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基于中文经管期刊的回顾与展望.pdf

经济管理学刊 宏观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 基于中文经管期刊的回顾与展望 张三保，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张志学（通信作者），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刘雅婷、傅昭龙以及北大 武大营商研究联合团队（）“宏微观研究：经济学 组”成员的出色助研工作。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和编辑部的宝贵意见，当然文责自负。张三保 张志学摘 要：连接宏观与微观领域，为经济管理学科的发展与理论突破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学者有组织地探索“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始于 年。十余年来，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宏微观结合研究，因其显著的学术价值和政策意义而展示出强大生命力，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高质量实证文献。为了进一步推动本领域的持续探索，本文通过系统梳理 年间发表于 管理世界 经济研究 和 中国社会科学三本中文经管类学术期刊的宏微观互动研究，归纳出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六类宏观环境因素，考察了这些宏观环境因素分别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主效应及调节效应，以及微观企业行为对宏观环境的反作用。基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从四个方面指出了 个未来研究方向：拓展数据来源，更新测量指标，改进分析方法；注重技术作用，考察组态效应，推进理论融合，探索微观影响宏观；关注中介效应，强调调节效应，探索混合效应；立足中国实践，考虑国际环境，开展中外对话。关键词：宏观；微观；环境；企业行为；宏微观互动中图分类号：；分类号：；一、引言长期以来，管理研究存在着泾渭分明的宏观和微观的分野。这种分工促进了学术的专业化和同行之间的交流。然而，现实企业汇聚了来自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影响力，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复杂的现实世界，在历史进程和前沿发展中产生交叉或协同影响。因此，单一视角已难以准确理解其中的机制（张三保和张志学，），越来越多的重要问题亟待综合运用宏观和微观两种视经济管理学刊第 卷角的优势来加以分析和解决（，）。因此，连接宏观与微观领域，既有助于在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上开辟新径，又能逾越科学与实践之间的鸿沟（，）。为了引导学界开展结合宏微观领域的探索，（）构建出一个包含四条线路的闭环模型 宏观到微观的“情境机制”，微观层面的“行为形成机制”，微观到宏观的“转换机制”，以及宏观层面的互动关联。年 月，发布“连接宏观与微观领域”特刊，总结整合宏观和微观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挑战（，），为在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战略与政策分析（，）、组织理论（，；，）、公司治理（，）、创业管理（，）乃至管理研究方法（，）等领域开展宏微观结合的研究提供了详细指引。年以来，中国一批富有洞见的学者每年组织召开“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学术研讨会（饶品贵等，），推动国内宏微观结合的实证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然而，国内外既有研究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例如，过于偏重探讨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而对文化、技术等重要宏观因素的潜在影响重视不够（见后文图）。（）指出了现有宏微观研究普遍存在的三个理论挑战：微观理论在探索宏观现象中的误用；在专注于微观现象的跨层次研究中，缺乏对宏观背景更细致入微的考虑；较少关注连接两个层面的聚合过程。为了进一步推进相关探索，本文通过系统回顾 年以来发表于 管理世界经济研究 和 中国社会科学 三本中文经管期刊且同时包含宏观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的实证研究，致力于回答两个问题：中国情境下的既有宏微观结合研究中，哪些宏观因素对哪些微观因素具有什么影响？在此基础上，未来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深入探索？鉴此，本文借鉴 分析模型（，），将影响微观企业行为的宏观环境 归 纳 为 政 治（）、经 济（）、社 会（）、技 术（）、环境（）和法律（）六大要素；进一步地，通过考察宏观环境分别作为自变量、调节变量（自上而下的“垂滴效应”，）、因变量（自下而上的“涌现效应”，）三种不同情形下的宏微观互动，厘清具体的宏微观因素；在分析既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方向。余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文献来源，概述研究主题，并总结方法应用；第三、四部分分别阐释宏观环境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主效应和调节效应；第五部分归纳微观对宏观的涌现效应；最后从四个方面总结既有研究的不足，并指出 个未来研究方向。第 期 张三保，张志学：宏观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 基于中文经管期刊的回顾与展望二、文献来源、主题统计与方法概述（一）文献来源鉴于宏微观结合的相关高质量研究主要集中在管理学和经济学领域，本文选取国内学术界公认的两大学科领域顶尖期刊 管理世界 经济研究 以及综合类顶尖期刊 中国社会科学 三本期刊作为文献来源。文献筛选程序如下：首先，选定 截至 年 月 日，本文 年选取的文献已更新至：管理世界 第 期，经济研究 第 期，中国社会科学 第 期。关于宏观与微观因素的详细分类，参见后文图。年 月至研究时点（年 月 日）出版的三本期刊作为检索范围。随后，分年度逐期浏览期刊目录，筛选出题目中同时包含宏观环境和微观企业行为的文献，计 篇。之后，逐篇分析论文摘要和全文，删除综述类论文，确认宏微观结合的实证研究文献，共 篇（见表）。表 三本期刊的宏微观交叉研究论文数量与比重（年 月 年 月）中文期刊相关论文数量总论文数量占比管理世界 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 合计 注：作者基于研究结果自行整理。如图 的按年统计分析，三本期刊的宏微观结合文献在近十年间分布较为均匀，略有波动，年最多，达 篇。其中，管理世界 发表的宏微观领域文献最多，经济研究 次之，中国社会科学 由于是综合性期刊则一直较少。（二）主题统计如图 所示，年间在三本重要期刊发表的宏微观互动研究中，分析模型中六类宏观因素研究次数由高至低依次是：政治因素（次）、经济因素（次）、社会文化因素（次）、法律因素（次）、技术因素（次）和环境因素（次）。经济管理学刊第 卷图 三本期刊按年发表宏微观论文数量统计（）注：作者基于研究结果自行整理。图 宏观环境因素的研究主题分布（）注：作者基于研究结果自行整理。如图 所示，微观企业因素研究次数前四位的主题依次为：微观企业结果（指企业绩效、生产率，次）、财务战略（次）、研究与开发战略（次）、公司治理（次）。图 微观企业因素的研究主题分布（）注：作者基于研究结果自行整理。第 期 张三保，张志学：宏观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 基于中文经管期刊的回顾与展望（三）方法概述数据来源方面，大多数研究的样本来源于二手数据库，少量使用了一手数据。主要包括 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数据库、价格数据库、国家统计局数据库、同花顺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专利数据库、中国经济新闻数据库、交通数据库、区域经济发展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证券市场数据、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相关部委及世界银行的行业或企业调查数据、国家及地方行政单位发布的数据统计报告。指标测量方面，市场化水平或制度环境等宏观因素的测量主要采用了樊纲等（）的市场化指数。此外，顾夏铭等（）、饶品贵和徐子慧（）、刘贯春等（）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测量，采用了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分析方法方面，宏微观领域的已有研究普遍构建计量模型，通过有序（）模型、回归分析方法、法、回归方法、面板固定效应回归、混合 分析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模型等方法开展数据分析。如采用异质性企业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田磊和陆雪琴，），溯因式理论构建方式、单案例研究方法（卫田和万倩雯，；曹裕等，）等。此外，还有变换感知指数计算方法（程文，）、双重差分模型（李松楠等，；李小平等，）、假设检验方法（吴育辉等，）、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或称渐进倍差法）（莫怡青和李力行，）。三、垂滴效应：宏观对微观的主效应以下分别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技术、环境和法律六个方面，逐一介绍它们自上而下影响微观企业（垂滴效应）的既有研究。（一）政治因素的影响政治因素分为中央和地方政策、制度与变革，以及政治行为。1.中央和地方政策中央及地方政策相关因素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劳动力保护政策、其他政策以及政策不确定性。作为推动中国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的重要执行主体，中央及地方政府对经济资源的分配具有绝对话语权。其各项政策作为政府参与经济的重要表现，影响着企业行为选择和价值提升（杨兴全等，）。经济管理学刊第 卷（）货币政策。货币政策与企业投融资的关系密切：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缓解民企的融资约束，进而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且最终体现在企业价值上（靳庆鲁等，），尤其是对宏观经济感知向好的企业会更积极响应政策刺激，增加投融资行为（张成思等，）。货币政策执行模式中，合意贷款规模管制会使商业银行转移高风险贷款到资产负债表外，让成熟的大型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积累更多现金（于泽等，）；然而，拥有更多投资机会的成长型中小企业，却难以获得贷款，减少了企业投资（于泽等，）；货币政策适度水平的提高，则有助于减少企业“短贷长投”的行为，并间接降低对公司业绩的不利影响（钟凯等，）。货币政策也会直接影响企业出口。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显著增加了中国企业的对外出口规模，引致外资企业在中国出口市场中的占比上升（张靖佳等，），并加剧了中国企业出口价格的波动（孙浦阳等，）。此外，货币政策越宽松，集团企业选择集中负债模式的可能性越小，但集中负债又会降低集体企业的整体投资水平（何捷等，）。并且，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对特征企业具有调节效应（欧阳志刚和薛龙，）。（）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中的税收政策和补贴政策都能激励企业，并受行业、激励目标等多因素的影响而具有差异（柳光强，）。在某些情况下，财政政策可能会对企业造成负面影响，例如以信贷支撑的财政扩张和“去杠杆”出现的信用违约会提高借贷成本和外部融资风险溢价，进而导致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大幅上升（梅冬州等，），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金融风险隐患更加凸显（杨子晖和陈雨恬，）。税收政策。企业减税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税收激励可降低有效平均税率而显著提升各类企业的进入率（贾俊雪，），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而促进企业的投资（付文林和赵永辉，），并显著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刘诗源等，）；减税降费能增加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总产出，并改善企业间资源分配效率（田磊和陆雪琴，）；利息收入减税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刘冲和刘莉亚，）。对出口企业的退税、补税，能够使其成本加成率低于非出口企业的成本加成率，最终导致出口产品价格降低（盛丹和王永进，）。具体到各项税收政策而言，所得税减半征收政策有效降低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缓解了杠杆风险与融资约束（王伟同等，）；增值税改革也能降低企业的税负，通过降低增值税有效税率来促进企业投资（许伟和陈斌开，）；“留抵退税”改革也降低了企业税负并促进投资，提升价值（吴怡俐等，）。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则促进了企业的资本投资增长（刘啟仁等，），从而促进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刘啟仁和赵灿，），使员工能与企业分享更多租金，但管理层的租金分享程度比普通员工更高，因而扩大了公司内部收入不平等（张克中等，）；投资抵第 期 张三保，张志学：宏观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 基于中文经管期刊的回顾与展望扣税收优惠则能通过提升风险投资基金的风险承担能力来激励企业风险投资（彭涛等，）。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整体小微企业的应税收入弹性作用较低，其中应税收入 万元和 万元周围企业弹性相对 万元周围企业较高，即减税效率较高（李昊楠，）。与此同时，减税激励也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比如高新技术企业的减税政策反而会使得企业实施研发操纵，最终导致企业研发绩效下降（杨国超等，）。在存在税收任务的情况下，地方征税机关较大的税收计划压力导致企业税负显著上升（白云霞等，），这一过程可能是通过税收征管力度增加而实现的（田彬彬等，）。在其他方面，地区间税收竞争显著影响了企业异地并购行为，引致资本跨区流动（王凤荣和苗妙，）。补贴政策。政府补贴对企业的研发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人才政策可以促使企业加大对研发人才的招聘雇佣，提升研发投入、专利产出和研发效率，且更大的补贴力度和更低的门槛要求带来的效果更显著（孙鲲鹏等，）。陈红等（）发现，研发补贴与企业创新和绩效显著正相关。中国的 补贴政策从整体上看对企业技术创新有显著的激励效应，以税收优惠为代表的“普惠式”补贴的政策效果要优于以直接财政补贴为代表的“竞争式”补贴（安同良和千慧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创新投入造成挤出效应，而对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和研发加计扣除政策则产生挤入效应（张杰，）。相比国企，政府补贴对民企的创新绩效促进效应更大（杨洋等，）。并且，不同政府补贴类型的影响有所差异：贷款贴息型的政府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产生显著的挤入效应，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张杰等，）；非研发补贴对新创企业创新产出具有积极影响，而研发补贴对新创企业创新产出却是倒 形影响（吴伟伟和张天一，）；政府的生产性补贴也会直接促进企业做出出口决策（苏振东等，）；政府研发前补贴和研发后成本分担两种补贴方式对不同的企业融资约束和政企信息不对称程度具有社会效益差异，而二者的混合补贴机制可有效节省企业融资成本并降低信息成本，实现效益增益（赖烽辉等，）。此外，补贴效果也与企业类型有关：政府增加对创新密度较大类型企业的创新投资，可以显著提高其创新速度和技术水平（苗文龙等，）。然而，政府补贴也可能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以中国钢铁企业为例，政府补贴可能使许多项目在明显亏损的状况下仍然运行，带来产能过剩（马红旗等，）；此外，补贴可能通过增加非生产性成本导致受补贴企业加成率下降（任曙明和张静，），并直接增加企业投资，进而导致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加大（王克敏等，），甚至会导致企业中间产品的成本增加，即增加企业的过度购买行为（刘海洋等，）。总体来说，政府的直接和间接支持会限制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肖经济管理学刊第 卷文和林高榜，），差别化政策虽然能在短期内帮助受补贴企业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但也显著抑制了大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成长（王永进等，）。（）产业政策。产业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同样有利有弊。一方面，产业政策既可能显著提高受扶持行业内企业出口额（陈钊和熊瑞祥，），激励企业创新，同时也能使得上下游企业的融资约束得以缓解（卞泽阳等，）。但另一方面，产业政策也可能导致企业仅仅为表面迎合政策要求，而无益于真正从事创新（杨国超和芮萌，）。产业政策只激励了企业创新的“数量”，而非“质量”（黎文靖和郑曼妮，）。并且，相对于受扶持企业，非产业政策扶持企业更趋于多元化经营（杨兴全等，），受产业政策支持的企业在跨境并购中会支付更高的溢价且并购完成的概率更低（钟宁桦等，）。跨境电商产业政策也促进了出口产品结构偏向电商敏感度高的产品（李小平等，）。此外，产业政策会对企业的人力资源产生影响，产业挑选出的重点行业相比于非重点行业有更强的人才需求（刘毓芸和程宇玮，）。特别地，环境方面的产业政策对企业也有很大影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提升了控排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胡珺等，），新能源增值税激励政策促进了新能源企业规模扩张与创新（孙传旺等，）。（）劳动力保护政策。作为一种劳动力保护政策，最低工资水平的提高，可以整体提高企业平均工资水平，减少企业雇佣人数（马双等，），促进企业对外的直接投资（王欢欢等，），使企业出口额下降（孙楚仁等，），并增强企业盈余管理的动机（陆瑶等，）。另外，企业社保缴费也是劳动力保护的一道屏障。近年来国家出台了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等多项社会保险政策。社保缴费率下调会显著提高企业的社保参与率和社保缴费总支出，会提高企业招工激励与意愿从而扩大员工雇佣规模（宋弘等，）；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下降会增加企业劳动需求和资本投入，同时也会相应提高产出水平（杜鹏程等，）。政策冲击也会使不同征收机构的征收强度出现分化，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对于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社保缴费强度提升更高，但增加的社保缴费并未通过减少就业、降低其他类型薪酬或提升职工学历结构的形式转嫁给职工（鄢伟波和安磊，）。然而，最低工资标准上涨，会导致企业选择规避税收来保持行业竞争力，进而降低企业风险，提升企业价值（刘行和赵晓阳，）。此外，最低工资标准还会通过“竞争效应”和“自身效应”正向影响企业产品的价格水平（徐建炜等，）。（）其他政策。半强制分红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派现意愿和派现水平，但明确最低分红“门槛”的政策却表现出更弱的约束效应（魏志华等，）。中央“八项规定”（一般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政策实施后，企业消费性现金支出中当期管理和销售费用比例下降，却没有第 期 张三保，张志学：宏观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 基于中文经管期刊的回顾与展望导致下一年度的公司业绩上升，表明企业可能操纵费用归类来规避管制（叶康涛和臧文佼，）。从其他政策的积极效应来看，卖空管制放松政策能够改善公司并购活动所产生的短期并购绩效和长期并购绩效（陈胜蓝和马慧，）。联合奖惩政策对于企业及纳税人税收遵从度以及企业绩效起到了激励与改善作用（李林木等，）。环保政策方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实施，改善了地方官员执行动机，进而增强了企业高管污染减排意愿，提升了企业环保投资规模，从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张琦等，）；同时，设立跨区域环保督查中心也可以显著减少边界企业污染排放，达到边界污染治理效果（赵阳等，）。而 绿色信贷指引 的实施使得绿色信贷限制行业的绿色创新总量显著增加，但绿色创新质量提升不明显（王馨和王营，）。两控区政策则通过提升生产成本阻碍了企业生产率的增长（盛丹和张国峰，）。区域发展政策方面，以东北工业为例，“振兴东北”战略虽有利于企业的产值增加，却不利于提升利润（董香书和肖翔，）。国企改革方面，中央政府对国企高管的限薪政策，有助于抑制全社会企业高管薪酬的过快增长（方芳和李实，）。并且，国企改革政策带来国企内部治理的完善和代理成本的下降，有利于提升国企的生产效率（孔东民等，）。企业贷款政策方面，中国 年推出的“银税互动”政策，允许银行获取税务部门的企业纳税信息，减少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显著提高了小微企业平均的银行贷款可得性与贷款额度（杨龙见等，），消除小微企业融资约束（陈彪等，），从而有效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创新政策方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年）显著促进了企业专利数量、专利质量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简称）水平的提升，也促进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创新产出（寇宗来和刘学悦，）。并且，国家科技计划显著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创新产出（秦雪征等，）。而高新区“以升促建”政策则显著提升了高新区内本土企业的创新水平（张杰等，）。计划生育政策方面，随着二孩政策、三孩及以上政策的陆续出台，国家放松计划生育控制会增强劳动者享受更多闲暇时间的意愿从而选择提前退休，减少老年劳动供给（汪伟和王文鹏，）。（）政策不确定性。首先，稳定的贸易政策可以对企业进出口产生正面影响。一方面，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会显著扩大企业进口规模（毛其淋，），并激励企业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增加对国外中间投入品进口、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显著降低企业储蓄率（毛其淋和许家云，）；另一方面，一国最优的贸易政策经济管理学刊第 卷选择也受到产品质量差异和国内企业出口模式的影响（谢申祥等，）。此外，在劳动力市场方面，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上升，能够提升劳动者的工资议价能力，有助于提升劳动者收入水平（谢申祥等，）和分享更多由税收优惠带来的租金，从而缓解企业内部收入的不平等（张克中等，）。其次，地方政府官员更替会给地区层面的政策连续性带来负面影响。当地方官员更替时，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罗党论等，），导致企业税收规避行为增多（陈德球等，）、盈余管理行为增多（陈德球和陈运森，）、慈善捐赠数目增多（戴亦一等，），带来地区企业产能过剩（徐业坤和马光源，）和地方国企的过度投资（曹春方，）。当然，对于企业投资的影响具有相反结论。比如，为更好满足中央政府的 考核目标，新任官员拉动投资，地方官员更替产生的投资冲动会增加辖区企业投资支出甚至过度投资，从而降低投资效率（陈艳艳和罗党论，）。省委书记更替产生的事实政治权力转移导致政府干预减少（曹春方，），以及市委书记更替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增加（徐业坤等，）导致官员更替对国企投资量的负面影响。此外，政策时机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而政策强度不确定性却会抑制企业过度投资（陈少凌等，）。最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使得企业出于风险对冲而降低高管变更的概率，且在高管变更时会更倾向于选择内部人员继任（饶品贵和徐子慧，）；还会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且这种对于企业创新的正向效应还具有与企业异质性相关的选择效应（顾夏铭等，）；另外还会显著抑制企业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刘贯春等，）。2.制度与变革制度与变革相关因素包括正式制度、改革以及制度环境。（）正式制度。正式制度对于企业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制度影响员工个人，进而影响由员工所构成的企业；二是制度效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企业，引导、驱动乃至迫使企业改变某些行为。社会保障制度。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才国伟和刘剑雄，）。其中，养老金的增长率与参保群体预计退休年龄呈负相关，直接影响着个体的退休决策与企业劳动力供给（刘子兰等，）。而良好的破产制度、社会规范和融资环境对于创业者失败再创业有着促进作用（郑馨等，）。股票交易制度。股票交易制度对企业创新、投融资及公司治理等存在多方面影响。首先，中国式卖空机制对于公司有显著的创新激励效应和价值提升效应，且创新激励效应会随着制度的完善而逐步显现（权小锋和尹洪英，）。同时，卖空制度对于标的企业融资有着事前威慑作用，促进了企业优化融资决策和资源配置（顾乃康和周艳利，），促进了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黄俊威和龚光明，），提高了企业违规成本，降低了企业违规倾向（孟庆斌等，）。此外，潜第 期 张三保，张志学：宏观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 基于中文经管期刊的回顾与展望在投资者会通过卖空将利空消息显示在股价当中，从而迫使股东保障自身利益，推动企业更好地执行清算期权，提升清算期权的价值（靳庆鲁等，）。其次，融资融券制度对于资本市场定价效率的提高有着显著作用，从而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李善民等，）。再次，沪深港通交易制度的实施对非财务信息定价有增强作用，从而影响企业投资（连立帅等，）。最后，发行市盈率管制会显著降低公允估值较高的企业的研发、并购等投资支出以及上市融资规模，但其上市三年内再融资的概率和规模会显著上升（胡聪慧和齐云飞，）。其他制度。中国用工制度的市场化不足限制了中国企业劳动力的流动性（马草原等，）。此外，续贷限制能够强化银行在公司治理方面的作用，加强债务对于企业的约束能力（刘海明和曹廷求，）。（）改革。伴随涉企改革的不断深入，企业对于改革红利的获取会产生各种行为反应，促使企业战略、经营等方面处在动态调整当中，进而影响整个企业乃至社会企业环境的变化。产权改革。政府对国企仍有过多干预与保护，单纯的市场化改革只能弱化其融资约束（徐明东和陈学彬，），而产权改革则可以更显著地提高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进而影响企业投资（徐明东和田素华，）。另外，分红权激励改革通过改善预期、加强监督和提高员工风险承担意愿等途径发挥作用，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和质量（曹春方和张超，）。行政改革。撤县设区改革一方面能促进企业所得税实际税率的降低，从而有效提高企业绩效（范子英和赵仁杰，）；另一方面，撤县设区改革使企业获得的补贴、税收等政策红利下降，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进而影响企业的融资决策（卢盛峰和陈思霞，）。其他行政改革方面，行政审批中心通过所进驻的部门实现跨部门协调，便于企业进入市场（毕青苗等，）。对于出口企业来说，简政放权对于企业出口绩效具有稳健而显著的改善作用（许和连和王海成，）。此外，在中国特色社会组织情境下，群团改革有效提高了企业创新能力和专利研发效率（赵晶等，）。财税体制改革。一方面，地方政府债务会给企业财务发展带来阻碍。因此，实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改革不仅能显著抑制政府性债务的增长，同时也可以通过降低融资平台新增贷款来缓解上市公司的融资困境（梁若冰和王群群，）。除此之外，供给侧改革，尤其是结构性供给侧改革的措施，有助于降低企业投资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从而显著抑制企业过度投资（陈少凌等，）。另一方面，税法改革会引起企业的推迟、跨期效应。企业所得税法改革对税率、企业性质、管理层持股情况存在差异的企业产生着不同的利润推迟效应（王亮亮，）。税制改革会引发企业工资的跨期转移，前后工资的跨期转移反映于资本市经济管理学刊第 卷场，最终提高了企业价值（王亮亮和王娜，）。相反地，国发 号文所确定的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的税制改革会对企业利润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有损企业价值（刘行和陈澈，）。另外，增值税税率能够通过“价格效应”与“税负效应”影响企业价值（刘行和叶康涛，）。而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降低了企业避税程度，并最终对企业劳动收入产生正面影响（杜鹏程等，）。（）制度环境。个人、企业对制度环境的感知程度和态度影响着个体和企业的行为。何轩等（）发现，对外部制度环境的不利感知会削弱家族企业传承意愿。而王博和朱沆（）发现，正式制度的改善速度与个人的机会型创业选择有着倒 形的关系。制度环境影响着企业的慈善行为和企业治理。例如，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中国企业因“主动配合”或“被动选择”而慈善捐赠的动机（唐跃军等，）。又如，当存在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时，家族企业中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存在着倒 形关系，而控制经济发展的内生影响后家族涉入与制度环境之间负相关（陈凌和王昊，）。此外，区域制度环境的差异会导致企业总经理自主权大小的差异，进而影响组织战略选择与绩效（张三保和张志学，）。而精准扶贫又的确会对企业基金投资产生积极的信号作用（张学勇等，）。制度环境对企业的影响还体现在其他多个方面。在创新能力方面，许庆瑞等（）通过对海尔集团的纵向案例研究发现，历史压力和随机事件可以作为外部推力促进企业实现自主创新能力演化。在经济效益方面，良好的制度环境提高了地区竞争力，可以降低地方政府给予企业税收优惠的压力，从而增加企业实际税负（刘慧龙和吴联生，）；而制度压力的存在会影响企业的制度履行，进而使企业增加商业机会、产生经济效益（林润辉等，）。在投融资战略方面，改善契约环境可以对企业债务融资的约束起到有效缓解作用（杨畅和庞瑞芝，）；而制度约束会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李新春和肖宵，）。在战略实践方面，地区之间的经济环境和制度距离会吸引创业者选择条件较优地区开展创业实践（叶文平等，）；目标市场制度环境越好，企业越可能实施跨区域经营战略（宋渊洋和黄礼伟，）。3.政治行为政治行为相关因素包括政府干预、政治关联、党组织参与治理以及政府质量与政府环境。（）政府干预。政府干预对于两种企业类型 国企和民企的不同影响方面，国企控股比例与企业绩效之间呈倒 形关系（杨典，）；政治庇佑会增加国企的管理成本，民企由于管理成本面对外来变化时的刚性较小而影响微小（杨继生和阳建辉，）；随着地方财政分权程度上升，地方政府的差异化行为会推高国有企业第 期 张三保，张志学：宏观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 基于中文经管期刊的回顾与展望杠杆率，降低非国有企业杠杆率，但整体上会降低企业部门杠杆率（谭小芬和张文婧，）。政府干预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过度干预会产生负效应。政府对于企业干预水平越高，企业去库存执行效率和意愿越小，政府放权会显著提升企业去库存水平（刘斌等，）；政府干预越高，银行不良贷款就越高（谭劲松等，）；降低政府管制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低收入人群的“自我雇佣”来提高整个市场的创新水平（陈刚，）；政府年度预算管理导致企业纳税波动并影响经营效率（吕冰洋等，）。另一方面，适度干预能够规范市场环境。通过政府管制能够减少企业群体性败德行为（李新春和陈斌，）；通过外国直接投资（）补贴政策可以吸引外国跨国企业直接投资（马捷等，）；政府的会计监督也对企业的盈余管理有缓解作用，从而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柳光强和王迪，）。（）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发展往往产生负效应，但国企和民企所受影响区别较大。存在政治关联对民企绩效是正效应而对国企是负效应（田利辉和张伟，）；更紧密的政治关联会提高民企的高管薪酬，但相同水平下对国企影响微小（唐松和孙铮，）。此外，政治关联与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负相关关系（魏下海等，），还会降低企业的创新水平（袁建国等，）。政治关联也可以对企业产生正效应。例如，通过信息效应和资源效应显著降低企业的现金现金流敏感度，缓解融资约束（于蔚等，）；从国家层面分析时发现，政治网络与创业也有着正效应的因果关系（吴一平和王健，）。（）党组织参与治理。国企党组织参与治理有利于增加企业并购中的溢价水平，减少国有资产流失（陈仕华和卢昌崇，）；党组织的存在能够抑制高管绝对收入与员工收入差距，但会提高冗员水平（马连福等，）；纪委的治理参与能够有效抑制高管的非货币收益（陈仕华等，）。（）政府质量与政府环境。企业风格与政府环境匹配才会对企业长期发展有正向影响（肖土盛等，）。类似地，在单独的企业投资方面不仅需要较高的政府质量，也需要公司治理结构与政府质量互动关系匹配才能提高企业投资水平（焦豪等，）。并且，地方政府债务融资降低了企业的劳动雇佣（余明桂和王空，），地方公共债务增长会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吴敏等，）。（二）经济因素的影响影响微观企业的宏观经济因素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经济环境、市场环境、金融环境及外贸环境五个方面。1.经济增长横向比较来看，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及制度距离会显著提高外来人口异地经济管理学刊第 卷创业的概率（叶文平等，）；纵向比较而言，地方政府增长目标同实际增长值产生过高的偏离，会对地方性国企的创新水平产生抑制效果（黎文靖等，）。2.经济环境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企业的生存、经营和发展以及各项劳动者权益，比如数字经济发展的智能化在提高中低技能劳动者相对福利水平的同时，却挤占了其相对收入权（柏培文和张云，）。现有研究多从数字经济、宏观税负、经济危机、经济周期、汇率和通货膨胀、全球化、经济集聚、宏观经济不确定性等方面入手发掘对微观企业的影响。从宏观税负和经济危机角度看，住房价格上涨会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进一步导致企业上缴税收的下降（黄少安等，）。宏观税负对民营制造业的发展有制约作用（杨继生和黎娇龙，），而在经济危机这一外部冲击下，公司大股东会积极展现管家行为，且持股比例越高，其对企业绩效改善程度越高（连燕玲等，）。宏观税负对企业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减税降费能够降低企业成本、增加技术投入，从而推动企业生产调整升级（谢富胜和匡晓璐，）。从经济周期角度看，出于对政府支持行为的回报，国企相对于民企在经济下行期会更明显地呈现出减少避税程度的“逆经济周期支持效应”（陈冬等，）。在金融危机产生的经济下行压力期间，受经济刺激政策支持的行业中，中国经济刺激政策与企业市场绩效呈现正相关性（连立帅等，），然而在刺激计划退出后，前期获得更多信贷的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受支持行业内的企业，由于做了大规模逆周期投资并大幅扩张雇员，导致后期企业绩效变差及偿债压力加剧（钟宁桦等，）。从汇率和通货膨胀角度看，汇率冲击更多地通过改变企业聘用决策影响制造业就业（戴觅等，）。对于出口企业，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新进入企业产品的质量提升、出口高质量产品的企业出口持续期延长均具有正面影响（许家云等，），并给企业的出口贸易带来负面冲击（张会清和唐海燕，），另一方面也会导致出口企业采取一定程度的 （依市定价）行为（项后军和吴全奇，）。黄新飞等（）则发现了预期通货膨胀对零售商品价格的正向拉动效应。从全球化角度看，全球化推动了企业进出口的增加，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强劲的外需带动企业出口，同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扩大了国外消费品的进口（谢富胜和匡晓璐，）。从经济集聚角度看，经济集聚会对大部分制造业企业生产率产生负面效果，且不同生产率企业的空间选择行为受到城市规模的显著影响，经济上的集聚效应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李晓萍等，）。相反地，城市产业结构发展也能通过城市第 期 张三保，张志学：宏观环境与微观企业行为 基于中文经管期刊的回顾与展望经济的集聚作用正向影响流动劳动力工资收入：城市产业结构发展水平越高，对流入劳动力工资的提升作用越明显（呼倩等，）。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来看，它会减弱外部需求、流动性资金需求以及长期资金需求对公司投资带来的正面影响，其中对流动性需求及外部需求的影响最为显著（王义中和宋敏，）。3.市场环境既有研究关注的市场环境包括市场聚集、市场竞争、市场分割、市场化程度、投资环境及环境不确定性。（）市场聚集。大城市中企业市场聚集对企业创新发展有格外的优势。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市场整合度逐渐升高，可以有效地提高企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提高企业垂直分工程度（李嘉楠等，）。与之不同，面对扎堆的企业聚集，在合作和商品出口的过程中，内资企业通过模仿与创新提升了公司的学习能力，其中创新效应更显著（赵永亮等，）。另外，面对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和市场聚集，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与市场整合的程度呈正相关（贾润崧和胡秋阳，）。（）市场竞争。良好的市场竞争能够提高公司的创新能力。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企业所在行业竞争度的提升，通过激励国企创新研发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使国企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孔东民等，）。但是，如果进入壁垒大，大企业的垄断地位强，更容易获得足够高的利润与市场份额，就会缺乏相应的创新激励机制（王永进等，）。此外，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及其灰色竞争行为也会抑制正规企业的独立创新，促使其更多地转向模仿（张峰等，）。出口企业过高的市场竞争也使得其企业成本加成率低于非出口企业，从而使得出口价格变低（盛丹和王永进，）。不仅如此，环境复杂性会导致企业高程度战略变革的发生：居安思危谋变革可以帮助企业获取并维持竞争优势，内外交困促变革却无法显著改善企业前期的不良绩效，而集思广益商变革则会伤害企业绩效（张明等，）。其他方面，市场竞争不利于企业开展员工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对员工培训、员工社会保障和员工工作环境均呈现不利影响（周浩和汤丽荣，），也会造成中国上市公司股票特质性风险的显著增加（吴昊旻等，）。但是市场竞争程度越低，企业集团的多元化控制匹配程度就越高（冯米等，）；市场竞争程度越高，就越能提升生产率较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简泽和段永瑞，）。此外，中国零售商品的平均价格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波动，市场需求、市场结构和超市规模对零售商品价格调整具有正向拉动效应（黄新飞等，）。（）市场分割。市场分割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企业发展。目标市场的市场分割程度与企业跨地区经营战略显著负相关（宋渊洋和黄礼伟，）。同样，市场分割程度越大，地方国企的企业价值越低，促使地方国企增加异地子公司的建立（曹春方经济管理学刊第 卷等，）。但同时，市场分割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开展线上销售模式，加快了中国电子商务的扩张与发展（马述忠和房超，）。而对于员工来讲，劳动力市场分割导致不同劳动部门的“吸引力”与“排斥力”有所不同，会降低员工的组织流动，从而增强企业运营的稳定性（李路路等，）。（）市场化程度。市场化程度的提升，对企业生产率、绩效和公司治理方面都有正面影响。随着国内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国企生产效率对外资企业有显著逐年追赶的态势（孔东民等，）；市场化程度还会通过政府对 公司的补助机制间接影响企业绩效（王克敏等，）；与中西部地区相比，市场化水平更高的东部地区的国企，高管晋升机制会得到更有效的执行（张霖琳等，）。（）投资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引进外资投资对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提升内资企业生产率水平，间接推动了其对外直接投资（李磊等，）。但是，中国投资环境、行业发展状况以及母公司特征对外商投资企业撤资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状况对撤资决策有显著的负向效应（李玉梅等，）。（）环境不确定性。客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会对企业的经营治理造成影响，与企业投资治理模式紧密程度呈明显负相关，即当面临较高的环境不确定性时，企业更倾向于选择较为松散的治理模式（陈梅和茅宁，），导致企业投资出现偏离（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进而提高了非国有控股公司的价值而降低了国有控股公司的价值（申慧慧等，）。但是，王斌和张伟华（）发现，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