣布脱贫，后续对脱贫成效的巩固与维护将持续到2025 年，扶贫政策的转向也意味着扶贫工作由政府主导向自主发展转变，结对干部的主要工作也从参与脱贫行动转移到巩固扶贫成果和预防返贫上来。精准扶贫是一个阶段化过程，结对干部与帮扶对象的信息互动行为也随政策环境与行动指向的不同而改变，随着帮扶对象逐渐对移动互联网传播环境的适应，技术性媒介互动替代结对干部身体在场的人际互动，结对关系在线上互动中接续与演变。“脱贫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我经常主动打微信语音电话给帮扶对象，问问家里情况怎么样，帮扶对象有时候也会主动打微信视频电话问一些政策性问题，有时候我不方便会转成语音通话。后面来往少了，联系也就越来越少了，现在没什么事也就没什么联系了”（访谈材料：结对干部 LJ，2023 年 3 月 3 日）。在结对干部退场初期，双方都有意维持长期组建的结对关系，结对干部希望以声音的形式重新返场，帮扶对象意欲利用视频通话重新实现身体在场的互动。笔者在该村田野过程中也发现，乡村的中老年人在使用微信与关系亲近的群体交流时习惯使用视频通话的方式，这并不是他们不会使用语音通话功能，而是出于他们的“习惯”，“我一般打微信电话都是打视频，以前打电话就听到个声音，现在打电话还可以看到人，感觉对方离我也近点”（访谈材料：帮扶对象 ZQS，2023 年 3 月 23 日）。他们在技术性媒介传播环境中仍然追求“习惯”的互动方式身体的在场。虽然技术性媒介难以全面复制现实互动场景的种种惯习，在互动过程中也会受到技术性条件与媒介自身逻辑的影响，但“能看到人”已经是他们最接近现实的媒介体验，这种“近点”的感受就是对互动过程中身体在场的复现，也是对主体在场人际互动最好的“挽救”。随着身体退场的延续，技术性媒介难以提供双方结对关系再生产的互动机会与场景条件，也减少了不同生活场域之间经验交集的可能，结对关系因为缺席逐渐淡漠。对信息互动方式的考察只能窥见双方结对关系演变的表象，厘清结对关系在双方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变”，需要聚焦到具体生活事件中双方如何“往来”。结对关系与血缘、地缘关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联结方式的不同，结对关系是在国家参与乡村治理的政策环境中组成的联结关系，对帮基层治理的“身体在场”：结对关系与互动逻辑的演变97扶对象而言属于外源性社会关系，在这种联结关系中扶贫对象显得更加被动。而血缘与地缘关系是在乡村情理社会的文化情境自主交往互动中形成的，亲疏远近的差序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脱贫后，帮扶对象与结对干部对结对关系接续方式的不同认知主要受到扶贫政策环境变化的影响，帮扶对象主要以乡村情理社会中的人情往来原则对待与审视结对关系。2021年我姑娘（女儿）结婚，我还特地通知小陈（结对干部）了，后面我翻人情簿子（礼金账簿），没看到他来，不走动以后就基本不会有来往了。今年（2022年）小陈的儿子结婚也没有通知我，后面才知道，我是打算把他给的500元还过去的（脱贫时，小陈以个人名义资助老张家庭500元）他这样做不符合情理的。（访谈材料：帮扶对象ZCL，2023年5月18日）在 ZCL 看来，只有将结对关系纳入各自家庭的人情社会系统才能使联结关系在“走动”中长期接续下去，人情往来注重人际交往的长期性与连续性，即使身体无法在场，关系的维系仍会寄托在一些重要的仪式性公共空间中的物质交换上。身体在场在加强关系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人情往来更是乡村社会维持关系存续的方式。结对干部小陈没有参加老张家庭中的重要仪式性活动，自然也没有理由邀请老张参加自己儿子的婚礼，双方都在各自社交收支簿上缺一笔，这导致双方在之后的互动中缺少人情互惠的基础，老张的 500 元始终没有“还”回去，没有对结对期间的“人情”进行“清账”，也让老张无法通过人情往来的方式使结对关系趋于平等化。结对干部无法将结对关系与乡村人情关系同等化处理，是因为结对关系本身就是国家权力和意志在乡村延伸的表现形式，治理主体在践行国家基础性权力的同时也会受到治理规则的制约，结对干部需要不断平衡治理规则与乡村人情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单位上不能参与红白喜事的走动，更不能收扶贫对象的礼金，这都是违规的，老张也因为这个事情对我有点意见，平时联系也越来越少了”（访谈材料：结对干部小陈，2023 年 5 月 23 日）。小陈明白，制度是结对关系产生联结的基础，制度之下的规则决定联结关系的内涵与外延，其与乡村情理社会互动逻辑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往来中的“礼”以不同的规则流转，结对干部对帮扶对象的物质帮助在制度规则之内，社会建设2023 年 第 5 期98而帮扶对象对结对干部的物质回馈在制度规则之外，治理规则以理性阻断了人情往来，也就阻断了结对关系再生产的可能。退场之后，帮扶对象在互动时追求的媒介镜像也是为了让交流短暂回归身体在场的“现场”，此时，“在场”本身就是交流的目的之一。尽管视频化的互动方式难以让肢体动作符号得到完全自然地呈现，但这种身体“缺席的在场”已是帮扶对象为结对关系的接续做出的最大努力。但互动双方不同的媒介使用习惯也会成为交流的障碍，习惯性的视频通话“邀约”偶尔也会产生“文不对题”的尴尬。乡村比城市中的个体更追求将身体作为媒介进行联系与沟通的传播方式，在他们看来，意义的建构源于身体又归于身体表达，一是因为注重个体联结的移动互联网技术还未深入村民的经济社会生活领域，与乡村个体的生活还存在较大的接洽缝隙，二是他们更加依赖对同质性社会关系的信任，对异质性的社会关系保持距离，同质性社会关系圈层都是他们熟识的具象个体，信任落到具体的人和人的行为上来，具象的身体成为承载关系往来最基础的载体。乡村中的个体与家庭在维系社会关系时会主动创造身体在场的公共空间，在婚丧嫁娶等生活事件中的人情往来可以提供社会关系再生产与再审视的机会，此时，乡村中个体的社会存在通过这些生活事件得以确认。如果在这些生活事件的场景中身体与物质性的“人情”（一般是礼金或其他物品）都缺席，那么二者在之后的社会交往中也就断了“来往”。结对干部与帮扶对象二者之间的结对关系难以纳入乡村人情往来的社会网络中，其原因在于科层官僚体系的法理逻辑与乡土社会的情理逻辑之间存在不同。结对治理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地乡土贫困问题的特性，但在结对关系的接续上还缺乏适应乡土文化特性的政策支持。五、结语和讨论结对治理是基层治理实践与国家正式制度相契合的治理策略，是转型社会中体现正式制度效能的基础和来源。通过结对治理所构建的基层治理生活化与在场化，有助于推动治理资源实现纵向流动与定向配置。结对干部的入场、在场、转场和退场构成了一次完整的结对治理实践过程，同时基层治理的“身体在场”：结对关系与互动逻辑的演变99也体现了“在场”概念动态化的意涵。在结对治理实践中，结对干部融合人与物多重网络之复杂系统的机制与过程，随着时间的“逝去”与空间的“隐遁”，身体在场与不在场交织在一起，所有的社会生活都发生在这种交织的关系之中，也都是通过这种交织关系而构成的（吉登斯，2016）。中国的扶贫治理是在一个相对分散、以小农户为基本单位的乡土社会中进行的，这一乡土社会长期浸润在传统的地方性文化语境中，导致小农与乡村社会都带有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