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文化的根基.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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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文化的根基

不管您意识到与否，文化每时每刻都在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着潜在的影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通过对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企业文化的重要性，特别是企业文化的根基的阐述，试图让人们认知、认识，进而重视企业文化建设，让人们明确，只有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人类先进文化，才能建立起优秀的中国企业文化，据此才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兴企、富民、强国的目标。
一、企业文化的基本内涵
文化，从广义上说，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是指人类精神生产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发展有历史继承性；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文化观念、文化形式和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体现了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行为规范、共同信念和凝聚力。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它从属于民族文化，是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并正在打破国界，在全世界兴起，成为新世纪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企业文化理论吸收了行为科学、公共关系学、决策科学、管理学、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等多门学科的精华，其主要内容是在理性与科学实践的基础上行成的，包括：企业哲学、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道德、企业目标、企业制度、企业创新、企业形象、企业环境和企业文化活动等。企业文化的实质, 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手段，以激发职工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一种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企业文化的根本任务, 是重视人、相信人、理解人、发动人、引导人、教育人、培养人和塑造人。企业文化的辩证法, 是来源于社会，奉献于社会。企业文化就好像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常常在自觉和不自觉中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二、建立优秀的企业文化是新世纪的必然要求
——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21世纪的竞争将会因经济全球化而加剧，超强的世界经济的竞争，对企业的经营思想、价值观念、思想道德、制度建设和行为规范，都将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因此，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纷纷调整发展战略，以适应扑面而来的全球化经济浪潮。要想在经济全球化中生存并有所作为的企业，没有优秀的企业文化，就难以在世界大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
——企业竞争具体表现为产品的竞争，产品竞争的背后实际上是企业文化的较量。企业文化较量的实体是企业高素质的员工队伍，高素质的企业员工队伍来自于比较完善的企业用人机制和良好的企业用人环境。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这个国家的文化，一个企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这个企业的文化。建立新世纪企业文化，是创造和谐的企业氛围和优良的企业环境, 使企业能够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得以稳定、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
——半个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实践表明，成功的企业总是与成功的企业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优秀的企业无不有着优秀的企业文化。20世纪50年代是分权管理发展时期，60年代是跨国公司发展与管理时期，70年代是矩阵组织和战略经营时期，80年代是企业文化兴起与传播时期，90年代是企业文化在全世界大发展时期。进入21世纪，尽管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企业性质、基础、现状和所处的环境都各不相同，但是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所处的困境以及寻求出路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似乎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建立新世纪企业文化。
——进入21世纪，全球信息化、跨国公司兼并、企业强强联合，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对中国的企业将会带来巨大的冲击。中国的企业能否在机遇和挑战面前迅速转变观念和机制，关键取决于企业文化。因此，中共十五大确定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要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经济、政治、文化的长远发展，其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意义更加重大。
三、中国企业文化之根基
树无根不活，企业文化无根不立。企业文化是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是由民族文化所决定的。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历史和优秀的民族文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不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无不得益于儒家文化。
按说，中华民族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据此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应该得到较好的发展，但是我们为什么落后了？这正是因为我们背离、甚至遗弃了优秀的传统文化！
回顾历史，东方文化远远早于西方文化，并极大地优越于西方文化，而东方文化的代表就是儒学。在中国，早在商周时期就出现了儒士阶层。到先秦时期，儒学成为显学，形成了庞大的儒家学派。从汉代开始，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成为“官学”，长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并广为传播，在亚洲一些国家形成了“儒学文化圈”，使儒学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学术文化流派。特别是自宋明以来，以儒学为核心，儒、道、佛三教合流，使儒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儒学的影响和作用下，中国古代曾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早在西方传教士从远东纷纷向西方传播他们一知半解的亚洲见闻时，西方人对东方世界便怀着一种不同于对待美洲新大陆土著文化的惊奇、神秘和敬畏感。中国封建社会经过充分发展所达到的文明，远远高于欧洲的中世纪文明。东方文化出乎意料地达到了使东方人都不得不感到陶醉和惊异的高度，以至到了明清之际，统治者们开始妄自尊大，闭关锁国，实行了禁锢思想的高压政策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使儒学维护统治、维系人心的作用大为削弱，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开始退步。而欧洲从15世纪开始，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产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和开拓世界市场等一系列社会变革，创造了新型的资本主义文明。到16世纪中叶，欧洲各国与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大致上处在了一个水平上。鸦片战争，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学大量流入，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和反帝、反封建斗争，把“孔孟之道”作为思想革命的重点，儒学的地位和作用再一次被削弱。
但是儒学致命性的浩劫还是“文化大革命”。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世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而我们在干些什么? 50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就卷入了朝鲜战争，为此向前苏联借了十二亿美元。到50年代末，又搞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遭受了三年自然灾害。到60年代初，前苏联强迫我们还债，使我们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到60年代中期，就人为地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而且一搞就是十年光景，使我们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家在高速发展，而我们却在快速退步。我们不仅在经济上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文化上遭受的损失就更大了。“文革”中，极左分子破“四旧”，立“四新”，砸孔庙，批孔孟，硬是把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命”给革掉了，把传统文化遗弃了,断带了。没有了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国人的心理迷茫了，思想混乱了，价值扭曲了，是非颠倒了。人们本来对自己都很有约束，可是到后来便肆无忌惮了。原来犯点错误自己就感到羞耻，到后来别人说什么都无所谓了。后来竟然发展到以敢于犯规、善于越位为能、为荣这种不知羞耻的地步！大家都变着法地钻国家和集体的空子，想方设法地占国家和集体的便宜，反正公家的东西有我一份，不拿白不拿，直至一步步发展到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财、腐化堕落的地步，给国家和企业造成了巨大的难以挽回的损失。这就是我们背离和遗弃优秀传统文化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拨乱返正，中国人觉悟了，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应有的恢复和继承，《论语》被编进了小学课本，国家也开始实行德政。世界觉悟了，看出21世纪是东方文化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因此，中国企业文化必须建立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基础之上。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内容主要包括：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悌、中庸、知行等等。作为企业文化之根基，儒家文化应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基本方面。
根基之一：宇宙人生的真相——“一体论”
第二，“天人合一”思想表明，天下万物之间是一种全息关系，即部分映视着整体，并凝聚着整体的各种信息。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表达的就是天下万理都聚集在人的身上。比如人就是整个宇宙的缩影，而人身上的各个部位又映视着人的整体。人的第二掌骨就是人整体的缩影，人体任一节支系统均有对应人体各部分的穴位，每一个部分都是一个全息单元，并每时每刻都与天地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构成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把天之时、地之财按照一定的方式组合起来，就形成了我们生活的世界。克隆技术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第三，“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在天地间的作用，即“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这种有为的思维方式。儒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天地人，万物之本。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人上参天地，下化万物，把天地万物按照一定的规则运行起来，与天地一同合理地运转。只不过要求人在有为的时候，要爱天爱地爱人，做到既有所作为又与之和谐相处，不损害天地和他人，达到人与天地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德性的和谐统一。
“一体论”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周围的一切都是一体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论”强调的是“一”，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要和谐、团结和统一，不是“二”，即不应该分别、矛盾和冲突。“一”代表觉悟，“二”代表迷误。“万众一心”、“同心同德”、“一心一意”就是觉悟，“同床异梦”、“离心离德”、“三心二意”就是迷误。说一个人“二虎”、“二的呵的”，就是说这个人分了、“二了”、迷了、错了！
“一体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建设之根基，表现为两个特色：一是社会主义特色，主要体现在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它代表着个人、集体、社会、人类的共同利益。它要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要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生存环境，实现经济和社会稳定、健康、协调发展，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市场经济的东方特色，主要体现在儒商精神。儒商是明末清初产生的贯彻儒道精神的商人，其主要特点是以德为本来进行商贾。儒商精神首先是引道入商的大气魄。即“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经商绝不仅仅是为了赚钱，经商的同时还要有大眼光、大手腕、大气魄，具有大商贾的长远战略目标。其次，儒商精神是吃苦耐劳、敢于发展自己、善于应战，同时又具有一种坚韧不拔，善于和光同尘、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的智者精神。第三，儒商精神是把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他们以家国同构的价值观念来经商，追求个人利益与家族利益、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高度协调和统一。
“一体论”应用于企业文化建设，主要体现在以满足社会和顾客的正当需求和欲望为导向的企业经营哲学。它要求把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看作是一个不断满足社会和顾客正当需求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简单制造或销售某种产品或服务的过程。从企业构想，到商品服务的设计、定价、促销、分销的规划与实施的全过程，不仅要努力满足社会和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欲望，并由此获得利润，同时还要求整个经营全过程都要与消费者和全社会的长远利益相符合、相一致。正确处理企业自身利益与消费者的正当需求和全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做到统筹兼顾，全方位考虑，求得三者利益的平衡、统一。当三者利益关系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企业首先考虑和保证的是社会整体利益，其次考虑和保证的是消费者的利益，最后才是企业自身的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消费者的正当利益得到了保证，企业的自身利益也就自然在其中了。也许，企业会因此暂时牺牲一些眼前的利益，但是企业也必定会因此获得长远和更大的利益。 这种规划与实施不是始于产品生产之后，也不是终于产品售出或服务完成之时，而是包括了产前与售后的一系列经营管理的全过程。它不仅仅限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流通领域，而且还渗透到生产和消费领域之中，即决定生产和销售产品的主权不在生产者和销售者，也不在消费者，而在于三者的共同利益与全社会长远利益的协调和统一。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本质的区别。
根基之二：人类应有的态度——“天下为公”
“人之为人本于天”，人的本性即天性，天性是无私的，是公正的，是平等的。太阳照耀着大地，给万物以生存的能量，却不求任何回报；地球忍辱负重，滋养着万物，也没有任何所求；树木和海洋供给着万物以必需的空气、水分和资源，容受的是万物排放的垃圾，所不同的是，树木高高在上，所以经常被砍伐，而大海所处的位置最低下，而且什么都能容纳，什么都能忍受，百川都归于它，所以永远称其为大。 “公”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和根本方向，是符合天性、人性的，是正确的选择。“公”意为“公共”、“公正”、“公平”、“公开”、“共同”等等，代表的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各方面利益的协调和统一。《礼记·礼运》篇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段话既反映了人类原始共产主义的生活，也表达了人类期望“天下一家”的共同愿望和追求，是与社会主义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一致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的根本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基本国情、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发达国家先进的市场经济模式的高效率、高利润的有机结合。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已成为当务之急。目前有这样一种思想倾向，就是我们似乎过多地注重了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层面上的东西，而忽视了其深层次的东西；过多地注重了他们的经济模式，而忽视了其经济模式背后的文化背景；过多地注重了对其经济体制的模仿和实践，而忽视了对其政治体制的研究和参考；过多地注重了人家的优点和长处，而忽视了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和社会主义优越之处，有人还得出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什么都好、什么都适用，甚至要全盘西化的错误结论。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拿市场经济最发达的美国来看。美国是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国家，虽然它能够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吸取众长，但是其文化底蕴并不充足，有些东西我们是不能够学习和借鉴的。如美国的价值观念，是以现实具体的“工具合理性”取代抽象普遍的“目的合理性”的价值实现态度，开拓进取、敢于冒险的行动主义行为方式，平等独立的“自由主义”价值取向和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理想，因此实用主义哲学已成为现代“美国精神”的核心。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康马杰把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描述为“权益的哲学”、“民主的哲学”、“个人主义哲学”、“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哲学”和“需有冒险精神的哲学”。他总结性地写道：“实用主义的这些特点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特性，……实用主义的特点是切实可行、民主作风、个人主义、机会主义、天然形成而不露痕迹、对未来抱有乐观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奇妙地同一般美国人的气质一拍即合。……从某种意义说，美国过去的全部经历已为实用主义的诞生做好准备，如今好像又为它的存在提供了基础和依据。事实上，美国本身就是一场已经赢得的赌博，一次取得成功的实验；……美国人实际上一直就是工具主义者。
当然，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也有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之处。如美国人共同信仰的基督教所倡导的“不说谎”、“不欺骗”、“不偷盗”和“爱他人胜过爱自己”等，都是人类应该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品德。在这些方面表现最优秀的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和第十六任总统林肯。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在连任两届总统之后，本可以再任第三届。但是当华盛顿看到这样做会对美国的未来不利时，便主动提出美国总统最多只能连任两届的提议，他的提议得到了采纳。这是一种既高尚又伟大的舍己为国、舍己为民的自我牺牲和自我奉献精神！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以“诚实” 而著称于世，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一生致力于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美国文化和优秀领导人的引导和影响下，美国人形成了重质量、重信誉、重公德、重形象的优良品质和企业文化，这是美国市场经济如此先进、如此发达的重要原因。
对比之下，应该说在这些方面我们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受“文革”余毒的影响，在我们的政府和企业中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说假话、说大话、说空话、说套话，做假帐、报假数字、搞假审计，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做“一锤子”买卖，甚至坑、绷、拐、骗现象；存在着公家东西小到办公用品、公共设施，大到国家资财、水利工程，什么都敢要，什么都敢拿的行为；存在着上从国家领导人，下到企业经营者，明知自己德性、能力、水平不行，却偏偏执意不肯主动让位，误国、误企、误民、误己，非到实在不得已或者出了问题，才不光彩地退位的情况。如陈锡同、成克杰等。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缺乏内在约束，即自我道德伦理的约束；二是缺乏外在约束，即制度和纪律的有效约束。因此，中国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公”的方向，有选择地吸收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模式，把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基本国情、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经济模式有机地结合起来。当务之急，要在企业员工中建立起共同的理想、信念，共同的价值标准、道德行为准则，建立起有效的约束和激励机制，用公认的伦理道德约束人的心理，用比较完善的体制约束和激励人的行为，使企业员工树立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一崇高的人生价值观念。所谓“为天地立心”，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顺应“天意”，“天意”即民心，就是天下为公，就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为生民立命”，就是要肩负起发展经济、兴企富民强国的历史使命；“为往圣继绝学”，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以儒学为主体的东方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建立起强大的道德支柱和精神动力；“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人类生存环境和文明成果，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丰厚的物质和精神遗产。
根基之三：人类最基本品德——尽孝报恩
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做企业实际上是在做人。制度固然重要，但是制度都是由人定的，而且制度本身没有完善的，都需要人去不断地改进，需要人去具体执行。人只有自觉、自愿地遵守和执行制度，制度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如果一个人执意要违犯制度，制度本身并不能够阻止他。所以，在体制、机制和制度尚不健全和完善的情况下，人就成为企业成败的决定性因素。企业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引导人的这种自发性，儒家文化的尽孝报恩思想能够解决人的自觉和自我约束的问题。因此，企业文化建设要从做人的最基本品德——尽孝报恩开始。
“孝”是儒家文化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内容，是天地大道的直接体现。《孝经》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人之行，莫大于孝”，“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教”字就是由“孝”和“文”组成的，说明一切教育都要从孝开始。黑格而在研究中国文化时曾这样分析：“中国纯粹建筑在这样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教’。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的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马克思·韦伯也曾把中国儒家伦理与西方基督教做过比较分析，他说：“ 中国人所有人际关系都以‘孝’为原则。”实际上，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孝”不仅是中国基本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核心，而且也是现行文化的灵魂。现代社会文明需要孝道，新世纪企业文化建设同样离不开孝道。一个孝道都做不到、做不好的人，其他什么事都不可能做到和做好，因此，孝是人类必须要做到和做好的第一件大事。
孝有小孝、中孝和大孝三个层次。“敬养”谓之小孝，“不辱”谓之中孝，“立嗣有后和顺应大道”谓之大孝。“敬养”是孝道的开始，是“事亲”。《孝经》指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因此得出“只有在家为孝子，才能在朝当忠臣”的结论。但是“敬养之孝”只限于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所以称为小孝。“不辱之孝”，是指不伤身，不辱亲。所谓“不伤身”，就是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不受到伤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体现着父母的大恩惠，子女只有使用的权利，没有无益伤害的权利。所谓“不辱亲”，是指子女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三思而后行，慎之又慎，不能因为自己的过失给父母带来不良的影响，让父母操心、担心、忧心。相反，子女在工作、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世中，要尽职尽责，尽心尽力，建功立业，为社会做出贡献，光宗耀祖，让父母放心、安心、舒心。“不辱之孝”是孝与社会的关系，所以称为中孝。“立嗣有后和顺应大道”，是指不仅要让家族、家业和家德代代相传，而且还要顺应天地之大道。即当祖宗利益、家族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与自己小家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小家利益要无条件地服从大家利益；当道与孝发生矛盾时，孝要服从大道。因此，有三种情况孝子可以不服从父母之命：即当服从父母的命令会使父母处于危险境地，会使父母受到耻辱，会陷父母于禽兽状况时，可以不从命。这就是所谓的“大孝不孝”，其实这是一种更深更大的孝。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就是这种大孝的体现。宋朝寇准小时候家境贫寒，母亲过世。后来当了宰相，皇上赐他金帛。他回到家里，奶奶看到后伤心地哭了。寇准问她为什么哭，奶奶说：“你小时候母亲死了，想求得一块丝布盖尸体都得不到，哪知你今天却这样富贵了！”寇准听了心里十分难过，从此以后，他一辈子不积蓄私财，除自己所用，全部送给穷苦人家。大禹和寇准能以天下苍生为父母，把家庭之孝变成了全民之爱，把私爱变成了公爱，这是孝的高层次，是孝的典范。
孝不仅是人伦原则，也是人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的一种人伦精神。孝把天作父，把地作母，要求人类对待天地万物要像对待父母一样，按其本性来敬养它，这样就能够得到万物的恩惠。孟子说，不违农时，粮食就吃不完；不把细密的网撒向大湖深池，鱼类水产就吃不完；伐木砍树能遵守规定的季节，木材就用不完。相反，如果人类对天地万物不敬养，不珍惜，不爱护，最后受到伤害的，主要还是人类自己。臭氧层空洞、沙尘暴、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污染和破坏，就是鲜活的例证！我们接受的是同一个太阳的能量，吸收的是同一个地球的营养，呼吸的是同样的空气，饮用的是同一个水源，世界万物与人类本来是一体，我们“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呀！爱护大自然和他人，就是在爱护我们自己；损害大自然和他人，就是在损害我们自己呀！
“天下为一家，中国犹一人”，是对孝的人际关系的世界运用。儒家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充分体现了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这种世界大同的思想，对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新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因为这种思想理念要求的是和平，而非征战；是认同，而非排斥；是合作，而非一味地竞争；是互惠，而非利己损人。对于21世纪的中国人来说，孝还是联结全世界五千万华侨的心脉。新世纪中华民族经济的腾飞，不仅是大陆之中国人的使命，同时也是全世界所有华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华人世界的维系，孝道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果说孝是人类必须要做到和做好的第一件大事，那么报恩则是人类必须要做好的第二件大事。“君子施恩不图报，知恩不报是小人”，“受人滴水之恩，他日当涌泉相报。”这些都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理念。一个知恩、感恩的人，时刻都想着为恩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不会做出任何有损于恩人的事情；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不仅不思感恩、报恩，当个人利益与恩人的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会不惜损害恩人的利益而保全一己之私，这样的人最不可信、最不可靠！因此，报恩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品德。
人类应报之恩主要有四种：即父母恩、师长恩、国家恩和人民恩。十月怀胎，一年乳补。经过父母二十年的精心呵护和培育，我们才得以长大成人。此恩此德，怎么报答都不为过。报答父母恩首先要养父母之身。父母辛劳勤苦了大半辈子，才把子女养育成人，而他们自己却一年年衰老，身患疾病。对子女来说，赡养父母不仅仅是法定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良机。其次要养父母之心。父母年迈多病，固然需要子女精心照料，但是父母更加需要的是心灵上的慰藉。因此，子女在工作、学习、生活和为人处世各个方面，都要谦虚谨慎，努力认真，做到让父母放心、安心、舒心，不让他们操心、担心、忧心。第三要养父母之志。父母一生有很多志向，有些实现了，有些没有实现，他们把许多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如果子女能够按照父母的期望和要求，认真做人，努力做事，在学习、工作和社会上有所作为，有所造就，就是对父母恩的最好报答，父母会为此感到最大的满足和欣慰。这是报父母恩。
父母虽能生养我们，但是如果没有师长，我们就不懂得礼义和道理，就学不到文化、科学、知识，就不会有今天的成绩和地位。所谓“尊敬不如从命”，对师长最好的报答就是要谨遵师长的教诲，牢记师长的要求和期望，不断地学习，刻苦地专研，努力地工作，有所作为，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看到自己的学生和属下取得了成绩和进步，师长就会感到莫大的安慰和荣耀。这是报师长恩。
我们能够在和平、安定的环境里工作、学习和生活，这完全得益于国家恩。国家培养军队和警察，来保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建立学校，让我们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健全医疗机构，让我们能够健康地生活；建设公共福利设施，让我们能够得到比较充足的生活保障。此恩此德，我们只有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加倍努力工作，并争取做出较大的成绩和贡献，才能够报得。这是报国家恩。
我们的衣、食、住、行和日常所用的一切，哪一样不是人民给予？纺织工人每天勤苦织出的好布，自己却穿着不起，而我们经常在挑肥拣瘦；农民锄禾日当午，起早贪晚收获得来的粮食，自己却舍不得吃好的，而我们经常在大吃大喝中无益地浪费；有些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的楼，也没住上楼房，而我们却经常调来换去，还不如意称心；有些革命老区至今不通道路，而我们有些城市的道路，今天铺上，明天挖开，损失浪费惊人！扪心自问，没有人民群众，哪有我们今天的丰衣足食？没有人民群众，哪有我们现在的一切一切? 可是现在，我们有些人民群众还吃不饱，穿不好，住不暖，甚至连最起码的生活保障都得不到！我们是怎么报恩的？我们一些人民群众仍然在艰苦中工作，在艰难中生活，而我们有些人却一天天悠哉游哉，还这不称心，那不满意，吃完肉放下饭碗就骂娘！拍拍良心，我们每天都创造了什么价值？我们对社会到底有些什么贡献？我们的贡献真的就比人民群众的贡献大吗？我们真的就应该如此地奢侈、浪费和享受吗？现在，是我们应该仔细地想一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这些问题想清楚以后，我们才能明确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工作，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我们的社会，以什么样的心境对待人民群众。
四、结束语
最后，用三个寓言故事结束我的论文。
寓言一：从前，在喜马拉雅山，有一种鸟身上长着两个头，人们叫它“双头鸟”。有一次，“双头鸟”的一个头看到另一个头吃了一个香甜的果子，就嫉妒起来。心想：“你吃好果子，我就吃毒果子，让你也不好受！”它真的吃下了毒果子，结果整只鸟都被毒死了。
寓言二：从前，有条蛇的尾和头争吵起来。蛇尾说：“你总当头，这太不公平了！你也该让我当当头啦！”蛇头说：“我们的分工就是这样的嘛！我不能跟你换。”他们不停地争吵，直到有一天，蛇尾紧紧地缠到了一棵树上，蛇头没法向前行走了。蛇头争持不过蛇尾，只好让蛇尾来当头，结果整条蛇都掉进了火山口里。
寓言三：从前，有个国家实行这样一种习俗，就是人到老的时候都要被遗弃到深山里去。有个大臣实在不忍心把自己的老父亲就这样遗弃了，就在自己的家里秘密地挖了一个地道，把老父亲藏在里面。后来，这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打败了。战胜国的国王对这个国家的国王说：“我有两个问题，如果你们能回答出来，我们就撤兵；如果答得不好，我就把你们全国的人都杀掉！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区分两只蛇的性别？第二个问题是，两匹长着同样颜色、一样大小的马，哪一匹是母马，哪一匹是小马？”这个国的国王回答不上来，就在全国悬赏征答，可是也没人能够答得上来。这时，那个大臣就来到地道里问他的老父亲。老父亲说：“这并不难回答。把两条蛇放在柔软的地毯上，四处爬动的是雄性，静止不动的是雌性。给两匹马喂点草料，母马会把草料推向小马。”大臣把答案禀告给国王，两个问题得到了圆满的解答，这个国家因此得救了。当得知这些答案都是出自大臣的老父亲时，国王非常感激。从此以后，国王撤消了遗弃老人的习俗，命令所有的人都要尊敬和善待老年人。

企业文化对于企业来说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如果重要的话,那么企业文化应该如何操作？以上诸多的问题，经常被企业界的朋友再三提及，有的人深感困惑，有的人处于迷茫的状态。如何为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开出一剂良药，这是每一位企业文化从业人员所必须面对首要问题。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探讨，企业管理者和企业文化的专家和学者一直在辩论，有人说企业文化是锦上添花，有人说企业文化是雪中送炭；有人主张是“春风化雨”的柔性管理，有人却认为必须是“胡萝卜加大棒”的刚性措施。一时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到底是那种方法更合适企业文化操作，使企业文化更有效实施？辩论至尽，仍然没有明确的答案。笔者认为再高明的说教在事实都是苍白无力的，只有事实证明企业文化功效，才能引起企业界广泛关注。
企业文化的重要性是无庸置疑的，笔者曾经作过多次阐述。企业文化就是一个成熟而健康企业的思想与灵魂，企业就好象一个人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那么还谈什么生存，还谈什么价值。企业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自己的文化，那么这个企业就失去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那么企业的生存都成了问题，那么企业还有什么资格谈发展，还有什么理由和条件去和国际知名的企业竞争，这无疑是在痴人说梦。所以当下我们的企业管理者不要在这个问题上反复纠缠，而应该及时努力，补好这一课。
那么要想补好企业文化这一课，我们的企业应该怎样去补？企业文化究竟应该怎样操作？企业文化的操作到底是有规可循，还是另辟蹊径呢？这里笔者结合中国实际国情与企业特色，谈一下个人见解和看法。
笔者曾经记得小时候经常听说过“大禹治水”的故事，传说公元四千多年前，黄河流域发大水，洪水滔天，人们只能往高处的山冈丘陵处搬。大水久久不退，毒蛇猛兽又纷纷出来危害人畜，人们简直无法生活了。
当时的部落首领尧为此忧心如焚，急忙派鲧去治水。鲧采用筑坝堵水的方法，结果堵了这边，另一边却又决了口。堵来堵去花了九年工夫总是无法将洪水治服。后来尧把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让给了舜。舜接位后，把鲧处死，又派鲧的儿子大禹去治水。
大禹吸取了父亲治水挫败的教训，采取疏导的办法治理黄河洪水。他疏浚河道，开渠排洪，带领着百姓没日没夜地拼命干。他将全部身心用于治理洪水，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都顾不上进去看看。经过十三年的不懈努力，大禹带领百姓终于把肆虐的洪水引入了大海，消除了水患，百姓又可以安居乐业了。大禹也因此受到了人们的拥戴，被推选为舜的继承人。
读罢这则故事，从大禹父子治水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同样是治水，大禹父子采取“堵”与“疏”的方法，却得到不同的结果。
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企业文化工作。其实在企业文化操作过程中，企业文化工作重点所针对的就是企业员工，而企业文化主要解决的也就是员工的思想意识。而人的思想就好比洪水一样，虽然是无形的，但是内在力量却十分强大，如果合理地利用，将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但是如果没有利用好的话，那么产生的危机和危害同样也是十分可怕的，这不啻于企业遭受一场“滔天巨浪”。那么我们的企业管理者如何管理好人的思想的洪流，使其发挥巨大的潜能呢？我们是采取“堵”还是采取“疏”的问题，企业同样也会面临着这样的选择？采取“堵”与“疏”的效果绝对是不一样的，如果企业采取“堵”措施，只能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设上一道墙，拉远了员工与领导心与心的距离；而采取“疏”却是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则体现了平等、友爱与和谐，密切了干群关系，在人与人之间架起一座互相理信任和支持的桥梁。
那么我们企业应该明智选择什么样的措施？为什么要采取“疏”而是不是“堵”呢？我们必须详细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解决这个问题，这与管理者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小到企业，大到国家都是这样的道理。以史为鉴，历史上发生的故事总会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有这样鲜明的对比，足以说明在不同的认识基础上，所导致采取不同举措，最终走向不同的结局。
在周朝末期，当时的统治者周历王采取严厉高压政策，禁止人民自由言行，当时的人们遇到熟识的人，只能道以侧目。但统治者就是这样费劲心机的四处围堵，没有挽救周王朝，反倒是加速了它的灭亡，结果是周王朝在人民压迫已久所爆发的怒火覆灭。
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贞观之治”，中华这一黄金时期的缔造者——唐太宗李世民，作为封建君主的他以其英明的决策和果敢的行动，把中国推向了历史最高峰。他在与魏征、房玄龄等大臣研讨政务时，就论证过民水君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一再强调“载舟亦覆舟，所宣深慎”（《贞观政要·论君道》），“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同上）。李世民还意味深长地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谓也。”（《贞观政要·论政体》）这些议论成为“圣君”、“贤臣”互相唱和的千古名言。“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历代明君贤臣，无不以此为镜鉴，正确处理爱民与使民的关系，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也正是唐太宗所采取疏导政策，才使得民心所向，从而造就了中华历史上最辉煌的大唐帝国。
其实，经营企业和管理一个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正所谓治国若烹小鲜。回过头来，谈一谈目前我们中国企业的管理现状。当前我们的中国企业，大多数的领导仍然痴迷于权术游戏，认为权术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还没有真正意识道企业文化对于企业重要性，更不知道如何去操作企业文化。一时间，书坛上老板对付员工58招，员工对付老板49计等等满地摊都是，仿佛企业管理者和员工拥有了这些，就象武林高手拥有了独一无二得秘籍，就可以练成高深武功。于是，大家都聪明起来了，都学会用“术”御人，但是聪明人跟聪明人合作，是不是就一定成功呢？聪明人和聪明人合作会遇到什么问题呢？为什么说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而一群中国人则是一堆虫呢！这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太聪明了，而这样的聪明不是什么聪明，只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正因为这样的小聪明，导致了我们相互防范，相互戒备，结果是在无休无止的内耗中失去了机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理性主义的时候，研究到最后发现理性人都成为理性的傻子。这就是囚犯悖论得出的结论。聪明的人都是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