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优化路径.pdf

2 92 9【摘要】随着数字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湖北省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基础，通过数字化政策保障、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等策略，推进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发展。目前，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仍存在诸多问题，应当完善数字化转型政策，因地制宜出台措施；培养数字化转型理念，综合提升主体思维认知；拓展资金来源，实现精准成本投入；加强数字化人才引进和培养，提供创新内生动力。【关键词】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困境；路径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优化路径方伶俐 黎昊阳 彭紫怡 田梦涵（湖北大学 湖北武汉 4 3 0 0 6 2）经济观察南方论刊2 0 2 3年第 9期一、问题的提出2 0 1 7 年以来，“数字经济”已连续数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数字化转型由此也从组织层面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对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提出明确要求。“数字化转型”的提出旨在凸显新兴数字技术的应用，借助数字技术增强主体间的沟通交流和协调合作。县域作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联结点，是弥合城乡差距、推动城乡融合的关键纽带。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是深化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2 0 2 2 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数字乡村”这一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宏伟蓝图，并强调“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下，县域经济要顺应数字发展趋势，积极推进实现全面数字化转型。近年来，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迅速。2 0 2 1 年，湖北县域地区总产值达到 2 9 4 9 5.6 5 亿元，与 2 0 0 4 年 3 0 0 0 亿元相比，年均增长率达到 5 3.0 5%。同时，湖北省县域经济产业结构也逐步优化，在第一、二产业平稳发展的基础上，第三产业占比显著提高，且与制造业融合加快。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目前湖北省已初步形成以枝江酒业与医疗、汉川纺织、荆州石油机械、大冶劲酒等为代表的县域特色产业，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强竞争力。但是，与全国其他县域经济相比，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位次仍较靠后，尤其是数字化转型进程与江浙等先进省份相比差距较大。究其原因，还是湖北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普遍存在思维认知缺乏、资源投入不足、主体衔接不畅、制度体系不全等一系列共性问题。如何找准推动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出路，是当前湖北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二、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2 0 1 8 年，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分解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指出，要完善和支持县域经济转型发展，以“互联网+”产业生态，智能制造行动计划和“万企上云”工程为抓手，将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作为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培育数字经济领域的新增长点。这是湖北省最早提出的关于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发展的目标与要求。2 0 2 2 年，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强调，“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建设，促进互联网+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优化自身经济结构，加快动能转换，打造县域创新驱动发展前沿阵地”，进一步明确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发展目标。为有效推进县域经济数字化顺利转型，湖北省以政府数字化转型为牵引，加速推进数字政府建设。湖北省先后发布湖北省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实施方案湖北省数字政府建设总体规划（2 0 2 0 2 0 2 2 年）等文件，推进数字政务服务建设，提高政府的决策能力、服务效能和治理水平，同时，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中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这些都为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政府数字化转型基础上，湖北省在政策支持、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据价值化等层面采取了一系列策略，大力推动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发展。（一）出台系列政策，强化政策支撑与保障总体来看，湖北省出台的相关政策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加强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规划统筹。湖北省明确了“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多点支撑”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确定了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在数字经济强省计划中的地位和目标，督促县市政府进行规划衔接，明确各自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建设内容。二是加强县域数字财税金融支持政策。湖北省积极推广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制度，激励数字技术产品县域政府采购，发挥各级政府投资基金作用等政策，形成积极扶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有关产业、项目财政金融政策导向。三是加强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项目支持。湖北省围绕全域发展需求，针对数字化转型谋划了一批基础设施、产业发展、3 03 0科技创新重点项目，督促县市政府在有关项目推进的融资、用地、人才引进、审批、部门协调等层面给予支持。四是推行县域数字化转型监测考评政策，将县域数字化转型效果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各市州数字经济发展年度综合评价，客观反映各地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激励县域抢抓数字化转型。（二）发力传统产业与先导产业，推动产业数字化产业数字化，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借助电子制造业、信息通信业等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优势，湖北省首先在县域层面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行业的融合发展。针对传统产业，实施数字化转型试点示范项目，引入头部企业，在县域建设数字化车间或工程园区，转变传统产业发展方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如，武穴市积极融入湖北省“一芯两带三区”布局，大力打造电子产业园，推动先导传统工业数字化转型。二是推动先导产业内部数字化发展，为平台产业链协作提供动力，发挥平台效应推进数字化转型。互联网公司在进入县域先导产业后，通过平台建设赋能中小企业，有效整合数据资源，拓展产业价值空间。如，天门市实现规上企业基础“上云”，推动上云企业发挥平台作用，为不能独立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提供支撑服务，奠定产业数字化转型基础。三是利用数字经济实现价值链转换，重构融合性县域产业价值链。从生产驱动转变为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价值逻辑，通过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了解县域消费者需求，并基于智能生产技术形成全周期生态，以数据生产要素有效连接产业经济活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交易费用，进而推进传统产业提质增效。（三）构建主力产业数字集群，推进数字产业化数字产业化，通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转化为生产要素，通过创新创业行为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最终形成数字产业链和产业集群。针对县域传统产业比重较大的特点，湖北省结合自身产业优势及转型方向，提出充分利用县域禀赋条件，“做大做强块状经济”的方针，大力发展县域数字化块状经济，打造以内生发展为主、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县域数字经济集群。一方面，进行产业优化升级，通过数字化技术形成特色品牌，开展“一县一品”工作。推进传统产业有中生新，以数字化为方向，推进县域现有产业提升质效，培育县域新兴产业增长点，形成数字经济新业态。另一方面，培育市场主体，培育数字营商环境。各县域广泛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为数字经济企业提供便利友好的营商环境。如，大冶市通过“网上中介超市”改造升级，为企业项目提供千余项中介服务，推进线上高效办事，成为全国“2 0 2 2 年度县域营商环境经典案例”。（四）依托大数据交易中心，引领数据价值化数据价值化是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数据价值化，是以数据资源化为起点，经历资产化、资本化，实现价值化的经济流程。2 0 1 5 年，湖北省成立武汉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成为国内最早成立的数据流通和交易市场之一，在数据价值化方面居于全国领先地位。东湖大数据交易中心业已形成基础数据交易体系，能为县域数字化转型提供数据交易平台，推动实现县域数据价值的最大化。同时，大数据交易中心为县域企业、机构、个人等提供盘活数据资源价值发现、检索和应用的技术方案，以数据价值化技术赋能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第三，大数据交易中心能够加强数据安全保障，消解法律风险。数据价值化伴随着数据安全风险，而大数据交易中心能够充分发挥在数据清洗建模、数据金融衍生品设计研发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加强与国家相关标准化组织合作，加快制定技术标准，细化交易过程中的隐私保护、数据安全保护等方面要求。在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领域，通过大数据交易平台数据认证和银行的第三方支付托管，控制数据安全风险，最大程度避免数据泄露的违约、欺诈等法律风险。三、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面临的困境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要想提升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整体水平，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困境。（一）数字化转型政策不完善，与县域实际脱节出台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政策，是政府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关键抓手。但是当前，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尚不完善，难以与县域发展现实接轨。一是政策同质化。当前，部分市县发布的数字化转型政策往往直接转载上级政策，或对其进行生硬套用，缺乏与自身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特色产业等现实条件的适配性，导致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相关政策难以执行落实。二是政策碎片化。在县市层面，针对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往往来自多层级的各个部门，措施不全面、描述不统一、更新不及时的情形时有发生，增加了管理成本。三是政策务虚化。部分县域自身缺乏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要素基础，所制定出台的具体政策多为宣示性规定，实际可操作性有限。（二）数字化转型理念薄弱，思维认知存在鸿沟对于县域而言，形成经济数字化转型思维认知，是推进经济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前提。在当前湖北省县域总体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县域普遍存在针对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认知鸿沟。首先，县域工作人员难以接触经济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对于数字化转型缺乏思维认知，在工作中将数字化转型简单理解为信息数据的简单堆砌。另一方面，县域公众对数字化理念认知不够，缺乏理念认同。县域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往往脱胎于传统设施与产业，大多只是在储存和传输形式上完成了数字化转变，公众对于其中蕴含的数字化转型理念存在“数字鸿沟”，未达到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全面推进的要求。同时，县域也缺乏丰富的数字化理念教学资源和完善的学习平台。数字化理念培养本身具有一定公益性质，无法完全通过盈利维持运转，现行数字化转型理论培训多3 13 1为政府牵头组织，仅仅面向党政干部等人群，县域公众难以参与有关培训。（三）资金来源单一，有效支撑不足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底部支撑，大数据中心、物联网等数字基础设施直接关系到数字化转型相关技术和方案的供给质量。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充裕的资金投入，但事实上，当前县域数字化转型资金来源单一，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有效支撑。一方面，社会资本投入积极性不足。由于数字化转型建设前期投入大、资金回流周期长、投入风险高，诸如新型基础设施、工业信息化等各类数字化转型建设项目尚未完全形成围绕关联性需求提供相应的产品或服务的商业模式，且落地盈利前景不明，导致社会资本投资意愿低下，使得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对于地方财政依赖性较强。而在地方政府投入层面，当前湖北省县级财政资金短缺现象十分普遍，无法为县域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在近年公共事件频发，宏观经济形势下行背景下，湖北省各县域的短期财政收入普遍下降。据县区财政收支快报统计，2 0 2 2 年 1-3 月，湖北省全省 4 1 个县和县级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4.1%，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出现了1 5.1%的增长。财政收支失衡的巨大压力使得县域政府难以负担经济数字化转型的财政成本，加剧了经济数字化转型资金缺乏的问题。（四）专业人才匮乏，培育机制滞后随着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数字化人才日益成为经济转型发展的核心要素，县域经济发展对数字技能专业人才的需求也随之增长。但是，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面临着专业人才存量匮乏与增量不足的难题，制约着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发展。首先，县域存量人才存量匮乏。与大部分大中城市相比，湖北省部分县级市地区工业欠发达，就业机会和发展机遇较少，对于经济数字化转型所需人才吸引力较弱，县域现有数字化人才存量不足，难以适应数字化转型需要。同时，县域增量人才供给不足，培育机制滞后。作为高等教育大省，湖北省拥有众多开设数字化转型相关专业的高校，人才培养规模较大。然而，在以城市为中心的格局下，县域长期扮演着单向度输送优秀青年流入城市的角色，经城市培养后回流至县域的数字化人才严重短缺，且县域自身缺乏数字化人才培育机制。四、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优化对策（一）完善数字化转型政策，因地制宜出台措施在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政府应当发挥主导作用，完善有关政策体系。首先，应当以“强县扩权”为抓手，破除政策同质化。湖北省应及时出台与宏观政策规划相配套的数字化转型建设标准，激励各县市针对本地情况，结合上级政策规划所提出的发展内容、要求与目的，因地制宜出台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具体措施。其次，在政策制定时，应当督促有关部门，对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关键概念、模式、规则等达成统一，提升相关政策体系化程度，消解碎片化问题。再次，结合“大兴调查研究”这一工作方案，围绕数字化应用场景展开专题调研，挖掘和孵化县域各部门、各行业应用场景，进而反馈于相关政策，提升数字化转型政策可落地性，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提供土壤。如，仙桃有关部门组成专班进行村镇摸底调研，根据乡村发展情况和实际需求，为各村镇量身定制了“村村享 数字乡村”综合服务，实现了当地数字化转型的均衡发展。（二）培养数字化转型理念，综合提升主体思维认知在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应用阶段，需要重塑转型主体的思维模式，创新发展理念。一是应当转变县域决策层认知。可以由市县级领导班子牵头成立数字化建设驱动专班，针对县域数字化转型有关事项开展系统培训，制定行动试点方案、明确项目任务，通过试点掌握相关优势经验，得出现实可行的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模式和路径。二是应当以数字化技术应用转变县域公众传统观念。积极通过数字技术在县域场景中的应用，发挥经济数字化转型在改善生活品质、提升工作效能产等的作用，提升县域居民获得感和参与感，激发其参与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可借鉴潜江市“农家书屋数字化全覆盖”建设经验，以农家书屋推进会为契机，积极发动村民享受数字阅读等公共数字化服务，培育数字化理念。三是重点面向关键群体，消除数字鸿沟。针对县域中老龄人口等群体，应当结合群体特征，动员多方力量协同，积极开展数字化素养教育，增强老龄人口对数字技术的认知、认同与使用，有目标、有步骤地跨越数字鸿沟。（三）拓展资金来源，实现精准成本投入针对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大量资金成本，应当从积极拓展资金来源和实现资金的精准投入两方面进行优化。一是缩短投资回报周期，吸引社会资本。可以在县域设立数字化转型专项基金，依托现有“一县一品”政策，整合现有特色产业与优势资源，选取电子商务、智慧文旅等轻资产行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试点，重点孵化一批投资回报周期较短的优质数字化转型项目，吸引社会资本。二是融入区域数字化转型协同建设，实现精准投入。县域应当积极参与加入区域创新平台、区域产业集群数字化平台等协同建设体制，通过引导数字化要素有序流动，在明确自身产业链方位基础上，实现资金精准投入。湖北蕲春县政府以发展农村电商为突破口，以本地艾草、山羊等农产品为抓手，投入实施“1+2+5+1 0”农村电商发展模式，与阿里巴巴集团合作建设县有“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实现全县电商网络全覆盖，并整合全县资源，组建蜂网共配物流服务，冷链仓储体系等电商配套措施，有效吸引了社会资本投入，加快以电商产业为代表的数字化产业发展。（四）加强数字化人才引进和培养，提供创新内生动力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需要广泛引进数字化人才，加强人才培养，加快人才流动与交流。一是出台数字化转型专业人才引进计划，提3 23 2升县域对于数字化人才吸引力。县域应当明确相关人才待遇标准，吸引外来数字化人才入驻，为数字化专业对口人才提供政策保障，提升人才吸引力。二是加快建立相关专业人才培育机制，鼓励培育高质量数字化专业人才。充分发挥教育科研机构的服务协调作用，加强校地企合作，深化产学研融合发展，积极探索数字化技能人才的培养。也可以通过从外地引进和本土吸纳的方式，设立县级人才工作室，在关键领域聚集高层次专家人才，将人才资源下沉基层一线，培育本土人才，为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发展增添活力。三是借鉴浙江省“西昌模式”，确定部分具有创新潜力的产业、园区作为数字化转型重点推进区，选派部分数字经济企业高管前往经济部门挂职锻炼，完善本地数字化人才培育机制的同时，也能加快本地数字化产业的资源整合。本文基金项目为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数字经济背景下湖北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探索与优化路径基于湖北七个百强县的调查”（项目编号：S 2 0 2 2 1 0 5 1 2）参考文献：1 胡思洋,张世璟.数字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J .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 0 2 2,3 5(0 6):4 0-4 9.2 鲁钊阳,杜雨潼.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 J .金融理论与实践,2 0 2 3(0 3):4 7-5 6.3 任晓聪,王疏影.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与乡村产业升级研究 J .农业经济,2 0 2 3(0 4):4 4-4 6.4 张明.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 0 2 3(0 3):4 5-4 9.5 黄再胜.平台权力、劳动隐化与数据分配正义数据价值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J .当代经济研究,2 0 2 2(0 2):7 7-8 7.6 薛国琴,项辛怡.以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业农村数字经济发展 J .农业经济,2 0 2 0(1 2):3 9-4 1.7 王兴宇.数字化转型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耦合逻辑与实现路径 J .社会科学战线,2 0 2 3(0 1):2 3 6-2 4 4.8 金紫薇,邓友超.中国教育的流动逻辑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 0 2 3,4 4(0 2):3 0-4 2.作者简介：1.方伶俐（1 9 8 1-），女，汉族，湖北黄石人，管理学博士，湖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黎昊阳（2 0 0 3-），男，汉族，湖北孝感人，湖北大学，主要从事公共经济理论与政策、知识产权法研究；3.彭紫怡（2 0 0 2-），女，汉族，湖北孝感人，湖北大学，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4.田梦涵（2 0 0 2-），女，汉族，湖北孝感人，湖北大学，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责任编辑/吴冬梅（上接第 14 页）从公权力的实施过程着手。在当代腐败治理中，应当同时重视这两个方面，既要加强对权力行使者心理层面的干预和预防，使其树立清正廉洁的从政观念，将“不想腐”的道德信念深植内心；也要强化对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和制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同时加大对腐败行为的打击惩罚力度，使得权力行使者心有所畏，“不敢腐”也“不能腐”。因此，完善腐败治理的相关法律制度、培育清正廉洁的社会文化、畅通人民群众的监督举报渠道等方式要齐抓共建。第三，以问题为导向，实施腐败治理的路径创新。放眼全球，腐败问题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在不同的国家，腐败治理具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经济环境。要有效治理腐败，需要结合本国的国情，大胆创新腐败治理的方式方法。评判腐败治理的措施好不好，标准在于它有没有效，能不能遏制和清除本国的腐败现象。“透明国际”的研究报告指出：“一国内部的腐败必须从内部解决我们不要幻想有一个 放之四海而皆准 的解决方案。”5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对自己国家的腐败进行系统研究，增强问题导向性，结合本国国情，制定出管用、有效的腐败治理战略。四、结语腐败治理一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了反腐败的压倒性胜利，进入到腐败治理成果巩固、廉政制度优化的新阶段。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从宏观层面对腐败治理的核心问题进行反思，有利于我们对腐败治理形成深度自觉，也有利于我们充分总结我国及域外的腐败治理相关经验。本文所进行的这些分析，即是一种致力于腐败治理基础理论建设的努力。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国家监察学学科体系建设研究”（1 9 Z D A 1 3 4）阶段性成果。参考文献：1 张觉 等撰.韩非子译注 M.上海:古籍出版社,2 0 1 2:6 7-6 9.2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 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 0 1 0:2 6 4.3 梁雪秋.独联体国家“颜色革命”的危机背景研究 J .经济研究导刊,2 0 1 6(2 0).4 陈湘源.试析“拉美陷阱”的成因及启示 J .当代世界,2 0 1 7(3).5 米杰瑞波普.制约腐败建构国家廉政体系 M.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研究室,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 0 0 3:4 1 0.作者简介：王蒙（1 9 9 1-）女，汉族，籍贯为陕西咸阳，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纪检监察、腐败治理。责任编辑/姜桂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