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局2018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暨党务政务公开工作总结.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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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局2018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暨党务政务公开工作总结

一、队伍基本情况
各项工作情况
（一）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工作情况
1、注重结合，认真开展“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主题教育活动。结合创先争优、“改进思想作风、提高党性修养”、“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等活动，统筹安排，扎实推进“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主题教育活动。一是集中强化学习。举办了全市司法行政系统业务培训班，重点学习了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和自治区纪委十届六次全会、市纪委八届七次全会精神。二是活化学习形式。通过举办演讲比赛、有奖征文、知识竞猜、评选优秀党员等，开展向身边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学习教育活动，组织召开了读书精品交流会，畅谈读书心得，提高“执政为民”意识。三是对照检查。每名党员认真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撰写书面党性分析材料，召开支部定期党性分析会和专题组织生活会，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四是公开承诺。每名党员干部认真填写《党员公开承诺书》，在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出承诺，并张贴在公示栏，主动接受群众监督。五是建章立制。研究制定了文明服务、延时服务、上门服务、预约服务、惠民服务、阳光服务等六项便民服务措施，正在起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律师工作意见”、“律师诚信服务承诺”、“律所诚信服务公约”等制度。目前共报送了专题信息7篇。
2、抓价值认同，培育廉政文化。在局机关楼道、办公室悬挂和张贴廉政警言警句、字画29幅，制作“廉政风险温馨提示牌”和廉政风险电脑显示屏进行时时提醒，营造浓厚的廉政文化氛围。举办了全市司法行政系统新春文艺汇演，自编自演舞蹈、小品、配乐诗朗诵等15个节目，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气息。开展“贴红旗读好书”活动，推行“政治生日”活动，通过感恩思想汇报、赠送“政治生日”贺卡和组织寄语等形式，营造党性修养的良好氛围。邀请市委党校吴惠珍教授专题讲授《党史》（二卷），分两批组织党员干部职工到井岗山等地开展以“忆革命先烈、燃红色激情”为主题的红色教育活动，组织干部职工观看《建党伟业》等教育电影，扎实开展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大讨论活动，率先在全区司法行政系统提出“忠诚、诚信、热情、实干、公道、廉洁”的司法行政价值标准，积极培育并丰富“忠诚把方向、诚信提威望、热情促和谐、实干出成绩、公道服人心、廉洁正己身”的司法行政廉政文化体系。
3、抓警示教育，推进党风廉政建设。认真贯彻《廉政准则》，每季度上报一次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情况，成立了由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副调研员、各科室负责人组成的“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制定了2018年党风廉政建设学习安排和学习方案，加强学习教育，不断提高思想认识。组织全系统120多名干部职工到石嘴山监狱接受警示教育，通过实地观看监所教育改造现场、生活管理现场、预防职务犯罪警示展览、警示教育片，使干部职工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洗礼”。组织干部在市委党校参观廉政教育基地，通过听讲解、看专栏，阐释廉政教育的内涵，让干部深受教育。组织全体党员领导干部观看市检察院牵头的“全国检察机关惩治和预防渎职侵权犯罪专栏——石嘴山巡展”，组织党员干部观看“我被13所学校开除”等典型案件警示教育专题片，协助市纪委、石嘴山监狱承办了“热血清风”--宁夏反腐倡廉警示教育主题晚会，强化警示教育活动。

            浅议以非诉讼替代为切入点  树立人民调解公信力    永阳镇地处城关，下辖11个居委会、11个村委会，一个省级私营经济园区，居住人口达10万人，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类矛盾纠纷的发案率高于周边镇，人民调解的地位，作用也显得尤为突出。如何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将各类矛盾尽量解决在基层、在萌芽状态，避免当事人结怨，降低当事人诉讼成本，以及为法院节省时间、减轻诉累，促进法律文书的有效执行，在“庭审式”人民调解改革取得初步经验后，进行了摸索和尝试，做法是：立足以非诉讼替代为切入点，树立人民调解公信力。所谓非诉讼替代机制，是建立在人民法院指导调委会工作的基础上，通过联席会议制度的方式，将当事人自愿的，法院未立案或暂缓立案的，可能通过调解化解的，或通过调解可以防止矛盾激化的纠纷诉讼审理活动前移，让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前介入，并参与在法官主持或指导下的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这种机制的形成，进一步拓宽了人民调解的工作范围，使人民调解与法院诉讼衔接有了新的空间，整合了人民调解和法院审判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民调解的工作优势，具有较好的政治效益，社会效益和法律效益。    一、强化镇调委会与法院的联动，构建非诉讼替代机制。    人民调解作为一种民间调解，从一开始创建，在广义上就是一种非诉讼替代，即民事案件不通过诉讼 的方式而以中间人出面排解达到和平的化解的目的，这与法院的司法调解有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新时期人民调解与法院之间开展联动协作的基础，同时，也由于人民调解是在双方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所达成的协议(格式化)，在不违背现行的法律政策的情况下，应该就是当事人意志的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格式化协议书的认定上，是作为案件审理的最有效证据予以采信，甚至在调解后，一方反悔时进行诉讼而给予维持，进一步提升了人民调解在法律上的权威性。因此，在新时期人民调解的非诉讼替代机制的形式，是特指狭义上的与法院立案审理执行过程中的补充性替代，一方面是建立 在民调程序的公正性上，另一方面是建立在人民调解员素质的提高上，这两方面缺一不可。除广义层面上的替代外，这种狭义上的替代就是要求人民调解员积极参与到法律诉讼的全过程，发挥人熟情通的优势，做好法院案件审理的辅助性工作，包括案件主审法官想做而做不到或不方便做的一些事，为法院人性化办案创造条件，这不但符合当 事人双方的意愿，也合乎“xxxx”思想的要求，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法律救助性工作，强化法院与人民调解之间的互补，对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也将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一是建立镇调委会和法院联系庭的联席会议制度。由镇和法院每季度相互通报民事纠纷发案情况、发案的特点。调解工作的难易程度，确立相互配合的案件数量、原因以及配合的方式，明确调解的预期值。二是建立镇调委会和法院联络员制度。镇指定的联络员一般为镇村(居)调委会的首席调解员，并将名单报送法院，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指定参与的调解人员。县法院指导民一庭庭长为联络员，随时通报未立案和已立案以及已裁决案件的情况，并明确需要配合调解的案件、主持和指导的法官，确定调解的地点、参加人员等。三是建立调解档案审核制度。凡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的调解案件，其档案资料以调委会归档，使用的程序以人民调解程序为主，由受理、通知、调查取证、调解、达成协议、送达回访等书面资料组合成完整的卷宗，并有首席调解员审核签字方可归档，适时请县局、县法院共同评审，改正不足，进一步提高调解协议的制作水平。四是建立民调审判联动制度。县法院对于一些简单的民事纠纷案件有时也启动特邀人民陪审员(一般为基层调委会主任担任)或民调委人员主持调解，发挥其为人公正、熟悉业务、人熟情通的优势，在法院先行调解达成协议的，由法院主持调解的法官制作调解协议书，由法院落实履行或委托调委会监督履行，提高人民调解员调解的公信力。五是建立首席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制度。由人民法院派主审法官到镇进行镇、村(居)首席调解员培训，每年集中培训二至三次，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组织首席调解员到法院进行旁听观摹案件审理，适时邀请主审法官进行典型案例剖析和答疑释惑，印发相关法律资料等，逐步实施首席调解员持证上岗调解制度。    二、明确非诉讼替代适用范围，确保人民调解不缺位、不错位、不越位。    从工作实践来看，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人民调解员既是主角也是配角，但目的只有一个，即园满解决民事纠纷案件。人民调解适用非诉讼替代机制，一般主要为以下四类案件：一是未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而直接向法院起诉的纠纷，一般为小定额债务纠纷，法院可以建议当事人将纠纷委托给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降低当事人的诉讼成本。二是已经立案，但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纠纷，一般为侵权纠纷、邻里纠纷、婚姻纠纷和少数商事纠纷，法院在庭审前，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可委托或邀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或参与调解，调解成功后，原告撤诉。三是已经开庭，但当事人情绪激动，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的民事案件，一般为容易激化、积怨多年、历史遗留的邻里纠纷、权属纠纷、旧城改造、房屋拆迁纠纷、土地山林纠纷和群体性纠纷等，一般情况下，法院可暂缓判决，会同人民调解委员会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或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在法官指导下，由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这类案件在调解成功后，原告可以撤诉，也可以由法院制作调解协议书或在情绪平稳后由法院进行判决并履行。四是在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有可能采取过激行为，或执行有难度的案件，一般为一名原告多名被告或多名原告一名被告的案件，如企业破产、粮油加工 厂挤兑、环境污染、征地拆迁、土地流转等涉及人数多的群体性矛盾，法院可暂缓执行，商请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执行。    三明确非诉讼替代运作原则，树立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启动非诉讼替代机制应把握以下原则：一是为
当事人降低诉讼成本的原则。诉讼在民事案件中，应该是在调解不成的情况，最后不得已而选择的最终途径。但其中的诉讼成本必然会转嫁当事人双方或一方的头上，增加了当事人双方的经济负担，有时出现案件胜诉，但经济上却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不是什么民事案件都可以进行法律援助的，而导致这种结果不但会给当事人认为没钱法院不受理，有钱进行诉讼反而导致打赢官司输了钱，没有说公理的地方，而要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走非诉讼替代则是最佳的选择。二是化解矛盾和平共处的原则。俗话说“一起官事三代仇”，既然走到了法院诉讼程序，矛盾必然激化到不可调和的局面，法律的公正裁决和平息矛盾之间出现了愿望相背的情况，公正 得到了，但再和平共处的基础却丧失了，这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初衷相悖的，也不利于社会稳定。三是降低执行成本的原则。民事案件除经济案件外，一般标的不是太大，法院判决文书生效后，当事人一方如果久拖不履行，法院在执行时，仅执行费一项也会增加当事人一方的经济负担，增加法院的工作量，这与调解庭履行义务相比，在时间、人力、经济的负担都会明显降低。四是经济的原则。这里所指的经济是指方便、快捷、高效。人民调解在非诉讼替代处理一些群体性民事纠纷方面表现比较灵活，一般情况下，效益较高。在把握上述四个原则的基础上，法院如果有法官参与调解，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将会明显提升。    四、慎重非诉讼替代操作，力求人民调解再上新台阶。    与法院衔接进行非诉讼替代操作，是工作上的创新，是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在调解领域的合作，是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工作的过程。在具体操作时，侧重把握以下几方面：一是处理重大疑难问题邀请法官指导。如处理农村建房出现房屋质量问题，对加固费用的索赔案，通过法官指导下以庭审式调解的方式园满解决。二是对一些固定标的物在执行时困难的，主动启用非诉讼替代，如土地流转过程中的土地纠纷、基地纠纷等，这一类案件在诉讼裁决后执行难度大，难易执行到位。三是对涉及到政策法规方面的案件，法院受理后难以裁决的，由法官主持，邀请相关当事人、人民调解员共同调解的，如土地开发中的征用土地补偿费的索赔案，对一些涉及政策法规内的群体性矛盾，特别是涉及多个主管部门的案件，原则上以人民调解为主，在法官指导下进行协商调解，如房地产开发、企业污染等案件，这类案件涉及到的当事人双方较多，诉讼起来也比较困难的。四是对一些小定额债务，如借贷没有凭证由案件而引发的纠纷，从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况下进行非诉讼替代调解。五是对矛盾不在辖区内的当事人双方主动要求调解的案件，如民事案件中的索赔和合同纠纷等，由于非诉讼替代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以自愿、公平、公正的方式调处纠纷，这一类矛盾的调处履行率都在100％。

关于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定性问题

行为人在非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辆致人死亡如何定性，最高人民法院法释２０００３３号《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２款已有明确规定，即按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规定的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但是笔者认为，过失致人死亡罪与交通肇事罪是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犯罪，有着本质的区别，确定为过失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处罚更符合法律原理和立法精神。一、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符合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特征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或过失地实施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的行为。在非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即主要在乡村自行修建的道路、自然通车形成的道路、住宅楼群道路、机关团体单位的内部道路以及厂矿企事业的专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虽然不符合交通肇事罪规定的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的特征，但这些非道路同样是公众经常出入的地方。在这些非道路上行驶，违反交通法规，发生交通事故，同样会给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公私财产带来危险。因此非道路交通事故侵害的社会关系应该是公共安全。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在道路上因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下的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由此可以推断，在非道路上交通肇事致人死亡，应以危害公共安全罪下的其他罪名定罪处罚。由于我国刑法分则未规定在非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构成何罪，所以，可将这种犯罪归类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二、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行为确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更科学笔者认为，对在非道路上因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确定为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比过失致人死亡罪更科学，主要有三点理由：首先，法释２０００３３号司法解释规定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表面上看似无不妥，但此罪侵害的客体是人的生命，与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侵害公共安全这一客体比较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重大社会危害性，其首先危害的是公共安全，在这种公共安全下才对特定人的生命产生侵害；而过失致人死亡罪，其首先危害的就是特定人的生命。其次，从刑法立法精神来看，在非道路上违反交通法规，发生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以及公私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均应构成同类犯罪，而法释２０００３３号司法解释却规定分别按重大责任事故、重大安全事故、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处罚。很显然，该司法解释规定了的三个罪，分别侵犯了两种不同的客体，即重大责任事故罪、重大安全事故罪侵犯客体是公共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客体是人的生命。而在一般情形下，由相同的主观因素，实施相同的侵害行为，侵害同一社会秩序，只不过造成了多种后果，所以应定一罪为宜，而不宜在不同的客体分别定罪。第三，从处罚结果来看，司法实践中对非道路交通肇事致人死亡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其量刑幅度为：“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交通肇事罪中有“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情形的，其量刑幅度为：“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只有“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情形的，才“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从这两罪的量刑幅度看，对非道路交通肇事犯罪，如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很显然，前者的处罚重于后者。这对在非道路上交通肇事的肇事者来说在刑事责任的承担上是不公平的。但是，以过失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它的量刑幅度则和交通肇事罪基本一致，即“处３年以上７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最低刑种也是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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