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doc

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裁判摘要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单位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其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属于单位具有明显过错的具体表现。二、表见代理是指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如果合同系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则合同依法为无效合同，在此情况下不应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8)民二终字第124号上诉人(原审被告)：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传奇，该公司董事长。委托代理人：鲁潮，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赵辉，广东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原审原告)：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负责人：张长弓，该行行长。委托代理人：邹院昌，广东东方昆仑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刘昊天，北京金格律师事务所律师。上诉人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机场公司)、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因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粤高法民二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审判员张树明担任审判长，代理审判员沙玲、周伦军参加的合议庭进行了审理。书记员赵穗军担任记录。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10月间，崔绍先(时任深圳机场公司总经理、董事会董事，主持深圳机场公司的日常工作)使用深圳机场公司的公章以深圳机场公司名义与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13亿元的银行承兑合同。贷出的13亿元被转入由张玉明任董事长的西北亚奥信息技术公司 (以下简称西北亚奥公司)，由西北亚奥公司开出汇票在湖南岳阳农行贴现。2003年 3月，崔绍先使用深圳机场公司的公章以深圳机场公司名义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贷款16亿元的合同，以该16亿元贷款偿还了前笔向民生银行广州分行的借款本息。在此笔贷款到期时，崔绍先亲自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员商谈贷款，并向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员介绍西北亚奥公司出纳员李振海为深圳机场公司助理会计师，指使李振海假冒深圳机场公司工作人员(崔亲笔涂改自己的名片给李振海印制名片)，使用私刻的深圳机场公司公章于2003年7月11日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基本授信合同，约定兴业银行向深圳机场公司提供最高限额为人民币3亿元的基本授信额度，用于解决深圳机场公司正常的流动资金周转，授信有效期自2003年7月11日至2004年7月10日止。同年7月14日和 12月9日，李振海按崔绍先的授意代表深圳机场公司在崔绍先办公室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分别签订了数额为2亿和2500万元的两份贷款合同，共贷款225亿元，年利率4779，贷款期限一年。开户和贷款所需的深圳机场公司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董事会决议等相关资料，全部由崔绍先提交并加盖私刻的深圳机场公司公章。225亿元贷款发放后，李振海按崔绍先的授意将其中的16亿元通过深圳市机场航空货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机场航空货运公司)账户偿还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16亿元借款。余款转入西北亚奥公司等处。在 225亿元贷款即将到期时，2004年7月5日，崔绍先又亲自用私刻的深圳机场公司假公章在其办公室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三份各7500万元的借新贷还旧贷合同，年利率5841，贷款期限一年，对225亿元贷款延期。2004年8月11日和2005年1月4日，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直接或通过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向深圳机场公司发出贷款核数函和直接追收函，崔绍先又亲自拟函和签名并使用私刻的深圳机场公司公章行文答复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发放225亿元贷款后，已收至2004年11月24日共667万元的贷款利息。其中深圳航空货运有限公司汇入309万元；深圳市深唐供水设备工业有限公司汇入90万元；新宝莱实业发展 (深圳)有限公司汇入10万元；李振海交现金188万元；张玉明深圳账户转款70万元。原审法院另查明：2005年2月24日，张玉明、崔绍先、李振海等人因涉嫌贷款诈骗犯罪被深圳市公安局逮捕。2006年2月 27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崔绍先等人涉嫌犯罪一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7年8月7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崔绍先、张玉明、李振海等所涉贷款诈骗罪一案作出(2006)深中法刑二初字第 134号刑事判决。该刑事判决认定以下事实：2003年5月，被告人崔绍先为帮助被告人张玉明融资，以深圳机场公司名义和浦发展银行广州分行签订2亿元人民币的基本授信合同及16亿元的贷款合同，该贷款被张玉明的公司占有。为了偿还到期的该笔贷款，被告人张玉明、崔绍先商定盗用深圳机场公司的名义以机场扩建候机楼需资金的理由向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贷款。被告人张玉明、崔绍先授意被告人李振海假冒机场公司的财务人员办理向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贷款的具体事宜。同年7月11日，被告人李振海假冒深圳机场公司的财务人员代表该公司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金额为3亿元人民币的基本授信合同，伪造深圳机场公司法定代表人授权书，代表该公司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金额分别为2亿元人民币和025亿元人民币的借款合同，并在合同及所有贷款资料上加盖其伪造的深圳机场公司公章。225亿元人民币贷出后，全部由李振海转到张玉明控制的公司非法占有。2004年初， 225亿元人民币即将到期，被告人张玉明、崔绍先、李振海采取“借新还旧”的方式，利用上述授信合同内剩余的075亿元贷款额度，循环贷款三次，共计贷款225亿元人民币，将还贷的期限变相延长一年。被告人崔绍先在延期的贷款合同上签名。被告人李振海在延期的贷款合同上加盖了伪造的深圳机场公司公章。该判决认为：张玉明、田其伟、崔绍先、李振海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和经济合同，诈骗银行贷款，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诈骗贷款罪；张玉明、田其伟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共同犯罪中，张玉明在诈骗贷款和合同诈骗均是主犯。田其伟在诈骗贷款是从犯，在合同诈骗是主犯。崔绍先在贷款诈骗中虽未占有赃款，但其协助张玉明进行贷款诈骗，帮助张玉明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属贷款诈骗共犯中的从犯。鉴于崔绍先没有实际占有他人财产，犯罪后主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应认定为自首，归案后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张玉明、李振海，属于重大立功表现，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该院判决：一、被告人张玉明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田其伟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犯合同诈骗，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被告人李振海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崔绍先犯贷款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二、缴扣的假印章由公安机关予以没收销毁，犯罪所得的财物继续予以追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该刑事一审判决后，张玉明、田其伟、李振海三人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崔绍先在一审承认控罪，判决后未提出上诉。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于2005年1月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一、判令解除双方2003年7月11日签署的基本授信合同及基于该基本授信合同签订的金额分别为2亿元和2500万元的两份贷款合同及2004年7月与深圳机场公司以借新还旧的方式签订的每份金额为7500万元的借款合同。二、判令深圳机场公司立即返还借款本金22500万元、利息及罚息212592936元(合计：人民币22 712 59236元，暂计至2005年1月24日)；三、由深圳机场公司承担本案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为实现债权而支付的所有费用。原审法院受理后，因深圳市公安局对深圳机场公司原总经理崔绍先等人涉嫌贷款诈骗一案正在进行刑事侦查，根据深圳机场公司的申请，该院于 2005年12月19日裁定中止案件的审理。在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对崔绍先等人涉嫌利用合同诈骗贷款一案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刑事案件开庭审理后，原审法院恢复案件审理。原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所涉贷款，系崔绍先等人通过私刻公章以深圳机场公司的名义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的形式诈骗而来。本案所涉的基本授信合同、贷款合同均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所规定的“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合同，因此均应认定无效。崔绍先等人以深圳机场公司的名义诈骗贷款已造成兴业银行广州分行225亿元贷款及相关利息的损失。崔绍先等人诈骗贷款的行为与因本案所涉的基本授信合同、贷款合同所产生的民事赔偿关系，是分别适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审理的两种不同法律关系的案件。本案深圳机场公司应否对崔绍先等人诈骗贷款造成兴业银行广州分行225亿元贷款及相关利息的损失承担责任，应当根据深圳机场公司对崔绍先的行为是否存在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损失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而认定。崔绍先是深圳机场公司的总经理、董事会董事，当时主持深圳机场公司的日常工作。崔绍先利用总经理的职务便利，亲自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员商谈贷款事宜，为授信合同、贷款合同签订人李振海提供虚假身份(名片、介绍信等)，为诈骗案提供了一系列的虚假文件，指使李振海以私刻的公章代表深圳机场公司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贷款合同骗取贷款，在两份贷款延期合同上亲笔签名，并在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有关查询函上签字确认。而且，本案所涉两份贷款合同均在崔绍先的办公室所签订。崔绍先上述一系列的作为，造成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有理由相信崔绍先是在履行职务行为。崔绍先在两年多时间多次以深圳机场公司名义骗取巨额贷款而不为深圳机场公司所知，深圳机场公司董事会严重失职，负有对公司高管人员失察，放任管理的重大过错责任。又因为深圳机场公司董事会的这一重大过错责任过错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损失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因此，深圳机场公司应当对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贷款损失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民事责任。崔绍先利用职务之便使用深圳机场公司的真公章先后与民生银行和浦发银行签订贷款合同，骗取了巨额贷款。贷款虽然没有被深圳机场公司实际使用，但对民生银行和浦发银行贷款的清偿责任，依法应由深圳机场公司承担。本案所涉的225亿元贷款中，有16亿元用于偿还了深圳机场公司欠浦发银行的贷款债务。因此，深圳机场公司应将这16亿元赔偿给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作为商业银行，应当知道深圳机场公司为上市的股份公司，贷款有比一般公司贷款更为严格的条件。但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员在洽谈本案巨额贷款时仅与深圳机场公司总经理崔绍先和李振海见面洽谈，未依贷款规章对两人的权限和贷款用途、使用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未履行金融机构发放贷款应尽的谨慎注意义务，轻信崔绍先的行为系职务行为，致使崔绍先和李振海等人能够轻易诈骗贷款。因此，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对本案所涉贷款被骗所造成的损失也负有重大的过错责任，应当分担本案的贷款损失。对于225亿贷款本金和未付利息的损失，除上述深圳机场公司应赔偿16亿元本息外，余额 6500万元本息的损失，由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自行承担50即3250万元本息的损失。其余3250万元本息的损失，仍应由深圳机场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对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诉讼请求中的实现债权而支付的费用，因没有证据证明，不予支持。原审法院经审判委员会讨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第五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判决：一、确认本案所涉的授信合同、贷款合同全部无效；二、深圳机场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赔偿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贷款损失19 250万元本息 (利息从2004年11月25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计至还款之日，逾期付款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贷款利率双倍计付利息)；三、驳回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 1 145 640元，鉴定费480 000元，共计 1625640元，由深圳机场公司承担1137948元；由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承担487692元。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均不服原审法院上述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深圳机场公司上诉称：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规定：“行为人盗窃、盗用单位的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或者私刻单位的公章签订经济合同、骗取财物归个人占有、使用、处分或者进行其他犯罪活动构成犯罪的，单位对行为人该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所有贷款材料全部虚假、所有公章全系伪造，所有与贷款有关的银行账户均非深圳机场公司的真实账户，所有资金深圳机场公司未使用分文，公司董事会对崔绍先等人签订贷款合同及资金流向完全不知情。崔绍先虽具有总经理身份，但并无签订如此巨额贷款合同的权限，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其在共同犯罪中为从犯，在 225亿元贷款诈骗案中的作用是次要的。贷款被骗完全是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工作人员违法违规所致。崔绍先的总经理身份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经济损失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深圳机场公司在本案中并无过错，不应对本案的贷款本息承担赔偿责任。二、原审判决认定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对225亿元贷款被骗负有同等过错责任，就应判决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对225亿元的贷款被骗后的全部后果承担50的责任，而不是仅对其中的 6500万元承担50的责任。原审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对不属于本案的民生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机场公司贷款纠纷案和浦发银行广州分行与深圳机场公司贷款纠纷案进行了审理，认定本案所涉的225亿元用于偿还了深圳机场公司欠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贷款，因此深圳机场公司应将该16亿元赔偿给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并进而判决本案所涉225亿元被骗贷款中的1。6亿元全部由深圳机场公司赔偿。违反了民事诉讼中的“一案一诉”的原则，剥夺了深圳机场公司对民生银行广州分行借款案和浦发银行广州分行借款案的抗辩权。故请求二审撤销原审民事判决第二项，改判深圳机场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上诉称：崔绍先参与了225亿元贷款的全过程。崔绍先虽然不是深圳机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但其身份为深圳机场公司主持日常工作的董事总经理，本案所有合同全部都是在深圳机场公司办公场所内崔绍先的总经理办公室签署，虽然事后证实崔绍先以深圳机场公司名义签署涉案合同所使用的公章、董事会决议、授权委托书等是其伪造的，但签约时形式上手续完备，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有理由相信崔绍先等行为属于有权代理和职务行为。本案225亿元贷款中有16亿元由崔绍先归还了应当由深圳机场公司负责归还的浦发银行广州分行16亿元借款。由此可见，深圳机场公司是涉案贷款的实际使用人和受益人，本案贷款是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和深圳机场公司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与崔绍先个人之间的关系。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在签署本案贷款合同时虽未能发现崔绍先提供的公章和相关证明文件属于伪造，但该过失并不能成为深圳机场公司免除全部或部分责任的依据。故崔绍先以深圳机场公司名义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本案借款合同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行为，签署的涉案合同均为有效合同，对被代理人深圳机场公司依法产生法律效力，深圳机场公司应当依合同约定归还全部借款本息(含罚息)。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但判决结果未依法充分、全面保护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合法权益，请二审判令解除本案基本授信合同及基于该合同所签署的共计金额为225亿元的三份人民币短期借款合同；判令深圳机场公司返还借款本金 225亿元及利息和罚息。在本院二审开庭质证过程中，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均未就此案提出新证据，双方对原审法院认定的本案主要事实均无异议，故本院对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二审开庭后，本院于2008年12月8日收到深圳机场公司函件，称张玉明、田其伟、李振海刑事案件二审被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回重审，请求本院据此对本案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对此，本院认为，深圳机场公司对本案主要事实无异议，该案与相关刑事案件可以分开审理，且不具备发回重审的理由，故对深圳机场公司的该项请求不予支持。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焦点问题为：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的基本授信合同和相关借款合同的效力，崔绍先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及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所涉贷款系崔绍先等人伪造文件，虚构贷款用途，通过私刻公章以深圳机场公司的名义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借款合同诈骗而来，所骗款项全部由张玉明控制的公司非法占有，张玉明、崔绍先、李振海正在接受国家司法机关的刑事追究。崔绍先等人的真实目的是骗取银行信贷资产，签订本案所涉基本授信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只是诈骗银行信贷资产的形式和手段。上述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三)项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原审判决根据上述规定认定本案所涉基本授信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系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上述合同无效并无不妥，本院予以维持。本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行为人私刻单位公章或者擅自使用单位公章、业务介绍信、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以签订经济合同的方法进行的犯罪行为，单位有明显过错，且该过错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单位对该过错行为所造成的损失，依法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崔绍先系深圳机场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在本案发生期间主持深圳机场公司的日常工作。崔绍先伙同张玉明、李振海等人为偿还骗取的其他商业银行的到期贷款，亲自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人员商谈贷款事宜，提供虚假文件和伪造的董事会决议，指使李振海以私刻的公章代表深圳机场公司签订授信合同和贷款合同，并在其后亲自使用私刻的公章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签订了借新还旧的贷款合同，使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误以为崔绍先是在履行职务行为，贷款系深圳机场公司所为，从而造成 225亿元骗贷最终得逞。上述情形之所以能够发生，崔绍先利用其特殊的身份参与骗贷活动固然系主要原因，但也与深圳机场公司规章制度不健全、用人失察、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监管不力密不可分，故深圳机场公司在本案中具有明显过错，应依法对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损失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在签订和履行本案 225亿元贷款合同的过程当中，未尽审慎注意义务，对私刻的深圳机场公司公章、伪造的证明文件和董事会决议未进行必要的鉴别和核实，在贷款的审查、发放、贷后跟踪检查等环节具有明显疏漏。深圳机场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在长达两年时间内未在上市公司半年报和年报中披露本案所涉贷款，兴业银行对此亦未能察觉并采取相应措施，反而与其签订了借新还旧的新合同。故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在本案中也存在一定过错，对本案的损失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兴业银行广州分行上诉所称本案崔绍先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本案授信合同和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贷款合同为有效合同，深圳机场公司应依贷款合同返还贷款本息(包括罚息)的上诉请求。本院认为，表见代理是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继续以代理人名义订立合同，而善意相对人客观上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则该代理行为有效，被代理人应按合同约定承担其与相对人之间的民事责任。但是，在相对方有过错的场合，不论该种过错是故意还是过失，无表见代理适用之余地。因本案基本授信合同及相关贷款合同，均为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合同，且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在本案所涉贷款过程中具有过错，故本案不适用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应根据各自的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关于双方对本案民事责任的承担，原审法院将225亿元中的16亿元认定为深圳机场公司应当偿还欠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前一笔债务，该部分损失应当由深圳机场公司承担全部责任，而其余的6500万元由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双方各自承担50责任。对此，本院认为，原审判决对本案损失数额及民事责任分担原则的确定有误，判令深圳机场公司承担前一笔16亿元的偿还责任不当，应予纠正。本案225亿元之中的16亿元确被崔绍先等用于偿还欠浦发银行广州分行的前一笔债务，但深圳机场公司是否应当偿还浦发银行广州分行16亿元贷款与本案无关，该偿付行为并未使225亿元骗贷的性质有所改变，本案应以225亿元及未付利息作为损失，确定民事责任的承担范围。然而，原审判决对本案损失数额的确定和民事责任的分担比例确定虽然欠妥，但该判决确定深圳机场公司赔偿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损失本金1925亿元及未付利息，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自行承担损失本金3250万元及利息，即深圳机场公司承担本案225亿元贷款本息损失的近85，兴业银行广州分行自行承担本息损失的近15。从结果看，双方当事人的责任承担与其过错程度是适应的，故原审判决确定的双方当事人对本案损失的承担数额并无不妥，对此本院予以维持。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虽然对损失数额与责任分担比例的认定欠妥，但处理结果并无不当。深圳机场公司和兴业银行广州分行的上诉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均不予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1 177 42965元，由兴业银行广州分行承担588 714825元；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588 714825元。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张树明代理审判员沙玲代理审判员周伦军二00九年一月四日书记员赵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