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适用与配套机制思考.pdf

257时代论坛关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适用与配套机制思考中国内地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刑事责任年龄做出调整，将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严重残疾的责任年龄降低至12周岁。这一修正向社会公众释放出一个信号，即未成年人的恶劣刑事犯罪不能“不了了之”，年龄不能成为恶劣刑事犯罪的保护伞。尽管如此，学界关于中国内地刑事责任年龄的争论并未停息。反对者认为下调刑事责任年龄违背了防治青少年犯罪“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刑事政策，并认为此举可能会导致未成年罪犯难以返回社会进而再次选择犯罪。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阐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分析刑法第17条第3款如何适用，并建构完善相应的衔接配套机制，从而减少反对者的疑虑，为低龄未成年人营造健康的成长环境。刑事责任年龄下调概述新修正的刑法将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笔者对此次刑事责任年龄的调整持肯定态度，此举在整体维持既有标准的基础上回应社会关切。现行刑法将刑事责任年龄起点下调至12周岁，以6岁入读小学计算，12周岁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小学教育，应该已经对严重的暴力犯罪及其危害后果有清楚的认识，并且具备相应的自控能力1。刑事责任年龄的下调不代表绝对要承担刑事责任，谢昊坤1胡芷昱2（1.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中国澳门519000；2.澳门理工大学语言及翻译学院中国澳门519000）摘要：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是我国根据犯罪现状所作出的合理调整，且12周岁应当已经对故意杀人和严重的故意伤害行为有所认识并具有自控能力。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并非仅指罪名，而是指具有其性质的行为；如何认定情节恶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低龄未成年人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我国应当建构累积评价制度、完善定期访问机制，为低龄未成人的健康成长营造更为良好的环境，预防其走上犯罪的道路。关键词：刑事责任年龄；低龄未成年人；刑法修正案（十一）只有“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才须承担刑事责任。而承担刑事责任并不直接与监禁刑划上等号。尽管根据刑法第232条、第234条的相关规定，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适用刑罚均为徒刑或以上，但是根据刑法第17条第4款的有关规定，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即低龄未成年人有适用管制或缓刑制度的可能性。因此，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未违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相反，如果不对行为严重失范的低龄未成年人进行规制，放任其发展，则可能致使他们在违法的道路上愈行愈远2。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适用问题对“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理解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制的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严重残疾，是仅指触犯此两种罪名，还是指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严重残疾的行为呢？譬如，12周岁的低龄未成年人强奸致人死亡或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是否可以依据刑法第17条第3款由最高检核准追诉后承担刑事责任呢？根据刑法第238条的相关规定，非法拘禁他人，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刑法第234条、第232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依照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罪或故意杀人罪论处，此时年满12周岁的低龄未成年人在最高检核准追258 时代论坛 诉后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并无歧义。但是对于强奸致人死亡或绑架致人死亡的情形，依据刑法第236条和刑法第239条的相关规定属于结果加重犯，依然以强奸罪和绑架罪论处，这个时候是否能依据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规制年满12周岁的低龄未成年人呢？根据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八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不是指绑架撕票的，不负刑事责任”；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实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以外的行为，如果同时触犯了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应当依照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确定罪名，定罪处罚。”据此可以推定，刑法第17条第3款所指的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是指行为，而非单纯的仅指罪名。否则犯罪人以他罪之名行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之实，在形式上实施数罪却反而规避了刑罚，有违立法初衷。对“情节恶劣”的理解现行刑法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下调至12周岁，并非直接“一刀切”，而是规定“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即把是否追责的决定权交至最高检的手上；也因此有学者将这一修改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恶意补足年龄。”所谓“恶意补足年龄”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处理一般刑事责任年龄标准之下的某个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在实行侵害他人生命健康权行为并造成严重后果，同时在实施过程中具备“恶意”，即意识到此举的错误并故意而为之时，则应当视其已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并对此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如何把握情节恶劣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低龄未成年人是否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陈兴良教授认为在故意杀人罪中，情节恶劣主要指主观恶性程度高3；亦有学者指出应当从主观恶性、社会影响程度和犯罪后果三个方面考量4。笔者认为最高检在具体案件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察。第一，考察犯罪起因和犯罪目的。犯罪起因和犯罪目的可以反映出犯罪人主观恶性的程度，比如反抗长期遭受校园欺凌而实施的暴力的恶性程度与为了谋财或满足性冲动而实施的暴力的恶性程度显然不宜相提并论，后者一般要明显恶劣于前者。第二，考察犯罪手段是否极其残忍。犯罪人持械与否，犯罪人伤害被害人的部位以及实施暴力的次数都可以反映出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第三，考察犯罪后是否有贿赂证人、嫁祸他人等掩饰、隐瞒犯罪的行为。尽管根据期待可能性理论，实施杀人以后藏匿尸体的行为并不另行处罚，但是贿赂证人、嫁祸他人的行为妨害司法公正，可能构成妨害作证罪与诬告陷害罪。虽然低龄未成年人对此并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行为人显然存在犯罪故意，最高检应当结合具体情节酌情考察是否属于情节恶劣。第四，综合考察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险性。如果低龄未成年人在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严重残疾的行为之后有自首的情节，一般认为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降低。最高检在处理个案时应当从犯罪的完整阶段，结合低龄未成年人犯罪后的表现全面考察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完善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配套机制构建累积评价制度累积评价制度是指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低龄未成年人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严重残疾行为的，不论最高检是否核准追诉，相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应当对低龄未成年人的行为进行记录。之所以实施累积评价制度，是为了更好地落实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认真对待未成年人的可塑性，有利于未成年人的长远发展。诚如前文所述，未成年人犯罪在一定程度上是家长、学校教育的缺失，是社会责任的缺失。因此，当低龄未成年人实施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行为以后，不论最高检是否决定追诉，家庭、学校和社会都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实施累积评价制度，方便相关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日后与低龄未成年人的家庭、学校和社区访问，关注低龄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需要注意的是，累积评价制度不等于累犯。累犯是一种从严惩处的刑罚制度，根据刑法第六十五条的相关规定，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累犯制度，这体现了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累积评价制度是对低龄未成年人实施刑法第17条第3款行为的记录，而非一种刑罚处罚。做记录不等于“留案底”。累积评价制度应该在低龄未成年人年满14周岁以后消除相关记录，如此低龄未成年人在身心和切身利益等方面并不存在过多负担与损害，也不会感受到任何制度束缚与后续监管4。如果低龄未成年人前次实施的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制的行为并未被最高检追诉，在年满14周岁前再次实施有关行为的，是否属于“情节恶劣”呢？通说认为，过往行为只能证明过去的行为事实，不能证明现在、当下的行 259时代论坛为，与现在的行为没有关联性，因此即便有先前行为的记录，但不应当影响后一行为“情节恶劣”的认定。但是，在低龄未成年人的后一行为已经满足“情节恶劣”，最高检核准追诉的情形下，先前行为的记录是否会加重量刑呢？尽管不能直接适用累犯制度，但不能否定的是，如果低龄未成年人在12周岁至14周岁的短期间内实施复数次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严重残疾的行为，此时该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不容小觑。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多数情形下被害人也是未成年人6，法官应当兼顾低龄未成年人的可塑性与人身危险性，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身心健康和维护被害人生命健康权益、实现司法公正之间找到平衡。完善定期访问机制累积评价制度是为了促进家庭、学校和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关注低龄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在累积评价制度的基础上，有必要完善以检方为主导的定期访问机制，检方定期访问有记录的低龄未成年人所在社区、学校与家庭；如果低龄未成年人已经被采取专门矫治教育措施或被采取监禁刑，检方应当了解其亲属是否有定期探望，不具备条件的应当尽可能创造探望条件，探望时可由检方人员陪同进行。在访问过程中，不仅要关注低龄未成年人后续行为是否有异常，也要关注低龄未成年人在严重的故意伤害行为中受到负面影响的程度，不应该因为行为人在故意伤害行为中是加害人而忽视其可能也是受害者的一面如果社会上大多数成员认为实施暴力的低龄未成年人是罪犯，那么他有可能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而陷入阴影，进而自暴自弃。家庭和学校有责任避免事态向此方向发展，而检方应当督促家庭和学校履行教导的义务。定期访问机制不单关注低龄未成年人，亦应当关注其所在家庭，进行家庭教育指导7。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第49条的规定，公检法机关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发现未成年人存在严重不良行为或者实施犯罪行为，根据情况对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予以训诫，并可以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在低龄未成年人的教育上，检方的介入只是一时之举，真正的责任主体还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家庭教育是教育的基石，检方通过定期访问机制发现如果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责任的，应当及时予以批评教育，并通知所在社区持续跟进监护人的履责情况。定期访问机制在关注低龄未成年人的同时充分与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沟通交流，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给低龄未成人的健康成长营造更为良好的环境，预防低龄未成年人走上犯罪的道路。法律是时代的产物，张明楷教授谈到“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每个时期的问题不一样8。”当今青少年身心发育逐渐早熟，未成年人犯罪也有低龄化的趋向，将故意杀人罪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严重残疾的责任年龄降低至12周岁并没有违背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一名12周岁的低龄未成年人理应对诸如此暴力严重程度极高、人身危险性极大的犯罪及其后果有所认识，并具备自控能力。再者，刑法不单只是具有惩罚犯罪的功能，刑法更具有预防犯罪的作用，刑法第17条第3款的规定绝对不是为了严惩低龄未成年人而设立，而更多地是起到警示作用，并为极端犯罪提供规制的办法，而不是面对主观恶性极大、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的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束手无策。降低刑事责任年龄并不绝对等于承担刑事责任，承担刑事责任也不绝对等于监禁刑。诚然，我国仍需进一步完善刑事责任年龄下调以后的协调配套措施。建构累积评价制度，完善定期访问机制，严格遵循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完善专门学校建立和矫治措施制度，共同为低龄未成年人营造良好的成长环境或再造环境，让低龄未成年人远离犯罪的道路。参考文献12陈玮璐.青少年犯罪防治与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规定之修改J.中国青年研究,2021(02):52-57+42.3陈兴良.故意杀人罪的手段残忍及其死刑裁量以刑事指导案例为对象的研究J.法学研究,2013,35(04):160-179.4敖从庆.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制度的创新：刑法修正案（十一）第1条的规范解读J.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4(03):132-138.5王金勇.建议将酌定不起诉记录纳入违法犯罪信息库N.检察日报,2020-01-20(003).6龙敏.我国未成年人累犯制度的反思与完善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4):74-85.7王旭.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机关协调配合机制研究以刑事责任年龄降低为视角J.青少年犯罪问题,2022(02):119-128.8张明楷.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司法认定J.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8(2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