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任培育机理及启示——以S社会组织扶贫实践为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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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 43 卷 第 8 期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Vol.43 No.82023 年 8 月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Aug.2023收稿日期:2022-01-20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武陵山片区易地扶贫搬迁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调查研究”(20CMZ023)。作者简介:吴蓉,中共江苏省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农村社会学。施国庆,河海大学教授,主要研究城乡社会学。后扶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任培育机理及启示以 S 社会组织扶贫实践为例吴 蓉1 施国庆2(1
2、.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社会和文化教研部,江苏 南京 210009;2.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0)摘 要:总结提炼扶贫攻坚时期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成功经验,对于新时期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解决相对贫困等治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中国扶贫治理实践表明社会组织是我国农村扶贫开发行动中重要的社会力量,而信任是社会组织有效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的基石。在中国扶贫开发工作中,社会组织与农民主体信任培育存在一定困境,阻碍了社会组织多重功能的发挥。为此,社会组织在建立与农民扶贫联结关系时,应引入政府部门的参与,以民主的方式建立合理规范的制度内容,以此生成制度
3、信任的空间和形成以业缘为纽带的圈层结构,同时也应注重发挥关系信任对社会组织与农民关系升华的作用。关键词:后扶贫时代;社会组织;制度信任;关系信任 中图分类号:C912.82 Doi:10.19898/ki.42-1704/C.20221021.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33X(2023)08-0079-08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政府主导下社会组织逐渐参与到中国的扶贫工作之中1,成为中国农村扶贫开发行动中重要的社会力量。目前,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动员扶贫资源、参与扶贫规划、开展公民教育、满足农民合理需求等职能2,化解了原先政府主导式扶贫模式所存在的效率低
4、下、协调不足等问题3,并有效地克服了市场的选择偏好4,在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协同价值5,而这一系列作用的释放则依赖于信任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所提供的联结保障作用。在扶贫开发项目的不同阶段内多元行动者之间通过培育信任、关系缔结、整合资源、集体行动等方式形成基于互信的一种互动格局,贫困治理社会化就建立在公众信任的基础之上6。梳理扶贫时代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优秀经验,剖析信任对社会组织与农民扶贫关系联结的作用机理,以此构建社会组织与农民扶贫联结关系的信任路径和提炼相关实践启示,对于当今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并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紧迫性和97理论需求性。本文以云南
5、省丽江市 S 志愿组织参与L 村扶贫工作为背景,通过一手调研资料和二手新闻报道探讨社会组织与农民间的信任结构和构建路径,依据分析结论与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助推社会组织参与后扶贫时代下重视解决相对贫困和防止规模化返贫治理提供参考启示。一、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一)理论基础信任内嵌于关系网络之中,是行动者基于彼此关系网络中的制度、文化、价值等因素而形塑成的一种态度与评价。由于信任的类型是丰富多样的7,每种信任类型都有其特异的生成方式和作用机理。根据已有文献和本研究需要,本文所指的“双信任”是制度信任和关系信任两种类型。制度信任是社会组织与当地居民在彼此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心理预期和主观价值
6、判断,它是当地居民基于组织结构和组织制度内容而产生的一种对组织信誉以及组织能否履行制度要求的信任行为。作为博弈规则的制度,其自身也是一套以约束性和契约性为依托以此规避组织失范行为的理性准则。合规的制度内容和健全的制度体系是社会组织获得当地居民信任的载体,由此将有助于当地居民衍生出一种相信组织能实现或保障自己利益的信任心态。而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社会组织与农民间的制度则主要表现为二者间签订的诸如金融互贷互助制度、生态产业合作社制度等一系列正式契约。由此,社会组织与农民间扶贫联结关系中的制度信任主要表现为基于正式契约所形成的信任关系。关系信任是社会组织与当地居民在长期地可重复性博弈互动过程中而逐步产
7、生的一种对社会组织和个人能否信任的感性认知与评价8。关系信任的建立不仅可降低社会组织与当地居民间交易互动的成本,同时也使得二者间的互动空间更具有弹性。在中国乡村的熟人社会中,基于血缘、地缘和业缘等因素所形成的共同价值体验成为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重要的关系信任基础。而基于血缘的关系信任仅限于农民自身的首要群体和次要群体间,这对于作为异质体的社会组织而言是一道不可僭越的鸿沟。因此,在扶贫开发工作中社会组织与农民间关系信任的表现形式,则更多是以地缘与业缘为基础衍生出一种“拟亲缘”的关系信任。(二)分析框架制度信任对于社会组织获取农民信任并以此开展扶贫开发工作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有效性充分仰仗着互惠
8、机制与惩罚机制的合法性与实效性,二者的制度张力共同决定了制度信任生成的基础9,保障了社会组织与农民建立一种以制度信任为基石的扶贫关系联结。一方面,所谓的互惠机制是指确保行动者可从互动过程中汲取满足自身需求的制度内容,为行动者的互动行为提供一种坚实的外在框架和信任基础。互惠是一种具有高度生产性的社会资本,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农民总试图掌握可满足自身利益需求的发展资源,而社会组织因其自身拥有更多的发展资本使其拥有可互惠的条件。当社会组织一方以互惠条款展现出互惠特质时,农民则会对社会组织逐渐产生一种信任,由此加强农民参与社会组织扶贫工作的意愿。另一方面,所谓的惩罚机制是指确保行动者违约行为成本大于收
9、益的机制,它通过对行动者任何一种违反契约规定的行为给予严厉惩戒以此赋予制度的约束效力。由于理性的行动者在行动抉择之前会进行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若失范行为付出的成本代价高于守信行为的收益,人们则会自觉地选择遵守契约规定,以此减少行动者机会主义行为或失范行为,增强行动者行为的可预期性。在社会组织与农民间基于制度信任生成扶贫联结关系的前提下,作为圈层结构内隐性08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8 期社会资本的关系信任可依托关系达成机制和声誉机制而为社会组织与农民之间行为抉择提供一个感性的价值保障作用。一方面,所谓的关系达成机制是指行动者彼此间基于频繁的正向交往互动等缘由而以此生成一
10、个稳定的“亲缘”或“拟亲缘”交往关系。长期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是一个以关系为本位的共同体,农民日常人际互动准则是基于血缘或地缘的关系而衍伸出的一种关系信任。然而,伴随我国农村近些年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农村关系信任的圈层结构也随之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所谓的声誉机制则是指在同一圈层结构内他人对行动者个人声望的评价与认知,它等同于圈层结构内所流通的“社会货币”或“个人信用”,是圈层结构得以稳定性运转的道德价值基础。行动者因其所身处的圈层结构和所面对的重复博弈行为的限制,使得他们十分注重个人声誉的维系。因此,在同一圈层结构内的社会组织与农民形成了较为强烈的守信意识,进而形成一种无形却深具规制力的声誉机
11、制,可有效地约束二者的寻租行为,丰富社会圈层结构内的社会资本存量。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中信任培育的实践探索H 村坐落在云南省 M 市 Y 县,紧邻 L 山国家公园,生态区位的重要性十分显著。该村国土面积共 108 平方公里,共有 14 个农民小组,476 户 2086 人,村落人口分布较为分散,以纳西族、白族、傈僳族等少数民族为主。因教育水平落后、地理位置偏避、交通不便利,该村农民通过砍伐 L 山树木、捕杀野生动物等方式维持生计,属于自然资源依赖型的贫困山村。尽管农民知道如此循环往复的破坏性生计方式会使得当地自然生态资源枯竭,但却苦于因缺乏合理的发展干预行为而难以脱离贫困的窘境。这一窘境直至当
12、地政府引入 S 社会组织进驻 H 村开展扶贫工作而得以缓缓脱离。2014 年,S 社会组织以“内源式”扶贫方式助推 H 村 12 个农民小组扶贫开发工作,在帮扶农民脱贫脱困的同时也有效地保护 L山森林面积 43298 亩,共占 H 村国土面积的26.3%左右。所谓内源式扶贫其实质是一种依托外部发展干预行动而培育贫困村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发展模式。社会组织通过构建体现 H 村农民意志的组织结构和符合贫困村发展需求的战略规划以及资源分配机制,从而推动 H 村内部自治能力的提升、挖掘 H 村的发展优势、提高贫困户造血能力的输血式扶贫方式。因 S 社会组织与 H 村农民缺乏先赋性社会关联,同时又难以在短期
13、内生成关系信任的基石,故而 S 社会组织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组建 H 村金融互助互惠体系从而生成制度信任的基石,在此基础上又帮扶 H 村农民组建了 H 村股份制生态产业合作社,强化了 S 社会组织与 H 村农民原先较为单薄的扶贫关系联结点。仔细审视 S 社会组织获取H 村农民信任的过程可知,S 社会组织与 H村农民间的关系经历了从刚开始被怀疑、被曲解的举步维艰状态到逐渐被信任、被理解的“一家亲”状态的转变,这种漫长的信任培育历程也无形中促使 S 社会组织探索出作为异质者的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双信任”培育路径。(一)制度信任的生成:互惠机制与惩罚机制的嵌入性1.H 村金融互贷互惠机制。H 村贫困的
14、根源在于农民缺乏初始的发展基金,以此造成 H 村农民不得不依赖于砍伐树木和贩卖野生动物为生计,而这种通过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生计方式是难以长久维系的,使得当地农民无法真正改善贫困状态。对此,社会组织展开以金融互贷互惠的方式为农民提供初始的发展基金,帮扶 H 村农民脱贫脱困。H 村金融互贷互惠机制是指在当地政府的支18第 43 卷 吴 蓉 施国庆:后扶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任培育机理及启示持下,社会组织以 H 村农民小组为基本单位,各小组的农民在机会平等的前提下以户为单位自愿等额入股参与 H 村金融互贷互惠系统。与农村一般性小额贷款模式相比,H 村金融互贷互惠机制的公益性特征是其显著标识,对于
15、部分 H 村农民来说具有正面信任基础,但难以自动生成机制运行所必需的普遍化信任。面对部分农民的不信任问题,S社会组织通过与当地政府联手、与农民协商,共同制定由农民自主管理监督的制度内容,以夯实 H 村农民对社会组织制度信任的基础。为此,H 村金融互贷互惠机制明确规定有关借贷利率、入股户权责义务、惩戒规则等内容应由本组入股户共同协商所定,资金使用用途由每一位入股户自行决定。社会组织则以 1:1 的比例投入与村小组农民入股总额相等的资金,以此共同构成村小组发展基金。小组内农民分为三批次轮流进行等额借贷且借贷期限为一年。并且,如若农民有违约行为,S 社会组织有权限收回相应资金。由此,S 社会组织建构
16、了一套以农民为主体地位、以公益性经济互贷互惠为内容的制度信任生成机制,充分协调了农民自我发展的权益与社会组织的扶贫责任,实现了彼此利益需求的互惠达成。2.H 村金融互贷惩罚机制。由于金融互贷互惠机制缺乏硬性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加上农民角色多元化、需求个性化等缘由,使得部分农民出现一些机会主义行为。譬如,在金融互贷互惠机制运行的初始阶段,个别农民领取自己份内的可贷款资金后仍继续从事砍树、贩卖野生动物等不合法的生计方式,甚至出现还有部分人企图耍赖不按时还款等失信现象。在这些农民失信行为的影响下 H村出现了所谓的“涟漪效应”,即那些循规蹈矩的守信农民因内心深感不公亦逐渐滋生出失范行为,消弭着 H 村金
17、融互贷互惠制度的权威性和实效性,进而以无形的方式消解着农民对 H 村金融互贷互惠机制的信任基础。因此,制度信任的生成还离不开农民认可且具有约束力的惩罚机制的制定。为此,在当地政府与社会组织主持下,经过 H 村农民一番激烈讨论后,商定明确农民自身可为和不可为的行为,并且对细节部分进行了明确的界定,譬如 H 村农民商定“未经允许砍伐树木直径 20cm 以上的,则以原直径 3 倍的树木价值作为处罚罚金”。对于参与金融互贷互助机制的农民需同时以林权证和 1000 元本金为抵押,倘若农民出现不可为行为则没收押金且连同同一小组所有农民借贷资格也被取消。同时,H 村农民也赋予社会组织监督的权力,倘若某小组农
18、民出现大量不可为行为,社会组织有权撤回资金等权力。如此一来,惩罚机制与互惠机制一并将社会组织与 H 村农民联结成一张扶贫利益相关联的圈层结构,在彼此共同承担各自行为风险的同时,也因扶贫关系的联结而弥补了原先社会关系薄弱的缺陷,以此进一步生成关系信任的基础。(二)关系信任的生成:关系机制与声誉机制的嵌入性1.成立生态产业合作社。H 村金融互贷互惠机制在保障 H 村农民家庭再生产资金供给的同时,也夯实了社会组织与农民间扶贫联结关系,生成二者间以金融互贷为单一联结点的关系信任基础。然而,由于 H 村金融互贷互惠机制更多地是在社会组织帮扶下由农民自主管理监督,若农民无失范行为发生那么社会组织则无权过多
19、地干预各小组互贷机制的运行情况,这使得社会组织与农民间的扶贫联结关系稍显薄弱,短期内难以升华社会组织与农民间的关系程度,而 H 村生态产业合作社的成立则为社会组织与农民间的关系升华提供了一个契机。2011 年 5 月下旬,在制度允许的范围28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8 期内,由社会组织、当地政府帮扶 H 村农民组建成以自愿参加、股权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积累共有原则为前提的 H 村生态产业合作社,通过联手社会组织与当地政府合力整合 H 村土地、资金、劳动力和生态资源等生产要素发展诸如天麻、猪苓等 H 村特色生态产业,以农民间分工协作、资源共享的方式搭建和延伸涵盖生
20、产、包装和销售等一体化的特色生态产业链条。社会组织则专职负责收集市场有效信息以及时帮扶 H 村农民调节产业生产结构,同时,社会组织联手当地农科技校定期举办天麻、猪苓等种植技能培训班,从而以生产合作、信息共享、市场对接、技能培训等方式实现 H 村脱贫脱困目标与 H村特色生态发展资源的衔接。2.强化声誉约束机制。S 社会组织多年来以开展与环境保护相关联的公益性服务为主,并且因其多年的扶贫经验使得该社会组织在公益扶贫场域内具有良好的声誉与社会评价,反过来此声誉与社会评价不仅无形中约束着社会组织扶贫的行动轨迹,同时也是强化部分农民对社会组织金融互贷互助制度信任的缘由,不少农民对社会组织怀有“声誉这么好
21、的社会组织应该是真心诚意地想帮我们,他们应该不会是骗子”的认知。同时,社会组织帮扶农民成立生态产业合作社,与农民搭建以分工协作、合作生产为纽带的生产关系和技术培训关系,将彼此以自身职责为结点镶嵌在同一个具有集体行动可能性的利益共享结构中,使得其各自行为效应的辐射作用不仅影响自身,也会殃及产业链条上的其他行动者。由此,社会组织凭借与农民“生产+技术”关系的联结升华了彼此关系程度,进一步强化了声誉机制发挥约束作用所需的范围,使得声誉这一“社会货币”或“个人信用”有其流动和认可所需的场域,由此加大社会组织不理性行为的成本,使得社会组织自身行为难以再单一地从声誉机制中剥离出去。三、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
22、任培育机理分析依循“理论基础-现象事实-分析理解”的研究思路10,笔者力争剖析隐藏于现象之中的作用机理和内在关联,以此厘清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任培育机理,即从“制度信任”的“单信任”走向“制度信任+关系信任”的“双信任”(如图 1)。这一解释性框架则回应了“双信任”是如何有效构建社会组织与农民扶贫连接关系的及其作用机理等问题。图 1 制度信任与关系信任助推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作用机理38第 43 卷 吴 蓉 施国庆:后扶贫时代社会组织参与扶贫的信任培育机理及启示 社会组织与农民间因社会关联度较低、先赋性可信任的社会资本较少而属于生人关系,再加上农村长期熟人社会的特质所形塑而成的“特殊主义”的关系
23、结构使得农民对“生人”具有天然性的不信任,造成社会组织在缺乏社会关联的前提下难以直接培育其与农民间的关系信任空间。而基于“理性人”假设的制度信任能凭其自身理性合法的制度内容可降低农民因不熟悉、不了解而产生的焦虑感甚至是不信任感,孕育出农民心理层面的认同感与信任感。制度作为一种显性化的约束机制,其能否得到行动者普遍性认同与遵循,则主要取决于制度自身是否互惠与合理,以及依赖于制度的惩罚机制是否健全与正当,以此对行动者行为选择的集合范围和行动者行为的后果函数加以清晰界定。与制度信任相比,关系信任因其社会嵌入性而显得更为主观性,对情感性交流更为重视。因此,关系信任的生成除了依靠血缘或地缘等缘由外,也可
24、通过人情往来、频繁博弈互动等方式形塑而成。在如今的农村社会中,关系信任的边界随农民自身社会网络的扩大而得以扩展,它不再仅仅单纯指血缘或地缘间的信任关系,而是依附于农民自身拥有或可延伸的社会网络关系,从而使得关系信任的生成空间更富有弹性。关系信任则主要依托关系达成机制和声誉机制而予确保圈层结构内行动者共享各自所有的“地方性知识”。一旦行动者行为失范,不仅将遭受圈层结构内其他行动者的制裁与惩戒,而且还会因其自身失信行为承受更为严峻的舆论压力,甚至会被其他行动者贴上负面标签,严重影响自身在圈层结构中的生存与发展。可见,关系信任在提高行动者交流互动可能性的同时,也能降低行动者内部交易互动的成本,使得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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