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者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外交关系的研究述评.pdf

年 月第 卷第 期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国内学者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外交关系的研究述评卢晓娜（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理论研究所，北京 ）摘要：抗战时期中共与世界的联系，一直是历史学家的研究焦点之一。整体而言，以下三方面是学者们关注的核心：中国尤其是中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抗战时期中共的抗战外交及对外政策；抗战时期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战略调整。国内学者们关于这些问题的著述极为丰硕，对这一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具有较大现实意义。关键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抗战外交；美国对华战略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引文格式：卢晓娜 国内学者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外交关系的研究述评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战争与革命，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的两大旋律，也是时代留给国共两党的共同使命，唯有合理解决这两大难题，方可获得历史、世界与中国民众的认可。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战略，以及美国政府对国共两党的政策调整，也正是以这两点为基准进行的。战时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敌后战场浴血奋战，还积极实行抗战外交，进行对外宣传。战时中共与世界的关系是抗战史研究的一大重要课题，有诸多问题值得思考。中国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抗战时期中共的对外宣传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效？抗战时期美国是如何对国共两党进行战略考察的？美国政府对国共两党的政策是如何变化的？学者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这些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有较大现实意义。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当之无愧的主战场之一。抗战时期，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伪军，化解了正面战场失利可能带来的军事灾难，使“中国战场得以完整保持”，在相当程度上策应了盟军作战。在努力扩大敌后抗战的同时，中共也想方设法进行对外宣传。这些举措取得了显著成果，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共的政治纲领及抗战事迹有了较为客观的认知。尽管对外宣传相当程度上“建构”“提升”了中共的国际形象，但真正发挥“关键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中共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更重要的是，抗战时期美国与中共秉持现实主义外交原则，基于抗击日军的共同战略目标，破除意识形态藩篱，实现了同袍合作。这段历史经验在今天仍具有借鉴价值。一、有关中共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地位的研究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对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价值及地位认识不足。这种偏见不仅存在于公众领域及政界，更存在于史学界，甚至连 剑桥中华民国史 都存在以下的叙事：“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日军成功地占领了香港、新加坡、马来亚、缅甸以及东南亚其他地区，把中国从外部世界隔离开收稿日期：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含中国抗战）档案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抗战时期美国观察家的敌后考察及美国对华战略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创新项目“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共的战略考察及认知”作者简介：卢晓娜（），女，山西河津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方面的研究。来就全球军事形势而言，这种隔离使得中国不那么重要了。太平洋上的海战和空战，或争夺南海滩头的殊死战斗，都比中国的小规模战斗更具决定意义。几乎从太平洋战争一开始，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联盟手里”。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为争取自身解放、维护世界和平付出巨大牺牲，经济损失高达 亿美元，最终却成为“被遗忘的盟友”。这毫无疑问是对在 年抗日战争中牺牲、罹难的 万中国军民的莫大亵渎。因此，当涉及反法西斯战争研究问题时，学者们的首要方向便是分析、弘扬中国抗战及敌后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在这一方面，国内的研究成果极为丰硕，形成了以武汉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为中心的两大学术阵营。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齐世荣、徐蓝都有杰出建树。齐世荣指出，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国军民在战略物资极度匮乏，国际援助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自力更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伟大贡献 。徐蓝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是亚洲战场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力”。武汉大学教授胡德坤也做出了卓越贡献。胡德坤以宏阔的视野、丰富的史料、严密的论据，证明中国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密不可分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里程碑”。年，时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在胡德坤的主持下，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 九卷本（以下简称九卷本）出版，为此周年纪念奉上一份献礼。这部著作对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的地位与影响，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证，这在国内外尚属首创。九卷本基于翔实的史料，分别探讨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意义与地位 ，抗战时期中国对外战略及政策 ，中国与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德国与同盟国家对华政策等问题 ，堪称研究该领域的扛鼎之作。这部鸿篇巨制历时四年，参与编纂的项目组成员多达三十余人。可以说，它是胡德坤引导下集体智慧的结晶。许多课题成员都是相关方面的大家，如美国史学者陶文钊，中国近代史学者王建朗，世界现代史学者李世安，二战史学者韩永利，抗日战争史学者马振犊、彭敦文，以及国际关系学者汪金国等。胡德坤团队的研究成果向世人揭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四大战场之一”。不论是在作战时间上，还是战略贡献上，中国抗战“都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不应忽略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问题的关键部分之一”。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充分印证，中国的抗战对全球战略格局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 。这是因为，中国的抗战不仅粉碎了日本的世界战略设想 ，牵制了其西进（中亚、西亚），阻挡了其北进（蒙古、苏联），也迟滞了其南进（东南亚、南亚）。与此同时，正是由于中国战场的存在和坚守，盟国才提出了“先欧后亚”的战略设想。中国战场的挺立保障了此战略的施展与实现 。此外，中国战场同苏联战场形成了相互支撑的战略格局 ，进而推动了美英东亚战略的转变 。除了研究中国作为东方主战场对盟军的支撑，专家学者们还将研究重心置于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在这一方面，胡德坤发表大量著述，彰显了中共带领下敌后军民坚持抗战的丰功伟绩 。与此同时，胡德坤牵头的研究团队，对中、美、英等国家关于中共抗战的档案进行了系统收集整理。这些来自多方的原始文献资料，为世人还原了抗战时期外国观察家们眼中的敌后战场 。基于档案的实证研究，证明中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对盟军的支持不仅存在于正面战场，同时更存在于敌后战场。一些学者立足宏观战略格局，分析中共何以是抗日战争之中流砥柱。沙健孙提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抗战胜利之关键力量，主要是因为五点原因，即中共率先举起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制订全面的民族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路线；提出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组织和推动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民主活动；坚持、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卢毅进一步总结，认为中共对抗战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中共“积极倡导、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敌后战场消灭和牵制了大量敌人”。卢毅、罗平汉、齐小林的合著则将抗日战争与中共的政党发展相结合，分析了中共对抗战的贡献与地位，梳理了中共在敌后的建设与动员，进而揭示了中共在民族战争中崛起壮大的原因 。另一些学者从具体课题着手，见微知著地考察中共对抗战的贡献。王龙飞聚焦于太行山区的军区体制，考察了中共在华北对民众广泛、有效的动员。他指出，中共“艰苦细密的工作有效整合了党政军民等几大要素”，在整个华北建立了一张“全民皆第 期卢晓娜：国内学者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外交关系的研究述评兵”的巨网。如此，军队与民众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 。张太原则从 蒋介石日记 入手，挖掘其中关于中共抗战的直接或间接的记述。张太原分析，蒋介石日记 中关于中共军事活动的正面记录，印证了中共同国民党“协力抗战”。而当蒋介石转变政策，意欲消极抗战时期，对中共的不满与负面描写，则更反映出中共对民族抗战的“支撑作用”。以 蒋介石日记 作为中共抗战效能之证据，这在国内亦是首创。二、有关抗战时期中共的抗战外交及对外政策的研究抗战期间，中共自始至终都希望加强同西方的联系，争取英美等国的支持，期望他们能制约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行为，充当“冲突的缓冲剂”。因此，中共抓紧一切时机，向世界发出红色中国的抗战强音。这不仅意在破除负面宣传，还有着更为现实的意图 获得国际支持，争取物资援助，壮大敌后抗日力量 。抗战外交取得了显著成就，世界尤其是美国对中共的政治纲领及抗战事迹也有了较为客观的认知 。在华美国观察家们普遍形成了“亲共叙事”。在这一方面，学者们关注较多的是战时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际友人。抗战时期，大批国际友人深入敌后，向世界宣传真实的共产党与敌后抗战。更多的国际友人则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优势参与根据地建设。学者们对这些国际友人的个案或群体研究至为丰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美国医生马海德（）、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英国学者林迈可（）都是关注的重点 。除了对国际友人进行研究，一些学者还将关注点聚焦于南方局的活动，探寻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是如何通过外交工作，打破国民党的外交垄断，向外国驻华大使、援华机构工作人员、外国新闻记者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及革命纲领，扩大中共的国际影响 。此外，学者们对战时中共对外政策也极为关注。在理论或实践方面，战时中共外交政策都秉持着一个核心理念：“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基于此，中共宣布愿摒弃政见分歧，与一切反法西斯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关系”。毛泽东勉励全体党员，在“抗战外交”主张引领下，中共以及中国的抗战就不再是孤立无援，而是与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的反法西斯斗争融合在一起。他指出，这种广泛的统一战线正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及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 。牛军著有 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一书。他基于翔实的资料，梳理了抗战期间延安同西方新闻记者的交流，以及与美军观察组的联系与合作。这本书成为中共外交史研究的扛鼎之作 。王真详细介绍了中共对外政策的发展脉络，以及抗战外交的形成演变。王真认为，抗战时期中共抗战外交主张虽然是基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但却仍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本身“从幼年走向了成熟”。中共不仅动员领导敌后军民武装抗击日军，还开辟了一条“没有硝烟的战线 抗日外交战线”。罗伟重点分析了苏德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变化及中共对外政策的调整。他认为，这一阶段共产国际同中共的分歧事实上是苏联本国利益与中华民族利益的矛盾。中共高层决定立足实际捍卫自身民族利益，从战略上支援苏联，而非一时一地的战术配合 。还有一些学者着眼于“中时段”，深入梳理了中共 世纪 年代至 年代的对外政策；分析了中共从摆脱“武装保卫苏联”的思维桎梏，走上独立自主道路，到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至号召建立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历程 。较之其他同盟国家，中共更希望增进与美国的联系。这是因为英国本身对中共的态度较为疏离冷漠。抗战时期英国驻华大使薛穆（）在报告中多次提出，不必同中共建立官方联系。这便延缓了英国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的时间 。相比之下，美国的态度就更为积极。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国战场及中共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其他所有西方国家。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出于对日攻势的需要，美国希望全方面增进对中共的了解。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进一步将美国作为国际交往的重点对象。年夏至 年秋，新华日报 发表四篇代表性社论，介绍美国的民主制度：年 月 日 民主颂 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年 月 日 民主第一、年 月 日 民主主义是生命的活力，以及 年 月 日 美国的教育和民主。同时，中共代表也借此机会向美国驻华军政代表及新闻记者宣传中共抗战主张，争取与美国建立正式联系与合作。年美军延安观察组的到来，“标志着抗战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卷期间美国政府与中共合作关系的正式建立”，成为战时中美关系的一大研究热点。年，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编辑出版了 美军延安观察组访问延安 周年纪念 。学者们对两个问题非常感兴趣：美国政府与蒋介石关于派遣观察组的争论；美国政府内部关于是否支持中共的分歧，以及援助中共计划的搁浅 。胡月英对观察组的组织与使命做了细致分析 。于化民梳理了美军观察组与中共的联系与合作 ，。陶文钊对美国国家档案馆战略情报局中国相关档案进行了介绍与综论 。贾钦涵基于战略情报局档案，介绍了延安观察组到来后美国军方对中共武装战斗序列、作战能力的系统考察，梳理了双方尝试建立军事合作的努力，同时剖析了这段交往最终搁浅的原因 。三、有关抗战时期美国对国共两党战略调整的研究国内相关领域的另一大研究焦点便是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战略，以及对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与转变。陶文钊所著 中美关系史：（）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 。他与姜振寰编著的 美国与 世纪亚洲的冲突和战争 一书则由多篇专论构成，集合了王立新等数位学者的作品，以宏大的视野分析了美国对 世纪亚太及远东战争的态度和措施，以及这其中所折射出的美国自身战略逻辑 。此外，年，牛军主编的 历史的回声：二战遗产与现代东亚秩序 一书由章百家、沈志华、时殷弘、徐蓝、戴超武等学者撰写，以翔实的资料、深邃的洞见，梳理分析了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美国远东战略的调整，中美同盟关系的发展，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一些学者注意到了大时代中重要人物的关键作用。他们将研究目光转向了约瑟夫史迪威（）与罗斯福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这两位政客对战时美国对华政策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便是史迪威。史迪威将军与中国 一书对史迪威在华的戎马生涯进行了纪传式的描写 。此外，一些学者侧重研究蒋史矛盾与史迪威事件的影响。他们认为，震荡激烈的蒋史矛盾与史迪威事件，对抗战时期美国对国共两党的态度，以及美国对华战略转移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王建朗指出，罗斯福希望赋予史迪威中国军队指挥权，这是美国抗战时期在中国所做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努力”。而史迪威的最终去职则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倒退。此后美国对中国战场的作用彻底丧失了信心，对华战略考量也由抗战时期军事目的逐渐转向了战后政治目的 。除了研究史迪威在抗战时期与美国高层，以及国民政府的关系，学者们还侧重研究史迪威同中共的联系。刘迎红对史迪威在华军事及政治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史迪威抵制了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并极力推动了抗战时期美国政府与中共的正式联系 。吴明等人透过蒋史矛盾之表象，透视到其背后中国与美国战略利益的差异与矛盾。美国根据自身战略安全利益，与英、苏达成了“先德后日”的战略安排。中国对此非常失望，希望美国能以击败日军为首要目标。这种既定战略目标的差异，其实是蒋史矛盾的深层原因。与此同时，美国虽然希望与中国结成同盟，但并未将中国作为平等国家看待；甚至屡屡以援华战略物资的调拨为筹码，要挟蒋介石交出军队领导权。而蒋介石明确表示拒绝，这也是在捍卫中国的主权与尊严 。其次，除史迪威外，赫尔利也是国内学者的一大关注焦点。牛军出版的 从赫尔利到马歇尔 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 一书聚焦 年至 年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清晰梳理了美国与国民政府、美国与中共，以及国共的复杂关系 。牛军还指出，美国在战争结束前夕卷入国共政争，赫尔利有着无可推卸的责任。过去学者们认为，赫尔利最初与中共签署“五点协议”（即国民党、共产党一致合作，统一所有军队，击溃日本，建设中国；改组国民党政府为联合政府，宣布新三民主义政策；联合政府拥护孙中山所倡原则，建立民治、民有、民享政府；联合政府及联合军委会承认所有抗日部队，抗日军队应遵守执行联合政府与联合军委会的命令；承认各党派团体合法地位）只是一个拖延时间的骗局。但事实上，这确实是他的意图所在 解除中共的军队领导权，建立以国民党为中心的民主联合 。关于赫尔利使华对美国战略的影响，向立岭也出版了 转折的一年 赫尔利使华与美国对华政策一书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赫尔利的调停适得其反，不但没有实现罗斯福避免国共内战的初衷，反而通过强烈支持蒋介石，使美国的“扶蒋抑共”政策趋向“扶蒋反共”，从而最终酿成了内战。陶文钊从更宏观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对华战略的变化。他指出，赫尔利的个人因素并不足以促成美国对国共双方态度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在 年 月至 年 月逐渐发生第 期卢晓娜：国内学者关于抗战时期中共外交关系的研究述评的。这半年多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都促成了美国态度的转变，如史迪威事件、迪克西使团改组，国共双方谈判破裂，以及赫尔利与其他大使馆成员之间的分歧，等等。赫尔利来华本身并不是美国战略转移的节点，美国对华战略变化的起点应在 年 月。赫尔利最初确实希望促成国共的妥协与合作，但当他发现蒋介石态度强硬后，却迅速倒向重庆一方，向中共施压。这完全背离了罗斯福派他出使的初衷，更不符合现实主义路线，从而将美国对华政策推向极端 。四、余论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充分证明，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首先，中国率先举起了反法西斯旗帜，“开辟了世界上第一个反法西斯战场，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站在世界历史最前列，代表着世界历史前进的方向”。其次，中国的持久抗战有力牵制了日本世界战略的展开，避免了苏联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减轻了美国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加速了法西斯轴心集团的崩溃 。再次，中国最早倡导并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罗斯福便曾这样告诉儿子艾略特罗斯福（）：“如果中国放弃抵抗，将会有多少日军得以脱困？他们腾出手来会做什么？他们也许不费吹灰之力就攻陷澳大利亚，占领印度，继而探囊取物直指中东。这样，德、日大规模的钳形攻势便会在近东形成夹击，俄国将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埃及则会遭到瓜分豆剖。所有经过地中海的交通线都将被切断。”在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中，中国共产党的坚持是抗战最终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有力支撑 。学者们的研究充分印证，除了大力拓展敌后抗战规模外，中共还积极开展对外宣传。中共的宣传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外国媒体及美国军政人员对中共的感观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共外交工作的开展。同时，中共举起抗战外交大旗，积极倡导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早在德国进攻波兰前，中共便预见，法西斯会是世界所有和平国家及民众之公敌。基于此，中共“加强同大国的联系，以推动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学者们的研究再次印证，中共的抗战效能及战略潜力事实上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战略。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持续升级，美国愈加认识到中国战场的重要性。作为抗战中最重要的两支政治军事力量，国共两党均受到美国的高度关注。如何最大限度发挥中国战场的价值，拖住日军，为盟军提供战略支持，成为美国政府最迫切考虑的问题。日军“一号攻势”后，正面战场的颓败局势使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大为失望。美国更加寄望于中共，希望同中共建立联系与合作。一些有识之士基于理性、客观的现实主义理念，突破意识形态的局限，向政府高层力陈同中共建立战略合作的重要性。现实主义的外交理念为美国处理对华关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同时，它也为中共打开了一扇门，使中共和盟军更紧密地联系、团结在一起。美国当代历史学家詹姆斯里尔登 安德森（）认为，“美国政府试图同中共加强联系，这是对中共的 半官方认可（）。同时，这也为中共突破国民政府封锁，争取国际援助提供了一大良机”。对中共与美国双方而言，派遣军事观察组是互惠、互利的外交活动。然而，随着共同对日作战的战略目标即将完成，美国再次陷入意识形态桎梏。尽管如此，抗战时期中共同外界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对今天仍有极大启示。如何推动未来世界和平发展、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些问题无意识形态之分、无大国小国之分，是全人类都必将解决的共同课题。中美作为两大政治体，共同担负着重要责任。简言之，决定中美能否破除执念之魔障的，是双方的智慧与格局，既不重蹈意识形态分歧的覆辙，也不堕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参考文献：韩永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战地位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洪富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建构：以大后方为中心的考察 党的文献，（）：费正清，费维恺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齐世荣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国际环境和世界意义 求是，（）：齐世荣 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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