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泛滥难禁的罪案“顶包”现象.pdf

古代泛滥难禁的罪案“顶包”现象文陈忠海暗。在地方上，官吏贪赃枉法，贿赂成风，民怨沸腾。汉桓帝刘桓在位的延熹末年，有一个名叫刘瑜的人被举荐为贤良方正，取得做官的资格，拜为议郎。后汉书刘瑜传记载，刘瑜是当时少有的有责任感的士人之一，他上疏皇帝，直陈时弊。在这份上疏里，刘瑜列举了种种治政之失以及存在于社会上的不合理现象，其中有一句话：“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撃相视分裂。”意思是：贫困的人，有的甚至出卖自己的人头，去向官府领取悬赏，父亲和兄长互相替代杀身，妻子和儿女眼看着亲人死去。这里说的是一种司法腐败现象，即冒他人之名顶凶。出于各种原因，有人愿意承担别人的罪名，甚至被杀头也在所不惜，而真正的犯罪者却可以逍遥法外。当时，某些大案发生后官府迫于压力时常悬在电视剧雍正王朝中，江南巡盐道任伯安的弟弟任季安犯了死罪，行刑那天康熙皇帝突然出现在法场，亲手撕去“死囚”的假胡须，发现此人只有二十多岁，而任季安已经四十多岁了。康熙皇帝盛怒，下旨严查。原来，顶凶的这个人名叫张五哥,是刘八女花钱并通过哄骗方式找来顶罪的，任伯安是刘八女的姐夫。这桩刑部顶凶大案涉及刑部尚书、刑部侍郎等朝廷官员以及众多地方官员，最后都被革职。真正的任季安被斩首，任伯安丢掉了官位，刘八女被判终身监禁。犯罪后花钱买人冒名顶替自己以逃脱法律的制裁，这种贿买顶凶行为在中国古代早就存在，且愈演愈烈，最终发展成为流行于清代社会的“宰白鸭”现象。清代“宰白鸭”案件频出，有的还轰动朝野，其产生和难以治理的原因有些复杂。在这些古代“顶包”案件的背后，往往有着达官显贵影影绰绰的身影。贿买顶凶现象由来已久东汉末年，宦官与外戚轮番专权，导致政治黑电视剧雍正王赏捉拿凶犯，有人为了让亲属得到赏金，故意让亲属朝中张五哥替任季安顶死罪。“揭发”自已，这就是“卖其首级”；家里有人犯了罪，亲人间互相代替去“自首”，这就是“相代残身”。刘瑜将这些写在针砭时弊的奏疏中，说明这些现象在当时十分普遍。曹操出生于东汉末年，祖籍沛国谯县。年轻时，曹操生活在家乡，与谯县夏侯氏家族出身的夏侯停、夏侯渊等情谊深厚，情同手足。三国志夏侯渊传记载：“夏侯渊字妙才，停族弟也。太祖居家，曾有县官事，渊代引重罪，太祖营救之，得免。”曹操不知犯了什么事，县里要追究他，夏侯渊替他“认罪”，之后曹操又设法将夏侯渊救了出来。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都是一件违法的事，但史书却将这件事写在当事者的传记里，强调的并不是这件事情的法律性质，也无批评之意，而是强调当事者如何“仗义”。曹操出生于汉桓帝时，可以视为刘瑜同时代的人，这则记载印证了刘瑜奏疏中所讲的事实。贿买顶凶现象在各朝代都有，尤其涉及命案时，真正的凶犯为了活命，不惜重金“买凶”，顶替自已人刑，而在严重贫富差距下，即便要被杀头，也有人愿意去“顶包”。元史许传记载，元世祖忽必烈至271封面1商勾结、营私谋利的重大贪腐案件。该案涉及王公贵族、在京官员、富商大贾，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又夹杂着清廷内部的派系政治斗争。肃顺被调任为户部尚书后严查此案，在他手下，户部五宇钞票案复审以五宇官号商人所有财产皆没收，户部办稿司员及胥吏数十人革职，查抄家产，原户部尚书、侍郎交吏部议处而告结束。原本肃顺已查到政敌恭亲王奕头上，但碍于皇家情面，最终让恭王府的首领太监为其主人顶罪。连一些小吏也险些在违法犯罪后找人“顶包”成功。明代成化年间任职大理寺卿的王檗，在王恭毅公驳稿中记载了一个下属杀害上司、手的弟弟献出儿子顶罪的案子。北京某卫所基层官吏周英因对上司马良不满，将其当街殴打致死。周英理应被判处死罪，他的弟弟周祥觉得自已有三个儿子，但只有一个哥哥，于是想出来用自已的儿子周洪为周英顶罪的念头。经过一番上下操作，居然办成了。案子层层上报，最终到了大理寺卿王檗处。王檗经过对相关人员口供的仔细分析，看出了其中的破绽，最终还原了真相，救了周洪一命。清代名臣张船山在任莱州知府时，处理过一起胥吏贪赃枉法，事后打算让差役来顶罪的案子。当时莱州府下属的昌邑县有一名叫唐如松的胥吏，贪污受贿成性。一天，当地举人陶尔昌把家里的仆人据三国志夏侯渊传记载，夏侯渊曾替曹操“认罪”。蒋成押送到县衙，说蒋成偷盗他家大批财物。当天元年间，武冈县(今湖南省武冈市)有个富豪打死了值班的是唐如松，经过一番审问，他发现陶尔昌是欲一名士卒，为活命，偷偷用一半家财买通家中的一名与蒋成的妻子邢氏私通，并将其纳为小妾。蒋成不佃农为自已顶罪。许刚好被擢升为岭北湖南提刑同意，陶尔昌就诬陷他偷窃。按察副使，觉得此案有异，于是细审，“审得其情，释唐如松审明案情，正要处理。陶尔昌暗中塞给佃者，系富民，人服其明”。唐如松二百两银子，请他下重手把蒋成处理掉，以让他如愿纳邢氏为妾。唐如松立即推翻了之前的判找人“顶包”的官更断，下令叫差役周发发将蒋成鞭背1 0 0 下，并暗示周发发可以下重手，结果蒋成皮开肉绽，刚走出县衙大流传至今，由官吏犯下的古代“顶包”案件有史门就倒地而死。事情传出舆论哗然。邢氏看到丈夫可查的不多。但从那些遗存于历史缝隙里的故事，死状惨烈，与陶尔昌翻脸，到县衙击鼓告状。已能让人一窥彼时恶劣的司法环境。按清朝法律，除知县外，其他人不能用刑，唐如清代咸丰年间，户部因军务吃紧，经费支，奏松下令用刑显然是违法的，而且还闹出了人命。唐准试行宝钞。恭亲王奕新于咸丰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如松却把责任推给周发发，说是周发发用刑过猛，属上奏称已邀集当行、钱银及粮食等行数百家，自愿措于意外失手。县令暗中审讯周发发，得知唐如松收资垫发钞本。清政府批准所请，遂设立宇升、宇恒、受陶尔昌贿的真相后，连夜向莱州府和省府报告宇谦、宇丰、宇泰五家官钱铺，却最终演变为一场官此案。巡抚得报，下令把唐如松撤职，发交莱州府看28押审问。张船山得知后，将人犯提来审问。唐如松最初还百般抵赖，张船山不得已动用大刑，唐如松才招供。清代流行“宰白鸭”到了清朝，相比达官显贵“顶包”顶罪的秘不可说，民间贿买顶凶现象更为泛滥难禁。大学士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中指出：“甚哉，治狱之难也！而命案尤难。有顶凶者，甘为人代死。”王先谦在东华续录道光五中也记载，道光二年（1 8 2 2 年）闰三月，刑部收到广东报送的一批人命案，其中潮州府就有贿买顶凶案3 7 件。贿买顶凶案越来越多，人们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宰白鸭”，它出自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三：“福建漳、泉二府，顶凶之案极多，富户杀人，出多金给贫者，代之抵死，虽有廉明之官，率受其蔽，所谓宰白鸭也。”陈其元在清朝咸丰年间曾任詹事府主簿，后升任泉州知州等职，对地方上的司法状况较为了解。陈其元的父亲陈鳌曾任职于献局，专门负责审理案件，在此期间经办过一件斗杀案，“凶手”只有1 6 岁。陈鳌发现案情存在重大疑点，被害人户体上有几十处伤口，“非一人所能为”，但被认定为凶手的这名少年很稚弱，“似亦非力所能为”。在陈鳌提审过程中，新的疑点又出现了，这名少年招供时跟事先背诵过一遍那样，“供口滔滔汨汨，与详文无丝忽差。再令覆述，一字不误，盖读之熟矣”。陈鳌明白了大概，经过反复劝导，少年说出了实情，他流着泪说自己就是所谓的“白鸭”，是别人花钱雇来顶罪的。陈于是将该案驳回县里重审。然而，等县官再审时少年再次反转，仍坚称自已杀了人。县官问：“尔年纪甚轻，安能下此毒手？”少年回答：“恨极耳。”陈鳌又见到该少年，问他为何这样做。少年流泪答道：“极感公解网恩，然发回之后，县官更加酷刑，求死不得；父母又来骂日：卖尔之钱已用尽，尔乃翻供，以害父母乎？若出狱，必处尔死！我思进退皆死，无宁顺父母而死耳。”原来，少年回去后遭到县官酷刑相加，就连父母都过来逼自已认罪，原因是收他人的钱已经花光了，除了去替死没有其他选择。陈鳌闻听，一方面十分悲愤，另一方面也无可奈何，“遂辞献局差”。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中记述了这件事，同时感叹：“！福建人命案，每年不下百数十起，如此类者良亦不少，为民牧者如何忍此心也！”收买他人顶罪的往往涉命案，顶罪者通常会被判处死刑，收买所用的这笔钱被称为“香灯钱”。清人黄安涛在诗娱室诗集解释：“顶凶类多孤子，所得身价，彼谓之香灯钱，以死后旁人为之接嗣，继续香火也。清代道光年间，郭光启在潮州为官，他也讲述了“宰白鸭”现象。清诗纪事道光朝卷收录郭光启之语：“潮俗，杀人真犯匿不出，而被诬者又快不自申理，率买无业愚民，送官顶替，贪利者罹法网爲，名日“宰白鸭”，是可焖也。”晚清学者周寿昌在思益堂日札中也写道：“今时广东、福建顶凶之弊，惟械斗案最多，恶习相沿，殊不易破。”清代的“宰白鸭”现象十分普遍，曾接连爆出过许多影响很大的案件。其中影响最大的“宰白鸭”事件是发生于光绪七年（1 8 8 1 年）的王树汶案，清末民初人李岳瑞在春冰室野乘中对这起发生在河南省南阳县的案件有详细记述。胡体安是一名胥吏，也是一名“盗魁”。一次，胡体安指使手下抢劫了一家富户，后被该富户侦知，上控司院。巡抚涂宗瀛下令缉拿，胡体安与手下商量，“以其家童王树汶者，伪为已，俾役执之去”。王树汶只有1 5 岁，又弱又小，根本不像江洋大盗，但县令马葛不管这些，草草定案。将王树汶(左）行刑时，王树汶大呼：“我邓州民王树汶也，安有所谓案是影响最大的“宰白鸭 事件。胡体安者？若辈许我不死，今乃食言而戮我乎？”涂291封面1宗瀛闻报大惊，命人复审。复审中，王树汶说自已不是胡体安，而是王树汶，父亲名叫王季福，在邓州务农。涂宗瀛于是命邓州知府朱光第拘传王季福到案。案情很快将水落石出，就在这时涂宗瀛升任两湖总督，河道总督李鹤年继任河南巡抚。负责王树汶案二审的陈许道员任恺与李鹤年关系密切，任恺为掩饰错案，阻止朱光第拘传王季福。好在朱光第不为所动，仍将王季福拘传。经过对质，证实王季福与王树汶确实是父子关系,王树汶不是胡体安。王树汶洗脱了罪名，但李鹤年为祖护任恺，仍指使办案人员将王树汶定了个“强盗从犯”的罪名，这样一来审理过该案的有关官员可以免予承担责任。此事引起轩然大波，在京的河南籍官员纷纷上书弹劾，朝廷于是命河道总督梅启照为钦差大臣，重审该案。然而，重审的结果仍然将王树汶定为“盗从”。这个结果仍难以服众，为平息舆论，朝廷再令刑部提审该案。刑部尚书潘祖荫指派郎中兼秋审处总办赵舒翘主审。赵舒翘经过几个月调查取证，终于还原了真相。最终，王树汶被无罪释放，马被判发配充军，李鹤年、梅启照等官员分别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离奇的是，与此案有关的众多官员被处理，而此案的始作角者胡体安却隐姓埋名得以逃脱，一直逍遥于法外。在这些贿买顶案中，最可怜的还是那些充当“白鸭”的人。王树汶是幸运的，最终获得了自由，但该案的审理耗时1 0 年，这些年他在监狱里恐怕每天过的都是担惊受怕、生不如死的日子。郭光启写过一首宰白鸭诗，诗日：“白刃如霜初出厘，市上争看宰白鸭。”“顶包”背后沉默的真相康熙年间，桐城派文学家方苞因文字狱先后收押于江宁县狱、京城刑部狱，前后达两年。方苞出狱后追述在监狱中的所见所闻，写下狱中杂记一文，用亲身经历记述了清代监狱中的残酷阴森，揭露了官吏与奸民勾结舞弊的种种罪恶行为。其中还记叙了另一种“宰白鸭”，且更为“高级”，可以直接在监狱里完成整个操作。方苞在狱中杂记中写道，一些年老胥吏家中藏有伪造的官府印信，发往各省的公文也敢直接动30手脚，“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当时法律规定：“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有兄弟二人因把持公仓人狱，依法应判立即处斩，判词都已拟好了。这时一位部员对他们说：“予我千金，吾生若。”二人不信，问他有什么办法。该部员说：“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侯封奏时潜易之而已。“意思是，只需另做一份奏本，判词都不用改，用单身没有亲戚的两个人换掉你们的名字，抽去真奏本，换上此奏本，就这么简单。问题是，这种事情可以瞒过外人，却瞒不过上司，难道不怕出事吗？就此，上述部员解释道：“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意思是，如果上司发现，真要严查起来，固然会败露，但上司也要承担相应责任，他不会用自已的官位去换两条人命的，所以即使发现了也不会追查。方苞后来在狱中果然又见到本来该处死的那兄弟二人，有人指着他们悄悄对方苞说：“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贿买顶凶行为在中国古代盛行，司法官员的贪赃枉法只是造成其现象的一个原因，贫富不均的社会现实、官员考核制度的单一性以及司法制度的漏洞等也都不容忽视。在社会层面，中国封建王朝始终无法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由此造成社会的贫富不均，在极端贫困之下才会有一些人不惜用性命去换钱。在官员考核制度方面，存在只看结果忽视过程的问题，这也是制造贿买顶凶现象的一个推手。清末学者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指出，某地多盗贼，各级官府严令捕盗，负责此项事的官吏为完成任务以便升迁，“即贿买贫民为顶凶以销案”。在司法制度方面，重视口供、不重视证据的问题在清代较为普遍，这也为贿买顶泛滥制造了机会。大清律例名例规定：“翰狱官详别讯问，务得输服供词。”大清律例断狱规定：“凡狱囚，徒流死罪，各唤本囚及其家属，具告所断罪名，仍责取囚服辩文状。如不服者,听其自行辩理。”遇到贿买顶凶案,如果审案的官员缺乏良知和责任感，出钱者和顶罪者又达成了一致，在这种情形下即使发现案件存在一些疑点，只要供词没有问题，也会速审速判。至于遇到黑心的官员，与凶犯勾结在一起，上下其手，那就更难还原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