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中蟾蜍纹样装饰意象探析.pdf

091汉画中蟾蜍纹样装饰意象探析 黄恩武刘白羽摘 要蟾蜍纹样作为汉画像中典型的动物形象频繁出现，自古就受到了民间大众的崇拜。而汉代作为蟾蜍纹样发展的重要时期，寓意繁多，为蟾蜍纹样的探索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史料，从而导致这时期的蟾蜍纹样呈现出新的审美意象。将考古发现的汉画像蟾蜍图式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纹样分析，以此揭示汉画像中蟾蜍纹样的装饰意象，对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研究具有较大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创作应用价值。关键词汉画像；蟾蜍纹样；装饰意象考古发现，在新石器没有文字记载的年代，蟾蜍纹或蛙纹的装饰器物蕴含着原始先民的精神生活、情感表达和夙愿祈求，是凝固历史探知新石器时代原始农耕人类活动的物证。它充分印证了新石器时代我国先民就已有蟾蜍崇拜1。因此，蟾蜍纹样作为中国传统的寓意纹样，具有较高的民俗文化研究价值。然而，目前的相关研究较为冗杂，针对现有发表的学术论文，涉及画像石、画像砖、壁画等媒介的蟾蜍纹样解读2，有从服饰角度做蟾蜍纹样的寓意研究3，也有对出土器物上的蟾蜍纹样做细致的讨论4，研究内容复杂多样，涉及了纹样的发生、发展及在文化传播中的价值和意义。据考古发现，目前带有蟾蜍纹样的各种文物中，最早可追溯于新石器时期具有写实风格的泥塑陶器。秦汉时期，蟾蜍纹样演化为脱离实物绘画形式的具有风格化的变形纹样，样貌纷呈，以一种极具特色的艺术形象呈现。这是秦汉时期流行的风尚5，受到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有人认为蟾蜍纹样的造型是中国古代信仰的图腾文化，以此来祈求如意顺遂；也有人认为蟾蜍多子，寓意人丁兴旺与繁殖崇拜6。虽然这些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学术视野和空间，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和探讨。如在讨论蟾蜍纹样时拘泥于单一件器物的个案研究7，且停留于表征寓意象征的描述，并未通过图式分析深层次地挖掘其内在的文化意象和特征，导致多数学者忽略了蟾蜍纹样的装饰意象。由此可见，蟾蜍纹样具有一定的装饰性，且在民俗文化传承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蟾蜍意象的发展与转变早期蟾蜍纹样具有更多原始性质的生殖意象，单纯从蟾蜍生物繁衍的角度出发，并未突出蟾蜍这一纹样背后人们所赋予它的“神力”和独特性。随着社会的思潮和需求的转变，蟾蜍的象征寓意也被注入新的文化思想观念，如宋代类说中记载：“王兴为蒲江主簿，罢官隐于秋长山山下，洞穴有千岁金蟾，见者当得道”8，是将蟾蜍与长生等观念相融合。蟾蜍与玄武、玉兔等其他动物纹样的画像组合，在不同的媒介上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和内涵，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23/04092使蟾蜍寓意变得愈加丰富精彩。这些寓意是受人们观念影响下所产生的。如铜镜上蟾蜍与玄武的画像组合，成为瑞兽的象征；画像砖上蟾蜍与捣药玉兔组合后，具有“长生不死”的意象；画像石上蟾蜍出现在西王母仙庭中，舞蹈、捣药、持兵器等，这些组合出现辟邪与升仙意愿的图景。而在汉代，受“事死如生”等观念的影响，产生了“死后升天”等强烈欲望。这些观念的形成，为蟾蜍纹样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动力。到两汉无论是社会上层还是平民百姓，对长生的渴望笼罩着整个时期，导致我国先民有着浓厚的民俗信仰。蟾蜍形象作为道教民俗文化体系中重要的角色，除却作为生殖崇拜的象征物外，也因月亮神话和西王母的传说而成为长寿的象征物，常作为神职侍奉于西王母两侧9。该时期的汉画像又称为汉画，张道一先生认为汉画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汉画包括画像石、画像砖、墓室壁画、帛画、玉器装饰、铜镜纹样等绘画雕刻；狭义的汉画主要是指汉画像石和汉画像砖10。由此可见，蟾蜍形象在两汉时期早已深入人心，在汉代人观念中，蟾蜍不仅是“仙药”的核心成分，作为一种被“神化”了的动物，也是引导得道者“升仙”的使者和助力者11。其背后所蕴含的寓意也变得丰富，民俗文化内涵呈现出新的装饰意象。蟾蜍纹样较以往多了一层延年益寿、羽化升仙的含义。如葛洪抱朴子卷三对俗：“蟾蜍寿三千岁”12。本草纲目：“蟾蜍千岁，头上有角，腹下丹书，名曰肉芝，能食山精，人得食之可仙”13。太平御览引玄中记：“蟾蜍头生角，得而食之，寿千岁，又能食山精”14。在汉画丰富多变的装饰意象中，蟾蜍纹样的装饰意象在图形纹样的装饰、构图形式和样式风格等方面都具有深度表现，而这种独特的装饰意象在中国古代传统纹样中的意义独具一格15。本研究以两汉蟾蜍纹样为例，从铜镜、画像砖和画像石等媒介类型的变化，蟾蜍造型的风格特征，对称与均衡、动感与节奏等构图装饰上的不同，以及写实与程式等意象风格上的差异四个方面，深入探析汉画像中蟾蜍纹样的装饰意象，并从视觉艺术的视角揭示汉画像中蟾蜍纹样的文化本质，为后续不同时期和其他动物的纹样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2.媒介类型汉代蟾蜍纹样在媒介上的装饰表现多集中在铜镜、画像砖以及墓室壁画中。结合目前考古发现有关汉代蟾蜍纹样的器物进行分类如表 1 所示。我国古代一般在器物上的图案和纹样，常常带有“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等寓意，反映了人们祈福避祸的一种心态。如表 1 所示，蟾蜍相貌丑陋，却被赋予特殊文化内涵，进而逐渐成为一种纹样装饰造型的母题16，在中国古代民俗文化中有着特殊的意象。在汉画中，蟾蜍纹样是神怪体系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种，结合不同的纹样，呈现出寓意多样的意象特征，是受时人观念影响下所产生的纹样特点。根据表 1 中两汉画像石、画像砖和铜镜上的蟾蜍纹样，择其突出的特征，总结归纳如下：（一）铜镜、画像砖和石上蟾蜍纹样的发展不是单一和孤立的。从历时角度看，两汉画像上蟾蜍的整体文化语境都清晰地呈现出其纹样的发展和变化。西汉时期，以汉武帝为首的“求仙问道”思想泛及整个社会17，这种思想注入汉画像中，使西汉时期的汉画像中有浓厚的“升仙”意味，且通过原生态的蟾蜍造型对该时期的思想进行艺术化的表达。至东汉时期，随着社会思想的微妙转变，人们将对现实生活的热情融入其中，将蟾蜍形象进行人性化处理。此外，汉画像中的神仙仙境也越加世俗化。可见西汉与东汉时期出土的蟾蜍纹样造型略有不同。从共时性的角度分析，蟾蜍纹样的造型艺术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其主线始终围绕着汉人的民间信仰而展开，在两汉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特有的审美意象。（二）在汉代铜镜、画像砖上的蟾蜍纹样多以配兽形式出现。其中出土带有蟾蜍纹样的铜镜数量十分庞大，与青龙等其他纹样进行组合，构成了多样化的民俗文化意象，使其呈现形式不再单一和孤立。（三）汉画像砖上的蟾蜍纹样，在四川地区的特征较为显著，这与四川地区所呈现的地域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有关。经济与政治的强大，夹杂了文化信仰的渗透就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 18。因此，汉画像石砖皆在主体身侧有一直立而舞的拟人化蟾蜍形象，即身体直立，四足欢快舞蹈。如图 2 和图 3 汉墓出土画像皆刻有持一093种类序号出处时代形象组合蟾蜍寓意汉画像蟾蜍纹样铜镜蟾蜍纹TJ01湖南常德南坪汉墓1973 年东汉铜镜上、玄武与禽鸟及蟾蜍组合搭配四神博局镜，祥瑞寓意TJ02洛阳市劳改砖瓦厂1956 年东汉早期蟾蜍周围布满云纹，呈现跪坐姿势四神博局镜，祥瑞寓意与羽化升仙TJ03洛阳西郊1957-1958 年西汉晚期以朱雀与蟾蜍组合，蟾蜍尾部羽毛纹禽兽简化博局镜，羽化升仙 TJ04江苏盱眙东阳汉墓1979 年西汉晚期玄武与朱雀相对，玄武两侧各有蟾蜍和龟四神博局镜，吉祥符瑞TJ05西安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1991 年东汉中期其玄武配蟾蜍组合，蟾蜍作为祥瑞纹饰出现于铜镜四神博局镜，承载汉人美好的祥瑞思想TJ06西安地区出土1997 年西汉晚期圆圈外玄武配蟾蜍，与朱雀和禽鸟相对，周围云纹博局纹铜镜，羽化升仙之意TJ07江苏仪征国庆前庄2010 年西汉晚期四乳间分布四组图饰：玄武与蟾四乳神兽镜，祥瑞寓意与羽化升仙画像砖蟾蜍纹HZ01河南新野樊集吊窑1985 年西汉中晚期蟾蜍与捣药兔组合出现长生不死HZ02四川新津县 1987 年东汉时期蟾蜍、捣药兔等仙人形象，蟾蜍手持药锤长生升仙HZ03四川大邑县董场乡1988 年东汉时期双角蟾蜍、九尾狐、凤鸟、捣药兔等，蟾蜍手捧药盒为西王母献药，寓意长生升仙画像石蟾蜍纹HS01陕西绥德木门楣画像 1955 年东汉时期西王母戴胜拥袖端坐，羽人持仙草跪奉，蟾蜍手持双剑辟兵镇邪HS02四川郫县二号石棺1974 年东汉时期蟾蜍跪坐，与西王母组合出现长生不死HS03山东嘉祥县满硐乡宋山1978 年东汉中晚期蟾蜍捧盒，献上仙药长生不死、起死回生HS04山东嘉祥县满硐乡宋山1978 年东汉中晚期蟾蜍与玉兔捣药，在西王母座下捣制不死之药升天成仙、长生不死、起死回生HS05四川彭山县江口乡双河崖墓1983年东汉时期蟾蜍与西王母组合，蟾蜍舞蹈以助兴祝祷墓主登临升仙，寓意以舞助升仙HS06山东枣庄市山亭区冯卯乡 1990 年东汉时期画面分为四层，出现捣药玉兔、蟾蜍等形象长生成仙表 1 铜镜、画像砖、画像石蟾蜍纹样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23/04094巾或分持二巾的蟾蜍舞蹈形象，动作张力十足。因此，从汉墓画像石中的蟾蜍形象能够看出蟾蜍不单是作为神兽出现，还承担祥瑞寓意，频繁出现在西王母的仙境中，担当侍从，在汉画像中成为稳定的附属物象。这种墓葬类的画像艺术进一步体现出汉代人企盼“羽化升仙”的信念。3.造型的风格意象在两汉文化中，纹样装饰艺术虽然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但在万千纹样中，风格却是统一的，这与纹样意象的深度参和演变具有紧密的关联。其演变和发展，从早期的辽河流域的查海遗址发现的蟾蜍纹样，到后面全国各地考古在蟾蜍器物上、蟾蜍纹瓦当、墓室内壁画等发现均能得以印证。汉画像组合图案中变化种类丰富，蟾蜍纹样是使用最为广泛的图形图案。通过对蟾蜍纹样原型的意象深层探析蟾蜍纹样发展的方向，能更好地把握蟾蜍纹样的本质特征。这种纹样的形式灵感往往易于辨识，即来自蟾蜍外形特征的一种图案化表达。不难看出，两汉蟾蜍的基本形态，头部呈三角形、头小、肚圆、腹大、四足分明。由蟾蜍基本形态所产生的造型风格意象，在早期往往是与少数民族崇拜传说交织在一起。如土族、鄂温克族的神话中天神用蟾蜍创立了阳世，佤族也有蟾蜍在创世时，担任重要神话角色。显然该时期，人们赋予了蟾蜍某种超自然的“神力”，进而崇拜和信仰将这一“神力”发挥着寓意吉祥的功能。在崇拜蟾蜍文化中，蟾蜍所代表的每种寓意也是不同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将蟾蜍视为生育和繁衍的象征，后世发展中却被注入了多重寓意。到了两汉期间，蟾蜍纹不单是器物上常见的动物纹饰之一，也作为长生不死的象征，成为沟通天地灵魂的神职。直至今日，很多非遗产品等仍然沿用蟾蜍纹样。因此，从现当代文化视角来看，蟾蜍更多的是被寄予美好愿望的含义，并且蟾蜍纹样是随着人们需求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的。蟾蜍造型作为重要的纹样艺术之一，其别具一格的意向特征，归根结底是由其独特的民俗文化演化而来。蟾蜍纹样的创作，虽然在形式表层服从于各种纹样不同的目的、要求，而目的则是用动物类的形状来装饰器物，来达到驱邪避恶，化险为夷。同样，不同的纹样所达到要求也有很大的不同，但从根本上却内在地统一于其独特的世界感。这独特的世界感是在汉人心中早就存有的，由死亡延伸到生的问题，他们坚信死亡不是最终的结果，死后登临“成仙问道”则是真正的理想世界，能在死亡中寻求信心与希望，并最终以多样化的风格形式呈现，对之予以深刻阐释。蟾蜍纹样也具有单独式纹样的特点，包含了对称、均衡等形式，而单独式的纹样，从字面上来看是单独、独立的纹样，实际上是与周围环境无直接关系且有很强独立性的图案，映照了蟾蜍纹样在汉画像图中的功能作用。其形态结构是建立在蛙的结构意象基础之上融合真实生物意象演变而来，属于“蛙”这一原型的一种变体。因此看起来与中原传统纹样中的“蛙纹”十分接近，但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看待。这种演变是在其特殊的民俗文化和造型构成法中发展起来的形式美学，并根据目的和意图，通过加、减法的创作方法，创造出符合古代先民审美鉴赏力的形态和结构，赋予蟾蜍新的风格意象特征19。如若说蟾蜍纹样的装饰意象在纹饰形态、样式和动态等方面的表现还属于受时人观念影响下的产物，那么在蟾蜍纹样的造型风格上，两汉时期画像中蟾蜍纹样仍带有一定的写实性。这与远古装饰纹样的意象发展相关，呈现出写实的拟生性纹样，而两汉时期蟾蜍纹样多是对客观世界里动物进行描绘。因此，这种写实风格的纹样打破了刻板的定向思维，使其更具活力和生命力，整体的视觉装饰效果更充满艺术性。蟾蜍纹样的夸张与变形则是造型风格意象中两种主要表现形式。在固有的思维方式下，它打破了客观上的局限与束缚，改变原有事物的面貌，从而创造出新的艺术形象。蟾蜍纹样在塑造上采取了变形性与夸张性的艺术表达，例如蟾蜍纹样中动作摆动的夸张和变形。然而，无论其形态如何改变，其基础形式不会改变，夸张和变形则会进一步增添画面的生动性。如在表 1 中序号HS05 图像上出现动作夸张且持巾起舞的蟾蜍形象。巾舞作为汉代画像中刻画较多的舞蹈形式，在汉代是具有代表性和影响性的舞蹈，以巾绸为主要舞具，通过手臂095舞动巾绸，腾跳、奔跑等20。汉画像中蟾蜍纹样很多时候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其制作与创造总是被寄予了某种观念和意趣。因此，在两汉时期，古人的装饰意象也在不断地更迭中。蟾蜍纹样具有长生、升仙、辟邪、镇邪、富贵等寓意，用蟾蜍纹样作为装饰，能够较好地反映当时社会思想、现实生活以及民俗文化艺术的创作偏好等特点。在构建该纹样的同时，本着“天人合一，寓情于物”的造物追求，人们便也通过蟾蜍纹样将其民俗文化具体化。4.构图的装饰意象前述蟾蜍的造型风格意象，在汉画像整体中的意义非同一般。原因在于，这一形式不仅揭示了蟾蜍纹样的原型造型，还揭示了蟾蜍纹样演变的特点。因此，蟾蜍纹样作为早期的装饰意象，在汉画像中却是隐性的，即隐含于汉画像的各类构图组合之中。这种组合式的构图装饰意象，除了表现蟾蜍自身造型的风格意象之外，也是汉画仙境图像中重要组成部分。如活动在西王母周围，并有拟人化倾向。在蟾蜍汉画像的构图装饰中，蟾蜍的“直立”“捣药”“舞蹈”及“持兵器作战”等多种富有强烈动感的纹样，是将两汉蟾蜍风格艺术演绎到极致的实例。通过对汉画像整体图案深层次剖析，组合式的构图方法使其表现形式更具多样性，是两汉先民从多维视角对同一意象的深度描绘。因此，从构图形式上分析蟾蜍纹样构图的装饰特征具有多面性，即具有整体与局部配合、动与静的结合、主体与陪衬的结合、对称与均衡、动感与节奏等。具体分析如下：4.1.对称在汉画像中，大多数的纹样都呈现了对称有序的分布形式，形成了装饰意象里的“秩序感”。通过对称将同等装饰元素进行排列与对齐，使整个画像形成稳定圆满的视觉感知。因此，对称在蟾蜍纹样装饰的汉画中，不仅体现了纹样的构成形式，也体现出其装饰意象的主要内涵。如左右（或上下）的镜像对称，共同营造出蟾蜍纹样的丰富性、饱满性和生动性。最为典型的便是1981 年米脂官庄画像墓门（图 1），画面左侧纵框正面，右侧与西王母相对的为侧面，西王母、羽人、蟾蜍、九尾狐、锯齿形玄圃。4.2.均衡均衡代表着纹样的稳定性和平衡性，特点是两侧形体不太一样，相较对称、均衡。同时还体现了视知觉力学的基本原则，设置画面的中心部位，其余物象上下左右对称、均衡排列，画面构图的严谨都是在力求变化中形成一种均衡。这种不完全相同的画面在两汉时期的画像较为常见。如表 1 中序号 HS01 画面可分为四栏，最外一栏为阴刻双沟纹，第二栏为阴刻纹如同勾连起来的代沟，第三栏是绶带穿璧纹，第四栏两端为日月轮，左轮内刻玉兔与蟾蜍，右日轮内刻一只金乌21。由此可见，在两汉时期的动物纹样当中，常常通过不同纹样的组合表现其分区的装饰意象。图 1 1981 年米脂官庄画像墓门图 4 1955 年成都市新都区新繁镇白乡画像砖图 2 1979 年成都市新都区新龙乡画像砖 图 3 1985 年四川彭县收集到的画像砖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2023/040964.3.动感动感主要是由于画像中形象的动态塑造，从而促使画面整体富有动作感。画像石画面本身是静止的，但它塑造的动态形象却使得每个形象之间遥相呼应。在汉画像的构图上常出现蟾蜍与西王母（或东王公）的动静结合，其蟾蜍形象多是欢腾跳跃地围绕在西王母身旁，动作幅度大，四足摆动，不乏持巾的舞蹈动态，与其画面主体西王母的雍容且高贵、威严且庄重，多是坐姿在龙虎座位上的静态形象成鲜明对比，使得画面富有生气。这种动感在画像上的表现也淋漓尽致，如表 1 中四川彭山县江口乡双河崖墓，西王母端坐，蟾蜍似随乐声起舞。画中蟾蜍直立扭动的造型更加别具一格，整个画面都透露出仙境欢快祥和的场面。4.4.节奏节奏指的是画像上形象的动态都具有一定的韵律和节奏感，而蟾蜍纹样对整个画面的整体性至关重要。不只作为衬托西王母主体的附属品，还在画面中起到加强画面的节奏感。由此可见，蟾蜍纹样看似作为单独的纹饰出现，其实丰富的动作变化所产生的运动效果，就能给画面带来震撼人心的节奏感。此外，这些蟾蜍纹样作为神兽形象衬托其他形象，会对那些形象起到强化作用，从而串联起各个形象之间动态的节奏感。5.程序化的装饰意象“程式化”作为装饰艺术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22，其模式表现为形式上的规范化和程式化。蟾蜍纹样通过程序化装饰将纹样的图形和空间展现出整体意象，使得蟾蜍纹样具有深远意义的民族特征。在众多蟾蜍纹汉画像中，蟾蜍与龙虎、玉兔、鹿、雁和犬等其他神兽组合的复合式装饰主体意象，呈现出两两相对的构图形式，以及一种稳定的构图装饰方法和程式化的装饰艺术审美取向。如图2、图3和图4所示，西王母笼袖坐于龙虎座上，正面拱手端坐于龙虎座中，九尾狐、三足乌、持巾舞蹈蟾蜍、男女墓主、祈祷者等纹样尺寸基本一致232425。在纹样的布局上沿用了近似的构图装饰风格，只不过三足乌、九尾狐和其他仙人的位置各有不同。蟾蜍形象虽有所不同，但其位置大致没有变化，都位于西王母正下方，通过夸张、变形和生动的持巾舞姿诠释该类画像砖中蟾蜍装饰意象的形体表现力。因此，多种迹象表明蟾蜍纹样的共同特征，年代皆为东汉，砖的形状为横向矩形，相似的情节式构图，但各画像砖中的蟾蜍均在主体面前的空地上舞蹈。而观察各画像砖中西王母与其附属纹样显示如下特点，西王母的形象趋于世俗化，也逐渐有了烟火气息，所具备的人性变得更加鲜明，由原有的高髻戴胜，肩生羽状双翼，发展为仅普通帽饰，拢手而坐。两汉时期人本思想兴起，人们重视现世的生活，憧憬过世后的世界，敬神而不盲从，赋予神以人的本性26。而相对应地观察蟾蜍纹样不难发现，蟾蜍形象也有不同，有身形肥硕、也有持巾舞蹈的生动形象，动作越来越拟人化。由此可见，人们将日常舞蹈赋予到神仙瑞兽上，在墓主“引魂升天”时，西王母代表掌管长生不死的神祇与众多仙人一起祝祷墓主登临升仙。另外，画像砖作为丧葬艺术的一种，所出现位置亦有考究，符合严格的丧葬制度。如墓室一般为南北向，南方代表生育，北方则代表死亡27。值得注意的是，在西王母画像（图 4），位于墓室北壁上部的中央27，即已故墓主人的灵魂由墓内通过墓门升天，这在方向上是由南向北行进的过程。可见在当时的民俗观念中，人们过世后真正的理想还是由凡升仙。欲升天成仙之人，则需登上昆仑，拜见西王母，取得仙药后，才可升临天界。综上所述，蟾蜍纹样作为汉画像神仙信仰的重要构成要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观察，都强烈地表达了那一特定时空所赋予的内在寓意。从汉画像纹样的程序化布局来看，蟾蜍居多处在主体对象的周围，而这种中心突出、主次有别的偶像式布局装饰，导致作为附属品出现的蟾蜍纹样仍能影响整个画面，具有保持画面平衡与和谐的功能。结语蟾蜍纹样作为汉代画像上重要的纹样之一，拥有特殊的民俗文化意涵和意象特征。无论是将蟾蜍作为图腾，还是将自然中的万物都赋予神性，这都是人们对生活的097理解后，将其特有的时空文化通过这一艺术形式呈现出来，彰显了两汉时期特有的时代气息。就时间脉络而言，两汉时期的蟾蜍纹有着独特的发展趋势。蟾蜍在画像中以纹样符号呈现出来，属于抽象的观念形态，其装饰意象也在民俗文化中得以发展，并在历史进程中，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就艺术形态而言，蟾蜍纹样则是民俗文化精神外化的图形。但是在图形不断符号化的过程中，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逐渐被升华到精神层面，并经历社会不断扬弃的发展过程中。蟾蜍纹样作为一种人造的图形文化，成为我国传统民俗艺术的标志性符号，是我国古代精神文明发展的智慧和结晶。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福建非遗活态传承研究”（编号：FJ2020C051）阶段性成果。注释：1李井岩：从考古发现看新石器时代蟾蜍和蛙崇拜现象的产生，见辽宁省博物馆馆刊，沈阳：辽海出版社，2012 年，第 213 页。2 胡冬敏：汉画蟾蜍图像源考及其象征意义，哈尔滨学院学报2011 年第 9 期，第 89-92 页。3 武利利等：中原民间服饰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核心价值研究，国际纺织导报2020 年第 11 期，第 43-46 页。4 赵兰涛，孙姿姗：图像的瓷上设计以明万历景德镇窑五彩瓷“张天师斩五毒图”为例，中国陶瓷2020 年第 7 期，第 79-84 页。5 李井岩,胡娟：从查海遗址谈蟾蜍纹寓意的流传影响，丝绸之路2019 年第 1 期，第 24 页。6李井岩,胡娟：从查海遗址谈蟾蜍纹寓意的流传影响，第24页。7 杨小语：四川遂宁窖藏蟾蜍水盂考辨，中华文化论坛2014 年第 12 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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