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几种运作模式比较.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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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几种运作模式比较

一、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自1998年开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试点以来,我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迅速发展,呈现以下趋势。? 　　资金来源多元化。中小企业担保基金有政府财政资金、企业会员基金、企业互助基金、民间投资，以及政府财政资金与其他来源资金的合作基金。? 　　担保机构性质和组织形式多样化。从担保机构组织形式看，有政府管理部门所属的事业单位、国有股份制公司、私营股份制公司和各种基金的管理公司等；从机构性质看，有非营利的政策性担保机构，也有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担保机构，还有政策性与商业性担保业务混业经营的担保机构。? 　　出现担保品种多样化和机构多功能化的苗头。中小企业担保机构中有单纯提供贷款担保的机构，也有集投资与担保功能于一身的投资担保公司；有的仅为企业提供信用担保，也有的同时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信用担保等。? 　　目前，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分散出资，规模过小。许多地方政府按县区设立担保基金，有些基金只有几百万；大部分企业互助基金规模小，很难得到银行的信任? 　　二是资金来源单一，缺乏资金补偿机制。大部分地区的中小企业担保基金以政府财政资金为主，只有少数地区有民营担保机构，有些民营担保公司也从事中小企业担保业务。地方财政担保基金大部分是一次性的，缺少资金补偿机制；民间资本主要是私募，在国内上市比较困难。? 　　三是缺乏专业队伍。由于过去专业担保机构少，近两年担保机构扩张迅速，担保专业人才短缺。不少地方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是由政府官员担任，不熟悉担保业务；一些分散的企业互助基金因缺乏专业人才管理和运作，难以开展担保业务。? 　　四是担保基金的运用问题。现行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管理办法规定，担保资本金的运用只能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在目前低利率的情况下，存入银行是为了保证资本金安全性，但不能实现增值。实际上，由于银行存款不能增值，许多机构已经采取各种方式在资本市场上运用资本金，甚至有的机构靠资金运作而不是担保业务来养活队伍。? 　　五是政府干预。尽管中小企业担保管理办法中都提出要减少行政干预，实行公司化运作，但是，有一些地方政府认为，我出的钱就要我说了算。因此，部分地区仍然存在领导定项目，担保公司担保的问题，决策失误造成呆坏帐，拖垮担保机构。? 　　六是政府财政资金不能满足广大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由于中小企业量大面广，而且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仅靠政府出资的政策性担保机构远远不能满足中小企业的需要。即使在美国、日本等政府出资规模较大的国家，政策性担保的贷款额也不超过中小企业贷款余额的10%。因此，中小企业担保不能仅靠政策性担保，还要发挥民间资本和商业担保的作用。? 　　七是缺少对担保机构的法律规范。我国1995年颁布了担保法，但是该法是规范担保行为而不是规范担保机构的。1998年开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试点以来，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分别发布了有关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的管理办法，但是主要针对政策性担保机构，适用范围比较窄，不够完善。目前，国内已经有多种形式的担保机构，因此，迫切需要规范担保机构的法律。? 　　二、典型模式的比较分析? 　　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担保机构是小规模、功能单一的政策性担保机构。但不少地方政府和担保机构正在积极探索中小企业担保事业发展的新路子，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下面重点介绍几种典型的担保运作模式。? 　　（一）模式一：各级财政建立共同基金，委托专业机构管理? 　　上海市采取各级财政出资建立财政预算安排的共同担保基金，集中委托专业机构管理的模式。上海市中小企业担保基金是市、区县两级财政共同出资7个亿。其中，市财政局出资4亿元，20个区县财政共出资3亿元。同时，一部分区县还建立了小规模财政担保基金作为共同担保基金的补充，为一些微型小额贷款提供担保。目前，上海市财政共同基金是全国最大规模的财政出资的中小企业担保基金。? 　　上海市财政共同基金采取以下管理和运行机制：一是委托专业担保机构运作和管理共同基金。由于专业担保业务在我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担保专业人才短缺。为了利用专业人员，实现政企分开，市财政局委托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投保上海分公司”）管理和运作共同担保基金，政府与专业担保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 　　二是建立出资人之间的利益和风险分摊机制。担保基金的决策以担保公司为主。区县政府负责提供被担保企业的资信证明，具有担保项目的推荐权和否决权；中投保上海分公司最终决定是否担保。市财政部门基本不参与担保项目的决策过程，主要负责制定担保基金管理和运作规则，与受托担保机构签订合同，通过规范共同基金的运作机制来实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目标。担保责任由市财政与区县财政共担，并突出了市财政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扶持。当发生担保代偿时，对一般中小企业，市财政和区财政各承担50%的责任；对高新技术企业，市财政担负60%的代偿责任，企业所在的区县财政承担40%的责任。根据市区县各自承担的风险比例分配担保费收入，盈余部分提取坏账准备金。? 　　三是市财政局与中投保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管理协议。《上海市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资金委托管理协议》中明确规定，中投保上海分公司作为担保资金的日常管理机构，具有以下几方面主要职责：中投保上海分公司以政府的产业政策为导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不以盈利为目的；严格按照上海市财政局制定的《关于小企业贷款信用担保管理的若干规定》和经批准的年度工作计划规范操作担保业务，接受上海市财政局的稽核、监督和检查；负责具体实施经上海市财政局批准的有关资金增值部分的分配和亏损弥补、核销呆账和坏账、变更资金规模的方案，并接受其稽核、监督和检查。? 　　四是担保审批程序规范透明，防止政府行政性干预。中投保上海分公司的中小企业担保审批程序是：第一步，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第二步，银行审查贷款要求。银行有意贷款者，但需要担保的报给担保公司；第三步，按企业所在区县分别考核企业的信誉。由于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是县区企业，企业所在县区财政局分管部门负责审查企业的纳税和财务情况，区县财政局根据审
查结果签署同意推荐或不推荐意见。第四步，担保公司进行综合平衡，决定是否给予担保。第五步，担保公司与贷款银行签订保证合同。随着担保业务的开展，担保公司和银行的经验增加，为了规范和简化担保程序，方便中小企业，担保程序进行了改进。一方面，担保项目审查方式发生变化。由原来的财政、担保公司和银行分别审查，转变为授信担保和专项信用担保。另一方面，放松了反担保规定，由过去50万以下的免除反担保，提高到200万元以下免除反担保。但有些区县对部分企业要求提供反担保。? 　　五是与有关银行建立贷款担保协作网络。上海市财政局、中投保上海分公司现已与10家商业银行建立了贷款担保合作关系，联合开展授权贷款信用担保和专项贷款信用担保。在全市共设立了200个贷款担保受理点，方便了小企业，简化了贷款信用担保的操作程序。? 　　上海模式主要有以下优点：首先，集中分散的资金，扩大担保基金盘子。目前，各级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分散出资导致每个基金规模较小，担保机构很难靠保费保持收支平衡。上海的模式解决了小规模分散出资的问题。其次，有利于实行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干预，发挥专业人员的作用，提高担保质量。最后，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实行委托管理，可以通过竞争招标的方式选择有信誉、业绩好的专业担保机构来管理和运作基金。? 　　（二）模式二：互助基金委托专业机构代理担保? 　　XX年，深圳市有两个区建立了企业互助担保基金，把分散的小额担保基金集中起来，形成约1亿元的互助基金，担保对象是互助基金的会员企业。互助担保基金委托民营专业担保机构代理担保，实现了互助担保基金与商业担保机构的结合。? 　　深圳的企业互助基金建立了一套有效的管理和运作机制。一是实行理事会管理制度。建立了专门负责管理互助基金的理事会，并制定了一套比较规范的管理办法和约束机制。互助担保基金理事会由互助企业代表、担保公司代表，以及经济、管理等方面的专家组成。? 　　二是委托商业担保机构代理担保。互助基金理事会委托中科智科技投资担保有限公司（简称“中科智担保公司”）代理担保。基金理事会为决策者，担保公司主要提供担保专业服务。其担保审查和决策程序是：互助基金成员推荐担保项目；担保机构负责项目初审和担保项目的文件准备；最终是否担保由理事会来决策。? 　　三是建立代理担保的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担保公司只收取担保费的?1/3?，其余?2/3担保费归互助基金。风险分担原则是，当发生代偿时，先由互助基金代偿，不足部分由中科智担保公司代偿。? 　　这种模式的主要优点是，一方面，把分散的小额互助金集中起来，实行专业机构与互助担保基金结合，利用专业担保机构提高互助基金的信誉。现在，一些企业互助担保基金规模小，又缺乏专业人员管理，很难获得银行的信任。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入竞争机制，互助金可以选择有信誉、业绩好的专业担保机构进行代理担保。? 　　（三）模式三：分层次再担保 　　1.安徽模式? 　　目前，安徽省正在进行再担保的试点。安徽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中心以再担保业务为主，除了自己直接从事少量担保业务以外，还有选择地与地市一级担保机构签订再担保协议。再担保的条件是，当地市担保机构出现破产时，债务清偿后仍不足以补偿贷款银行的部分由省担保中心代偿。再担保收费为被担保机构在保期内全部应收保费的5～10%，其中50%返还给被担保机构，另50%用于建立再担保体系。? 　　2.上海模式? 　　上海市区（县）两级财政分散出资集中管理，按比例分担风险的运作模式，实际上是特大城市范围内的两级政府再担保。市财政对区（县）财政基金进行再担保，再担保比例是50～60%。这种再担保相当于直接再担保，只要发生代偿，市财政就为区财政资金承担一部分损失。? 　　（四）模式四：集投资和担保于一体? 　　目前，不少投资担保机构集投资和担保业务于一体，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同时开展担保和投资业务。如，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高新投”）的业务额中80%是担保，20%是小企业投资。? 　　第二种是在进行担保时，有股权要求。如，深圳中科智担保公司通过股权要求来避免担保风险。该公司在进行担保时，通常与被担保企业签订延迟还款的合同，当被担保方不能如期偿还银行债务时，担保公司进行代偿；一旦被担保方不能在宽限期内偿还担保公司债务，担保公司可以将代偿的债权变为股权。? 　　第三种是担保公司成立专门的部门或分公司进行资本金运用，以保证担保基金保值增值。目前，不少担保机构在资本市场上进行资本金运用，也出现一些问题。有的担保机构靠资本金运作盈利，而不开展担保业务；也有的担保机构资本运用造成损失。? 　　（五）政府财政资金的补偿机制? 　　政策性担保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依靠政府信用。但是，目前大部分地方政府只是一次性少量投入，而且规模较小，因此，即便是政府出资的担保机构也缺乏信誉，担保规模不可能做大。现在许多地区银行不愿意为中小企业担保提供贷款，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担保基金规模过小，没有补偿机制。目前，有些地区政府已经或正在建立担保资金补偿机制。如，北京市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制定了财政担保基金补偿机制。? 　　三、几点启示? 　　从上述几种运行模式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一个地区内的财政担保基金应该相对集中使用。根据信用担保符合大数定律的原理，信用担保是通过大量担保项目的保费收入来弥补少量风险损失。因此，中小企业担保基金规模不能太小，也不易过于分散，只有达到一定规模，才能抵御风险。在目前各级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至少市一级财政资金应该相对集中，可以采取分散出资，集中委托管理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分层次再担保的方式。上海市财政共同基金把各级财政的小笔资金集中起来，基金盘子大了，担保基金本身的信用和杠杆能力提高了。深圳市按区建立企业互助担保基金，把互助金盘子做大，提高了其担保能力。? 　　第二，委托专业机构管理有利于政企分开和提高担保质量。在现行体制下，政府委托专业机构代理担保主要有两大优势：一是可以防止政府直接干预，按市场机制运作；二是充分、有效地利用专业人员，
减少担保失误。采取委托管理的方式，既可以利用专业担保机构提高担保质量，又有利于协调各出资方的利益。但是，要建立出资人监控机制，明确责权利。 　　上海和深圳的委托模式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首先是委托方式不同。上海是委托专业机 构管理和运营财政基金，担保公司不仅提供专业服务，而且是最终担保决策者；深圳模式是委托代理担保，担保公司不是决策者，主要提供专业服务，最终决策者是互助基金理事会。上海和深圳委托模式的区别与担保公司的性质和功能有关。中投保上海分公司是财政、银行和担保公司的利益联合体，主要职能是为上海中小企业担保，是非营利性机构，不从事其他业务。而深圳的中科智担保公司是业务多元化的民营商业性担保公司，与互助基金没有直接的股权关系，只为互助基金提供专业服务。因此，两种委托模式采取了不同的决策机制，以及责任与利益关系。由此可见，进行委托代理时，应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建立责权利相统一的利益和风险分担机制。? 　　第三，委托管理中应注意的问题。〖ht〗政府与专业担保机构之间是信任委托的关系。委托管理不仅要防止政府干预担保决策，造成担保失误；又要防止专业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偏离政策目标。因此，要实现制度化管理，在规范化管理和监督的基础上，调动专业担保机构的积极性。如，欧洲共同体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是由欧洲投资公司来运作，政府与专业担保机构之间的关系是信任委托关系，政府与担保机构签订协议，明确担保对象、资金用途、成本和损失分担原则，以及资金注入方式。? 　　无论是政府财政基金，还是企业互助基金，委托管理都要建立一套监督管理制度和激励约束机制。一是要明确担保对象，确保担保对象符合政府扶植的方向。二是要明确责权利，明确出资人和专业担保机构之间的责权利，包括担保的收费标准、成本和担保损失分摊原则，担保资金补偿原则等等。三是制定合理的决策机制和严格的担保程序。四是建立监督和考核制度，定期审计和检查，确保政策性资金的使用方向。五是建立竞争机制，择优选择有资信、业绩好的专业机构代理。? 　　第四，逐步建立多种形式的再担保机制。在我国现有财税体系下，采取再担保的模式，有利于发挥各级财政的作用。在国际上，日本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制度是最典型的再担保模式，中央金融公库为地区性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协会提供再担保。再担保的代偿不是对每一笔贷款进行审查，而是建立中小企业担保体系的运行规则，地区性担保机构遵循统一的担保准则。上海和安徽的再担保模式不同。上海模式接近于日本的模式，不同的是分散出资，集中使用，等于各县区财政遵循统一担保规则。安徽省是有选择的进行再担保。由于各地区的运作方式不同，担保机构的资信不同，因此，在确定再担保机制时要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 　　第五，规范担保基金的运用，促进担保基金自身的保值和增值。政策性担保机构主要靠内部资金运作和政府财政资金补偿机制。为了能够及时代偿，担保金的运用要保证其流动性和安全性。目前，有关管理规定要求担保基金只能存入银行和购买国债，由于利率较低，资本金运用难以实现保值增值。因此，与其让担保机构私下到资本市场上运作资本金，还不如明确规定允许担保机构按照合理投资组合，提高资本金的安全性和增值性。同时，担保机构要采取多种风险分散机制。如，采取债转股的办法，使代偿债权变股权。? 　　第六，拓宽各种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和融资渠道，扩大资本金规模。资本金补偿机制可以分为内部补偿和外部补偿两种方式。内部补偿主要是通过资本金的运用来增加收入，保证担保基金的增值。外部补偿机制则因担保机构而宜。对政策性担保机构来说，要建立财政资金补偿机制，同时，还可以借鉴日本和台湾的经验，吸收银行和社会捐助资金。企业互助担保基金也可以吸收企业和社会捐助。因此，应对社会捐助、企业互助担保基金等给予税收减免优惠。商业担保机构的外部补偿主要是通过私募和上市募集资本金，但是，目前这几个渠道还不通畅。因此，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商业担保公司融资。? 　　第七，实行政策性担保与商业性担保机构分类管理。政策性担保与商业性担保的目标、对象、机构性质，以及信用基础不同。因此，要实行分类管理。对于商业行担保机构的主要管理内容是，设定进入门槛，保证资本金的规模；监管资本金的运作，保证赔付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通常是规定投资组合的合理比例；控制担保放大倍数，保证清偿能力；担保机构的信息披露制度和定期评级。不同担保品种和不同担保对象的担保风险程度不同，因此，具体的规范和管理办法也有所不同。除了上述管理内容以外，政策性担保机构的管理还有其特殊性。一是担保机构性质不同。政策性担保机构一般是非营利性机构，因此，政策性担保收费通常要受政府的管制。二是政策性担保对象是特定的，中小企业担保计划中对担保对象有明确的规定。三是政府作为出资人应对担保机构资金的运用、运作程序进行规范和监督，并定期委托专业机构来评价。? 　　最后，采取有效措施促进银行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除了提高贷款利率的鼓励措施和宣传外，应进一步采取鼓励与强制相结合的措施增加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如，提高中小企业贷款的呆帐准备金比例；规定中小企业贷款的比例，定期进行检查评比等等。同时，应鼓励发展适合中小企业融资的区域性中小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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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里镇政府公共服务状况调查报告
关键词：公共服务
政府测评
服务体系
政府的公共服务是政府行为的最终产出，是政府行为与公民需求最主要的结合点，也是公民评价政府及其领导者的主要尺度。从当代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实践看，注重政府的服务功能已经成为趋势。美国克林顿政府发起的政府再造运动明确提出了顾客第一（PuttingCustomersFirst）的口号，并通过颁布联邦政府内部革命的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设定顾客服务标准，还出版了政府的服务标准手册《顾客至上：服务美国民众的标》。英国政府在1991年开展了提升公共服务的宪章运动；1997年又发起了以服务第一（ServiceFirst）为口号的新宪章运动。加拿大政府也在20xx年颁布了《政府公共服务20xx》。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建立所谓顾客导向型的政府，也就是能够满足顾客需要和受顾客驱使的政府。西方国家的这一改革取向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
为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现状，探讨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标准和测评方法，东方公共管理综合研究所在广泛搜集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对入世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公民的需求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选择浙江省湖州市织里镇作为试点进行了问卷调查。织里镇以中国童装之都而享誉全国，区域面积135.8平方公里，辖46个行政村，总人口16万人，城市建成区面积为5平方公里。20xx年全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0.86亿元，增长21.07，高出全市近10个百分点，人均GDP达2.1万元，高出全市6000元。织里镇作为湖州市最具经济活力的工贸新区，无论从经济规模、城市化程度还是政府管理的角度看，均走在全国镇级经济的前列，具备了进行公共服务状况研究的基本条件和代表性。
一、调查研究的对象与方法
为了准确、全面地把握织里镇的公共服务状况，我们将研究对象群体定为八组：（1）湖州专家，指湖州市委、市府对织里镇情况比较熟悉的专家和领导；（2）织里镇政府工作人员，指编制在织里镇政府的工作人员；（3）派出机构的政府工作人员，指编制在湖州市，但在织里镇的派出机构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员；（4）大企业的管理阶层，指年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织里镇的企业管理人员；（5）手工业主，指织里镇的家庭企业主；（6）市场交易人员，指织里镇的市场摊主；（7）农民，指织里镇的务农人员；（8）外来打工人员，指在织里镇务工的外来人员。
自20xx年4月开始，课题组多次赴织里镇考察、搜集资料，6月份完成调查问卷的设计和评议工作，第一次正式的问卷调查时间为20xx年7月10日至7月13日。实际发放问卷1626份，回收有效问卷1592份，有效回收率97.91(见表1)；经统计检验，回收样本对织里镇总体公民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表1
调查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情况
在研究方法上，课题组主要以英国的公共服务为标杆，具体参照了英国1997年新宪章运动提出的九项原则(见表2)。表2
 
参照上述九项原则，并结合对织里镇的调查研究，课题组最终提取了20个评价织里镇政府公共服务整体状况的指标。在测评方法上，也借鉴了联合国、世界银行、透明国际（TI）等权威机构的成熟经验，采用8个调查群体、政府工作人员与公民共同参与的研究方法来抵销误差。
二、织里镇公共服务测评情况
（一）整体评价
调查表明，织里镇政府公共服务的整体状况有待改善。按照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课题组以得分0.4作为标杆。测评结果，织里镇20个指标的平均得分值为0.41，刚刚达到标杆水平；20个测评指标中，得分接近和超过标杆水平的仅占一半；在公共服务方面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指标，如政策的无倾向性、维护社会公平、服务意识、服务态度、工作效率、工作效果等，得分均在0.5以下，但集中在0.3～0.5的区间；节约开支、住处公开、投诉的实际作用等6项指标的得分低于0.3，处于较差和很差的状况(见表3)。表3
织里镇公共服务的整体状况?注：指标的得分依据问卷的调查结果，得分区间为0～1；得分0～0.19为很差，0.20～0.29为较差，0.30～0.49为一般，0.50～0.69为较好，0.70～1.00为很好。
此外，对整体测评情况的分析表明，有3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投诉通道与投诉实际作用之间的得分差距很大。调查表明，76的调查对象认为能够对政府的工作
失误进行投诉；但是仅有22认为投诉有实际效果。
 
第二，节约开支的得分最低，仅为0.13，反映了群众对镇政府在节约开支方面意见较大。但这一得分又与同样得分很低（0.21）的信息公开程度有直接关系，反映了政府在财务公开方面做得不够，直接影响了群众对政府的评价。
第三，政策倾向偏差较大。织里镇作为经济高速发展的地区，政府的政策明显地倾向于企业主(见表4)，对企业主与外来打工人员的政策倾向偏差高达0.55。表4
政策倾向问题注：指标的得分依据问卷的调查结果，政策倾向偏差为极差；得分区间为0～1。
（二）具体测评
在整体评价的基础上，我们对织里镇政府公共服务的5个重要方面进行具体的测评(见表5)。表5
织里镇公共服务的具体状况注：指标的得分依据问卷的调查结果，得分区间为0～1。
调查表明，织里镇政府的公共服务在5个重要方面的具体测评也不甚理想。
（1）治安能力一般。调查对象中认为在织里镇有安全感的只有43，认为治安状况越来越好的更少，仅有24.7；影响政府治安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外来打工人员约占到总人口的1/3。
（2）提供教育服务的水平一般。调查对象中仅有29.6对镇里的教育水平持肯定意见，仅有28.7对镇里教师的水平持肯定意见。
（3）廉洁状况一般。调查对象中仅有29.2对镇政府的廉洁状况持肯定意见，其余46.6持中立意见，24.2持否定意见。
（4）安全生产（消防能力）较差。织里镇的支柱工业是童装业，以生产、生活、仓储三合一的加工方式为主，但目前织里镇的消防队仅有一辆消防车；因此，安全生产，其中主要是消防问题十分突出。
（5）社会保障较差。调查对象中仅有22对镇里的社会保障工作持肯定意见，其余50.6中立，27.4持否定意见。
除了上述五项重要指标之外，我们还深入研究了织里镇的遵纪守法情况。调查表明，在织里镇的4个主要群体中，遵纪守法情况由好到差依次为：本地居民，政府人员，企业老板，外来人员(见表6)。表6
主要群体的遵纪守法情况
三、公共服务状况对政府及其领导的影响
在对织里镇公共服务状况的测评基础上，课题组进一步研究了公共服务状况对政府及其领导的影响。
（一）织里镇公民对政府及其领导的评价
调查表明，织里镇公民对政府总体工作的满意度为0.39，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也是0.39，接近标杆水平(见表7)。表7
织里镇公民对政府的评价注：指标的得分依据问卷的调查结果，得分区间为0～1。
调查表明，织里镇公民对政府领导的支持度超过了0.5，为0.52，状况较好；而公民对政府领导的总体满意度也略微超过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为0.40，达到标杆水平(见表8)。表8
织里镇公民对政府领导的评价注：指标的得分依据问卷的调查结果，得分区间为0～1。
（二）公共服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民对政府及其领导的评价
调查和统计分析表明，织里镇政府公共服务的整体状况得分为0.41，这与表6和表7所反映的公民对政府及其领导的评价得分非常接近，说明这些指标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课题组抽取其中的核心指标服务的实际情况作为代表，分析该指标与公民对政府及其领导评价的相关程度(见表9)。表9
服务的实际情况与公民对政府及其领导评价的相关程度注：以上指标为定序变量，相关度分析采用Gamma系数，取99置信区间，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得分区间为－1.0～＋1.0。
以上统计分析表明，政府的公共服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公民对政府及其领导的评价。因此，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下改善政府的公共服务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第一，改善政府公共服务是公民的普遍要求。织里镇的调查表明，调查对象中认为政府的工作应该侧重于服务的占79.5，其中以湖州市的专家和领导最多，高达95.7；
第二，改善政府公共服务是提高政府的回应力和扩大群众基础的有效途径。公共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民对政府及其领导评价的情况下，改善公共服务将是当前政府获得公民满意，进而得到公民信任和支持，扩大群众基础的有效途径。
四、改善政府公共服务的政策建议
对全国公共服务行业的全面研究表明，织里镇公共服务状况具有较广泛的代表性。例如，据安徽省消费者协会统计，该省20xx年针对公用行业的投诉量较上年上升了45.76。特别是在加入WTO以后，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已具有相当的紧迫性，应当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对此，我们的政策建议如下：
（一）加紧研究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薄弱环节
课题组经过对织里镇政府公共服务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该镇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关键性弱项，例如：政府开支的浪费、信息公开程度低、投诉的实际作用差、未能按照规定的服务时间完成工作等，见表3。通过区分很差、较差、一般、较好和很好几个等级，镇政府就能够有针对性、重点突出地搞好公共服务的改善工作。
针对政府公共服务因行业、地域等因素而差异性较大的情况，建议在中央的统一指导下，全国各地积极开展政府公共服务的调查研究，首先表明政府注重改善公共服务的姿态；在充分了解公民需求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政府公共服务的承诺或改善公共服务的方案，鼓励创新与实践，积极探索符合三个代表思想、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共服务。
（二）尽快确立我国政府的公共服务原则
就我国的行政体制而言，大范围地推行政府公共服务改革，首先需要由中央政府确立统一的公共服务标准和原则。在这方面，我们可以积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并结合我国的行政传统和经验，尽快制定政府公共服务的指导原则。例如：（1）重回应（Responsiveness）：强化公众的知情权，了解公众的意见，对此作出快速有效的回应；（2）高质量（Quality）：公布综合性的公共服务指导，改善服务质量和连续性，更好地满足用户的需求，制定行之有效的实践指南，运用高新技术改进关键领域的服务绩效；（3）高效益（Effectiveness）：引入先进的服务标准，改进程序追求持续的绩效提升，为公众提供有用的公共服务；（4）联合办公（Workingacrosssectors）：鼓励跨部门的合作，提供一站式服务。
（三）研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公共服务体系
课题组在织里镇的试点研究表明：政府的公共服务具有体系性；公民对于公共服务的要求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以织里镇为例，该镇公民对政府的大多数公共服务都提出了迫切的需求(见表10)。
另外，统计分析表明，织里镇公民对上述各项公共服务的需求之间具有较强甚至很强的相关性；这些都说明目前公民对于政府的需求是提供体系化的公共服务。
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以研究公共服务领域的薄弱环节和确立公共服务原则为基础，以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为标的。政府部门的差异性并非阻碍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因素，因为无论是提供单一服务的行业部门，还是提供综合服务的政府部门，在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过程中都以3个共性的环节为关键：第一是明确服务的承诺，第二是服务的流程管理，第三是服务绩效的评估与反馈。目前国内外表10
织里镇公民对政府多项公共服务的迫切需求注：指标的得分依据问卷的调查结果，得分区间为0～1。的企业在这方面的管理模式已经成型，例如：ISO系列认证、无缝隙管理、全面质量管理、顾客关系管理等等；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将这些成熟的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体系，通过认证、考核与奖惩等办法，有效地监督和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
总之，政府的公共服务改善和公共服务的体系建设对所有国家都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社会工程。提升政府的公共服务既是符合当前国际形势的新趋势，也是实践我国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老课题；值得我国政府和领导的高度重视。

调查：信息公开

在开放的社会条件下，信息披露的渠道很多。面对谣言的盛传，需要畅通、透明、公开、权威的信息公众可以发布公共信息吗？　许多生活在北京、广州这样都市中的人，这个春天对手机的感情变得有些复杂：　闭门不出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感受过来自手机短信的温情问候和关怀；与鹅黄嫩绿的春风共舞的，还有来自手机的小道消息和荒诞不经的谣言，让人惊魂不定。　一个反复使用的口罩或许能遮掩部分恐惧，但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病毒的传播；面对谣言的盛传，需要畅通、透明、公开、权威的信息。　对恐慌传言的控制和引导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其中政府的公信力对于恐慌传言的抑制有很大的作用。政府公信力强，政府的任何声音均会成为及时消除恐慌传言的镇静剂。反之，如果政府公信力不足，或者恰恰相反，人们对于政府的声音总是从相反的方面去猜测，则恐慌传言很难得到及时、有力的遏制，市场就会出现可怕的扭曲。　在开放的社会条件下，信息披露的渠道很多，人们对信息的需求，尤其是对突发事件信息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国际国内的经验都证明，应对突发事件，信息的及时和客观的披露，比什么都重要。　周汉华教授认为，信息公开和知情权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政府有公开信息的义务，公众有了解信息的权利。信息公开条例对媒体没有特殊的规定。媒体是公众一个部分，是公众的代表。媒体同样享有公众的权利。　就此次非典疫情来说，一些地方传媒的教训是深刻而沉重的。当2月10日《羊城晚报》首次发布“广东发现非典型肺炎病例”新闻时，已是传闻四起，“小道消息”接连不断。据广东媒体调查，此前市民有关非典的信息来源有80％是从手机短信、互联网和人们口头传播的。好在权威媒体迅速站到了“抗非”的前沿，用大量而准确的报道很快遏制了传闻和谣言，稳定了人心。　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认为，现时传播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非正式传播渠道正大行其道。主流媒体的缺位势必导致小道消息的横行，从而加重社会的恐慌心理。喻国明强调，公众对于知情权的要求日益强烈，因为惟有知情才能为理性行为提供依据。　“正餐没有，就要点心，即使不合法，也要先吃了再说。”毛寿龙教授认为，在一个信息迅速传播的社会，当信息掩盖成为不可能时，以政府为主体所进行的消息封锁只能带来恐慌。媒体是大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若官方媒体未能及时占领，必然使“传闻”有机可乘。公共信息的公开有利于谣言的消退。在建立公共信息法制体系上，信息公布的主体、权限、程序和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公共信息法制一个全新课题　“其实，政府占有的公共信息法制问题，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不仅中国要面对，而且世界各国也同样要应对。”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行政法学家于安说。　1966年，美国颁布了《信息自由法》。这个法律带来了一个世界性的浪潮，知情权正式走上法律舞台。而类似这样的法律一是主要面对个人和公司；二是政府处理公众索取情报的问题。而非典的信息公开显然就是一个崭新的问题：它面对的是一般公众，甚至还有国际社会；再有，它是政府主动公布其占有的信息资源。　“并不是政府占有的所有公共信息资源都需要公布，也不是公布所有的公共信息都会对公众产生好处。”于安强调，“公共信息，无论是政府占有，还是个人掌握的，都是一种战略资源，应该纳入到法制轨道，综合考量个人权利与国家、社会和经济安全。”现代国家安全理念已经超出了军事和国防的范畴，更囊括了人民身体健康、生态环境保护、互联网络安全、生物物种安全、科学技术保密、矿产资源保护、国际贸易畅通、货币金融稳定、公众心理稳定等多个方面。国外的一些经验表明，这些衍生的国家安全一旦出现问题，表面上可能是行业性或是地区性的，但它的作用力将会蔓延到各个领域和各个地区，以致人人自危、社会动荡，影响国家安定的局面。　公共信息从内容上可以分为：政治信息、经济信息和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社会信息。从产生的方式上，可以分为反映政务的公共信息和政府占有的公共信息。政府信息条例以及WTO要求的透明性原则，所指向的都是第一类信息。而这次非典，使得政府占有的公共信息能否以及如何和公众共享这个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传染病防治法是1989年制定的。非典，也让这个法律在疫情报告上的缺陷暴露无遗，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有：新的传染病的确认权力过于集中，远不能适应今天这个高度交往的社会形势；情报报告和公布确定及时、真实的原则，但缺乏一个严格的、科学的程序；还有就是1991年颁布的实施办法，强烈的部门立法的色彩，使得主管部门防治传染病的责任不明。　涉及公共卫生的信息，关系到个人的生命健康、社会的生存和经济的发展，这类公共信息的公布必须有法可依。除此之外的，安全生产、食品卫生、质量监督和检验检疫，都应该进入这个视野。于安建议，可以现行的统计法为基础，规范公共信息的获取、管理、公布和使用；也可以考虑在将来的政府信息公开法中，将公开的信息分成政务信息和政府

占有的公共信息，统一规范，建立公共信息法制体系。　在建立公共信息法制体系上，信息公布的主体、权限、程序和法律责任四个方面缺一不可。没有法律责任，不追究渎职，这个法律就会落空；没有程序，就无法操作，无法制约；不规定权限，就不能做好中央和地方、部门和部门间的分工。　现实在回答立法这个新问题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　中国从横断面看，有那么多不同的区域、部门；从纵断面看，又有那么多的层次。每一个区域、部门或层次又都有自己的系统，不同系统里又有不同的层次。在这样一个超巨型的复杂系统内，发生信息扭曲的机会实在是太频繁了。漏掉的信息、迟到的信息和不准确的信息，这正是应付突发事态的机制中最薄弱的部分。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认为，在一个开放的、快速变化的信息社会，政府不能再像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那样，遇到问题，总是先“内部消化”，再告之公众。这种“公共问题内部化”、“长官意志化”的思维，天然地将政府与公众隔离开来；而事实上，面对永远的变化，未知的复杂，政府的理性永远是有限的，完全没有必要“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没有人会因为突如其来的灾害责怪政府，但他们有权利要求实时的、真实的、透明的反映；从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