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共青团合作网络的有效延展难题及其深层逻辑探析——基于新一轮团建联建实践.pdf

专题研究41基金项目：2022 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立项课题“新时代基层团建联建的行动逻辑探析”（课题编号：2022B26）。作者简介：赵凌云，上海市团校副教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自我革命”的要求促使共青团直面现实，反思问题，改革 创新，为更好实现职责使命不懈努力。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共青团改革向纵深推进。2019 年 2 月，共青团中央通过了关于加强新时代团的基层建设 着力提升团的组织力的意见1，同年启动了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综合试点。团十八大以来的五年间，共青团持续深化改革攻坚，在深彻锻造中不断焕发生机活力，团的建设和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共青团面貌发生整体性变革。但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新发展征程上共青团深化改革基层共青团合作网络的有效延展难题及其深层逻辑探析 基于新一轮团建联建实践摘要在共青团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背景下，基层团建联建成为新一轮创新实践的热点，其逻辑起点在于解决基层共青团的工作资源和力量分散问题，有效发挥共青团在基层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在促进基层共青团组织形态创新发展的同时，基层团建联建也面临横向协同合作网络的结构性不平衡与纵向可持续性发展障碍等瓶颈问题。多元主体合作网络纵横延展的难题，可以从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契合性角度发现深层次原因。“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行动逻辑张力限制了相当一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对团建联建的参与，导致协同合作网络的结构性不平衡；多元主体行动逻辑缺乏契合性、成员单位成本投入与外部效益之间的矛盾，则直接影响团建联建的可持续性。要解决上述问题，需有效落实“党管青年”原则，着力寻找多元参与主体的需求契合点，构建基层共青团的社会化资源共享“生态圈”。关键词基层共青团；团建联建；协同合作；行动逻辑；组织网络中图分类号：D29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780（2023）05-0041-12DOI：10.13583/ki.issn1004-3780.2023.05.004 赵凌云42青年探索/2023年第5期YOUTH EXPLORATION的任务依然艰巨。2023 年，团十九大报告务实地指出了基层共青团的组织机制、运行机制、工作机制面临的挑战和存在的现实问题，为改革攻坚指明了方向。“面对社会治理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挑战”，共青团必须进一步优化基层组织机制、运行机制、工作机制，才能“灵敏感知社会、高效动员青年”2。完善共青团在基层的组织运行机制，不仅是团十八大以来共青团改革的重点，也是今后共青团持续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基层团建联建是共青团基层组织机制改革的创新举措，是共青团汇聚基层力量、推动组织联动的重要策略。所谓基层团建联建，是指两个及以上的基层单位联合开展共青团工作的组织化行动，具体内容包括“工作联动、组织联建、阵地联办、资源联合、活动联手”3等，在成熟阶段可能伴随基层共青团组织形态重塑与制度建设创新，团组织之间的协同与合作是其基本特征。群团组织改革以来，尤其是团十八以来，全国各地在创新实践中形成许多基层团建联建典型案例，如上海共青团在 2020 年底即建立各类团建联盟 130 多个，成效突出。与以往相比，2018 年以来的新一轮团建联建合作形式更为丰富，合作范围更为广泛，跨域合作特征更为明显，合作的组织与制度设置更为成熟，为改变基层共青团薄弱状况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基层团建联建合作网络的进一步延展也遭遇新的瓶颈问题。迈上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共青团要进一步拓展团的基层组织网络，通过灵活多样的方式实现对各类青年的高效组织动员。直面共青团基层合作网络有效延展的瓶颈问题，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一、逻辑起点：解决基层共青团的工作资源和力量分散问题新一轮的基层团建联建紧紧围绕共青团改革的目标任务，反映了“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其逻辑起点在于，着力解决基层共青团的工作资源和力量分散问题，有效发挥共青团在基层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基层组织是共青团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1。基层团组织是构成共青团的“细胞”，是共青团直接联系青年的终端触角，是共青团引领青年、组织青年、服务青年的工作单元。离开了基层，整个组织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只有壮大基层，共青团才能真正拥有组织动员青年的强大力量。在现实中，由于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青年群体特征的发展变化，共青团基层建设面临种种困难与问题。市场化进程带来的体制外组织快速发展、“单位人”向“社会人”的普遍转化、青年大规模跨地域跨行业流动，打破了共青团自上而下全面覆盖的组织体系。从青年角度看，在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背景下，青年群体分化显著，价值观念多元，个性特征突出，传统而单一的团建形式已难以有效吸引与凝聚青年。2018 年，团中央指出县级及以下共青团的改革效果还不明显，“共青团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在基层出现了严重萎缩的现象”4。这一状况很大程度上源于共青团基层工作资源和力量分散问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科层制组织的边界划专题研究43分导致其下属团组织的区隔化。大部分团组织隶属于一定的正式组织，在组织资源的运用和组织工作对象上有明确规定。科层制组织的边界无形中导致了资源流通的壁垒。其次，条块分割的行政管理体系阻碍了共青团工作资源和力量的整合。当前的行政管理体系可以分为行业与系统的“条线”和属地管理的“块面”。在改革进程中，“条块分割”的状态不利于共青团资源和力量的整合。再次，基层共青团尚未普遍形成社会化资源汇集机制。青年工作是全党和全社会的工作，共青团要做好“党的青年工作”，需要从全社会汲取资源和力量。然而，基层共青团组织对社会化资源的集聚能力还较为有限。工作资源和力量的分散不利于共青团对青年的引领、组织和服务。改变基层共青团工作资源和力量分散问题，充分发挥共青团在基层的组织功能，是新一轮基层团建联建的逻辑起点，也是共青团持续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二、协同合作：基层团建联建的逻辑进路为有效应对基层工作资源和力量分散问题，共青团大力推进新一轮基层团建联建，着力打破单位、条线、行业、所有制等壁垒，建构基层横向协同合作网络，形成共青团工作合力。新一轮团建联建形式灵活多样，包括区域化团建、区校合作、产业园区团建、网格化团建、行业团建等。基层团建联建深刻反映了共青团组织发展的协同性逻辑，即通过“共享”，解决工作资源和力量分散化、碎片化问题；通过“联动”，由核心组织带动外围组织，提升基层共青团的整体组织活力。实际上，基层团建联建不仅能促成横向联动，也有助于为纵向资源下沉搭建平台，提升多方协同合作的层次，从而更有效地解决共青团的基层薄弱问题。与协同性逻辑相近的一个概念是“整体性逻辑”，后者源于整体性治理理论。整体性治理理论是针对政府职能和公共服务碎片化问题而提出来的一种理论，其主张公共组织的整体性联动运作，实现管理与服务从碎片化到整体化5。学者提出共青团基层组织的改革创新策略需要从新建团组织的“边界扩展策略”转向“整体性治理策略”6。本研究所提出的“协同性逻辑”与“整体性逻辑”有相似之处。首先，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均是组织的分散化、碎片化问题；其次，均主张组织间的协同与资源整合。但是，从共青团整个组织体系看，基层团建联建大部分是局部的，尚未达到“整体性治理”水平。因此，对于分析基层团建联建的行动策略而言，使用“协同性逻辑”的表述更为恰当。尽管如此，“协同性逻辑”还是反映了“整体性逻辑”的核心观点，即“协同合作”。本文将结合基层鲜活的实践经验，从组织的行动逻辑角度深入分析协同性逻辑及其运行机制。基层团建联建所采用的协同合作逻辑进路有其必然性。首先，在共青团发展历史上，存在多种形式的横向合作探索，为新时代的基层协同创新打下了基础；第二，大量基层团组织“小”“散”“弱”的现实情形，使协同合作成为解决基层薄弱问题的重要行动策略；第三，共青团前期改革过程中，通过两新组织建团、园区建团、楼宇建团、社区建团等方式新建了众多基层团组织，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力量；第四，共青团纵横交错的组织体系为基层共青团协同合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由44青年探索/2023年第5期YOUTH EXPLORATION此可见，以协同合作为基本特征的团建联建是共青团应对基层工作资源和力量分散以及组织功能不足等问题的必然行动逻辑。三、瓶颈问题：基层共青团协同合作网络的有效延展难题新一轮基层团建联建体现了基层团组织改革的创新性实践成效，促进了基层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创新发展。尽管如此，现实中的情形复杂多样，在多元组织参与的情况下，尤其在面向非公有制领域的共青团工作拓展中，基层团建联建的实践探索并不一定能形成理想的协同合作效应。作为新兴的组织网络形态，以跨域合作为特色的新一轮基层团建联建合作网络在发展中难免会遇到种种困难，而其中的瓶颈问题是横向组织合作网络的结构性不平衡与纵向时间维度的可持续性不足。（一）基层团建联建的协同合作网络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不平衡通过新一轮的团建联建，体制内基层团组织的合作网络进一步强化，体制内外的合作网络有所扩展但依然薄弱，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不平衡。非公有制领域是共青团长期以来尝试获得创新性突破的重点工作领域。在群团改革中，非公有制领域的共青团工作获得了较大发展，但是体制内外跨域协同合作网络的有效延展依然是难点。总体而言，在团建联建的合作网络中，积极参与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主要是团区委、街道团工委（镇团委），以及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团组织。相比较而言，非公有制企业在团建联建中的参与度较低、活跃度不足。团建联建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可能带来组织形态的创新性建构，团建联盟就是较为常见的合作组织形态。团建联盟一般有正式的命名，由一家团组织作为发起方，参与联建的各方签订合作协议，协商确定轮值主席单位，由几家轮值主席单位轮流牵头组织联建。团建联盟的成员单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基层团建联建协同合作网络的结构性特征。团建联盟的主要类型有青年建功联盟、网格化团建联盟、区域化团建联盟、新兴产业团建联盟等。青年建功联盟主要围绕国家与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工作或重大项目组建而成，属于共青团的特色品牌，如共青团服务进博会团建联盟、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联盟等；网格化团建联盟是在青工系统共青团组织网络基础上开展的联建，主要涉及大口团工委，如国资、金融、建交、科技等系统。以上两种联盟以机关事业单位和公有制企业团组织为主要力量。区域化团建联盟尝试突破所有制等界限，但是要真正落到实处并非易事。新兴行业团建联盟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主要联建对象，但目前来说这类团建联盟数量很少。在区域化团建联盟中，较之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非公有制企业的参与度和活跃度明显较低。如 ZJ 团建联盟在团建联建方面表现突出，在 2021 年 11 月共有 76 家区域化团建联盟成员单位，其中机关单位 14 家，事业单位（含公办中小学与高校）21 家，国有企业 23 家，民营企业 13 家，外企 2 家，合资企业 1 家，民办非营利组织 2 家。经统计，体制内单位（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共 58 家，在成员单位中占 76.3%；体制外单位（民企、外企、民办非营利组织）共 17 家，在成员单位中占22.3%。团建联盟轮值主席单位的构成进一步反映了不同类型团组织在团建联建中的贡献度与活跃度。ZJ 团建联盟有 10 家轮值主席单位，其中 9 家为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镇政府等体制内单位，专题研究45只有 1 家属于体制外，是民营企业创办的青年服务组织，体制内与体制外单位数量比例为 9：1。非公有制团建联建的大量工作体现在新兴产业园区，大多数情况下尚未成熟到形成稳定的团建联盟的程度。本课题调研了有代表性的 J 开发区。J 开发区面积为 40.4 平方公里，累计注册企业达1 万多家，有多家世界 500 强公司，累计引进外资 250 亿美元。企业类型含央企、国企、外企、民营企业、合资企业等，在数量上以非公有制企业为主，新经济组织数量众多。为贯彻落实群团改革 精神，J 开发区建立了开发区团工委，共有 19 名成员，1 名书记，3 名副书记。书记为公务员带编制下沉基层，2 名副书记来自国企，1 名副书记来自央企与外商的合资企业。在团工委委员中也有来自合资企业、外企、民营企业的代表。能够邀请到外企和民营企业员工担任团工委委员已是很大的进展，反映了共青团改革的成效。然而从整个开发区范围看，许多非公有制企业尚未纳入团建联建范围，还有一些非公有制企业尚未建团，团建联建的结构性不平衡依然明显。访谈中，多位团工委成员表达了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团建工作的困难。“开发区团工委中有大的央企国企，团队基础都比较好，各家的团委书记在里面，大家相互交流经验，也带一些资源进来，形成共建共享，但其实开发区还有更多的两新组织，两新组织的团建联建是比较难的。”（央企与外商合资企业 BR 的党委书记，J 开发区团工委副书记）“创新创业型的企业，可能每个企业的人员数量不是很多，但是说实话，工作难点就在这儿。”（JQ 集团管理人员，J 开发区团工委副书记）“H 公司（某大型高科技公司，民营企业）在这个区域有上万名员工，今年在智慧团建系统里就有 129 人，但是我连 H 公司的门都很难进去。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团组织要怎么建?”（J 园区综合团委书记）“我们属于外企，以前是合资的，现在是独资的。这个团支部的工作，公司上层领导不是很配合。一些活动很难开展，特别是资源共享之类的活动。”（G 公司员工，J 开发区团工委委员）上述访谈表明，新兴产业园区的团建联建除了一般意义上团组织之间的联建，还包括对不同企业联合建团的探索。不管是哪种方式，在非公有制领域要获得广泛、有效的推进都面临种种困难。（二）基层团建联建的协同合作网络面临可持续发展难题在基层调研中，团干部表示，“开展团建联建活动其实并不难，难的是持续开展合作共建”。而只有持续性的协同合作，才能有效解决基层团组织活力不足等现实问题。持续的团建联建需要有充足的工作力量、稳定的经费供给、适合多方需求与能力的共建项目，以及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并落到实处。访谈表明，经费问题是基层团建联建中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大量的基层团建联建工作并无上级拨款或专项资金来源，牵头开展团建联建的组织可能会遇到经费供给的不可持续问题。“轮值主席制度”是促进团建联建合作网络长期持续发展的创新性机制，从理论上讲，这项制度能够发挥团建联盟成员单位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实现责任分担、互惠共赢。然而，理想的制度设置在现实中却不一定能落到实处。调研发现，由学校或同一系统的大型国企组建的团建联盟更能够成功落实轮值主席制度，而在跨域合作的团建联盟中，轮值主席单位可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或者根本“轮不起来”。“Y 公司（民营企业）是轮值主席单位，但是它在轮值期间其实没有去主动发起什么活动或者46青年探索/2023年第5期YOUTH EXPLORATION事项，然后比较多的还是政府这边对接我们。”（T 公司团委书记，H 镇某团建联盟成员单位员工）“我们的区域化团建联盟虽然有多家轮值主席单位，但（工作）其实还是我们在干。那几家说是轮值主席单位，实际上还是我们镇团委在牵头。从成立以来，我们这个当值主席单位就一直脱不了手。”（Z 镇团委书记）由于上述原因，基层的一些团建联建工作在短期内可以做得有声有色，但时间一长就显得后劲不足，人手短缺、经费不足、工作重心转移，都有可能使基层团建联建工作中断。在这种情况下，除非有发起单位或上级单位的强有力支持，否则团建联建可能面临可持续发展障碍，甚至偃旗息鼓。四、原因分析：协同合作的行动逻辑针对基层团建联建协同合作网络有效延展的现实难题，本研究运用社会行动理论，从合作网络参与方的行动逻辑角度寻找深层次原因。社会行动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在社会学理论发展史中，韦伯最早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社会行动，强调行动者赋予行动的主观意义和目的，主张对社会行动进行诠释性的理解7。帕森斯则从社会行动分析出发提出了结构功能主义理论8。与韦伯相比，帕森斯延续了对行动者意志的关注，但强调了情境条件和规范、观念对行动的制约。现代西方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运用“秩序行动”坐标格对社会学理论进行了剖析，他提出了“行动问题”背后的理性预设与非理性预设（“非理性”并非指“不理性”）。持理性预设的行动理论，认为行动者是自私的、讲求效率的；持非理性预设的行动理论，认为行动者是受规范、道德、情感支配的9。本研究认为，在现实社会中，行动者既有自身的利益诉求与对效率的追求，又受道德规范、价值观念的制约，综合性的行动预设对现实中的社会行动更具有解释力。追求“利益与效率”“价值与规范”可以理解为社会行动的两种取向或两种逻辑。基层团建联建可以视为多元行动主体在一定的情境和外部推动力下创建新的组织系统的过程。团建联建所形成的组织合作网络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组织体系。在这一组织体系中，每个基层团组织及其所归属的单位都是行动者，有自身的利益、意志与目标，根据情境和规范有策略地采取行动。不同类型的组织，其行动逻辑存在显著差异。团建联建中多元主体合作网络纵横延展的难题，可以从组织的行动逻辑及其契合性、协调性角度发现深层次原因。（一）协同合作网络为何存在结构性不平衡？从社会整体层面上看，团建联建的合作网络主要覆盖范围以体制内单位及其团组织为主，非公经济组织的参与率与活跃度均显著低于体制内组织，从整体上看就形成了明显的结构性不平衡，并且这一状况在短期内很难发生显著改变。协同合作网络结构性不平衡背后，是不同组织核心行动逻辑的差异性问题。参加基层团建联建的不仅有团组织本身，基层团组织所属的单位实际上也是团建联建的参与方。换言之，参与基层团建联建的单位类型多种多样，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集体企业、非公有制企业、社会组织等，根据组织性质与职责的差异，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以及社会与文化组织。与此相呼应，这三类组织内部占主导的行动分别是：政治导向的行动、市场专题研究47导向的行动、社会服务和公益导向的行动（见图 1）。政治组织政治导向的行动社会与文化组织社会服务和公益导向的行动经济组织市场导向的行动工具理性取向价值理性取向图1 不同类型组织的行动及其理性取向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的群团组织，政治性是群团组织的灵魂，群众性是群团组织的根本特点10，共青团兼有政治组织与社会服务组织的特征。“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共青团的社会行动以政治导向为指引，同时也强调服务青年和社会。在基层团建联建的参与单位中，党政机关是政治组织，其社会行动始终秉持正确的政治导向；企业是经济组织，采用市场导向的行动；公益组织和学校等事业单位属于社会与文化组织，遵循社会服务和公益导向。运用社会行动理论的分析工具，可以发现政治导向的行动、市场导向的行动、社会服务和公益导向的行动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行动逻辑。基于亚历山大的分析，从综合性的行动预设分析出发，追求“利益与效率”和“价值与规范”可以理解为社会行动的两种逻辑。这两种行动逻辑与韦伯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有对应关系。根据韦伯的观点，理性行动可以分为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工具理性行动是指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来实现目的的行为；价值理性行动是指相信特定行为具有无条件的、排他的价值，因而不论条件和后果如何都要完成的行为11。韦伯关于工具理性行动和价值理性行动的界定属于“理想类型”。在现实生活中，行动者的动机与行动逻辑往往是复杂的，关于价值的追求也并非完全不计后果。现实中某个组织的社会行动逻辑可能更倾向于具有“价值理性取向”或“工具理性取向”，或表现为两者的杂糅。政治导向的行动、社会服务和公益导向的行动，以实现政治与社会价值、维护和提升社会秩序与规范为目标，体现了践行“价值与规范”的行动逻辑，有明显的价值理性取向，两者具有较强的兼容性。尤其是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以及党建在社会组织领域的开展，政府不断完善其公共服务职能，社会与文化组织不断加强政治建设，两者的契合性进一步提高。但是，以市场为导向的行动体现的是追求“经济利益与效率”的行动逻辑，具有典型的工具理性取向，与价值理性取向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48青年探索/2023年第5期YOUTH EXPLORATION不同类型组织的行动逻辑的差异性，直接影响着组织对团建联建的支持程度和资源的投入力度，也影响着这些组织下属的团组织参与团建联建的行动策略。党政机关与学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同样秉持价值理性取向的行动逻辑，在开展团建联建时更容易达成合作。国有/集体企业虽然属于经济组织，其社会行动以市场为主导，但是由于有党组织的强有力领导，党和国家的政治导向对国有/企业也有重要影响。在国有/集体企业中，市场导向的工具理性行动逻辑与政治导向的价值理性行动逻辑融为一体。在基层团建联建中，国有/集体企业团组织往往也能成为核心力量或活跃的成员单位。团建联建的结构性不平衡，突出表现为共青团与体制外组织的协同合作薄弱，非公有制企业及其团组织的参与不足。非公有制企业以市场为导向，对经济利益和效率的考量限制了相当一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对团建联建的投入和参与。“我去跟他（加盟商）说我要搞团建活动，他会觉得我在占用他的时间，然后可能我也确实会占用他的时间。他们更在乎自己能赚到多少钱，对于我讲的团建联建，他可能觉得跟自己并没有什么切身关系。”（QP 企业员工，KT 团建联盟轮值主席单位团委书记）“企业算人工成本，一天八小时工作制，你就要做出一天八小时的业绩来，而不是说让你有一天、半天时间组织一些团建工作。”（G 公司员工，J 开发区团工委委员）“H 公司现在年轻人特别多，但是从早上到晚上 9 点钟，他们都是在编程序，公司不会同意给半天时间，让他们参加团组织活动去。另外他们双休日也经常加班。”（JQ 集团管理人员，J 开发区团工委副书记）调研表明，部分非公有制企业选择建立党团组织，是作为企业与政府建立联系、获取地方政府支持、提高企业信任度的一种行动策略。相较于党组织，团组织能够提供给企业的资源少，在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受重视程度较低。绝大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团干部为兼职团干部，投入共青团工作的时间精力十分有限，且多由资历较浅的年轻人担任，资源调动能力相对不足，这是非公有制企业在团建联建中作用较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二）协同合作网络为何面临可持续发展难题？基层团建联建的协同合作网络能否获得可持续发展，首先在于多元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是否具有契合性，以及团建联建对参与主体自身行动逻辑的满足程度。同一系统的团建联建容易持续下去，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其成员单位的主责主业一致，行动逻辑相互契合。新一轮的团建联建常常跨越系统、地域、所有制界限，参与方的行动逻辑差异明显。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非必然对立，矛盾在于有限的资源在不同社会行动上的分配。在竞争激烈、考核严格的当代社会，组织的工作时间、人力、资金等资源总是相对紧缺。不同行动逻辑的组织对资源的分配有其优先级，总是倾向于将资源优先使用在与自身主导性行动逻辑相吻合的工作上。例如对于一些企业而言，适当参加团建联建活动，占用的组织资源不多，尚在考虑范围；倘若过多参加以价值理性为行动逻辑的活动，不管在时间、人力还是资金的使用上都不符合其追求经济效益的初衷，这类企业就难以长期参加团建联建。专题研究49此外，长期开展协同合作的困难还在于团建联建的成员单位成本与外部效益之间的矛盾。团建联建是跨单位的协同，是超越原有正式组织边界的合作。当前的团建联建，绝大部分情况下有一个或数个核心组织，多元行动主体参与，其联建活动的效益，尤其是服务青少年的活动成果往往超出单家组织的范畴，甚至成为社会公共产品。也就是说，团建联建的成果与效益，往往超出一家单位，为多家单位共同享有。这原本体现了“共享”理念，是团建联建所追求的目标。然而，从“投入收益”的角度看，就会发现，团组织对团建联建的投入和收益常常是不对等的，到一定程度，承担较多成本的团组织所属的企业可能会停止投入。团建联建若要取得良好成效，其核心组织如“轮值主席单位”需要在团建联建方面需要付出较大成本，包括资金、人力、时间等，但是其收益并非核心组织独有，相反，团建联建规模越有成效、规模越大，收益的共享者也就越多。从单个组织的角度看，其投入与收益不对等，与企业的工具理性行动逻辑背道而驰，导致团建联建工作难以真正获得非公有制企业管理层的重视。这也是为什么原则上要求团建联建要有轮值主席单位，由几家单位轮流主持，而实际上轮值主席单位难以轮转起来的重要原因。在上海基层团建联建颇有成效的典型案例中，团区委、街道团工委（镇团委）、产业园区团工委、国企团委等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共青团有服务青少年的社会功能，团建联建的社会效益是共青团所期待的。但是不同的团组织也有其管辖区域，属于不同的“块”或“条”。在跨地域跨系统联动时，当效益的产出主要不在其所属组织的管辖范围内，不能体现其所属组织的职责与工作绩效时，基层团组织就面临一个困境：从共青团系统看，应当根据上级团组织要求参加联建；从其所属组织的角度看，这种由其他组织获益的投入是不符合理性逻辑的，也难以给予支持。要提高团建联建的活力，使团建联建真正成为持续性的多方协同合作，就需要破解组织投入与外部效益之间的矛盾。五、新时代基层团建联建协同合作网络发展展望“共青团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革命性磨砺中奋进的中国共青团，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相统一，加强改革举措系统集成、协同推进”，把共青团改革向纵深推进2。促进基层团建联建网络的有效延展，就是共青团在深化改革的进程中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一）有效落实党管青年原则新一轮基层团建联建遇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多元主体力量的整合问题。多元主体力量的有效整合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社会治理制度的改革进程中，党建引领已成为推动多方主体协同共治的重要制度安排12。基层团建联建的有效推进，同样需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的优势”，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对青年工作的领导集中体现在党管青年原则的落实上。2017 年 4 月印发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将“坚持党管青年原则”列入指导思想。2023 年 6 月，团十九大报告50青年探索/2023年第5期YOUTH EXPLORATION再次强调“坚持党管青年原则”，要求“着力推动形成上下贯通、左右协同、齐心协力促进青年发展的工作合力”2。党管青年原则是中国青年政策的价值基点13，为青年事务和青年工作“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要求“建立党领导下的青年事务和青年工作协同治理机制”14。共青团是党联系青年的桥梁纽带，“加强和改善政治领导”“制定科学的群团发展战略”“把群团工作纳入工作全局”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群团的基本经验15。因此，要解决基层团建联建合作网络发展的瓶颈问题，就必须有效落实党管青年原则：第一，以青年化的方式加强党对基层团建联建的政治引领，为多元主体的协同合作建立共同目标与导向，增强多元主体的共性追求；第二，将共青团工作纳入地方发展战略规划，将基层团建联建纳入党政工作全局。如上海青浦区将快递行业团建联盟纳入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团建联盟获得团区委和镇党委政府的强大支持而获得创新性发展；第三，完善青年工作联席会议、区域青年工作共建委员会等设置，进一步健全青年工作的组织协调机制；第四，进一步落实“党建带团建”，尤其要发挥党建在非公有制企业团建联建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最后，通过设置专项资金、购买服务、资源配送等形式，加大党政部门及上级共青团对基层团建联建的支持力度，让党管青年原则在基层团建联建协同合作网络建构中落到实处。（二）着力寻找多元主体的需求契合点在共青团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时期，参与基层团建联建的组织类型日趋多样化，其行动逻辑的差异性提高了协同合作的难度。要在多元主体之间实现长期合作，必须采取求同存异策略，寻找需求契合点。从实践层面看，目前运行较为成功的团建联建案例大多是巧妙地抓住多元主体的共同利益与需求，开展富有创新性的协同合作实践，实现互利共赢。在现代社会，组织是一个受外部社会文化与制度环境影响的复杂系统。尽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行动逻辑，但是“利益”与“价值”之间并非完全冲突和对立，关键是资源在不同类型社会行动上的分配是否有助于组织主导性行动逻辑与核心目标的实现。如非公有制企业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发展目标，但是也关注企业公众形象及政企关系，这些因素可能间接影响组织的成长与经济目标的实现。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树立组织形象的常见方式，而企业对社会责任及社会影响力的关注有可能与共青团的青少年服务形成契合点。如有的企业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开展相关展览，或开发相关科技课程，为在校青少年提供参观场所或课外课程，无形中进行了企业宣传，也为落实“双减”政策后共青团丰富学生课外生活提供了服务场所与内容。通过精心设计，价值理性取向与工具理性取向的行动者找到了共同的实践场域。共青团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另一个工作契合点，就是青年服务。非公有制领域汇聚了大量青年员工，青年人才是企业的重要人力资源，企业对于优秀青年、高学历高技能青年，会采用种种措施增强吸引力，保持人才队伍的相对稳定性。开展丰富多彩的青年业余活动，发展青年职业能力促进项目，组织青年公益志愿行动，能够提升企业对青年的吸引力，也符合共青团服务青年的职能定位。设计适合非公有制企业青年的服务项目，是提升非公有制企业团组织参与团建联建的有效途径。专题研究51（三）建构基层共青团的社会化资源共享“生态圈”团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团内资源跨层级、跨地域、跨领域配置和使用，建立团内资源项目化交流、共享、互助机制”16；团十九大报告要求，“创新汇聚社会力量的动员方式，健全完善动员机制，着力激发青年力量、挖掘社会资源，增强共青团社会化生存和自持发展能力，构建项目、资金、人才、阵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动员生态圈”2。基层团建联建不仅是团内资源跨域配置和使用的重要形式，也是共青团建构社会化生存和社会动员“生态圈”的重要路径。在寻找多元参与主体的需求契合点的基础上，共青团在基层团建联建中要致力于打造社会化资源共享“生态圈”。作为现代化青年政治组织，共青团是扎根青年与社会的开放型组织，社会化的资源筹集与配置能力是其现代性的表征，多元主体的组织合作网络是其生态圈的重要表现形态。展望未来，这一生态圈的建构需要注意如下方面：第一，合理控制基层团建联建“生态圈”的结构与规模。良好的生态圈要有适宜的结构与规模。从结构上来讲，今后在基层团建联建合作网络的拓展中，要增加从事青年服务、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或准社会组织，或业务与青年服务高度关联的企业。由于团建联建往往带来外部效应，其中的青少年服务可能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征。公益性青少年服务与社会组织的性质、功能定位相符合，且有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能够将团建联建的公益性青少年服务转化为其日常工作内容。特定的企业也能发挥类似于社会组织的功能，如与产业园区建设及招商引资相关的企业致力于营造园区文化氛围，从事户外拓展训练的企业以组织青少年活动为主业，这类企业有可能成为基层团建联建的活跃合作对象。上述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加入，能够降低不同类型参与主体的行动逻辑张力，增强团建联建组织动员合力。从规模上来看，团建联建需要有一定的团组织数量，以实现资源互补与规模 效应。但规模并非越大越好，规模过大，则保持联建覆盖面的难度加大，可能会导致部分成员单位的参与度下降，长此以往游离在联建之外；同时也会产生因地理覆盖范围扩大带来线下集体活动的成本增大等现实问题，影响团建联建项目可行性。因此，将规模控制在合适范围内，更有利于协同合作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完善社会化资源共享机制。基层团建联建的特点和优势就是资源共享，但目前来讲资源共享的范围和持续性都有待提升。今后需要在尊重多元主体的行动逻辑、寻求多方需求契合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基层团建联建的资源共享机制。一是开展社会化共享资源调研，形成团建联盟资源共享清单。二是进一步搭建资源共享平台，加强团建联建组织网络与青年中心（青年之家）的衔接，通过创新性的设计吸引更多组织加入联建，丰富共享的资源，提升资源配置的社会化程度。三是促进团建联建的项目化发展，实现社会化资源共享的持续稳定发展。通过精心设计共建项目，以项目为抓手促进资源流通与共享，以合作协议、共建章程等形式提升资源共享的持续性与稳定性。总之，基层团建联建能够带来工作网络和组织网络的重构，形成工作资源和力量的整合，对于共青团改革而言具有深远意义。面对新一轮团建联建协同合作网络发展的瓶颈问题，党政部门和共青团组织要发挥政治导向的行动逻辑，有效落实党管青年原则；要兼顾团建联建中多元主体的行动52青年探索/2023年第5期YOUTH EXPLORATION逻辑，寻求各方需求的契合点；要发挥社会服务和公益导向的行动逻辑，打造共青团的社会化资源共享“生态圈”。通过上述举措，解决基层共青团协同合作网络有效延展难题，进一步壮大基层组织，形成基层合力，带领广大青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建功立业。参考文献1关于加强新时代团的基层建设 着力提升团的组织力的意见 EB/OL.（2019-02-02）2023-05-10.https：/ N.中国青年报，2023-06-26（001）.3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城市基层组织工作规定（试行）EB/OL.（2021-12-31）2023-05-10.https：/ EB/OL.（2020-07-06）2023-05-10.https：/ J.中国行政管理，2008（10）：52-58.6谭毅，杨波.再造基层：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创新的理论审视 J.中国青年研究，2018（6）：46-52.7马克斯 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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